巴以冲突原因再探

巴以冲突原因再探 ​ 分类：教学研究 ​ 作者：尹成法 ​ 字数：2864 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 第4期 关键词]巴以冲突，历史根源，根本原因，实力对比，外部因素 　　[中图分类号]K3 E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4-0069-04 　　 　　中东问题是当今世界持续时间最长、最复杂的热点问题之一，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既有错综复杂的历史根源，更体现于主权、领土、安全等根本利益冲突，还涉及巴以实力对比和国际环境影响等因素。 　　 　　一、巴以冲突的历史根源 　　 　　巴勒斯坦古称“迦南”，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加沙、约旦河西岸和约旦。据史书记载，巴勒斯坦最早的居民是阿拉伯人，时称“迦南人”，公元前4000年前后从阿拉伯半岛迁到巴勒斯坦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犹太人祖先希伯来人从两河流域移居到巴勒斯坦，并于公元前11世纪末建立了统一的希伯来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在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三代国王的统治下，成为统一繁荣的国家，在犹太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公元前926年，王国分裂为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的犹太王国，两王国先后于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被亚述和新巴比伦灭亡。此后，巴勒斯坦地区又相继被波斯、希腊和罗马征服。公元135年，犹太人反抗罗马的最后一次起义失败后，犹太人开始了在全世界长达近两千年的流亡生活，沦为没有国土的民族。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战胜罗马帝国接管了巴勒斯坦。随后不断迁入的阿拉伯人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化，形成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千多年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体民族，并同占少数的犹太人平安相处。 　　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使他们认识到，要求得民族生存，必须回到故土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伴随着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开始大批移入巴勒斯坦，并声称他们对巴勒斯坦拥有“历史性”和“自然权”权利。犹太人不断移入、购买土地，以及在经济文化领域的渗透，客观上滋生了阿犹矛盾，阿犹之间因经济利益的冲突便时有发生。 　　1917年，英国发表了“贝尔福宣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此后，大批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涌向巴勒斯坦，到二战爆发时，犹太人占当地居民总数的百分比从1918年的7％上升到29.7％。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迅速发展和犹太人的大量涌入，激化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双方之间流血事件和武装冲突不断，并最终迫使英国政府重新考虑巴勒斯坦政策。1939年5月英国政府被迫答应限制犹太人移民，并在10年后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人为主的巴勒斯坦国。英国政府政策的转变，使英犹关系由合作转为对抗，也给美国插手中东事务、排挤英国势力以可乘之机。1947年11月29日，在大国的操纵下，联合国通过了关于结束英国委任统治，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的181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犹太人原来只占不到1/3的人口和少于6％的土地，决议却把57％肥沃的沿海地带划归犹太人，而占人口2/3以上的阿拉伯人只能挤进狭小的丘陵之地。联大的分治决议损害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尊严，成为大规模全面冲突的导火索，巴勒斯坦问题由此而产生。194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犹太人宣布成立以色列国。 　　联大分治决议和以色列宣布建国，成为阿以大规模冲突的导火索，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因巴勒斯坦问题的冲突也随即演变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全面对抗。此后阿以间爆发了五次大规模战争，以色列不但保住了1947年联合国划定的国土，而且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还占领了埃及、叙利亚部分领土及约旦河西岸、加沙、东耶路撒冷等大片阿拉伯领土，所侵占的领土超过了联合国划定国土面积的4倍，200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巴勒斯坦国也始终没能建立，巴以问题更趋复杂。历史地看，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与巴勒斯坦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巴勒斯坦是两个民族共同的根。犹太人的历次劫难与阿拉伯民族本无关系，犹太民族的遭遇确实令人同情，犹太人结束受歧视、受迫害的历史，实现民族解放和复兴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国际社会应予以支持。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繁衍生息已有1300年的历史，而今却要求他们拱手让出家园的大部分，于情于理都是令巴勒斯坦人难以接受的。更有甚者，以色列极端民族主义者提出建立一个版图包括历史上以色列鼎盛时期全部疆域的“大以色列”的目标。 　　领土主权是民族独立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巴以双方对同一块土地提出排他性的主权要求，成为巴以冲突最根本的特征，也是这一问题难以解决的关键所在。此外，由于宗教因素，使巴以冲突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民族和国界，发展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同犹太复国主义、伊斯兰教同犹太教之间的激烈冲突。巴以长期冲突和战争所造成的民族对立和不信任，成为冲突激化和持续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而每次冲突和战争又给两大民族造成更大的心理创伤，进而使隔阂加深，不信任和对立情绪增强，成为酝酿新一轮冲突的基础，巴以冲突因此陷入不信任——冲突——不信任加剧——暴力升级的怪圈。 　　 　　二、现实利益的交叉是巴以冲突的根本原因 　　 　　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和战争，留下了许多棘手的难题，它们集中表现为双方现实利益的交叉，成为巴以冲突持续的根本原因。 　　1．耶路撒冷问题耶路撒冷问题是指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它是巴以的焦点。耶路撒冷位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始建于公元前3150年，迄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著名的宗教和文化古城，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故有“三教圣地”、“三教圣城”之说。 　　1947年联合国决议将其划为国际共管区。1949年约以签订停战协定，耶路撒冷一分为二，以色列控制其西区(即新城)，约旦控制其东区(即旧城)。1950年以色列宣布将首都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第三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旧城，并将东、西区合并，东耶路撒冷遂成为“被占领土”。1980年7月30日，以色列国会通过法案，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永恒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巴自治当局则坚决要求在东耶路撒冷建立未来巴勒斯坦国首都。实际上，自第一次中东战争以来，耶路撒冷的主权实际上一直处于未定状态。无论是以约分治时期，还是1967年后以色列单独控制期间，国际社会都未承认它们在耶路撒冷的主权地位，各国大使馆仍设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对于以色列独占期间力图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一切措施，历届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决议都给予了严厉谴责，并宣布为无效和非法。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不仅是巴以之间的领土争端，更是一个涉及世界范围的宗教问题。耶路撒冷凝结着犹太人和阿拉伯两大民族的宗教灵魂，对双方都有特殊意义。巴勒斯坦对穆斯林的重要性，最主要的是因为耶路撒冷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有仅 次于麦加禁寺、麦地那先知圣寺之后的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寺——阿克萨清真寺。犹太人视耶路撒冷为自己民族的根，圣殿迄今唯一残存部分——西墙(即“哭墙”)，成为犹太教的圣地及犹太民族往日辉煌的象征。罗马帝国时期，耶路撒冷被基督教视为耶稣传道、受难、复活及升天的地方，统治者在耶路撒冷修建了许多基督教堂，从此耶路撒冷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圣地。因此，耶路撒冷不仅关系到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世俗权力，而且还涉及全世界基督教、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宗教情感和宗教权益。三大宗教圣迹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转移性，成为耶路撒冷问题最深刻的历史根源。阿拉法特声言：“我绝不出卖耶路撒冷，放弃耶路撒冷的阿拉伯领导人还没有出生。”沙龙针锋相对：“让我放弃耶路撒冷，除非改写圣经。” 　　此外，耶路撒冷错综复杂的民族杂居关系为耶路撒冷的主权归属平添几分困难。时代变迁造成的地理范围认识上分歧，也为耶路撒冷的分割带来了变数，而丰厚的旅游收入更是巴以双方争夺耶路撒冷考虑的因素之一。再详细的地图也说明不了它的复杂，再明确的界限也不能划分现实和信仰。 　　2．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巴勒斯坦难民主要是指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后，由于恐怖和战争而流落他乡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截至1998年底，巴勒斯坦难民为358万人，他们主要分布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在难民问题上，巴以双方在难民身份界定、遣返条件和责任等方面存有较大分歧。巴勒斯坦方面认为以色列应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承担主要责任，应给予难民回归权和赔偿，特别是回归以色列的权利。以色列方面则强调，现在谈难民问题，不能追究责任问题，不能限定时间，应重点转到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难民回归的范围应限定在巴勒斯坦自治区和未来的巴勒斯坦国。 　　难民的安置和土地财产的赔偿，不仅将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还需要上千亿美元的资金。而以色列最担心的是难民回归将会对其犹太性构成挑战，即“国家安全问题”。以色列现有人口650多万，以色列籍的阿拉伯人占20％，如果允许100多万难民回归，加之以境内阿拉伯人口的自然出生率远高于犹太人，犹太人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国内的少数，以色列国的犹太性也将不复存在。此外，难民问题还与一些阿拉伯国家利害相关。因此，要最终解决难民问题，还必须与这些阿拉伯国家保持密切协商，并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3．犹太人定居点问题这是指犹太人在联合国决议划定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的定居点。至1998年9月，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了205个犹太人定居点，居住者30万人。它们占据着有水源的好地，控制着战略要道和交通干线，在协助军队保卫边界、监控阿拉伯居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以色列对所占领土进行有效控制的方式，也是以色列政府拒绝从被占领土全面撤军的借口。 　　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政策，是对巴勒斯坦土地的非法占有和水资源的掠夺，损害了巴勒斯坦人的权益，滋长了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不信任和仇视心理。巴方视犹太人定居点为心腹大患，强烈要求拆除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定居点的拆除涉及资金、定居点居民安置、就业等许多现实问题，况且定居点已存在30多年，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此外，巴勒斯坦建国、边界划分、水资源分配和安全等问题也都关乎主权国家权利，解决起来也绝非易事。 　　 　　三、实力对比不对称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 　　 　　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第一强国，对巴勒斯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居于强势地位，并以此作为其推行强硬政策的后盾。以色列国防军规模并不大，现役只有17.5万，预备役43万，但装备精良、实战经验丰富，极具战斗力。以色列不仅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和能发射卫星的国家，而且还是中东地区的“军火出口大国，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周围阿拉伯国家军事实力的总和。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也是社会发展综合指标最高的国家。199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1.6万美元，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以色列还是中东地区法制化和民主化较高的国家，尽管以色列存有不同的党派和不同的政见，但在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战略上，在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始终保持“高度一致”，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包围中，由弱变强，保持对阿拉伯国家战略优势的原因所在。 　　巴勒斯坦方面，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以色列，其人口增长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大量消耗，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仅相当于以色列的1/10。巴勒斯坦没有一支正规军事力量，包括治安部队、巴勒斯坦解放军、游击队在内的武装力量约有四五万人，多数人没有接受过正规培训，武器主要是简陋的轻武器。巴勒斯坦内部更是派别林立、主张各异，不同派系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加之缺乏具有巨大感召力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致使巴勒斯坦始终未能建立广泛的统一阵线。 　　双方实力的悬殊和阿方的内耗，助长了以方得寸进尺，得陇望蜀的心态。作为信奉实力的民族，不仅以色列右翼强硬派，甚至许多普通民众也认为，阿拉伯人软弱可欺，既然用武力已使其做出重大让步，相信还有可能进一步迫使其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做出更多的妥协与让步，能在不归还土地的情况下实现永久和平。“你不打我，我为什么要给你；你打了我，我就更不给你了”。对于巴方的恐怖活动，更是采取了“以暴易暴”的强硬政策，结果招致巴方极端组织更大规模的报复，使以色列陷入“实力与安全脱离”困境。处于弱势地位的巴勒斯坦，在无法采取有效合法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情况下，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巴勒斯坦圣战组织”和“人阵”等极右组织更倾向于采取极端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从某种意义上讲，暴力极端化也是一种最无奈、最苦涩的选择，但暴力极端化给了以色列诋毁解放斗争的口实，也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反而不利于巴以问题的解决。 　　在巴以实力过分悬殊的情况下，巴以问题解决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以色列手中，是坚持“以土地换和平”还是“以安全换和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的选择。巴以极端势力的发展和过激行动，使冲突宗教化、极端化，双方矛盾向更加尖锐的方面发展，增加冲突解决的难度和变数。 　　 　　四、外部力量不恰当的干预使问题复杂化 　　 　　巴以冲突渗透了太多的国际因素，巴以问题的产生就是大国势力插手的结果，巴以问题的解决同样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广泛干预。实践证明，大国势力在巴以问题上不公正的立场和不恰当的做法，反而使巴以问题更加复杂化。 　　美国始终是巴以冲突外部于预的主导因素，美国的态度和行动对巴以问题的解决有着至关重要影响。在动荡不安、具有重要战略资源和战略地位的中东地区，扶持一个可信赖的盟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同美国有着相似价值观和政治的以色列，便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 略资产和实施全球霸权战略的基地。在美国犹太院外集团的压力下，美国历届领导人从自身政治利益出发采取了偏袒以色列的政策。目前在美国的犹太人约600多万人，是除以色列外犹太人最集中的国家，美国也是除以色列外犹太人财富最集中的国家。犹太人不但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还在重要领域和部门(如企业界、金融界、商界、政界、科技界和新闻界)成为领军人物，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制定施加强有力的影响。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以两国一直保持着特殊盟友关系，仅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以先后5次签订了确立战略伙伴关系或协调政策、联合行动的，美国称“保护以色列”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承担对以色列的义务”。美国在各种国际组织中都袒护着以色列，在安理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美国使用了20多次否决权，致使有关决议草案未能通过。在历次巴以和谈过程中，均采取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如果以色列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它将无法抵制国际社会对它施加的压力。 　　美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还给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援助。1948-1989年美国共向以色列提供了466.6亿美元的援助。除第二次中东战争外，美国均采取了站在以色列一方的立场，并以各种方式支持以色列。目前以色列还每年从美国得到约30亿美元的经常性援助。冷战结束后，以色列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捍卫西方民主”和打击反美势力的基地。布什入主白宫后，在巴以冲突中的“超脱”姿态，在巴以双方实力极不对称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对以色列的放纵，是导致巴以局势出现“脱缰”危险的关键因素之一。9·11事件后，以色列更是以维护安全和加强打击恐怖主义为名，使其武力强硬政策步步升级，并得到美国的理解和认可。美国过分和长期偏袒以色列，只能使以色列有恃无恐，恣意妄为，这不但无助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最终还会从根本上损害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巴勒斯坦问题关系到阿拉伯民族心理和民族荣辱，阿拉伯世界能否团结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解决阿以冲突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作为巴勒斯坦的外部支持力量，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涉及经济利益时，阿拉伯国家还能表现出一种兄弟般情谊。当涉及具体的阿拉伯的国家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时，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往往被忽略不计。22个阿拉伯国家徒有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优势，形不成合力，巨大能量在无休止的内耗中丧失殆尽。何况阿拉伯国家之间还存在领土、边界、水资源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纠纷，这也妨碍了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巴勒斯坦问题甚至成为某些阿拉伯国家谋取自己国家利益的筹码。埃及、约旦与以色列签订和约后，阿拉伯国家重组抗以联盟已不可能，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阿拉伯国家严重分裂，也使以色列失去了一个最为强硬的对手伊拉克，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抗衡以色列的力量。 　　中东问题步入和平解决轨道后，阿拉伯国家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巴勒斯坦人的实际支持日益减少，而要求和压力增加。阿拉伯国家在涉及整个阿拉伯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不许巴勒斯坦白作主张。在最终解决巴以冲突的关键问题上，巴方迫于阿拉伯国家的压力难以做出理性的妥协，使巴方在谈判中处于需要对以方做出重大妥协而又不被允许的两难境地。 　　作为二战后最重要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态度和介入程度，对于巴以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意义。联合国一直是影响巴以问题的重要因素，它通过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决议，如联合国181号决议、242号决议和338号决议等均成为解决巴以冲突的重要法律文件。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一系列决议表明：五十多年来联合国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认定巴勒斯坦难民有返回家园和获得赔偿的权利。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联合国代表也经常出访中东，协调各方立场。此外，联合国还在被占领土上开展了大量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联合国在解决巴以问题上并不总是及时有力，其立场也非完全公正。在冷战时期，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苏在安理会中的较量。冷战结束后，美国独家主导了中东问题，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从受美苏制约变成了受美国掣肘，常常被排除在中东问题的决策圈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并不能自主地做出公正的决议。此外，联合国缺乏强制执行机制使通过的决议得以贯彻执行，压力仅限与宣传和公众舆论，以色列对此根本不屑一顾，以色列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以无视联合国决议而又不受任何制裁的国家。正是美国排斥和联合国自身机制的缺陷，联合国在巴以和谈问题中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 　　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及大国背景凸显了巴以冲突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根本利益的冲突和实力对比的不对称，使巴以矛盾更具尖锐性和挑战性。巴以冲突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积极和更为有效的干预，更需要巴以领导人放弃狭隘的民族利益，兼顾彼此的民族和宗教感情，用耐心、胆略和智慧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公正合理的解决办法。 　　 　　[作者简介]尹成法(1964-)男，江苏徐州人，徐 　　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 　　从事世界现当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