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菊花与刀

1、《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美）本尼迪克特著 教养文库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 　　 HYPERLINK "http://baike.baidu.com/image/58af236dbba780e8431694d5" \t "_blank" 作者：（美）本尼迪克特 著 　　字数：298000 内容简介 　　本书是解析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名作。1944年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应美国政府之邀，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以便为制定对日政策提供帮助和科学依据。1946 年，作者将研究成果整理成书出版，便是这本《菊花与刀》。本书出版后在日本和世界引起广泛关注，被视为研究日本最有见地的作品，被公认为了解日本的必读书。 　书名“菊花与刀”，用日本最具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动人的艺术性。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此外，本书还是一部将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美结合的典范，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深受好评。 　　对于在历史上曾饱受日本民族带来深重苦难的中国人，认真阅读和思考本书具有更加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了解日本和日本人的公认最佳读本。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被日本学术文化界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被翻译成英、法、中、日、西等20余国文字，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 ——本书作者 鲁思·本尼迪克特 　　本书著者的学识和能力令人惊叹。她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并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特征。 ——日本著名评论家 川岛武宜 　　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无论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新加坡前总理、资政 李光耀 　　日本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公开的历史反思、对战争罪行的反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心知肚明的。日本的政治反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文化反思很厉害。 ——日本华裔艺术家 傅益瑶 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创始人；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8年病逝。代表作有《菊花与刀》、《文化模式》等。 《菊花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的一部主要著作。它最初是一份受美国战时情报局之托而写写成的有关日本的研究。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情况基本与上述研究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有报告的基础上加写了前后两章，概述了研究方法、课题及日本投降后的情况。于1946年公开出版，引起了日本各界的强烈凡响。1948年日译本出版后，即成为日本国内最畅销书之一。全书共十三章。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在书中着重描写、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伸藏于其中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诸模式：通过对义务与人恩与责任、义务与义理的比较，考察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从而得出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恶感文化”的“耻辱赶文化”的结论。本书夹叙夹议，读起来颇有趣味。 第1章​ 研究课题--日本 在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之前，一般对日本的，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在这种认识的背景下，她开始了对日本的研究。人类学的研究是实证研究，必须到被研究的人群中去，和他们一起生活来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习惯和这些习惯表现的“模式” 。然而，当时，美日两国正处于战争状态。去日本实地调查是不可能的。因此，她靠阅读文本资料来解决对日本的认识问题，她首先阅读了美国人约翰·恩布里的田野民族志《须惠村》。同时大量接触了在美国的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来填补其知识中空白。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的目的，用她的话说，“是考察日本恩关于生活方式的臆想，描述这些臆想在各种现实活动中的表现，试图讲清楚是什么东西使日本成为这样一个日本人的国家。在刚开始和日本人接触的时候，她就发现日本人使用许多奇怪的措辞和概念，后来她发现，原来这些措辞和概念具有许多丰富的含义，充满着年代久远的历史情感。西方人所理解的得和恶与日本人所所理解的大不相同的。这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她既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儒教。它是日本体系--既是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1、日本人用来为其战争辩护的前提是同美国人的前提截然相反 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有关战争的正统观念。西方各国不管它们之间的具体差异如何，仍有某些共同的战争正统观念。因为西方各国同属一种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也包括着战争，所以某些情况是可以预测的，如号召国民倾全力进行战争的某些方式，当遇到局部失败时安抚国民的某些形式，阵亡人数和投降人数比例的某种规律，对待战俘的某些行为准则等。 日本人用来为其战争辩护的前提是同美国人的前提截然相反的。她对国际形势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美国把战争归咎于轴心国的侵略行为，日本、意大利以及德意志的征服行动恣意践踏了国际和平。无论是在“满洲国”，还是在埃塞俄比亚或波兰，轴心国都攫取了那里的权利，他们已踏上了压迫弱小民族的邪恶道路。他们违反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或者至少是违反了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准则。可是，日本对这场战争的原因却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会处于物无政府状态。日本必须奋起战斗，建立一种等级制度—当然是在日本领导下的等级制度，因为它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因而理解“个守本分”的必要性。日本实现了国内的统一和安宁，消灭了盗匪行为，修筑了公路，兴办了电力和钢铁工业，日本已使百分之九十九点无的青少年入公立学校受教育，因此，根据日本等级秩序的前提，日本应该扶持落后的中国弟弟。他们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由它来占据所有的位置。对于日本来说这是创造的最合适的幻想，不幸的是，日本占领下的各国并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这种幻想。尽管如此，甚至战败也未能是日本从道义上否认其“大东亚”理想，就是那些好战情绪最弱的战俘也很少有人去指责日本在大陆和西南太平洋所抱的目标。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必定还会保持它的某些天生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态度之一就是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和观念。 2、日本人认为和美国战争不是军备与军备的较量 日本人认为和美国战争不是军备与军备的较量，而是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同日本人对精神的信仰的战斗。日本人说精神就是一切，也是永恒的。当然，物质性的东西也是必要的，但是是次要的。 日本人信条是通过一定的禁制和拒斥、一定的训育和锻炼的方法植根于心的。 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情结是和日本近代国家建构有关系的。 在日本整个七百年的封建时代，天皇只是一个徒有虚名元首。个人直接效忠的对象是他们的领主—大名，再上面，是将军。几乎并不存在对天皇的效忠问题。天皇的崇拜 是近代国家的产物。但是，这种思想一经形成很难改变。对日本来说，天皇与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成其为日本”。“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天皇是个超级宗教的对象。”尊奉天皇的意志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第三章 各守本分 日本人相信秩序和等级制度 日本是一个封建国家。效忠的对象不是一个庞大的亲戚集团，而是封建领主 日本人在村里的神社和祠堂里拜远古的祖先或氏族神。村民不一定是出自共同祖先的紧密的氏族集团。敬祖是在家里的神龛前进行，这与神社完全不同，神龛只祭奠六、七位最近逝世的人。“孝行”在日本是一个只限于家族内部面对面的成员之间的事情。 现在，特别是乡下的集镇和村子里，长子按旧习仍留在家里；而他的弟弟们或许要闯向社会，接受更高的教育，也会得到更好的收入。但是等级制度的老习惯依然很强。 在日本。辈分、性别、和年龄的特权是很大的。日本人在其家庭生活中并不教人们尊重专制权力，也并不培养他们轻易屈从专制权力的习性，而是家庭全体成员都休戚相关的最高价值的来要求人们服从家庭意志，不管要求他们做的事有多么艰难，都以共同忠诚的名义要求服从家庭意志。 没一个日本人先是在起家庭内部养成等级制度的习惯，然后再把他在那儿学到的 东西用于经济和政治等更广阔的领域。在日本即使家族中的长者几乎没有机会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家族中的等级制度仍然维持者。日本是一个等级社会，但日本人并没有变得温和顺从，象某些处于高压等级制度统治下的国民那样。重要的是要承认给予 每个阶级以某种保证。在日本的两个阶级是互利的，在阶级斗争法国导致了剥夺贵族的财产。在日本，这两个阶级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日本这么一个非革命的国家，竟会改变其进程，去追随西方模式。日本运用它自身的力量，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力量，起实现一个目标。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日本落后的等级制度约束下的民众转向了一条新的道路。 第四章 明治维新 日本近代的战斗口号是“尊王攘夷”，即“还政天皇，驱逐夷狄”。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试图阻止外国染指日本，恢复到天皇和将军实施“双重统治”一切的十世纪的黄金时代的状态。当时在日本最强大的各藩大名，是倒幕先锋，他们认为王政复古是一条使他们能够取代德川统治日本的道路。他们要求的只是人事变动。农民只要求 自己种的稻米能更多地归自己所有，他们憎恶“改革”，武士希望保持他们的俸禄，允许他们用刀剑建树更大的功名。资助尊王派军队的商人们希望推行重商主义，但是他们从未谴责过封建制度。然而反德川势力取得了胜利，1868年结束了“双重统治的局面”。新政权上台不到一年，就取消了个藩大名的征税权。政府收回了土地登记簿，把农民叫的租税，即所谓“四公六民”中的本来归大名的“四公”部分据为己有。这种剥夺并不是无偿的，政府发给每个大名相当与其正常收入一半的俸禄。同时政府还免除了大名养活其武士承担公共工程费的责任。武士就象大名一样，向政府领取俸禄。在次后的五年中‘所以法律上的阶级不平等很快被取消了。这个“政府”是日本特有的下级武士和 商人阶级的“联盟”，这种“联盟”甚至在封建时代就已经由日本特有的体制培植起来了。 日本的政体同西欧相比，其真正的差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职能。日本人依赖古老的恭顺习俗，这种习俗是由他们过去的经历所形成的，并在其伦理体系和礼仪中定形。在日本看来国家几乎是至高无上的。而，国家也非常细致地承认国民意志具有“适当位置”。在合法的民众权限内，即使是做对国家本身有利的事，日本政府呀必须用劝说的人民接受的办法。日本人的座右铭是歌各得其所。 国家管辖的领域就是国家神道。国家神道在学校里成了，从诸神时代以来的日本历史课和对“万世一系之统治者”天皇的崇拜。国家神道是由国家支持，国家控制的。 日本人是经常依照等级制度来安排其世界秩序的。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在日本小学课本中有一篇题为“别忘恩”的故事。 日本人不喜欢随随便便接受人之“恩”而负上人情债的。 每个日本人都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施“恩”太重，就会遇到麻烦。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恩是一种债务。必须予以偿还。 一个人所欠的恩清债（“恩”并不是德行，他的报答才是德行。德行始于他积极地献身于地报恩行为之时。 近代日本作了各种努力，使“忠”归属于一人，把它专门奉献给天皇。当天皇临终时，日本全国成了一所寺院，国民虔诚地为他祈祷。通过这种方式弹簧变成了一个超越于国内争端的象征。 日本的投降，他们有权力说，是天皇颁布的命令。即使这是投降的命令。甚至在战败的情况下最高原则依然是一个“忠”字。 第七章 报答最难承受 日本人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比义理更难堪的”。一个人必须尽“义理”，如同他必须尽“义务”一样。“义理”是一系列色彩不同的责任。它是日本独特的范畴，包括所受好意的感谢到复仇的责任。“义理”大致可以描写为对契约关系的履行。与此相反，“义务”被认为是对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内在责任的履行。日本人赞美至死不渝的忠诚，同样也喜欢赞美报复的主题。而这两者都是“义理”，忠诚是对一个人的主君的“义理”，对一次侮辱的报复是衣服人的名誉的“义理”。在日本这是一块盾牌的两个方面。 第八章 让名声清白 对名誉的“义理”是保持人的名誉不手玷污的本分。 在日本，一个有德之人对他所受的恩惠与侮辱多具有同样的感受。 日本人说，只要侮辱，诽谤或失败没有得到报复或被清除，“世道便不公平”。 对名誉的“义理”还要求一个人过合乎其身份的生活。 日本人从来就工于心计，擅长避免发生激烈的直接竞争。 在乡村，男青年可可能会晚上姑娘全家都已经就寝，姑娘本人也已上闯之后去拜访她，姑娘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小伙子所献殷勤，但男青年是用毛巾围这脸的，因此，即使遭到拒绝，翌日也不比感到害羞。 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最极端的向往就是自杀。 日本永远不变的目标是名誉。 日本人从其他地方寻找其侵略根据的。 在日本不懂义理的人，至尽仍被作为“被人瞧不起的人”。 第九章 人情圈 日本人并不认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是罪恶。他们认为肉体的享受是正当的，而且值得提倡。但是，必须限制在其适当的界限之内，不得侵入人生重大事务领域。 热水浴是日本人岁喜欢的肉体小享受之一。 睡觉是另一种受人喜欢的享受。 吃东西也是日本人的一种享受。 浪漫的恋爱也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 第十章 德行的窘境 日本人的人生观包含在他们有关“忠”、“孝”、“义理”、“仁”与“人情”的准则之中。 日本人是以耻辱感为动力的。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在日本“能力“性的自我修养的基本理由在于她改善一个人的处世态度。 第十二章 儿童的获知 日本的幼儿并不是以一个善于思考的西方人所想象的方式抚养长大的。 第十三章 投降日以来的日本人 日本人既不坚持“正义”也不必忏悔罪过。 当日本人认为自己受到羞辱之时，报复成为一种德行。 日本的行为动机是随着情况而定的，如果形势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寻找其位置；如果不是这样，她将在一个组成武装阵营的世界上寻找位置。 参考书：《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 （美）安德鲁·戈登著 李朝津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戈登教授强烈否定日本一致美国流行的“日本人论”或者“日本独特论”。所谓“日本人论”，意指日本是一个岛屿国家，数千年来与外国往来不多，形成所谓日本民族的独特性。作者认为这只不过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创建过程中所建构出来的假象，日本人近代的遭遇与别的地方并无不同，它只是近代化进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