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商：成功积累财物（部分）

天下无商：成功积累财物（部分） 天下无商：成功积累财物（部分） 天下无商：序 提到商人，人们总会把他们同财富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他们头顶的光环，而忽略了他们走过的坎坷历程。商业中的成功人士往往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够看到被别人忽略的东西，这就是经商智慧。智慧不会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要想发现它，就要深入地挖掘。 商场如战场，精明的商人需要像一名英勇善战的将军一样，灵活自如，取舍有度地指挥自己的财富，积累自己的财富，而这一切都需要他们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需要用智慧来分配生活中的分分秒秒。 从古至今，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与钱打交道，“钱”在很多人眼里似乎已成为万能的东西了，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商业的繁荣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孕育了多少杰出的商人！不同地域上的商人有不同的性格特点，不同的处世方式，因此，要想在商业活动中步步为赢，先声夺人，就要了解不同地域上商人的特点，区别对待。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山西商人：在那个商帮四起的年代，晋商独占鳌头，独领风骚，在经历了几百年的风光后，为什么他们又风光难在？ 安徽商人：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他们，称雄中国二三百年之后，为何又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浙江商人：他们被誉为“中国最具人气的财富制造商”是最会赚钱的人。 山东商人：他们相信，在酒的熏陶下，没有做不成的生意，没有交不到的朋友。 上海商人：他们拥有宽阔的经营思想，繁荣的商业手段，海派的经商风格。 广东商人：他们具有天生的商品意识，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北京商人：经商中，他们用自己独到的气质与文化征服着各地人们的眼光。 四川商人：他们不慕虚荣，讲究实效，他们吃苦耐劳，韧劲十足。 河南商人：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地理上讲，他们堪称中国人的缩影，他们是最古老、最正宗、也是最典型的中国商人。 福建商人：只要有经商的资本，他们就会选择自己当老板，他们将赚钱作为一种满足，将创业作为另一种更大的满足。 香港商人：他们奉行“金钱至上，个人第一”的原则，他们是最懂得“游戏规则”的人，是东方的智慧与西方的精明的综合体。 本书从各地商人的性格特点入手，以他们商业发展历程为线索，生动而全面地揭示了商道上的潜规则，可以说，本书是对中国商人的一个透视，我们出版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给商人以及对商业领域感兴趣的人们一个启示，让他们在经商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游刃有余、从容应对，简洁、高效地完成商业任务。 本书名为《天下无商》，意即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了解各地商人的性格特点，谙熟商业潜规则，掌握经商谋略，从而提高自己，使自己成为商场上无往不胜的将军。当你立足商场的时候，放眼望去，天下商人都不再是所谓的商人，那么你就是最好的商人。因为，你“取众家之所长，弃众人之所短”，天下商经已尽在你的掌握之中。“天下无商”这四个字就是对这种境界的最好诠释。 天下无商：前言 提到商人，人们总会把他们同财富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他们头顶的光环，而忽略了他们走过的坎坷历程。商业的成功人士往往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够看到被别人忽略的东西，这就是经商智慧。智慧不会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要想发现它，就要深入地挖掘。 商场如战场，精明的商人需要像一名英勇善战的将军一样，灵活自如，取舍有度地指挥自己的财富，积累自己的财富，而这一切都需要他们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需要用智慧来分配生活中的分分秒秒。从古至今，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与钱打交道，“钱”在很多人眼里似乎已成为万能的东西了，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商业的繁荣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本书从各地商人的性格特点入手，以他们商业发展历程为线索，生动而全面地揭示了商道上的潜规则，可以说，本书是对中国商人的一个透视，我们出版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给商人以及对商业领域感兴趣的人们一个启示，让他们在经商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游刃有余、从容应对，简洁、高效地完成商业任务。 本书名为《天下无商》，意即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了解各地商人的性格特点，谙熟商业潜规则，掌握经商谋略，从而提高自己，使自己成为商场上无往不胜的将军。当你立足商场的时候，放眼望去，天下商人都不再是所谓的商人，那么你就是最好的商人。因为，你“取众家之所长，弃众人之所短”，天下商经已尽在你的掌握之中。“天下无商”这四个字就是对这种境界的最好诠释。 借势而起 变通生财 山西商人 他们是我国最早的商人，是明清两代十大商帮之首；他们生在黄土地上，在长城脚下起家；他们的商号曾遍及全国各地并波及日本、阿拉伯、东南亚；他们雄霸国内商界五百年之久，创造了不朽的辉煌。 晋商的辉煌，在明清两代尤为突出。那么，为什么在那个商帮四起的年代，晋商占据鳌头，独领风骚？为什么在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后，他们又风光难以再现？ 本章将解析晋商雄霸商界的秘密，用晋商留下的事实告诉今天在商界中拼搏创业的人：经商中，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借势而起，变通生财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生财。 提起山西，人们自然会把它与黄土高原联系在一起，也自然会想到那里的“天寒地瘠，生物鲜少”的恶劣生存环境。山西地处黄河中游的东端，北依万里长城，与内蒙相邻。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为经商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征，造就了雄霸商场五百年的晋商。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晋商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贫瘠的黄土地上生产出的粮食却根本难以解决当地人的温饱。穷则变，变则通，通则生财。迫于生存的压力，山西人只能出外谋生。山西人跳出了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观点下形成的“商人卑贱”情结，把解救他们于贫穷困苦之中的“商”与“农”视为同样的本业。 山西人穷则生变，利用“天时”所赐的历史机遇，“地利”所赐的区域优势，凭借其生生不息的自强拼搏精神，走出穷乡，在数百年的历史中纵横捭阖。 山西北依万里长城，而长城则是封建王朝抵御外敌的重要防线。每年花在驻守长城方面的银子就上千万两，对于支出这笔银子的皇室，自然是心痛至极。于是，山西行省本着为主子排忧解难的原则上奏名为“开中法”的奏议。即借助商人的力量将粮食运输到边地，然后给这些商人若干“盐引”（贩运、出售盐的凭证）作为回报，商人凭借“盐引”到盐产地管理机构取盐，然后销售获利，除补偿运粮费用以外的收入归自己所有。这样，皇室就不用每年支出大笔的雪花白银来巩固边防，而商人又可以获得厚利。军粮改为民运，为晋商的发财创造了历史机遇，晋商借势而起，发展为与徽商抗衡的大商帮。 此外，山西票号的兴起，在资金调拨、跨地区汇税方面，为各地的商品流通提供了全面的、快捷的、有效的服务和保证。随着晋商资金积累的不断雄厚，他们在各地建立了分号，由于当时清王朝尚未建立国家银行，所以，晋商所创的票号就自然而然地担当起了“汇通天下”的重任。票号不仅加强了各地的经济联系，也使晋商在这种联系中愈来愈发展壮大，成为闻名商界的商业劲旅。 开拓进取 自强不息 古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山西商人大多白手起家，靠着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开创出一条走向发达的从商之路。山西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天寒风烈。生活的困苦逼迫着山西人背井离乡，白手起家，吃苦耐劳而成就大业。 著名的旅蒙商号大盛魁称雄蒙古草原200多年，其创始人王相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早年生活都很贫苦。王相卿曾因生活逼迫，被迫在清军服役，兼做挑担式随军生意。张杰、史大学也曾为了生存而随着清军征讨葛尔丹部队做随军贸易。后来，他们在他乡相识，并结为异姓兄弟。他们决定合伙做生意，依靠三人的力量共创一番事业。由于初始营业不佳，张、史二人不堪艰难的处境，返回家乡另谋生计，而王相卿则独自坚持留了下来。后来，营业情况日益好转，王相卿便招了个学徒，又亲自把张杰、史大学邀来，继续合作，成立名为“吉盛堂”的商号。之后，到康熙末年（也传雍正初年）改“吉盛堂”为“大盛魁”，将总号设于乌里雅苏台，后来迁到化城（今呼和浩特），最后终于发展成为垄断外蒙市场的商界巨头。 为了纪念艰难的创业，“大盛魁”的财神座前供奉着一条扁担、两个货箱、一块石头，一碗稀饭。扁担是纪念创始人是以户挑贸易起家；货箱，也是创始人用过的装财物的木箱；石头是创业时曾经用作秤砣作为秤银子的衡器；稀饭则是纪念当年三人曾因极度贫苦在除夕之夜合吃一碗稀饭的心酸。 王、史、张三人以顽强不屈的精神，终于使“大盛魁”这家专做蒙俄贸易的商号，达到了员工6000余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年贸易总额上千万两的规模。 他们不畏艰辛，走过草原，穿越千里沙漠。他们走过烈日炎炎、灼沙遍地的酷暑，走过朔风凛凛、白雪皑皑的寒冬。他们踏出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至俄境西伯利亚，东达扶桑，南到东南亚的国际商路。 商场如战场，险象环生。商人们不仅要克服天气之险，还要常常遇到生命的威胁。 清朝嘉庆以后，社会日益动乱，盗贼四起，商人经商随时面临着被杀伤抢掠的危险。但是山西商人并未因此而退缩，四处经商仍然照旧，毫不畏惧。 许多山西商人把前辈留下的美德代代承传，形成一种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凭着这股精神，山西商人创出了自己的商号，雄霸中国商界达五个世纪之久。 勤俭持家 重商敬业 他们历来崇尚节俭。吝啬是因为他们赚钱不易，守财是因为他们重视资本的积累。 山西商人向来以“守财奴”著称。虽然这往往被赋予贬义，但却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反映了山西商人勤俭持家的好品质。 山西人因穷而变，通而生财，创业的艰苦使他们更加明白钱财来之不易，所以他们历来崇尚节俭。吝啬是因为他们赚钱不易，守财是因为他们重视资本的积累。 古往今来，凡成功的商业大贾，都十分注重节俭，厌恶奢侈浪费。虽然他们家财万贯，但勤俭是持家之正道，也是创业精神的另一种体现。 勤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古老的训诫。古语云：“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句话说的就是勤俭作为一种美德在兴衰中的重要作用。 山西商人从艰苦卓绝的创业到大富大贵的富贾时代，他们一直遵守着老祖宗的遗训，克勤克俭，留下了晋商勤俭持家的美誉。 “大盛魁”的祠堂前供奉着老祖宗创业时的扁担、货箱、一碗稀粥，警戒着后世子孙要牢记祖宗创业的艰辛，要保持勤俭节约之风。 祁县乔家富贾一方，然而乔家大院老宅门上的“慎俭德”三字，至今尚存。正是这几个字，在乔家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商岁月里，节约勤俭，创下了乔家偌大的家业。 勤俭既是经商的一种美德，也是商业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 山西商人不仅生活节俭，更重商敬业。他们跳出了“重农抑商”的封建思想，对这个救他们于贫穷困苦之中的“商”很是尊重。 山西商人热爱自己的事业，将商与农工同样视为本业。山西的富商常氏就以经商为荣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这个民谚也广为流传。 家族观念至上 群体精神为先 山西人在“齐家”思想的指导下，将养家糊口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兴创家业之目标。 山西商人不像其他商人那样势利，他们追求利益，但是这种追求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基础之上的。他们信仰精神的力量而非钱的力量。 在山西人的眼中，家庭是最为神圣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只有齐好家，才能够治好国，进而使天下太平。由此可见，家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山西人在“齐家”思想的指导下，将养家糊口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兴创家业之目标。他们往往将家业和谐、兴旺视为人生中最为值得骄傲的成就。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重视群体力量的发挥。他们经常用家族宗法与同乡同族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来维系，以关公作为精神上的崇拜者和守护神，通过义气和信誉结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人的这种群体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家族间的和睦为源头的。如祁县商人乔映霞主持家政时，为了让家中子弟懂得家和万事兴的道理，曾将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然后又让他一次将九双筷子折断，结果九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未能将其折断。通过折筷子这个具体的比喻，乔映霞希望其兄弟懂得团结互助的道理；坚持发扬这种群体精神，使乔氏家族兴旺发达。 随着山西商人商业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日渐激烈。这时，山西人便集乡、同族，结成大大小小的商帮，逐渐发展为强势群体。“晋商”就是对具有地域性的山西商帮的笼统之称。 山西商人以地域乡人以及宗族弟兄为纽带结成商业群体。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作为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到了清朝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在山西商帮中，将关公作为敬奉的神灵。山西商人对关公情有独钟，因为关羽本人即是山西人。作为它的同乡，山西人因而感觉到颇有荣誉感与自豪感。山西人祈求神威广大的关羽降福保平安。山西人经商范围的广泛使他们经常遇到天灾、人祸等意想不到的困难，他们敬奉关公，在心理上希望得到关羽神威的庇护，消除灾难，保护其大富大贵。在许多晋商发迹的城市，大凡都有关帝庙。山西商人借助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借助关公的“信”来招揽顾客，他们希望通过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监督他们的商业活动在正义中开展，在同行中取得良好的威信。 诚信守义 以义制利 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 山西商人以其崇信尚义而名闻四海。梁启超也曾说：“晋商笃守信用。” 晋商以诚信守义、以义制利为经营理念，勤劳守信、崇尚信誉。虽身入财利之场，却能够坚守儒家义利思想，将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义与利是一对矛盾。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就长远而言，终究会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山西商人“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乔家的复字号商号之所以长盛百年，就在于其不图非分利润，靠信誉赢得了长期客户。凡复字号的商品，必保证质量，价格公道，决不会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使客户蒙受损失。因此，复字号就是信誉的保证。 有一年，复盛油坊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店员为贪图厚利，竟在油中掺假。此事被掌柜发觉后，立即饬令另行换装，以纯净好油运出。虽说店里暂时受损，但因其诚实不欺，复字号的油成为信得过商品，商号也因此而信誉大增。 在银两作为流通货币之前，“大盛魁”生产的砖茶竟作为交换用的货币使用。凡“大盛魁”出售茶、丝、烟等，蒙民及俄商出卖马、牛、羊、骆驼、药材等，皆换算成砖茶若干块，然后再结账。“大盛魁”的信用由此可见一斑。 山西人经商以信以诚为本，招徕了更多的顾客，生意也就越做越红火。由于山西商人在经商中奉行崇信重义的职业道德和遵守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划，成绩卓著，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商借官势 发财保财 晋商有着独特灵敏的政治嗅觉。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 晋商有着独特灵敏的政治嗅觉。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在获得厚利的同时提升了家族乃至晋商整体的社会地位。 明代山西大盐商张四教其父张允龄、叔父张遐龄都是商人，其兄张四维、其舅王崇古则是大官僚。张四维官居吏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王崇古官居兵部尚书兼大总督，权势显赫。而王崇古之兄王崇义、父王瑶、伯父王现，也是商人。 张、王两族利用朝中有做官的权势，在商业上获得暴利，御史部永春巡视河东盐池时称“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其中所言势要，就是指四维、崇古；大商指四维弟、崇古兄。 山西商人凭借官方权势赢取暴利在清朝更为突出。晋商在明末清初之际，为女真入关提供了丰足的生活和军需品，可以说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一些晋商如范永斗、王登库等在清王朝“定鼎后承召入都”，享受“赐产”、“赐职”等优待，由在张家口名不见经传的商贩，一跃成为御封的显赫皇商。自此，范氏家族在长期垄断军粮运输和办洋铜中获得了暴利。 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未发达之前，囊中羞涩，买官无银，在借债无门之际，求到了协同庆票号门下。协同庆老板久闻张之洞大名，又听闻张将有重用，便慷慨解囊，借银十万两为张买官之用。不久，张之洞果然荣任两广总督，为了报答协同庆的大恩，他将两广的官方财税解汇，全部交给了协同庆，协同庆也因此而获得了巨额利润。 借官势而谋利，与官合一，是晋商普遍使用的手段。除了那些显赫的皇商，大多商人均通过结交权臣及地方官吏，求得庇护，赚取钱财。 审时度势 精于购销 最能显现出山西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说：“最能显现出山西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西南北的金融命脉梳理畅通，稳稳地把自己放在中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地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番话正是对晋商能够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的一种肯定。 他们在明初看到北方边镇市场的出现，捷足先登，充当边商，而兴起于商界。入清以后，他们看出清政府推行满蒙联盟政策后，旅蒙商业大有可为，又最先身入到蒙地，成为最大的旅蒙商，并控制了恰克图对俄国际贸易。这些都是善于审时度势的结果。 在晋商的个人或商号的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同样很重要。如平遥县人赵德普，原是读书人，咸丰八年经人介绍入协同庆票号，很快受到经理孟子元的赏识，破格起用，出任苏州分号经理。按照惯例，开设新庄，总号理应提供一些铺底资金。但赵德普分析了苏州的商业形势后，竟然不拿总号资金，仅携两名伙友，就到苏州挂牌开张，并很快打开了局面。不久，苏州分号因为政局动荡而出现艰难局面，赵德普在此危险之际受命调任兰州分号经理，他心不慌，神不乱，分析了国内形势后，妥善处理票号与政府的关系，使票号不仅在兰州站稳了脚跟，而且乘势在良州、肃州、宁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建立了分号，大大拓展了协同庆的业务。 后来，赵被任命为负责协同四川方面的总务。赵氏往来于成都与 重庆两号之间，协调两号关系，发挥各自特长，整整二十余年间，四川的业务居全号之冠。由于赵德普善于审时度势，被本号人称为“常胜将军”。光绪十三年，赵德普被财东提携出任总号经理。 晋商善于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做出准确预测，而且根据市场的变化提供顾客最需要的货物，最后达到产销两旺。如旅蒙晋商200余年长久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 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欢砖茶，旅蒙商号“大盛魁”就自设茶庄进行砖茶加工。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就大量组织货源，并将斜纹布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奶茶用壶等蒙古牧民的生活必需品，“大盛魁”均按照蒙民的习惯专门加工。因此，蒙古牧民只要是见到大盛魁记商品，便会争相购买。根据蒙民游牧、居住点不定，分散而居的生活习惯，“大盛魁”采取流动贸易形式，组织骆驼商队，深入到牧民居住的帐篷中进行交易。蒙古牧区货币经济欠发达，“大盛魁”就采取以物易物和赊销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骆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由于“大盛魁”在货源组织商有针对性抓住市场需求，以不变应万变，方便了蒙古牧民，从而使“大盛魁”在蒙古草原上的经商活动获取了巨大的成功。 儒贾相济 学而优则商 学而优者首先送入商途，而不选择仕途，这是山西习俗观念中的核心。如果晋商后继乏人，那又如何去谱写数百年的创业史呢？ 山西人为摆脱贫困而选择经商之路，并以顽强的勤劳、节俭、拼搏、创新精神闯出前人未闯之路。当山西帮在黄土高原崛起后，当人们认识到进入商号、票号乃是一条安身养家的致富捷径时，家人在为子弟择业时自然是把资质最高的送入商号、票号，甚至奔走请托，唯恐选录不上。但并不是不重学，所谓资质高的，都是先经过私塾学习，学而优者才会被录用，所以进入贸易一途的俊秀子弟并非学而无术的庸碌之辈。因此确切地说来，山西人的习俗是“学而优则商”。至于中材以下始令读书，也不是轻视学业，而是把资质较低而心地忠厚的子弟托付于师门，寄希望于继续接受教育，读书明理，造就有用之才。 在祁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宝堂皇”。学而优者首先送入商途，而不选择仕途，这是山西习俗观念中的核心。如果晋商后继乏人，那又如何去谱写数百年的创业史呢？山西商人的发展影响到山西习俗观念的转变，而重商重学的习俗观念又反过来保证了山西商人对人才的需求。 山西商人中，从明至清有大量亦官亦商的家族，如明代张四维官至内阁要员，其父亲、叔父、兄弟皆入商途；王文显弃儒经商，其弟却入仕为官；清代渠本翘仕途通达，由举人而进士，是继张四维、阎若琚之后商人子弟中的又一京官。还有许多商人原本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路，或因家庭中落，或因无人承继祖业，而中途弃儒经商。即使最初因为贫穷而走西口谋生的创业者，当初没有读书的机会，但致富之后无不严课子弟读书。乔氏、渠氏、常氏等许多富商大家都是从贫困中起家，而后既从商又重教，商家子弟不经过读书受教的严格培养，是没有资格继承祖业的。读书成为山西商人的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西商号、票号的经营者不仅注重广泛网罗人才，授之以全权，聘之以重金，把学而优的人才挽留下来。同时，他们更注重从工作的实践中培养锻炼人才。这也是山西商人在使用人才方面的一大创举。 山西商人无论是经营商号或者票号，对学徒入号前的考核以及入号后的严格培养教育，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山西商人数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文因素是第一位的。在对人才的培养中，立足于修身正己，集儒、道、兵、法诸家文化之长于人才素质要求，尤其是在实际的业务工作和艰苦的环境中给予每一个人的锻炼、考验，使他们不仅具备了商家鼻祖所言智勇仁强的基本素质，还特别地具备了战胜各种艰难困苦条件的大无畏精神，才使山西商人在明清500年间纵横捭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竞争对手能够阻挡他们南征北战，甚至欧洲商人亦望之生畏。山西商人的这种精神特质，为“学而优则商”注入了特殊的内涵。 薄利多销 产销结合 山西商人不好高骛远，他们不会等到货物价格最高时才出售，因为当你知道了商品可以出售的最高价格之时恰恰正是这种商品的降价之时。 山西人在经营过程中非常重视薄利多销，产销结合。 在经商过程中，山西商人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方略，并顺时而行，在具体买卖之中，不拘泥于成见，见利即行。通过实行薄利多销，产销结合的方略加速其资金周转，争得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不贪求厚利，在经商中，经营者通过贱时买进，贵时卖出，贱买贵卖赚取商业利润，他们懂得如何把握时机，如何保持既赚钱而又稳妥。山西商人不好高骛远，他们不会等到货物价格最高时才出售，因为当你知道了商品可以出售的最高价格之时恰恰正是这种商品的降价之时。他们采用薄利多销的办法，以商品全部出手为原则。“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薄利多销是经营中一个既有利可图又稳妥保险的方法。这样，商品不会积压，不会造成损耗，有利于资金的迅速周转，可以通过积少成多来最终获得厚利。相反，如果单单为了博取厚利，然后一直积压商品，等待一个销售价格的最高点，就很容易错过很好的销售契机，从而造成货物积压，资金周转不灵。 山西商人经常以薄利多销为原则将手中产品销售一空，将周转回来的资金再投入到更有利润的行业中去，从而获取厚利。 如，历史上山西商人将在内地采购草原牧民需要的服装、茶叶、布匹、铁锅、白酒、红糖、瓷碗壶、果品等贱价抛售，还将布料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牧民选购，从而使销售量大增，利润因之增多。而后，他们根据各地的生活习俗、消费水平、市场具体情况不同，采取产销结合的方式，直接联系货源，购进原材料，自己组织生产加工。 再如，平遥、祁县中许多从事茶叶贩运的商人在福建武夷、安徽六安及湖南等地开设茶叶加工厂，自己加工包装成砖茶，然后加盖本公司的商标，到各地销售。山西人还从事长途贩运，自运自销，产运销一条龙，这样既可以大大节省成本的投入，又可以减少运输成本，并且保证了供货及时，质量可靠。在那时销售中，山西商人就大多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来赚取利润。 重视信息 公平竞争 晋商在经营中重视信息的作用，他们经常通过预测行市进而垄断市场，最后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在经商中，准确、全面、及时地把握市场信息，往往能够快速走在同行的前列，使信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晋商在经营中重视信息的作用，他们经常通过预测行市进而垄断市场，最后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晋商在历史上以贱买贵卖而著称，因而就更加需要及时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晋商虽然没有徽商那种族谱“联络网”，但也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各地物资余缺及影响商业经营因素的情报。在商业总号和分号之间，一般是五天一信，三日一，互通情报。这种经济情报对晋商寻求商机和下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通过了解信息，预测行市来把持行市、囤积居奇、垄断市场、高利盘剥，作赊销生意。如太谷曹氏在沈阳的富牛俊商号，一次获悉当地高粱收成因虫害减产，立即大量收购包括陈糠在内的粮食，秋收后粮价暴涨，富生俊商号因而大获其利。 现在的山西商人大多继承了晋帮商人重视信息这一特点，在做生意时，他们很重视对信息的捕捉和反馈。许多大的公司企业都有专门的市场预测人员进行市场上的情况把握，及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徽商之秉性——逆境中奋起 安徽商人 自古云：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徽商形成于明朝中叶，衰落于晚清。他们最早以经营盐业为中心，直至获“宫接江南”之美誉。徽商与晋商在历史上并称南北两大商帮，并驾齐驱，称雄商界达二三百年之久。 徽商何以创造频频商绩？本章中徽商将用事实剖析自己成功的根源所在。 经商谋略不论古今。在商场打拼的人，从徽商身上或许可以找到立足于商界的法宝。 徽商之秉性——逆境中奋起 大多数徽商之所以成就大业，与他们在逆境中奋起，愈挫愈坚、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历史上，徽商经营的行业，只限于安徽的“文房四宝”和漆、木、茶等土特产。后来，经营的行业种类逐渐增多，加上在生意场上，徽州人生性简朴，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所以“徽州算盘”的名气蜚声远近。各地的盐业、典当、木材、粮食、茶叶和海外贸易等许多行业，都被徽州人所垄断。当时两淮盐场是全国最大的盐场，徽商在两淮经营盐业特别活跃。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 “苦志经营”，“艰难起家”，“自强不息”往往是每位成功商人的必经之路。从史料记载来看，大多数徽商之所以成就大业，与他们在逆境中奋起，愈挫愈坚、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随着徽州商帮逐渐成为明清商界一支劲旅，徽州从商人员也越来越多。作为商帮优良传统之一的拼搏精神，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们不仅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顽强斗争，而且同商场的惊涛骇浪进行拼搏，涌现了一批在逆境中崛起的商界巨贾。 清代嘉庆年间著名的徽州盐商鲍直润，经营盐业之初一再失利。一时，经营活动可称是“举步维艰”。但鲍并未气馁，将家中田产悉数典押，筹得资金谋得江山引地。家中人直劝鲍直润：“经营盐业一败再败，千万不能再将家产全部押上了。”鲍直润道：“今江山口岸，众商星散，势将食淡，所谓人弃我取，譬如逐鹿，他人角之，我倍其后，时不可失，呈意决意。”于是鲍氏率兄弟奔波各地，经营盐业，终有大成。类似上述鲍直润等人的拼搏事例，在明清徽州商人中绝非罕见。 凭借这种拼搏精神，徽州商人走出了小山村，克服了资金困乏、人地生疏等诸多困难，发展成为明清商界首屈一指的商人集团。 形成于徽州商帮的这种拼搏精神，有多种因素。譬如，在人多地少环境下的生存压力，使得徽州商人较其他地区的商人更勇于拼搏。在逆境中奋起，反映了徽商的拼搏精神；而在经营活动中永无止境，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这就是徽州商人的进取精神。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励下，徽州商帮中不少曾经是受雇于人的小学徒，最后发展为拥有独立资产的大商人。 在自强不息精神的鼓励下，一部分人白手起家，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而更多的小商人，因不断开拓进取，其经济实力则逐渐由弱变强，最终增强了徽州商帮的整体实力，使之成为商界中能够与晋商相抗衡的大商帮。譬如，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歙商江才就是一个例子。江才3岁丧父，家道中落，无以为生，后江氏兄弟在杭州开了一家小铺子，出售盐米杂物。这时的江氏兄弟充其量也只是小商小贩而已。不过，江才的进取心始终未泯。在积聚了少量资本后，江才远游清齐梁宋之间，贩运商品，牟取厚利，资本愈积愈多。40岁时，江才便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贾”了。 贾而好儒 亦贾亦儒 做生意是为了谋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 徽商教子业儒，十分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是对徽商的经典概括。历史上徽商均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在少数。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明代著名学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这就是说，做生意是为了谋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追求功名。读书博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赚了一笔钱后，为了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 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了儒贾之间的良性循环。这里的“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可能也包含着另外一种涵义，那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几位兄弟都从事举业，那大家多只好喝西北风，所以还必须有所分工。这种家庭成员的分工，在徽州地区自古至今，是相当普遍的。当时徽商之住所，所见极多的是“冰梅图”——许多半片梅花落在一方方冰上的图案，其图除令人叹为观止外，它还寓意着“梅花香自苦寒来”，严冬将尽，读书人“十年寒窗”，终于金榜名，一鸣惊人。这种“十户之村，无废诵读”乃是毫不夸张的说法。此外，徽商不惜重金办教育，创书院，因而徽州地区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致使汤显祖发出“一出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之感叹。 安徽人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安徽文化的繁荣。 崇尚文化 以知识为力量 商人有文化，有助于分析市场行情，预测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在商场中能够知进知退，把握每一个商机。 徽州商帮作为一方地域的商人群体，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与他们的尚文本性是分不开的。 “多才善贾”，自古皆然。商人有文化，有助于分析市场行情，预测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在商场中能够知进知退，把握每一个商机。 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诠释。 史玉柱，安徽怀远人，1962年11月生，硕士研究生，原为安徽省统计局数据分析员，1989年7月，史玉柱靠四处筹措的4000元起家，不到6年时间，他创办的巨人集团公司以成百倍的效益增长，资产已逾数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民办高科技实体。他个人的财富估计10亿左右。 “巨人”的崛起，它的年轻、它的速度、它的效益、它的强劲势头，震惊了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为不可思议的“巨人现象”。 史玉柱可能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实，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最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儒的故土。 他说：“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 正是这样，史玉柱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先锋，正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就是财富”的经典论断。 依附官府“借资贵人” 徽商深知“朝中有人好为商”的道理，他们投靠和借助政权，以达到商业上的谋利无阻。为了寻求政治靠山，他们主要采用了两种手段：一是“借资贵人”，即直接贿赂官僚权贵；一是送自己家的子弟去读书做官。 “借资贵人”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结交左宗棠之例。左宗棠本不喜欢徽商，胡雪岩知此并不直接与其交涉，而是借捐军款和赈灾款来曲线取左宗棠的欢心，这样过了一段时日，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左宗棠官任督帅，亲自向皇上进奏折，频频为胡雪岩美言嘉奖。 胡雪岩也因此而得官，平步青云，成为中国的头号官商。 然而，毕竟投靠官僚权贵有着一定的弊端，若自己有人在朝中为官，则更加好得多。于是，徽商不惜以重资举办书院私塾，输送资金捐办学校，培养众多子弟读书，其中“资质聪慧”者便让其参加科举，走向仕途，为宗族服务。一旦朝中有了自己的人，不仅使家族地位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为经商添了一道政治保护屏障。徽人子弟一旦为官，自然对家乡父老格外关照，提供诸多经商之便。子弟为官，对于形成一些行业的垄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婺源人李大祈，早年学习诗文，后弃儒就贾，经营盐业，往返于淮、扬、荆、楚之间，腰包日渐隆起。可是，他每每想起少年学业未成，不免失落，于是掏钱办私塾，延请名师教读，自己也每日督促，直至公子中举，才算了却心事。 在安徽，像李大祈这样的人，在徽商中实在太多。在徽州当地，“连科三殿堂撰，十里四翰林”，“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故事，多得不胜枚举。 高效高利 注重群体效益 徽州人注重高效高利，也更注重群体效益。徽州人往往与同乡或同宗合伙经商，相互协作，共同致富。 徽商在拥有了一定资产以后，就已不再满足于一些微小的利润，而是追求高效高利，将“大富”作为自己的经商目标。 歙县商人黄莹在经营中，不屑贪求小利，而是“务存大体”，追求高效益和高利润。在高效益的观念支配下，徽州商人经常在分析市场形势和自身实力后，进行果断决策而后牟取暴利。好多徽州商人凭着果断的决策“厚积而速成”进而成为商业巨贾。 为了追求高效益、高利润，徽州商人往往周游全国，哪里有市场就到哪里发展，哪个行业有利可图就经营哪个行业。歙县商人黄豹，少年家境贫寒。成年后辞别父母，挟资游荆襄南楚，但获利很少。见此，他便果断地从荆襄撤资转徙淮南从事盐业。结果，仅三年时间就由一个小商人变成一个富贾一方的巨商。 徽州商人吴氏也是为了追求高利润而多次转徙，他经营过泉布，后来感到泉布利润不及盐利丰厚，又到浙江从事盐业，不久就成为江浙盐商的头领。当时盐业的利润以两淮为最，因为淮盐在当时产量最多、销地也最广，吴又将业务从浙江转到了淮南。 徽州人注重高效高利，也更注重群体效益。徽州人往往与同乡或同宗合伙经商，相互协作，共同致富。徽商程锁就曾因为家境贫寒而联合宗族“贤豪者”10人，各出资白银数百两，合伙经商。由于他们同心同德，苦心经营，最后都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商人。 清末名闻远近的屯溪“同德仁”药店，就是由徽商程德容、邵运仁等合伙经营的。在这种群体观念下，徽商合伙经商、结帮经营的现象十分普遍。可以说是，一人致富，一族受益。 仁心为质 诚信至上 如果经商者一味抬高市价，使顾客感到吃亏，那么顾客就不会来买你的东西，最终就会失去顾客，失去市场。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讲求“仁心”，追求高尚品质。 徽商多数人在商业竞争中，不贪心，薄利竞争，甘当廉贾。赚钱、求利、致富是商人的目标，但徽州商人往往痛恨那些趁人之危，玩弄伎俩的不公平交易。他们认为：人人都有占便宜的心理，如果经商者一味抬高市价，使顾客感到吃亏，那么顾客就不会来买你的东西，最终就会失去顾客，失去市场。从经营的角度来看，商家与顾客的关系，决不是一方盘剥另一方的关系，而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一味贪图大利，敲诈顾客，虽然能够得来暂时的利益，但是却毁坏了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 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他在广东经营茶叶贸易，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 康熙、乾隆年间的盐商吴鉼，“平生仁心为质，视人之急如己”，只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就竭尽力量帮助他人。他不仅将“仁心”作为对自己经商的要求，而且将其作为“家训”传给子孙后代。 安徽休宁的商人吴鹏翔曾做胡椒生意，与人签约后买进了800斛胡椒，但有人辨别出这批胡椒有毒。原卖主惟恐奸情败露，央求吴鹏翔退回原货，中止双方契约。然而，吴鹏翔竟不惜成本，将这批有毒胡椒付之一炬，以免卖主他售而害人。 徽州商人汪源茂曾有一位朋友，以汪氏的名义将数百两银子存在一家店中生息。后朋友暴卒，店伙未悉其中原委，将银子本息交给了汪源茂。但汪源茂不肯受，招来朋友之子，将银两悉数还之。 詹谷，安徽人士，曾在崇明替人经营一家店肆，该店主人是徽州人，后因年老归家，暂将店务全盘托付给詹谷。当时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交通梗塞，主人一去十年未返。等到战乱结束时，主人之子来到店中，詹谷立即将所有经营盈利的小册子交给主人之子，丝毫未贪。 清末徽商的顶尖人物胡雪岩以商进仕，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经商注重诚信，更加将徽商的声誉远扬各地。他曾在杭州开了一家胡庆余堂药店，以经营汤剂组片业务为主，该药店与北京同仁堂药店并驾齐驱，蜚声中外。该店将“忠诚不欺”作为立店之本，胡雪岩亲手撰就80字《戒欺铭》，该铭文被制为“戒欺匾”，挂在胡庆余堂药店里，以警示药店同仁在经营过程中恪守“以义取利”准则。为了将诚信不欺的经营方针落在实处，胡庆余堂药店在每年入伏头一天，免费向杭州市民供应大量药茶。这些药茶清凉解暑，当地老百姓纷纷前来饮用，经证实，这些药茶确实有很好的疗效，自此，慕名而至药堂者络绎不绝。 德才为本 任人唯贤 商业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人才的竞争。为了网罗人才，徽商往往不惜重金将一些行业英才招致自己门下。 自古以来，许多贤哲之士都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商业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人才的竞争。贾而好儒的徽商深谙此中道理，在任人方面很是慎重。 徽商选才，首先以德才为本。“仁德”是选人的首要条件。他们坚信，忠厚诚信，具有高尚品德的人不仅能够在经营中“铢两不私”，更能与人坦诚，在同仁中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这样才能将经营做的恰到好处。除了“仁德”以外，“才”也是徽商选人的一个重要条件。为了网罗人才，徽商往往不惜重金将一些行业英才招致自己门下。清末徽州著名的胡开文墨业即是如此。胡开文墨业的创始人胡天注在承顶其岳父濒临倒闭的“汪启茂墨室”之初，并没有急于扩大生产规模，而是将资金用来聘请能工巧匠，努力创出优质产品。当时徽州著名的墨模雕刻家王绥之等均曾在墨庄效过力。他们精心制作的“圆明园”、“黄山图”、“西湖十景图”等为胡开文墨业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使胡开文墨畅销国内外。 徽商用人，除了德才兼备的条件外，大多采取任人唯贤，各尽其才的原则。尤其是那些大商人，他们往往聘请极为得力的助手为自己经营业务。这些助理在经营中拥有充分自主的权力，特别体现在管理中。歙县商人许翁在江浙两省设有典肆40余所，每个典肆均聘有管事经理，许翁自己则常年居住在家乡。许多徽商都只管坐镇总店，而分店都交由代理人或副手打理，这些代理人和副手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上一般不受老板限制，有着充分的决策自主权。 善抓机遇 敢为人先 生意场上的胜败就在于你“敢”与“不敢”。“敢”是因为有勇有谋有胆识，“不敢”是因为无勇无谋无胆识。 红顶商人胡雪岩曾说：“生意场上的胜败就在于你‘敢’与‘不敢’”。这里所谓的“敢”与“不敢”乃是以胆识和谋略作为后盾的。“敢”是因为有勇有谋有胆识，“不敢”是因为无勇无谋无胆识。敢为人先，也正是在这“敢”与“不敢”之间的差别，产生出的结局就会截然相反：一胜，一败。 胡雪岩能在商场上迅速占据重要的地位，几乎处于不败之境地，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他“敢”字当头，有勇有谋有胆识，敢为人先。 有一次，胡雪岩得知青帮要替太平军护送上海购来的一批军火。由于当时战火纷起，军火买卖的利润相当可观，回扣也相当巨大。胡雪岩早就有意涉足军火生意，只是一直苦于无从下手，如今知道了这条消息，正可以捷足先登，虎口夺食，把这笔生意夺来自己做。对于一般人而言，绝对不会也不敢去冒这种大风险。但是胡雪岩当机立断，决定大干一场。他以最快的速度将此事告诉了好友王有龄。正巧此时抚台黄大人要王有龄从海运局拨一笔款子购置500条毛瑟枪以加强浙江绿营兵的装备，王有龄正为此时而煞费心机，刚好胡雪岩就自动找上了门来。胡雪岩心里盘算出此笔生意的回扣必定是不小的一笔收入，便立刻启程连夜奔赴上海，唯恐动身晚了贻误良机。胡雪岩算定太平军购军火不会很快，洋商必定讨价还价，延宕时日，把太平军逼到最后关头以敲一笔高价。据可靠消息，太平军欲购500支枪，由于数量巨大，洋商需从国外运货，而这其中大概就要一个月的时间。 胡雪岩到了上海，求见上海青帮首领廖化生，说明来意。廖化生说：“生意人人做，就看谁占先，凭胡先生的才能，这笔生意非你莫属。”胡雪岩却谦虚的说：“靠单枪匹马，万难成功，还要老哥鼎力相助，事成之后，老哥可分三成利润，算是合伙生意。” 廖化生见胡雪岩如此慷慨谦虚，当即喜出望外，答应愿意为这笔生意贡举手之劳。胡雪岩便让廖化生派一位懂行的弟兄陪他。廖化生当即派了一位在洋行当通司的弟兄给胡雪岩，这位弟兄名叫欧阳尚云，不但外国话说得流利，更是深谙洋商的底细。胡雪岩见此人聪明伶俐，反应灵敏，暗忖今后得好生待他，以便为己所用。 胡雪岩从欧阳口中得知，太平军向英商麦得利所购500支毛瑟枪，因现货不全，需要向英国国内催运，大概要20天后才能交货。胡雪岩久经商战，当即下定决心在这20天内令麦得利改变主意，撕毁与太平军的签约，把生意转给自己做。 胡雪岩让欧阳约见麦得利，在与麦得利会晤中，胡雪岩抓住要害，说麦得利这样做明显是帮助太平军与清政府作对，如果清政府一旦得知此事，必定派兵截获这批军火，那时，不但血本无归，而且还要受到政府追究责任，加以惩罚。利弊如何，麦得利是聪明人，自然也就知晓。但是麦得利又说这样撕毁条约会蒙受巨大损失。胡雪岩便说自己可以出高价代表浙江地方政府买下这批军火。就这样，没费多大力气，麦得利就毁掉了与太平军的约定，而转与胡雪岩做上了这笔生意。20天后，军火到货，胡雪岩没费什么力气就赚到了五千多两银。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为胡雪岩有胆识，敢冒着常人都不敢冒的风险去做生意，才会获得生意上的巨大成功。因为“敢”，胡雪岩的生意才一直红红火火，居于商界不败之境地。 高瞻远瞩 深谋远虑 徽商深刻认识到了谋与虑在成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谋得深，虑得远，在商界中取得了显赫的地位。 自古云：“谋深，虑远，成之因也。”徽商深刻认识到了谋与虑在成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谋得深，虑得远，在商界中取得了显赫的地位。 “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个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高手”。 胡雪岩曾联合信和钱庄的张老板筹划了一桩长远的以钱生钱的生意，即接受失败逃亡的太平天国兵将的存款，然后放给因调补升迁而需要钱财的官员以及因战乱逃难到上海而在原籍有地产的乡绅。向太平天国这些兵将融资，根本可以不付利息，因为那些兵将只求保命保住财产而已。胡雪岩将这部分钱用来放债，则可以有大笔进账，可谓无本万利。 为了结交丝商巨头，联合同行同业，以达到能够顺利控制市场、操控价格的目的，胡雪岩再将从湖州收购的蚕丝运到上海，一直囤到第二年新丝上市之前都还没脱手。而这时的社会环境对于胡的生丝销洋庄的生意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一方面新丝虽然快要上市，但是由于朝廷禁止运往上海，胡雪岩的现有囤积也就奇货可居；另一方面，朝廷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洋人在上海做生意必然受到一些限制，而此时洋人又迫切希望与中国保持一种商贸关系。此时胡雪岩联合同行同业操纵市场行情的工作已经大见成效，继续坚持下去，迫使洋人以高价买自己的货并不难。 但是，胡雪岩考虑到与洋人以后的合作会大有利赚，便将生丝按照洋人开出的低价格卖给了他们。在这票生意中，胡雪岩确实没赚到什么钱，但他却铺就了一条与洋人做更大生意的道路。这次交易，为他日后做的洋庄生意，借贷洋款发展国际金融业，铺下了一条阳关大道。 知己知彼 准确预测市场 商场如战场，商家的竞争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信息的竞争。准确地预测市场信息能够使商家提早获得商机，从而在商业竞争中取胜。 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商场如战场，商家的竞争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信息的竞争。准确地预测市场信息能够使商家提早获得商机，从而在商业竞争中取胜。 市场的预测即是对市场需求、价格变化等所作出的预先判断。通过商品供求、人们消费水平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来预测市场走势，以便从中获取商机。 徽州商人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精明强干，往往“人弃我取”“贱中找贵”，通过预测，推断哪种商品在不久的将来会价格上升，哪种商品会因为人们的消费方式变化而获得巨大的市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越来越认识到市场信息对于经商的重要性。他们想尽办法，千方百计收取市场信息，以更好地审时度势，来推断市场的走向，从而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经营方针。 顾客乃养命之源 胡雪岩曾指出：“顾客乃养命之源”。商号的兴衰盈亏，全要靠顾客，只有得到顾客的信任与支持，才能达到兴盛。 “红顶商人”胡雪岩曾指出：“顾客乃养命之源”。商号的兴衰盈亏，全要靠顾客，只有得到顾客的信任与支持，才能达到兴盛。 “顾客乃养命之源”是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的店规，他要求店员把顾客当作衣食父母来尊敬，以优质的服务来赢得顾客。 在胡庆余堂开张之初，胡雪岩本人头戴花翎、身着朝服，亲自接待顾客。一次，一位来自湖州的香客在胡庆余堂买了一盒胡氏辟瘟丹，打开一看，微露不满之色。胡雪岩察言观色，当即上前审视，承认此药确有欠缺之处，再三致歉后，令店员更换新药。结果这天的辟瘟丹刚好售完，胡雪岩念顾客远道而来，便留他住下，而且向该顾客保证三日内赶制出新药送到顾客家里。果然，三天后，胡庆余堂的伙计将新配置的药品送到了湖州香客那里。这位顾客深受感动，逢人便讲胡庆余堂服务周到、胡雪岩仁义待客的事，无形中为胡庆余堂做了很好的宣传。 为了体现顾客至上的原则，胡庆余堂还专设顾客休息的场所；在夏初之际，免费供应清凉解暑的中草药；在远近香客赶庙烧香、大批涌入杭州的初一、十五，将药品降价销售；遇急诊病人，隆冬寒夜也照接不误。如：在三九寒天，经常有哮喘病人半夜三更敲门求药，值夜药工必须遵守胡庆余堂为急症病人现熬鲜竹沥的，劈开新鲜的淡竹，在炭炉上文火烘烤，待竹沥慢慢渗出，再用草纸滤过，当场让病人喝下。熬一剂竹沥一般要花两个钟点，病人若多，所需时间更长，但药工们总是耐心细致做好服务工作，从未有所抱怨。 在当今的商品经济中，市场由卖方市场变化为买方市场，商家更应将顾客看成利润的来源，信守“顾客第一”的原则，把好服务关。 勤于思考 富于变通 浙江商人 浙江商人被誉为当今中国最具人气的“财富制造商”，是最会赚钱的人群。他们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是中国最庞大的“游商部落”。他们将踏实敢干的企业家精神传递四方，用他们自己的经营观念和方式影响着各地的商人。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这是对浙商庞大队伍的一种最为精辟的描述。 浙商最具可学性，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是普通百姓。他们有的资本和知识，你可能同样拥有。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着去经商，而且可以很好地去经商。 浙江人是哪里有市场就到哪里去，哪里没市场就到哪里开出一个市场来。 浙江人头脑灵活，勤于思考，富于变通。 历史上，浙江就出过很多富甲一方的大商人。 唐代时，温州和宁波都是有名的贸易港。 宋朝时期，宁波、杭州、温州都设有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 明清时代，政府禁止海贸，宁波、温州走私活跃。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温州等地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浙江商人开始迅速崛起。在重商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浙江商人发挥其天生的经商意识，将其经商传统发挥到了极致。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浙江商人大批涌现，占据了各地的大部分市场。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2000年，“500强”中的浙江企业达到了171家，独占全国1/3强。2001年9月底，浙江省民营企业突破20万家，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已达24600家，位居全国第一。 不仅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一些小乡镇甚至其他国家，都有浙江商人的足迹。 浙江人是哪里有市场就到哪里去，哪里没市场就到哪里开出一个市场来。 不畏艰险 勇于开拓 浙江商人不畏艰险，敢为人先。他们不会固守一个经营领域而不动，经常以远见卓识的眼光去开拓新的经营领域。 浙江商人不甘心在狭小的家乡碌碌无为，他们不怕背井离乡，怕的是没有钱。他们没钱的想到外面的世界去赚点，有点钱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