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两安东尼治下的黄金时代B

Book of 罗马的纪念碑 在众多由罗马人建造的不朽的建筑中，被历史所忽视的何其多，而能逃脱时间和野蛮行径的摧毁的又何其少！然而，就是现在在意大利和外省仍到处可见的那些气势磅礴的废墟也完全足以证明那些地方必然一度曾建立过十分文明和强大的帝国。仅是它们的伟大，或它们的美也完全足以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了；更为有趣的是，这里还有两种重要情况把令人欣慰的艺术史和更为有用的人类社会生活史连接在一起了。这里的许多建筑都是私人花钱修建的，但其用心却几乎全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罗马建筑中的绝大多数，以及其中最重要部分想来必然是由那拥有无限人力和财力的帝王们建造的。奥古斯都常常吹嘘说，他接受下来的首都是一座砖城，而他交出的却是一座大理石城了。它的辉煌的根源实是韦伯芗的严格的经济政策。图拉真的建筑表现了他本人的天才。哈德良用以装饰帝国各省市的公共建筑，不仅是按照他的命令，而且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修建的。他自己便是一位艺术家；他热爱艺术，艺术也有助于显示他的君主的光辉形象。艺术也受到两安东尼的鼓励，因为它增进了人民的幸福。 但是，如果说帝王们是建造他们所统辖的地区的第一批建筑师，他们可绝不是仅有的建筑师。在他们做出榜样之后，很快他们的重要臣民全都会起而效法，这些人毫不畏缩地向世界宣布，他们有魄力能够构思出，也有足够的财力能完成，世上最崇高的事业。几乎在大圆形场馆的奇妙结构还未曾在罗马得到应用以前，规模虽必然要小一些，但相同、材料相同的建筑便已用自己的钱、目的为自己所用，在卡普亚城和维罗纳城修建起来了。阿尔坎塔拉巨桥上的铭文表明这座横跨塔古斯河的桥梁是由几个琉西塔尼亚的村镇捐资修建的。当普林尼被委以绝非帝国最富有或最重要的比提尼亚和本都两省的行政责任的时候，他发现在他管辖内的各个城市正互相竞争着，修建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景观，以求引起这方人的好奇心和本市公民的感激之情。总督的责任则只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在风格上给以一定指导，有时设法阻止他们不要因为彼此争胜而不计工本。罗马和各省的富有的元老们全认为这样来装点和美化自己的时代和国家简直就是自己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经常可以补偿了鉴赏力或慷慨方面的不足。在大群的私人捐助者中，我们这里将特别提出生活在两安东尼时代的一位雅典公民希罗德斯·阿提库斯。不管他的行为是出于何种动机，他的宏伟的形象完全可以和一些最伟大的帝王相比。 希罗德斯家族，至少在它忽然得到一笔意外之财之后，是从客蒙和米太亚德、提修斯和克克罗卜斯、埃阿科斯和朱庇特一代相传下来的。但是，一如许多神灵和英雄的后代一样，最后却陷入了最为悲惨的境地。他的祖父曾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他的父亲朱利乌斯·阿提库斯，要不是发现了埋在祖先遗产中的最后一点残余，一所旧房子中的一大笔财产，便必然会在贫困和屈辱中死去了。根据法律，皇帝有权对这笔财产按比例分成，明智的阿提库斯，采取了立即公开承认其事的办法，阻止了告发人的多嘴。而刚刚继位的公正的涅尔瓦却表示他分文不要，并命令他把那天赐的财物无所顾忌地花掉。那位小心谨慎的雅典人坚持说那笔财产实在太大，超出了一个平民所应拥有的数量，而且他也真不知道该如何花掉它了。那就胡花吧，那和善的君主带着善意的暴躁说，因为它是属于你的。许多人都认为阿提库斯是完全按照皇帝最后的指示行事的，因为他把那后来又通过一次极为有利的婚姻更为增大的财产的绝大部分用在公益事业上了。他为他的儿子希罗德谋得了管理亚洲自由城市的行政官职务；这位行政官注意到特洛阿斯河的水源不足，便从慷慨的哈德良那里弄到手三百万德拉克马(约合七万镑)，用来修建了一条新水渠。但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实际费用超过了原来估计数的两倍，负责财务的人开始叫苦不迭，直到阿提库斯表示不足的经费也许可以由他自己负责来支付，这才使他们不再抱怨了。 希腊和亚洲的最有能力的教师被请来指导对年轻的希罗德的教育。他们的这位学生很快也便成了一位在当时的风气下只重无用的空论的雄辩家。这种空论永远只限于在学院中进行，根本不屑于登上讲坛或进入元老院。他获得了罗马执政官的荣誉；但他大部分时间却在雅典和他在雅典城郊的别墅中，过着追求哲理的退隐生活。他身边永远有一群诡辩家围绕着，他们毫不勉强地承认，在这位富有而又慷慨的辩论对手面前，他们全都自愧不如。可以显示他的天才的纪念物现在都已毁灭了；有些庞大的遗址仍保存着他的远见卓识和慷慨好施的美名；现代旅游者曾测量过他在雅典所修建的运动场遗址的面积。它长600英尺，整个用大理石修建，可以容下本市的全体市民，整个花了四年时间才完成，那时他是雅典运动会的负责人。为纪念他的妻子雷吉拉，他为她修建了一所在整个帝国无与伦比的戏院：所用木料是清一色的雪松，形式奇特的雕刻随处可见。由伯利克里设计用以演奏音乐、排练新悲剧的大剧场可说是艺术对野蛮取得胜利的庞大的纪念碑，因为这里的主要结构所用木料几乎全是波斯船上的船桅。尽管卡帕多西亚的一位国王曾派人对这古老建筑进行修复，后来却又渐次毁败了。希罗德却重新恢复了它的古老的美和雄伟。这一闻名遐迩的公民的慷慨行径还不仅限于在雅典城内。为大地狭修建的气势非凡的海神庙、科林斯的剧院、德尔斐的运动场、色摩匹雷的浴场以及意大利坎努希厄姆的水渠也完全不足以消耗尽他所拥有的财富。伊庇鲁斯、色萨利、埃维亚、维奥蒂亚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人民全都曾得到过他的恩赐；在希腊和亚洲城市中的许多铭文都把希罗德·阿提库斯称作是它们的施主和恩人。 在雅典和罗马两共和国中，简单朴素的平民人家全都享有同等的自由权利；而那些专为公用的气势宏伟的建筑物则代表人民的主权；这种共和精神即使在已出现个人财富和君主制以后也并未完全消失。最善良的皇帝总喜欢在关系民族荣誉和民族利益的工作中表现他们的脾气。尼禄的金殿自然引起了极大的愤恨，但他为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而侵占的大片土地，却在接下去几代皇帝的统治时期，被大运动场、提图的浴场、克劳狄乌斯柱廊、和平女神庙和罗马守护神庙等更有价值的建筑所占据。这些作为罗马人的财产的不朽的建筑都曾用希腊所产生的最美的绘画和雕刻加以装点；在和平之神庙中还开办了一所十分令人好奇的图书馆，以满足文人学士的好奇心。离图书馆不远便是图拉真的讲坛。它的四周是一座四边形的高大的柱廊，有四座凯旋门直通其中作为它的宏伟、阔宽的出入口：正中心处耸立着一根大理石的石柱，高110英尺，用以表明被切去的山峰的高度。这石柱至今仍显示出它的古老的美，充分表现了达西亚的建造者在那里所取得的多次胜利。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兵是在回忆他在多次战役中的经历，而通过民族光荣意识的联想，这位爱好和平的公民把自己和胜利的荣誉联系在一起了。首都的其它各地以及帝国的各省也全都以同样慷慨的精神以各种宏伟的公共建筑加以美化，到处都充满了圆形剧场、剧院、神庙、柱廊、凯旋门、浴场和水渠，它们无不从不同的角度，有利于一般平民的健康、宗教信仰和消遣。特别是这最后提到的水渠十分值得我们注意。它们的设计之大胆、结构之坚固及其84用途之广泛都使它们可以算作是表现罗马人天才和力量的最上乘的纪念物。首都的水渠完全有资格被称作出类拔萃，但缺乏历史知识的好奇的旅游者，如看到斯波莱托、梅茨，或塞奇维亚的水渠定会很自然地认为，那些省城过去肯定是某位强大的帝王的住所。亚洲和非洲的荒野上曾一度到处是繁华的城市，它们的众多的人口，甚至它们的存在本身，都全依靠着那常年供应清水的人工水渠。 我们曾计算过罗马帝国的居民的数量，也曾注意到它的公共建筑工程的浩大。看一看它的城市的数量之多和面积之大将使我们可以肯定其人口数量，却不得不成倍增大片公共建筑。在这里，我们且来看看与此有关的几个零散的例子，但同时又不能忘了，由于民族的虚荣和语言的贫乏，常有些概念不清的城市名称被轻率地同时加之于罗马和劳伦土姆，也许是很有趣味的。一、据说古代意大利共有城市1197座；不管这古代指的是那一个时代，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全国人口在两安东尼时代少于罗慕洛统治时期。拉丁区的一些小城邦，因受帝国优越的影响的吸引，已全被包容在帝都之内。意大利的长期呻吟在传教士和总督的暴政之下的那部分地区一直还只经受着比较能够忍耐的战争灾祸；而它们所经受到的刚刚开始的衰败的症候却因山南高卢的迅速改进而得到补偿。维罗纳的辉煌在它的遗址中尚有踪迹可寻；但维罗纳却并不如阿魁利亚或帕迪阿、米兰或拉韦纳更为闻名于世。 二、求得进步的精神已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甚至在逐渐被开发以便于修建方便和高雅的住处的不列颠森林地带也已感受到了它的影响。约克是政府所在地；伦敦已由于商业发展富了起来；巴斯以其具有医药效用的水而远近闻名。高卢可以吹嘘自己共拥有1200座城市；而且，尽管在北部地区，甚至连巴黎都包括在内，它们中的许多只不过是居民不多、刚具雏形的粗陋的小镇，而南部诸省在富有、高雅方面却和意大利不相上下了。有许多高卢的城市——马赛、阿尔勒、尼姆、纳博讷、图卢兹、波尔多、奥顿、维埃纳、里昂、朗格勒和特里弗——它们古代的格局完全可以不次于，甚至更高于，它们目前的境况。至于西班牙，那地方作为一个省份时曾十分兴盛，但作为一个王国却完全衰败了。由于滥用自身的力量，由于受到美洲的压榨和迷信思想的影响而弄得民穷财尽，我们如果拿着普林尼开列的韦帕芗治下的360座城市的名单，我们可能会认为它的自傲情绪实在该死。三、300座亚洲城市曾一度承认迦太基的统治，它们的数目在罗马皇帝的治理之下看来也并不曾减少；迦太基自身也从灰烬中复活并显出了新的光辉；同时那个首都，连同卡普亚和科林斯很快便恢复了过去的一切有利条件，而这是和独立的主权并不相干的。 四、东方诸省让人看出罗马的宏伟和土耳其的野蛮文化形成对照。被无知称作出自神奇力量的古代建筑的废墟遍布未曾开垦的田野，但却几乎不能为被压迫的农民和流荡的阿拉伯人提供一个容身之处。在几位恺撒的统治下，仅是亚洲本土就有5000座因自然条件优越而变得富足的，并为精美的艺术品所装点的人口众多的城市。亚洲的11座城市曾争夺建立供奉提比略的神庙的荣誉。元老院对它们各自的优、缺点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其中有四个被认为无能当此重任而被排除在外，其中就有其光辉形象至今在其废墟中犹依稀可见的拉奥狄凯亚。拉奥狄凯亚以出产羊毛精品闻名，每年从养羊业得到的税收十分丰富，在那次竞争开始前不久，还通过一位慷慨公民的遗嘱获得价值40万镑的遗产。如果这些情况表明了拉奥狄凯亚的贫穷，那么那些被视为更有条件的城市该当是何等富足，特别是帕加马、西麦拿和以弗所诸城，它们曾在很长时间中互相竞争，自称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城市。叙利亚和埃及的首都在帝国中具有更为高超的地位；安条克和亚历山大始终以不屑的眼光看待那一大群缺乏独立性的城市，它们自身也只是勉强屈从于罗马的威严罢了。 所有这些城市，通过公共的大道，彼此全连接在一起，并和首都相连，大道从罗马的运动场出发，穿过意大利，遍布各省，然后一直通到帝国边疆的尽头。如果我们仔细探索从安东尼土垒到罗马、又从这里到耶路撒冷的长度，我们将发现这一从帝国的西北端到东南端的交通长链，按其实际长度计算，将不下于4080罗马里。公路一段一段都有明确的清楚标明地段的界碑，连接各省的道路全成一直线，不论是天然障碍还是私人产业都直穿而过。逢山开洞，遇到最宽阔的激流也架起宽广的大桥。道路的中部筑成高台，在上面可以俯瞰四周的村庄，路基由沙子、碎石和三和土砌成，最面上铺着石块，或者，比如在离首都不远的地方，铺上花岗石。这便是罗马公路的坚固的结构，它的坚实程度使它能够经受了十五个世纪的风雨。道路通过十分便利的交往把相距最远的省份的居民也都连接在一起；但它们的主要目的却是为了便于军队的调动；任何一片国土，在它的任何部分都已完全处于征服者的兵力和政权的实际控制之下以前，便不能算作已完全被征服。尽早获得情报以及迅速使命令下达的优越性使得罗马皇帝尽力在他们的广阔的统治区域内到处建立了正规的驿站。全国各地每隔五、六英里便有一所驿站，每个驿站经常有40头马匹备用，依靠一站一站接力的办法，沿着罗马大道一天跑上100英里完全不在话下；要求使用驿站必需得到皇帝的批准；不过尽管一开始它们的用途仅限于公务来往，后来慢慢也为私人的事情提供便利。在海上罗马帝国的交通也差不多和陆地上一样方便和畅通。许多省份围绕着地中海，并把它包围起来；意大利则像一个巨大无比的海岬，直伸到那个大湖的中心去。意大利沿海没有任何安全港口；但人的勤劳弥补了大自然的不足；特别是由克劳狄乌斯皇帝修建，位于第伯河口的奥斯提亚人工港可算是伟大的罗马重视实用价值的见证。从这个离首都仅十六英里的港口遇上顺风一条船常常只需七天就能到达赫尔枯勒斯圆柱，九天或十天就能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 农业的进步 不论有人认为或公开声称过于庞大的帝国会招致何种恶果，一个强大的罗马可是颇有益于人类进步的；传播罪恶的自由交往自然也同时会推动社会生活的进步。在更早的远古时代世界的划分是不均衡的。东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便已掌握了各种技艺，享受着奢侈的生活；而西部却仍居住着粗野、好战的野蛮人，他们或者讨厌农业，或者对农业还全然一无所知。只是在一个已建立起来的政府的保护之下，气候条件较好地区的农产品和更为开化民族的手工业才慢慢传入欧洲的西部诸国；在公开的、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的鼓舞之下，这才大力发展农业，改进工业。从亚洲和埃及进口到欧洲的不论是动物类还是植物类的产品，其种类之多不胜枚举；但一部历史作品择其要者稍加讨论，显然是绝不会有损它的权威性或完全无益的。1.几乎今天在我们欧洲园林中所生长的一切花、草、水果，都莫非由外国引进，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仅凭它们的名字也可以推断出来：苹果最早产于意大利；而当罗马人尝到味道更有特色的杏、桃、石榴、香橼和柑桔的时候，他们竟然把这些新的水果一律称作苹果，只不过各加上一个出产国的国名以资区别。2.在荷马时期西西里岛上已到处是野生的葡萄藤，非常可能在附近的大陆上也有；只不过那葡萄未曾经过人工培育，当地的野蛮居民也一定不会发现它有任何可口的味道。1000年之后意大利可以吹嘘说，80多种产量丰盛的著名的葡萄三分之二以上都产自它的国土。 不久后，高卢的纳博讷省也幸运地引种成功；只是在塞文山脉以北由于气候过于寒冷，在斯特拉波时代大家还认为在高卢的那一部分地区种植葡萄根本不可能成熟。但这种困难后来终于逐渐克服了；我们有一定的理由相信，勃艮第的葡萄园在两安东尼时期就已经存在了。3.西方世界的随着和平向前延伸的橄榄，当时便被视为和平的象征。在罗马已经建立近两个世纪之后，意大利和非洲都还并不知道那有用的植物为何物；它后来终于在那些国家培育成功，然后从那里又传到了西班牙和高卢的心腹地带。古代人认为它需要一定的温度，而且只能在滨海地区才能繁茂的可笑的错误思想，通过勤劳的反复实验，终于在不知不觉中破除了。4.亚麻的种植技术从埃及传到了高卢，使全国立即富足起来，尽管种植亚麻的土地却可能会因此变得贫瘠了。5.人工种植牧草在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农民中已变得十分普遍，特别是苜蓿，其名称和产地均源于米底。这样在冬季便能保证供给牛群充足的、高质量的草料，于是便很自然增加了饲养牛羊的头数，同时也更增强了土地的肥力。在所有这些进步之外还可以加上人们对矿产和渔业开发的密切注意，这类产业可以吸收大量劳力，因而既增加了富人的生活乐趣，也增加了穷人的谋生之道。科卢梅拉的精采的论文曾描绘过在提比略治下西班牙畜牧业的领先地位；而我们还应看到，那种在年轻的共和国经常遇到的饥荒，在广阔的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可是十分少见或从未发生过的。在某一省份偶然出现的匮乏，很快就会由较幸运的邻省的较好收成予以补偿。 农业是制造业的基础；因为大自然的产品原是各种工艺品的原材料。在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一个勤劳智慧的人民的劳动力始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用于为富人服役。那些幸运的宠儿在他们的衣着、饮食、住房和农具之中无不体现出精美、舒适、高雅和豪华的气派，或者说包含了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和肉体享受的一切。这种被加以奢侈恶名的豪华生活，历代以来，莫不遭到道德家们的严厉斥责；也许很可能，如果每一个人都只占有生活的必需品，不求多余，那必会更为有益于人类的道德和幸福。但是，在目前这种不够完善的社会中，奢侈虽可能来源于罪恶和愚昧，却似乎也可能是防止财产分配不均的唯一办法。不曾分得任何土地的勤劳的工匠和手艺人从土地占有者手中得到一份自愿付出的税款；而后者从本身利益考虑也便会竭力增加土地的产量，因为那产品能为他买到更多的生活享受。这种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感觉到它的特殊效用的运动，在罗马世界更以其强大的活力扩展开来。如果不是制作贩卖奢侈品工商业在不知不觉中，把罗马军队和政府从勤劳的臣民手中夺去的一切又还回给他们，那各个省份定会很快便被压榨一空了。只要这种流通始终限于帝国范围之内，它便会使得政治机器总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新的活力，而它们的后果，有时是有用的，反正也绝不会变得有害。 但要把奢侈品的流通总限制在一个帝国的范围之内那可不是件容易事。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国土也常被掳掠一空以满足罗马的排场和高雅生活。西徐亚的森林能提供高级毛皮。 琥珀是从巴尔干海边陆运到多瑙河地区来的；野蛮人发现一些完全无用的商品竟能卖那么高的价钱感到惊奇不已。巴比伦的地毯和其它一些东方的手工艺品销路甚好；但最为重要却鲜为人知的一种国际贸易却在阿拉伯和印度之间进行。每年夏至前后必有一支由120只船组成的船队从埃及的一个港口米奥斯—霍米斯驶出，在红海上行进。由于到时一定有季节风相助，它们只要大约四十天便能越海而过。马拉巴尔的海岸或锡兰岛是它们一般航行的目标，从更为遥远的亚洲国家来的商人也都希望把他们的货物运到这里的市场上来。 埃及船队返航的时间一般定在12月或1月；只要它们所载值钱的货物能转移到驼背上，从红海运到尼罗河边，并沿河而下直达亚历山大里亚，那它便可以立即在帝国首都出手。从东方来的都是些细软的玩艺儿；丝，一磅的价格据估计不低于1磅黄金；宝石，其中除了钻石，价值最高的便是珍珠；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在宗教仪式或铺张的葬礼上燃烧的香料。 这一趟海运所能得到的难以想象的巨额报酬完全足以弥补一路上所受艰辛和所冒危险了；但这利益完全是从罗马臣民身上得来，其中只有少数个人靠损害公众的利益而大发其财。由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全都满足于使用本国的产品和各种手工制品，在罗马方面可以拿来进行贸易的便只有，或至少主要依靠，白银。有人抱怨为了购买女人的装饰品，国家的财富已无可挽回地流入外国和敌国去。这一问的严重性使得元老院也不得不慎重加以考虑了。一位勤于钻研但勇于提出批评的作家估计每年流出的白银足有80万磅。这种因为看到眼看必将越来越贫穷的暗淡前景，而感到的不满一直长时间普遍存在。然而，如果我们按普林尼时代，以及按在君斯坦丁统治时期所确定的白银和黄金的比例来看，我们将发现在那一时期白银实际是大大增加了。我们丝毫没有理由相信，黄金越来越少了；因此很显然白银的生产已越来越普遍；不论印度和阿拉伯的出口量如何庞大，他们也远远不可能搜尽罗马世界的财富；而且，矿场的生产量已完全足以抵消商业上的需要。 尽管人类普遍倾向于颂古非今，对于帝国的安宁、繁荣景象，不论是各省人民还是罗马人都同样具有深切感受和公正的评断。“他们承认首先由充满智慧的雅典人所发明的有关社会生活、法律、农业和科学的真正原则，只是靠着强有力的罗马才能牢固地建立起来，在它的可喜的影响之下，最凶狠的野蛮人也在一个平等的政府和共同语言的条件下团结起来了。他们肯定认为，由于各种技艺的进步，人类的数量眼看增加了。他们赞美日益辉煌的城市景象和阡陌相连，装点得像个大花园一般的美丽的农村面貌。他们庆幸获得了许多民族可以共同享有的欢乐、持久的和平，完全忘记了过去存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古老的仇恨，也再不为未来的战祸担忧了。”尽管由于这些文字中充满了花言巧语、危言耸听的气味，使人不免生疑，但其基本内容却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 要让当代人的眼睛，在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中观察到暗藏着的衰败腐化因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长时期的和平和单一的罗马人的统治慢慢向帝国的活力中注入了隐蔽的毒素。人的头脑渐渐都降到了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尚武精神也烟消云散了。欧洲的土著是英勇、强悍的。 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伊利里亚都能为军团提供上等的士兵。他们还保留着个人的勇敢，但他们已不再具有公共的勇气，那是要靠对独立自主的爱、民族荣誉感、对危险的警惕以及发号施令的习惯才能培育出来的。他们的君主凭自己的意愿为他们安排的法律和总督他们都必须接受，自己的安全保卫工作也完全得交托给一帮雇佣兵。他们过去的那些最勇敢的领导人的后代，全都安心于作一个普通子民和公民。最有抱负的人都往皇帝的宫廷或卫队里挤；被抛弃的一些省份，逐渐失去了政治力量或凝聚力，不知不觉中变得人人只顾自己过着懒散闲适的生活。 几乎和和平和高雅生活无法分离的对文学的喜爱，在哈德良和两安东尼的臣民中普遍存在，这几位皇帝自己也都是好学不倦的。这种好学精神可说弥漫着帝国的整个国土；北部的各布立吞布落早就喜欢讲究语言艺术；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岸，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早有人辗转传抄，并加以研究；丰富的报酬使得最细微的文学上的成就也会被发掘出来。希腊人在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托勒密的观察记录、伽伦的作品都有一些学者在专门进行研究，这些学者获得了比他们更多的发现，并改正了他们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把无与伦比的琉善除外，整个这一个懒散时代并不曾产生过一个具有独创性天才的作家，也没有一个在高雅的写作技术方面有任何突出成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芝诺和伊壁鸠鲁的权威依然统治着各个学院；他们的那些体系，带着盲目的敬意，由一代代门徒传授下来，阻止了一切更大的发挥人的思维能力，进一步开扩人的头脑的大胆尝试。诗人和雄辩家们所表现的美，并没有点燃和他们的相类似的火花，却只是促使人们进行呆笨和奴性的模仿；或者，如果有人敢于脱离开那些范本，他们也便同时离开了情理和正道。当文学再次复兴的时候，曾经长时间沉睡的想象的青春活力、民族间的竞争、一个新的宗教、各种新的语言和一个新的世界却唤醒了欧洲的天才，但是，罗马各省的人，他们受的是统一的人为的外来教育的训练，现在却在各个方面正和那些大胆的前人进行一番力所不及的竞争，那些前人，通过用自己本来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情，已经在各个方面占据了荣誉的地位。诗人的名字几乎已完全被遗忘；雄辩家的地位被诡辩家所占据。由批评家、编纂家和评论家所掀起的乌云遮住了真正的学识的光辉，紧随着天才的没落而来的便自然是日趋低下的趣味。 时代稍晚，生活在一位叙利亚女王宫廷中的崇高的朗吉努斯却保存了古代雅典人的精神，他看到他的同时代人变得如此情操低下、勇气涣散、天才被压抑的堕落情景，曾深感悲伤。“正像有些孩子”，他说，“由于他们的手脚过多地受到限制因而只能长成侏儒一样，在同样情况下，我们的娇嫩的头脑，受到奴性的成见和习惯的严格约制，也必然不可能正常发展。或者，不可能发展到它应有的规模，像我们所崇拜的古人一样，而那些生活在一个由人民负责的政府的统治之下的古人，他们在写作时是和他们于其它工作时一样自由的。”这种，如果我们仍沿着这个比喻讲下去，人类微型化的情况使得人类一天天地变得更小，使得在罗马世界居住的真会全都是一些侏儒了，一直要等到北部可怕的巨人破门而入才使这矮小人种得以有所改变。他们重新恢复了具有人的气概的自由精神；而且，在经过十个世纪的革命之后，自由终于变成了文学趣味和科学的幸福的母亲。 第03章 罗马帝国的体制 要问什么是君主政体，似乎显然便是指在一个国家中，法律的实施、财政的管理和军队的指挥权全部集中在，不管加之以什么样的尊称的一个人手中的体制。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坚强的，随时警惕着的力量保卫着人民的自由，那一个拥有如此巨大权力的行政官必然很快便会堕落成一种专制政府了。在迷信盛行的年代，教士们的影响可以被用来伸张人民的权利；但由于皇座和圣坛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教会的旗帜竖立在人民一边的情况，从来都极为少见。必须有勇武的贵族和意志坚决的平民，他们自己拥有武装并占有一定的财产，由他们来组成一个立宪议会，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均衡的力量，以防止具有野心的君主的无理作为，而维护住自由的宪法。 罗马宪法的防线一道一道全被独裁者的野心所攻破；所有的藩篱也全都毁在三执政的无情的铁腕之下。在亚克兴一战胜利之后，整个罗马世界的命运便完全为屋大维的意志所左右，他先由于被其叔收养而被称为恺撒，后又由于元老院的谄媚而被加之以奥古斯都称号。这位征服者统领44个训练有素的军团，它们深知自身力量的强大和宪法的虚弱。它们在20年内战时期历尽各种严酷的战难和流血牺牲，由于一直总是从恺撒家族领取并期待获得最慷慨的报酬，全都热心为这个家族卖命。至于长期处于共和国官员们的压迫之下的各个行省，全都盼望着有一个人能成为这些小暴君的主子，而不是他们的同谋。带着暗自庆幸的心情看着贵族阶级遭受屈辱的罗马人民所需要的，仅仅是面包和一些文艺表演而已，而此二者奥古斯都全都毫不吝惜地予以满足。几乎全都热中于伊壁鸠鲁哲学的富而好礼的意大利人，他们安于眼前安适、宁静的生活，根本不愿让对过去骚乱不安的自由生活的追忆来搅扰眼前这甜蜜的梦境。元老院由于失去了权力，也便失去了原来的地位；许多原来高贵无比的家族都已灭绝了。有理想和有能力的共和主义者全都死在战场上或被放逐。议会的大门有地为一千多个不同等级的人敞开，但他们并不因此而获得荣誉，却倒只是辱没了自己所处的地位。 改组元老院是奥古斯都要废除那一暴君，宣称自己是国家主人的第一步。他已当选为监察官；在忠于他的阿格里帕的协作下，重新审查了元老的名单，开除了少数几个有犯罪行为或顽固不化的元老，说服近200个元老自动请退，以免受到被除名的羞辱，把元老的资格提高到必须拥有约合1万镑的资产，并为自己赢得了元老院首席元老的尊称。这一称号过去一直只是由监察官加之于最有声望、贡献最大的公民的。但是在他采取这些办法以恢复元老院尊严的同时，也完全破坏了它的独立性。一旦立法机构由行政官来任命，自由立宪的原则便从此不可挽回地消失了。 在准备按此模式组织议会之前，奥古斯都发表了一篇经过仔细研究的讲演，演说词表露了他的爱国热忱，却掩盖住了他的野心。“对他过去的作为，他深感不安，但也认为情有可原。对父母的孝心时刻要求他为他父亲的惨死报仇；他自己的仁慈天性有时又使他不得不对严峻的必然规律让步，并迫使他违心地和两个无赖共事：在安东尼还活着的时候，共和国不能容许他把她随便交到一个堕落的罗马人和一个出身野蛮民族的皇后手中。他现在可以自由地履行他的职责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他已庄严地使元老院和一般人民完全恢复了他们的古老的权利；他唯一的愿望是能和他的同胞们在一起生活，同他们一起分享他给他的国家带来的幸福生活。”这里我们真想求助于塔西佗(如果他曾在这届议会中工作过的话)让他来描绘一番元老们的各种不同的情绪；包括那些受到压抑而不露声色的元老们。完全相信奥古斯都的真诚是十分危险的；而如果对它将信将疑那可就更加危险了。君主制和共和制究竟孰优孰劣，认真的研究者们彼此看法不一；罗马帝国目前的庞大，普遍存在的道德败坏，军人们的胡作非为，给赞成君主制的人增添了新的论据；而对政府的这种一般看法却又因为每一个人所怀有的不同希望和恐惧而被大加歪曲。在这种极其混乱的情绪之中，元老院的回答却是众口一词，坚定不移的。他们拒绝了奥古斯都的辞呈；请求他决不要抛弃掉依靠他才终于得救的共和国。这位狡猾的暴君在经过一番体面的推辞之后，终于服从了元老院的决定；同意以现已众所周知的前执政官和大将军的名义管理各省地方政府和指挥罗马所有的军队。但他只答应以10年为期。甚至在10年届满之前，他希望国内不和带来的创伤将已完全愈合；到那时那已恢复旧日的健康和活力的共和国将不再需要如此非同一般的一位行政官的危险的干预了。关于这种种在奥古斯都生前曾多次重复表演的喜剧的记忆，由于罗马的终身君主在他们的统治届满10年的时候全都要举行类似的盛大纪念活动，而一直保存到了帝国的末期。 罗马军队的将军，对士兵、对敌人和对共和国的臣民，几乎都可以占有并行使任何属于一个专制帝王的权利，而毫无违背宪法原则之嫌。对士兵来说，甚至在罗马建国的初期，对自由的渴求早已让位给向外扩张的希望和正当的军事训练。 那位独裁者，或者叫作执政官有权征集罗马青年从军服役；有权对不听指挥或由于胆怯不服从命令的人处以最严厉和最带有侮辱性的惩罚，从公民中除名，没收其财产，或将他卖给人家为奴。由波喜阿斯和塞姆普罗尼阿斯法令加以肯定的最神圣的自由权利，在战争时期已全被废止。这位统帅在他的军营中掌握着绝对的生杀之权；他的司法权不受到任何形式的审判和讼诉程序的制约，他所做的判决必须无条件地立即执行。选择谁作为罗马的敌人的权力一般操在立法机构的手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事关重大的问题先需由元老院严肃讨论决定，最后由人民批准。但是一旦军团的部队到了远离开意大利的任何地方，那些将军们便有权在他们认为于国家有利的情况下，指挥他们用任何方式，对任何人进行战斗。他们能否获得胜利者的荣誉，不取决于他们所进行的事业是否合乎正义，而只在于是否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胜利的掩护下，特别是在他们不再受到元老院的代理人的控制的时候，他们实际行使着没有任何限制的专制权力。当庞培在东方用兵的时候，他随意奖赏他的士兵和同盟者、废除某些国家的君主、重新划定一些国家的疆界、建立殖民地，并任意分配米特拉达特的财富。在他回到罗马之后，仅仅通过一次议案，他的一切作为便全部获得了元老院和人民的认可。这样一种对待士兵和对待罗马敌人的权力是任何一个共和国的将军从来不曾得到或拥有的。他们同时还是那些被征服的省份的总督或君主，具有行政和军事领导双重身份，既管司法，又处理财政，集国家的行政和立法权力于一身。 从本书第一章的叙述中，大家对于军队和各省已如何全部交托给奥古斯都由他去统治的情况应该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由他一个人来亲自指挥那么多处在遥远边陲的军队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元老院也便像过去对待庞培一样，容许他把他的庞大职务分派给一定数量的副职官员去承担。从地位和权限上看，这些军官似乎不低于古代的前执政官，但他们实际却处于极不稳定的依附地位。他们依靠上级的意愿接受任命，他们的工作成绩则全部理应归之于上级的有益的影响。他们是皇帝的代理人。只有皇帝是共和国的军事统帅，他的不论是行政上还是军事上的统辖权，一直延伸到被罗马所征服的一切地区。不过，他却常常把他的权力交托给元老院的某些成员，这自然使元老院颇为满意。皇室的副职将领的身份近似高级常务执政官或一般执政官；军团由元老院的某些元老指挥；埃及专区长官是对罗马骑士的唯一重要任命。 在奥古斯都被迫接受如此慷慨的一次授权活动之后不到六天，他决心作出一点小小的牺牲以满足元老院的骄傲情绪。 他向他们表明，他们已使他的权力实际扩大到了超出目前的悲惨条件所能许可的程度。他们已拒绝了他希望交出对军队和边区繁重的领导工作的要求；但他必须坚持，请允许他将那些比较安宁和安全的省份仍归之于行政长官的温和的管理之下。奥古斯都在划分省份的时候，便已既考虑到他自己的权力，也考虑到共和国的荣誉。元老院的前执政官，特别是那些出身亚洲、希腊和非洲的，都比在高卢和叙利亚行使职权、由皇帝派遣的副职军官享有更高的荣誉。前者随时有一群侍卫官护卫着，而后者的身边却只是一些士兵。已曾通过一条法律，表明不论皇帝走到哪里，他所特别委派的官员将立即代行正常情况下的总督的职务；而根据惯例，新征服的地区都属于由皇帝的管辖范围；而且，很快人们便发现，在帝国的任何地区，元首，这是奥古斯都最爱用的一个称呼，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作为这一假想的让步的补尝，奥古斯都得到了十分重要的实权，使他已成为罗马和意大利的主宰。奥古斯都不惜危险地违反那古老的格言，元老院批准他保留军事指挥权，使得他即使在和平时期，在首都的心脏，也随时有一大群卫兵保卫着。按实际情况，他的指挥权应仅只限于那些立下军事誓言应服兵役的公民；但由于罗马人天生的奴性，一些行政官、元老和一些骑士都自愿对他宣誓效忠，一直到这种原不过是一种个人讨好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变成了一年一度宣誓效忠的严肃仪式。 尽管奥古斯都认为军事力量是最牢固的靠山，他却明智地认为，它是一种可厌的统治工具而拒绝使用。以古代倍受尊敬的行政官的名义进行统治，并巧妙地在他个人身上体现出开明的司法制度的光辉，既符合他的天性，也符合他的政策的需要。正是因为抱着这种想法，他听任元老院加之于他终身享有的执政和司法的双重权利，这权利他后来的继位者全都同样享有。执政官接替了罗马君主，并成了国家威严的代表。他们监督着各种宗教仪式的进行，征募和统领军队，接见外国使臣，主持元老院和人民议会。国家财政的总控制权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虽然很少有时间亲自过问公正执法的事，他们却被看着是法律、正义和公众安宁的最高保护者。这些还只是他们的一般权限；而在元老院授权给第一个执政官，由他负责国家安全以后，这一条文便使他立即超越一切法令，为维护自由，暂时行使着专制的权力了。保民官的性质，从各个方面讲，与执政官是不同的。前者的外貌谨慎、谦虚；但他们的为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所掌握的权力主要是为了反对而不是为了主动采取行动。按规定，他们的责任是维护被压迫者的利益，赦免某些罪行，对人民的敌人提起公诉，以及在他们认为必要时，只需一句话就可以停止政府的一切活动。只要共和国还存在，种种重要的限制都能使不论是执政官还是保民官可能通过他们的司法权力产生的危险影响受到削弱。首先，当选后一年的任期届满他们的权力便终止了；其次，前者的职权由两人分担，后者更分属10个人；而且由于他们的利益在公、私两方面都互相冲突，他们的这种对立状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但不会削弱，而反倒加强了宪法的稳定性。但是，如果执政官和保民官的利益联合起来，如果它们的权力又终身落在一个人手中，军队的统帅又同时既是元老院，又是罗马公民大会的主事人，那就根本不可能阻止他行使帝王的特权，也极不容易对他的这种权力加以限制。 在这些愈集愈多的荣誉之外，奥古斯都的政策很快又使他获得了最高祭司长和监察官这两个显贵和重要的头衔。前一职位使他有权处理有关教会的一切问题，后一种则使他有权随时检查罗马人民的行为和财产状况。如果这许多互不相干的独立的权力出现了彼此不完全协调的情况，温驯的元老院便随时准备作出最大限度、异乎寻常的让步以求尽可能加以弥补。罗马皇帝，这些共和国的最高负责人，被免除了许多给他带来不便的法令的限制和制裁；他们有权召开元老院会议，可以在一日之内提出几个不同的动议，有权推荐接受国家荣誉的候选人，扩大城市的范围，凭他的意愿处置国家财政收入，对外宣战或停战，批准和外国缔结的条约；而且还有一个包罗极广的条文，允许他们有权，在他们认为有利于帝国，于公事、私事、于人事或神事有好处的时候，按自己的意愿处理一切问题。 当有关国家行政的种种权力全集中于这帝王般的执政官一身的时候，共和国的一般执政官便全都退居幕后，完全失去活力，也几乎无事可做了。奥古斯都十分认真和细心地把古老的行政单位的名称和形式全都保存下来。原来的一定数目的大小执政官和保民官每年都得举行就职仪式，继续干一些完全无关紧要的工作。这类荣誉对好虚荣而又抱有野心的罗马人仍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而那些帝王们自己，虽然终身享有担任执政官的权利，却常常也极愿不惜屈尊和一些最有声望的公民们一同分享那一年一度宣誓就职的荣耀。在选举这些执政官的时候，奥古斯都统治下的人民，全都可以尽情揭露失控的民主所造成的种种危害。那位狡猾的君王，不但丝毫不会表示出不耐烦的神色，却总是十分谦恭地为他自己和他的朋友拉选票，一丝不苟地和一般的候选人一样参加一切活动。在他后来的统治期间，他所采取的把一切选举都改在元老院进行的第一个步骤，最早也许是他的议会提出的，于是公民大会便从此永远消失了，皇帝们也便从这个危险的群体中脱离出来，这个群体不仅并没有恢复自由，却只是干扰了，也许还几乎破坏了已建立的政府。 马略和恺撒，通过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保卫者，推翻了他们的国家的宪法。但是一旦元老院受到压制，并被解除武装，这样一个由五、六百人组成的议会，马上便会被看作是一个更易于对付、更有用的统治工具。奥古斯都和他的一些继承者都完全是在元老院的声威的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新帝国的；他们在任何场合也都不会忘记使用贵族的语言和原则。在行使他们自己的职权的时候，他们总要听取大国民议会的意见，在至关重要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更似乎是完全听从它的决定。罗马、意大利和内地各省全都处于元老院的直接管辖之下。有关民事问题，全由最高法院最后裁决，至于刑事问题，如罪犯是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或犯罪行为威胁到罗马人民的和平和尊严，则将由一个专门为之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行使司法权力竟慢慢变成了元老院经常为之忙碌的一项严肃工作；在他们面前提出的一些重大案件的辩护词集中表现了古代的出色的辩才。元老院既是国务会，又是判案的法庭，自然享有相当大的特权；但从它实际应该代表人民的立法权力来讲，君主的特权也只存在于这个议会之中。一切权力都需由它授与，一切法令得由它批准。常委会规定在卡兰茨日、能日和艾茨日每月举行三次。会上的辩论大体上是不受限制的；那些以元老的名誉为荣的君王们也和其他元老同坐在一起，参加表决，赞成或反对某一议案。 帝国体系概况 这里打算用几句话再简单讲一讲帝国结构的概况；这一套组织系统是由奥古斯都建立的，后来的那些深知自己的利益所在，也知道人民利益何在的君主也都依样奉行，整个这一套，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在共和国形式掩盖下的君主政体。 罗马世界的主子们把自己的王座安置在一片黑暗之中，让谁也看不见他们的无可匹敌的力量，谦恭地自称是元老院负责的执事，他们决定，同时也服从元老院制定的最高法令。 法庭的外貌和行政机构的形式是互相适应的。如果除掉那些由于一时愚蠢不惜破坏一切自然和社会法则的暴君，皇帝们，对于那些可能激怒国民，而又无助于增大他们的实权的空排场是十分厌恶的。在一切日常生活活动中，他们都装着和他们的臣民不分彼此，保持平等的互相拜访和宴请的关系。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宫殿、他们的餐桌也都不过和一些十分富有的元老大致相同。他们的家庭，不论人数如何众多或多么豪华，全不过由家养的奴隶和被释放的男奴组成。奥古斯都或图拉真因不得不雇用一些最下流的罗马人承担那类奴仆工作，可能会不免感到脸红，在现代英国的一位有限专制的君王的家庭和卧室中，这类工作却是最体面的贵族们全都求之不得的。 让人把皇帝神化是他们的行为中唯一脱离惯常的谦虚谨慎态度的一个例证。这种下流的、亵渎神灵的献媚方式的创始者是亚洲的希腊人，而第一批被神化的对象则是亚历山大的继承人。这种做法是很容易从帝王转移到亚洲的总督们身上的；罗马的行政官便常被通过一连串的建坛、建庙、举行庆典、供奉牺牲的闹剧而被尊为地方神灵。十分自然，那些君主们是不会拒绝前执政官们已经接受过的荣誉的；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从各省获得的这种神化的荣誉所表现的，倒不完全是罗马人的奴性，而更是政府的专制。但那些征服者很快便开始对被征服民族的谄媚手法进行模仿了；第一个恺撒的目空一切的气质使他轻易便同意了，在他活着的时候，让他在保护神中占据一个席位。他的较为温驯的继承者拒绝了这一十分危险的狂妄作为，而且其后除了疯狂的卡利古拉和图密善之外，再也没有人恢复那一做法。奥古斯都也确曾允许某些省城给他建庙，但条件是对君主的崇拜必须和对罗马的崇拜联系在一起；他允许人们进行可能是以他为对象的迷信活动；但他感到仅由元老院和人民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崇拜也就够了，明智地把是否应公开将他神化的问题留给他的继承者去考虑。任何一个生前死后不曾被视为暴君的帝王死去以后，元老院一定严肃宣告他已路身神灵之列，这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了；被尊为神的仪式总是和葬礼同时进行。这种合法的，但似乎应该是不明智的渎神活动，与我们的较为严厉的生活原则难以相容，只是天性驯良的多神论者虽略感不满却仍表示接受；不过这却被看作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而并非正规的宗教活动。我们如果拿两安东尼的美德和赫耳枯勒斯或朱庇特的恶行相比，那自然是对那些美德的玷污。甚至恺撒或奥古斯都的性格也远远超过了民间所祀奉的那些神明。前面的这些人生活在那么一个开明的时代，只能说是他们的不幸，因为他们的一切作为都已被如实记录下来，使之不可能像热情的普通平民所希望的那样，随意掺进一些神话成份和神秘色彩了。一旦他们的神的地位被法律所肯定，这件事也便立即被人遗忘，可说既无助于提高他们的声望，也无助于增加后代帝王的荣誉。 在谈到帝国政府的时候，我们常常用那个众所周知的头衔奥古斯都来称谓它的机智的创始人，而其实这个头衔是在帝国政府已经几乎建成之后才加在他头上的。屋大维这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来之于名为阿里西亚的一个小镇上的一个卑贱的家庭。这名字沾满了流放者的血迹；如果可能，他是极希望完全抹掉他过去的生活经历的。那个闻名于世的恺撒名号是在他成了那位独裁者的养子之后加上的；但他完全知道，他绝不应希望能和那位出类拔萃的人物相提并论，或和他一较高低。元老院有人提议对他们的这位负责人加一新称号；在经过一番严肃的讨论之后，在众多名字中选定了奥古斯都，并认为这个名字最能代表他的酷爱和平和力求圣洁的性格。于是奥古斯都便成了个人的，而恺撒却成为一个家族的荣名。前一名号自然在受此荣名的皇帝死去之后便不再使用；至于后者，不论通过收养或女性姻戚关系如何被许多人滥用，却只有尼禄是最后一位有幸确实能称得上和尤利乌斯有血缘关系的帝王。但在他故去的时候，近一百年的习惯已使那些名号和皇帝的威严紧密相连，难以分割，因而这种做法，从共和国毁败直到现今，始终由一代代皇帝——其中有罗马人、希腊人、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保留下来。但不久期间也出现了差异。奥古斯都这个神圣的名字后来仅只有君王本人可以采用，而恺撒这个名号却可以比较自由地用在他的亲属们身上；而且，至少自从哈德良继位以后，这个名字只有国家的第二号人物，被视为王位继承人的人才可以采用。 奥古斯都何以对他所破坏的自由宪法又怀有由衷的崇敬之心，这只能从这位思想细密的暴君的勤于思考的性格来理解。冷静的头脑、冷漠的感情和怯懦的天性使得他在19岁时便戴上了伪善的假面具，而且其后终身如此。他用同一只手，也许还是用同一种心情，签署了对西塞罗的放逐令和对秦纳的赦免令。他的善良，甚至连他的邪恶，全都完全是一种伪装，也正是由于自身的不同利害关系的驱使，才使他始而是罗马世界的敌人，继而又成了它的慈父。在他制订保证皇帝权限的那套巧妙的体系的时候，他的温和态度完全是出之于恐惧。他希望创造出一个政治自由的假象来欺骗人民，并用一个文官政府的假象来欺骗军队。 I.恺撒被杀时的情景一直都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对他的亲信一直不惜以重金和各种荣誉头衔予以犒偿；可他明明看到阴谋反对他叔父的正就是他的最得宠的朋友们。军队的忠心也许可以在有人公开谋反时保卫他的权势；但他们无论如何警惕也无法保证他不会被一个抱定决心的共和派用一把匕首刺死；而那些至今还怀念布鲁图斯的罗马人，对于一个肯模仿他的行为的人一定会大加赞赏。恺撒所以会遭到如此下场，既由于他过份显示自己的权势，也由于他拥有的实权本身。执政官或保民官的称号完全可以让他平静地统治下去的。而皇帝的称号却使得罗马人民武装起来置他于死地。奥古斯都深深体会到人类完全是靠名号统治着；他也根本不相信，如果慎重其事地让元老和罗马人民相信，他们现在仍然享有古代的自由权利，他们便可能会甘愿让人奴役。一个无能的元老院和软弱的人民会很高兴接受这种可以聊以自慰的假象，只要奥古斯都的继承人们出于善心，或甚至出于谨慎，尽力维持着那一假象。真正促使那些谋反者起而反对卡利古拉、尼禄和图密善的动机是自我保存，而并非争取自由。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暴君本身，而并非要推翻皇权。 的确，似乎也有一次发生的情况是令人难忘的：元老院在不下70年的忍耐之后，却忽然无效地企图恢复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权力。在卡利古拉被刺、皇座空虚的时候，执政官们在朱庇特庙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谴责了已死的恺撒，向少数几个三心二意站到他们的旗帜之下来的军分团提出了争自由的口号，并在84小时中充当了自由共和国的独立的最高领导。但在他们正进行精心安排的时候，禁卫军却作出了决定。 格尔马尼库斯的兄弟，愚蠢的克劳狄乌斯这时已在他们的营地之中，穿上了皇帝的紫袍，决定用武力来支持自己竞选。自由的梦从此告一结束；元老们一觉醒来，所面临的却是无可逃避的可怕的苦役。这个被人民所抛弃，并受到武力威胁的软弱无力的会议立即被迫听从禁卫军卫士的决定，只得欣然接受了克劳狄乌斯出于谨慎向他发布并出于慷慨始终未曾收回的赦免状。 II.军队的傲慢无礼使得奥古斯都产生了一种更为不安的恐惧。市民的绝望，在任何时候，至多也不过使他们试图于一些士兵随时都可能干的事。他自己既已引导广大的人民去破坏自己的一切社会职责，那他对他们的权威又如何能够作准！他听到过他们造反时的呼喊声；现在他看到他们静下来进行思考更感到十分可怕。一次革命是花费巨额酬金买来的；而如果再来个第二次革命那所要支付的酬金便可能加倍。 军队表明自己对恺撒家族无限忠诚；但这种群众性的忠诚是变化莫测，难以持久的。奥古斯都把充满罗马人偏见的可怕头脑中的一切剩余力量全都动员起来，以为自己所用；依靠法律制裁来增强严格的纪律性；同时，把元老院的权威置于皇帝和军队之间，公然要求他们对他，这个共和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效忠。 从这一巧妙制度的建立到康茂德之死这漫长的220年间，一个军事政府必然带来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始终被拖延下来。十分侥幸，军队很少意识到自身的强大和文职政府的软弱无能，而这一点，不论在这以前还是以后，一直都是产生这类灾难的根源。卡利古拉和图密善都是在皇宫之内被他们自己的家臣刺杀的：前者的死在罗马引起的骚乱始终只限于罗马城的四门之内。而尼禄的败亡却使整个帝国都被卷了进去。在短短的18个月中有四位帝王倒在短剑之下；各部队之间争强斗胜的疯狂行径震撼着整个罗马世界。除了这一尽管十分激烈，却为时短暂的军事骚乱之外，自奥古斯都至康茂德的这两个世纪却平安过去，既未曾沾染上内乱的血迹，也未受到革命的骚扰。皇帝的选举活动由元老院主持，并得到士兵们的同意。各军团谨守自己的效忠誓言；必须通过对罗马年鉴的仔细审阅才有可能发现三次关系不大的叛乱，这些叛乱全都在几个月中被平息下去，甚至都没有形成内战威胁。 在选定君主时，王位的暂时空虚常常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期。罗马皇帝们，为了免除军团因大局暂时未定而感到的忧虑，也为了消除在选举中进行不正常活动的诱惑，总赋予他们预定的继承人以极大的临时权力，使他能够在他们死后，立即行使继承权，以使帝国人民不会十分注意到君主的更换。 就这样，奥古斯都，在几次过早死亡切断了他的大有希望的前程之后，把他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提比略身上，他为他的这个养子同时获得了监察官和保民官的权力，并颁发了一条法令，使得那未来的君主对各省份和部队来说都具有和他同等的权力。就这样，韦伯芗大力压下了他的长子的慷慨胸怀。倍受东部军团推崇的提图斯不久前曾指挥这部分军队征服了犹太。他已是威震四方，但由于他的善良心性被他的少年气盛的行径所掩盖，他的意图总不免遭到怀疑。这位谨慎的君王对那些无稽的风言风雨根本不予理睬，他依然使提图斯获得了与一位帝王的地位相等的全部权力；而这位感恩的儿子也便始终甘心作为一个娇惯的父亲的忠心的管家。 明智的韦伯芗不遗余力地采取一切办法以保证完成眼前这次成败未卜的提升。军队的誓言，士兵的效忠，一百年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永远以恺撒家族和姓氏为其对象；尽管这个家族一直完全靠收养的形式才一代代延续下来，罗马人却仍然把尼禄看作是格尔马尼库斯的孙子和奥古斯都的家族继承人，而对他无比崇敬。要说服禁卫军卫士心甘情愿放弃暴君的事业效力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伽尔巴、奥托和维特利乌斯的迅速倒台使军队开始懂得罗马皇帝实际是他们的意志的产物，同时是使他们可以自由行动的工具。韦伯芗的出身是很低微的；他的祖父是一个普通士兵，父亲是一个很小的税务官；他完全靠自身的才能，在年事已高的时候，使自己升到了统领整个帝国的地位；但他的才能虽有实用，却并不能使他名声显赫，而他的美德又因为他过于简朴，甚至有些寒酸，而大为减色。这样一位亲王考虑到自己的真正利益在于有一位儿子，他的更有光彩的和善的性格可能会使公众只想到弗拉维家族未来的光荣，而不再注意到他的低微贫贱的出身。在提图斯的温和的治理下，整个罗马世界度过了一阵短暂的幸福时刻，而且他的令人爱戴的名声，在不止15年的时间中，保卫了他的弟弟图密善的恶行。 涅尔瓦在图密善被刺杀后几乎还没有穿上紫袍，便已发现他自己的衰老的身躯已无力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