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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茶商之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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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茶商之兴衰 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茶商之兴衰 周晓光 周语玲   道光二十年 (1840) 鸦片战争后, 外国资 本主义势力如潮水般涌入中国, 对中国政治、 经济、社会诸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新 的机遇和挑战, 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何去何 从? 其命运与结局如何? 本文以徽州茶商为 视点, 通过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对徽 州茶商兴衰影响的研究, 说明传统的中国封 建商人在近代历史环境中有过昙花一现的盛 况, 但终究摆脱不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历 史命运。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前夕徽州茶商之状况 徽州商人经营茶叶生意...
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茶商之兴衰
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茶商之兴衰 周晓光 周语玲   道光二十年 (1840) 鸦片战争后, 外国资 本主义势力如潮水般涌入中国, 对中国政治、 经济、社会诸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新 的机遇和挑战, 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何去何 从? 其命运与结局如何? 本文以徽州茶商为 视点, 通过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对徽 州茶商兴衰影响的研究, 说明传统的中国封 建商人在近代历史环境中有过昙花一现的盛 况, 但终究摆脱不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历 史命运。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前夕徽州茶商之状况 徽州商人经营茶叶生意, 有相当悠久的 历史①。茶叶业作为徽州商帮的“巨业”, 在明 代中叶以后就已成定局②。清人许承尧在《歙 事闲谈》中曾指出:“歙之巨业商盐而外, 惟茶 北达燕京, 南极广粤, 获利颇赊。”③近人陈去 病在《五石脂》中也推举茶叶贸易是徽商的四 大经营项目之一。他说:“徽郡商业, 盐、茶、 木、质铺四者为大宗。”④从有关资料来看, 徽 州茶商在徽州商帮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大规模入侵以前, 乾隆、 嘉庆年间的徽州茶商因在北京和广州二大都 会经营成功, 曾再次出现兴盛的高潮。据《歙 事闲谈》第 11 册《北京歙县义庄》记载, 当时 徽州仅歙县商人在北京就经营着“茶行七 家”、“茶号一百六十六家”、“小茶店数千”。徽 州茶商在北京活动之盛, 于此可见一斑。同一 时期, 徽州茶商的另一股主要流向是南下广 州, 俗称“漂广东”。与在北京做“京庄”茶生意 的内销方式不同, 徽州茶商经由江西, 或通过 海道入粤做“洋庄”茶生意, 主要是外销。《榘 园文抄》及《婺源县志》中对当时徽州茶商在 广州活动的情况均有记载⑤。在我们新近发 现的清代歙县坑口江氏茶商的大量账册和簿 籍中, 有一部分就反映了当时徽州茶商 入粤贩茶的经营活动情况⑥。其时徽州茶商 与外商贸易, 多在船上进行, 茶叶价格由徽州 茶商报出, 获利极厚, 徽州人称之为“发洋 财”⑦。乾、嘉年间, 徽州茶商以北京和广州为 中心, 开拓了南北茶叶贸易的兴隆局面。 道光三十年 (1850) , 19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国社会战乱爆发后, 徽州商帮受到 了沉重的打击⑧。而其中徽州茶商更是首当 其冲。这里有二个原因: 一是徽州茶商经营茶 叶, 主要收购安徽、江西二地名茶, 内销以川、 赣、皖、苏、浙、沪为重点, 或经该地区转销北 方, 其产、运、销经营活动立足于长江流域。而 该地区在 19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 则是战 乱最严重的地区。所以, 徽州茶商的内销活动 大受影响。二是徽州茶商从事茶叶外销活动, 多将茶叶经由江西内地运至广州。而当战乱 爆发后, 这条徽茶最重要的外销路线被切断, 所以徽州茶商在广州的经营活动日益艰难。 新近发现的一封业茶广州的徽州商人江绍周 致其妻秀兰的信中说:“今年所做之茶, 意想 往广, 公私两便。不料长毛扰阻, 江西路途不 通, ⋯⋯所有婺源之茶, 均皆不能来粤。”⑨说 521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明徽州茶商在咸丰兵燹时, 在广州的经营活 动一度处于低落阶段。张海鹏、王廷元先生主 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三章《茶叶业》的 有关资料中, 也反映了当时徽州茶商在广州 经营活动的窘况βκ。因此, 由于遭受战乱的打 击, 徽州茶商的内、外销经营活动已是举步维 艰, 难以为继。正是在这种艰难维持的情形 下,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大规模涌入了中国。其 标志是 1856 年至 1860 年发生的第二次鸦片 战争以及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 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众所周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凭借 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种种特权, 迅速把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地区扩大到整个 沿海地区和广大内地。通商口岸从原先的 5 处增加到 19 处, 尤其是长江四口的开辟, 使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内地也建立了侵略基 地。有关关税的协定和子口税的规定, 为外国 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入侵中国大开了方便之 门。战争之后, 外国资本主义国家逐步控制了 清廷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 为其进一步 加强在中国的势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一 切无不表明,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开始大规 模涌入中国, 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程度进一步加深。 在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变迁的过程中, 传统的封建商人先后 出现分化: 一部分固守传统经营项目和传统 经营方式的商人 (如经销土布的商人、典当商 人等) 逐渐被时代淘汰, 走向衰落; 另一部分 封建商人适时投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 改换 角色, 变为买办阶层中的一员; 而更多的封建 商人则在剧变后的社会、经济环境中, 苦苦支 撑, 寻找新的出路。明清徽州商帮发展至近 代, 其内部的分化、调整, 亦不外乎我们上述 的三类情况。而徽州茶商中的大多数人则基 本处在我们所归纳的第三类人中。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初期 徽州茶商的“中兴”   在剧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中, 处于低谷时 期的徽州茶商始终在寻找新的发展契机。面 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后, 国内市场与国 际市场逐步沟通的新形势, 徽州茶商在其经 营活动过程中, 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 首先, 从“内销”为主到“外销”为主的变 化。内销是徽州茶商传统的经销方式, 始于明 代中叶徽州商帮形成之初。在外国资本主义 势力入侵以前, 徽州茶商始终以内销为经营 活动的主要内容。据有关史籍记载, 明代徽州 茶商的茶叶销售市场主要分布在南北二京以 及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其经 销范围虽广, 但仍局限在国内市场。清代前期 徽州茶商的销售市场仍以京津及北方地区为 主, 兼及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加工、销 售的茶叶品种以“毛峰”、“烘青”、“大方”为 主, 也是特别适合当时国内消费者的口味。因 此, 以内销为主是道光以前徽商茶叶贸易的 一大特色。而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后, 随 着中外贸易形势的发展, 徽州茶商开始致力 于茶叶的外销活动。由内销为主到外销为主 的转变, 始于道光中叶,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加速了进度。据歙县知县何润生在《茶务条 陈》中估算, 光绪年间外销茶在徽茶中的比例 高达 80~ 90% βλ。说明其时徽州茶商已最终 完成了茶叶销售从内销为主到外销为主的转 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徽州茶商在茶叶加 工、包装等方面对传统工艺有了新的突破, 以 适应外销茶的要求。其一, 徽州茶商从茶农手 上收购“毛茶”后, 强化了茶叶加工环节。他们 采取 筛、扇拣等工序, 将毛茶加工成适合国 外消费者口味的“绿茶”。当时外销绿茶有“珠 茶”、“雨前”、“熙春”三大类数十个品种。它较 先前国内市场上的徽茶来说, 无论是加工质 量, 还是成茶品种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和增 621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长。其二, 传统的内销徽茶专用篓袋盛储, 包 装比较粗糙。而光绪年间徽商销往国外的茶 叶, 其包装十分精美, 普遍是内用锡罐, 外装 彩画板箱。箱分三种: 一是“二五双箱”、二是 “三七斤箱”、三是“大方箱”。每箱“可装细茶 四十余斤、粗茶三十余斤”βµ。徽州茶商在茶 叶加工、包装等方面的革新, 适应了徽茶从内 销到外销的变化。 其次, 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道光中 叶以前, 因清廷限定广州为唯一外贸口岸, 所 以中国茶叶外销均集中在广州。其时广州城 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 他们将徽茶经由江 西内地, 长途贩运至广东, 外销后获利颇丰。 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经营茶叶外销的徽 州茶商大多将目光投向上海。其原因有二个: ( 1)、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十一月十七日, 根 据《南京条约》中有关条款的规定, 上海被辟 为商埠。同时允准各国通商的城市还有广东 之广州, 福建之福州、厦门, 浙江之宁波。于 是, 原先以广州为唯一外贸口岸的局面被打 破, 变成“五口通商”的新格局。在这五口通商 城市中又以上海地位最重要。方志说:“中外 通商, 昔以广州为首冲, 今以上海为首冲, 缘 长江各岸遍开商埠, 而上海居长江入海之处, 商轮由海入口, 必于是焉始, 是为江之关系。 曩者外洋贸易, 皆印度洋而来, 今则太平洋之 贸易尤盛, 而上海在太平洋西岸, 南北适中之 地, 是为海之关系。故上海为中外通商第一口 岸, 亦形势使然云。”βν 一大批外国洋行纷至 沓来, 致上海“商业日形起色, 于是郊外荒凉 之地, 一变为繁华热闹之场”βο。尤其是众多 做茶叶生意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 很快使上 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最重要基地。有 资料表明, 道光中叶以后, 在全国的茶叶贸易 中, 上海已取代了广州的地位βpi。徽州茶商在 其经销“洋庄茶”的过程中, 舍广州而取上海, 同上海开埠后外贸出现这种新格局是分不开 的。 (2)、徽州茶商舍广州而取道上海经营茶 叶外销, 还有“地利”方面的因素。众所周知, 徽州地处长江流域腹地, 与广州有千川之阻、 万山之隔, 途程在三千里以上。徽州茶商携茶 前往, 水路雇船, 陆路雇 , 途中费时在二个 月以上βθ。然而, 与徽州到广州路程相比较, 徽州至上海的路程则要便捷得多。徽州茶商 一般在屯溪雇船, 沿新安江东下, 直抵杭州。 在杭州过塘, 经嘉兴、嘉善、松江、黄浦等地, 到达上海。途中货物只需在杭州中转一次, 转 输甚为方便。徽商贩茶走完该路全程, 约需二 十天左右。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 在通商的“五口”中, 徽州茶商自然会选择路途较近且外商洋行云 集的上海。正如徽州茶商江绍周所说:“现因 连年茶叶夷商通于上海, 利虽微而生意快捷。 予所代经理之茶叶年年均往上海脱售。⋯⋯ 上海之近, 惟 广东之远, 贸易与广东一式, 不 能舍近而图远也。”βρ江绍周的想法, 正是大 多数从事茶叶外销活动的徽州商人的共同心 态。于是当时徽州商人适应洋庄茶盛行, 且多 经上海出口这一新的外贸形势, 纷纷改“贩茶 粤东”为“业茶上海”, 完成了人员、资金从广 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 第三, 从吸纳族人资金发展到借贷茶栈、 洋行款。徽州茶商的资本来源, 与徽州商帮其 他商人一样, 有多种途径。其中, 吸纳族人资 金和借贷于殷实之家是二种最常见的。 比如, 清代婺源茶商程金广之父曾“与亲友合 伙业茶”βσ , 这是吸纳族人资金的典型一例。 在有关徽商的资料中, 这类情况并不罕见。而 通过借贷资金来经营茶叶, 在徽商中也属普 遍现象。光绪《婺源县志》中记载:“王锡燮 ⋯⋯有族某借银五百两, 业茶进粤⋯⋯”βτ 甚 至有人称, 徽商“虽挟资行贾, 实非己资, 皆称 贷于四方之大家, 而偿其十二三之息”χκ。说 明了借贷方式之常见。在近代外国资本主义 势力入侵后, 徽州茶商更进一步拓展了借贷 资金的来源渠道。一些经营规模较大的茶商 721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纷纷通过茶栈向洋行贷款, 利用茶栈和洋行 的资金从事茶叶的收购、加工及运输。近年, 我们在徽州调查有关徽商资料时, 发现了清 代歙县坑口江氏茶商留存下来的大量帐簿、 笔札和商务信函。据帐簿记载, 茶商江耀华每 年都通过茶栈向洋行借贷一笔资金, 用以茶 叶经销活动。就其数目来看, 每年茶栈提供的 贷款占江耀华当年用于营销茶叶全部资金的 一半以上χλ。资金来源渠道的拓展, 无疑有利 于徽州茶商扩大经营规模, 获取更丰厚的利 润。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徽州茶商借贷的 资金是由洋行通过茶栈提供的, 这在徽商以 往的经济生活中尚无先例。 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之后, 徽州茶 商因在上述三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调整行 为, 所以一度走出绝境, 出现了“中兴”的盛 况。《中西纪事》说:“自五口既开, 则 (徽州)六 县之民无不家家蓄艾, 户户当垆, 赢者既操三 倍之价, 绌者亦集众腋之裘, 较之壬寅 (1840 年) 以前, 何翅倍蓰耶!”χµ《安徽茶叶史略》在 描述这一段历史时也说:“清初徽商曾遭挫 折, 以后经过恢复又超过了明代。同治年间, 洋庄茶盛行时, 经营洋庄的徽州茶商资本额 较大者, 有忆同昌等 48 家。在外地经营大茶 号的徽商为数也不少, 汉口、芜湖有, 九江、上 海也有。如九江即有仁德永等六家, 上海有洪 永源等七、八家, 营业一时还颇发达。有数家 资本额还曾达四五万两, 其余亦在数千两。”χν有关方志及彭泽益先生的《中国近代手工业 史资料》、李文治先生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 料》以及《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 均不乏该时 期徽州茶商“中兴”的记载。这里, 我们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 在新近发现的徽州歙县坑口乡 芳坑江氏茶商世家所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 中, 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详细地反映了徽州茶 商在咸丰、同治以后中兴的历史。具体考察徽 州茶商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的活动, 不难看 出其“中兴”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后所出 现的新的机遇及徽州茶商对这一机遇的把握 有密切的关系。 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徽州茶商的压抑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后, 徽州茶 商抓住机遇, 适时调整经营方针, 所以徽茶贸 易一度得以繁荣。然而, 伴随着机遇的出现, 挑战也同时来时临。徽州茶商从此面临着一 个新的竞争对手, 这就是入侵的外国资本主 义势力。光绪中叶以后, 正是在外国资本主义 势力的压抑下, 徽州茶商再次走向了衰落。 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徽州茶商的 压抑, 主要有两种情形: 第一, 利用多种手段压低茶价。道光以 前, 茶叶仅有广东一口外销, 包括徽茶在内的 各省茶叶贩运广州后, 由总商与外商洽谈, “价自中国定, 外洋不能挟持”。而且因当时 “外洋不谙种茶之法, 各国非向中国购食不 可”, 所以“茶值甚昂, 不论货之高低, 牵匀计 算, 每担可售五六十两至七八十两不等”χο。 因此, 包括徽州茶商在内的经营茶叶生意之 商人多获厚利。而鸦片战争后, 五口通商, 各 省茶叶分由各口外销, 华商不能“齐一”与外 商竞争。洋行商人往往利用这一形势压价收 茶, 致使华商连连亏本折利。光绪中叶以后, 随着茶叶外销竞争的激烈, 洋行商人更是不 择手段, 压抑中国茶价。伍廷芳在《美国费城 商务博物会记》中写道:“从前中国货物, 皆待 洋商贩运, 一二洋商居奇垄断, 即足制千百华 商之死命。即如丝、茶两业, 富商大贾, 倾家荡 产者, 不可胜计。固由拣制未能尽善, 亦由洋 商有意把持, 洋商裹足不前, 华商即束手待 毙。”χpi。”柯泰来在《救国十议》中, 关于洋商 压抑华商、低压茶价的情形, 叙述更为详细: “中国商货, 以丝茶为最巨。其所以连年亏折 者, 以不能齐心协力耳。洋商则反能一气联 络, 如茶市, 英商照会俄商, 不许放价抢盘, 俄 商即允照办理。⋯⋯华商资本既薄, 又放胆多 821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做, 揭借庄款, 为息制缚。洋商抬价, 则尽力多 屯, 一旦跌价, 则又急思脱手。又有奸商作伪 谗杂, 故授洋人以口实, 任意挑扬, 颠之倒之, 一任洋人之所为, 播弄华商, 血本不竭不止。 ⋯⋯”χθ 这里可以看出洋行商人操纵茶价的 手段包括“居奇垄断”、“一气联络”、“任意挑 扬”等。还有更恶劣的一招是勾结个别华商, 内外沆瀣一气。相传徽州茶商江耀华每年将 首批茶叶运抵上海后, 故意让谦顺安茶栈将 他的茶叶品级各降一等估价, 于是其他茶号 的茶不得不按此, 降价出售, 洋商因此而 大享其利。待其他茶号售茶完毕, 江耀华的茶 叶才大批运抵上海, 洋商为酬谢其帮助, 遂将 江耀华茶叶品级各升一等, 给价收购。如此在 牺牲大部分徽州茶商利益的基础上, 江耀华 一人得了“小利”, 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洋行 商人。由于洋行商人不择手段的压抑, 导致经 营外销茶的华商举步维艰, 血本无归。徽州茶 商在咸 (丰) 同 (治) 年间的中兴, 主要依赖茶 叶外销, 因而洋商在外销活动中对华商的种 种压抑, 对徽州茶商的影响最大。光绪十一年 (1885) 五月初一日, 曾国荃在《请免加茶课 疏》的附片中, 针对徽州茶商经销的皖南茶叶 情形说:“查甘肃茶行销内地, 操纵唯我, 即使 课生, 茶商尚可高抬售价。皖南茶悉销外洋, 从前沪价每引得银五六十两三四十两不等, 商人获利尚厚, 是以同治二年复经续加捐项 四钱, 共银二两四钱八分。其时茶价甚好, 既 沾利益, 复获官阶, 该商等尚无难色。近年引 价骤跌, 计多仅二十余两, 少则十余两不等。 加以商贩资本贷于洋商者多, 洋人因其借本 谋利, 货难久延, 辄多方挑剔, 故意折磨, 期入 其毂。皖南茶销路仅一上海, 业已到地, 只得 减价贱售, 种种受制洋人, 以致十商九困。 ⋯⋯”χρ这里, 曾氏指出了经销皖南茶的商人 “十商九困”, 重要原因在于“受制洋人”即受 到洋人的压抑。其中最典型的是洋商“率多挑 剔, 故抑其价”, 操纵茶叶价格, 致包括徽州茶 商在内的华商连年“赔亏”。 第二, 自往产茶之地办货, 以便独操利 柄。按照有关的规定, 同是经销茶叶出 口, 在税金、运输等方面, 洋商比华商具有更 大的优势。光绪二十九年 (1903)九月初一日, 载振等《请旨通饬力行保商之政以顺商情折》 中说:   “查洋商贩运土货, 只在海关完子口 半税, 领三联报单, 沿途呈验, 无论远近, 概不重征; 而华商运货出口, 逢关纳税, 遇卡抽厘, 其所抽纳之款, 已较洋商所完 子口税为多。乃关吏卡员, 照章应纳税厘 外, 恒多分外之需索, 如此畸轻畸重, 土 货出口, 安能望有起色? 此不平者一也。 运货之宜, 务在迅速, 往往有一日之差, 旦夕之殊, 而货价之涨落以倍蓰者。迩来 内港行轮运, 业经畅行无阻, 各处关卡委 员, 遇挂洋旗之商船, 照章速验放行; 遇 无洋旗之商船, 即不免留难需索, 甚至今 日不验, 候至明日; 明日不验, 候至后日。 至于民船划艇, 更复任意欺凌。华商隐受 亏损, 而无如之何, 此其不平者二也。”χσ 由此可知, 洋商运茶交纳的子口半税, 远 远低于华商运茶所交之税厘。而且, 洋商在运 输途中, 有种种便利, 华商则“隐受亏损而无 如之何”。这就为自往产茶之地采办的洋行商 人提供了运销茶叶的优势。包括徽州茶商在 内的华商无力与争, 亏折已属必然。当时就有 人指出:“二十年来, 以业茶起家者, 十仅一 二; 以业茶破家者, 十有八九。商贾日失志, 市 肆日减色, 问其故, 皆曰利柄操于夷人, 华商 不能与之争所致。”χτ 众多史料表明, 在入侵 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打击下, 徽州茶商已是 举步维艰, 面临歇业停运的境地。 综上所述, 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后, 一度处于低谷阶段的徽州茶商抓住机遇, 利 用新的经济环境中一些有利因素, 选择了一 921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条调整发展之路, 终于出现短期的“中兴”盛 况。然而, 作为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的一部 分, 他们无法摆脱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套在其身上的种种束缚, 而入侵的外国资本 主义势力贷款于徽州茶商, 用意并非是扶植 中国商人, 根本目的是要控制华茶的外销。所 以, 徽州茶商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长期 竞争中, 终于败下阵来, 走向衰落。总结其兴 衰之由, 其盛也, 缘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 后所出现的新的经济环境; 其败也, 在于入侵 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打击。徽州茶商的兴 衰历程, 正是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 会中的缩影。  ① 洪迈:《夷坚集》甲集。  ② 徽州商帮指明清时期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绩溪、黟 县、祁门、婺源等六县商人所组成的松散型的商业集 团。该商帮形成于明朝成化、弘治年间, 在清代光绪以 后逐渐衰落, 活动时间几近三百年。徽州商帮中不少 商人的资本在数十万两和数百万两之间, 甚至有拥资 上千万两的大商人。其经营行业众多, 而足迹则“几遍 宇内”, 是明清时期与晋商并称的二大商帮之一。  ③ 许承尧:《歙事闲谈》第 18 册,《歙风俗礼教考》。  ④ 陈去病:《五石旨》。  ⑤《榘园文抄》卷下;《婺源县志》卷 33。  ⑥ 有关资料现藏江氏茶商后裔江怡 处。  ⑦ 参阅王珍:《徽商与茶叶经营》,《徽州社会科学》1990 年第 4 期。  ⑧ 参阅周晓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中国社 会的战乱与徽州商帮的衰落》,《货殖》第 2 辑 (1996 年)。  ⑨ 原件现藏江绍周五世孙江怡 家。  βκ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黄山社 1995 年版。  βλβµ《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42,《征榷十四》。  βν 吴馨等修:《上海县续志》卷 1,《疆域》。  βο 李维清:《上海乡土历史志, 五口通商》。  βpi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 6 章, 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βθ《道光二十五年江祥泰进广滕清账册》, 原件现藏江绍 周五世孙江怡 家。  βρ江绍周致其妻秀兰信, 原件现藏江绍周五世孙江怡  家。  βσ《婺源县志》卷 35,《人物, 义行》。  βτ《婺源县志》卷 34,《人物, 义行》。  χκ《徽州府志》卷 8,《蠲赈·金声与徐按院书》。  χλ 比如,《光绪念六年谦顺昌茶号茶数银洋总登》中记 载, 当年该号共收资金谦顺昌股本九八规元 4000 两, 江耀记股本九八规元 1400 两, 谦顺安汇用九八规元 7800 两, 总共收九八规元 13200 两。这里, 从谦顺安茶 栈借贷的资金占谦顺昌茶号当年所有本金的 56%。原 件现藏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中心资料室。  χµ《中西纪事》卷 23。  χν《安徽茶叶史略》,《安徽史学》1960 年第 3 期。  χο《光绪政要抄本, 实业三》, 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 工业史资料》第 2 卷第 14 章。  χpiχθ《皇朝经济文编》卷 45。  χρ《曾忠襄公奏议》卷 25。  χσ 清代钞档:《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一日, 载振等请旨通 饬力行保商之政以顺商情折》, 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 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2 卷第 14 章。  χτ 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 2。 作者简介: 周晓光, 1964 年生, 现为安徽 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周语玲, 女, 1953 年 生, 现为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潘 清〕 031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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