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

五、：诗人和战士的鲁迅：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一 一 　　鲁迅在许多机会是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了，其实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又有许多机会，鲁迅被称为一个杂感家，但这也仍不能算对的，因为对鲁迅并不能以杂感家来概括。 　　倘若诗人的意义，是指在从事于文艺者之性格上偏于主观的，情绪的，而离庸常人所应付的实生活相远的话，则无疑地，鲁迅在文艺上乃是一个诗人；至于在思想上，他却止于是一个战士。 二 　　我说鲁迅是一个诗人，却丝毫没有把他派作是吟风弄月的雅士的意思，因为，他在灵魂的深处，是没有那么消闲，没有那么优美，也没有那么从容；他所有的，乃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和一种粗暴的力。 　　鲁迅彻头彻尾是在情绪里。R. M. Bartlett在他的《新中国的思想领袖》里说鲁迅的作品很像朵斯退益夫斯基和高尔基的文艺，“极富于同情人和热烈的情绪”(载美国的Current History，一九二七年十月号，由石民译出，见《当代》一卷一期)，钱杏村在一九三○年二月《拓荒者》上作的《鲁迅》一文里，也说鲁迅于《阿Q正传》中，对旧势力之一一加以讽笑，是“含”了“泪”，这两人的看法我认为都是对的。 　　鲁迅的情绪，是浓郁到如此的地步了，甚而使他不能宁帖起来，景宋有批评他的话，说他： 　　性情太特别，一有所憎，即刻不能耐，坐立不安。(《两地书》，页一六四) 又说他： 　　对于一些人过于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在一地呼吸，而对有些人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汤蹈火，一旦觉得不副所望，便悲哀起来了。(《两地书》，页一六五) 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是不能够在心情上轻松的，所以他才有“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的自白(《朝花夕拾》，小引页一)。 　　从这里，我忽然想到鲁迅是一个颇不能鉴赏美的人——虽然他自己却可创作出美的文艺，供别人鉴赏的。因为，审美的领域，是在一种绰有余裕，又不太迫切、贴近的心情下才能存在，然而这却正是替迅所缺少的。创作时不同一点，自然，鲁迅依然是持有丰盛强烈的情感的，可是因为太丰盛而强烈了，倒似乎在那时可以憋着一口气，反而更有去冷冷地刻画一番的能力，这样，在似乎残忍而且快意的外衣下，那热烈的同情是含蕴于其中了，于是未始不可以成了审美的对象。逢到他自己去赏鉴，却是另一回事了。他自己说：“对于自然美，自恨苦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华盖集续编》，页二二一)，所以，我方才说的，我们不能派他作吟风弄月的雅士者，这意思自然一方面是他不屑，然而在另一方面却是他也有所不能。 　　他是枯燥的，他讨厌梅兰芳的戏片子(《两地书》，页八九)，他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集外集》，序言页三)，这都代表他的个性的一个共同点。 　　他曾说：“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集外集》，页四六)，这是他要求的。他曾说：“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野草》，词页一)，这是他自知的。 　　艺术之中，不错，他也有所称赞的，但却就只限于“力的表现”的木刻；鲁迅对于优美的，带有女性的意味的艺术却不大热心的。一如他在思想上之并不圆通一样，在美的鉴赏上并不能兼容。 　　强烈的情感，和粗暴的力，才是鲁迅所有的。 三 　　鲁迅在性格上是内倾的，他不善于如通常人之处理生活。他宁愿孤独，而不欢喜“群”。 　　景宋说他“是爱怕羞的”，又告诉我们，“他自以为不会做事”(《鲁迅在广东》，页五二，五三)，我想这是他的真面目。 　　在一般人所认为极容易的事，在他就不能，也不耐了。看他在厦门时的听差和吃饭问题吧： 　　关于我所用的听差的事，说起来话长了。初来时确是好的，现在也许还不坏，但自从伏园要他的朋友去给大家包饭之后，他就忙得很，不大见面。后来他的朋友因为有几个人不大肯付钱(这是据听差说的)，一怒而去，几个人就算了，而还有几个人却要他接办。此事由伏园开端，我也没法禁止，也无从一一去接洽，劝他们另寻别人。现在这听差是忙，钱不够，我的饭钱和他自己的工钱，都已预支一月以上，又伏园临走宣言：自己不在时仍付饭钱。然而只是一句话，现在这一笔帐也在向我索取。(《两地书》，页一四七) 　　结果呢，他说：“我本来不善管这些琐事，所以常常弄得头昏眼花。”之后，菜又不好吃了，伏园自己还可以做一点汤，他却只会烧白开水，什么菜也不会做(《两地书》，页一七九)。 　　我们见不少为鲁迅作的访问记都说，他的衣饰是质朴的，并不讲究，这一方面当然是根于他的并不爱美的天性，另一方面却也表现他不善于注意生活上的小节了。在这种地方，我们不难想像倘若是一个精明强干，长于任事的人，是如何重视着的，于此便也可以见一个好对照。 　　鲁迅自己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两地书》，页一七五)。所谓不修边幅，不讲究衣饰，正是这一方面的小小的透露。 　　他常是对环境加以憎恨，他讨厌一般人的“语言无味”，他慨然于天下浅薄者之多(《两地书》，页八九)，他甚而只愿意独自躲在房里看书(《两地书》，页一一七)，他处处有对“群”的恶感。他形容厦门大学： 　　我新近想到了一句话，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然而虽是这样的地方，人物却各式俱有，正如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其中有一班“妾妇”们，上面已经说过了。还有希望得爱，以九元一盒的糖果恭送女教员的老外国教授；有和著名的美人结婚，三月复离的青年教授；有以异性为玩艺儿，每年一定和一个人往来，先引之而终拒之的密斯先生；有打听糖果所在，群往吃之的无耻之徒……(《两地书》，页一三一) 他的结论是：“世界大概差不多，地的繁华和荒僻，人的多少，都没有多大关系。”他之极端憎恶态度，是溢于言表了。 　　他和群愚是立于一种不能相安的地步，所以他说：“我在群集里面，是向来坐不久的”(《两地书》，页一八)，所以他说：“离开了那些无聊人，亦不必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了，这就很舒服”(《两地书》，页九六)在应酬方面，他是宁使其少，而不使其多，甚而加以拒绝。关于这，景宋当然知道得最清楚(《两地书》，页一六三)，林语堂却也有同样的记载，以为：“常常辞谢宴会的邀请”，已是“他的习惯”(见其用英文写在《中国评论周报》上的《鲁迅》一文)。 　　这种不爱“群”，而爱孤独，不喜事，而喜驰骋于思索情绪的生活，就是我们所谓“内倾”的。在这里，可说发现了鲁迅第一个不能写长篇小说的根由了，并且了为什么他只有农村的描写成功，而写到都市就失败的原故。这是因为，写小说得客观些，得各样的社会打进去，又非取一个冷然的观照的态度不行。长于写小说的人，往往在社会上是十分活动，十分适应，十分圆通的人，虽然他内心里须仍有一种倔强的哀感在。鲁迅不然，用我们用过的说法，他对于人生，是太迫切，太贴近了，他没有那么从容，他一不耐，就愤然而去了，或者躲起来，这都不便利于一个人写小说。宴会就加以拒绝，群集里就坐不久，这尤其不是小说家的风度。 　　然而他写农村是好的，这是因为那是他早年的印象了，他心情上还没至于这么厌憎环境。所以他可以有所体验，而渲染到纸上。此后他的性格，却慢慢定形了，所以虽生长在都市，却没有体会到都市，因而他没有写都市人生活的满意的作品，一旦他的农村的体验写完了，他就已经没有什么可写，所以他在一九二五年以后，便几乎没有创作了。 　　在当代的文人中，恐怕再没有鲁迅那样留心各种报纸的了吧，这是从他的杂感中可以看得出的，倘若我们想到这是不能在实生活里体验，因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补偿时，就可见是多么自然的事了！ 　　就在这种意味上，所以我愿意确定鲁迅是诗人，主观而抒情的诗人，却并不是客观的多方面的小说家。 四 　　许多人以为鲁迅世故，甚而称之为“世故的老人”，叫我看，鲁迅却是最不世故了；不错，他是常谈世故的，然而这恰恰代表出他之不世故来。因为，世故惯了的人，就以为没有什么新奇可说了，而把世故运用巧的人，也就以为世故是不便于说了，所谓“善易者不言易”，鲁迅之“言”，却就证明他还没“善”。 　　然而鲁迅是常有新的世故的获得了，而且常常公布出来了，这就都在说明鲁迅和世故处于并不厮熟，也还没运用巧的地步。鲁迅之不世故，是随地可见的，由他自己的回忆： 　　……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连机关的地址门牌，也说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过这条街，一个人对于坏事情，是记性好一点的，我记起来了，便留心着那门牌，但这一号，却是一块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破烂的小屋，是几个山东人住着卖水的地方，决计做不了他用。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南腔北调集》，页二○一) 　　他作这文章的时候是一九三三年，他五十二岁了，所谓十多年前，也已经四十岁左右，谈天而至于使人“笑容尽敛”，鲁迅的世故在哪里呢？ 　　人们说鲁迅世故，就又以为鲁迅看事十分的确了，要不，就以为鲁迅一定单把事、把人的坏的方面看得过于清了，然而，在我看，倒又相反，鲁迅却是看不的确的，而且也往往忽略了坏的方面。例如在厦门时之对朱山根的观察：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骗。(《两地书》，页一○二) 他世故么？世故何至于为这人蒙蔽了这么多时候？ 　　又如他在北京时与人们的来往，也大抵是并没利用别人，而是为人利用；所以他说： 　　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京这么忙，来客不绝，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钊们的压迫，有些人就立刻来索还原稿，不要我选定、作序了。其甚者还要乘机下石，连我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在运动他；请他吃过好茶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奢侈的证据。(《两地书》，页一五六) 　　他和这个战，他和那个战，结果这里迫害，那里迫害。他不知道有多少次，纠合了一些他以为有希望的青年，预备往前进，然而骗他的有，堕落的有，甚而反来攻击他的也有，结果还是剩下他自己。他哪里有世故呢？他实在太不世故了。 　　我们一想，应该觉得很自然，鲁迅，我说过，是情绪的，内倾的，因此，他不会世故。 五 　　鲁迅在情感方面，是远胜理智的。他的过度发挥其情感的结果，令人不禁想到他的为人在某一方面颇有病态。 　　以一个创作家论，病态不能算坏。而且在一种更广泛、更深切的意义上，一切的创作家，都是病态的。你看，别人感不到的，他感到；别人不以为大事件的，他以为大事件；别人以为平常，他却以为不平常；别人以为不值一笑，他却以为大可痛哭……这不是病态是什么？但正因为他病态，所以他才比普通人感到的锐利，爆发的也才浓烈，于是给通常人在实生活里以一种警醒、鼓舞、推动和鞭策。这是一般的诗人的真价值，而鲁迅正是的。 　　他因为锐感之故，他联想的特别快，例如他在说校印《苦闷的象征》时的事吧，他说到书的开首喜欢留一点空白，但是他想到外国学术文艺书中的闲谈或笑话了，他想到中国的译者往往删除，像折花者之不留枝叶，单取花朵，失却花的活气了，他又想到“器具之轻薄草率，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华盖集》，页八)了，所以扫射式的讽刺，已成了他的杂感的风格，因小见大的本领，是成了他的深刻的讽刺之根源了。 　　他常常是到了“深文周纳”的地步，因为他想的太过了。他每每有这种话： 　　——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三闲集》，页三一) 所以，他往往由于情感之故，而加添上些什么去了，这也就是通常人所以为的“刻毒”。 　　因为陷在情感里，他的生活的重心是内倾的，是偏向于自我的，于是他不能没有一种寂寞的哀愁。这种衰愁是太习见于他的作品中了；因为真切，所以这往往是他的作品在艺术上最成功的一点，也是在读者方面最获得同情的一点。 　　也因为陷在情感里吧，他容易把事情看得坏，这形成他一种似乎忧郁和迫害的心情：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但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野草》页一) 　　我一再说过，这恐怕是他早年情感上受了损伤的结果，然而一个人因为常常触动他的情感，也更容易陷于一个圈子中，而不能自拔起来。 　　但在鲁迅动用理智的时候，却就很意识到自己这一层，他说：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两地书》，页一一) 他又说：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两地书》，页五六) 　　别人的反抗，在他认为那是对于未来的光明还有信赖之故，但他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在这种地方，我认为见出鲁迅的病态。 　　鲁迅像一般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情感一方面极容易兴奋，然而一方面却又极容易沮丧。他非常脆弱，心情也常起伏： 　　我才知道在金钱下的人们是这样的，我决意要走了……至于到那里去，一时也难定，总之无论如何，年假中我必到广州走一遭，即使无啖饭处，厦门也决不住下去的了。 　　又我近来忽然对于做教员发生厌恶，于学生也不愿意亲近起来，接见这里的学生时，自己觉得很不热心，不诚恳。(《两地书》，页一六一) 这种忽喜忽厌的态度也不是健康的。 　　鲁迅又多疑。他在纪念柔石的文章里说：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南腔北调集》，页七八) 太锐感就很容易变到多疑上去。这种多疑的性格，鲁迅也曾表现在诗里：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集外集》，页一九) 　　要知道“说话的是谁”么？我是知道的，就是鲁迅内心“颜色许好”，是表面，真正如何，鲁迅便在怀疑着。这恰恰是《两地书》上鲁迅所说的：“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页二五)的注脚。鲁迅自己也知道是“太易于猜疑”(《集外集》，页四二)了。 　　他的锐感，他的深文周纳，他的寂寞的悲哀，他的忧郁和把事情看得过于坏，以及他的脆弱，多疑，在在都见他情感上是有些过了，所以我认为这都是病态的。 六 　　鲁迅虽然多疑，然而他的心肠是好的，他是一个再良善也没有的人。于《集外集》里，收有他一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他起初以为来的学生是假装的，种种恶相和怪样，曾使他厌憎，他便刻薄地加以挖苦了。然而后来他知道那是真的了，他便说：“却又觉得这牺牲实在太大，还不如假装的好”(页四一)了，并且他说：“很觉得惨然”，还有：“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页四二)，就见他其实是多么慈祥的。 　　我以为孙福熙在《我所见于〈示众〉者》一文里说的鲁迅便最与我所认为的相符。他说： 　　大家看起来，或者连鲁迅他自己，都觉得他的文章中有凶狠的态度，然而，知道他的生平的人中，谁能举出他的凶狠的行为呢？他实在极其和平的，想实行大道主义而不得，因此守己愈严是有的，怎肯待人凶狠呢？虽然高声叫喊要也作一声不响的捉鼠的猫，而他自己终于是被捉而吱吱的叫的老鼠。(载一九二五年五月《京报》副刊) 我觉得这话再对也没有了，和平，人道主义，这才是鲁迅更内在的一方面。 　　他的为人极真，在文字中表现的尤觉诚实无伪。他常说他不一定把真话告诉给读者，又说所想到的与所说出的也不能尽同，然而我敢说他并没隐藏了什么。容或就一时一地而论，他的话只是表露了一半，但就他整个的作品看，我认为他是赤裸裸地，与读者相见以诚的。鲁迅的虚伪，充其量不过如人们传说的“此地无银五百两”式的虚伪，在鲁迅的作品里，不惟他已暴露了血与肉，连灵魂，我也以为没有掩饰。 　　他是左翼，就承认是左翼，他说：“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南腔北调集》，页四六)。他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他就不否认他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他说他的译书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炙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方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二心集》，页三○)。 　　他对于事情也极其负责，他在厦门，已经不愿做下去了，将要离去，他便缩小工作，而希望“在短时日中，可以有点小成绩”，为的是“不算来骗别人的钱”(《两地书》，页九五)。 　　与人的相处，他更其不苟，他看见一个人“嘴里都是油滑话”，又背后语人“谁怎样不好”，“就看不起他了”(《两地书》，页九五)，他多么不容易放过，他有一颗多么单纯而质实的心。 　　他自己则是勤奋的，在厦门吧，他便说：“我其实是毫不懈怠，一面发牢骚，一面编好《华盖集续编》，做完《旧事重提》，编好《争自由的波浪》(董秋芳译的小说)，看完《卷葹》，都分头寄出去了”(《两地书》，页一六八)。他在《三闲集)的后面说：“在我自己的，是我确曾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投机”(页二○八)，我认为这话是十分可以信赖的。 　　他在情感上病态是病态了，人格上全然无缺的。 七 　　以抱有一颗荒凉而枯燥的灵魂的鲁迅，不善于实生活，又常陷在病态的情绪中，然而他毅然能够活下去者，不是件奇异的事么？ 　　这就是在他有一种“人得要生活”的单纯的生物学的信念故。鲁迅是没有什么深邃的哲学思想的，倘若说他有一点根本信念的话，则正是在这里。 　　鲁迅像一个动物一样，他有一种维持其生命的本能。他的反抗，以不侵害生命的为限，到了这个限度，他就运用其本能的适应环境之方了：一是麻痹，二是忘却(《而已集》，页六八)。也就是林语堂所说的蛰伏或装死。这完全像一个动物。 　　鲁迅劝人的：“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自卫”(《两地书》，页一二)。可说鲁迅自己是首先实行着的。 　　他既然锐感，当然苦痛是多的，这样就有碍于生存之道了，但是他也有法子，便是：“傲慢”和“玩世不恭”(《两地书》，页六)，用以抵挡了眼前的刺戟。 八 　　鲁迅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很厉害。大凡生活上内倾的，很容易走入个人主义。鲁迅在许多机会都标明他的个人主义的立场。他说：“还是切己的琐事，比世界的哀愁关心”(《三闲集》，页一七)，又说：“老实说，这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吧，——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三闲集》，页二六) 　　自然，鲁迅是诚实无伪的，他乃是一个诚实无伪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画室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九二八)一文里，分析知识阶级在革命中是两型，一是毅然投入新的，二是既承受新的，又反顾旧的，同时又在怀疑自己，——感受性比较锐敏，尊重自己的内心生活也比别人深些，而鲁迅乃是后一型。画室更形容这一型的人说：“他们多是极真实的，敏感的人，批评的工夫多于主张的，所以在这时候，他们是消极的，充满颓废的气氛”。至于对这种人的态度，则画室以为：“但革命是不会受其障害的，革命与其无益地击死他们，实不如让他们尽量地在艺术上表现他们内心生活的冲突痛苦，在历史上留一个过渡时的两种思想的交接的艺术的痕迹。”大体上我觉得画室的话是对的。不过，在事实上，鲁迅后来颇变革了自己不少，而且我从来想不到颓废和鲁迅有什么关连；在评价上，我更不认为鲁迅那种小资产阶级性没有价值，倒是正因为他那样，才作了这一时代里的战士，完成了这一时代里的使命，——这二点算是我和画室的意见不同的所在。 　　鲁迅除了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表现其为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外，再就是我说过的鲁迅的“脆弱”，以及一种空洞的偏颇和不驯伏了。倘若文字的表现方式，是在一种极其内在的关系上代表一个人的根性时，则鲁迅有两种惯常的句形，似乎正代表鲁迅精神上的姿态。一是：“但也没有竟”怎么样，二是：“由他去吧”。阿Q为报仇起见，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了，“但也没有竟放”(《呐喊》，页一七四)；鲁迅因为不赞成以生而失母为不幸，想写文章了，“但也没有竟写”(《伪自由书》前记，页二)，这是前者的例。他从顾颉刚的“暂勿离粤，以俟开审”，想到飞天虎寄亚妙信之“提防剑仔”了，然而马上觉得这拉扯牵连的近乎刻薄了，然而他下面又说：“——但是，由它去吧”(《三闲集》，页四一)了；他说自己颇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就是他常评人文章，劝人冒险，但遇到相识的人，则有所不能，他说终于无法改良，奈何不得，也就依然是“——姑且由他去罢”(《两地书》，页一一)了，这是后者的例。 　　因为他“脆弱”，所以他自己常常想到如此，而竟没有如此，便“但也没有竟”如何如何了，又因为自己如此，也特别注意到别人如此，所以这样的句子就多起来。“由他去吧”，是不管的意思，在里面有一种自纵自是的意味，偏颇和不驯，是显然的。这都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一种型。 九 　　倘若哭和怒同是富有情感表现的话，哭的情感是女性的，怒的情感却是男性的。鲁迅的情感则是属于后者的。 　　鲁迅善怒。为《语丝》的事情，伏园以为和《晨报》的敌对而得着胜利了，于是说：“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但鲁迅却就“耿耿了好几天”，为的是炸药是指他而言，“意外的被利用了”(《三闲集》，页一八五)。《文学》上傅东华说他招待伯纳萧，说他和梅兰芳同座，说他却没去招待休士，他又怒了，于是说： 　　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但那是小报，有敌人……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莫非缺一个势力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 　　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这无关政局，决无危险，况且我们原曾相识，见面时倒是装作十分客气的也说不定的。(《南腔北调集》，页一五三) 后来终于由文学社把傅东华的真名供出来。我常觉得能够坚持与否，就是伟大和渺小的分野。一个敢怒、一个得赔不是，究竟鲁迅的怒是伟大些的。 　　鲁迅脾气之坏，也是无可讳言的，他自己也说因为节制吸烟，而给人大碰钉子，回想起来也觉得不安(《两地书》，页一八一)。 十 　　鲁迅在灵魂的深处，尽管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然而这一切无碍于他是一个永久的诗人，和一个时代的战士。 　　在文艺上，无疑他没有理论家那样丰富正确的学识，也没有理论家那样分析组织的习性，但他在创作上，却有惊人的超越的天才。他说：“怎样写的问题，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三闲集》，页一四)，这也恰恰是创作家的态度。 　　单以文字的技巧论，在十七年来(一九一八——一九三五)的新文学的历史中，实在找不出第二个可以与之比肩的人。天才和常人的分别，是在天才为突进的。像歌德一创造《少年维特》就好似的，鲁迅之第一个短篇《狂人日记》已经蒙上了难以磨灭的颜色。在《阿Q正传》里那种热烈的同情，和从容、幽默的笔调，敢说它已保证了倘若十七年来的文学作品都次第被将来的时代所淘汰的话，则这部东西即非永存，也必是最后，最顽强，最能够抵抗淘汰的一个。美好的东西是要克服一切的，时间一长，自有一种真是非。 　　鲁迅文艺创作之出，意义是大而且多的，从此白话文的表现能力，得到一种信赖；从此反封建的奋战，得到一种号召；从此新文学史上开始有了真正的创作，从此中国小说的变迁上开始有了真正的短篇；章回体，《聊斋》体的结构是过去了，才子佳人，黑幕大观，仙侠鬼怪的内容是结束了，那种写实的，以代表了近来农村崩溃，都市中生活之苦的写照，是有了端倪了；而且，那种真正的是中国地方色彩的忠实反映，真正的是中国语言文字的巧为运用，加之以人类所不容易推却的寂寞的哀感，以及对于弱者与被损伤者的热烈的抚慰和同情，还有对于伪善者愚妄者甚至人类共同缺陷的讽笑和攻击，这都在显示着是中国新文学的作品加入世界的国际的作品之林里的第一步了。 十一 　　鲁迅在理智上，不像在情感上一样，却是健康的。所谓健康的，就是一种长大发扬的，开拓的，前进的意味。在这里，我不妨说明健康和道德的分别。健康是指个人，或整个的人类在生存上有利的而言，反之则为病态的。道德不然，是撇开这种现实的、功利的立场，而争一个永久的真理。因此病态不一定不道德，健康也不一定道德。屈原可说是道德的，然而同时是病态的，歌德在理智上，在情感上可说都是健康的，也都是道德的。鲁迅则在情感上为病态的，我已说过无碍于他的人格的全然无缺了，在理智上却是健康的，就道德的意义上说，我依然觉得道德。 　　鲁迅永远对受压迫者同情，永远与强暴者抗战。他为女人辩(《准风月谈》，页九四)，他为弱者辩(《准风月谈》，页七，页一五七，页一五六)。他反抗群愚，他反抗奴性。他攻击国民性，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卑怯，这是从《热风》(页一一五)，《呐喊》(页四，页八，页一一)，《华盖集》(页二二)以至《准风月谈》(页四六，页七○)，所一贯的靠了他的韧性所奋战着的。为什么他反对卑怯呢？就因为卑怯是反生存的，这代表着他的健康的思想的中心。 　　在正面，他对前进者总是宽容的。他在自己，是不悔少作(《集外集》，序言页一；《坟》，页二九七；《而已集》页五八)；对别人，是劝人不怕幼稚(《热风》，页三三；《三闲集》，页九；《鲁迅在广东》，页八九)。战斗和前进，是他所永远礼赞着的。 　　他之反对“导师”之流，就是因为那股人“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集外集》，页六八)，我觉得鲁迅在思想方面的真价值却即在劝人“走”。 　　他给人的是鼓励，是勇气，是不妥协的反抗的韧性，所以我认为他是健康的。 十二 　　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是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 　　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 　　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方面，所以没有建设。即如对于国故的见解，便可算是一个例。 　　他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这是他不能写长篇小说的第二个原故，因为长篇小说得有结构，同时也是他在思想上没有建立的原故，因为大的思想得有体系。系统的，是为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 　　我们所要求于鲁迅的好像不是知识，从来没有人那么想，在鲁迅自己，也似乎憎恶那把人弄柔弱了的知识，在一种粗暴剽悍之中，他似乎不耐烦那些知识分子，却往往开开玩笑。 　　然而所有这一切，在鲁迅作一个战士上，都是毫无窒碍，而且方便着的。因为他不深邃，恰恰可以触着目前切急的问题；因为他虚无，恰恰可以发挥他那反抗性，而一无顾忌；因为一偏，他往往给时代思想以补充或纠正；因为无组织，对于匆忙的人士，普遍的读者，倒有一种简而易晓的效能。至于他憎恶知识，则可以不致落了文绉绉的老套，又被牵入旧圈子里去。 　　这样，他在战士方面，是成了一个国民性的监督人，青年人的益友，新文化运动的保护者了，这是我们每一思念及我们的时代，所不能忘却的！ 十三 　　因鲁迅在情感上的病态，使青年人以为社会、文化、国家过于坏，这当然是坏的，然而使青年人锐敏，从而对社会、世事、人情，格外关切起来，这是他的贡献。 　　因为鲁迅在理智上的健康，使青年人能够反抗，能够前进，能够不妥协，这是好的。同时，一偏的，不深于思索的习惯之养成，却不能不说是坏的。 　　撇开功利不谈，诗人的鲁迅，是有他的永久价值的，战士的鲁迅，也有他的时代的价值！ 　　 　　 　　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上午十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