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和幸福经济学

≮≥慧篡燃 幸福指数与快乐经济学(笔谈) 【主持人语】研究快乐经济学，首先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马克思有一个著名观点：人们只能在生产力 发展水平允许的范围内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很明显，没有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没有中国成功实现总 体小康的发展目标，我们是不可能提出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使人们在发展中更加快乐的问题的。 本期笔谈发了3篇文章。尽管其中一篇为主持入所作，但都可自信地说：值得一读。左学金的<幸福和 幸福经济学>在评述幸福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如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的政策主张。文章转引的 “东亚幸福鸿沟”现象尤其令人注目。韩士专的《幸福经济学之“收入观”新解>从他的“新解”出发。并结合我 国实际提出一系列“促进国民幸福感”的对策。而主持人的《经济学变迁与中国发展取向>则从另一个角度提 出问题：决不可脱离发展去侈谈快乐问题。快乐经济学派生于发展经济学，两者具有同一性。从这一组文章 来看，中国经济学界对此研究还是初步的，正可谓“涉水不深”。无怪乎，学科的名称也未统一，有“快乐经济 学”与“幸福经济学”之分。 说至此，主持人意犹未尽。我以为：GDP崇拜不可取，因为GDP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当前，众说纷 纭的“幸福指数”，同样是不可崇拜的，难道它们就没有片面性吗? 幸福和幸福经济学 ■左学金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理念下。中国正在寻求更好的增长方式，寻找以人为本 的发展。一个以主观快乐和幸福作为研究对象的幸福和 幸福经济学倍受公众和学界关注。本文从理论和我国实 际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认为GDP的增长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幸福水平，但不是幸福和快乐 的唯一源泉。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 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 安排上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总值”， 推动社会和谐进程。 [关键词】幸福；幸福经济学；幸福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1F069．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 号】1004—518x(2007)04一0007—05 左学金(1949一)，男，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 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及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等。(上海 200020)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 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对未来发展目标的更深 入的思考。什么样的发展能真正带来人民福祉 的增长，或者说什么样的发展能为人民带来更 大的幸福?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二十多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正在寻求更好的增长 万方数据 江西社会科学 2007．3 方式，寻找以人为本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大背景 下，我国公众和学界自然地对幸福和幸福经济 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一、幸福的研究 对于幸福的最初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哲学家柏拉图。18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 的开山鼻祖边沁认为，幸福可以通过人们所体 验到的快乐和痛苦的情感的权衡来测量。但是 福利经济学与后来的新福利经济学，都没有如 边沁提议的那样对人们的主观体验进行度量， 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度量主观满足的“客观对应 物”，如国民收入、社会福利函数等。经济学家普 遍用效用取代了幸福，后来又用序数效用取代 了基数效用，从而使幸福退出了经济学的视 野。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虽然国际社会科学界的 不同学科对幸福的研究已经积累了2500多篇 论文，但是其中主要是心理学的研究，经济学家 的贡献却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在近10年来，经 济学者才更多地参与了对于幸福问题的研究。 在为数不少的关于幸福和幸福经济学的研 究文献中，这里值得专门提一下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亚马蒂尔·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 《以自由看待发展》、《贫困与饥荒》等著作中拓 展了关于人类幸福的理论，他把温暖的人文精 神重新注入冰冷和沉闷的经济学。此外，2006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位瑞士学者布伦诺· 弗雷(BrunoS．Frey)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 (A10isstutzer)的著作的中译本《幸福与经济学： 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该书向读者揭 示影响幸福的因素和寻找幸福的方向。 与此同时，对于幸福感和收入等相关因素 的实证调查研究工作也在不同国家获得了新的 关注和进展。例如，目前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恩 曼教授和他的同事艾伦·克鲁格教授正在从事 一项“全国幸福感账户”的研究，该研究经Na． tionalInstituteonA舀ng获得美国联邦政府的资 助。该研究改进了对于幸福感的测度的准确 性。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Happiness，或GNH)，会像GDP一样受 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重视。不但在国家的宏观 层面上。而且在企业的微观层面上，员工幸福感 的测量和研究也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当然，关注幸福感的不光是美国，还有英 国、韩国等其他欧洲和亚洲国家。2002年，英国 内阁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关于生活满意度的报 告，报告建议政府采取干预措施来提高公众的 生活满意度。2006年，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依 据各国(地区)“资源利用有效性”(即人们对生 活的满意度指数乘以人均寿命，然后除以当地 资源消耗指数)，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 排序，并在《幸福星球指数》的报告中加以公 布。报告中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荣登冠军，一批 发达国家反而名落孙山。2006—2007年，韩国首 尔福利财团和大韩民国学术院对首尔、纽约、多 伦多、伦敦、巴黎、柏林、米兰、东京、北京和斯德 哥尔摩等世界10大城市的幸福指数开展了一 次调查，调查对每个城市的1000名(米兰1014 名)市民进行电话访问。东京、北京和首尔分别 排在第8、9、10位。 近年来我国也开展了一些关于幸福度的调 查。如2006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发布了 《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该 项调查活动由奚恺元教授主持，内容涉及中国 10大城市幸福度调查和人们生活幸福度调查两 部分。城市幸福度调查通过随机抽样电话访问 进行(有效样本2750个)，生活幸福度调查则通 过网上问卷的方式进行(有效样本2371个)。 2006年12月到2007年1月，《隙望东方周刊》 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奚恺元教授，对国内 31个主要城市进行了幸福感调查，其中包括4 个直辖市、22个省会城市和5个自治区首府。这 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电话访问的方式，共取得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江西社会科学 2007．3 望越大，幸福值越小。在实际生活中，随着人们 的收入的增长。欲望也会或迟或早地相应增长， 所以作为分母的欲望的增长可以抵消作为分子 的效用的增长，结果是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带来 幸福感的增长。知足的人能合理地控制自己的 欲望，所以相对来说容易有较强的幸福感，这也 就是“知足常乐”了。 除了收入以外，经济学的研究还试图研究 其他影响人的幸福的因素，或者说哪些人更幸 福。黄有光教授的研究发现，性格较开朗比性格 较不开朗的人更加快乐；结过婚的人比没有结 过婚的人更加快乐；有稳定职业的人比没有稳 定职业的人更加快乐；健康状况好的人比健康 状况差的人更加快乐；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 的人更加快乐；有某种嗜好(如养花、书法、钓 鱼)的人通常要比没有嗜好的人更加快乐等。第 纳(Dienereta1．1993)的研究还发现，在影响个 人快乐的所有变量当中，收入所占的比重不超 过2％，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三、中国幸福感调查的主要发现 近年来中国关于城市居民幸福度的调查， 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研究结果。前述中欧 管理学的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城市不一定是 最幸福的城市。在10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 榜中，市民月收入最高的上海(月平均收入2847 元)、北京(月平均收入2484元)和广州(月平均 收入2556元)，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 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市民感到最幸福的杭 州(月平均收入2300元)和成都(月平均收入 1515元)却不是最有钱的，其中成都居民平均收 入只是上海的一半多一点。 调查报告发现，高收入的人的确比低收入 的人要幸福，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两者之间的 关系则渐渐减弱。而相对收入(个人与同龄人之 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幸福度之间仍存在着显 著的关系，比绝对收入更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此 外，报告还揭示，与人们对生活的幸福度最相关 的因素是“是否拥有自己的房产”，其次是“是否 有固定的工作”，说明安居乐业对人们的幸福感 至为重要。 此外，报告指出，经济基础和幸福的确具有 一定的关系，但两者的关系要比人们想象的更 为复杂。而另一些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越 来越大，例如人们的生活节奏、婚姻状况、社交 生活以及生活环境等等。因此，社会发展和谐与 否不能仅仅看GDP增长是否迅速，而更应该关 注广义的社会总体主观幸福感增长与否。 四、幸福经济学的政策含义 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尽管目前还是比 较有限的，但却具有一些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我们要充分重视幸福感在全面落实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 重要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要追求的，从 根本上来说，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 而是人们的幸福度的增长。显然，GDP的增长仅 仅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 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本身。把GDP的增长看成 是发展的目的，就成了所谓的“GDP”主义，就可 能不但不能提高居民的幸福度，反而降低了他 们的幸福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一些地 方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当地的老百姓却不满 意。所以在政府考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要问 的问题不仅是这件事对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样 的影响，还要问这件事能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 能不能为公众带来更多的幸福。只有当我们把 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度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 时，这种发展才有可能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和谐。 第二，幸福是主观的感受，老百姓个人对于 幸福的感受和理解是不一样的，在合理的范围 内，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主观感受，不能将政府的 长官意志强加于他们。就像上海的一句俗话所说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江西社会科学 2007．3 毒等嗜好，这些行为虽然能带来一时的快乐，但 从长期来看肯定会减少快乐。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性的关于幸福度 的研究发现东亚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但幸 福感却比较低。黄有光认为，东亚地区不仅已经 取得了较高的收入水平，而且还拥有高增长率， 收入还在逐年增加，按理东亚地区的人们应该 比其他地区更加快乐。然而事实却相反，这就是 所谓的“东亚幸福鸿沟”了。如果上述结论是正 确的话，这个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就确实值得 我们深思了。要真实地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水平， 就需要将人口拥堵和环境公害等“外部性”问题 全部考虑在内，而传统的GDP计量方式恰恰严 重地忽略了这些问题。显然，我们不能为了经济 增长而不惜牺牲那些更重要的、能带来幸福的 资源环境等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赵奉军．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经济学考察【J】．财 经研究，2004，(5)． 【责任编辑：龚建文】 经济学变迁与 中国发展取向 一汪玉奇 近30年来，中国经济学经历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经 济学，再到快乐经济学的变迁。在这些变迁中，中国发展 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快乐经济学的提出，是中国发展 境界的提升。在发展经济学与快乐经济学之间，有着无 比密切的联系。如果离开发展，去侈谈快乐的问题，将是 十分危险的。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快乐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1004—518x(2007)03—0012—02 汪玉奇(1953一)，男，江西省社联副主席、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学。(江西南昌 330077) 快乐经济学的研究正在中国兴起，这不是偶 然的事情。任何理论的发展程度，都最终取决于实 践的需要程度。快乐经济学的研究之风，必然源于 中国改革开放和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 程的发展需要。 可不可以说，30年前的中国，开启了政治经济 学向发展经济学的转变。较长时期以来，在“左”倾 思潮的影响下，我们实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 误方针，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根 本任务被严重忽略了，由此对经济学产生了恶劣 的影响。在整个经济学逻辑中，否定生产力对生产 关系的决定性，否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 相容性，从而使经济学失去历史的说服力，而成为 经济体制的说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将这 一阶段的经济学称为政治经济学。1978年底召开 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实现了党的工作着 重点的战略性转移。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历史性 转变，开创了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 期，由此，中国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人 们勇敢地把市场经济引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框 架，探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 学革命有力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历史进程，书写出中国经济学史极为辉煌的一 页。我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称为发展经济学，因 为它是以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 今天，快乐经济学的兴起，同样有着深刻的时 代背景： ——中国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接近两 位数的增长速度，从实现温饱到达到小康，实现了 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大关的发展目标。生产力 发展水平的提高，使人们有了更高更新的发展追 求。在总体达到小康的情况下，人们要求发展的内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