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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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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菊与刀菊与刀 菊与刀 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 译者(编者):吕万和 熊达云 王智新等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URL: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longbook/jyd/ 目 录 译者序言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译者序言  ...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菊与刀 菊与刀 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 译者(编者):吕万和 熊达云 王智新等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URL: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longbook/jyd/ 目 录 译者序言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译者序言   1981年夏,金克木先生发表一篇文章,从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名著《菊与刀》谈到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文章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美国比较了解,政策也比较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对日本,美国不太了解。当时有两大问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这本书就是受美国政府委托(1944年)研究的结果。   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1949年初被译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几家杂志约请专家举行座谈,对此书进行评论,有的并出版了特集。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同意,认为作者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评价虽然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1986年一篇综述战后日本研究状况的文章列举七种代表性观点,说《菊与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种。凡此都表明,此书影响至今不衰。   显然,把这本书译成中文是值得的。经了解我国解放前后均无此书中译本,乃决定动手翻译。所据英文原著版本是: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By Ruth Benedict,The Riverside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1946;并参照了长谷川松治译日译本《菊と刀》,社会思想社,《现代教养文库第16种》,昭和三十八年第36次印刷。英文原著者注照译或照录,日译本注及中译者的补注则分别加“日译者”或“译者”字样。原著有鸣谢及索引,中译本从略。   现在,国际上出现“日本文化研究热”,诸说并陈,颇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我国一位学者举出六种主要学说并加以评论,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被列为第一种。关于这本书的评价自应留给读者。这里我们想提出的是:所谓“文化”,其含义既有广义、狭义之分,也有观点不同之别。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反映经济基础并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文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其历史形成的特点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金克木先生说:文化就是“国情”,就是“国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他希望,研究各国社会,不仅要“找寻决定性的物质因素”,而且要“探讨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式”,而且要发现“具体典型”。这段话很有启发。实际情况表明,同是封建主义,不仅东西有别,而且中日也不同;同是资本主义,也各有其特色。这种差异就是民族特征,其形成有历史的文化背景,其表现则为特殊的文化形态。如果这样理解不错,那么对民族文化的研究自应从历史背景上考察,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联结上下功夫,其结果也必将大大丰富和加深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推进对各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本尼迪克特是在日美交战情况下研究日本的,她只能凭借间接资料进行“遥研”。中国人对日本实感最深,关系最密,两国文化又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当然更有条件,也更有必要研究日本文化,这正是我们翻译此书的动机。至于翻译质量,限于水平和精力,难免舛误,敬希指正。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年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其祖先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她本人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类学,是Franz Boas的学生,1923年获博士学位。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年出版)一书。1940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一书成就最大。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9月,病逝。 译者 1986年6月8日,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补记: 参加校译此书之时,正是我的伴侣和合作者崔树菊同志(天津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讲师)以残肢之身卧床百余日,与癌症恶魔最后搏斗之时。我日守病床,抽暇工作。她也以我尚能工作为慰,忍耐病痛,不断询问进度。交谈此书,几乎成为我们相濡以沫、互润愁肠的一种慰藉。定稿之后,她日渐腹胀如鼓,饮食药物均难服用。幸赖老友刘肃然同志(原天津第二南开中学英文教师)组织同道,誊清译稿,认真核阅,订补疏误。现在,我最后复阅清稿,树菊已闭目辞世五十日矣!谨补数语,以托哀思。 吕万和 1986年9月1日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由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强大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竞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我们正如前此1905年的沙俄一样,作战的对手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而又充分武装和经过训练的民族。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显然是不存在的。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是一系列岛屿登陆作战和困难卓绝的后勤工作问题,从而使了解“敌性”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为了与之对抗,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们的行动。   困难是巨大的。自从日本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以来的七十五年间,对日本人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令人极为迷惑的“但是,又……”之类的词句,远非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其他非日本民族时,是不大会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说:“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倔傲。”他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无比顽固,又说:“但是,他们又极易适应激烈的革新”;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也不会既说他们忠诚、宽厚,又宣称:“但是他们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也不会既说他们勇敢成性,又描述他们如何怯懦;也不会既说他们的行动完全出自考虑别人的评价,即自己的面子,又说他们具有真诚的善良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他不会既写一本书讲这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如何对演员和艺术家给予崇高荣誉,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又另外写一本书来补充说,该民族崇尚刀剑和武土的无尚荣誉。   然而,所有上述这些矛盾却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了解日本既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就不能对这些矛盾以及其他许多同样令人烦躁的矛盾置之不理了。严重的事态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获致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皇宫?从日军俘虏身上,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在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本土进行宣传时,我们将宣传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种顽抗到最后一个人的意志?这些问题在日本国中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对立。如果和平降临,为了维持秩序,日本人需要永远实行军事管制吗?我军是否要准备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与那些疯狂的抵抗到底的分子进行战斗?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将领导这次革命呢?或者,日本民族只有灭亡?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我于1944年6月接受委托从事研究日本的工作。我受命使用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术,以求弄清日本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那年夏初,我国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展开。在美国,许多人认为对日战争还要持续三年,也许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在日本,有的人则认为这次战争会成为百年战争。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公报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仍然以为他们是胜利者。   然而,进入六月以后,形势开始有了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无必要,对德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在太平洋上,我军已经在塞班岛登陆。这是预告日军终将彻底失败的大战役。在这以后,我们的土兵便日益与日军短兵相接。而且,在新几内亚,在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Tarawa)、比亚克(B1ak)等战役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何等可怕的敌人。   因而,到了1944年6月,我们对有关我们的敌人——日本的许多疑问急需作出解答。这些疑问,不管是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也无论是出自最高决策的要求,还是为了在日军前线散布宣传小册子的需要,都必须提出真知灼见。在日本发动的总体战中,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是东京当权者们的动机和目的,不仅是日本的漫长历史,也不仅是经济、军事上的统计资料。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是,日本政府从他们的人民能够取得哪些指望?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我们必须把美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些前提暂且抛在一边,并且尽可能不轻率地做出结论,说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怎样做,日本人也怎样做。   我所接受的任务是困难的。美国与日本正处在交战状态。在战争中把一切都归咎于敌国,这是容易的;但要想知道敌人自己心目中对人生的看法就难得多了。而这个任务又必须完成。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遇时将如何行动。我必须努力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了解他们的“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负值”即不利条件来看待。我必须观察他们对战争本身的进行方式,并且暂且不看作军事问题,而看作文化问题。与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自有其日本特色。他们对待战争表现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领导人激励土气、消除国民惶惑,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自以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来观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暴露自己。   但是,我们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难免对我严重不利。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实地调查的念头,而这种调查乃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到日本去,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作风,并区分出哪些是关键性的,哪些是非关键性的。我无法观察他们作出决定时的复杂过程。我无法观察他们的下一代是如何培育的。约翰·思布里(John Embree)写的《须惠村》是人类学家实地观察后写出的唯一的一部有关日本村落的专著,很有价值,但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有关日本的许多问题,在那本书里却还没有提到。   尽管有上述重重巨大困难,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却相信,还有些研究方法和必要的条件可以利用。至少我可以利用文化人类学家最倚重的方法——与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触。在我们国家中,有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亲身经历的许多具体事例,发现他们如何进行判断的方法,根据他们的叙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上的许多空白;我认为,这种知识对于一个人类学完了解任何一种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当时,从事日本研究的其它一些社会科学家,则是利用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及统计资料,并从日本的文字宣传或口头宣传的词句中寻求其发展。我则确信,他们所企求的答案,很多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之中,因此,从生活在这种文化的人们中进行研究,答案将会更加满意。   这并不意味我不看书,不请教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土。论述日本的丰硕文献以及在日本居住过的许多西方优秀的观察家,对我帮助极大,这是到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对无文字部落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们所无法享受的。那些民族没有文字,无法用文笔来表现自我。西方人的论述也是 凤毛麟角,浮光掠影。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实地调查的学者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驱学者的帮助下,探索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的最高崇尚者等等。我研究日本却有许多学者的遗产可以继承。在嗜古好奇的文献中充满了生活细节的描述。欧美人土详细记载了他们的生动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许多不寻常的自我纪录。日本人与其它东方民族不同,有强烈描写自我的冲动,既写他们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其坦率实在令人惊异。当然,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没有一个民族会这样作。日本人描述日本会略去许多重要事情,因为这些对他们太熟悉了,如同呼吸空气一样,习而不察了。美国人写美国时也一样。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喜欢暴露自己的。   我阅读这些文献时,如同达尔文说他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的那种读书方法,即特别注意那些无法了解的事情。对议会演说中那一大堆观念的罗列,我必须了解些什么?他们为什么对一些无足轻重的行为大肆攻击,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满不介意,这种态度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提问,“这幅绘画的毛病到底何在?”为了理解,我必需知道些什么?   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编写、摄制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然后再和一些在日本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一起仔细讨论。他们都是以与我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的。我被一些情节搞的迷惑不解时,他们却显然不是如此。而且,他们对剧情、动机的理解与我也不一样,他们是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来理解的。正如阅读小说,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长大的他们就有很大的差距。在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 会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进行辩解;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一种人使我受教最多。但他们所描绘的日本生活的景象则是一致的,不论他们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 如果只是直接从其所研究的文化对象(人民)搜集资料并寻求解释,人类学家所作的也就是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一切西方出色的观察家们所作过的事。一个人类学家的贡献如果仅止于此,那就不能指望他对以往外国居留者有关日本的卓越著述做出新的贡献。但是,文化人类学家由于所受训练具有某些特殊能力,花费一些精力,试图对这一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增添他的贡献,看来是值得的。   人类学家(这里前后的“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每指作者自己。)①知道多种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日本有许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甚至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极为相似。这些相似,有些是在马来 诸岛,有些是在新几内亚,也有些是在波里尼西亚。当然,根据这些相似来推测古代也许有过移民或相互接触,是很有趣的。但这对我来说,了解文化相似性之所以有价值却并不在于这类可能发生的历史关联,而在于能够凭借这些类似或差异,获得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启示,因为,我懂得这些风俗习惯在简单的文化中是如何起作用的。我对亚洲大陆的暹逻②、缅旬和中国也多少有些知识,因而可以把日本与其它民族进行比较,这些民族都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在有关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已反复地证明,这种文化比较是何等有价值。一个部落的正式习俗也许百分之九十与邻近部落相同,却可以作些修改以适应与周围任何民族都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会排厅某些基本习俗,不论其对整体的比率是多么小,都可能使该民族的未来向独特的方向发展。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研究这种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最有益的。   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其研究技术也必须为解决这一特殊问题而加以磨练。他们凭借经验知道,不同文化的人们在遇到某些情况、并必须对其含义作出判断时,其方式,在不同的部落和民族之间是有巨大差异的。在某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他们会遇到以血缘责任或财务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远非任何奔放的想象力所曾设想的。人类学家必须进行调查,不仅要调查亲属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而且要弄清这种习俗在部落行为中的后果,以及每一代人如何从小就受其制约,身体力行,世代相传,如同其祖先所做的那样。   人类学者对这种差异、制约及其后果的关注,在研究日本时也可加以利用。现在,无人不感到美国与日本在文化上的根深蒂固的差异。我们甚至出现这种关于日本的说法:凡是我们干的,他们就一定反其道而行之。一个研究者如果相信这种说法,而简单地认为,差异太离奇,根本不可能了解那种民族,这当然是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充分证明,即使最离奇的差异也不会妨碍研究者对它的理解。人类学家比其它社会科学家能够更好地把差异作为一种“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利用,而不是看作“负值”。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表现越是离奇,他们就越加注意。对他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任何东西他都不会视为当然,这就使得他不会只注意少数选出的事例,而 是面向每件事物。在有关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缺乏比较文化学训练的人往往忽视许多行为的整个领域。他们总是过于视为理所当然,对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习惯以及人们对熟悉事物的公认说法都不进行研究。然而,正是这类习惯或公认说法大面积地投射在该民族的银幕上,影响该民族的未来,其作用远远超过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发展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因为,他所研究的部落中的这些日常琐事,与他本国相应的事物相比截然不同。当他想理解某一部落中被视为最恶毒的或另一部落中被视为最胆怯的行为时,当他试图了解在特定情况下,他们将如何行动、如何感受时,他就会发现,必须大力进行观察并注意细节,这些,在对文明民族进行研究时常常是不大注意的。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乃是最关键的,并且也知道如何进行挖掘。   这种方法值得运用于研究日本。因为只有高度注意一个民族生活中的人类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即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为或意见是如何奇怪,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验有联系的。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迷惑不解,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生活中一定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在起作用。我的研究越深入到日常交往细节就越有用处。人正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的。   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还确信这样的前提,即: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一个总体模式。一个人类社会总必须为它自身的生活进行某种设计。它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及评价方式表示赞可,那个社会中的人就把这些结论视为全世界的基本结论。无论有多大困难,他们都把这些结论熔成一体。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就势必陷于混乱和不便。他们将力求更加和谐一致。他们为自己准备了种种共同的理由和共同的动机。一定程度的和谐一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整个体系就将瓦解。   这样,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象齿轮一样都相互啮合在一起。一个部门发生较其它部门更急剧的变化,其它部门就会受到巨大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实现和谐一致的需要。在追逐权力统治的无文字社会,对权力的意志不仅表现在经济交往及与其它部落的关系之中,也同样表现在宗教活动之中。在有古代文字经典的文明民族中,教会必然保留过去年代的语录。无文字的部落则不是这样。但是,随着经济、政治权力的公开认可日益增强,在那些与此相抵触的领域,教会就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词句虽然保留,内容则已改变。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并不是处在各有堤防隔离开来的小池之中,他们总是溢过假想的堤防,互相交流,以至掺混而分不开。因为这是永恒的真理,学者们越是把他的调查扩散到经济、性生活、宗教、以至婴儿抚育等领域,就越能探究他所研究的社会中发生的事情。他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设立假说并搜集资料。他就能学会把任何民族所形成的要求,不论是用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用道德的术语来表达,理解为他们从其社会经验中学来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的表现。因此,我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原文sumptions:直译应作“认定”(认为理所当然,但尚未经过证明)、或“假定”。为求明白,统译作“观点”。)它只描述这些观点的自我表露而不论其当时的活动。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二十世纪所面临的障碍之一就是我们仍然怀有模糊不清、以至偏颇的观念,不仅对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而且对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为俄罗斯民族也是如此。各国之间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彼此误解。有时,纠纷仅仅是细微的毫 厘之差,我们却担心是无法调解的分歧。而在一个民族基于其整个经验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与我们的设想异常不同的行动方针时,我们却侈谈共同的目标。我们根本不找机会去了解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如果去了解,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一行动方针并非必然是坏的,因为它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一种。 各民族关于自己思想和行动的说法是不能完全指靠的。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努力描述他们的民族,但这并不容易。任何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片都不同于其它民族使用的。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透过镜片观察的。任何民族都把这些视为当然,任何民族所接受的焦距、视点,对该民族来说,仿佛是上帝安排的景物。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会弄清镜片的度数,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会分析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眼睛的度数时,我们就训练一位眼科大夫,他就会验明镜片。毫无疑问,有朝一日,我们也会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当代世界各个民族作眼科大夫那样的工作。   这项工作,必须同时具备某种强硬心肠和宽容态度。有些善意人土有时指责强硬心肠。这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们坚信并且向全世界各地人们灌输这种信念:即“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这些差异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凡是人,想法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我却不理解,为什么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看来这帮软心肠的先生们有时似乎认为,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张底片印出来的,如若不然,国际亲善主义就无从建立。但是强求接受这种单一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就好比强求自己的妻子儿女要同自己一模一样,这就未免太神经质了。硬心肠的人认为差异应当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确立一个能容纳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而不威胁世界和平;法国、日本也是如此。企图以外部压力来抑制这类人生态度的成长,对于自己也不相信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达摩克利斯剑(DamoGles Sword),源出希腊传说,达摩克利斯是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一世(前430—367)的宠臣。相传迪奥尼修斯曾请达摩克利斯赴宴,让他坐在黄金的宝座上,用金银器皿给他盛上各种美食佳肴,但宝座上空却用马鬃悬了一把闪光的利剑。达摩克利斯抬头望见这把利剑时,大惊失色。因为这把千钧一发的利剑随时都会掉下来,给他攒来杀身之祸。后来,“达摩克利斯剑”就成为“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同义语。)的任何研究者来说,这类想法都是荒谬的。他也无需担心采取这种立场就会使世界僵死不变。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使世界静止。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有安妮女王时代及维多利亚时代,并未因此丧失其英国性。这正因为英国人一直是英国人,因而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承认不同的和民族气质的存在。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研究,既需要有某种硬心肠,也需要有某种宽容。人们只有自己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才会有不寻常的宽容。只有这时,宗教的比较研究才能发展。他们也许是耶稣教徒或阿拉伯学者,或不信教者,但决不是偏狂者。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一样,如果人们还在战战兢兢地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只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唯一的解决办法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能发展。这种人决不会懂得,获得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会增加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把自身置于愉快和丰实的体验之外。他们是如此保守自持,以至只能要求其它民族采纳他们的特殊方式,别无其他选择。作为美国人,他们就强求一切民族接受我们所喜欢的信条。但是,其他民族难以接受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就好比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无法学会象东非某些土著那样以金鸡独立式进行休息一样。 因此,本书乃是一本阐述日本习惯(预期的和公认的)的书。它将论述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诸如他在哪些情况下能指望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则不能;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等等。本书所论述的事项,要说最理想的根据,也许就是平凡的街谈巷议者,什么人都有。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曾置身子书中提及的每一特殊情况,而是说这些人都会承认在那种情况下就会如何如何。如此进行研究,其目的是要描绘出思想、行为深处的态度。也许末达到这种目的,但这是本书的理想。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很快就会发现,再增加多少调查材料,也不会提供更多的确实性。譬如,某人在何时对谁行礼,就没有必要对整个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这种公认的习惯性行为,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证明,再有几个确证就行了,不需要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获得同一结论。   研究者若想弄清日本生活方式所赖以建立的那些观点,他的工作就远比统计证实要艰巨得多。人们迫切要求他报告的是,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观察现存事物的镜片的。他们必须阐述日本人的观点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观点。他还必须努力使那些用完全不同的焦距来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听得明白。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法庭并不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普通日本人。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说清楚自己的观点。何况在他看来,为美国人写的那些解释,似乎无此必要。 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很少注意研究文明民族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前提。大多数的研究都认为这些前提是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全神贯注在意见和行为的“分布”上,他们拿手的研究方法是统计法。他们对大量调查资料、调查答卷、交谈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定等等,进行统计分析,试图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关系。在舆论调查领域中,可以在全国使用用科学方法选出的有效的抽样调查技术,这种方法在美国已达到高度完善。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了解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政策各有多少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并且由国民的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具有实践的重要性。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调查美国人的意见,并了解调查的结果。但他们能够这样作,有一个十分明显却无人道及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都熟悉美国生活方式并且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舆论调查的结果只不过是对我们已知的事情再增加一些而已。要了解另一个国家则必须先对那个国家民众的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的质量的研究,然后投票方式才能有用处。通过审慎的抽样调查,可以了解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如果事先不弄清他们对国家抱有什么样的观念,抽样调查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在了解了他们的国家观之后,我们才能弄清各个派别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在争论些什么。一个民族对政府所持的观点,要比标志各政党势力的数字具有更普遍、更持久的重要性。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几乎是一种摆脱不了的祸害,它限制个人的自由。对一个美国人来说,也许战争年代是例外,政府官员并不比在民间事业中任职者社会地位更高。这种国家观与日本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也有很大差异。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正是他们这类看法。他们的观点表现在风俗习惯、对成功者的评论以及有关他们民族历史的神话、民族节日的辞令中。根据这些间接表现也可以进行研究,但必须是系统的研究。   如同我们对选举要研究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一样,我们对某一民族在生活中所形成的基本观点以及他们所赞同的解决方式,也能够仔细、详尽地进行研究。日本正是这样的国家,其基本观念十分值得我们进行研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们弄清了西方人的观念与他们的人生观不相符合,掌握了一些他们所使用的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入眼中经常看到的日本人行为中的许多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对某些急剧变化的行为,日本人却认为是完整一贯的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我能试图说明原因了。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就发现,他们最初用的那些奇特词句和概念,一变而为具有重大含义,并充满长年积蓄的感情。同西方人所了解的道德观、罪恶观有着巨大的差异。而他们的体系则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日本式的——包括日本的长处和缺点。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每个文化传统中都有其关于战争的信条,其中有些是西欧各国所共具,尽管各有些特点。诸如,号召全力进行战争的动员方式,局部失败时如何坚定信心,战死和投降者的某种稳定比率,对战俘的某些行动规则等等,这些在西欧国家的战争中都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这些国家同属一个文化大传统,包括战争在内。   日本人与西方人在战争惯例上的一切差异,都是了解他们的人生观以及对人的全部责任的看法的资料。我们的目的在于对日本的文化及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至于那些与不符合我们的信条的东西在军事上是否重要,我们不必管它。他们的每一个行为都可能很重要,因为他们提出了与日本人性格有关的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解答。   日本为其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那些前提与美国的恰恰相反。日本衡量国际形势的观点与我们也不同。美国把战争的起因归之于轴心国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国以征服的行动非法地破坏了国际和平。轴心国所占领的地方,不论是满洲国、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都证明他们推行的是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方针。他们践踏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或者至少是侵犯了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准则。日本对战争原因则有另外的看法。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在国内实现了统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乱,建筑了公路、电力、钢铁产业。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都受到公共学校的教育。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一一中国。“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万国均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其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这种受到高度评价的等级制在日本文化中所具有的含义。这是日本民族创造出来的、最符合其口味的幻想。但对日本来讲,最大的不幸就在于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并没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理想。尽管如此,即使是在战败后,日本也还不认为应该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这一理想。另外,在日本人战俘中,连最不好战的人,也很少指责日本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所怀抱的目的。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这一点与我们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我们却必须了解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好处。   对于胜利的希望,日本所寄托的基础也不同于美国的通行见解。它叫嚷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是个大国,军备力量确实优越,但这算得了什么?1这些都是早就知道的,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日本人从他们的一家大报纸——《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如果害伯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   就是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战争。”在我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们还是反复地说:“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必将失败。”这一信条在塞班、硫黄岛溃败时,毫无疑问成了很方便的遁词,但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遁词。在日军夸耀胜利的几个月中,它一直起到了进军号角的作用,并且早在偷袭珍珠港以前,它就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口号。在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当然,象许多备战的国家一样,他们实际也在担忧。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国民总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惊人上升。在偷袭珍珠港的那年,国民总收入将近一半被用在陆海军的军备上。有关民用的行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百分之十七。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毫不关心。但是,军舰和大炮,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犹如武士的佩刀是他的道德品质的象征。   美国一贯追逐强大,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象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日本增产运动的基础却在于其独特的前提。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瞬间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叫嚷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被原原本本地应用于战争的日常行动。在他们的战术中有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的传统口号,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制定的,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上就用粗体字印着“必读必胜”四个字。他们的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进攻撞击我们的军舰,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无数教材。他们把他命名为“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是指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斯汗东征时,其船队遇 飓风而遭覆灭,这次“神风”拯救了日本。   甚至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推行精神优越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小时,又被通宵达且的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体操,说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代替一般老百姓为维持正常体力所需而又很 匮乏的粮食。他们说:“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在现在食品缺少的时候谈不上做什么体操。此话不对。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要用其它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美国人对体力的观点,总是看昨天是否有了八小时或五小时的睡眠;饮食是否正常;是不是寒冷,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则根本不考虑什么体力贮存的问题,认为那是物质主义。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三、四架的小编队飞回机场。一个大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站在地上,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当他的部下返回时,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向司令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他已经断气了。经过检察,发现躯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上有弹伤,是致命的弹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大尉的身体却凉的象冰块一样。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已逝的大尉所怀抱的强烈责任感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这在美国人看来,肯定是一段编造的荒诞奇谈。然而,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这种广播却并不发笑。他们相信,日本的听众肯定不会认为这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他们首先指出一点,即这个广播如实地说明,这位大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灵魂是可以训练的。这位大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到家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懂得:“镇定的精神可以千年不灭”,那怎么就不能在一位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的中心信念的大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大尉学会了,并且收到了效果。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系列极端行为不屑一顾,视之为贫穷民族的遁词,或者是受骗者的幼稚妄想。但我们如果越是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越难在战时或平时对付日本人。他们的信条是用一定的禁忌、排斥,一定的训练方法注入日本人心中,培植得根深蒂固的。这些信条决不仅是孤立的怪癖。只有了解了这些,美国人才能了解日本人在战败时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幻想”这些话的真正含义。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才有可能估量他们这番自白的含义,即在战场上,在工厂中,经过与美国人的精神进行较量,日本人的精神力量是不够的。正象他们在战败后所说,在战争中,他们“完全是凭主观意识的”。   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说法(不仅是关于等级制以及精神力量高于一切的说法),都为比较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素材。他们侈谈安全、士气等只不过是精神准备的问题。不论遇到什么灾难,城市的空袭也罢,塞班岛的溃败也罢,菲律宾失守也罢,政府对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释总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收音机仍在进行着夸张的宣传,显然指望日本人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全都预计到的世界之中。他们认为此举可以使老百姓镇静下来。“美军占领基什加岛(Kjska)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作了必要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在作计划时,早就加以考虑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的俘虏也认为,轰炸不可能摧毁本土上的日本人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美军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的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然而,我们飞机制造业者一直预料着此类事态将会来临,并对此已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所以没有丝毫可值得忧虑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全都筹划好了,并且万无一失。只有从这一信念出发,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那种必不可少的主张——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我们不应认为自己是消极地受到了攻击,而应该认为是主动地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边来的。”“敌人,你要来就来吧。”他们决不说:“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而是说:“我们所期待的终于来临了。我们欢迎它的到来。”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了18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说:“有两种机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无比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机运。”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得意地说,敌人现已落入我 怀中矣……。”“敌军在仁牙因湾(Lingayen Bay)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市即迅速陷落,这乃是山下将军的神机妙算,事态的发展正符合将军的部署。山下将军的作战计划正在继续实施中。”换句话来讲,就是说,败得越惨,事态就发展得越顺利。   象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走向另一极端。美国人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应战。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我们遭到了攻击,所以要给对方一点厉害瞧瞧。凡是考虑如何才能使美国大众情绪稳定的发言入,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的溃败时,决不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计划中充分考虑到的。”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肆意强干的,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美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调节到经常应付挑战上,并且随时准备应战。日本人的信念则宁愿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那里,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   日本人在作战行动中经常宣传的另一个主题也显示了日本生活方式。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他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他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日本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诫今,在遭到鱼雷攻击,命令弃舰时,必须以最出色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之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的观感。对这一点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在关于日本人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拥有多大的控制力呢?有几位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七百余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傀儡元首。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大元帅——将军。对天皇忠诚与否,几乎根本投 人关心。天皇被幽禁在被隔绝的宫廷之中,其活动和仪式均受将军所制定的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甚至一个地位很高的封建诸侯如果对天皇表示敬意就被视为是背叛。对于日本一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一些美国学者坚持,日本只能从它的历史来加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在还活着的老百姓的记亿中模模糊糊、默默无闻的天皇,能够被拥戴起来,成为日本这样保守的民族重新集结力量的真正中心?他们说:那些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永世不坠的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是太夸大了,他们的坚持只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脆弱。因而,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理由要圆通礼遇天皇,恰恰相反,对日本近来编造的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我们有一切理由施以猛烈的攻击。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予以摧毁,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坍塌。   许多熟悉日本的有才干的美国人,读过来自前线的或日本方面的报道或文献的,则持有相反的意见。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土气了。他们决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我们攻击天皇看作是攻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看到,“德漠克拉西”①的口号非常响亮,军国主义名声很臭,以至军人外出到东京市区时都要谨慎地换上便装,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对天皇的崇敬照样是狂热的。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士声称,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是不能相比的,后者只不过是纳粹党兴衰的晴雨表,是与法西斯的一切罪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日军俘虏的证词印证了上述观点。日军俘虏与西方的军人不一样,他们没有受过在被俘后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的教育,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显然缺乏统一性。这种不加训练当然来自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这种状况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也没有改变,但那时只限于一部分军团和地方部队。俘虏的证词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日本军队意见的一个横断面。他们并不是一些因士气低落而导致投降的士兵,也不是因投降而丧失了典型代表性的土兵。除了极少数以外,几乎都是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力抵抗而被俘的。   那些顽强抵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然而,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厌战者称天皇为“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强调天皇“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陛下表示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德国战俘不管他们如何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为表示不满,他们仍然认为,战争和备战的责任必须由最高的战争赔 偿者——希特勒来承担。但是,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对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政策是两回事。   但是,对他们来讲,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老百姓是不会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的。”“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来负责,天皇是没有责任的。”“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   这些一致认为天皇超越一切批判的论调,在习惯于认为凡是人就不能免受怀疑和批判的美国人看来,简直是欺人之谈。但是直到战败,这些却毫无疑问地仍然是日本的舆论。审讯战俘最有经验的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笔记上写下“拒绝诽谤天皇”的 字样。因为没有一个战俘愿意诽谤天皇,包括那些和盟军合作、为我们向日军作广播的人在内。从各地汇集的许多审讯战俘口供中,只有三份委婉地表示反对天皇,其中只有一份居然讲到:“保留天皇在位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一位意志薄弱者,只不过是个傀儡。”第三份则不过猜测说,天皇可能会让位于皇太子;如果日本废除君主制,青年妇女也许能指望获得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吧。   因此,日本军部统领利用全体日本人的这种一致崇敬,他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时,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和部下一起早晚共诵天皇亲自在“军人救渝”中向军队颁赐的“圣旨”’“奉诵声在森林中回荡”。军国主义分子极力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他们号召所属官兵要“奉 诏必谨”,“免除圣虑”,要“以崇敬之心报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又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也会立即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 诏,日本在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连最强硬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圣旨,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情愿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   对天皇无条件的无限忠诚,对天皇以外的一切人和集体则加以批判,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日本的报刊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部领导人的批判。对他们前线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一起共命运的人,战俘们破口大骂;对那些坐飞机逃跑,而撇下土兵让他们顽抗到底的指挥官更是倍加痛恨。他们常常对一些军官加以赞扬,对另一些军官严厉谴责,对日本事物毫不缺乏辨别善恶的形迹。甚至日本国内的报纸、杂志也在指责“政府”,他们要求更加强有力的领导和更大的协同努力,并指责政府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刊登的一篇有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领导人物参加的座谈记录,便是最好的一例。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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