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_新罗的历史与制度

第三讲 新罗统一及其文化 第三讲 新罗的发展与统一 1．新罗的建国与半岛内四国相争局面的形成 1-1．新罗的建国 自新罗后期崔致远认为三韩就是后来的三国以来，直到朝鲜初期权近著《东国史略》，仍然持这种看法。直到朝鲜中期韩百谦（1552-1615）《东国地理志》出，才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从此一般认为三韩发展为新罗、百济和伽耶，而与高句丽无关。 三韩的存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之间，正是早期国家形成的阶段。陈寿《三国志·魏·东夷传》中记载，马韩有54国，辰韩有12国，弁韩也有12国，三韩总共有78国之多。这些所谓的国家都很小，学术界将其称为部族国家、邑落国家或城邑国家。 新罗最初就是辰韩12国中的一个小国，叫斯卢国。斯卢国由位于现庆州盆地的六个村落所组成。六村住民一般认为是辰韩土著民，而六村各有村长，《三国遗事》记载六村之祖皆从山而降，这或许反映了六村村长是外来移民。根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始祖赫居世居西干条的记载，他们或来自半岛北部或现在的中国东北地区，而根据根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辰韩即“秦韩”的记载，也许来自中国内地，他们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文化，所以能够成为六村的村长。 新罗建国初期的情况，只能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和《帝王韵记》等书所记载的神话和有限的史料来推测。新罗的建国神话同时也是朴氏的始祖神话，《三国史记》所记载的内容如下： 始祖姓朴氏，讳赫居世，前汉孝宣帝五凤元年甲子四月丙辰（一曰正月十五日）即位，号居西干。时年十三，国号徐那伐。先是，朝鲜遗民，分居山谷之间，为六村。一曰阏川杨山村，二曰突山高墟村，三曰觜山珍支村（或云干珍村），四曰茂山大树村，五曰金山加利村，六曰明活山高耶村，是为辰韩六部。高墟村长苏伐公望杨山麓萝井旁林间有马跪而嘶，则往观之。忽不见马，只有大卵，剖之，有婴儿出焉，则收而养之。及年十余岁，岐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异，推尊之，至是立为君焉。辰人谓瓠为朴，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朴为姓。居西干，辰言王（或云呼贵人之称）。（《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第一，始祖赫居世居西干） 朴赫居世的王妃为阏英。《三国史记》记载，“五年春正月，龙见于阏英井，右肋诞生女儿，老妪见而异之，收养之，以井名名之。及长有德容，始祖闻之，纳以为妃，有贤行，能内辅，时人谓之二圣。”1 神话中提到的杨山即现在庆州的南山，在新罗时期被视为圣山，后来也成为佛教胜地。从神话内容来看，新罗建国是出于六村发展的需要，国王为六村村长所拥立。对于当时六村建国的需要，《三国遗事》有更明确的记载：“前汉地节元年壬子三月朔，六部祖各率子弟，俱会于阏川岸上，议曰：我辈上无君主临理蒸民，民皆放逸，自从所欲，盍覔有德人，为之君主，立邦设都乎？”2 虽然新罗建国的年代不可全信，但是有史料反映，在新罗建国以后，朴赫居世和阏英“劝督农桑，以尽地利”，新罗的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到赫居世38年，新罗派瓠公出使马韩，马韩责备新罗不修职贡，瓠公回答说：“我国自二圣肇兴，人事修，天时和，仓庾充实，人民敬让，自辰韩遗民，以至卞韩乐浪倭人，无不畏怀。”可知新罗已经成为马韩中一个颇具实力的早期国家。朴赫居世死后，由嫡子南解即位，称次次雄。根据金大问的解释，“次次雄”具有巫的意思，演变为对尊长者的称呼。 然而新罗与一般王国不同，国王并非由一姓世袭，而是出现了朴、昔、金三姓交替为王的情况。昔氏的始祖为脱解，《三国史记》所记载的脱解降生神话如下： （57年）脱解尼师今立（一云吐解）。时年六十二，姓昔。妃阿孝夫人。脱解本多婆那国所生也，其国在倭国东北一千里。初其国王娶女国王女为妻，有娠，七年乃生大卵。王曰：人而生卵，不祥也，宜弃之。其女不忍，以帛裹卵，并宝物置于椟中，浮于海，任其所往。初至金官国海边，金官人怪之不取。又至辰韩阿珍浦口，是始祖赫居世在位三十九年也。时海边老母，以绳引系海岸，开椟见之，有一小儿在焉。其母取养之，及壮身长九尺，风神秀朗，智识过人。或曰：此儿不知姓氏，初椟来时，有一鹊飞鸣而随之，宜省鹊字，以昔为氏。又解韫椟而出，宜名脱解。脱解始以渔钓为业，供养其母，未尝有懈色。母谓曰：汝非常人，骨相殊异，宜从学以立功名。于是专精学问，兼知地理。望杨山下瓠公宅，以为吉地，设诡计以取而居之。其地后为月城。至南解王五年，闻其贤，以其女妻之。至七年，登庸为大辅，委以政事。儒理将死，曰：先王顾命曰，吾死后无论子壻，以年长且贤者继位，是以寡人先立，今也宜传其位焉。（《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第一，脱解尼师今） 根据这一神话，有人认为脱解或许出身于海洋势力，也有人认为或许来自西伯利亚或中国北方。不管怎样，脱解似乎掌握了比当地人更高的文化，尤其是冶铁技术，所以他成为南解王的女婿，而且能担任大辅，掌管政事，最后即位为王。南解死前，对太子儒理和女婿脱解说，他死后由朴、昔二姓中年长且贤德者继位。南解死后，本来应当由太子儒理继位，但是因脱解素有德望，儒理有意让位，而脱解说他听说圣智者多齿，于是用咬饼来谁的齿多，结果儒理齿多，先继承王位，称尼师今。根据金大问的解释，尼师今即“齿理”，年长的意思。儒理王临终前决定他死后由脱解继位，于是昔氏的第一代王出现。脱解死后，大臣们推戴儒理王第二子婆娑继位。放弃儒理王时的太子逸圣而推戴婆娑为王，理由是太子逸圣在威望和聪明才智上皆不及婆娑，可见这时更加强调德望和才智，而不是年长。此后一直由朴氏继位，到第8代王阿达罗死后，无子，于是国人拥立脱解的孙子伐休为王，昔氏再次登上王位。 金氏的始祖阏智，据《三国史记》记载，他出生在脱解王9年（65），其降生神话内容如下： （脱解尼师今）九年（65）春三月，王夜闻金城西始林树间有鸡鸣声。迟明，遣瓠公视之，有金小椟挂树枝，白鸡鸣于其上。瓠公还告。王使人取椟开之，有小男儿在其中，姿容奇伟。上喜谓左右曰：此岂非天遗我以令胤乎？乃收养之。及长，聪明多智略，乃名阏智。以其出于金椟，姓金氏。改始林为鸡林，因以为国号。（《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第一，脱解尼师今） 《三国遗事》的记载稍有不同，时间在脱解王4年，说是瓠公夜行月城西里，始林紫云笼罩，云中有金柜，发出巨光，又有鸡鸣于树下，所以报告给国王，结果打开金柜发现有男童，取名金阏智。也许由于出现的年代较晚的缘故，与朴氏和昔氏始祖神话相比，金氏始祖神话的神秘色彩要少一些。阏智与脱解不同，并没有能够继承王位。直到第12代王沾解死后，因沾解无子，国人立金阏智的后孙味邹（262－283）为王，金氏第一次登上王位。金氏也同样未能继续为王，味邹之后再次由昔氏为王，到第16代王讫解死后，因讫解无子，味邹的侄子，也是味邹的女婿奈勿（356－402）再次被拥立为王，称麻立干。3所谓麻立干，根据金大问解释为橛，指的是橛标，是用来确定位子顺序的，以王橛为主，臣橛在其下，所以麻立干也就是位居第一的干，即最高统治者的意思，与示年长者的尼师今相比，最高统治者的意义更突出。奈勿以后，新罗王位长期为金氏所独占。 图：新罗初期王室世系图 1赫居世(朴) 2南解(朴) 4脱解(昔)== 阿孝夫人 3儒理(朴) 金阏智 势汉 仇邹 5婆娑(朴) 7逸圣(朴) 阿道 9伐休(昔) 6祇摩(朴) 8阿达罗(朴) 首留 骨正 伊买 郁甫 10奈解(昔) 仇道 12沾解(昔) 11助贲(昔) 于老 末仇 13味邹(金)===光明夫人 乞淑 14儒礼(昔) 16讫解(昔) 17奈勿(金) 15基临(昔) 表面看来，新罗初期的王位继承似乎真的如南解所说的，由朴、昔、金三姓年长者而有德望者交替为王，但是一般学者相信其背后也有各势力集团，尤其是六部之间的竞争。新罗大体上到6世纪中期才真正使用姓氏，所以争夺王位主要不是三姓集团，而是六部的统治者，所以并没有导致姓氏革命，王朝交替。奈勿以后金氏长期垄断王位，说明由于六部之间发展不平衡，已经六部之间政治统合的加强，一些部不再参与王位争夺，而国王也逐渐成为包括王京和地方在内的新罗全体的最高统治者。到6世纪初，即智证王（500－513）时期正式定国号为新罗，并不再使用麻立干等称呼，正式改称“新罗国王”。 1-2.半岛内部四国相争局面的出现 在新罗建国前后，半岛南部还出现了百济国。百济本为马韩所属小国之一。根据《三国史记》所记载的百济始祖传说，百济始祖沸流王的父亲优台为北扶余王解扶娄的庶孙，娶卒本人延陁勃之女召西奴为妻，生沸流和温祚。优台死后，召西奴寡居，这时从扶余南下建国的朱蒙纳召西奴为妃。后来朱蒙在扶余的儿子孺牛来了，被立为太子，朱蒙将王位让给了孺牛，于是在大约公元前18年，沸流和温祚被迫南下，分别在汉江以南的慰礼城（今首尔江南一带）和滨海的迷邹忽（今仁川）建立了国家。所以百济大概是北方移民南下，在今汉江流域建立的一个小国。温祚将国号定为“十济”，后来沸流集团并入，改国号为百济。 除此之外，关于百济始祖还有多种说法，《三国史记》所记载的百济早期历史是否可信也成问。《三国志》中有关于伯济的记载，但是伯济与4世纪以后兴起的百济是否有继承关系，尚不得而知，所以4世纪以前的百济早期历史其实还很难弄清楚。如果相信伯济国就是后来的百济国的话，也许百济凭借其较先进的铁器文化，不断征服马韩的其它小国，到公元250年前后吞并目支国，成马韩小国联盟体的盟主。此后百济开始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各种政治制度开始建立。古尔王27年（260）开始设置6佐平分掌庶务，确立了从佐平到克虞的16官等，并制定了相应的冠服制度。到4世纪初乐浪郡和带方郡被撤后，百济与高句丽争夺二郡所属领土，除此之外百济还向南加强对原马韩小国的统合，并向西南越过小白山脉，将影响力扩大到加耶地区。 高丽时期金富轼等人在编撰《三国史记》时，将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三国历史合为一书，而将加耶史排除在外，而《三国遗事》则收录了高丽文宗朝金官知州事编撰的《驾洛国记》，保存了部分加耶史资料。大概一直到朝鲜后期实学派兴起后，加耶史才受到重视，近代以后虽然就任那日本府说进行了大量讨论，引起了一部分学者对加耶史的兴趣，但是总体说来对加耶史的研究依然比较薄弱。 加耶，也称加罗、伽倻、伽耶、驾洛、狗邪等，史料中出现十多种异称，语源大概出自阿尔泰语系中的加罗（xala/kala）,原意是指已开垦的平原，后来演变为加耶（kaya）等。加耶大概最初用来指位于金海的小国，后来也指位于高灵一带的势力，也泛指今庆尚南道洛东江两岸原弁韩地区。《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载弁韩由12小国构成。根据《三国遗事》王历记载，首露王于公元42年建立金海驾洛国，到仇衡王12年（532）时灭亡。另外根据《三国史记》地理志和新罗本纪记载，高灵大加耶国也是始建于公元42年，到562年灭亡。大约在公元1－4世纪，加耶小国联盟以金海驾洛国为中心，而到5－6世纪位于高灵的大加耶成为中心。但是加耶地区一直未能统一，所以在与新罗和百济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为新罗所吞并。 在半岛中南部出现百济、新罗和加耶等国的前后，在北方鸭绿江中游一带出现了一个小国高句丽国。 高句丽的始祖为朱蒙。《广开土王陵碑》、《牟头娄墓志》和《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记载了朱蒙神话，后来《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也加以记载。高句丽的这一建国神话也许是4世纪国家体制确立过程中形成的。根据朱蒙神话，朱蒙是天帝和河伯的后代，从北扶余历尽艰险来到卒本扶余地域，建立了高句丽。但是根据《三国史记》记载，朱蒙是在成为没有后嗣的卒本扶余女王的夫婿之后才继承王位的，又说是建国后纳召西奴为妃。不管怎样，说明在朱蒙到卒本扶余之前这里已经有土著势力集团，朱蒙是在与这些集团的联合过程中扩大势力的。其实当时鸭绿江中流地区，土著集团与外来势力集团的融合一直存在，高句丽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建立的。 高句丽的种族起源，《汉书》王莽传记载为貊或濊貊，《三国志》和《后汉书》也认为与貊有关。而且根据中国古书记载，貊本来是居住在中国北方的种族，后来迁移到现在的东北地区。另外，根据《吕氏春秋》等书记载，濊族本来就居住在现在渤海湾和东北地区一带，《史记》将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周边的政治势力统称为濊貊。至于高句丽的族属到底属于貊族还是濊族，以及貊和濊是什么关系，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大体上可以说形成高句丽的住民集团是从濊貊分化出来的。根据《三国志》东夷传记载，直到公元3世纪高句丽的语言和风俗还与扶余、沃沮、东濊相似。大概原来是濊族或濊貊族的一员，到公元前3世纪到2世纪之间由于铁器文化的发达而逐渐成为与周边濊貊社会不同的住民集团，大约从公元前2世纪后半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这一集团势力最初被称为“句骊”，这也就是“高句丽”名称的由来。 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所称的“那”集团势力。“那”与“奴”、“内”相通，也被记着“川”、“让”，指的是地或川、川边，代称在江边平地上形成的势力集团。在公元前2世纪这些那集团受卫满朝鲜的压力，以鸭绿江中游的那集团为中心，形成被称为“薉君南闾”的联盟体。公元前126年汉在这里设沧海郡而未果，这时各那集团之间的统合已经加强，在重要地方修筑了许多被称为“沟溇”、“忽”的城，“句骊”的名称也许就来自“沟溇”。于是在种族渐渐从貊或濊貊区分开来，而被称为“句丽”。公元前108年汉朝灭卫满朝鲜后，设乐浪郡、真番郡、临屯郡，次年在鸭绿江中游一带设玄菟郡，玄菟郡下设有高句丽县。4于是鸭绿江中游一带对外被称为句丽或高句丽。 在汉朝直接统治时期，受汉朝先进文化的影响，高句丽有了很快的发展，大概形成了联盟体式的国家。玄菟郡也因受夷貊，即句骊的进攻而治所后撤。最初消奴集团虽然掌握盟主权，但是各那集团仍在玄菟郡的统治之下，处于分离状态。在玄菟郡的统治力量减退以后，各个集团互相争战和并吞，同时也有许多扶余系移民集团加入进来，朱蒙神话大概就是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情况。朱蒙集团从沸流水（浑江）迁到卒本地域后，与召西奴、毛屯谷等土著集团联合，势力扩大，于是与消奴集团争夺盟主权。朱蒙神话中所说的朱蒙与沸流国王松壤的争斗也许就是指与消奴集团的争斗。最终朱蒙集团，即桂娄集团取得胜利，成为那国联盟的盟主。此后桂娄集团迁都到国内地区，加强对各那集团的统治，最后形成《三国志》、《三国史记》等书所记载的高句丽5部。 高句丽在建国过程中即即将向外扩张，在公元前后，首先将附近的一部分鲜卑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接着征服了太子河上游的梁貊，现在朝鲜咸镜南北道一带的荇人国、盖马国、句茶国，1世纪后半期征服图们江下游的北沃沮，2世纪中后期征服东濊。同时高句丽也不时向汉朝郡县进攻和掠夺。到2世纪末的东汉末年，汉朝郡县统治力减弱，公孙氏势力乘机在辽东地方兴起，阻挡了高句丽向辽东方面扩张的矛头。在三国时代，高句丽先是接受吴的分封，不久又改而接受魏的分封。东川王12年（238）高句丽帮助魏国消灭了公孙氏势力。东川王16年高句丽侵扰魏国西安平，结果在东川王18年和19年魏国幽州刺史毌丘俭派大兵讨伐高句丽，丸都城陷落，高句丽国王逃到北沃沮。但是随着中国大陆陷入“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高句丽又恢复元气，在4－5世纪进行了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向西控制了辽东地区，向南控制了原乐浪郡和带方郡地域，直接与百济和新罗对峙。随着新罗、百济、加耶的发展，以及高句丽的南下，到5世纪朝鲜半岛内出现四国竞争的局面。 2.列国争战与新罗统一 2-1.列国争战 到4世纪以后，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加耶和外来的倭人等多种政治势力互相对抗的局面。 乐浪郡和带方郡撤销后，高句丽和百济为争夺二郡所属领土而互相对立。高句丽在4世纪初占据了大同江一带，与百济发生尖锐冲突。371年，百济的3万大军一直向北进攻到平壤城，杀死高句丽的故国原王。百济不但向北与高句丽争夺带方郡故地，而且向南继续吞并马韩残余势力，并越过小白山脉，将影响力渗透到加耶地区，对加耶和新罗构成威胁。 但是到4世纪后期，高句丽小兽林王（371-384）时期，高句丽再次强大起来。391年高句丽广开土王（391－413）即位后，高句丽又积极对外扩张，向南进攻百济，占据了百济汉江流域的一些城邑。427年长寿王（413-491）将都城迁到平壤。高句丽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百济和新罗造成巨大的压力。百济为了节制高句丽，曾遣使北魏，希望共同对付高句丽，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效果，于是主动与新罗修好，433年百济和新罗结成联盟，共同对抗高句丽。 高句丽为了摧毁罗济联盟，多次进攻百济和新罗。475年，高句丽长寿王亲率3万大军进攻百济，攻陷百济首都汉城，捕杀盖卤王，完全控制了汉江流域，百济被迫将首都从汉城迁到熊津（今公州）。此后，直到6世纪，新罗与百济一直相互支援，成功地阻止了高句丽的进一步南下。 6世纪时，高句丽由盛转衰，而新罗和百济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又开始强盛起来。新罗在百济的支持下，从高句丽手中夺取了对汉江中上游地区的控制权，而百济乘机恢复了对汉江下游一带的统治。 辰韩和弁韩本来文化习俗相近，所以新罗在统一辰韩小国之后也曾将扩张矛头对准加耶，但是由于北面高句丽的压力而不得不中途放弃。在高句丽的压力减弱之后，新罗又开始向加耶地区扩张。当时大加耶成为加耶的代表势力，六加耶试图以大加耶为中心联合起来，特别是532年位于金海的金官加耶归降新罗之后，其它加耶国以大加耶为中心，联合对抗新罗，但是未能抗拒新罗的进攻。562年，新罗吞并大加耶，标志着加耶的灭亡。 然而百济本来也早已将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加耶地区，554年百济曾联合大加耶军进攻新罗，结果百济大败，百济阻止新罗进入加耶地区的企图未能达到。在新罗吞并加耶以后，面对新罗势力的膨胀，罗济联盟彻底破裂，新罗不得不面临来自百济和高句丽两方面的进攻。从6世纪中叶到7世纪中叶，新罗与百济、高句丽之间战争不断，度过了长达百年的国难期。 2-2．百济和高句丽的灭亡 朝鲜半岛内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之间的战乱以及三国与中国王朝之间关系的变化，使中国王朝势力成为决定半岛内政局变化的关键力量。 这时期隋朝与高句丽之间的关系恶化。598年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受挫，612年隋朝军队再次水陆并进征伐高句丽，也同样无功而返。唐朝建立后，新罗积极亲近唐朝，相反高句丽继续采取对抗态度，并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644年，唐朝征伐高句丽，唐太宗亲率20万亲征，唐朝军队围安市城60余日而久攻不下，只得退兵。此后，唐朝又于647年、648年和655年三次征高句丽，皆不成功，于是唐朝改变策略，决定先取百济。 对于新罗来说，百济这时也是重要威胁。642年七月，百济王义慈起兵攻取新罗西部四十余城。八月，百济又与高句丽合谋试图攻取党项城，以切断新罗与唐朝的联系。百济又派将军允忠领兵攻陷大耶城（陕川），都督品释夫妇战死。品释夫人是伊飡金春秋的女儿，而金春秋的夫人又是大将军金庾信的妹妹，此二人发誓报仇，成为此后新罗统一的主要人物。 金春秋是真智王（576-578）的孙子，龙村（一名龙春）角干之子。真智王因荒淫乱政而被赶下台后，金春秋家门便失去了圣骨地位，降为真骨。但继位的真平王为加强王权，重用失去王位继承权的龙村，将自己第二个女儿嫁给龙村，让他担任内省私臣，于是金春秋家族又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金庾信是金官加耶末代国王仇亥之曾孙。532年仇亥归降新罗，被授予真骨贵族地位，并让他迁到王京居住，于是成为王京人，属于新金氏。金庾信的祖父、父亲都曾担任高级军官，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受到土著真骨贵族的排挤，所以金庾信设法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金春秋，以加强与土著真骨贵族的联系。 金春秋发誓要灭掉百济，于是主动要求去高句丽请兵，但是高句丽要求新罗先归还竹岭西北被新罗侵占的领土，所以没有结果。于是新罗就一心向唐朝请援。643年新罗遣使向唐朝告急，请求派兵救援。唐太宗提出三个，一是唐朝发兵进攻辽东，可缓解高句丽对新罗的压力，但效力只有一年；二是赐给新罗中国衣冠，这样高句丽和百济军队来攻或以为是唐朝军队，必定会退兵；三是唐朝派水军进攻实力较弱的百济。而新罗也因女王当政，为邻国所轻侮，所以唐太宗最好由唐朝派一宗室为新罗王，率领军队进入新罗，以保全新罗。新罗使节对这三项建议无法选择。但此后两国的军事联系更加紧密，645年新罗曾派兵3万协助唐朝进攻高句丽，但百济乘虚攻占新罗西边7座城，百济与新罗间战争不断。648年金春秋出使唐朝，再次请求唐朝出兵征伐百济，得到唐太宗的应允。 654年新罗真德女王（647-654）死，金春秋即位，是为太宗武烈王（654－661）。太宗武烈王积极吸收唐朝文化，加强与唐朝的关系。这时期百济因连年与新罗开战而国力削弱，而百济武王（600－641）又大兴土木，兴筑王宫，导致国家财政困难，政治紊乱，招来国民的不满。义慈王（641－660）即位之初虽然在对新罗的战争上取得很大胜利，但后来耽于享乐，国防废弛。660年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分别从海陆两路夹攻百济，新罗大将金庾信率兵5万翻过炭岘，直抵黄山（连山）平原，大败阶伯所率百济军队，包围了百济首都泗沘城。同时，苏定方所将唐朝13万军队在锦江河口上陆，直抵泗沘城。在东西两面夹击下，义慈王从泗沘城逃到熊津（公州），泗沘城陷落，最后义慈王为苏定方所俘，百济灭亡。唐派郎将刘仁愿率军1万留守泗沘城，在原百济领土设立了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治理其地。不久又设鸡林大都督府，任命新罗文武王（661-681）为督军。 这时高句丽也内乱不断，国力急剧衰落，666年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死后，他的亲信渊净土与儿子男生、男建、男产争夺莫离支的职位，男生失败后逃到国内城，降服于唐。661年苏定方指挥的唐朝军队和金庾信指挥的新罗军队南北夹攻高句丽都城平壤城，但是未能取得胜利。667年唐朝再派李世勣、薛仁贵率军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新罗也派王弟金仁问率军北进支援，668年九月高句丽宝藏王及贵族向唐朝投降，高句丽灭亡。唐在原高句丽领土内设立安东都护府，任命薛仁贵为都护，下设9个都督府，42州，100县。 在百济和高句丽先后灭亡之后，唐朝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军事统治并不顺利。百济灭亡后仅四年，就因百济人的反抗，唐高宗不得不撤销了熊津之外的都督府，而任命被俘后押到唐朝的百济王子隆为熊津都督。而这时新罗一方面暗中支持高句丽和百济遗民的反抗活动，另一方面又以平叛的名义乘机扩张自己的领土。671年新罗攻陷泗沘城，废除熊津都督府，改设所夫里州。675年唐朝因此派薛仁贵、李谨行讨伐新罗，但战势不利。677年，唐朝被迫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到新城（今抚顺附近）。同年，唐册封原高句丽宝藏王为辽东都督朝鲜王，百济王子隆为熊津都督带方王，准备再次派兵讨伐新罗，但是未能实现。到735年唐朝正式承认两国以浿江（大同江）为界，新罗取得了韩半岛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统一新罗出现。 新罗的统一促进半岛内各地方之间的融合，统一新罗的社会文化也成为此后韩国历史的主流。但是自高丽以来对于新罗统一及其功臣金春秋和金庾信的评价则不一。金春秋和金庾信在新罗当代被作为统一的英雄来崇拜，在高丽和朝鲜时代儒学者也多持肯定态度，只是朝鲜后期一部分实学者开始指出统一新罗未能占据整个原高句丽的领土，是后代文弱的原因之一。到了近代，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抬头，申采浩等民族主义史学者一方面批判新罗统一为利用外势侵凌同族的事大主义表现，另一方面也批判新罗统一导致韩国丢失了大片原高句丽国土。有人想象，如果不是新罗而是高句丽完成统一，韩国也将成为一个大国。其实当时新罗与百济、高句丽是半岛上三个不同的国家，他们之间并没有今天的同族意识，互相视为敌国，反而因新罗的统一而产生了同族意识，促进了韩民族的形成，为以后高丽、朝鲜等统一王朝奠定了基础，所以现在大多数学者并不接受申采浩的解释，然而申采浩等近代民族主义史学者的观点在一般韩国人中间仍有很大影响。 3.新罗的官等制与骨品制 3-1.官等制 新罗之所以能在与百济和高句丽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自身的制度优势也不可忽视。 从官制来看，新罗、百济、高句丽都形成了自己的官等制，但是新罗的官等制比较发达。新罗的官等制大概是在6世纪新罗对外扩张过程中最后形成的。6世纪初，新罗在由联盟国家向中央集权的贵族专制国家发展的同时，政治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新罗在吞并了许多城邑国家之后，出现了官职和官等的混乱，需要加以整顿；其次，要想加强王权，必须整合六部势力，使过去在中央享有相对独立性的各部势力转为国王的臣僚；再次，随着领土的扩大，新罗也需要将地方的各种社会势力整合到统治秩序之内，以加强对地方的统治。新罗在这时期开始在整个统治范围之内划分州、郡，向城、村派遣地方官，试图将地方势力也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之内。官等制正是出于这种实现人员编制和组织的需要而产生的。 对于官等制，《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第一云： （儒理尼师今）九年（公元32年）春，改六部之名，仍赐姓，杨山部为梁部，姓李。高墟部为沙梁部，姓崔。大树部为渐梁部（一云牟梁），姓孙。干珍部为本彼部，姓郑。加利部为汉祇部，姓裴。明活部为习比部，姓薛。又设官有十七等。一伊伐飡，二伊尺飡，三迊飡，四波珍飡，五大阿飡，六阿飡，七一吉飡，八沙飡，九级伐飡，十大奈麻，十一奈麻，十二大舍，十三小舍，十四吉士，十五大乌，十六小乌，十七造位。 《三国史记》卷三十八，杂志第七，职官上又云： 大辅，南解王七年以脱解为之。儒理王九年置十七等，一曰伊伐飡（或云伊罚干，或云于伐飡，或云角干，或云角粲，或云舒发翰，或云舒弗邯），二曰伊尺飡（或云伊飡），三曰迊（za1）飡（或云迊判，或云苏判），四曰波珍飡（或云海干，或云破弥干），五曰大阿飡。从此至伊伐飡，唯真骨受之，他宗则否。六曰阿飡（或云阿尺干，或云阿粲），七曰一吉飡（或云乙吉干），八曰沙飡（或云萨飡，或云沙咄干），九曰级伐飡（或云级飡，或云级伏干），十曰大奈麻（或云大奈末）。自重奈麻至九重奈麻。十一曰奈麻（或云奈末）。自重奈麻至七重奈麻。十二曰大舍（或云韩舍），十三曰舍知（或云小舍），十四曰吉士（或云稽知，或云吉次），十五曰大乌（或云大乌知），十六曰小乌（或云小乌知），十七曰造位（或云先沮知）。 但实际上由斯卢国时期多元的位号转为统一的17官等制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官等制大概起源于斯卢国时代部族会议的席次、阶层等级。奈勿（356-401）麻立干时期并吞了辰韩12国，于是设置了南堂，在南堂设有表示座位顺序的橛标。这时大概开始根据官职来决定宫中席次，于是出现了官等制，同时中国的品阶制对于新罗官等制的形成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到麻立干时期，王权上升，强化了对官员的任命权，并随着对外扩张的展开，国王的军事指挥权也在强化，所以开始确立一元化的位号体系。到了法兴王（514-539）时期，随着律令的颁布，正式形成了17等的官等制。 官等制有京位制和外位制两套系统。上面所说的17官等为京位，京位制只适用于新罗王京人。新罗虽然从斯卢国发展成为领域广大的古代国家，一部分被征服小国的统治者也被迁到王京居住，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新罗人意识中的“新罗”仍只限于王京，即现在的庆州地方，所以京位制也反映了王京人的特权意识。 京位又有干群和非干群之分。从伊伐飡到级飡（级伐飡）的9官等为干群系列，大奈麻到造位（先沮知）的8个官等为非干群系列。 京位干群的第一位伊伐飡和第二位伊飡的地位较高，往往拥有自己的附属势力。伊飡本身就是一些独立势力代表者的位号，而伊伐飡是从伊飡中选拔出来的。最初设立伊伐飡是因为伊飡许娄和伊飡摩帝都要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婆娑尼师今的太子祇摩，最后祇摩娶了摩帝的女儿，于是婆娑尼师今为安抚许娄而授予他伊伐飡的位号，位在伊飡之上。伊伐飡也称舒弗邯，一般随国王而交替，也有新王即位后继续为伊伐飡的。第三位迊飡在史书中出现的次数很少，有人推测迊飡也许不是新罗统治阶层固有的位号，而是授予较早归附斯卢国的匝罗地区首长的特别位号。所以别的京位干群往往也称为某干，某飡（粲、翰、邯），而迊飡的异称则为迊判、苏判。第四位波珍飡，别称海干，其来源也许与海上活动有关，可能原为附属于朴氏集团的东海岸中小势力特有的位号。第五位大阿飡是六世纪京位制确立以后，从阿飡中分化出来的。第六位阿飡也许来源于伊伐飡、伊飡等大势力所附属的中小势力的位号。第七位一吉飡也许来源于军事指挥者的名称。沙飡和级（伐）飡也许与新罗六部的沙梁和及梁有关。由此可知，京位干群大部分起源于原新罗统治阶层的位号，京位干群的上层起源于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大势力的位号，而阿飡以下的京位干群起源于大势力附属的中小势力的位号。 京位非干群大概起源于构成斯卢国的各大势力的家臣的名称。在尼师今时期，奈麻主要是各大势力所附属的，负责管理实际政务的家臣，大奈麻是从奈麻中分化出来的，而负责军务的称为舍知（大舍、小舍）。所以，最初新罗中央官府的官员构成中，舍知、大舍出现较多，而奈麻少见。法兴王代制定衣冠制度时，规定大奈麻、奈麻穿青衣，而大舍以下穿黄衣，表明了奈麻与舍知二者的区别。第十四位的吉士在起源上也与舍知相同。乌知（大乌、小乌）和造位（先沮知）的起源不明，也许是尼师今时期在各大势力属下担任下级职务者的称号。 表：新罗京位制及与百济、高句丽的比较 国名 官等 新罗 百济 高句丽 京位 外位 1 伊伐飡 佐平 大对卢 2 伊飡 达率 太大兄 3 迊飡 恩率 欎折 4 波珍飡 德率 太大使者 5 大阿飡 扞率 皂衣头大兄 6 阿飡 奈率 大使者 7 一吉飡 岳干 将德 大兄 8 沙飡 述干 施德 收位使者 9 级伐飡 高干 固德 上位使者 10 大奈麻 贵干 季德 小使者 11 奈麻 撰干 对德 小兄 12 大舍 上干 文督 诸兄 13 舍知 干 武督 先人 14 吉士 一伐 佐军 自位 15 大乌 一尺 振武 16 小乌 彼日 剋虞 17 造位 阿尺 在17官等之外，还有所谓重位制。如阿飡之上有重阿飡，以至四重阿飡；大奈麻之上有重大奈麻，以至九重大奈麻；奈麻之上也有重奈麻，以至七重奈麻。对于重位制出现的时期，学术界观点不一，一般认为是在新罗统一之后才逐渐形成的。 此外，在17官等之上，还有大角干和太大角干，此为非常位。太宗武烈王7年（660）新罗灭百济之后，论功行赏，授大将军金庾信为大角干（大舒发翰），位居17官等之上。文武王8年（668）灭高句丽后，授留守金庾信太大角干（太大舒发翰），位居17官等及大角干之上，以示特别礼遇。 外位制大概是新罗领土扩展过程中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而建立的，因为随着与高句丽、百济对抗的加剧，新罗需要派遣地方官以加强对被征服地方的直接统治，王京与地方的联系加强。到6世纪，六部人也开始将地方民视为自国人，地方民也以新罗为自国，于是对地方民也开始赏给爵位，授予官等，最终形成了外位制。京位制与外位制的区别是新罗统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外位制也有干群与非干群之分。大约在6世纪初形成干群外位，6世纪中叶又形成非干群外位。干群外位有7个官等，非干群外位有4个官等。干群外位的第1官等为岳干，与京位第7官等一吉飡相对应，依次类推。但是这11个官等名称在文献和金石文中并非都常出现，在6世纪中叶以后的金石文和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只有“述干”、“高干”、“撰（选）干”、“上干”、“干（下干）”等，其中述干为授予有势力的村主阶层的官等。 京位制与外位制除了授予对象不同外，京位授予的依据是骨品制，而由于地方民不适用骨品制，所以外位授予的依据是地方势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另外，新罗也跟据对国家贡献的大小授予外位，或者给予提升的机会，或者赐与大量谷物，以调动地方势力争相为国家效力。外位制确立以后，在地方村落社会中，被授予外位的人越来越多，这样地方民对于新罗国家的归属感也就大大增强，国家意识大大强化，外位制的意义正在于此。 享有外位官等并不能实际担任官职，只是一种身份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外位非干群系列的一伐、一尺、彼日（波日）、阿尺与京位干群系列的一伐干（伊伐飡）、一尺干（伊尺飡、伊飡）、波珍飡、阿尺干（阿飡）的名称相互对应，也就是说国王直属的最高官等的名称，与地方首长“干”属下臣僚的官等名称具有对应关系，这说明他们性质相同。 实际上被授予外位官等的多是一些村主、军师、公兄等，他们为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幢主、道使、逻头等地方官服务，辅佐他们收取租税，征发徭役，在地方上可以行使一定的权力。随着外位制的实行，地方民大体上被分为三等，具有干群外位官等的是一些地方势力代表者，是地方民的直接统治者，其下是享有非干群外位官等者，而下层是一般村民和奴婢。 到7世纪，京位的授予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于取得军功的军师等地方有势力者，也有选择的授予京位。到文武王14年（674），京位制完全向地方民开放，外位制就消失了。虽然如此，由于骨品制的存在，地方民和王京人之间的差别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新罗统一之后，地方民进入中央担任高级官职的情况也很少见。 官等与各种实际官职相联系。在新罗，设置中央行政官府，由官员掌管行政，大约是6世纪的事情。即使在5世纪还几乎没有官府的设置，当然当时也会根据需要临时设立官职，而6世纪官等制形成后才出现官职的序列化。在正式设立官府以前，官职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参与会议，议决事项的集团，一类是具体执行议决事项的集团，其内部再有一些简单的分工。到5世纪后半期，随着中央向地方派遣地方官，加强对地方的直接统治，行政事务也空前增多，而且新罗要对外扩张，与周边势力处于激烈对抗之中，需要更高的行政效率。同时，在4至6世纪期间，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农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切都要求新罗对中央行政组织进行变革，所以这时期开始设立官府和官职。 中央官府中最先设立的是法兴王4年（517）设立的兵部，而兵部长官兵部令在法兴王3年已经设立。以后陆续增设了司正府、禀主（后改为执事部）、位和府、调府、乘府、礼部、领客府、船府署、赏赐署、大道署、国学、音声署、典祀署等机构，增设官职。到神文王5年（685）各官府内大体上形成了令（执事部为侍中，位和府为衿荷臣）、卿（执事部为侍郎，兵部为大监，位和府为上堂）、大舍、舍知（小舍）和史五等官制。其中长官，即令，只有享有大阿飡以上官等者可以担任，实际上为真骨贵族所垄断。六头品只能担任次官卿。五头品可以担任大舍职，四头品可以担任史职。此外，所谓6停、9誓幢为主的军队的指挥官，即将军职（定员36名，景德王时增员3名），也只有真骨可以担任，而副指挥官“大官大监”（定员62名），六头品也可以担任，相应的官等为大奈麻以上，到四重阿飡为止。如果为真骨，则拥有第13等舍知以上的官等即可。如果要担任地方各州的都督，所需官等为级飡到阿飡，虽然没有规定六头品不可以担任，但是实际上也为真骨贵族所垄断，六头品只能担任州助（又名州辅）或郡太守。 所以，对实授官职来说，骨品决定官等，而官等又决定官职，即使是六头品，也有诸多限制。但是对于六头品以下的官等限制并不是绝对不可以突破的。对六头品来说，可以从重阿飡升到4重阿飡。五头品可以从重大奈麻升到9重大奈麻，四头品可以从重奈麻升到7重奈麻。但是在奈麻官等，其重位很难被承认。 3-2．骨品制 新罗官等制中的京位制是以骨品制为基础的。骨品制是一种独特的身份制度，了解骨品制对于了解新罗史和以后韩国社会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骨品制大概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直是韩国古代史研究的焦点之一。至今已经有大量论著出现，但是有原始资料的缺乏，许多问题尚无定论。 一般以法兴王7年（520）颁布律令为骨品制最后形成的标志。当时所颁律令的具体内容现在无从知晓，但是根据《三国史记》卷三十三，志第二的记载，法兴王时制定了六部人的服色尊卑制度。5公服的颜色与官等制有关，而官等制的背后则也有身分制度的作用，骨品制大概就是在这时期确立的。 然而在法兴王颁布律令之前骨品制已经存在。根据现存研究成果，骨品制大概是在新罗母体斯卢国吞并周围辰韩小国，古代国家统治体制逐步建立的过程中形成的。最初构成斯卢国的六部（村）每部大概方圆10公里，为一个氏族集团。据推测，每个氏族集团大概500家，2500人左右。氏族集团内部又分为几个家系集团，每个家系集团居住在一定的区域，形成一个村落社会。之所以六村后来改称六部，大概就是因为每个村地域之内又出现了若干小村落。这样氏族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层次，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中叶六村成为一辰韩小国斯卢国时，这种层次分化也就开始意味着多层次的权力分化和阶级分化。这时在包括金城、月城、鸡林在内的地域，也就是以赫居世、脱解、阏智为始祖的移居民集团所居住的地域，逐渐形成新的政治中心区域，最后发展为都城，朴、昔、金移居民集团构成王室势力，而原来的六村被编为具有地方行政区划性质的六部，村长势依然是六部的统治势力。随着血缘关系日益淡化，而政治关系日益加强，朴、昔、金王室势力成为适用骨制的特权阶层，而六部长势力形成头品制的头品制的六头品阶层，其下的家系长势力形成五头品阶层，六部其余成员形成四头品至一头品阶层。 在公元2－3世纪斯卢国吞并了周围辰韩小国。在这一过程中，被吞并的小国的一部分统治势力也被编入新罗的身份制。而在原斯卢国，即王京人内部，随着王室势力日益扩大与分化，王族势力移居六部而带来的六部社会的变化，骨品制也不断调整。大概到法兴王7年（520）通过颁布律令而最后确立。骨品制的最后形成一方面是新罗自身传统的作用，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受中国律令制度和佛教影响的结果。 经过改编，大概一部分没落的、迁入六部地域的王族势力失去圣骨或真骨身份，而被编为六头品，而一部分被征服小国的王等统治者或被迁到王京，享有真骨身份，或享有六头品身份；原来六部长的后孙被编为六头品，六部下村的家系长后孙被编为五头品。按行政区划来说，当时王京分为部、里（坊）。那么里（坊）的统治势力大概为五头品，里下大约分为若干村落，村落统治势力大概属于四头品，而一般居民则为三头品、二头品和一头品。至于最后三个等级的区别，有人推测或许也与六部统治结构有关，各部统治势力所在的村落居民为三头品，里统治势力所在的村落居民为二头品，里之内其他村落居民为一头品。最初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被编入骨品制之内，后来随着国家发展的需要，一部分人享有了官职和官等，也就被纳入相应的骨品制等级。 骨品制只适用于王京人，但是被吞并的原辰韩小国的土著势力，可能也受骨品制的影响。《三国史记》卷三十三《杂志二》记载地方的真村主同五头品，而次村主同四头品。这说明统一新罗时期地方村长阶层的身份相当于五头品和四头品。事实上也有极少的地方民通过军功等途径上升到头品阶层。而且，一部分头品身份层也随着国家统治地方的需要迁到小京等地居住。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骨品制一方面是新罗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社会阶层分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因骨品制主要适用于王京人，也维持王京人的共同体意识。也许正因为有骨品制的影响，在新罗时代一直存在着王京人与地方民的差别。 骨品制分为骨制和头品制。骨制有两个等级，即圣骨和真骨，而头品制有六个等级，从最高的六头品一直到最低的一头品。为什么头品制的等级数字越大地位越尊，有人认为是受北周的影响，也有人认为是受南朝梁的影响。 新罗骨品制下，个人的身份基本上是根据其出身来确定的，具有世袭的性质。但是也需要具有相应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才能维持身份，所以身份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要维持相应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则必然与王权和中央政权建立某种联系。圣骨集团也许是以王为中心，由王及其兄弟构成的家族集团，新王即位则会形成新的圣骨集团，原来的圣骨集团则会将为真骨身份。在太宗武烈王金春秋之前的王统皆为圣骨，而从金春秋及其以后的王统变为真骨。也就是说，从赫居世到真德女王的28代王为圣骨，此后的28代王为真骨。据说真平王死后，他的两个弟弟已死，三兄弟都没有留下子嗣，也就是说再也没有圣骨男性了，所以由真平王的长女善德女王即位。但是善德女王的后代并不能取得圣骨身份，不能继承王位，所以在善德女王死后由真平王的弟弟真安葛文王国饭的女儿继位，是为真德女王。真德女王的后代也同样不能享有圣骨身份，所以654年真德女王死后，圣骨王就断绝了，意味着骨品制的最高等级消亡了。第29代王金春秋本来是智证王的孙子，但是因为荒淫失政，在位仅四年就被国人推翻，金春秋家门也因此失去了圣骨的身份，将为真骨。 三头品到一头品在法兴王颁布律令时在身份上有区别，但是由于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功能上没有差别，所以到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就等同于一般平民了。因此，骨品制的八个等级，到中代初期以后有意义的只剩下真骨、六头品到四头品的4个等级了。在骨品制之外，除了平民之外，应该还有奴婢的存在。从这个新罗社会来说，在王京分为真骨、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平民和奴婢6个等级，在地方则分为真村主、次村主、平民和奴婢4个等级。 真骨和头品身份出身者，要想维持身份地位，则一般须获得官职。当然，要获得官职，又需具备相应的条件，通常需要文籍出身，即国学出身。元圣王5年（789）子玉被授予杨根县少守，毛肖提出子玉非文籍出身，表示反对，而侍中认为早已做过入唐学生，所以并无不可。6除了文籍出身和入唐学生出身外，花郎徒出身者也可以入仕为官。 尽管新罗严格实行骨品制，但是也还有一些受骨品制影响较小或处于骨品制之外的集团。新罗时代，僧侣集团虽然与骨品制有关系，但是较少受到骨品制的统制，因为所有身份层的人都可以出家为僧侣。处于骨品制之外的最初可能多是因饥馑而产生的游民，有的甚至成为盗贼。到新罗下代，骨品制面临危机，各阶层中，尤其是地方势力中也出现了一些对新罗不满的势力，他们也希望摆脱骨品制的限制，这成为最后新罗分裂为后三国，并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 在骨品制下，新罗人根据其不同的身份，使用不同的色服、车骑、器用和屋舍。7法兴王7年（520）春正月“颁示律令，始制百官公服朱紫秩”。8对于新罗服制的演变，《三国史记》记载“新罗之初，衣服之制不可考色”，到法兴王时“始定六部人服色尊卑之制，犹是易俗”，此后金春秋从唐朝请袭唐制，到文武王在位时又改订妇人之服，此后衣冠制度才完全与中国相同。9法兴王时期的服制如下： “法兴王制，自太大角干至大阿飡紫衣，阿飡至级飡绯衣并牙笏，大奈麻奈麻青衣，大舍至先沮知黄衣。伊飡匝飡锦冠，波珍飡大阿飡衿荷绯冠上堂，大奈麻赤位，大舍组缨。”10 实际上法兴王时期的色服规定是针对官等制而规定的，属于公服的范围。到真德王4年变成以身份为依据确定色服。这一方面说明骨品制的身份意义在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骨品制的社会影响在扩大，因为在公私服的等级化，新罗人的身份等级更容易从外表来处分。各身份层一般也只在本身份层内通婚。崔致远说六头品“得难”，而五头品和四头品“不足言”，即反映了新罗人的身份意识很强。但是各身份之间又不是绝对分离的，如在花郎集团中，虽然花郎一般出身真骨贵族，但是花郎徒包括真骨、头品和平民出身。到新罗后期，奢侈风气盛行，关于色服、车骑、器用、屋舍等的规定逐渐废弛。特别是兴德王9年（834）由于新罗社会奢侈风气蔓延，再次重申对各等级色服、器用等的禁令，但奢侈风气仍是禁而不止。然而大体上说骨品制所带来的各阶层的明确划分和阶层认同直到新罗灭亡时依然存在。 当然，骨品制也意味着在社会特权，不仅带来相应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而且会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和发展集会。具有四头品以上的身份，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官等，担任相应的官职。文武官僚可以分得禄邑、官僚田，或获得岁租、月俸，有土地和奴婢。 骨品制的重要政治功能是与官等制结合，规定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可以享有的最高官等，由此而决定其可以担任的最高官职。 骨品制与官等制具有对应关系，官等制又与官职相联系，所以骨品制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骨品与官等的对应关系如下表： 官阶 官阶名 骨品 服色 1 2 3 4 5 伊伐飡(角干） 伊飡 迊(匝)飡 波珍飡 大阿飡 真骨 紫 衣 6 7 8 9 阿飡 一吉飡 沙飡 级伐飡 六头品 绯 衣 10 11 大奈麻 奈麻 五头品 青 衣 12 13 14 15 16 17 大舍 舍知(小知) 吉士 大乌 小乌 造位(先沮知) 四头品 黄 衣 真骨可以享有最高的伊伐飡官等，并可担任王以下的任何官职，在中代以后并可继承王位。六头品最高只能升到第六等阿飡，因为从第9等级伐飡到第6等阿飡属于京位干群，六头品能够进入京位干群，而五头品和四头品则不能。五头品最高只能升到第10等大奈麻，而四头品最高只能升到第12等大舍。三头品到一头品身份层则不能享有官等，也就不能担任官职，所以最后等同于平民。 3-3.花郎与花郎徒 以誓约和信仰而结合的花郎集团与骨品制的血缘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花郎不仅为新罗培养了很多有名的将军和勇敢的战士，对新罗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王权和贵族势力之间起到缓冲的作用，是整个骨品制社会的缓冲和纽带。 关于花郎徒，早在1943年日本学者三品章英著有《新罗花郎的研究》，认为花郎是一种男子集会（青年组织）。大概起源于三韩时代的青少年组织。《后汉书·东夷传》有关马韩的记载中说，“其人壮勇，少年有筑室作力者，辄以绳贯脊皮，缒以大木，欢呼为健。”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对于韩也说“其人性强勇”，并举例说，“其国中有所为及官家使筑城郭，诸年少勇健者，皆凿脊皮，以大绳贯之，又以丈许木锸之，通日嚾呼作力，不以为痛，既以劝作，且以为健”。花郎徒的起源大概与这种风俗习惯有渊源关系。 这种青年组织是以年龄为根据，所以往往比氏族或地缘集团具有更广的范围基础。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当时马韩“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而弁辰韩则“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这些大小国家是由村落组成的，也出现了被称为“健牟罗”的大邑，即城。青年组织的存在则有加强这些城邑国家内部联系的功能。青年组织集结的动力也来自对神的共同崇拜，多与巫术和宗教有关。在新罗则山岳信仰，山神信仰较为盛行，《旧唐书》新罗传说其“好祭山神”，《新唐书》新罗传也说其“好祠山神”，《三国史记》祭祀志也详细记载了新罗祭山的情况。所以后代新罗花郎徒的修炼方式也多有国土巡礼、圣山觐参、灵岳修验等方式。例如《三国史记》记载金庾信在中岳石崛11里祈祷四日，结果有名叫难胜的老人出来传授秘法。在佛教传入以后，也受到佛教，尤其是弥勒信仰的影响。统一新罗时期花郎徒们经常巡行的山是金刚山，金刚山有弥勒峰、弥勒庵，反映了佛教的影响。实际上佛教传到韩半岛以后，许多山都根据佛教重新命了名。花郎被视为弥勒的化身，而其追随者花郎徒也被视为弥勒信徒，如金庾信的追随者被称为“龙华香徒”。然而花郎制度化、法制化的过程，也新罗古代国家形成的产物，同时也是受到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影响的结果。 在新罗国家形成过程中，这种青年组织起到了加强内部统合和促进国家形成的作用，而在新罗古代国家成立之后，随着青年组织发展为花郎，在对外扩张以及后来的统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军事作用。青年组织向花郎的转变自身也许与新罗古代国家的形成有关。三品章英认为，到麻立干时期，随着王权的加强，国王成为这种男子集会的主导者，到6世纪法兴王、真兴王时期青年男子集会逐渐失去祭政性质，而发展成为一种民间组织，同时也是隶属于王权之下的战士阶级的社交歌舞组织，即花郎集会。花郎的前身本来为源花，选拔年青貌美的女性为团长。大概到真兴王时期才改由相貌和品德出众的男性担任团长，称为花郎，而以花郎为中心而集结起来的追随者称为花郎徒。当然，真兴王时期之所以将花郎由原来的由女性为源花，改为男性花郎，不仅是新罗社会变化的反映，也许与对外扩张战争的需要，以及大幢等新军事制度的成立也有直接关系。 具体成立过程，《三国史记》卷四《真兴王本纪》记载： “三十七年春，始奉源花，初君臣病无以知人，欲使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义，然后学而用之。遂简美女二人，一曰南毛，一曰俊贞，聚徒三百余人。二女争（女＋员）相妒，俊贞引南毛于私第，强劝酒至醉，曳而投河水以杀之，俊贞伏诛，徒人失和罢散，其后更取美貌男子，妆饰之，名花郎以奉之，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 《三国遗事》卷三也有类似记载，但是根据《三国遗事》卷三关于薛原郎的记载，花郎是在废除源花“累年”之后才产生的，而且最早被选为花郎国仙的薛原郎是被“改为花娘”，仍受源花的影响。1989年后发现的节选本和手抄全本《花郎世纪》，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伪书。该书序文的记载与《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的记载稍有不同。序文曰： “花郎者，仙徒也。我国奉神宫，行大祭于天，如燕之桐山，鲁之泰山也。昔燕夫人好仙徒，多畜美人，名曰国花。其风东渐，我国以女子为源花。只召太后废之，置花郎，使国人奉之。先是法兴大王爱魏花郎，名曰花郎。（花郎）之名始此。古者仙徒只以奉神为主，国公列行之后，仙徒以道义相勉，于是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花郎之史不可不知也。” 花郎从真兴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