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

19 DORBC 2007/07 发展论坛 ·专家新论 在对我国中部农村的最近 一次调查中，笔者发现，老百姓 由过去的指责干部转向了抱怨社 会，他们一再说现在的“社会风 气不好”，“社会形势变了”。 主流观点认为，“三农”危机出 现的原因，是国家权力与农民权 利的不对称，所以出路就在于 “国退民进”。但我们却发现， 国家退出之后的乡村社会并不是 一个自主的富有活力的社会，这 个社会自身存在诸多“病变”现 象。 取消农业税以后，以农民 负担为核心的治理性矛盾趋于 消解，各种社会文化性问题逐 步浮出水面，如婚姻家庭、宗 教信仰、精神文化生活等。农 民的精神生活陷入虚无状态， 只能靠打麻将、买码等来消磨 时光，寻求刺激。很多问题和 事情由于缺乏价值标准而变得 “说不清楚”、“不好说”。 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乡村社 会正在历经从治理性危机到伦 理性危机的转变，中国乡村社 会再一次经历转型之痛。 婚姻伦理的变异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乡村社会生活 出现急剧变化，折射到家庭层 面，就是离婚现象的增多，并且 出现了一个离婚的风潮。在笔者 调查的一个村庄，近两年来就有 10多例离婚案例。那么，这一 时期的离婚与其他时期的离婚 有什么不同，离婚背后的婚姻 伦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解放后，新中国颁布了新 婚姻法，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 等，并且在农村进行了广泛的宣 传，致使当时的农村出现了一个 解除包办婚姻的风潮。虽然离婚 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但这次离婚 风潮的出现无疑在乡村生活中确 立了一种新的婚姻伦理，即婚姻 自由、自主。在这种新的婚姻伦 理的确立过程中，国家权力无疑 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同时，这种 新的婚姻伦理与国家权力主导的 村庄生活伦理也是一致的。 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 代中期起，农村人口流动成为中 国社会中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 象，大批的打工妹、打工仔流 向东南沿海一带，给当代中国农 村的村庄社区生活带来了巨大的 冲击，促使农村青年的婚姻恋爱 发生了急剧变化。在人口流动频 繁、村庄日益开放的时代背景 下，人口流出地农村中的离婚现 象日益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离 婚风潮。但对这些事情，村庄中 的舆论已经不能产生什么实质性 的影响了，离婚成了“不好说的 事”。与前一次离婚风潮不同， 这次离婚风潮的出现看不到国家 的影子。 其实，当前农村中出现的 离婚风潮不仅仅是两地分居的问 题，更重要的是城市社会中的关 于婚姻家庭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模 式冲击了走出村庄的年轻人。村 民生活空间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使 原来的关于婚姻的生活伦理发生 了变异，从而导致离婚现象的大 量出现，而留在村里的人又根据 这些现象来建构起了对外面的世 界的想象，电视等大众传媒所传 播的情感生活方式又进一步强化 了这种想象，于是，这种想象在 农民那里就逐渐成了一种真实， 由此，原来的生活伦理就受到了 极大的怀疑与冲击。可以预见的 是，婚姻伦理的变异势必会进一 步影响到乡村社会中的婚姻家庭 的稳定，改变人们的行动模式。 财富伦理的变异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 外出打工农民的日益增多，越来 越多的农村妇女开始在异乡的城 市从事地下性服务业，这在农村 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笔者在调 查时了解到，一个村庄就有10多 个青年妇女在外面做小姐。这都 是与她们一起在外面打工的人说 的，慢慢地大家都知道了。“村 里人只知道他们有钱，给父母兄 弟钱，在市里买了房子。”村 民的讲述虽然可能不完全符合事 实，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却反 映出了村里的老百姓对这些现象 的看法和评价。 现在村民生活的空间大了， 原有的村庄生活伦理对之产生不 了约束。在外面做小姐的，挣了 钱，给家里买些电器，穿着打 扮上档次，经常给孩子邮寄些东 西。现在大家很认可：出去真 好，免得受穷。大部分村民对这 些事都麻木了，有时候两口子 吵架时，还会骂出这样的话来： ■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申端锋 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 中国老区建设 20 发展论坛 ·专家新论 “你有本事的话你跟着别人出去 啊，变富了，还好些。” 在村民的讲述中，被凸显得 最厉害的不是道德谴责，甚至我 们根本没有看到道德上的谴责， 讲述者极力强调的是这些人都挣 到了钱，并且挣到了大钱，给家 人带来了好处。正是因为她们 挣到了大钱，她们家人在村庄中 的地位大大提高。另外就是，这 些外出做小姐的村民并没有脱离 村庄和自己的家庭，而是积极参 与到村庄和家庭中的人情交往当 中来，并按照村庄和家庭的伦理 规范来行事，比如孝顺老人、帮 助兄弟、与邻居有人情往来等。 这就非常奇怪，这些人挣钱的方 式实际上是有违村庄生活的道德 伦理的，但她们又用这些通过有 违伦理的方式挣到的钱来进行符 合村庄和家庭生活伦理的人际交 往，并且能够获得大家的羡慕和 家人的认同。从某个意义上来 讲，这种做小姐所体现出来的财 富伦理决不是一种现代意义的新 财富伦理，而是一种变异了的财 富伦理，这种财富伦理与当前村 庄日常生活中其他层面的伦理变 异是一致的。 在调查中，一位村民讲， 村里外出务工的人群中，有２０ ％的不务正业，有做小姐的，有 混黑社会的，还有的男人在外面 做鸭子，面上是理发师，实际 上为富婆服务，回来赌博一输就 是几万，在外面搞两个月就回来 休息。“混黑道的年轻娃子比在 外面打工的还要多”，甚至1个 村民小组就有两三个，他们回家 赌博下的码都比较大，上礼很 大方，老大一般出5000元，一般 的兄弟出2000元。这些人对父母 孝顺，对兄弟很帮忙。有一个在 外混黑社会的，他哥哥与嫂子的 关系不好，老吵架，他说：“为 什么吵架，还不是因为穷了，给 题域的效应已不再明显。 笔者在税费改革之后对湖 北荆门农村进行了两年多的跟踪 调查，发现：乡村基层组织与农 民的关系逐步趋于松散化，表现 为干部不再找老百姓收取税费， 老百姓也不再找干部组织提供 各项公共物品。在2005年的村委 会换届选举中，老百姓普遍表现 出了“谁当干部都无所谓”的态 度，“村干部拿他的工资，我种 我的田，各管各的”。税费改革 之前，老百姓抱怨最多的是乡村 干部的腐败和不作为，同时乡村 干部却痛感老百姓的算计和不合 作。而在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 业税以后，这种互相抱怨和指责 的声音明显减少了。 最近的调查却表明，取消农 业税之后，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 各种治理性矛盾趋于消解，乡村 社会里的社会文化性问题逐步浮 出水面，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 危机。李昌平式的“三农问题” 主要是治理问题和经济问题，缺 少社会问题的视野。在农民负担 沉重的背景下出笼的“三农” 危机论，聚焦于乡村社会中的一 系列治理性危机，而没有看到自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经 初见端倪的伦理性危机。这种伦 理性危机表现为村庄日常生活中 的伦理标准的缺失，很多事情开 始说不清楚，并且不同人群对生 活的体验和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 歧甚至是断裂。当然，取消农业 税以后，治理性危机依然存在， 笔者在这里提出从治理性危机到 伦理性危机的转换，既是出于对 农村形势新变化的把握，同时也 是一种视角的转化，或者说主要 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在这一转换 下，我们才能看到当前农村社会 的伦理性危机，从而对“三农” 问题的出路尤其是新农村建设有 一个更好的认识和设计。 他们２万元，保证关系马上就好 了。”果然给了他们2万元。不 管这些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老 百姓有没有看到，只要给家乡和 家人好处就行。 对这些通过不正当途径来 挣钱的人，老百姓心里很清楚， “外出打工，对于那些没技术没 水平的，一年搞一万是正常的， 超过一万肯定是不正当的”，村 支部书记如是说。刚开始的时 候，年纪大的老人看不惯，但 这就是社会的影响，没有什么 政策压力， 老百姓现在“不议 论，把这个社会看穿了”。现在 的老百姓认为“发财就是有本 事”，“弄了钱捅到腰包就是有 本事”，“别人做坏事你又没看 到，你不能说”，“黑猫白猫抓 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人家 的本事，自己有本事自己现！” 村民如是说。 外出打工对村庄日常生活的 影响，现在已经不再停留在观念 的层面上，也不是泛泛的影响， 而是在一些方面开始改变村庄生 活方式及其背后的生活伦理。 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 “三农”问题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三农问题”成为公共话题，引 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李昌平 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 真危险”成为“三农问题”的主 旋律，并且成为这一时期农村问 题研究的潜在预设和前提。为破 解三农难题，国家也采取了一系 列的治理性对策，如税费改革、 乡村体制改革等。2006年全面取 消农业税以后，几千年来的“皇 粮国税”寿终正寝，中国农村社 会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 阶段，与这一进程相伴随的是，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形成 的“三农问题”作为一个公共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