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是湿的

互联网如何改变了我们：未来是湿的 作者：[美]克莱·舍基 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一位妇女丢掉了手机，但征召了一群志愿者将其从盗窃者手中夺回。一个旅客在乘坐飞机时领受恶劣服务，她通过自己的博客发动了一场全民运动。在伦敦地铁爆炸案和印度洋海啸中，公民们用可拍照手机提供了比摄影记者更完备的…… 不论在何处，你都能看见人们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发起某种公共行动。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它们乃至更多事情的影响实际上有着共同的根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的交流工具支持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如同印刷机放大了个人的头脑，即时通信、移动电话、网络日志和维基百科也强化了群体交流。商业模式以一种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被改变，更大的社会影响达到极为深刻的程度，以致我们无法认识。现在一个拥有笔记本电脑的人可以掀起一场颠覆10亿美元产业的运动。 克雷·舍基，一个新文化的最敏锐的观察者，对此种社会革命的后果——无论是好是坏——给予了明晰而富有穿透力的解析，并思考了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做什么。 《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 伊凡娜丢失了手机，拾到者不还。 这件小事在网上迅速成为人人关心的热点，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将众多角色一一卷入进来。事情闹大了。 类似的故事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其实讲的就是未来的组织方式。 在克莱·舍基笔下，微软软件与开源运动在组织方式上的区别，象征着旧组织与新组织（“没有组织的组织”）的区别。 这其实也是软件与湿件的区别。湿件（wetware）这个词，由鲁迪·卢克（Rudy Rucker）1988年在《湿件》中首次提出，后来成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术语。新经济增长理论把知识分为“软件”和“湿件”两种类型。“软件”也称“思想”(ideas)，是编码化的、储存在人脑之外(如书籍、磁盘、录音录像带等)的知识；“湿件”也称“技能”(skills)或“只可意会的知识”(tacit knowledge)，是储存于人脑之中、无法与拥有它的人分离的知识，包括能力、才干、信念(convictions)等等。我们可以把湿件理解为是处于生命状态的东西，它和软件可以保存于无生命的代码状态不同，和包括机器、设备在内的硬件更是不同。所以说，微软在软件的维度中存在，而开源运动在湿件的维度中存在。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前现代的组织，是按硬件的方式组织的；现代的组织，是按软件的方式组织的；后现代的组织是按湿件的方式组织的。所以，未来是湿的。 湿是很具体的，但是说未来是湿的，就显得很抽象了。 说未来社会是湿的，当然不是指南极融化，海平面上升，把人类都弄湿了。前苏联故事片《办公室的故事》中有段精彩对白，比较接近本意： 女上司严厉地质问男主角：“你说我干巴巴的？”男主角吓得摇手说：“不，正相反，你湿乎乎的。” 工业化，在本质上是干巴巴的。用启蒙运动的术语，这叫祛魅。工业化好比一台烘干机，将社会关系中一切带有人情味的东西烘干，然后用原子式契约将个体联系起来。我们把烘干的社会关系，或者把社会关系的干（犹如晒成的干），称为组织。每个生命体，一旦脱离了组织，就会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活的东西，反而要将就死的东西。 未来在本质上是湿乎乎的。当人们把组织像衣服一样脱掉时发现，人与人之间可以凭一种魅力，相互吸引，相互组合。就像克莱·舍基在本书中描述的DIGG、MySpace、维基等各种情况一样，人与人像日常生活那样联系，凭感情、缘分、兴趣快速聚散；而不是像机关、工厂那样“天长地久”地靠正式强制待在一起。 这是人人时代，这是组织的日常生活化，或用克莱·舍基的话说叫“大规模的业余化”。人人与人民的不同就在于，人人是一个一个具体的、感性的、当下的、多元化的人；他们之间的组织是一种基于话语的、临时的、短期的、当下的组合，而不是一种长期契约。传统时代的组织，是基于长期契约而存在的。这种缔约方式所要节省的交易费用，在人人时代湿乎乎的润滑关系中，是零摩擦或者可以忽略不计的；它所要集中来办大事的资源，在“小的就是好的”临时速配关系中显得是一种浪费。 人人要靠社会性软件联结。按克莱·舍基的说法，社会性软件是指支持成组通讯的软件（Social software, software that supports group communications），它包括电子邮件、聊天室、博客、开放源代码等等聚集人气的地方，不如说，它是一个协同合作的工作空间（a collaborative workspace）。博客、Digg、MySpace、维基、搜索引擎……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它们只是技术，关键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在云计算中，人与人之间，恢复了部落社会才有的湿乎乎的关系——充满人情、关注意义、回到现象、重视具体。中国人把社会关系上的湿，叫做仁，说的就是一小群一小群人聚一块堆儿，在人情、意义、具体现象中体验人生。 西方工业理性在带来伟大进步的同时，正越来越多地把它的负面因素暴露出来。它把人性中的洪水制服了，却又带来了人性的沙漠。物极必反，所以，未来需要用湿来中和一下：让未来多一点绿色，让未来多一分潮湿。当今的互联网提供了这种契机。 感谢胡泳、沈满琳译出这本书，这对于我们理解将至的人人时代和湿乎乎的未来社会，同时认识和把握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是十分有帮助的。HERE COMES EVERYBODY译者序未来是湿的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克莱·舍基的这本书，英文名字叫做Here Comes Everybody：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主标题来自文学大师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在这部令人难以卒读的小说中，主人公在梦中变成了Humphrey Chimpden Earwicker，简写为HCE。这三个字母可以表示很多意思，其中之一就是Here Comes Everybody的缩写，翻译成中文叫做“此即人人”。这意味着主人公是一个人，同时又代表着人人（everybody）；他总是看上去类似和等于他自己，然而又暗自符合一种世界普遍性。 我没有和舍基聊过，不知道他选择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做书名，有着什么深刻的考虑。这个句法倒是让我想起了王蒙《青春万岁》序诗里的一句：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我在思索这本书的中译名的时候，首先想到可以套用王蒙的诗句，喊一声“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来吧”，而人来了以后，干些什么呢？这就要去看本书的副标题——“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由此我们则需去追寻组织是怎么回事。舍基的意思也并不是说，等级组织完全成为明日黄花了，而是说，如果以前我们习惯于把群体行动先验性地看成有人组织方能行动，现在，我们需要开始熟悉围绕话题和内容而产生的有机组织。舍基的这本书始终围绕着互联网和其他技术进步给群体动力学带来哪些改变而落墨，这种改变穿越了地理的和文化的鸿沟。 舍基的要点是，网络的力量在于它使构建群体的努力变成一件“简单得可笑”的事情。“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ridiculously easy groupforming）的表述来自于西巴·帕克特（Seb Paquet），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大学的一位电脑科学家。互联网的价值绝大部分来自它作为群体构建的工具的作用，这一观察常常被称为里德定律（Reeds law），它以戴维·里德（David Reed）的名字命名。里德定律称，“随着联网人数的增长，旨在创建群体的网络的价值呈指数级增加”。帕克特修订了里德定律，补充说“群体交流的网络的价值与开创一个群体需要的努力成反比”。换言之，如果建立群体仍很困难，则允许群体交流的网络的价值会受到损害，反之网络的价值则会增益。 简单到傻瓜程度的群体构建之所以十分重要，乃是因为渴望成为群体的一员，在群体中与他人共享、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这是人的基础本能，而此前这种本能一直受到交易成本的抑制。由于形成群体已经从困难变得极其简单，我们正在看到，短时间里涌现出来大量有关新的群体和新的类别的群体的试验。这些群体改进了分享、对话、合作和集体行动。这就是所有的人来了以后所做的事情：他们从分散在全世界的不同地方走来，共同致力于一个社会目标。 因此，我起初把这本书译成《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但就在这时我遇到了老朋友姜奇平，他很早就欣赏舍基的思想，尤其是这句话：“我们在历史上高估了计算机联网的价值，而低估了社会联网的价值，所以我们花了过多的时间用在解决技术问题上，而不是用在解决使用软件的人群的社会问题上。”他得知我正在翻译舍基的书，便说，何不把“社会性软件”（social software）与“湿件”（wetware）串起来，因为它们有些重要的共同点：第一，它们的存在方式，都是“湿”的。意思是只能存在于“活”着的人之间，存在于人的“活”性之中。第二，它们很接近于哲学上说的“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后现代性的核心，而社会性软件和湿件为主体间性提供了一种现实的表现形式。 奇平正致力于给出对媒体和内容的后现代经济解释，抛开他所醉心的主体间性不谈，“湿”的概念的确能够非常形象地说明现在人们的关系，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种趋势——人和人可以超越传统的种种限制，基于爱、正义、共同的喜好和经历，灵活而有效地采用多种社会性工具联结起来，一起分享、合作乃至展开集体行动。这种关系是有黏性的，是湿乎乎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能否察觉和利用这种关系和力量的改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为此，何不径直把这本书的中心思想诠释为“未来是湿的”？平心而论，“未来是湿的”这个概念其实跟舍基没有什么关系。我本来有点犹豫，觉得是不是太自由心证了，但当我听到奇平说了这样一番话，便立即下了决心： 前苏联故事片《办公室的故事》中有段精彩对白，比较接近本意：女上司严厉地质问男主角：“你说我干巴巴的？”男主角吓得摇手说：“不，正相反，你湿乎乎的。” 这个社会，如何不是干巴巴的，而是湿乎乎的？意思是社会如何成为更人性的，更有人情味的？互联网的终极意义，社会性软件的终极意义，就在于解决这个问题。 人们往往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发明互联网，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技术化，更干巴巴。其实正好相反，借由社会性软件，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网的人文含义，就是让世界变得湿乎乎的，或很俗地说，让世界充满爱。 不错，我们需要从“未来是湿的”角度理解作者所讲的社会性软件和社会性网络。这是我们的诠释，我们的概念，我们要借他人之酒浇我们心中之块垒。原因无他，中国社会太干巴巴的了，需要加湿。 湿，是协同合作的态度。 湿，是社会资本的累积。 湿，是思维范式由一维而万维。 湿，是政治文化从一元到多元。 湿，是交流空间打破鸦雀无声，走向众声喧哗。 互联网，就是中国的加湿器，未来的加湿器。 我们先从“让世界充满爱”的这个“爱”字谈起。在十年前，人们还无法见证互联网催生这样的社会风潮——上百万的人共同推动巨大的事业，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爱。 长久以来，爱在小的人群中有深刻的影响，例如，我们都会善待家人和朋友，但爱局限于当地并且内容有限。我们招待自己的朋友，照顾我们的小孩，为亲爱的人相伴而欣喜，这样做的原因和方式不可能以报酬和花费这样的语言来解释。然而大型和长期的行为则要求经济报酬。正如那句耳熟能详的谚语告诉我们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生活早已教会我们，除获得金钱报酬外的其他动机是不足以支持严肃的工作的。 然而现在我们需要忘掉这句谚语，因为随着每一年过去它都变得更加不真实。人们现在有大量工具用来分享文字、图像、视频，并以共享为基础形成社区和实现合作。由于收音机和电视的推广，20世纪成为广播的世纪。那时的媒体正常模式是，由一小群专业人员制作内容而后把它发送给庞大的消费群。然而媒体，按其字面意义是人与人之间的中间层，从来都是三方面的事情。人们当然喜欢消费媒体内容，但他们也喜欢创造它（“看我做了什么！”），而且他们也喜欢分享（“看我发现什么！”）。现在我们有了除消费外还支持创造和分享的媒体，在将一个世纪主要用于媒体消费之后，另外两种能力重现了。我们所习惯的世界里，人们为爱做小的事情，做大事则是为了钱。不过，现在，我们可以为爱做大事情了。 一个旅客在乘坐飞机时领受恶劣服务，她通过自己的博客发动了一场全###动，提出《航空乘客权利法案》以保障乘客权利，包含的条款例如：“当飞机在空中或地面滞留达三小时以上，应供给乘客基本需要。”由于运动的声势如此浩大，连美国国会都被卷入，最后航空公司被迫修订了自己的服务标准。 如果你要说，这样的乘客权利运动依然指向人们的切身利益，那么，没有什么比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开发Linux软件的故事更能证明为爱而做事的超常威力了。这位芬兰的年轻大学生立志改造操作系统的不足，他在这个令他极具兴趣的项目上工作了3年而没有任何报酬。1994年，他成功地推出Linux操作系统的核心，震惊了软件世界。这种操作系统与称霸全球的Windows采用的方法完全相反，它免费发布源代码，任何人都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对其加以改进。今天，Linux操作系统受到许多电脑厂商的支持，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2 000多万用户。超过160个国家的政府使用Linux程序，其中包括中国。而所有这些都源自托瓦兹不计报酬的工作，源自各国程序员所组成的庞大、广阔的网络，这些人通过互联网相互联系，自愿地献出自己的时间和努力，共同拓展这个产品。 无须夸张地说，互联网是一个爱的大本营。互联网之所以拥有海量的内容，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它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自愿项目之一。从Napster到Skype，从Google到Ebay，从Wikipedia到Facebook，由于功率越来越强大、用途越来越广泛的新工具流落到普通人手里，一个个财富和社会奇迹被创造出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全世界工作、玩乐、生活和思考的方式。 基于爱而展开的群体行为可以看成一个梯子上的递进行为，按照难度级别，这些梯档分别是共享、合作和集体行动。共享最简单，例如，通过使用delicious、 Flickr和Slideshare 等社会性工具彼此分享个人工作与资源。在“9·11”之后，一位中东史教授开设博客，成为报道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记者的必去之处。当SARS在2003年爆发的时候，哈佛大学一位生物工程专家创办了两个邮件列表。其中之一叫做SARS Science，专门收录有关这一传染病的医学和科研信息。成员包括世界各地的分子生物学家和其他研究病毒的科学家，而很多报道SARS新闻的记者都是列表的订户。另一个列表用于发送疫情报道。 共享之上是合作，Linux与Wikipedia都是好例子。合作比单纯的共享要难，因为它牵涉到改变个人行为与他人同步，而他人也同样在改变自身行为与你同步。协同生产是一种更深入的合作形式，如果没有许多人的参与，项目不可能发生、存在，最终，也没有人能将所创造出来的生产成果归功于自己。信息共享和协同生产之间最大的结构性差别在于，协同生产至少涉及一些集体性决策。维基百科全书成果的背后是翻来覆去的讨论和修改，落实为关于每个特定主题的一张网页，虽然其内容此后还将发生改变。维基百科把一群对知识与教育怀有理想的人汇聚在一起，为一部全球性的百科全书做贡献，并彼此监控这些贡献。它堪称“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的最佳显现：由于无须担心机构成本，人们不必追求效率，而只要讲求效用。 第三梯档是集体行动，这是最难的一种群体行为，因为它要求一组人共同致力于一件特定的事，其实行的方式更要求集体的决定对于每个个体成员都具有约束力。例如，Meetupcom通过登记人们的兴趣和住地，确定潜在的群体并帮助他们聚到一起。现在，自由而有准备地加入一个大型的、分散化的、具备多种能力的群体已成为可能。我们一向被告知说，人类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的行动者，在市场上彼此交集。但网络显示了，人人都具备那些社会性的、充满移情能力的关系，以及真正深刻的、与交易和花费无关的动机。我们的社会性工具正在把爱与关心变成可更新的建筑材料。 一个警告是：当我们说互联网是爱的大本营，不等于说互联网上没有丑恶的集体行动。任何时候当你提高一个群体的内部沟通能力，这个群体能够做的事情也因之改变，至于他们会用那种能力做什么，则是另外的问题。例如，《未来的战争》一书作者约翰·罗布（John Robb）将现在这一代恐怖主义分子称为“开源游击队”（Open Source Guerrillas），并指出了他们采用社会性工具来协调行动的各种方式。 舍基说：“我一直希望更多的人能懂得：现在群体可以为自己创造价值。20世纪最伟大的对话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活动，哪种体制最好？是在市场里运行的商业，还是政府？’极端自由主义者的回答始终是商业，极端共产主义者的回答始终是政府，大部分人的回答则是某种中间路线。整个这场极端间的对话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其原因很明显，人们无法集合到一起为自身创造价值。但像由协作完成的百科全书维基百科一样的模型，像Linux操作系统一样的开源软件，不断地让我们意识到一个群体可以在不追求金钱、不在制度框架内运行的情况下创造巨大的价值。这就是我认为正在到来的情形。” 舍基很会讲故事，他在书中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来证明他的看法，阐释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更大的真理。他特别指出，这本书里讲到的每个故事都依赖于一个值得相信的承诺、一个有效的工具和用户可接受的的成功熔合。 承诺对于每位要参加一个群体或者为此群体做贡献的人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工具帮助的则是“怎样做”——如何克服协调的困难，或至少把它控制在可控水平。协议则确立了路上的规则：如果你对于这个承诺感兴趣并采用了那些工具，你可以预期得到什么，以及群体将期望你做到哪些。将这三个特征一起考察，将有助于理解依赖各种社会性工具的群体的成功与失败。 这三方面的互动是极为复杂的。用舍基的话说，“社会性工具的成功应用并无诀窍，每个有效的系统都是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 我们仅以企业为例：历史上有关企业的认识是，在企业和它的每一位顾客之间，存在着某种契约，这种契约可能是直接表达的也可能是隐含的。这就是为什么顾客受到劣质产品侵害的时候，可以向企业提起诉讼。但企业所不习惯的是，用户与用户之间也有协议，这事关他们一起行动之时互相对待或彼此交易的方式。这样的协议在社会情境中是非常重要的，某些情况下比企业与顾客间的协议还要重要。 舍基的意思是，因为人们现在可以轻易在网上组建各种群体、运动和商业性的力量，许多企业乃至行业的基本面正在发生动摇，甚至可能出现覆灭的情形。“人们拥有了在机构之外组建群体、共同行动的能力，这是巨大的变化，它不是对当今社会的一种改进，而是一种挑战。”这使得他的书具备了警告或是威胁的意味。 书中一个极有意思的提法是“科斯地板”（Coasean floor）。它指向企业的存在理由：众所周知，科斯自问自答了经济学上一个最为著名的问题：如果市场的主意如此美妙，为什么还需要企业呢？为什么要有那些组织框架？为什么不能让所有人互相提供服务，用市场和契约来解决一切？科斯的发现是，巨大的交易成本使得企业在某些情况下与市场比较具备相对的经济优势。 自从科斯的论文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以后，每个人都知道科斯天花板（Coasean ceiling）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公司的扩大越过了某个点，就会导致其自身的崩溃。问题仅仅在于：什么时候公司变得太大了呢？ 舍基说，大多数人都错过的一件事情是科斯地板的作用。总有一些群体活动尽管也会创造价值，却不值得形成一个机构来从事价值创造。由于交易成本，许多可能的商品和服务都没有变成现实；但随着新的技术工具的出现，曾经阻碍全球范围内共享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了。可以将这些行为看做它们落到了科斯理论的地板底下（lying under a Coasean floor）：它们对一些人有价值，但以任何机构的方式做都太昂贵，因为欲使机构成其为机构，其基本和不可拆卸的成本都决定了那些行为不值得实施。 新的工具为我们提供了组织群体行动的方法，而无需诉诸层级结构。这就是科斯逻辑变得奇怪的地方。交易成本的小幅下降使企业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因机构困境而造成的限制不那么严苛了。而交易成本的巨幅下降使企业，或者说任何机构，都不能再承担某些行为，因为无论从事某个特定行为的费用变得多么便宜，都没有足够的好处来支付作为机构存在的成本。由于能够以低成本实现大规模协调，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情况：严肃、复杂的工作可以不受机构指导而实施。松散协调的各类群体如今可以取得此前任何组织机构都不可企及的成果，其原因正在于他们藏在科斯地板底下而不受其理论制约。 在这样的巨变下，企业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弄清楚，什么事情顾客自己做可能比企业为他们做反而来得更好。如果答案是“所有的事情”，那么企业的日子也就到头了。但假如答案是“在你的帮助下，顾客可能能做得更好”，那么你就要开始想去怎样帮助顾客。消费者期待精确地得到他们想要的，并会自主决定他们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样的方式要。例如，顾客购买一张包含着有限曲目的唱片，而且这些曲目还是由他人强制性选定的，这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音乐产业、电影业、报业等必须面向一个新的范式做出调整，在这种范式下，顾客不仅永远是对的，而且可以依靠一下轻轻的点击就实施自己的判断。 设想一下，如果一家大型书店中的每种书只有一册样书，而当顾客选中某一本的时候，书店可以当场印制出来交到顾客手中，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如果唱片店当场刻制顾客需要的唱片又会如何？在这样的情形下，消费者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书店或唱片店不再有库存和上下游的浪费。 舍基的书的一个主要主题是大规模业余化。这等于说，再也不存在商业机构一手垄断图像、艺术、信息、舆论等事项的大规模分发出口的情况了。如今我们到处见到的是一种“石头汤”模式，其故事是这样的：几个士兵来到一个村庄，什么也没有带，只带了一口空锅。村民不愿给这些饥饿的士兵任何吃的，于是士兵们往锅里添满水，扔进一块大石头，在村前广场上架火烧起来。一个村民感到好奇，就过来问他们在干什么。士兵回答他们在煮一锅“石头汤”，它将十分美味，虽然还欠缺一点配菜。这个村民不在乎那一点点配菜，他就帮了士兵这个忙。另一位村民路过，也问士兵怎么回事，士兵再次说这锅石头汤还欠缺点调料才能真正美妙无比，于是他们又获得了调料。这样，更多的村民贡献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最终，大家真的喝上了好喝而有营养的石头汤。 有关互联网的书已经很多了，舍基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呢？他始终不渝强调的是利用互联网构建群体的重要意义。现在，我们可以以从前无法想象的方式一起从事某个项目；可以发现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群，不管我们的兴趣有多狭窄；可以打破新闻的瓶颈，每个人都成为媒介出口。当人们被赋予共同行动的工具，而可以突破传统的组织局限的时候，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这是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在这项伟大的技术的第一阶段，即从1995—2000年的时候，网络的社会应用尚未得到优化。每个人激动的是信息的分发和商业的成效。基本上我们在网上重建了旧有的模式：点对点的交易，报刊平移上网，等等。 等到2000年以后，如此众多的人来到网上，网络拥有了真正的社会密度。一部分人上网和大多数人上网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而大多数人上网和每一个人上网之间有更大的差别：在你所属的社会群体中，如果每个人都在网上，你就可以确定使用在线工具协调此一群体的社会和商业生活。你可以用网络发起旅游，展开团购，以及各种各样的群体活动。这些事情成为可能，不仅是因为技术上可行，更是因为社会密度终于赶上了技术的步伐。 2000年互联网曾经遭遇大幅跳水；由于金钱的逃跑，创业者不再说“我要开始这项新的网络服务，我要募集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我要实现这个大的商业”，而是开始问自己：“做这件事情的低成本方式是什么？实现我的目标的最佳路径是什么？”经常性地，低成本方式和最佳路径就是允许用户卷入。而一旦我们开始走上这条路，无限的可能性就向我们展开了。 舍基说，他的最大期望是，读者在读完他的书之后，能够为两样事情而激动：“一是存在多种社会实验的可能性，二是还会有更多的社会性工具的新用法被发明出来。”我们仍然在寻找生活在一个网络社会中的“规则”。下一个十年的任务是，利用现在已经释放出来的生猛的革命性力量，搞清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未来为什么是湿的？因为创造未来的人是活的。湿的东西，是具有活的特征、生命特征的东西。“湿件”一词常用于描述信息系统中的人。软件、硬件、湿件的成功组合能促成或破坏任何一个群体项目，而其中，湿件的重要性又是最重要的。从技术的含义上看，“湿件”被用以指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和人类的大脑。它与计算机科学中常常提到的硬件与软件相关。我们都知道，计算机至少可以分成两个功能部件：软件和硬件。硬件包括计算机以物质形式存在的部件，像中央处理器、硬盘等等；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文字处理软件，还有其他我们在使用电脑时应用的程序。作个类比，计算机的硬件相当于人的生理部分，意谓我们实实在在的身体，特别是我们的神经系统。软件则相当于心理层面。 湿件一方面是对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的生物电和生物化学性质的一种抽象，另一方面还代表着更高的概念抽象。如果在不同的神经元内传递的神经冲动（impulse）被视为软件的话，那么神经元就是硬件。硬件与软件的混合互动通过连续不断的生理联系显现出来，化学的和电的反应在假定互不相关的区域间广泛扩散，这时，需要一个词来概括单靠硬件和软件都无法描述的互动。这就导致了“湿件”一词的产生，它对于解释生理和心理微妙互动的现象非常重要。 “湿件”一词的起源尚待考证，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它就被用来指称人的脑力，但直到“赛博朋克”（cyperpunk）流行之后，该词才获得广泛传播。它出现在迈克尔·斯旺维克（Michael Swanwick）、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和鲁迪·卢克（Rudy Rucker）的小说中，特别是后者，1988年出版题为《湿件》的科幻小说，为其三卷本系列科幻《软件》、《湿件》和《自由件》的第二卷。它讲述了一个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有感觉能力的肉身机器人（meatboppers）如何反过来控制和改变人类的故事，对人类脑力（湿件）与带有编码化知识（软件）的机器人（硬件）的结合最终可能摆脱人类的控制并影响人类进化的前景，作了大胆的想象。 卢克把湿件称为“所有的火花、口味和纠结，所有的刺激-反应模式——也就是头脑的生物控制软件……”。他没有把这个词简单地等同于头脑，也没有说它意味着公司中的人力资源。他用湿件代表在任何生物系统中都可以发现的数据，也许与那种可以在ROM芯片中发现的固件（firmware）类似。以卢克的眼光来看，一粒种子，一棵嫁接用的嫩枝，一个胚胎，或是一种生物病毒，统统可以称作湿件。DNA，免疫系统，以及大脑的进化神经架构也是湿件。 卢克用充满诗意的笔触写道： 假定你认为一个有机物好比一个经由某种程序生成的电脑图形。或者，想象一棵橡树是一个内在于橡实的程序的产物。该遗传程序存在于DNA分子之中。我们不把这个程序称为软件，而是叫它湿件，因为它存在于一个生物细胞之中，处处都是湿的。你的软件是隐藏在遗传密码之后的抽象化的信息模式，然而你的湿件是细胞中的DNA。一个精子细胞是长着尾巴的湿件，但失去了卵子的湿件，它就没有任何用处。 当精子的湿件和卵子的湿件相遇，我们就有了生命。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主人公HCE以“everybody”为旗，代表他是亚当以来的一切男人。ACE的妻子的名字简写叫做ALP，与都柏林的主要河流同名。两人也即人类最早的男女亚当和夏娃的化身，而奔流不息的河水也象征着生命。 Here Comes Everybody，所有的人都来吧。互联网是一个充满生命的空间。而这些生命，都不是干巴巴的，而是湿乎乎的。 2006年5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一位名叫伊凡娜的妇女把自己的手机丢在纽约一部出租车的后座上。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每年都有上百部手机出现在纽约出租车和轿车管理处的办公室里，实际的数目还要大得多，因为被下一位乘客捡走的手机无法计数。伊凡娜的手机就遭受了这样的命运。她的手机是一部功能完备的Sidekick手机，附带屏幕、键盘和内置的照相机。对她来讲，格外悲伤的是，这部手机存有她即将举行的婚礼的全部信息，包括婚庆公司的联络信息和来宾名录，而且别无备份。 在她意识到自己犯下了蠢行之后，伊凡娜请求在金融业从事软件工作的好朋友埃文发出一封电子邮件，声称归还手机必有重谢，而这封邮件可以到达她的手机。几天之后，在手机的下落依然如石沉大海的情况下，伊凡娜掏出300多美元重新购买了一部手机。电话公司在服务器上存有她的信息的备份，这些信息被转移到她的新手机上。在收到这些信息之后，伊凡娜发现自己丢失的手机在皇后区一个名叫莎莎的女孩手上。伊凡娜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这个女孩使用她的旧手机为自己及朋友留影，而且把这些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四处扩散，它们也被转到了伊凡娜的新手机上。伊凡娜和埃文无法确定是谁把丢失的手机从出租车上拿走了，但他们清楚手机现在在谁手里。至少他们知道这个女孩的长相和电子邮箱。 埃文立刻给莎莎写去了电子邮件，解释相关情况，要求归还手机。莎莎回信说她没有那么愚蠢，还使用了辱骂性的字眼，说“白人混蛋”根本不配归还手机（莎莎是从手机里的照片推断出埃文和伊凡娜是白人的，她本人是西班牙族裔）。这样的唇枪舌剑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对话中，莎莎说是她的兄弟在出租车上捡到手机之后给她的，而埃文仍然坚持要求归还，因为莎莎已经知道了手机真正的主人。莎莎最终说，她和她的男朋友会和埃文见面，她回了一封错字连篇的电子邮件，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说：“我才不在乎呢，以下是我的地址，花冠大道108号20栋37室，你有种就过来，我会还给你手机，不过是用它来敲你的脑袋。” 埃文拒绝前往，一是因为他觉得此地址必定是假的（事实也果真如此），二是他害怕信中提到的暴力威胁。他决定将此事公之于众。他制作了一个简单的网页，上面有莎莎的照片，以及迄今为止有关整个事情经过的一篇短文，声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教育人们“懂得拾金不昧”。网页的名字叫做“被盗窃的Sidekick”，附在他的个人网站EvanWasHerecom上。埃文开始告诉自己的朋友发生了什么。 原始网页6月6号上线，在上线后几个小时，埃文的朋友及朋友的朋友开始到处转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当天迟些时候，埃文第一次更新网页，发现他的朋友已经做了某些网上侦探工作，在社交网站MySpace上发现了一个网页，载有莎莎及其可能的男友的照片。埃文在第二次更新当中提供了更多的有关手机如何丢失、它现在的主人是谁的背景。在当天下午的第三次更新中，他告诉大家一位纽约警察局的官员看到了整个故事，写信教他如何向警察请求立案。 当天晚上，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一位叫做路易斯的男子写信给埃文，说他是莎莎的兄弟，是一位军事警察。他说莎莎是从一位出租车司机手中买下了这部手机（这一说法，如同埃文在他的网页中所指出的那样，与莎莎早些时候有关她兄弟发现手机的故事是矛盾的）。路易斯要埃文停止骚扰莎莎，暗示说再继续下去就要他好看。那晚事件的另一进展是，埃文的故事上了Digg。Digg是一个协作性新闻站点，用户提交新闻，其他人投票“推”（thumbs up）或是“埋”（thumbs down）。Digg的首页像任何报纸的头版一样，由及时而重要的新闻构成，只不过在Digg这里，及时性意味着新推的新闻有多快，重要性是由用户的投票而不是编辑的判断决定的。Digg的首页每天有上百万读者，这些读者中有许多通过Digg看到了“被盗窃的Sidekick”网页。 这个故事显然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埃文每分钟收到10封电子邮件，人们询问电话的下落，给他打气，表示愿意相助。每一位曾经丢过东西的人都会对那些捡到别人的物品而昧着良心留下的人怨气冲天，然而这一次，靶子被聚焦到个人身上，因为埃文以及所有那些读到“被盗窃的Sidekick”网页的人现在都知道，是谁霸占了丢失的手机，不但拒不归还，还语出伤人。如果归还物品比较麻烦，我们会说“谁捡到，谁受益。谁丢掉，谁哭泣”，但假如没有那么麻烦，我们就不会这样想了。在街上捡到钞票和捡到一个内有身份证的钱夹是不一样的，而丢掉手机甚至比丢掉钱夹更糟糕。拒绝归还这部手机给原主人，在许多关注这件事情的人看来，是穿越了某种底线，而来自莎莎及其朋友和家人的辱骂和威胁更是在伤口上撒盐。 埃文明显地受到自己渐次增加的读者群的鼓励，他在自己的网站上不断发帖评论。10天之内他更新了40次，地方和全国性媒体都开始热切关注此事。可供更新的内容有很多：人们发现了莎莎和她的男朋友戈多以及她兄弟在MySpace上的更多踪迹。有个“被盗窃的Sidekick”网页的读者查到了莎莎的全名和她的地址，并开车经过她的房子，随后把一段视频放到网上供所有人浏览。路易斯单位的人也写信来调查是否有军事警察威胁平民，并承诺说一定过问此事。 埃文为他的读者建立了一个BBS，供他们讨论如何帮助他找回手机。在建BBS的过程中，他选择的第一个服务商根本无法应付那些试图同时登录的激动的网友。看到这一点，埃文选择了另一家服务商，但突如其来的点击令其再次瘫痪。第三家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这些失败，有时被称做“成功带来的危机”，这让我们想起尤吉·贝拉（Yogi Berra）对一家纽约餐馆的著名观察：“没有人再去这家餐馆了。它过于拥挤。”）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家能够同时应付成千上万点击者的服务商，那些Sidekick手机事件的关注者聚集其中，讨论这个事件的方方面面，从有关莎莎的道德罗盘的一般性议论，到一个邀请军方成员参加的论坛，论坛的目的是讨论路易斯、军事警察及其在事件当中的卷入（如同这类社区通常所见的情形，许多对话是跑题的：这个BBS的军事版包括对路易斯所穿军装的议论，在莎莎用手机拍摄的照片中，他似乎把军服打理得不怎么样）。 在这段时间内，莎莎的家人和朋友一直在和埃文沟通有关电话的事情，他们给出了各种不一致的说法：她母亲从某个人的手中买到电话，莎莎把电话卖了，所以目前电话不在她手上，如果埃文肯付100美元，她可以把电话再找回来。路易斯宣称他们要以骚扰罪名起诉埃文，他的朋友们也加入进来，写了更多威胁性的电子邮件。埃文和伊凡娜联系了警察局，但警察局认定手机是被丢失而不是被盗窃的，这意味着他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于是纽约市政府的好几位工作人员写信帮忙处理埃文的控告，包括一位警察局官员，他提供了纽约警察局的内部文件，解释了控告的处理流程（后来埃文试图让警察局把他的控告重新归类时，他手头的这份文件差点令埃文被捕）。截至此时，关注此事的读者已达上百万之众，数家主流媒体也予以报道。纽约警察局拒绝受理的行为引发了众怒，其后，警察局修正了自己的立场，派出两名警探同伊凡娜谈话，同意把手机作为被盗窃而不是被丢失的财产来对待。 6月15日，纽约警察局的警员逮捕了莎莎，取得了那部Sidekick手机，还给了它的原主人伊凡娜。在女儿被捕的当天，莎莎的母亲对记者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未想到一部手机会给我带来这么多的头疼事。”引发头疼事的其实并不是手机。是那群集结在手机另一端、阅读埃文的网页、发现了MySpace上的档案和莎莎家的地址、共同向警察局施压的网民，他们在忙乱的10天内造成了莎莎的被捕。在实现了原定的目标——公开谴责莎莎和收回手机——之后，埃文和伊凡娜拒绝起诉莎莎，她随即获释。伊凡娜的婚礼完美地举行了，埃文因为自己集聚人群的能力，开始从事自由公关活动。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Sidekick手机的丢失和找回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埃文的偏执倾向，伊凡娜拥有这样一个朋友的幸运，手机在变得昂贵，但贯穿整个故事的一个主题是群体行动的力量，特别是在拥有合适的工具的情况下。尽管埃文表现神勇，以其一己之力他也无法拿回手机。他利用了自己现有的社交网络把消息散播出去，此举帮助他吸引了一个庞大的关注伊凡娜的不幸的人群，这群人不仅仅是读读标题，而是愿意做更多的事情。由于有了这个人群，埃文在和莎莎打交道的时候高下立判，这个人群的积极执著还使得埃文拥有了影响纽约警察局的能力。事实上，正是此种积极执著的特性把众多的访客带到埃文的网页上，这些被《草根媒体》（We the Media）一书的作者、记者丹·吉尔摩（Dan Gillmor）称做“原本的受众”（the former audience）的人群，在新闻的进展中做出反应，深度参与，甚至改写了整个故事。 让我们从莎莎的角度考虑一下这个故事。她是一个在媒介饱和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有人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拾到一部昂贵的、巨酷的手机，把这部手机给了她，她决定把手机留在手里而不是去寻找旧主人。这种行为谈不上道德，但它也不是事先策划的盗窃，而且，不管怎样，这样做又会惹来什么麻烦呢？她的朋友和家人都支持她，她也假定（这种假定准确无误）埃文不会冒冒失失地来到花冠大道。既然如此，莎莎及其朋友和家人的故事和威胁应该是会奏效的。毕竟，虽然手机不便宜，但也没有昂贵到了不起的地步，区区300美元也不会令埃文得到多少帮助。如果埃文想要的是帮伊凡娜省出300美元，那么，在寻找手机上花掉比300美元更多的钱并无多大意义。 可是，埃文并不是为了钱。他是为了满足他的正义感。由于他对自己所做事情的投入是情感上的而非出于功利心，也因为他并不缺钱，他可以花上更多的精力来找回手机，而不去计较丢失的手机值多少钱。他决定把自己的动机公之于众，这也是人们被他所吸引的原因。“这并非一种宗教或道德努力，而是一种人道努力，”埃文在事件当中这样说。纠正过失的故事是有力量的，这一故事帮助埃文引发了众人的参与，最终令手机完璧归赵。 莎莎和她的朋友不仅仅是要击败埃文——他们完全有把握断定他必败无疑。路易斯和戈多的威胁带有一种“你算哪路人马”的口吻，因为他们确定警察不会卷入。（路易斯在他给埃文的第一封信里就说得很清楚：“别跟我胡扯什么你会去找警察处理手机丢失的事情，纽约警察局有比为你朋友丢失手机而操心远为重要的工作。”）埃文努力的转折点发生在警察同意把此案由“财产丢失”（他们对之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转为“财产盗窃”（这最终导致了莎莎的被捕）来处理的时候。你很难去威逼纽约警察局这样一个组织，然而，在他们试图结案之后仅仅几天，警察局便改变了主意，派出两名警探就此事同伊凡娜谈了半个小时，然后调动更多警力到花冠大道去抓捕莎莎，取回手机。想想看，当莎莎发现手机的主人的确能集结一票人马（其中包括律师和警察，乃至全球上百万的网民）的时候，她该有多么慌乱啊。 由于有了万维网，全球出版的成本急剧下降。生猛的出版能力、埃文的社交联系、这个故事非同寻常的特性，以及网民发现莎莎MySpace网页的轻易程度，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注意力的某种正向增强。人们对故事发生了兴趣，他们将其转发给朋友和同事，后者也被点燃了兴趣，故事获得了更多的转发。这种增强模式既是主流媒体卷入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很难想象《纽约时报》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会报道一部丢失的手机，但当这部手机被置于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注意焦点上的时候，主流媒体会刊发新闻，而这又会把更多的访客带到埃文的网站，随之而来的是更多媒体的加入。这则新闻出现在60多家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以及200多个博客上。开始仅有伊凡娜的一个简单故事，以及数张莎莎及其朋友的快照，但慢慢地，“被盗窃的Sidekick”网页聚集了上百万读者。 读者的注意力改变了埃文与警察局的关系的前提，埃文十分清楚这一点。他甚至在一次更新中声称“被盗窃的Sidekick”网页的作用就在于向纽约警察局施加压力。这也使埃文变得更加大胆。当他前往第九辖区把控告由“丢失的财产”升级为“被窃的财产”时，值班警官对他毫不客气，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犯罪不犯罪只有警察局说了才算。当天晚些时候，埃文的更新文章有一部分是这样说的：“我想要做的只是报告一起犯罪事实。警察很荒唐，可我也不怕。明天我会给警察局更多的惊讶。他们必须得听取我的以及你们大家的意见，有上千人写信支持我，上百万人在阅读这个网站。”他所说的“惊讶”是指他预先知道第二天《纽约时报》将会报道此事。此后，当警察暗示他们愿意过问此案时，埃文在网站上公开呼吁：“我请求每一个人都来访问我的网站，关注案件的最新进展，以保证纽约警察局信守他们的承诺。”面对纽约警方暧昧不明的官腔，埃文拥有信息时代的穿墙透视术：有内行人给他出主意，他也敢与纽约警察当面冲突，知道相关消息第二天会见报。 我们可以看到埃文很好地执行了和网站读者的交易——他们向埃文投射了注意力，促使埃文继续斗争，令故事对传统媒体变得富有吸引力，而埃文则会引导读者的注意力，把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公之于众。“被盗窃的Sidekick”网页的许多读者并不仅仅是读者，他们可以说是在操作个人的媒介出口，作为“原本的受众”的一部分，他们在网络博客上讨论这件事情，向邮件列表中的每个人传递它，在埃文所建的各个电子讨论组中报告它。埃文拥有代表他工作的律师、警察、网络侦探、记者，甚至他自己的特别压力集团，尽管他不从属于任何一个能够行使这些功能的组织。 埃文的更新中不断提到他从越来越多的市政府官员那里得到的鼓励和帮助，这些人认为他受到了纽约警察局不公正的对待。就在网页刚刚放到网站上几个小时之后，一位警察局的官员就和埃文联系，告诉他该怎样提起控告。四天后，另一位警察局官员写信给埃文提出要和他会面。在他们碰头的时候，这位官员给了埃文警察局内部文件的一个复印件，告诉他该如何填报，以使此事被当做盗窃罪处理。最后，当莎莎的家庭开始威胁说要采取法律行动的时候，来自法律咨询网站Legalmatchorg的人主动帮助埃文获取免费法律咨询。 十分明显，这个故事不大可能重复发生。某人丢失了一部手机，不会总是成为世界媒体的关注事件。尽管如此，这个故事的非常之处还是凸显了过去与现在的不同。五年以前，埃文不可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十年以前，这样的结果人们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原因在于，在那个时候，既不存在埃文今天使用的工具，也没有他可以依托的社会结构。同样明显的是，如何看待这个故事，完全取决于你所站的角度。对伊凡娜，结局是好的。埃文的偏执及这种偏执所引来的注意力使她获益，她几乎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拿回了手机。对埃文而言，为了他心中的正义而战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感，即便他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钱财。而对莎莎，结局当然是悲惨的。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数不清的电话，只有她手里的那一部，在线路的另一端有着上百万的听众。 对我们来说呢？这种拔河似的争夺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现在我们还看不清全貌。整幕场景揭示了一个事实：我们已经被戏剧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所显露出来的关于自身的信息，不论是通过照片、电子邮件还是MySpace页面，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社会可见度（social visibility），使我们更容易互相找到，但也更容易被公众审视。媒介旧有的限制被极大地削减了，权力一点点地向“原本的受众”汇聚。一则新闻可以在刹那间由一个地方扩散到全球。而一个群体也可以轻易而迅速地为了合宜的事业而被动员起来。 然而，由谁来决定什么事业是合宜的呢？埃文获取众人帮助的能力，既可以归于一种强烈的不公正感，也可以归于一种对失败的不情愿，不管事情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也不管他的对手为此要承担什么样的代价。莎莎的辱骂嘲弄虽然令人十分不悦，在这里面起作用的还是种族与等级。埃文是个成年人，所从事的工作令他可以把大把的业余时间花在追踪手机上。莎莎是个未婚的少女妈妈，她所遭受的损失不仅限于手机归还原主——埃文的BBS迅速成为人们痛贬莎莎、她的男朋友和其他朋友、单亲妈妈以及波多黎各族群的大本营。有个帖子的主题是“干一下！”，发帖人注意到有人已经发现了莎莎的住所，因此号召大家去堵截莎莎（虽然作者自己并没有说他会参加）。另一个主题挑逗性地问“你会上手吗？”其中主要是男人们在讨论莎莎是不是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引他们跟她上床。 有人也许会责怪埃文竟然容许这些种族主义的和含有性别歧视意味的对话存在，但对这起手机丢失案感兴趣的人数之多（大多数软件都无法处理这么大的用户流量），以及网络用户惯常的匿名性，都使得对对话的控制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之事。况且，尽管埃文明显地受益于众人的注意力，他对这种注意力也不具备全权的控制——他和用户达成的交易使得他要为后者提供他们想看的故事。如果他关闭这个BBS，或者对对话的内容加以编辑，他就会违反他这一方的义务，因为事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种双向的期待。（他是否应该采取这样的步骤是一个主观判断，关键在于，一旦一个群体得以形成，有关社区控制的课题就不再简单。无论埃文采取什么行动，或让对话自由进行，或对言论予以高压，都会产生复杂的副作用。） 一个更大的问题超越了个别事件。一个富有的成年人，利用强大的影响力令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遭到逮捕，而且还在全球平台上被指名羞辱，只不过是为了一点小小的违法行为，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世界吗？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上百万人的确想看到事情的结局，这部分是因为这个故事掺和了道德和本能的挣扎。而且，莎莎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我们希望错误行为受到惩罚。但在同时，我们也希望罪与罚是相适的。有那么多人拿了别人丢失的东西而不归还，所以很容易断言莎莎不应该逃脱惩罚，但假如我们想象一下，把人物的位置颠倒过来，上述逻辑看上去就不再具有一致性了。穷人也丢手机，损失的程度还更甚，为什么埃文能够威逼纽约警察局在那么多丢失的物品中，唯独关心这一部手机？ 倒退回几年前，埃文也不可能让他的故事被别人听到。在网络变得无所不在之前，他无法吸引听众，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听众了。而缺少了听众，他根本无力让警察局变更控告的类别。想想看，我们有多少生命浪费在漠然的官僚主义奴役之中。埃文的最终获胜因此堪称一个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警察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人们感受不公正的意愿是无限的。不论何时，如果拥有影响力的人被惹怒了，都可以单方面把自己的优先选择加诸于当地的警察局，这个世界难道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这些问题都是无须作答的，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世界。真正的问题在于，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一部丢失了的手机的故事描绘了未来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好的，有些则是坏的，大多数变化则复杂得无法贴上标签——它们正影响着群体集聚和合作的方式。这些变化是极为深远的，因为它们正放大和延伸着我们的基本社会技巧，还有我们特有的社会失败。 旧行为的新杠杆人类是社会性生物——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向来如此。社会交往能力（sociability）是我们的核心能力之一，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几乎每一层面都以原因和结果的双重面目出现。社会不仅仅是个体成员的产物，也是群体构成的产物。个人与群体的集合关系，群体内部的个人的集合关系，以及群体间的集合关系，共同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网络。为了维持生计，我们总需依赖群体的努力。甚至在农业发明之前，狩猎和采集就必须经由协调工作和劳动分工才有可能。从我们有关群体的语言就可以看出，我们多么富有社交的才能，就像爱斯基摩人用17个神秘的词来描述雪一样，我们在现实中使用极为多彩的语言来描述人类的交往。我们能够细微地辨别出一家公司与一个宗教团体，一个小集团和一家俱乐部，一群乌合之众和一个秘密会社。我们很容易理解诸如“我妻子朋友的孩子”和“我孩子朋友的妻子”这样的可传递的标签的不同，这种关系的微妙性渗透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本性甚至在我们表示否定时也会出现。一种可以施行的最为严厉的惩罚就是将囚犯单独监禁——即便是在监狱这样一个严酷和稀薄的社会环境中，把人完全同他人隔离开来也是一个更加严酷的举措。 我们的社会生活富有原始意味，从灵长类动物中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来看，它们和我们一样是社会性的。那些设计群体使用的软件的人有时会把人们的社会本能开玩笑地称作“猴子的脑筋”（Monkey Mind）。然而人类较其所有的灵长类近亲走得更远：我们的群体更大、更复杂、更有序、存在的时间更长，最为关键的是，这些群体超出了家庭纽带，囊括了朋友、邻居、同事，有时甚至是陌生人等类别。除了社会本能，我们也有个体的高智商。在社会整合的绝对意义上，甚至就连教派这种严苛要求个人屈从于群体的组织，都无法比肩一个蜂巢；但个体的智商使我们区别于那些社会交往的笼罩性比我们更强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