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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以附件上传，只能分段传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祝好运 由于无法以附件上传，只能分段传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祝好运！！！ 2005版国际经济法概论 精要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国际经济法，是泛指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它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法律规范的总称。 何谓国际经济关系？学者界说可分为两大类。 一说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专指国家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或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由于经济交往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其主体，限于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在国际公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其他实体。 另一说则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不仅包含上述内容，而且包含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法人之间、个人与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异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由于经济交往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其主体，不仅仅限于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在国际公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其他实体，而且包括在国际民商法、国际私法上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或组织，即属于不同国家的国民个人（自然人）及各种法人。 国际经济交往中所发生的国际经济关系，在每一特定历史阶段往往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格局、结构或模式，通常称之为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就其广义的内涵而言，是各国统治阶级在国际经济交往方面协调意志或个别意志的表现。 各国的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尽力把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秩序建立起来和固定下来，使它具有拘束力、强制力，于是就出现了各种法律规范。法律就是秩序创建的固定化和强制化。秩序是内容，法律是形式；秩序是目的，法律是手段。法律与秩序两者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 为维护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制订了具有一定约束力或强制性的国际经济行为规范，即国际经济法。它是巩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变革旧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 衡诸历史事实，上述第二种见解是可以接受的。迄今为止，国际经济法经历了萌芽、发展、转折更新三大阶段，而每一个大阶段又可划分为若干个时期。 一、萌芽阶段的国际经济法.这一阶段，大约在公元前数世纪到公元16世纪，其中包括： （一）罗得法。公元以前，地中海沿岸就已出现国际经济往来和国际贸易活动。各国商人约定俗成，逐步形成了处理国际商务的种种习惯和制度，并逐步形成了有拘束力的商事法规或商事习惯法，实质上就是国际经济法的最初萌芽。由于位于地中海东部的罗得岛是当时亚、欧、非海上交通要冲和国际贸易中心，长年实践积累形成的商务习惯常为当地的商务法庭断案时所援引适用，并且逐渐被汇辑为法典，这就是传说中的"罗得法"。 （二）罗马法中的"万民法".在古代的罗马法中，有"市民法"与"万民法"之分，后者即是专门用来调整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之间以及非罗马公民相互之间的贸易和其他关系的法律。罗马法中有关国际商务往来的规定，在古代即已逐步推行于西欧大陆，后来对世界许多地区影响甚大。 散见于某些间接记载中的“罗得法”，罗马法中的"万民法"，中世纪民间编纂的国际性商事习惯法法典，诸如13世纪至16世纪间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康索拉多海商法典》、阿马斐法、比萨法、奥列隆法、威斯比法、汉萨法等海事商事法典以及17世纪前后各国立法机关参照这些民间编纂的商事法典制订的国内法等，可以统称为早期的国际商事法。它们是萌芽阶段的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调整对象主要是私人与私人之间超越一国国界的经济（贸易）关系。 （三）中世纪的国际性商事法典.公元10-15世纪间，欧洲许多自治城市国家各有立法的局面日益不能适应频繁商务往业的需要。必须设法排除各地法律歧异，遵守共同的行动准则，于是逐渐形成独立于东道城市或东道国立法的另外一套行为规范。行会组织设置自己的特殊法庭，或由本地商人与外国、外地商人组成混合法庭，依据商业习惯或共同的行为规范所作出的判决，往往被编纂为各种商事习惯法法典，成为日后处理同类案件的依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大约编纂于13世纪的《康索拉多海商法典》。 （四）"汉萨联盟式"的商务规约.欧洲中世纪时期城市国家之间缔结条约以建立共同商法规则，其中某些重要的商约作为近现代国际商务条约的萌芽和先河具有一定的意义，最引人注目的是"汉萨联盟"的商务规约。汉萨联盟是14-17世纪期间北欧诸城市国家结成的商业、政治联盟组织，以北德意志诸城市国家为主，其目的在于互相保护它们的贸易利益和从事贸易的公民，并且共同对付联盟以外的"商敌"。 二、发展阶段的国际经济法.17世纪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相应地用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国内立法，大量出现，日益完备。 （一）双边国际商务条约.这个历史阶段的各种双边商务条约可以大体区分为两类，即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如果缔约国双方都是主权完全独立、国力大体相当的国家，缔约时双方都完全出于自愿，条款内容是互利互惠的，这就是平等条约。反之，如果缔约国双方国力存在巨大悬殊。其中一方主权并不完全独立，因屈服于各种威胁和暴力而被迫缔约，条款内容是片面特惠的，则是不平等条约。 各种不平等条约中片面的经济特惠条款以及贯穿着弱肉强食精神的各种国际习惯或惯例，也是当年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近现代国际习惯。与双边国际商务条约并存的，还有许多用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习惯，都贯串着强烈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精神。这是强者用以维持当年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种"恶法"。这个时期的国际经济法关系并非处在全然“无法律状态”，而是处在恶法统治状态；并非弱肉强食“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时代，而是弱肉强食本身“合法”化的时代。 （三）多边国际商务专题公约。除了双边性商务条约和协定之外，这个历史阶段的后期又陆续出现了多边性的国际商务专题公约。其中影响较大的，如《关于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关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关于商标国际注册的马德里协定》，等等。 （四）多边国际专项商品协定。各利害冲突的有关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为了避免两败俱伤，针对某些"商战"激烈的专项商品，达成多边性的国际协定，就其生产限额、销售价格、出口配额、进口限制、关税比率等，实行国际性的妥协、统制和约束，这就是国际卡特尔专项商品协定。 早在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就已陆续出现，特别是经历了1929年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以后，更是层出不穷。如影响较大的有国际砂糖协定、国际锡协定、国际小麦协定、国际橡胶协定等。 （五）近现代国际商务惯例。为了减少和避免误会和纷争，提高国际商务活动的效率，有些国际组织或者学术团体，归纳和整理商务活动中的某些习惯做法，制订和公布各种商务规则，供各国商事当事人自由选择采用。一经采用，就成为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的经济行为规范。例如，1860年《格拉斯哥规则》；1928-1932年《华沙-牛津规则》；1933年，《商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36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等等。 （六）近现代各国商事立法。近现代各个民族国家中商事立法逐渐完备，是因为： 第一，近现代较大规模的商事活动向来具有越出一国国境的特性，各国国内商事立法大多参考和吸收了国际商务活动中所约定俗成的各种惯例； 第二，由于主权国家享有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因此各国的商事法规也同时适用于本国商人涉外的商务活动或商事行为，从而成为国际经济法规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转折更新阶段的国际经济法。自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40多年来，国际社会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重大的变化，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新兴的、独立的力量登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舞台。它和第一、第二世界，既互相依存和合作，又互相抗衡和争斗，异致国际经济关系逐步发生重大转折，出现新的格局，相应地，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逐步进入"除旧布新"的重大转折时期。 （一）布雷顿森林体制和关贸总协定。战后"布雷顿森林体制"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4年7月，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45个与会国家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在1945年12月分别正式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1947年10月，23个国家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并随即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前两项协定的主旨，是要在世界范围内促进货币和金融方面的国际合作，从而促进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相对稳定和自由化；后一项协定的主旨，是要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关税和贸易方面的国际合作，从而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 以这三项协定为契机，国际社会开始进入以多边国际商务条约调整重大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阶段，具有不同于以往阶段的新特点： 第一，过去虽已出现过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多边条约或国际公约，但调整对象一般是比较次要的、带技术性的专门事项，它们对各国经济生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往往限于某个小环节或小局部；而上述三个多边协定所调整的对象，是国际货币金融、国际关税壁垒和国际贸易往来等牵动整个体制的重大问题、要害问题，影响到各国经济生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根本。 第二，过去许多双边性的商务条约只简略地涉及到关税、贸易、货币汇兑问题，只作笼统抽象的规定，缺乏切实具体的措施，更非以实现国际货币、商品流通的自由化为主要目标，其有关规定的广度和深度，远逊于上述三个多边专项协定。 第三，过去这些双边性商务条约，规定不一，其适用范围也只限于缔约双方，而上述三个多边专项协定具有广泛得多的国际统一性和普遍性。 从本质上和整体上看，上述三个多边专项协定是旧时代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延续，不能认为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 首先，40年代中期参加上述多边协定缔约会议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协定的有关内容主要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还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没有代表出席，它们的利益和愿望在这些协定中未能获得应有的反映和尊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政府间组织，却排除了“一国一票”的平权原则，而采用类似股份公司的“加权表决制”。而该组织权利机构中各国理事和执行董事表决权的大小，也采用同样的原则核定。再如关贸总协定要求各缔约国无条件地实行互惠，完全对等地大幅度削减关税。这一原则无条件、无差别地适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显失公平的，往往导致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丢失、民族工业受害和对外贸易萎缩。 其次，在40-50年代，旧式的殖民统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仍占主导地位。60年代以后，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虽然争得政治独立，但作为交换条件，往往被迫签约同意保留原宗主国在当地的既得利益和特惠待遇，从而在经济上仍然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世界财富的分配体系基本上保留着旧日的面貌，贫富极度悬殊，富国继续盘剥穷国，从而造成富国愈富、穷国愈穷。 二）创立国际经济法新规范的斗争。二战结束50年来，全世界众多弱小民族始终不渝地为改造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废除国际经济法旧规范和创立国际经济法新规范而进行斗争，有几个重大回合，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1．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1955年4月，包括中国在内的28个摆脱殖民统治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集会，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讨论了弱小民族的切身利益问题，并以《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的形式，向世界宣告了亚非弱小民族共同的奋斗目标和行动准则： 坚决反对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迅速根除一切殖民主义祸害，支持民族自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并在互利和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在生产、金融、贸易、航运、石油等诸多方面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为此目的必要时可以采取集体行动，或制订共同政策，或“在国际会谈中事先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促进它们的共同利益”。会议首先吹响了发展中国家共同为改造国际经济旧秩序而团结战斗的号角。 2．《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联合斗争下，联合国大会于1960年底通过了《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庄严宣布"必须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 在1962年底又通过了《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承认各国对本国境内的一切自然资源都享有不可剥夺的永久主权；尊重各国的经济独立，一切国家都有权依据本国的利益自由处置本国的自然资源；为了开发自然资源而被引进的外国资本，必须遵守东道国的各种规章制度，服从东道国国内法的管辖；在一定条件下，东道国政府有权对外资企业加以征用或收归国有。 意义：这些宣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被塞进了维护西方殖民主义者既得利益的若干条款，但整体上它们毕竟为发展中国家彻底摆脱新、旧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控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法理上的有力根据。 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倡议下和大力推动下，1964年底组成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为联合国在经济方面的一个常设专门机构，发展中国家通过这个组织，依靠自己表决权上的优势，专门针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开发方面的问题，逐步制订和推行比较公平合理的新原则、新规范，以逐步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南斯拉夫在1964年联合组成了"77国集团"，此后，属于这个集团的国家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都采取统一行动。每届联合国大会以及每届联合国贸发会议召开之前，这个集团都预先召开部长级会议，协商在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如何统一步调，“用一个声音说话”以便在国际经济秩序“除旧布新”的斗争中取得新成就。目前参加这个集团的发展中国家已达130个，但习惯上沿用原有的名称。 1964年和1968年先后两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国际贸易方面大力倡导和率先制定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非互惠的普惠待遇”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承认。 4．《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50年代和60年代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在除旧布新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就，为70年代国际经济法的重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70年代以来，南北矛盾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发展中国家开始要求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结构，从整体上逐步实行根本变革，即对国际生产分工、产品交换以及利益分配等方面的现行体制逐步加以全局性和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为维护既得利益反对上述主张；迫于形势只愿意实行局部、微小的改良。换言之，从70年代开始，南北分歧的焦点日益明显地集中在整个国际经济结构应否实行根本变革，其核心内容则在于世界财富如何实行国际再分配。 联大于1974年4月召开了第6届特别会议，围绕着"原料和发展"这一主题，专门讨论了反对殖民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结构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安排，一致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 《宣言》指出：二战结束以来,大批弱小民族虽已取得独立，但旧殖民统治的残余和新殖民主义的控制，仍然是阻扰发展中国家以及弱小民族获得彻底解放和全面进步的最大障碍。世界财富的国际分配极不公平、极不合理。因此，应当刻不容缓地开展工作，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秩序应建立在一切国家待遇公平、主权平等、互相依存、共同受益以及协力合作的基础上，用以取代建立在不公平、不平等、弱肉强食、贫富悬殊基础上的现存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宪章》体现了以下法理原则： （1）确认了各国的经济主权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不可侵犯的。各国对本国的自然资源以及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完整的、永久的主权。各国有权对它们实行切实有效的控制管理，包括必要时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将其所有权转移给本国国民。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必须遵守东道国的政策法令，接受东道国的司法管辖和管理监督；不得强行索取特惠待遇，不得干涉东道国内政。 （2）确认应当按照公平合理和真正平等的原则，对世界财富和经济收益实行国际再分配，以遏止和消除富国愈富、贫国愈贫的危险趋向和恶性循环。为此，必须在国际生产分工、国际贸易、国际技术转让、国际税收、国际货币制度、国际资金融通、国际运输、公海资源等领域，全面地逐步变革现行的不合理、不公平的体制，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各种不要求互惠的优惠措施。 （3）确认一切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一切世界性经济问题上都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决策权和受益权。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 《宣言》和《宪章》的通过，是发展中国家战后多年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的集其大成，是这些正当要求开始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有力证明，也是国际经济法新旧更替、破旧立新过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和明显转折；这些纲领性、法典性国际文献所确立的基本法律观念和基本法理原则，是新型的国际经济法基本规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今后进一步建立新型国际经济法规范体系的重要基石。 （三）多边国际商务专题公约的发展。二战结束以来，又增添了相当数量次要的、带技术性的国际商务专题公约，体现了国际范围内商事法规统一化日益加强的客观趋势。1952年签订了《世界版权公约》；1964年签订了《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以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1966年，联大第21届会议设立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责成该委员会大力促进国际贸易法的逐步协调和统一，主要途径：一是积极推动缔结各种专题性多边商务公约；二是积极促使国际商务惯例或商业条款法典化。 在该委员会主持下，制订通过了一系列国际商务专题公约，诸如1974年的《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1978年的《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通常简称《汉堡规则》）、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及《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等等。从此以后，国际商事法规的统一化和法典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在联合国外，也可以看到国际商事法规日趋统一的动向，如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专利、商标、版权等商务专题方面相继出现一些新的国际性或地区性的公约或协定。 （四）区域性或专业性国际经济公约的出现。二战结束以来，形形色色的区域性或专业性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不断出现，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缔约国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如欧洲共同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联盟等，其主旨在于协调各有关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并谋求这些发达国家共同的经济利益； 第二类是以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基本缔约国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如经济互助委员会，其主旨在于协调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加强前苏联对有关国家的经济控制。这类现已消亡。 第三类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缔约国的国际经济条约及其相应组织。如西非经济共同体、安第斯条约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可可生产者联盟、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等，主旨在于强调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加强南南合作，联合斗争，反对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剥削，维护民族经济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4月间，"77国集团"中的46个国家在南斯拉夫正式通过并签署了《全球贸易优惠制协定》。全球贸易优惠制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多边经济合作的全球性优惠项目，旨在通过互相减让关税、清除非关税壁垒，扩大相互间的贸易。这有助于它们在经济上实现集体的自力更生，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在政治上也可以提高它们在南北谈判中的地位，有助于推动南北对话，从而在公平互利基础上促进南北合作。协定将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和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将推进整个世界贸易的健康发展。 （五）国际商务惯例的发展。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商务惯例的编纂成文，不断更新并日趋完备。例如，国际商会1936年制订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历经多次修订补充，内容大为丰富发展，适用范围也更加广泛；1933年公布的《商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历经五度修订，并自1962年起改名为《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又于1958年草拟、1967年修订公布了一套《商业单据托收统一规则》，并于1978年再次修订，并改名为《托收统一规则》，1995年又经过修订；1998年颁布《国际备用信用证惯例》；英国伦敦商人组织“劳埃德委员会”1890年推出“劳式海上救助合同格式”后经11次修订又于2000年推出新版；“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4年推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这对于减少国际商务纷争、促进国际商务发展，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六）各国涉外经济法的发展。各国分别制定的涉外经济法也有重大的发展和转折，主要表现是： 第一， 发达国家中，各国的经济立法，包括涉外经济法，层出不穷，日益细密； 第二， 战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互相渗透和逐步交融，内容和形式上常互相吸收和互相参照。欧洲共同体已进一步发展成为"欧洲联盟"，今后联盟内部两大法系各成员国涉外经济立法的互相渗透与交融，势必更加广泛和深化。 第三， 战后各种区域或专业性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有关条约、规则和章程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促使这些国家各自对国内的经济立法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这些成员国的涉外经济法在有关地区或有关领域内渐趋一致或统一。 第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相继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政治独立的众多弱小民族，都极其注重创建自己的涉外经济立法体系，在投资、贸易、金融、税收等各个方面制定有关有法律和条例，借以保卫国家经济主权，维护民族经济权益。 （七）经济全球化明显加快与国际经济法面临的新挑战 近十几年来，经济全球化明显加快。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 一方面，它使世界贸易总额和跨国投资总额连续多年大幅上升，为各国经济发展迎来新机遇，导致世界经济整体持续稳定增长；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巨大效益和巨额财富，绝大部分流入拥有资金、技术、市场绝对优势的少数发达国家，而综合经济实力处于绝对劣势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则只能分享上述效益与财富中的微小份额，以致造成南北两大类国家之间贫富差距和发展悬殊继续拉大，南北矛盾突出。 同时，有的发达国家还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势头，或者以促进经济全球化为名，凭借经济实力强行设定和推行各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游戏规则”，力图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甚至制造金融危机和经贸混乱，破坏弱国的经济稳定，从中牟取暴利，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面临空前压力和严重威胁。 简言之，经济全球化的负面作用集中表现在：它在世界财富的国际分配中造成了新的重大失衡和显欠公平。扩大了南北两大类国家的贫富差距，从而导致国际经济秩序新旧更替的历史进程遇到新障碍，出现新问题。 可见，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部分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更新取向，就在于如何扩大和加强众多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事务的发言权、参与权和决策权，把有关“国际游戏规则”或行为规范制定得更加公平合理，更有效地抑制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以大压小、仗富欺贫和恃强凌弱，从而更能促进建立起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其国内法部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涉外国内法）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更新取向则在于如何做到既与国际惯例接轨，又能立足于本国国情，，有理、有利、有节地维护各国应有的经济主权；既能充分利用巨大机遇，又能有效防范和抵御可能带来的严重风险。 第二节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涵义 一、狭义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公法的新分支。此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只是调整国家政府相互之间、国际组织相互之间以及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传统的国际公法，主要用于调整国家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 由于国际经济法是专门用来调整国际公法各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所以它是国际公法的一个新分支，是适用于经济领域的国际公法。 国际经济法的主体与国际公法的主体完全一致，是国家或国际组织。国际经济法的内容限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国际公约、条约、协定以及属于公法性质的各种国际惯例。 持此类观点的主要代表物有英国的施瓦曾伯格、日本的金泽良雄以及法国的卡罗等人。 二、广义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国际法、国内法的边缘性综合体。此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超越一国国境的经济交往的法律规范。其调整的对象，不仅限于国家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包括大量的分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法人之间、个人与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异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 国际经济法的主体，不但包括从事跨越国境的经济交往的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而且包括从事此种交往的一切自然人和法人。国际经济法的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各种国际公约、条约、协定以及属于公法性质的各种国际惯例专属于单一的国际公法，还包括用以调整一切跨越国境的经济关系的国际私法、国际商法和国际商务惯例，以及各国经济法、民商法的涉外部分。它不仅仅是适用于经济领域的国际公法。它的内涵和外延，早已大大地突破了国际公法单一门类或单一学科的局限，而扩及于或涉及到国际私法、国际商法以及各国的民商法、经济法等，形成一种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 持此类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杰塞普、斯泰纳、杰克逊、洛文费尔德以及日本的樱井雅夫等人。 三、对以上两大学派观点的分析。持狭义说的学者，按照传统的法学分科的标准，严格地划清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的界限，认为国际经济法乃是国际公法的一个新分支。理论上说，这种主张具有界限分明、避免混淆的长处。但在当今国际经济交往的客观情况下，却存在着不切实际的缺陷。 国际经济法，是一个涉及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国际商法与各国涉外经济法等多种法律规范的边缘性综合体。这门新兴学科的边缘性和综合性，是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本身极其错综复杂这一客观存在的忠实反映，也是科学地调整这种复杂关系的现实需要。 而对这种客观现实，就不应拘泥于法学的传统分科，把实际上由多门类法学犬牙交错和相互渗透而构成的这一边缘性综合体，全盘纳入某个单一传统分科的狭窄框架，视为该单一分科的简单分支，进行纯概念的论证；或者，把这一有机的边缘性综合体，加以人为的割裂，分别纳入各传统学科，进行相互隔绝的纯学理的探讨。 相反，作为当代的法律学人，理应根据这一边缘性综合体自身固有的本质和特点，坚持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科学方法，以当代国际经济交往中涌现的各种现实法律问题作为中心，严格按照其本来面貌和现实需要，打破法学传统分科的界限，对原先分属各门各类的有关法律规范，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学以致用，切实有效地解决各种理论问题和实务问题。 持广义说的学者们遵循学以致用、切实有效地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研究途径，从方法论上说，是面向实际、有所创新和可资借鉴的，但是，其中某些美国学者的基本立场却带有浓烈的殖民主义、扩张主义、霸权主义气息；或者貌似“客观”、“公正”实则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曲为辩解。这是应当批判的。 由此可见，应顺应国际经济秩序除旧布新的历史潮流，对待国际经济法的现有知识和现有体系，"拿来主义"与消化主义并重，逐步创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体现第三世界共同立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科新体系。 例解：甲国的A公司在乙国投资建厂，这种国际性投资活动受到那些法律规范的调整和制约？ 答：①受到东道国乙国制定的用以调整境内外国人投资的各种法律规范的调整。按照国际公法上公认的领域管辖权原则，A公司的上述投资活动要遵守乙国的涉外投资法、外汇管理法、涉外税法等。②受到甲国国内立法的约束。例如海外投资保险法、担保法等。③涉及到国内、国际贸易法。包括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诸如合同法、买卖法、以及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商务惯例。④还会涉及到国内、国际税收法律。A公司在乙国投资所得利润，按国际上公认的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和住所地税收管辖权原则，应当依照甲、乙两国的所得税法缴纳税款。同时，为了避免重复征税，两国之间和国际上各国常常会签订关于国际税收等各种条约，成为跨国税收的依据。⑤涉及到民商事诉讼和仲裁法律规范。根据国际公认的用尽当地行政及司法救济原则，应当优先适用乙国制定的法律适用条例、冲突法规范或国际私法规范。如果当地救济手段已经用尽，或争端双方事先另有约定，则可适用有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第三节 国际经济法的范围及其与相邻法律部门的交错 一、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的联系和区别。用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公法规范，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用以调整国际政治关系以及其他非经济关系的国际公法规范，不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有些综合性的国际公约，既用以调整某方面的国际政治关系，又用以调整某方面的国际经济关系，则其中涉及经济领域的有关条款，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进一步作一比较，还有以下几点重大区别： 第一，权利与义务的主体不同：国际公法的主体限于国家与各类国际组织，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则包括国家、各国政府之间的经济组织、民间国际商务组织、国际商务仲裁机构以及不同国籍的国民。 第二，所调整的对象不同：国际公法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军事以及经济诸方面的关系，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则为经济领域的各种关系，既突出了国家、国际组织相互之间的属于经济领域的各种关系，又囊括了大量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异国国民之间、不同国籍的国民之间的属于经济领域的各种关系。 第三，法律规范的渊源不同：国际公法渊源主要是各种领域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而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排除了各种非经济领域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突出了经济性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同时大量吸收了国际私人商务惯例以及各国国内的涉外经济立法。 综上所述，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在部分内容上虽互相渗透和互有交叉，可以相互为用，但整体上毕竟不能相互取代。它们是两种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的联系和区别。 国际私法指的是在世界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下，针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或商法关系，指事实上或确定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法律。又称"法律冲突法"或"法律适用法"。其所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各国涉外的私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关系。 国际私法既是国内法，又属于西方法学传统分科中公法的范围，即实质上只是一种国内公法。它可进一步划分为用以调整国际（涉外）私人间经济关系以及人身关系的法律冲突规范用。前一类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后一类冲突规范所间接地加以调整的对象其关系属于人身关系，因此，这类冲突规范不应纳入国际经济法的范畴。两者具有以下几点重大区别： 第一，权利与义务的主体不同：国际私法的主体通常限于不同国籍的国民（含自然人与法人）以及各种民间性的国际组织机构。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则既包括经济领域中超越一国国界的"私法"关系上的主体，也包括经济领域中国际公法关系上的主体，即国家以及各国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国家以及各国政府间组织以非主权实体的身份，即一般私法法人的身份，从事超越一国国界的经济交往或经贸活动，它们才可以成为国际私法关系上的主体。 第二，调整的对象不同：国际私法所调整的超越一国国界的私人间关系，可分为经济关系与人身关系两大类，国际经济法则只调整前一类而不调整后一类。 第三，发挥调整功能的途径或层次不同：国际私法是关于民法、商法的法律适用法，而不是实体法，它本身并不直接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或解决有关的纷争。而国际经济法是实体法。 第四，法律规范的渊源不同：国际私法的渊源主要是各国有关法律冲突或法律适用方面的国内立法，并辅以某些有关法律冲突或法律适用方面的国际惯例以及对缔约国有拘束力的具有同类内容的国际条约。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排除了有关人身方面法律冲突规范或法律适用规范，突出其中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冲突规范或法律适用规范，同时大量吸收了属于实体法和程序法性质的、有关经济领域的国际公法规范，国际私人商务惯例以及各国国内的涉外经济立法。 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两者可以相互为用，但从整体上说毕竟不能相互取代，是两种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 三、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联系和区别。"内国经济法"，泛指各国分别制订的有关经济方面的各种国内立法。各国国内经济立法中用以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立法形式有二： 一种是"涉外涉内统一"，即某些法律规范既适用于内国某种经济关系，又适用于境内同类的涉外经济关系； 另一种是"涉外涉内分流"，即某些法律规范只适用于内国某种经济关系，而不适用于境内同类的涉外经济关系；或者相反。 此外，还有一些国内法，虽然也用以调整涉外关系，但却不具备经济性质。不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 确认各国（特别是东道国）涉外经济立法是国际经济法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必须注意排除来自西方某些强权发达国家的两种有害倾向：一种是：藐视弱小民族东道国涉外经济立法的权威性，排斥或削弱这些法律规范对其本国境内涉外经济关系的管辖和适适用。 另一种是：夸大强权发达国家涉外经济立法的权威性，无理扩张或强化这些法律规范对本国境外涉外经济关系的管辖和适用。"域内效力"和"域外效力"这两种现象，貌似相反，实则相成，而且同出一源。强权观念和霸权政策，乃是它们的共同基础。 四、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务惯例的联系和区别。"国际商务惯例"，主要指由各种国际性民间团体制订的用以调整国际私人（自然人、法人）经济关系的各种商务规则，是国际经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不属于国际公法范畴，也不属于国际私法（法突法）或各国经济法的范畴，而是自成一类。其独特之处在于： 第一，它的确立，并非基于国家的立法或国家间的缔约； 第二，它对于特定当事人具有的法律上的约束力来源于当事人各方的共同协议和自愿选择。 第三，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对于某一项现成的国际商务惯例，只要各方合意议定，就既可以全盘采用，也可能有所增删。 第四，国际商务惯例对于特定当事人的约束力，往往必须借助于国家的主权或其他强制权。 国际经济法这一跨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海事法以及国际经济组织法等若干大类。每一大类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若干较小的专门分支和再分支，从而使国际经济法这一边缘性综合体日益发展成为内容十分丰富、结构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学科体系。 第四节 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 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1、古代中国时期，即奴隶社会后期和封建社会时期，约相当于公元前四、五世纪至公元1840年； 2、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时期，约相当于公元1840年至1949年； 3、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即公元1949年以后。 一、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内涵 （一）古代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简况。夏朝时期，各个部落联盟之间就时常开展跨越联盟疆界的贸易。商朝时期，商品交换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开始使用原始形态的货币。到了周朝，实行"朝贡贸易"。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同海外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业，明显的标志是：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中国的丝绸就已开始辗转远销希腊等地。 秦朝时中国与印度支那半岛、朝鲜半岛两个半岛广大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是相当密切的。 汉朝对外经济交往也日益发达，开拓了 "丝绸之路"，又辟海市。经过隋朝进入唐朝，全国重新统一安定，初步开创了“市舶”制度，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也空前兴旺发达。 宋朝时期，政府侧重于在南方发展海上国际贸易。宋初，京师设立“鹤易院”成为最早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中央机构，1080年还颁布市舶条例。元朝建立陆上国际商道畅通无阻，海上贸易也有新的发展。 明代初期，多沿袭元朝，且又有重大发展，如郑和下西洋。明代中叶以后，关闭口岸，停止对外贸易，实行"锁国"政策。清朝则变本加厉实行"海禁"，虽一度解禁开港，但对外来商人一律严加限制。 （二）古代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法理内涵 第一，古代中国开展对外经济交往，是国内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所必需。 第二，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其主要动因植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对外经济交往史上，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起落，但总的来说，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是主流。 第三，在古代中国长期的对外经济交往中，基本上体现了自主自愿和平等互利的法理原则。 第四，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其规模和意义都难以与近现代的对外经济交往相提并论。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及"法理"内涵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简况。 继1840年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又发动了多次侵华战争。用战争暴力打败中国，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各种政治、经济特权，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形成了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的恶性循环。 （二）强加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法理”。 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中国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受到严重破坏，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始终贯穿着两条线索： 第一，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往往处在非自愿、被强迫的地位，受制于人，听命于人。 第二，中国总是遭到不平等的屈辱，忍受不等价的交换。弱肉强食的原则，不仅被列强推崇为"文明"国家的正当行为准则，而且通过国际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和签订，取得了国际法上的合法地位和约束力。 三、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 （一）独立自主精神的坚持与平等互利原则的贯彻.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乃是新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一贯坚持的最基本的法理原则和行为规范，也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健康发展的两大基石。它由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式加以肯定和固定，上升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和基本行为规范。 （二）闭关自守意识的终结与对外开放观念的更新. 半殖民地时期中国长期遭受的历史屈辱，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帝国主义所强加于中国的经济封锁，以及霸权主义背信弃义对中国所造成的经济破坏，都激发了和增强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意识。但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产生了对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对外经济交往受到重大的消极影响，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去了调动国外积极因素的良机，拉大了与先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使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更加自觉、更加成熟的历史发展阶段。 1993年，中国宪法正式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针对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提出了纲领性的文件，大大加强了对外开放的力度、广度和深度。 第五节 贯彻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与学习国际经济法 一、中国实行经济上对外开放国策的主要根据 .它是在本国多年实践经验以及参考国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国在实现"四化"过程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中国应积极参加和利用国际分工，实行平等互利的国际交换，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 因此，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两套本领。 二、深入学习国际经济法对贯彻上述基本国策的重大作用.其主要意义，可大体归纳为 第一，依法办事：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十分需要借助于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加以指导、调整和约束。中国应积极参加国际经济交往，对于这种法律规范的现状和发展趋向，需深入了解，自觉地"依法办事"，避免因无知或误解引起无谓的纠纷，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第二，完善立法：广泛深入地了解上述规范和惯例的有关内容，使中国涉外经济法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工作有所借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法律规范和日益完善的法制保障。 第三，以法护权：要熟悉国际经济法的有关规定，和有关国家的涉外经济法的有关知识，在"国际官司"中，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中国的应有权益。 第四，据法仗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要以国际经济法作为一种手段，按照公平合理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为全世界众多弱小民族仗义执言和争得公道，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旧更替。 第五，发展法学：立足于本国的实际，以本国利益为核心，重点研究本国对外经济交往中产生的法律问题，作出符合其本国权益的分析和论证。逐步创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科体系。 第二章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南北矛盾与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演进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贯穿于调整国际经 济关系的各类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指的是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 随着历史和时代的演进，国际社会成员即主权国家的数量和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类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相应地，能够获得国际社会广大成员即众多主权国家共同认可和普遍赞同的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也必然会有重大的变化、更新和发展。 就国际经济法中所包含的各国涉外经济法或民商法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处在殖民地、附属国地位的众多弱小民族，或根本没有立法权，或只有形式上的立法权。 二战结束后数十年来，被压迫弱小民族的反殖民主义斗争陆续胜利，众多新主权国家相继兴起，逐渐形成了第三世界，开始有了独立的国内立法权。尽管在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它们有着共同屈辱历史，共同斗争经历，共同现实处境，因而有关彻底改变这种现状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并且正在从事改造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共同斗争。 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要求和平共处的努力，当然会遇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各种阻力和障碍。因此，在当代国际经济法基本规范或基本原则更新发展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保护既得利益、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争取平等地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矛盾和斗争。这乃是当代世界"南北矛盾"斗争的主要内容。 在最近四五十年来"南北矛盾"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国际经济法基本规范或基本原则，可以大体上归纳为经济主权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全球合作原则以及有约必守原则等四个方面，以下各节，分别予以阐述。 第二节 经济主权原则 一、经济主权原则的提出.国家主权是一个涵义相当广泛的概念，既包括政治主权，也包括经济主权、社会主权以及文化主权等等。 二战结束后，全球殖民地、半殖民地众多被压迫弱小民族相继挣脱了殖民枷锁，争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享有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权。但是它们在独立之际往往被迫签订条约或协定，同意保留原殖民统治者或宗主国在当地的许多既得权益和特惠待遇，甚至仍然处在从属和附庸的地位。实践证明：如果不紧接着尽快争得经济独立和经济主权，政治独立和政治主权就有名无实，有朝一日，势必得而复失。政治主权是经济主权的前提，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保障。它们坚持不懈地要求和促使整个国际社会鲜明地确认各国享有独立的经济主权，特别是各国对本国境内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这实质上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必要继续和必然发展。 二、经济主权原则的基本内容及其形成过程.经济主权原则是国际经济法中的首要基本规范。1974年12月联大第29届会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这一纲领性、法典性文化。它明确地记载和鲜明地肯定了第三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其中包括关于确认和维护各国经济主权的正义主张。 《宪章》规定："每一个国家都享有独立自主和不容剥夺的权利，可以根据本国人民的意愿，不仅选择本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而且选择本国的经济制度，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压制和威胁。"并且《规定》："每个国家对本国的全部财富、自然资源以及全部经济活动，都享有并且可以自由行使完整的、永久的主权，其中包括占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在一个具有纲领性、法典性的国际权威文献中，对各国享有的"经济主权"的内容作出范围如此广泛的明确规定，这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多年来共同奋斗的重大成果。 1952年1月，联大第6届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发展与通商协定的决议》，率先肯定和承认各国人民享有经济上的自决权，具有重要意义。 1952年12月，联大第7届会议通过了《关于自由开发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决议》，开始把自然资源问题与国家主权问题联系起来，规定："各国人民自由地利用和开发其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权利，乃是他们的主权所固有的一项内容"。 1962年12月，在联大第17届会议通过了《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正式确立了各国对本国境内的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基本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维护本国经济主权、争取经济独立的重大成果。但是，在各国对本国自然资源实行国有化或征收问题上，又设定了若干限制，而且有关的规定含有调和妥协、模棱两可的重大缺陷。 1974年5月，联大第6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同年12月联大第29届会议又进一步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这些纲领性的法律文献，再次确认和强调了各国对本国境内的全部自然资源享有完整和永久的主权，而且确认和强调各国对本国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也享有完整的和永久的主权。同时删除了《永久主权宣言》中关于国有化问题的无理限制规定和含混模棱之处，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三十年来协力奋斗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国际经济秩序破旧立新过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和明显转折。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具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各国对本国内部以及本国涉外的一切经济事务，享有完全、充分的独立自主权利，不受任何外来干涉. 这是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总体现。据此，各国有权独立自主选择本国的经济制度，并按确立和发展这种经济制度的需要，一方面，独立自主地制定各种内国的和涉外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另一方面，独立自主地对外缔结或参加各类国际经济条约，开展对外经贸往来，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压制和威胁。 （二）各国对境内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永久主权宣言》规定：承认各国享有根据本国国家利益自由处置本国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尊重各国的经济独立。建立和加强各国对本国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不可剥夺的主权能够增进各国的经济独立。这就是把尊重东道国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作为南北之间一切国际经济交往和经贸活动的前提。反之，"侵犯各民族和各部族对本族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各种自主权利，就是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阻碍国际合作的发展，妨碍和平维持。 发展中国家关于对本国自然资源享有完整永久主权的主张，受到发达国家某些法学家的抨击。有些人诬蔑发展中国家这种正当要求是什么"主权迷了心窍"；有些人则指责这种主权观念是"最大的开倒车，"比如英国代表在上述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公开扬言第三世界国家对各自本国的自然资源只能享有"有限的主权"，只是行使"监护人"的职责。另外一些西方国家代表也对永久主权观念表示了重大的保留，要求资源国的主权应当与所谓的"国际利益"互相"协调一致"。 发达国家大多是当年的殖民国家、宗主国，它们对于其本土上的全部自然资源，历来是全权的所有者；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则长期是蛮横的霸占者。在弱小民族摆脱殖民枷锁、收回经济主权之际，却以所谓"国际利益"、"现代经济生活"需要为名，力图继续染指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其论证逻辑，无非是"我的归我独享，你的我占一份"。 经过激烈的论战，《宣言》终于写上了："每一个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以及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完整的、永久的主权。为了保护这些资源，各国有权采取适合本国情况的各种措施，对本国的资源及其开发事宜加以有效的控制管理，包括有权实行国有化或把所有权转移给本国国民。这种权利是国家享有完整的永久主权的一种体现。"同时，还郑重宣布：一切遭受外国占领、异族殖民统治或种族隔离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在它们所固有的自然资源以及其他一切资源受到盘剥榨取、严重损耗和毁损破坏时，有权要求物归原主，并向施加上述侵害的外国殖民主义者索取充分的赔偿。 （三）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宣言》和《宪章》一再强调：东道国对于本国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完整的、永久的主权，并且突出地强调对境内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的管理监督权。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主要目的在于更方便地利用东道国当地廉价的原料、便宜的劳力和广阔的市场，更有效地掠夺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和剥削殖民地人民的劳动成果，以攫取超额利润。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达到空前的规模，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往往在其经营活动中以各种不法手段，逃避和抵制东道国政府的管辖，排挤和打击东道国的民族工商业，干涉东道国的内政，严重侵犯东道国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