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家命运启示录

中国金融家命运启示录：金融人才都在监狱里？ 中国金融家命运启示录：金融人才都在监狱里？ 　　笔者的一位朋友曾经在君安总部的财务部门任职。当时君安一位高层人物曾非常神秘地托付这位朋友保管一个他的个人股票账号。于是，这个账号便成为这位女士观测老鼠仓动静的一个重要窗口。但奇怪的是这个账号很少有动作。有一天，这个账号终于有了动作，这位女士马上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们。但让诸位老乡扫兴的是，这只股票不仅不动，而且每天放量小跌。其时，97年的行情已经接近尾声。这个时候大家才最终明白，君安高层以一个当时最翻新的方式让大家吃了套，老鼠仓变成了老鼠套，而真正的老鼠仓是决不会让你看见的。虽然君安在当时的券商业务上有不少创新，但君安在私下的创新也实在不遑多让。 　　不过，最能体现君安创新意识的，还是张国庆在处理产权方面的技巧。如果说管金生犯的还是纯粹国有企业的错误的话，那么，张国庆的失误，就更加具有某种与时俱进的特征--一种在管金生之后越来越流行的"公私合营"企业的错误。导致君安出事的直接原因是，张国庆及杨骏等君安高层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股权操作，将君安装入了自己的口袋。这最终引爆了"君安之变"。然后，张国庆失踪（一说为被捕），杨骏及多名君安高层被捕。不知张先生今日无恙否？如果他今天能够重战江湖，他一定是中国证券市场大大的红人，因为他当初对君安的操作，正是现在中国证券市场如火如荼的MBO。不仅有人做了，而且还有更多的国有企业正准备做。在这一点上，张国庆绝对是中国吃MBO螃蟹的第一人。可惜的是，张先生这一口吃早了两三年。短短几年，政策已经面目全非，张国庆有一万个理由感叹自己的运气太差。一位张国庆早年的司机曾经告诉本人，张国庆很相信面相，也凭面相提拔过君安的多位高层。相信经过君安之变，张国庆恐怕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对体制无常之痛也当刻骨铭心。 　　在写作此文时，有朋友告之，张国庆等人已经出来了，也不知是真是假。但君安高层出事已经多年，一直不见正式的审判或释放的消息，倒是颇为蹊跷。看来，中国证券市场依然在黑箱中徘徊。 　　如果张国庆真的获得了自由，那么他曾经的同事，湖北证券董事长陈浩武的命可要差得多。陈在2001年6月已被检查机关提起诉讼，罪名铁板定钉：受贿。不管金额多少，这个罪名一旦成立，陈浩武恐怕都很难翻身了。虽然20-30万的金额与陈浩武对湖北证券的贡献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也因此有内部员工将陈比作红塔的褚时健，但既然拿了钱，陈只能自认倒霉。 　　与中国证券市场许多第一代创业者不同，陈浩武具有典型的学者形象：儒雅、斯文，在湖北当地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以著作等身、廉洁奉公、思想新进而著名。据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陈在证监会也颇能搞得掂，吃得开。更有意思的是，陈还是中国第一位提出要追求阳光利润的人。以此观之，陈大概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1991年39岁时就担任湖北证券董事长，已经成功规避了种种凶险的读书人，也最终蹈入了陷阱，不能不让人感受到这个新兴行业无所不在的高风险。 　　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代表了中国证券市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路数，但却不约而同地踏入了同一条河流。那么，他们的后来者呢？ 　　中国很有智慧的经济学家谢平先生曾经将1997年之后划分为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三阶段，并将此阶段的核心内容明确定义为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但仅从证券市场的情况看，这个风险似乎越防范越大，公正和透明的秩序离我们还非常的遥远。亚洲金融危机虽然使我们半夜惊醒，但我们却服下了一颗安眠药。显然，我们并没有因为危机而早起。"5·19"直到今天的事实表明，中国证券市场还远远没有走出混乱的年代，在这个乱局中冒险闯荡的老老少少的金融家之中，恐怕还会出现更多的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而今天中国券商比之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艰难时世，实际上已经充分暗示：中国金融家的失踪和"阵亡"名单还会成批量地增加。 政治的金融朱小华出事后，一位在港的红筹公司老总称：我们活在刀锋上。 　　1996年11月，朱小华赴港履新，出任光大集团第三任董事长。 　　对这位年仅47岁，但已经具有中/国/金融系统完整履历的技术官僚来说，光大可能是他更上层楼之前的最后一次外放。虽然他还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体制内官/员，但香港毕竟给了他更大的个人发挥空间，所以，他要利用在光大的机会，放手一搏。然而，朱小华没有料到，光大之任，竟成为他仕途及职业金融家生涯的最后一程。 　　1999年7月，朱小华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即被中/纪/委"双规"。其时，朱在光大董事长任上不足三年。此后的朱小华如人间蒸发一样杳无音讯。 　　2002年8月，事隔3年之后，朱小华失踪之谜终于尘埃落定。一则2002年8月15日发自新华社的消息称："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了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朱小华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结果。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给予朱小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随后的几天中，朱小华案以超级速度开庭审理。朱小华被控犯有受贿罪，且"数额特别巨大"。 　　有知情者描述庭审情景时称：朱小华在法庭上神智清楚，表情平静，并全力反驳对他的指控。但起诉书上的一句"数额特别巨大"已经明确无误地显示，朱小华已无回天之力。这意味着，中国/金/融界又一颗耀眼新星就此陨落。当然，他并不是最早陨落的一个。 　　朱小华，浙江鄞县人，1949年出生。1966年17岁时下放北大荒。1977年回上海，进入上海银行系统，正式开始他的职业金融生涯。与当时所有被耽误了大学之梦的年轻人一样，朱小华一边工作，一边开始进入上海财经学院夜大上学。朱小华这个不起眼的夜大学历，在博士如林的中国金融新秀中，显得格外奇特。不过，这也显示了朱小华与众不同的基层经历。的确，朱小华是从基层一路打拼上来的。他曾经做过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实际上最初只有3个人），然后是处长，再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成为上海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正是在这个副行长任上，朱小华时来运转，开始了他从一个地方官员跃升为中/央/级官员的关键转折。此后，朱小华进入了他作为一个候补阁员必要的储备及快速升迁时期。他先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副部长，以增加必要的海外阅历（朱曾经担任过上海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处的处长），然后于1993年7月直接升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并于1994年年初开始兼任外汇管理局局长。很显然，取得这个位置意味着，朱小华已经成为当时政/府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朱小华的噩梦始于光大任上。光大，作为最老牌的红筹公司之一，其人事关系之复杂、资产质量之低下，可谓水深浪急。本人一位在光大任职的同学，曾经参与过光大内部一个资产及人事摸底的临时小组。在了解过一些情况后，他非常坚决地放弃了后来的机会。在问到其中原因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光大这个地方，水太深。由此可见，虽然在香港，朱小华面对的环境约束，一点都不比他呆过的其他地方好。其风险程度甚至远甚从前。而对于香港这个市场，朱小华虽然也有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副部长的短暂历练，但这毕竟还是一个陌生之地。但朱小华还是出手了。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朱小华在光大展开了一系列的并购活动，扩张势头十分迅猛。其势汹汹，颇有让光大脱胎换骨的味道。时值香港回归前后，炒家借势发力，光大系股票扶摇直上，成为红筹股中最热门的炒作对象。一时间，朱小华变成红筹公司当之无愧的形象代言人。有香港媒体更直接将此归纳为所谓"朱小华热"。一个事实可以证明朱小华当时在香港炙手可热的显赫。九七前后，笔者一直呆在深圳，印象中经常可以在香港各大电视台节目中看到朱小华和光大系的新闻。 　　从专业角度讲，无论是快速并购还是股市热炒，朱小华已经卷入了一场很不理智的亢奋。而从政治角度看，朱小华这种惹眼的出镜活动就更加不合时宜。有趣的是，在内地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朱小华一直是以克己、低调著称。虽然他思想活跃，但决不激进和张狂。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证明朱小华这种谨慎作风和良好的风险控制意识。90年代早期，上海股市初创，但已经相当狂热。就在即将离任之际，朱小华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文章，直指股市市盈率过高。文章一经发表，股市即告大跌，惹得当时主管的副市长直接询问此事。一位亲历过此事件的朋友回忆说，直到现在他还叹服于朱的理论说服力。而在那个时代的上海股市，能够保持如此清醒头脑的人恐怕就更加少见。据说，在光大的朱小华变得十分霸道，这种形象与他早年同事印象中的谦和、平易，似有天壤之别。然而，经过多年艰苦跋涉，险峰在即的朱小华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很明显，在香港，朱小华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们很难判断，朱小华在香港的高调作为，究竟是出于一个金融家的金融理念，还是出于一个政府官员的政治理性。不过，在中国，哪怕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官僚，大概也很难把持住自己的政治冲动，而这种冲动，已经彻底淹没了朱小华作为一个职业金融家应有的稳健立场和风险控制意识。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朱小华在光大的冲动表现，都是他整个人生中的一个致命的败着。在这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管金生的影子。于是，同样的灾难刹那间降临。不过，从朱小华的灾难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不是一个优秀金融家的夭折，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关于人的悲剧。朱被"双规"之后，其妻任佩珍在逃往美国后自杀，其在美国念书的女儿朱蕴受到极大打击，精神几近崩溃。一封我们认为可以采信的家书，可以更真切地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个人悲剧的彻骨。下面是朱小华在狱中给女儿的一封信。 朱蕴： 　　我想你是收到了我的传真。圣诞节到了，马上又是千禧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今天通过传真算是寄张圣诞卡，和你说上几句话。总之，我是十分想念你的。希望你能愉快地度过节日和休假。你也应该向长辈们问候一下。利用假期，你应再把功课好好温习一下，以迎接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业。什么也不要多想，最后的冲刺要抓好，不要半途而废。我一直强调，自己的前途在自己手里，不是别人的恩赐或受谁的庇荫。我不会再给你压力，只要你能以正常的状态投入，问题是不大的。 　　我的身体和精神均好，请不要挂念。 　　圣诞节和新年快乐!爸爸, 　　以朱小华狱中度日、生死茫然的绝望境况，尚能对女儿的学业督促得如此严厉，看得出朱的确是一个事业企图心极强的人物。但惟其如此，我们才更能够感受到人性伟大和温暖的力量。一句"我是十分想念你的"，虽然充满克制，但却悄悄流露出了朱小华作为一个人的、难以泯灭的舐犊之情。而这，可能已是维持朱小华及朱蕴父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走下去的惟一精神脐带。这当然是一个悲剧，一个关于人的悲剧。无视这个悲剧，一个民族的精神、离开文明的距离就相当遥远 　　将朱小华与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联系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但这只能表明我们民族的健忘。因为朱小华这个名字所隐喻的，是一个异常庞大的群落。且不论这十几年中国金融系统如过江之鲫的失踪、入狱人员，仅与朱小华同一级别的年轻高官，就还有王雪冰、李福祥、段晓兴等多人。 　王雪冰，1993年出任中国银行行长时年仅42岁，比朱小华升任同一级别时还年轻两岁。虽然出身工农兵学员，但风云际会，使王雪冰有机会很早就来到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由于其在纽约表现出了杰出的交易员才能及长袖善舞的交际能力，遂得以步步高升，直至中国银行行长。在2000年转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两年多之后，王雪冰被撤职。无疑，王雪冰的人生已经就此断送。 　　李福祥，曾经与王雪冰在中国银行共事，1998年45岁时即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00年在北京一家医院跳楼自杀。虽然官方对李的死亡事件未有任何公开披露，但绝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李的自杀与某些复杂的经济案件有关。 　　相信，随着中国严重金融问题的逐渐暴露，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添入这个名单。 　　与我们前面列举的所有人物不同，朱小华、王雪冰、李福祥代表了这十年来中国金融家中另外一批截然不同的人。他们身在体制内，决定性的人生经验都在体制内完成。这就决定了，虽然他们都有某种专业背景，但本质上仍然是官员，而不是金融家。所以，这批人的腐败，就绝不仅仅意味着金融家的腐败。在绝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失足与其他官员并没有什么两样。赤裸裸的贪污、受贿和渎职成为他们身陷覆辙最具标志性的原因。虽然在某些特殊场合，我们不能排除这些金融人才倒霉的其他因素，但无论如何，他们总是被人抓住了把柄。许多外国观察家在对中国金融家表示同情的时候，总是认为导致这些人最终掉进陷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作为金融家的收入太低。但他们究竟是金融家，还是政府官员？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在中国，很多规则都是模糊不清的，微观到鉴别一个金融家的身份。这经常被许多人称之为中国人在20年改革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智慧。然而，看看这些金融家们的悲剧，你能相信，这是真的吗？ 　　导致这些金融官员翻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虽然身为金融官员，但这批体制内的金融人实际上相当缺乏必要的市场磨炼。一旦进入真正的市场，他们的许多理论错觉就会经受到市场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行政官员对市场的极度不适应症状随之而来。朱小华在香港的失败，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将朱小华们看作真正的金融家。如果朱小华们不是真正的金融家，那中国还有金融家吗？是的，只要你去看看中国国有银行的现状，你就会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诞生金融家的土壤。在那里，中国的银行更像是一个行政机关，而不是一个商业机构。它们的行为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商业考虑。这种尴尬实际上也深刻反映了，中国核心金融体系的改革，在十多年中，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完全不值得认真评价。其中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并不是牺牲一批甚至是一代金融人所能够化解的。当然，我们愿意相信，金融改革的迟滞并不是金融本身造成的，隐身于金融体制之后的，还有更具压迫性的体制力量。但愿，朱小华、王雪冰等将是中国金融改革拂晓前的最后一批罹难者。而实际上，朱小华们--这批因改革而声誉鹊起的年轻金融家们，如流星般地纷纷坠落，已经急切地昭示：中国改革已经走到了无可彷徨的十字路口。 尾声还是引子：不期然跳出的历史 　　证监会一个出其不意的公告又一次将我们拉回了海南。显然，历史并不愿意就此了断，它是有记忆的。这种顽强的记忆力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2002年9月7日，证监会不动声色地发布了关于大连证券停业整顿公告，这则公告称："鉴于大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严重违规经营，为了维护证券市场及金融秩序稳定，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国家有关，决定会同辽宁省及大连市人民政府成立停业整顿工作组，自即日起对该公司实施停业整顿。"2002年9月7日《上海证券报》。 　　这是中国证监会开始行使关闭证券机构权力之后，在一个月之内关闭的第二家证券公司。不过，不要以为这是刚刚过去的那次股市崩溃的后果，实际上，这是我们在为中国证券市场更早的历史买单。由于中国证券市场中的许多大鳄都是从这段混乱的历史中走出来的，证监会在发布公告时的低调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对于如此事关重大的事件，证监会甚至超乎寻常地选择了指定媒体的很不起眼的位置。不过，在这种"低调"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金融监管部门表现出的巨大不安。毕竟，历史并不能轻易绕过。 　　与鞍山证券相比，大连证券的关闭恐怕更加意味深长。因为，大连证券的大股东--华银信托，更能够反映这十多年中国金融体制外生成的全貌，它几乎参与了从信托到证券的所有历史。 　　华银信托，全称为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主要股东为华远集团、中国金融学院以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1989年1月12日开业。在90年代早期，华银信托一度是中国证券市场上主力的代名词，凶悍名声如雷贯耳，其主事者也是海南信托业声名显赫的闻人。以至于市场一有行情，便有人猜测为华银所为。90年代中期之后，华银在公开媒体上突然选择了低调，但私下里，华银在证券市场中仍然凶猛如常。看得出，这种低调是刻意选择的。然而，再低调，也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据知情人称，华银信托2001年11月被关闭后，一座潜伏多年的巨大冰山开始浮出水面，大连证券及仰融的华晨不过是其最早撞翻的两艘船。大连证券及华银信托虽然直到今天才翻船，但祸根早在90年代中期即已经埋下。知情人表示，华银信托及大连证券早年涉及大量的国债卖空事件，多年来资金链一直紧绷，资产质量之低下非外人能够想象。不过，经历过1995年国债回购市场崩溃的人，对事件牵涉的资金规模及内幕应该心领神会。令人奇怪的是，许多亲身参与者一直担心的清算和审判居然没有发生。然而，正当在那场崩溃中积累了巨大财富的人们以为，时间即将彻底尘封这段往事的时候，历史不期然跳到了我们的面前。在那场崩溃后，一些人销声匿迹，静悄悄地离去，一些人改头换面，继续在这个市场上厮杀，并成为鼎鼎大名的庄家。但如此大的资金流动，如此大的财富再分配毕竟有迹可寻。作为一直浸淫于这十几年中国金融改革灰色操作地带的代表，华银可能正将一部隐秘的历史带到世人面前。我们无意指责任何当事人，更不愿意看到有人为此付出牢狱甚至生命的代价。因为，在我们看来，他们只是一个混乱时代的必然产物，是附着在某种制度上的一个人格化符号。但是，历史既然无法回避，我们就不应该继续保持缄默，否则，被清算的就是我们自己。就中国改革的全民族反思而言，现在，可能仅仅是历史的开始。 站在坏账上的央行行长 　　我们不愿意用"..."这样明显具有宣传色彩的政治符号来标识中国的改革阶段，但如果注意到这次会议在时间上恰好巧合于中国改革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就很难不对"..."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寄予某种特殊的期望。所谓特殊时期，是指这样一种改革背景：在经过上世纪20多年漫长的渐进改革之后，与财富同时高速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正在直逼临界点。这表现在严重的失业、急剧扩大的贫富悬殊以及如山火般蔓延的权力腐败等诸多方面。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些社会问题的积累速度一点都不逊于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   2002年12月，在新一届政府总理还未正式出炉之前，中央任命了两位内阁成员。一位是公安部部长...，另一位则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无论是从惯例还是从速度上看，这项任命都是不同寻常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背后，则将中国新一届政府将要面对的改革难题显示得一清二楚。的确，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人都知道，金融领域积累了中国改革的几乎全部代价，其灾难程度远非外人所能想象。换句话说，仅仅就经济领域而言，金融改革将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要面对的最急事务。如果在未来某一天中国经济会爆发危机的话，那么首先引爆的就将是中国的金融领域。对周小川的任命，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对未来金融困局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国领导人启动新一轮金融改革的第一个步骤。在这里，一个庞大的反金融危机已经正式浮出水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新一代财经首长与其说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倒不如说是为危机而生的一代。他们从上一代手里继承的挑战远比他们继承的机遇大得多。在一片歌舞升平的表象之下，很有可能，他们将要度过的执政岁月，将是中国20年改革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但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他们注定要因为他们不能选择的历史际遇而在中国的改革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周小川：激进还是渐进？ 　　周小川，1948年生，2002年12月28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职位。与他的前任戴相龙不同，周小川是从学术界直接进入政界的。在此之前，周小川从来没有像他的前任以及金融界的许多其他同事一样，在基层金融部门服务过。这种经历构成了周与前任在背景上的显著差异。许多人喜欢用周小川在国际会议上所表现出的熟练外语能力以及对国际金融趋势的精确理解，来证明周与众不同的学术背景。但很显然，这并不是长期的学术和思想训练带给周的惟一秉赋，更不是最重要的秉赋。如果人们注意到，周小川在80年代曾经是中国最活跃的青年理论家之一，人们就会发现，周小川并不仅仅只是一个金融专家，而且还是一个持续追踪中国各种问题的思想型学者。这一点，人们可以在周小川涉及广泛的著述中看得非常清楚。在所有最高级别的中国政治官员中，周小川恐怕是学术著述最为丰富的一位。 　　1985年之前，周小川主要作为研究人员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政策性研究。1986年，周小川进入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担任副所长。熟悉当时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主要由青年学者构成的机构，实际上是中国8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策源地。容易想象，在80年代风云激荡的改革背景中，这个圈子里肯定弥漫着血气方刚、舍我其谁的氛围，其激进倾向在所难免。与当时大多数青年理论家一样，在整个80年代，周小川都是一位激进的经济改革者。这种激进思路，在周小川最早的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与吴敬琏等人合著）一书的书名中就能看到。所谓"整体"，无非就是一揽子解决的意思。在那个时代，这个术语，与系统改革完全是同一种意义，其激进色彩相当明显。不过，这种激进思路很快就被80年代末期急剧转变的政治现实所打断。90年代之后，周小川对改革的理论兴趣似乎逐渐转向了更加专业的领域。这从他90年代一系列的有关银行、财税体制，外汇体制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的专著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由于周小川已经进入了更加具体的行政操作领域，另一方面也肯定与他对80年代改革的反思有关。实际上，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人们，更何况思维活跃的周小川呢。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80年代末期的改革现实已经将周小川从一个浪漫的理论家改造成了一个更加稳健、更加老练的改革操盘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周小川在原有的激进立场上全面后退，彻底转变成了一个对现实亦步亦趋的渐进主义者。只不过，他对尺度的把握以及时机的拿捏有了更加熟练的技巧。毕竟，他已经不只是一位仅仅对鼓吹负责的理论家，而是一位要对实际改革后果负责的行政官员。在一本2001年9月出版的显然汇聚了周小川最新思考的书--《转轨中的风险应对》中，周小川这样表达了他对激进与渐进的独特理解。 　　"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渐进改革，而没有像原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但是，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做法均有其利弊。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考虑趋利避害，及时调整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我们事事都满足于渐进式，满足于求慢求稳，或者满足于以前阶段在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问题、新特点，不见得就能在各个方面把握得很好。因此，在我们大张旗鼓地阐明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时，我认为，也需要认识到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缺点。即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征途中会有一个或数个陷阱。没有一定的速度和惯性就不容易闯过去，处理不好就会越陷越深。为此，有人将这种陷阱称为GradualismTrap，因此，应尽可能在没有陷得很深之时，及时作出特殊努力而自拔。"《转轨中的风险应对》，第96页。 　　这是周小川1999年7月在"如何处理不良资产，把商业银行办成好银行"国际研讨会上的一个讲话。针对的虽然是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但也凸现了周小川在改革思维上的某种整体逻辑。显然，周小川认为非常有必要在改革的某些阶段采取激烈的手段。不仅是为了赢得主动，更是为了避免蹈入陷阱而全军覆没。在他眼中，久拖不决的不良资产问题显然就是中国金融改革中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其实，作为最早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那一批年轻学者，周小川具有的这种改革紧迫感丝毫都不值得奇怪。在他看来，今天的改革不过是80年代改革的延续，而在那场改革中，周曾经投入了巨大的激情。区别仅仅在于，那时候的周小川只是一个满怀理想的年轻理论家，而现在的周小川却已经是一位具有丰富战术经验的行政官员。官场的浸润和岁月的流逝似乎并没有消解周小川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改革信念。 　　周小川对激进改革的认同，也充分体现在他对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的积极评价上。周小川在多个场合非常热烈地称赞了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而这一次改革被许多研究者一致认为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最成功的激进试验之一。事实上，目前中国节节攀升的外汇储备多少证明了这次改革的确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种成功，或许连当初的设计者也很难想象。或许正是受到这一成功先例的鼓舞，或许是出于某种信念上的执著，周小川在甫一接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之后，便急切地在自己这块自留地上展开了声势更为浩大的改革试验。 中国资本市场的"周小川试验" 　　在2000年年初--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点上，52岁的周小川接任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主席。在这之前，周小川已经在中国金融所有数得出的部门获得过经验。他先后在央行、外汇、国有商业银行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资本市场似乎是他惟一没有涉足过的金融领域。不过，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周小川并不是无备而来。作为一位对现代金融有完整把握的经济学家，周小川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积习与症结看得非常清楚。果不其然，周小川下车伊始，就在中国证券市场启动了一场"市场化"的大戏。     周小川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表述了他的"市场化"纲领：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解决。这句话后来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周小川"新政"时期，使用最为频繁的一句，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文化的矫正功不可没。所谓市场化，简单说就是要减少行政干预。而这个弊端在中国证券市场表现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突出。对中国证券市场来说，周小川的市场化纲领可谓对症之药。在极力呼吁地方政府减少干预的同时，周小川尽其所能地缩减了证监会本身的行政干预。取消新股发行的审批制度就是周小川市场化努力的一个显著例证。虽然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这种市场化改革究竟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但周小川毕竟为积弊丛生的中国证券市场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标竿。在缩减证监会行政职能的同时，周小川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强化了证监会的职能，那就是强化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在周小川新政时期，周小川做的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句话，挂在证监会网站最显眼的位置上。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周小川，为中国证券监管部门找到了正确的定位。无疑，周小川深得现代资本市场之要义。 　　周小川在证监会主席任内极力推进的另外一个进程是所谓"国际化"。周小川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过这个术语，但周与国际经济学术界的频繁交流以及深厚的学术背景，必然使他具有浓厚的国际化倾向。事实上，周小川一直就被外界（尤其是国际金融界）认为是中国最具国际视野的金融官员之一。细细体会周小川两年多的施政，周小川的国际化在两个方面呈现出清晰的脉络。其一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比如实施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成立合资基金以及合资证券公司等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就是促使中国证券市场尽快向国际惯例靠拢。在这个方面，周小川最大胆的举动就是推动国有股的减持和流通。因为无论是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还是从证券市场应该发挥的基本功能来看，国有股和流通股的人为划分都是现代资本市场基本规则所不能容忍的。     实际上，在中国证券市场推动激烈的国有股减持，非常符合周小川独到的"激进与渐进"的辩证理论。或许，在周的心目中，国有股流通正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后要实现的"惊险一跃"，正是他曾经提到过的为了避免越陷越深而作出的"特殊努力"。但是，周小川低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扭曲程度，更低估了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周小川的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中国证券市场这个"渐进主义陷阱"实在是挖得太深了，已经很难自拔。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最终结局证明了这一点。为此，周小川差点赔完了自己辛苦积累起来的声誉。就在2003年1月1日，周小川离开证监会履新的同时，网易网站上发起了一次投票。在这个名为"您对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工作的总体评价"的投票中，对周小川做出负面评价的人数竟然高达86％。这个投票调查的专业性虽然有待质疑，但这个结果与我们的日常观察相当吻合。一个高举"保护投资者利益"大旗的证监会主席，在离任时却得到投资者如此恶劣的评价，实在是中国证券市场为我们留下的最黑暗、最荒诞的讽刺。与周小川留给中国普通投资者的印象截然相反，周小川在国际金融界以及中国真正的头脑清醒者当中，获得了一致赞赏。其好评如潮的程度，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无法企及。     当然，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似乎也从来没有在普通投资者之中激起如此大的反感。如此尖锐的两极评价，应该可以提醒我们思考一下市场之外的问题。事实上，到今天，正如周小川在逻辑上曾经推断到的那样，中国证券市场（当然不仅仅是证券市场）已经深深陷入了那个"渐进主义陷阱"。任何系统改革都可能引发巨大的利益调整。与1980年代的改革不同，系统改革所激起的将不是恐慌，而是有组织的，目标明确的游说，就像我们在国有股减持中所看到的那样。而问题的真正困难之处却在于，我们很难判断这种游说的正义性到底有多大。正如在国有股减持的改革上，首先伤亡的往往是最弱势的中小投资者。这种窘迫，不仅仅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写照，也是中国所有经济领域的写照。任何一个愿望良好的改革方案都会通过一个扭曲的市场机制将改革成本迅速地转嫁到弱势群体身上。改革正在失去它的敌人!仅仅通过纯粹的经济手段恐怕已经很难奏效。 　　客观地评价，周小川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改革试验并不成功。起码我们看到，在几个最主要的方面，周小川并没有达成他的目标。这其中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诱致中国证券市场高度扭曲的原因并不是来自证券市场内部，而是来自外部。仅仅从证券市场内部来解决证券市场的问题，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但不管如何，我们都相信，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试验，一定会馈赠给这位年轻改革者以弥足珍贵的记忆，并为他在更宏大的舞台上一展抱负武装更多的智慧。让人振奋的是，周小川在证监会主席全部任期内的表现证明，周小川并不是一个原则模糊的机会主义者。因为就在其改革计划遭遇挫折的最后一段任期内，种种迹象都在显示，周小川仍然在尽最大努力默默地推动他的资本市场改革方案（虽然这些方案即便从专业角度看也可能有很多争议）。这足以说明，周小川是一位意志和信念都足够坚定的改革者。这种品格，为我们预测周小川在央行行长任内可能发动的改革提供了某种有用的索引。 站在坏账上的央行行长 　　由于证券市场的公众参与性以及对信息的高度敏感，所以证监会主席的公众知名度这几年越来越高。但这种知名度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把这个职务置于更透明的公众监督之下。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整体进展相比，这种监督多少有些"超前"的成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历任证监会主席都将自己比喻成坐在火山口上。周小川能够离开这个火山口并更上层楼，是因为无论从专业能力、资历的完整性还是从年龄优势来看，在所有看得见的竞争者中，周小川都是中央银行行长的不贰人选。 　　有外国金融评论家称赞，周小川是中国最顶尖的货币专家，并据此认为央行行长是周最适合的职位。但很清楚，中国中央银行行长所要面对的局面，都远远不是一个"货币问题"所能概括。在这一点上，周小川恐怕不能期望自己像格林斯潘那样，活得潇洒自在。平心而论，坐格老那个位置，需要的仅仅是技巧，再加上一点点运气，而中国央行行长这个位置则可能需要更多别的东西。尤其是在中国金融体系面临大规模重整的时候。毫无疑问，周小川要面对更多的不测。 　　与证监会主席的职务不同，央行行长的职务虽然不那么为普通公众所瞩目，但却牵涉数以亿计存款者的公共利益，这个数字与证券市场动辄被人引用的6000万投资者数目相比，显然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而从整个中国经济体系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依赖程度看，银行体系的分量则更是举足轻重。显然，刚刚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已经站在中国经济一个更加富有战略意义的高地上。不过，这却是一个"坏账"垒起的山头。 　　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问题，一直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重大隐患。也是最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但不管以什么口径统计，这个数字都是所有大国中的最高纪录。我们看到的国际评级机构的最新统计是，这个数字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这就是说，刨掉国有银行微不足道的资本金以及其他股东权益，中国银行的资产中，有40％已经为不良资产侵蚀。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惊人的比例。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银行家，周小川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虽然他一直谨慎表示"中国仍旧有足够的潜力及资源能够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1998年8月19日周小川在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举办的"中金论坛"上的讲话）《转轨中的风险应对》，第8页。，但看得出，他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潜在的严重危害。在同一个讲话中，周小川以他惯有的坦率说道："我个人确实认为中国不良资产从比例上看是一个相当不小的数字，是国民经济中一个沉重的包袱，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同上书，第3页。 　　简单研究一下周小川在这方面的思路，能够为辨识中国金融改革未来几年的走向提供一些帮助。在周小川的视野中，解决中国不良资产可利用的资源有下列几个，一是财政资源，即利用财政收入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二是市场资源，利用上市在市场上为国有银行补充资本，即所谓再注资。当然，他也提到了他认为"在政治上十分危险"的办法，那就是通过通货膨胀侵蚀银行负债方的利益。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让储蓄者的银行存款贬值。不过他提醒到，不到万不得已，这不是一个好办法。现在，离周小川发表这个讲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接近5年，但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问题的解决似乎进展不大。虽然各家银行自报的数据都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取得了进展，但大部分观察家都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他们更倾向于相信，中国在不良资产问题上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艰难处境。事实上，在1998年建设银行行长任内，周小川就已经悄悄开始推动解决不良资产的改革。以剥离建设银行不良资产为目的而成立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是中国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的第一个试点。这个仿造美国为处理储贷机构危机而建立起来的短期机构，后来才陆续为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效法。仅仅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窥见周小川在这个问题上的进取姿态。不过，一如周小川以及其他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这种改革的效果可能只是"将灰尘（不良资产）扫到了地毯之下"。从目前几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情况看，这个有存续期限的公司很可能遥遥无期地存在下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难判断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在剥离后的真实现状，但有一个迹象则颇能够说明一些问题，那就是，二次剥离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但这个方案明显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财政潜力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已经释放殆尽。这一点，在刚刚过去的那个财政年度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除掉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之外，中国捉襟见肘的财政本身，也很难支撑这个二次剥离的设想。 　　那么，周小川为我们提供的第二种解决办法，也就是利用市场为国有银行再注资的办法，怎么样了呢？应该说，周小川对这个方案相当有好感。我们注意到，他在多个地方表现了对这个方案的倾向性。在1999年9月一篇题为《国有商业银行如何充实资本》的建行内部讲话中，周小川为银行在海外和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并罗列了多种好处。我们甚至猜测，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用超常规的手段急剧提升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做法，就是为大型国有银行上市悄悄放下的铺垫。事实上，在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时期，中国大型国有银行上市的准备工作已经大大加快。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如果有国有银行整体上市，人们不应该感到奇怪。当然，国内资本市场不能容纳，还有国际资本市场一条路可走。但以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的质量和极低的财务透明度，这条路可能会相当崎岖。 以此观之，从证监会主席高升至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实际上已经站在了一个危如累卵随时可能坍塌的"坏账"之颠。这是一个更加充满凶险的位置。不过，对于一个怀抱大任的改革者来说，这恰恰是值得欢迎的挑战。所幸的是，周小川并不是一个喜欢挑战但仅仅只具备激情的冒险家。在他看来，与其被动解决银行资产的存量问题，不如主动进行改革，解决中国银行的增量问题。周小川对银行不良资产的一个通俗的三分法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在银行不良资产中，80年代、90年代早期经济过热时期以及94年金融改革之后所形成的比例各占三分之一。周小川的这个判断实际上驳斥了那些在中国银行界十分普遍的推卸责任的说法，即现在的不良资产问题是历史留下的包袱。他含蓄地嘲笑说，"我们脱离计划经济已经不少年了，……到现在说过错都是过去的体制留下来的，恐怕自我批评的精神也不够。"《转轨中的风险应对》，第4页。这等于是说，中国金融体系的大量不良资产实际上是增量问题，而且还在不断积累之中。这是一个相当清醒的判断。在周小川看来，彻底解决中国金融体系问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进行金融改革，将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办成"好银行"，让中国金融逐渐步入良性循环。这虽然是中国下一步金融改革的治本之策，但很显然，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系统变迁过程，不仅牵涉金融本身的变革，更牵涉整个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的再造。从这个维度思考问题，短期内解决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问题的希望，的确相当渺茫。诡谲的是，随着外资银行的步步进逼，留给中国金融改革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 即将到来的改革 　　从制度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但中国是一个制度远未到位的转型国家，而对中国金融而言，事态的压迫性可能比个人的主动性更容易发生作用。中国的那句古话，时势造英雄，应该就是指这种情形。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正在逼迫新一代财经领导人去创造历史。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按照有些权威人士的认识，中国的金融风险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央行的业务范围以及央行行长的，并没有赋予周小川负责全面金融改革的决定权，但作为新一届政府的首席财经智囊，周小川将在金融改革的所有领域里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发言权。在周小川到任央行行长后发出的第一次公开信息中，周小川强调：要保持各项金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谁都不会怀疑，周小川的到来将会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带来新的动力。 　　那么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一个时期，周小川可能在哪些方面改变中国金融系统的颜色呢？周小川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设想和论述很多，我们挑选比较有可能的几项，以勾勒即将到来的中国金融"周小川时代"的新特征。 　　1986年8月，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个"中国--迈向金融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事不凑巧，准备到会宣读论文的默顿·米勒先生却在临行前突然生病。于是，周小川只好亲自将论文译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应避免美国银行业的错误》。这篇文章的脚注称，周小川之所以要亲自翻译这篇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具有"高度重要性和学术上的难度"。那么这篇文章究竟讲了些什么，值得周小川如此重视并一定要呈送给决策层参考呢？其实，这篇文章讲的就是大家现在已经熟悉，或许还会越来越熟悉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美国金融的分业经营问题。按照默顿·米勒的说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的美国银行体系是"美国的悲哀"，是"法律导致违背意愿的后果"的经典法学实例。 　　如果这个引自周小川著作中的故事在细节上没有错误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周小川早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金融业的混业经营问题，是这个专题上当之无愧的先行者。这几乎成为周的一个情结。只要有机会，周小川就会对中国金融现行的分业模式提出"异见"。这个"异见"在1999年美国国会正式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对于这个问题，周小川不仅持续关注，而且相当有研究。他不仅从理论上认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人们"误读了历史"，而且也从他在商业银行服务时的具体经历中，为我们详尽陈述了混业经营的种种好处。大体说来，周小川认为混业经营有这么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完善贷款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银行对企业的约束力，另外一个好处则是，在国际金融界都趋向于搞混业经营的时候，中国金融界将在竞争中吃亏。按照周小川的说法，"这种变化（混业经营的国际趋势）将会给我们很大的冲击"。虽然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周小川没有对分业经营模式进行过于极端的贬斥，但很显然，在周小川那里，分业经营是一个老的不能再老的古董，是谬种流传后的遗毒。如果在80年代，周小川因为仅仅是一个年轻学者而只能"递奏折"的话，那么今天，手握重权的周小川已经有充足的资源来清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中国的遗毒了。事实上，周小川的这种观点，在金融界有相当多的响应者。中信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就是这种观点在中国正式获得合法性的一个明确信号。就在周小川即将卸任证监会主席的最后几天，中信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中信证券在证券公司中第一个获得上市地位，可以看作周小川支持混业经营的一次间接表态。 　　不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及其精神是不是真正"误读了历史"仍然是相当有争议的。毕竟，美国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历史还很短，其效果值得观察。而一直奉行混业经营模式（在日本是"主银行"，在欧洲大陆则是"全能银行"）的日本金融体系，在最近十多年中深陷泥淖，为混业经营提供了一个相当负面的示范。当然，日本金融困境成因非常复杂，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混业经营模式。这一点，是周小川在考虑中国金融分业经营改革时所不应该遗漏的。 　　不管怎样，在周小川执掌央行后，我们有极高的概率看到中国现行分业经营模式的大幅度改变。这是我们有望在中国金融周小川时代看到的一个新景观。 　　在我们看来，周小川第二个有可能迈开步伐的改革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简单说，所谓利率市场化就是，在央行确定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各商业银行可以根据不同风险水平及盈利情况自主确定存贷款利率。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只需通过基准利率的调节以及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市场的利率水平。这本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惯例。但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杯葛，中国在这方面一直进展缓慢。中国金融体系严格的利率管制，严重阻碍了中国金融竞争环境的形成。周小川曾经表示过，在中国国有银行所有制问题很难短期内改变的情况下，要想将中国的银行逐步办成真正的好银行，首先应该推动金融界普遍竞争环境的形成。显然，在就任央行行长之前，周小川已经找到了可以先行着力的地方。作为形成这种竞争环境最基本的价格信号，利率市场化肯定在周小川的改革视线之内。 　　周小川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风险谱"理论。他认为近几十年来，金融市场上的低风险业务越来越少，而高风险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即所谓风险谱向右移动。针对现代经济中的这种风险趋势，商业银行有理由在利率上做出反应。周小川屡次提到渣打银行在非洲--一个风险极高的地方，也可以盈利的例子。他以为其中诀窍就在于针对风险的具体情况拉大利差。为了加强这个例子的吸引力，他甚至"故弄玄虚"地说道，"那个利息你看到会吓一跳"。当然，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好处还远不止于商业银行本身的盈利增加，还直接关系到周小川自己的"悠闲"程度，即做一个象格林斯潘一样只管货币政策的央行行长。否则的话，没有了敏感的价格信号，他的货币政策失灵的可能性相当高。在2003年元月新华社播发的一篇文章中，周小川明确表示：要推出利率市场化改革。虽然他同时表示，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稳步推进、逐渐探索、选择品种，时机和实施步骤非常重要。很清楚，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周小川上任第一天就已经开始。需要我们进一步判断的，只是这个改革的范围和力度。当许多人还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整体图景有些茫然的时候，周小川已经为大家写出了清晰的第一笔。 　　在近期可能到来的改革中，周小川可能开辟的第三个战场是：外汇体制改革。这个改革在最近可以推测的尺度是：拓宽人民币的波动幅度。就在周小川即将接任中央银行行长的消息刚刚传开的时候，一年期人民币不交收远期汇价发生较大幅度波动。这显然是市场对周小川新职务做出的反应。不过，这并不是市场惯有的那种非理性波动。而是可以在周小川一贯的观点中找到根据的。在1997年6月的一个讲话中，在回答中国应该采取哪些对策防止金融风暴的时候，周小川明确提到："防止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运作给人以盯住美元的印象，可适时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在中国国内一片庆幸，纷纷认为是因为人民币没有放开才使中国得以幸免时，周小川的这个讲话不仅相当大胆，也相当进取。在亚洲金融风暴一片风声鹤唳之时，周小川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上做如此敏感的发言，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的确，如一些接触过他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周小川具有相当坦率的个人作风。不过，除了勇气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周小川的这种态度，符合他对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 　　在外汇问题上，周小川似乎有一种信念。他曾扼要但却非常准确地谈论过这个信念：货币自由则优，不自由则劣，货币不自由表明当局信心不足。这是我们看到过的周在货币自由兑换方面最为明确的表态。不过，曾经亲眼目睹过金融风暴所卷起的惊涛骇浪的周小川，深知汇率问题对中国的特殊敏感性。在同一个问题上，他也曾不无困惑的问道："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这多少有点自问自答的味道。这种发问方式体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两难和犹豫。不过最终（但却十分艰难），他好像还是说服了自己："信心与货币可兑换程度有密切关系，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提高信心有积极作用。"但从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投资市场（当然包括国际外汇市场）的经验表明，投资者对货币的信心从来就是难以捉摸的。它与货币可兑换性之间的联系，起码不像逻辑上来得那么清楚。量子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等对冲基金惊险的投机历史表明，这个市场上人性因素所造成的波动，相当骇人听闻。索罗斯就曾经透过他二流哲学家的眼光，以艰涩的语言描述过这个市场的复杂性。在我们看来，这个市场"晦涩难懂"的程度远远超过索罗斯的语言。 　　纵然有这些困惑，但我们还是相信，以周小川对"适时"的理解，在不远的将来，人民币扩大波动范围的时机正在到来。注意，周小川先生在1997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刚刚1000亿美元的时候就已经表示："我国补充储备不足的目标已经实现，可不刻意追求外汇储备的增长。"而截至2002年9月底，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600亿美元。显然，周小川就任央行行长的时候，已经是"适时"的时机。调整汇率波动范围，不仅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也同时关系到他是否能够很好地履行另外一项更为重要的职责。因为不断膨胀的外汇占款所引发的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将直接增加基础货币的管理难度。而这，将与周小川作为央行行长的法定职责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判断，如果周小川的思路在这几年没有发生不为人知的重大变化的话，那么可以预期，在人民币可兑换性问题上，周小川将有所作为。 对改革的改革 　　在完成了对周小川时代中国金融改革--不算短但显然非常不完备的描述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个"不太专业"的总结。 　　我们要特别提示：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证券市场还是中国银行体系所潜伏的巨大风险，都来源于一种我们所称的"体制性风险"（或许还有比这更恰当的表述）。这种风险超过在金融市场为大家所熟知的"系统性风险"，更远远超过由于个别制度缺失而发生在个别领域的所谓"道德风险"。这种风险不仅体现在金融领域，而且"暴露"于转型期中国的几乎所有领域。它无所不在，但又超过任何一个专业术语所能把握的范围。那么，什么是"体制性风险"呢？简单说，它是由文化及政治双重败坏所导致的，蔓延于所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普遍失范状态。一句话，它是一种价值体系被全面颠覆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人、组织的行为几乎完全失去了可预测性。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中，这种风险经常体现为制度的缺失，和技术的单调。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假象。就像在中国证券市场中以及其他领域中所体现的那样，我们防范风险的制度和技术不可谓不多，但人们怎样理解和怎样使用这些制度和技术，却可能导致非常不一样的风险控制后果。 　　公平地说，这种风险是每一个转型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所谓转型，首先是而且最终也是价值体系的转型。于是，价值体系的转型是所有转型最核心的意义所在。在这一点上，我们与那些惟经济甚至固执到惟增长主义的信徒，有着根本的分歧，抑或截然相反。在他们看来，那些发生在（或者仅仅是表现为）经济领域的风险，可以通过专业工具甚至可笑的数学公式加以发现、控制、缓解、直至消除。这种倾向，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那里表现得格外突出。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荒谬绝伦的错觉。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以坏账为例，当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道义上的理由欠账不还的时候，银行风险实际上已经无所不在了。一个很黑色的笑话嘲讽了中国的这种现状：现在，连乡下的老农民都知道获得贷款是一条致富的捷径。当然，老农民是绝少有这种机会的。而这种现状，恰恰是中国缺乏精神目标的转型所导致的。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前面20年改革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