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孩子的天性合作_6

姓名 第六册 教育会让我们健康吗？ 不办学校能教得更好 到现在为止，我成立的办事处只是为了能来这些没有权利聘请外籍老师的学校免费做教育实践研究。不过我在学校还是帮不了那些不能上学的小孩。所以我打算将来不在学校里教书。其他老师听到后就建议我办一所学校，可是我说：我不仅不能办学校，也不想。 因为学校在教育局管理下要受很多很多的限制，所以我在那里无法真正实行素质教育。我现在能实行的也算不上素质教育，只能说是为了要求和符合社会的标准，并非为了小孩的发展需要服务。 那么我能不能在学校之外和教育局的管理之外合法从事教育工作呢？其实，我办事处就有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而且我的办事处不是教育局批准，而是广西外经贸厅和国家工商局批准的。它们又不管教育规定。我这样在教育方面不是很自由吗？我只要离开学校，在办事处的活动范围内做教育工作，就可以实行我想实行的素质教育。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县政府说过：因为太担心，不让我去最需要帮助的地方。我能不能把我办事处搬到最偏僻的村里？我就想：先别让领导人知道。 还在隘洞初中当老师的一个雨天，我叫一个学生带我去他们村谈租房的事。我们走了6个小时狭窄的山路去找这个学生的爸爸。我选择他是因为他是个根据事情的需要考虑的人，不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决定什么事，也不会说服或者影响别人的事。 我们到达时，他们家里人一点也不觉得我们走了6个小时山路、下雨路滑有什么特殊。虽然我学生的爸爸不在家，外出打工几天了，可是我们走的路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对到这个地方越来越上瘾。 过了一个星期，我一个人又去找我学生的爸爸。因为还是没见到他，我就先到坡拉乡政府，向书记说了我的想法。书记问他怎么才能帮我，我就请他开个证明同意我把办事处搬到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一间没人住的泥土瓦房去，让我以后用这个证明到南宁办手续。 因为他知道我经常在他们这个没有公路的地方跑来跑去，书记没有考虑什么，很高兴地马上就给我开了证明。第二天我从屯里走出来，到公路边时，因为没车回学校，所以我又用一个多小时走那条山路回到屯里，于是就见到了我学生的爸爸。他也非常欢迎我把办事处搬到他们屯。我以前已经对他们说过，这个办事处对他们村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可是这一点他们不管。签后，我又交了两年的房租，月租金10元。 我一边为将来感到高兴，一边又为自己已经逃了一天的课担心。我必须在早上4点赶上车回学校，可由于雨太大、河水又猛又急，我无法过河、不能赶回学校。又过了一天后虽然过河了，可因为公路被雨水冲垮、不通车，我只能再次逃半天课。 终于回到班里时，学生见到我后，现出了从没有过的安静。3天见不到我使他们很担心、也很牵挂。我请他们原谅之后对他们说：“我的办事处已经搬到你们家乡去了，我准备在2002年6月开始教你们不能上学的兄弟姐妹。” 接下来几个星期很多学生对我说，他们希望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做我的助手；我也说，我需要他们做助手，因为我还不懂壮话。可能几个16岁的助手和小学年龄的小孩合作会是很有益的。 “偏僻地方需要的不是硬件吗？” 我选择这里，因为很多人只知道怎样才能离开他们没什么好事情做的家乡。我想在学生的家里和他们一起考虑实行一些改造他们生活环境的项目。我的教育要让他们经历到，不用去大城市请老板给事情做，而是能够自己给自己一些任务，改造自己的生活。 有人不懂，我为什么不先把学生拉到条件好的地方。我就说：如果只是想办法把钱赚回来，村里得到的变化只是：已经不用像以前这么辛苦从早到晚劳动。以前的生活带来的任务没有了；可是也没有新的能赋予生活意义的任务。结果，农村里的人心里越来越空虚、弱和不健康。 偏僻山区来的人因为尚未跟新技术接触过，还没有获得技术给人们带来的新的意识。他们去大城市和现代社会、现代技术接触时，就非常依赖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不了解生产这些高技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不了解它们的本质，他们一切的做法就被这些新东西控制。 农民自己还没有经过创造高技术的思想和意识状态，可是他们在意识还没有达到时，也想利用从这个新意识出现的物质产品。这样，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只能像迷信一样出现。比如，在某个电子设备工作不正常或者坏了时，他们只能像迷信一样接受这些事实。 在和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接触时，他们不能控制这些东西，而是这些东西控制他们的思想。只有一个人自己有发明家的思想，他才能控制周围的东西，所以我未来的学生为了能脱离没有根据的迷信，需要具有发明家的思想。 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这些人先与现代社会的结果（高级技术品）接触，然后才跟能造成这些东西的意识状态接触。正常的和心理健康的过程刚好相反：先进入新时代的意识，然后才跟这个意识造成的东西接触。 新时代的意识是什么呢？它给人们带来好像自己有造成任务的一种感觉。可是从偏僻山区来的人缺少这种感到自己有任务的意识。这是因为他们经历的过程是相反的，是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直接到达结果，并没有经过能造成这些技术的过程。这能够把他们对于生活的看法变得不实际，也使得他们容易去做违法的事。 我想在偏僻山区做教育工作的目的就是把这个过程再扭转回去，使山区的人能经历正常健康的过程。我想让学生先发现我们班里的任务，再发明，最后才让他们跟自己做出的结果接触。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再也不可能由别人安排。 如果山区的学生心里先有了自己想奋斗的任务并创造了自己的机会，然后才去到大城市，他们才有合适的心理准备，并保持稳定，这样才不会误入泥潭或陷入城市的犯罪集团中。 “你到低想干什么教育工作？” 其他老师对我说：“如果是教小学生，你还不能教知识，因为小学生还没有接受管理的基础。”其实这正是素质教育的机会。我也不想教知识，而是想培养学生的感情和意志。所以对我来说，教小学生最合适。 穷山区的农民听到后就对我说：“我给你这个小孩，不管你带他到那里去，随便你。你要不要？”那些小学还没有毕业的小孩，除了得到过纸上写的成绩外从没得出什么具体的东西，也觉得学习没有意义。如果他们能跟我实现一些项目，该有多好。 因为我不想满足教育局的要求，不想把所有本来灵活的做法写成那种标准死板的教学大纲，我说：“我不想依赖任何单位，我不可能办学，不可能发毕业证书。如果你们有机会上普通学校，不如上那个学校。” 家长和其他老师听到就问：“如果你没有对于教育目的固定的目标、没有一个要达到的能衡量的标准，你怎么能管理好学生的学习情况？如果你不能定下教育出来的人能满足一些怎么样的标准，谁愿意送他的小孩？人家送小孩上学只是因为他们有目标，得到一个怎么样的小孩的想法。” 我确实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只好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和生活带来的、自己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任务。我想给学生走这条路和完成任务需要的才能和力量。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老师们继续说：“你怎么要做得到？……”我回答道：“我知道我不能达到你们想的那种成果，肯定不能。可是在我的工作的过程中我会碰到很多问题，在尝试解决的过程中我也会犯很多错误。然后别人从这些就可以学到很多。因为我把它记录下来，别人会得到很多成果。为了这一点，我要尝试做不可能成功的事。” 在我只追求我个人的成功时，我都会失败的。如果我想安排自己的美好生活，我不能靠精神的力量，因为精神不会让个人走运。可是我为了精神的发展在世界上需要做的事，精神的力量也能保证我做到。 那么，我具体能怎么做呢？因为要在学校之外做，没有一种帮学生进入学习状态的整体安排。而且我的性格很不适合当一个把学生管好的老师，我也肯定不想当一个以讲课为主的老师。 我想多让村里的生活需要和我的教育工作联系起来。我想和年纪大一点的青少年一起寻找我们一起能实现的任务，然后看哪一些事是年纪小的，哪一些事是青少年的任务，而且在哪方面青少年能帮助年纪小的。这样，年纪大的学生还能学会互相承认每个人的发展过程和才能虽然都不一样，但却同样能合作。 我们找的任务肯定不是经济项目，因为经济的思考过分地支持自私的思想。最小的小孩需要的是塑造的过程和通过手工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 找到任务之后，我们在考虑和实现它的过程中要碰到很多不同方面的知识，比如计算、画图、写报告，手工等。这样，我们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碰到哪门课的问题，我们就学到哪门课，并使用和练习这些知识，同时也学会坚持完成一件事。这样，所有学到的知识通过它在任务过程中的作用就能得到实际上的意义。最后，我们不仅把所有门课的知识通过一起完成的任务互相联系起来，另外还能得到我们做出来的东西，给大家或全村人使用。 我们在实现任务的过程中学到的知识，每个学生要把它记录下来，让它成为自己美观的资料。这样，学生就学会整理和总结自己的学习资料，将来也不必依赖别人安排。 我不想安排固定的课表，因为我认为自然的、根据项目和学生发展需要的学习过程是不能计划的。我更不想在一天或者几天内经常更换不同门课，因为经常换课题的做法会打断学生的学习过程，使他们无法再找到自己心里和任务过程的联系，同时由于机会太多，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使自己又闷。每天继续同样的题目会给学生带来一种肯定和安全感。我们完成一个任务并放假几天后才要开始新的。 我认为，最理想的学校是什么都没有完成的学校。这样，学生有必要自己考虑需要什么、怎么发明、怎么实现和自己动手做到。没有这种从自己的经历去理解的学习只是死的概念。只有小孩的身体经过感觉(知觉)和动作，接受和处理的东西在大脑才能形成实际的思考。我先想给小孩一个做的机会，然后才要求他们思考这些。 知识分子肯定会问我：“你具体打算和他们做什么项目？”如果我已经想好了我们要得到的结果，再跟学生说，我就是在破坏所有能发生的过程。我已经知道，结果我还不知道的无法发生。计划好的课堂教育出的人的简历也很难超出计划。如果计划教育成功，我的学生就不可能成为特殊的人物。我想先和学生一起生活，一起做事，慢慢观察他们带来的特点和村里的需要来看我们要做什么，再慢慢把它发展成我们的学习项目。 寻找任务肯定是最难的。可如果能成功，我的学生长大后会实现普通大学毕业生也做不到的自己给自己的任务。而且，寻找自己生活的任务，也不需要任何证件。 我上课时不可能故意重视这本书上写的一切。我能做的只是总是注意到学生的提问和正在形成的事。注意只会影响我对形成过程的注意。比如，我在跟学生玩时发现，他们对待朋友像对待自己身体一样，也不分它是自己的还是朋友的；或者他们想在朋友面前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这种感情对教育很有价值，所以我的教育不要排除它，而是要好好地观察、再利用，让它引导学习。 “你懂得教育吗？” 我想避免学生觉得自己不适合上学的目的或者觉得得不到环境的了解就走。如果我、家长或者社会有对孩子太具体的愿望，可是小孩的才能不在愿望的方面，他的才能很可能被这种愿望遮蔽，而且有人会说：“这个小孩心理不正常”，使孩子的才能也发挥不出，这等于给他一种心理妨碍（心理残疾）。如果我们认识到孩子特殊的状况，这种“不正常”很可能是一种“特殊才能”。 比如，我经常逃课的学生喜欢赌博，所以我对他说：“……我的朋友也说赌博很刺激，可是我觉得，知道赚钱多么苦之后赌博才刺激。真可惜，赌博不会造成真正的变化和新的东西，可是世界需要的新东西多得很。做那种没人干的事情不是更刺激吗？比如我做的，别人都说是不能做的，损害自己的。做这些不是更刺激吗？或者我哥哥参加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他为了世界接受危险不比赌博更有意义吗？……如果你找能改变世界的刺激，我也会非常崇拜你，而且我认为穷人才有足够的勇气。如果你觉得有一件需要做可是没有人做的事，请告诉我，我就要想办法怎么做。好不好？” 我哥哥参加了绿色和平组织在欧洲各国为了环保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活动。他负责攀登和拍摄（他从外面爬上高楼大厦、海上巨轮、核电站、垃圾焚烧处理厂等等设备，在别人不会去的地方拍摄并现场直播）。他这个工作像我一样不赚钱，所以他还要做其他的普通的摄影工作。 我认为，比得到知识更重要的是避免对小孩身体、心理和精神健康不利的做法，让他们由于教育获得健康。我越来越关心的问题是：怎样的教育才会让身体、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 其实我不知道自己做的一切是不是我名义上要代表的教育。所以我代表的组织要求我回德国参加教育培训至少9个月，也帮助和我一起去德国的朋友曾柏良，每天把整个课程翻译成中文，还学习了治疗教育。 2001年9月 我们去的学校很小，只有120个学生。我们班是培养小学班主任的。我们在那里没有学其他科目，只学了小孩根据天性本质的发展和他们根据这个发展过程的需要。周六和周日我们去另一个学校翻译特殊治疗教育的课程。放假时，我把教材翻译成中文，并把它寄给中国中央教育研究所。 “在德国的生活很舒服吧！” 在德国，我说的中文比德文还多：为期9个月的培训是到现在为止最为辛苦的一段。我们每天上课8小时，我需要把所有德文课程当场翻译成中文（一边听，一边翻译），然后再把我朋友的作业翻译成德文。其实，我们上的课有不少德国人也听不懂。在去学校坐地铁的路上我还把备课需要看的书翻译成中文。不过我觉得给曾柏良做翻译很值得，因为只有他接受得够认真。 按中国人的习惯，他特别喜欢讨论，可是按德国北方人的习惯我却特别不爱讲话。而偏偏我在德国要说（翻译）那么多话。我每次下课后累得都不想说话，由于曾柏良不懂德文，也都无法讲话，所以很自然地有一种被我阻碍的感觉。 由于需要思考太多和保持太久的意识状态，我就得了一种神经病，思考分散时独子都很痛。我说过，单独发挥智力是不健康的，现在我自己就得了这样的病，且有病还得坚持智力的翻译工作。 直到2002年6月15日回到东兰县农村我的身体才康复。 村里的文盲改造自己的生活 2002年6月 屯里人因为觉得养猪太累，就不想再种那么多菜，所以我在学生家里吃午饭只有饭吃，没有菜，早晚也只有一种菜而已，比如红薯叶。不过我们还是比其他没有水的屯要舒服。洗澡时，我们几个年轻人和小孩去河边洗澡，不管水里有没有大雨冲刷的泥土。只是从河边到家需要爬山，到家后往往又是一身汗。 经常有人问我：“你习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我觉得，这里的人总是需要吃东西，不用睡觉，还有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关系，这些我不习惯，但其他的都习惯了。 以前我父母不同意我做这种不赚钱的事，而是希望我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可当时我没理会他们这一点。现在看到我做的事，使他们非常支持我这种做法。我的办事处、做教育工作和个人开支这三项费用都是我父母给的钱，每一年有4800元人民币（22%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40%用于捐款、38%学生和我个人用）。 “你在那个野蛮的地方能搞什么教育？” 我和屯里的青少年生活一段时间后，其中几个还不会说普通话的来找我上课。我说：“在做教育活动前，我想先了解你们有什么想法、带来什么梦想？”帮我翻译的人却翻译成：“你们都要坐在这里，老师在那边给你们教。你们好好听他的。”这样这些青少年怎么敢让自己内心的参与我们的活动？ 我只是想耐心地看学生从自己的心会找出什么，可是旁边的围观者太着急了，说：“这样没有效果，你还是给她们安排做什么。” 学生说出的梦想只是赚钱和搞扶贫，可是我希望她们的梦想是一些具体的项目，来让我们实现。我希望她们能感受到自己的想法变成实际做出的事情这种过程。后来她们说对服装感兴趣，可是她们却无法画出自己梦想的服装式样，只能跟着我画。 屯里的人能坚持他们艰苦的生活真是非常了不起。我想，他们能坚持，是因为自己的感情已经“硬”起来了、消失了。这样他们就没有了改变生活和做新事情的动力。 刚开始，学生听到我的问题，对别人说：上一小时课不如劳动10小时，上课太累。习惯的劳动他们能坚持，对新东西却没有耐心。这里的小孩头天天都被无聊的人打，他们的头脑怎么能发挥得好呢？ 我还是想通过调查、创造、研究、计划、、计算、写资料、画图、手工、答辩等科目实践小孩的梦想，让他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很自然地学会和使用这些科目的知识、感觉到它们的用处。 我希望帮她们找到能够引导自己做法的任务。可是她们在这里去生活只是为了能生存或者不生存。 我也不想一个人来计划我们大家的项目，因为我为了学习才想出的计划无法引起他们的真正追求、责任感和骄傲感。如果我们做项目要有心理治疗作用，它必须从学生个别的生活情况、命运和心理需要发展出来。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成为他们同情的东西。只是现在，他们还是希望我来计划好，让她们来完成。 为了避免误会，我给学生家长写了如下事项： 1．在建开村林广屯开展教育活动是为了研究素质教育的新做法。由于教育活动研究出来的结果在网上得到发表。 2．开展素质教育活动的机构是德国……教育友好协会在东兰的办事处。 3．开展教育活动不是办学。参加活动的小孩也不能拿到任何毕业证书。学习的目的是让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让小孩在生活中找到根据自己的个性的做法和生活任务，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发现的需要做事。 4．协会是一个非赢利性的机构，所以它不能接受任何费用。需要的只是给卢安克吃饭（不吃肉）。另外，活动也不能直接给参加活动的小孩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5．开展教育活动不是老师讲课，也不是学生听课，更不是分开上不同门课。开展的活动是要由于大家一起实践的项目。项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梦想，不是老师安排的。大家要研究和学习为了实践需要的知识。 6．项目包括感觉(知觉)有什么需要、研究、计划、设计创造、技术、手工和答辩的部分。这不仅仅是一个专业知识的学习，而是综合性知识的学习，比如发明农业工具。 7．要一起实践的项目应该是在村里面平常没有机会做的事。因为不要开展计划教育，而是根据小孩的兴趣、心理需要和村里面的需要选项目，所以具体的项目只能从一起的生活过程找到，是孩子自己才能想出来的梦想。 8．开展的活动要完全加入村里面的生活情况。协会不能造比村里条件更好的生活条件。所以参加活动的小孩和小孩的监护人要自己负责小孩在活动过程中做的事情，像他们也负责其他在家里做的事情一样。如果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做一些监护人不愿意负责的事情，监护人要在事前向卢安克提意见。在开展重大活动之前卢安克会向小孩的监护人介绍项目的情况。 9．协会不能提供学习场地和宿舍。这是村民自己要解决的。 10．没有上学机会的9岁到13岁年龄的小孩能参加开展的活动，另外需要少数的大于13岁的青少年来帮助实践。卢安克跟小孩一起去生活之后才能决定接不接受。 11．参加活动的条件是：小孩参加活动的时间要稳定。活动时间要适应村里面的需要。另外的条件是：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 “你怎么上那种课？” 有一个问题是我在实现这种教育之前需要解决的 ：屯里想和我学习的青少年（我只找到了14岁以上的学生，还没找到理想的、年龄9到13岁的学生）都是没上过学的女孩，她们都听不懂普通话，只能说壮话，而我又听不懂壮话，只能说普通话。所以我首先每天晚上从拼音的规律开始教她们普通话。 我做的都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想出来的，比如让她们用手摸自己的脖子来感觉到“b、d、g”和“p、t、k”的区别。因为壮话没有这种声音，不这样做她们就无法区分。为了能感觉到区别，我不能让学生说“bo、po……de、te……”。 开始几天只有大人帮我翻译。不过他们无法理解我的想法，只喜欢对学生说：“卢老师真伟大。他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并会解决我们村里的文盲问题，也让我们村富裕起来。”这就是我根本做不了的。 为了让学生勇敢地说出心里话，我不让她们坐在下面看着前边的老师，而是我们一起围着张大桌子学习，这使大家都敢说自己心里的话，也使大人又来说：“这样做不行，你不能和学生一起坐在一个桌子。你必须用黑板，这样才是真正的学校。学生的课本在哪里？你不能没有课本发！” 我又说：“如果我用已经完成的课本，我们的学习过程永远不能成为学生自己的感受和经历。”我的课上经常变成了大人和我的讨论。看到我和学生安心学习的时间在失去，使我越来越小小声地对那些大人说：“我也不想办学校，我想搞素质教育。” 有时，很难找上课时不喝醉又不抽烟的翻译。还是青少年最有才能、最有用。 后来因为停电，我们每晚就用柴油灯上课。练习普通话前，我让她们画一些形态。这些模仿自然过程和规律的、由一条线组成的形态能让脑筋“拐弯”，又能让思考和手的动作联系起来。学了拼音的基本规律后，我就让每个学生在一节课的时间中给同学们讲自己的故事，一个小学毕业的青少年男孩帮我翻译成普通话，我再用拼音把故事写下来。 比如我写下一个学生讲的故事：“我去坡拉拿米（因为西部开发退耕还林的做法），本来两本得300斤米，后来有那个认识事的人再称一次，结果有150斤。我很悲痛，我还能想去哪里读一点书？小时候我问我的爸爸，要钱去读书，可是家里没有钱。看到别人读书，自己心里非常难过。6、7岁我就劳动放牛。我很想读书，可是没有机会，没有钱，使我吃不下饭。能遇到你这种好人，来免费教书，我感到无比地激动。最后我希望你教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知识，成为一个有礼貌、懂道理的人。” 其他学生让我写她们怎么去外面办事，因为不懂普通话就找不到回家的车，或者她们怎么到镇里去卖水果，由于没有学过计算而受骗，得不到足够的钱上小学。这样，每个学生都得到和同学不一样的拼音课文，而且因为她对自己的故事很熟悉，在我们练习念的时候也不需要再说出课文的意思，她们已经很自然地知道。 我的学生这样写出的文章虽然没有普通小学生写的这么好看，不过却比普通小学生更能表达真正自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一起来写《喝醉的人》、《抽烟的人》、《赌博的人》、《打电脑的人》等等文章并练习念。 我想，城里孩子缺的是动手，可是我的农村学生缺的是独立思考的计划工作。所以在学生告诉我学普通话是为了去打工时，我就让她们以讲述文章的方式计划她们梦想的整个工厂。第一天的题目是：“工人的希望和老板的希望”，下面的几天还写了：“做什么产品，什么好卖”、“需要提供什么工作条件让工人发挥他们的力量”、“生产过程不同的任务和使用工人的才能”、“工厂部门的合作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最难的是让学生意识到她们自己的特长。为此我花了几天的课。 比如学生讨论出来的第4个文章这样写道：“人会有很多不同种才能，比如具有知识、能吃苦、做生意、创造性、拉好关系、手灵活等等的才能。……我们具有的才能是能吃苦。我们得到知识之后去城市做跟这里不同的工作，可能还会发现我们还具有其他的才能。工厂里面我们要利用工人的才能。如果老板发现一个工人手灵活，他应该给他做需要手灵活的工。如果发现一个工人有设计的才能，应该让他设计工厂的产品。如果发现一个工人有管理的才能，就应该让他管理工厂的事。这样做才能利用工人的才能，所以老板自己需要的才能是发现他的工人的才能。” 以后我们还要根据学生的这种理想管理我们的班。我发现，只有我还没对文章结果的具体想法，学生讨论题目的过程才能发生。所以我备课只考虑问题，而不是答案。 我从来没有要求学生说普通话或者背什么，可是由于我只懂普通话，学生又希望让我知道什么事情，也由于我用普通话说她们的事情（不是我的），她们自己就开始用普通话，而且具有她们特点的普通话的句子她们在互相谈的时候也喜欢用。 第三个月，我和学生用中国毛笔画各种各样状态的竹叶。然后我们用像画竹叶一样的方法，一起来画中文字最基本的笔画。这个时有人进来说：“这样不行，这是要……这样说的，先要给她们说这个叫什么。怎能让坐在你对面的学生看到反的，你需要一个黑板才行。”其实我在这时真不想和别人讨论，只想让学生的手从竹叶的规律来感受笔画的动作，又想让在我对边坐的学生锻炼想象的适应能力。 “你的综合实践活动呢？” 第一个月经常有屯里和屯外边的大人来看我搞什么，所以自从我上课起，这个平常没多少人的家开始变得热闹起来。我不认识的大人在我上课时站在旁边大声地讨论，也大声地对我的学生说话。老人对学生说：“素质教育没有用”。在我和上过学的青少年请大人安静时，他们又说：“我们是本村人，我们随便一点吧！” 在我们“教室”里，最安静的人可能是我。甚至在我的课上我也经常没机会说话，因为我不会像这里人一样说话时还带有强烈的表情，不懂得让别人注意到我。有时，因为“教室”里喝醉的人声音太吵，我们只能提前停止上课。如果我们换一个地方，他们也跟着我们。 过了两个月，来影响我上课的大人才越来越少。他们的好奇感已经过去了，兴趣也已经坚持不下去。而且我的学生学得越来越快乐。 有一天，屯里的人请我帮他们找政府领导并说服他们给我们屯设计和批准第二座桥。村民刚根据政府部门的设计把第一座桥建好。可是我在过这座桥时，感到非常“干渴”。以前在这里蹚过河有一种特殊的、非常凉快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有了这座桥就少了一种感受。 我想，能不能设计一座走过它时保留凉快感受的桥？能不能让我的学生从她们蹚过河的感受来设计第二座桥？如果再让政府来设计标准的没有感受的桥，我就失去了和学生实际学习的机会。所以我对屯里的人说，我想先和学生自己来设计路程和桥，设计好之后还可以找领导，请他们批准我们的方案。 每天上午，在她们农活不忙时，我请学生和我做一些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事情。我希望学生能脱离她们由于社会太固定标准造成的思考模式。为了发挥尽可能自由的新想法，我先不管现不现实、让她们乱发挥想象，后让她们在我的帮助下去想象、画图，然后才想到做模型、做实验来设计我们屯需要建的一座实用的桥，考虑我们的想法行不行。 我们用的学习资料都由我免费提供。如果这些还要她们买，她们根本不会来。 可是我的学生又觉得，画图和创造只是玩。她们觉得，所有她们自己计划、设计、和想的都不会有什么价值，也不会有用。我问学生：“这是你们自己想建设的还是别人想建设的桥？”她们说：“我们希望有上面的人来安排，让我们来做。”我再问：“你们的生活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可是翻译的人无法翻译这句话。所以有一段时间她们没有来参加我在上午的课。 后来我发现一个没上过学可是很有创造性的男孩：他很爱设计，不过别人说：“你不能教他，这个人不正常。”人家都耍弄他。其实他不正常的是，他活在自己创造想象的世界中。 我也看得出，这里的青少年其实心里很希望能做一些和父母完全不同的事，接受一些家里环境还不懂的、比父母想过的更有意义、有刺激的任务。我也认为，只有我的学生找到自己的、新的思考方式，她们的生活才能改变。 如果我自己要做别人做过的、已经不需要再创造的事情，我就觉得这非常无聊。比如我翻译书的时候，只有人家还没翻译过它，我才觉得翻译有刺激、有用。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学生希望我只让她们做几亿人已经找到过结果的作业题？而不愿设计自己真正需要的桥？如果我给学生别人已经找到的或者完成的一些结果，学生自己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做法。 为了帮学生解决她们不愿意自己去计划的问题，我在晚上的普通话课上再也不让学生讲她们过去经历过的事情，而是让她们讲将来打算做的事情。我把学生的话写成课文的过程中我们就慢慢地分析，怎样实现计划，哪种愿望是对于别人的要求，哪一些是自己能实现的。这样，我的普通话课也支持了创造计划的思想。 同时，为了更好地利用学生的时间，我让她们在我们讨论的同时画出一些设计品，比如在讨论“建新楼房”的题目的那天，我让她们同时画出来一幢新楼房，让画图的过程启发她们对文章题目的思考。 过了一个月，学生偶然回来参加我的创造课。为了桥的设计、为了了解建桥需要的力学，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模型。我们用纸、泥土、铁等材料做成的模型来做实验并把它画出来。我们根据实验得到的知识在图上作了修改后，又画了更规范的、按比例的图，再根据这个图做出一个很细的、更好的桥的模型。这样我们多次把实际立体模型的结构转到了抽象平面的设计图，再把抽象的设计转到实际立体做出来的模型，使学生越来越具体地控制自己的想象力。 有一天和学生们用纸做成房子的模型后，我说：“这是我们这个房子，那你说，我们邻居的房子应该怎么放？”然后我让学生把整个队的房子都放在它们的位置，又画出怎么走到她们各自家门口的路。然后我教学生从上面来看，把整个情况画下来。这成了她们见到的第一张地图。第二天，我们又上到一个山坡，根据我们看到的情况修改地图。 过了一段时间我问学生，我们怎样才能在我们的图上计划改造我们队里的环境。学生说最难受的是小路在雨天走不了，队里比队外还要难走，晒太阳又热，也比外面有树的地方热。于是我们画了三条理想的路程，并考虑到了人和牛走路的需要，再设计了几个需要种树的中心地带，给整个设计一种比较自然的像中国画表现的那种形态。 然后我们做了实验，看怎样的路和台阶走起来最舒服，再设计我们为了实现它需要的一些工具。 我哥哥知道学生的方案时，被她们感动了，他马上用2800元人民币鼓励我们实现学生的计划。我想，假如先有了钱，很难有我们这样的设计出来。事情往往都是先有想法，后有办法。 下一天我们就写了一个改造广拉队项目：“1.卢老师的学生做了一个要改造广拉队的设计方案。根据这个设计要修好队以内的主要三条路，还要在队内种一些树。2.卢老师的哥哥为了鼓励我们队实现学生的设计给我们队出410欧元。如果2003年11月前没有完成，就要退这个钱，让他资助其他地方的项目。3.现在我们请广拉队的同志们提出实现学生设计的方案，就是说怎么管理和花410欧元（材料/工资），怎么安排劳动力等。4.如果有人用卢老师的哥哥出的钱搞项目之外的事（比如借给别人、请客等等），卢老师就要停止在广拉队的教育工作。” 广拉队的人看到报告后就开会，然后大家共同行动起来第一次修自己队里的小路。我的学生也为自己成为这个项目的设计家而感到骄傲。她们第一次为了我们的设计课紧张起来，忙着参加她们本来说没有用的学习。 在我们去河边要沙子时，学生说：“下午我们不上课吗？”她们还不懂：我们的设计项目变成真的了，我们的思考工作已经转入动手的程度，这都是我们的课。 我们这时在晚上的课上开始学数学，且因为她们逻辑思考接受得特别快，我们很快就算出修队里的小路需要多少袋水泥、多少钱、多少沙子和每个人要扛多少等。 另一天，我们画反映屯里环境的地形图，并利用了梯田的边线来画山坡的高度，而且因为村民请我测量他们将来想建的公路，所以我和学生把村民打算建的路也画了进去。我想和她们经过测绘把在图上设计好的路在实际环境中进行测定。 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教育 有的人看见我一个人在山上或者田野里一边欣赏大自然的安静一边写书，他们以为我很闷，所以就过来聊天、搞热闹、“帮”我解闷。从其他屯来的人还问：“你在这么孤单的地方不闷死吗？你干嘛不要电视机？”他们好像特别怕闷，总是想来叫我大吃大喝搞热闹。不过我怎么会闷？我每天都要思考很多问题，考虑怎么能通过教育改变社会。我不是怕闷，而是怕找不到安静去做我的研究。我觉得，只因为不喜欢思考问题，他们才会闷。 只有别人问一些我已经回答过几百次的问题或者不能做我的事时，我才觉得闷，比如人家叫我喝酒时----这是我坐在旁边只等着能回去工作的时候。 由于怕闷，这里的人喜欢在家里搞得四处不安和骚乱。学生也在我们的一篇文章中说，他们最喜欢这种乱的气氛。来我们屯的农民都随时进我们家把我的东西和工作搞乱。这里的人见到什么，他们无聊的手就把它搞乱。在这种气氛中他们就无法发挥任何有道理的思考。我觉得，如果我要用心做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必需留在我的面前，不断让我和形成的东西互相起作用。 开始一段时间，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种没有稳定睡觉时间的生活难受。为了让白天的思考在睡觉时正常地进入精神的范围、得到新的启发，我需要天天按照同样的节奏习惯去睡觉等等。 我在从外面走小山路回来时，有的人经常不让我回家，要求我这个“好东西”先在他们家吃饭。可如果我听他们的，他们搞得很罗嗦，天就黑了，使我无法回家上课。只有我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出去，我才有机会真正做事。 开始时，人家也经常走进课堂对我说有很重要的事情，叫我马上停止上课去帮忙。如果我停止上课跟他们去，会发现那只不过是大吃大喝的事。那时我心里就很生气，不过因为太害羞，我也无法在脾气上表现出来。 把自己适应社会是我做不到的。我不会追求和别人一样的、标准的、大家都承认和看得起的事情。我能改变他们的方式可能是，让别人看到我和他们不一样的生活和做法，比如他们喝酒打牌时我在写书。过了三个月，我再没有遇到这种“请我旷课”的现象。 有一次，另一个屯的15个人因为分田的事，更为了面子打了我们屯的一个青少年人。那天我刚从另一个村回来，被大雨淋完了就看见被打的人躺在田里，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的亲戚来到后也只是把他盖好，说要把人留下来做证据。我就说：“怎么能把他留在这，快送去医院吧。如果没钱，我来出。”不过由于关系很复杂，他们谁都不敢做出决定，还警告说，如果我帮，另一个队的人就会恨我，打我。他们都说要等什么领导过来才能决定。 由于直接过问有必要问的事情，我可能得罪了不少人。可是我看见他们那么多人后面用8个小时大声讨论了很久都没动手，我心里很难受，可也没见他们等的人过来。天快黑时他们才同意和我带受伤的人去医院。我那一天觉得，生命怎么会低于面子。发生这件事后，他们说我救了他的命。其实只是我当时急坏了。 他们打官司后又过了一个月，我觉得两个队这样就合不来，使另一个队的学生不敢参加我的课太可惜了。因为我希望我们队的学生和他们能交朋友，我就第一次进他们队招学生。没想到，第二天晚上真的来了12个新学生（11个女孩和1个男孩）。她们很快就相处得很好，脱离了两个队之间的矛盾。 只是第二个希望，也就是让“老学生”在我们重新开始时辅导、帮助新学生这件事没有成功，因为新学生没有接受帮助。我的“老学生”们觉得，能当小老师是自己复习最好的方式。这样，他们就更容易理解每个人需要不同的任务，也发挥她们的宽容和责任感。 另一天，一个偶然帮我做翻译的青少年偷了我的钱。我本来发现过他买“心理娱乐品”，可是我认为，只有他的心里世界碰到外界的任务，只有互相信任，才会有真正教育的基础，所以我并没有说他不好，而是让他知道，他做的翻译工作对我和学生很重要，我需要他的帮助，需要他相信我，也把我的生活情况交给了他。过了不久，这个青少年为了帮我们的任务不仅放弃了他不好的“心理娱乐”追求，还成了我最可靠的帮手，在我出差时替我上课。 “学生能主动改变吗？” 2002年9月 这个屯里的孩子一般的简历是，上学还没毕业就停止了学习。其实他们在停止上学时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有一种好像无法继续的感觉。比如暑假结束时，一个上小学5年级的15岁的孩子起床动作慢一点，他爸爸就开始说他，使这个本来愿意上学的孩子觉得只能心里反抗，把心里封闭起来，演得好像再也不上学一样。如果不是这样反应，青春期的孩子不可能发挥自己独立思考的才能。 屯里父母的教育方法是：不断重复地说孩子，越多越有效。可是我发现这有反作用，这破坏了小孩的心，使他在心里失去了理想最后的力量。这些不断重复的话破坏了孩子心里为了坚持需要的力量，让他对什么都没有感情。 那天早上我只对这个孩子说：“我先一个人去看同学们的情况。”结果这个孩子停止他不说话的反抗就说：“不行！”他想马上跟着我去，可是他爸爸觉得有希望，就把儿子拉起来，使儿子只能又进入心里反抗的状态。他爸爸不理解我干嘛一个人去，有什么用，因为他无法理解我不用压力，而是用拉力的办法。 我在屯里的教育工作都是这样的：农民请我马上开展的普通话课，我已经搞了，可是我觉得这种表面上的教育工作对素质的培养没有多少作用。我想让她们主动发挥的创造教育，还没有真正开始。这不能靠压力实现，但因为需要很长时间，使农民根本看不到这个工作的过程。 我希望能让我的学生经历并意识到她们自己的才能，自己最适合什么，使她们从这样的意识得到在这方面想参与社会建设的责任感。不过我很少成功让学生感觉(知觉)和意识到自己的才能、环境和世界的需要。 我希望学生感受到自己对环境是有用的，可她们还是感觉(知觉)不到能做什么。她们不可能只因为得到知识就有了主动性。桥的设计也已经成了我给她们的项目，根本没有她们的追求。可能我太急了，需要慢慢地从基础问题，从学生缺少自己追求的问题开始。 这里的人好像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反正一个在这个别人看不起的地方长大的人在社会中没有机会。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可能改变，所以也不用追求什么。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已经放弃的人来说，所有的计划、想法、压力等都起不了作用。能起作用的只有相反的，就是拉力。我能给他们的拉力是，我在他们没有希望的屯里做事和实践跟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给他们看，让他们参与。 在我有追求的时候，他们有希望，因为他们同情我，在心中感受了我的追求。对我的生活他们没有放弃。如果我想让他们心里孕育什么，我只能先追求自己的项目，让这里的人由于在心里同情我去感受，过了一段时间后，给他们一个机会把他们心里的感受变成帮助我的做法（活动）。在感受进入帮助的做法后，他们的思考才有可能参与他们的活动（做法）。他们觉得思考是最难的事，因为他们的智力发展过程像小孩的一样，思考被有道理的动作而唤醒。所以我想在这里再说一下《适合人类的教育》怎么介绍思考的出现： 我们不必“给”小孩所有他们要学的东西，因为根据精神上的经历他们已经具有很多精神范围中存在的道理。我们教育小孩只需要唤醒（或者发挥）他们沉睡中的才能，而且让头脑智力的才能“醒”起来的是他意识到自己四肢的动作和胸腔的发展。所以我们只需教育能唤醒小孩智力才能的四肢和胸腔。而且因为只是一种唤醒，有的小孩接受和学得比同学快，因为对他来说只是一种记得本来已经有的只是还在沉睡中的才能。 我们用纸按比例做模型时，学生的手很难适应做模型的需要。头脑不灵活的问题很难直接经过思考练习来处理，不过如果让手适应一种要形成的作品，思考和头脑也得到适应任务的能力（在动作做不下去时，人很自然地会进行反射的思考，动作顺利的时候又进入同情的建设头脑结构的工作）。所以我还是让学生继续帮我做模型。 屯里的孩子只能先感受我的项目，让感受进入他们的做法，最后思考才会被这些做法而引起、出现。在感受到我的项目之后，他们也许能想得到自己同样能做出来的项目。虽然这样要很长时间，不过这才能真正引起对追求的拉力。 我自己当时想写一首歌曲。另外，有一个我本来很喜欢跟他画画的男孩。只是这个男孩有个问题：不管做什么，因为心理太着急，他都坚持不到完成的时候。比如画完一幅画之前，因为等不了好效果，他就把自己的画砸烂。如果我和他写歌曲，歌谱砸烂了歌曲还存在在心里。为了帮这个男孩，在我们俩一起劳动、放牛等时间，我和他写了一首3组合唱的歌曲，题目叫“自由”。 虽然他只用5分钟就完成了我一个多星期的工作，不过他能参与一种心里的气氛已经够难得了。后来其他学生也经常请我和她们唱这首歌，因为她们思考后需要感受在一种气氛中的合作。 更适合启发学生的是另一种表面上的做法：在我需要新裤子时，我和她们设计并缝一条。结果，他们觉得设计得不适合他们，不如再做另一种，而且在实现的过程中还有了让真正的教育发生的机会：我对学生能说的话改变不了他们的感情、主动性等等。能改变他们身体的是我的生命力，能改变他们生命力的是我的感情（心理动力）和能改变他们感觉的是我的自我意识。如果我在学生面前，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做到我自己有道德的项目，我由于实践能让我的生命力、感情、自我意识等对学生起作用。 不过，我怎样能修炼我这些范围呢？比如修炼我的感情（心理动力）：如果我深深地感受到这里人的状态，不管我多么讨厌这里人的酒文化、爱讨论的特点等，也不管我对一些青少年的特别的好感，只是好奇地研究和感受，我由于在感情上的理解能消灭我所有的同情和反感，使我的感情得到修炼，而且我修炼自己的过程直接起教育学生的作用。如果我看见学生就有同情或者反感起来，我就无法以我的心理动力教育他们的生命力。 伴随着这样的修炼，我还理解到了另一个问题的根源：我深深地感受了这些山里面的人，使我不觉得他们由于很怕鬼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是不可理解的。他们确实还能感觉(知觉)到很多莫名其妙的现象，因为他们的感情还是属于环境的。他们意识的状态还是属于历史文化几百年以前的那种，像自我还没有独立的小孩一样。他们在意识上还没有能够脱离环境作用，依赖环境中的一些力量，还无法自己一个人独立去思考环境中还没有出现的东西。 这样，他们也不可能从个人的头脑来造一个独立的想法并意识到是自己造的。他们只能从环境中的意识接受。 我认为，这里的人还不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活，是因为他们的意识还不是属于他们个人的，也可以说，他们的自我意识还不能自由和独立。如果我故意想出手段来教育学生的自我，它也无法独立。那么，什么才能教育学生的自我意识呢？是老师的比自我意识更高级的、没有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出现的精神自己。 自我是不能遗传的，而且只有自己的自我才能改变一个人的做法、一个人做事的方式。只有经过我们的自我，我们才能教育我们自己、我们的感情和意志。 还有一种因素能够发挥12岁以上学生的意识，就是发明自然科学的东西(不是利用这些东西)。思考自然科学的高技术能够帮助人们把他们的意识从环境中分开，让意识再也不依赖环境或者迷信的作用。不过，为了达到独立的意识，学生需要理解他们使用的技术。如果不了解就使用，这只能引起新的像迷信一样对技术的依赖。我希望给这里的学生带来独立自由思考的才能。 和屯里人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因为我不教知识，而是想以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起作用，所以发生的改变主要在整个队中才能找到：他们说意识到问题是由于自己的做法产生的，只能自己改变才会有变化。刚开始经常影响我教育工作的人最后天天来关心学生有没有上课，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我们的活动好像自己的生活少了什么似的。 本来我想让学生感觉(知觉)到环境的需要和自己的才能，从这些感觉(知觉)找到自己梦想的项目。可是学生还是找不到，感觉(知觉)不到，也没有自己的梦想。我的实验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 我慢慢地发现，我的感觉和学生的感觉不一样。我感觉(知觉)到很多在这里需要做的，反而我感觉(知觉)不到影响他们意识的因素。我们的感觉(知觉)怎么会不一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先放弃了我的教育实验，先只去专门研究感觉(知觉)。也许通过研究感觉(知觉)我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你是为了什么？” 再也没有记者找我的时间已经快一年半了，可是报纸和电视台却没有停止报道我以前的事。写报道的记者我大多没见过，他们好像也没读过我的书，但他们写的“故事”越来越好看。我认为，这些都是报纸之间互相抄写而成的，而且每次都经过了一些加工，使报纸上的卢安克变成越来越神话、越来越跟我无关。 每10天我离开这个屯两天，去县城上网，和外面的世界联系。因为屯里没有电话，也没有公路，所以在屯里无法和外界联系。为了避免天黑时走小山路，我经常先走到一个有公路的小学在学生宿舍和他们一起过夜，第二天早上上车。 后来，我为了能在这里合法地工作需要代表的组织说，他们不支持我都在人们思想陋后的地方工作，要求我做事面对现代社会，所以我要答应他们经常出差。 两年前写信说希望在我身边生活半年，可是被我拒绝的那个北京女的这几天突然出现在林广屯。她求我给她一人上英文课，又被我拒绝了。她说：“你的朋友都说你不教知识是错的，你怎么还不转弯？”她一下子说这个，一下子说那个问题，其实我都还没有思考好第一个问题：“如果都没人试过这条路，怎么能知道是错的？”她要我跟她比我根本不追求的东西。 因为得不到我的承认，她就开始每天晚上在我们屯上课，而且因为她能说，又说得很多，我的学生几乎全去听她的，再也没来上我的课。她以为这样能让我跟她竞争，可是，不是每个人像她一样发挥报复，我不会竞争，只会撤退。 虽然那个女的很有理想，可是我觉得，接受她的做法和脾气，使我的肝炎严重起来了；不如放弃我的事业。我还在这里做什么呢？我又一次失败了。不过还有很多其他的屯在找老师，所以我想将来在几个不同的屯专门搞项目活动，放弃我晚上的课。其实，我也不怪她，因为事情这样发生推动了我的思考，使我找到了更理想的做法。 其实，我做教育工作并不是为了帮助这几个学生，而是为了素质教育的研究。我在研究工作过程中用中文把研究结果写下来，在网上免费发表。在这个网站里也可以查得到这本书只能总结的原文翻译和其他与我的研究有关的资料。 有人还是经常问：“如果你和别人、和学校、和政府合作，不是好得多吗？你还是先要适应社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后再做。”由于我不依赖社会的思考方式，由于我不说服别人，只做自己觉得需要做的，我虽然得到了我的自由，可是自由也一定让我一个人孤单地干。如果不要一个人孤单，如果不要脱离社会，我也无法获得自由，无法独立。我的教育就是为了给人带来思想上的自由。如果我自己不自由，学生能自由吗？ 人家喜欢问我：“你对将来有什么愿望？”这我都没有想，因为想也没有用。我觉得，对于将来的欲望只会影响未来，只会让自己不满意。 我的生活是我每天做的事，是把我的理想和我的做法联系起来、让它们变得一件事。我越是实现了它，越要丢失平常存在的对于自己做法和生活道路的安全感。我发现，这种安全感是假的，它只能在思想和做法分开的状态下存在。可是我把理想和做法联系起来时，一个没有做到的想法就不能坚持下去，而且所有做法也成了没有对和错的。 这样，我做的事越来越无肯定，越来越容易受伤害，因为我再也不能在想象中生活，而要接受事实。任何结果都没有了肯定，可是我得到的是一种对于自己生活和做法的清醒状态。 人家还经常问：“如果你不能成功、如果没有结果，怎么办？”我就说：“这我先不管。如果我还要有对结果的保障才做事，我就永远做不了什么。如果一个研究家在他进行研究之前知道结果，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如果一个研究家只研究他已经知道结果的事情，他永远也不能发现或者做什么真正新的东西。 成功是已经存在东西的发展，成功并不带来新的变化。失败才是带来变化的启发点。 我不认为，我在这里会成功。可是我在这里能尝试用什么做法才能发挥小孩个性的才能。这里没有谁想管理我。而且因为个性的东西在这里最难发挥，所以我要研究的问题在这里会最明显，最清楚。 我在我的生活中做过了一些很想达到好结果的事情，可是好的结果并不是从我故意计划的事情出来的，而是从我碰到的问题出现的。好结果是计划不了的。如果我故意想做一件好的为了精神发展的事情，这只是我个人的计划，不是精神发展的需要。真正的、根据精神的事情故意做是不能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