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志

广州市志 广州市志 总　　述 　　广州市是广东省的省会，广东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是１９８２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建城至今已有２２００多年的历史。１９９０年土地总面积７４３４．４平方公里，总人口６３０万人。其中市区面积１４４３．６平方公里，人口３９３．５２万人。 　　广州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它位于南岭以南，地处三江汇流入海处，具有河港、海港兼备的地理优势。从古代起，郡治、州治、府治、道治、路治和省治均设于此。广州有着繁盛的海上贸易，自古至今是全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由此带动了商业的发展与繁荣，成为广货的集散中心，保持着南中国繁华商埠的地位。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广州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近现代工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由于对内、对外的经济联系频繁，成为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与交通枢纽。 　　广州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华，广州首当其冲，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前沿阵地，同时对传统的封建统治和封建意识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广州处于中外关系和国内社会关系剧烈震荡的中心，成为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写就了一篇篇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显赫地位的雄伟篇章。 　　广州是岭南文化荟萃之地。岭南文化是在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在中原文化渊博厚重的影响下，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精华而逐步形成的。广州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和人文环境，成为中外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地带，岭南文化的荟萃之地；岭南文化所具有的开放、兼容、务实等特征，在广州的文化现象中得到最集中、最丰富的体现。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４日，广州解放，开始了城市发展的全新阶段。从７０年代末起，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广州毗邻港澳，地处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的交接地带，在改革开放中处于先行一步的地位。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实践，全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大城市之一，综合经济实力从改革开放前的中游位置跃居为全国第三。 　　１９９８年，中共广州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争创广州发展新优势、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总体思路，全市人民意气风发地以实际行动把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伟大事业推向２１世纪！ 　　一、优越的地理环境 　　（一）地理区位 　　广州市居广东省中部偏南，位于北纬２２°２６′～２３°５６′、东经１１２°５７′～１１４°０３′之间。北回归线在市境中部偏北穿过，全市约三分之二的地区在北回归线以南，三分之一的地区在北回归线以北。 　　全市北接南岭山地，南临南海，形成一个向南方海洋倾斜的大斜面，西江、北江、东江在此汇流入海，具有河港、海港兼备的地理优势。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这种北依山地、南临海洋的区位形势，易于造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形成与中原及海外难以交往的态势。然而，南岭实为破碎的山体，岭间有多处河谷盆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的日渐发展，这些盆谷隘道被人们逐步开通，使广州与中原的交往日渐频繁，梅关隘道、浈水谷地、武水谷地、连江水道、湘桂通道等，成为南北交往的重要通道。同时，古代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岭南人的祖先能在南海中驰骋，与海外的交往逐渐频繁。由广州向西南远航，可到达南洋诸岛和印度、斯里兰卡直至西亚和东非沿岸各国。古代频繁的海上贸易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此外，从东南沿海向北航行，可达福建、浙江、江苏乃至山东各地，通过海道加强了与岭北乃至中原的联系。可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广州所处的岭南地区，不断克服自身的封闭性，逐渐加强其区域的开放性，为创造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同时融合本土文化和外来多种文化的岭南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地理环境。 　　广州市毗邻香港、澳门，穗、港、澳有着密切的地缘、人缘关系。三地水陆相连，同属一个自然地理区。从广州人民公园至香港尖沙咀的直线距离是１２８．８公里，至澳门铜马广场的直线距离为１０５．６公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穗、港、澳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唇齿相依的人文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达到高度依存的状态。 　　广州市是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京（北京）广（广州）复线、广（广州）深（深圳）复线、广（广州）三（三水）线、广（广州）茂（茂名）线、广（广州）梅（梅州）汕（汕头）铁路和广（广州）深（深圳）准高速铁路，以及建设中的广（广州）珠（珠海）澳（澳门）铁路在此交汇，新建成通车的京（北京）九（九龙）铁路，广州有支线与其连接；广州是中国三大航空中心之一，白云机场是华南最大的国际航空港；广州是珠江三角洲公路网的中心，同时具有多条内河、近海、远洋航线。因此，广州是华南地区最大的交通运输主枢纽，与华南、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联系十分便捷、密切，有祖国“南大门”之称。 　　（二）自然环境 　　广州地区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从全球行星风系分布看，广州应属副热带高压带，但因其位于东亚沿海的低纬地区，季风环流强盛，并取代了其应属的行星风系，从而具有充沛的季风降水，形成了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在北半球，与广州地区纬度大致相同的地方，由于在副热带高压的笼罩下，空气下沉，晴热、干燥，形成了几乎是环球性的沙漠带，这些地方的年降水量一般都在１００毫米以下，甚至终年不雨，西亚、非洲、中美洲莫不如此。而地处东亚沿海南部的广州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却在１６００毫米以上，是世界同纬度地区的十几倍至几十倍。那些地区黄沙滚滚、沙漠浩瀚，而广州却繁花似锦、绿水青山，与国内其他亚热带地区一起成为同纬度地区的一片“绿洲”，可谓得天独厚。 　　由于地处低纬及濒临南海的共同作用，广州地区一年内冬夏季风交替，具有光能充裕、暖热少寒、雨量充沛等气候特征。 　　光能充裕。广州地处低纬，太阳高度角较大，辐射总量与日照时数都比较充足。年太阳辐射总量为每平方米４４００兆·焦耳～５０００兆·焦耳，年日照时数为１７７０小时～１９４０小时。地域分布均呈现自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在时间分配上，夏季最多，春季最少。 　　暖热少寒，夏长冬短。广州终年气温相对较高，年平均气温为２１℃～２２℃，地域分布呈北低南高的趋势。年内气温最高出现于７月～８月，最低在１月。夏季长达半年之久；但冬季只有两个月，且日平均气温多在１０℃以上。 　　雨量充沛，雨季明显。广州年平均降水量在１６００毫米～１９００毫米之间，地域分布明显受约于地势的走向。由于全市地势由南向北逐渐增高，南方海洋的暖湿气流在北上过程中被逐步抬升，降水随之增加，导致降水量北多南少的分布规律。最南的番禺年降水量只有１６７３．１毫米，而最北的从化达１９０８．５毫米，广州市区居中，为１６９６．５毫米。由于冬夏季风的季节交替，年内降水量变化较大，４月～９月为多雨季节，降水量一般占年降水量的８０％以上，其中４月～６月为前汛期，是锋面暴雨季节，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４０％～５０％，７月～９月为后汛期，是热带气旋暴雨季节，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３０％～４０％。１０月至翌年３月为少雨季节，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２０％以下。 　　由上可见，广州地区水分充足的时间正是光能充裕、热量充沛的季节。这种水、热同期的良好组合，极有利于水、热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发挥，这是广州地区气候上的重要优势。 　　由于每年冬夏季风强弱及交替时间早晚的不稳定，广州地区的气候也有不利的因素，经常出现灾害性天气，主要有台风、暴雨洪涝、干旱、寒潮、霜冻、寒露风及春季低温阴雨等。 　　广州的地形态大体表现为北高南低的特征，这是经历漫长地质年代演变的结果。北部、中部地势较高，整个新生代第四纪初期基本处于被风化、侵蚀阶段，现今地表破碎、浑圆。东北部山地，海拔在５００米～８００米之间，最高峰为从化市与龙门县交界处的天堂顶，海拔１２１０米；中部多丘陵、台地，海拔一般在５００米以下；市境南部，第四纪处于浅海环境，是个溺谷湾，由于珠江水系大量的泥沙堆积，日积月累，沙洲合并，遂成平原，为珠江三角洲河网地区的组成部分，海拔数米至十多米。大量资料表明，广州南部沧海变桑田的过程十分迅速，其中市区东南郊的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就是一个举世闻名的证据，它形成于约五六千年前，现今海岸已向南推移了约１００公里。此外，广州珠江河道的不断向南迁徙，也是沧海桑田的见证，市区内惠福路五仙观的“仙人拇迹”，就是古河岸的遗迹，但今天的江岸已南移了１１００多米。据历史地理考查，珠江水系泥沙的大量沉积、海潮的顶托以及珠江三角洲的造陆过程，使广州港的位置经历了多次的变化迁移，同时也难以形成优良的深水港口。 　　广州地区处于海陆交互作用带，其地貌类型具有多样性，从北至南，从陆到海，分别有中山、低山、丘陵、岗台地、冲积平原、海积平原、滩涂等类型出现。地貌类型的多样性，为广州市发展多种农业类型及经济布局的空间选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广州属中国南方丰水地区，河流纵横（同归珠江水系）。其中东部和北部以山区河流为主，主要有流溪河、增江、白坭河等，南部主要属西江、北江、东江下游水道和珠江前、后航道汇流交织而成的珠江三角洲河网区。珠江入海有八大口门，其中虎门、蕉门、洪奇沥三口门在广州市境内（洪奇沥水道为番禺与中山的界河），河川径流经此注入伶仃洋。三角洲河网区属洪、潮混合区，既受洪水威胁，又受暴潮影响，是洪涝水患的易发地区。 　　广州水资源年平均总量为８１．２９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为６０．１亿立方米，地下水２１．１９亿立方米。由于广州市地属珠江水系河口区范围，过境水十分丰富，总量达１２４５亿立方米，为本地水资源的１５倍。若把过境水计算在内，人均占有量达２．２万多立方米，每公顷拥有８１万多立方米。水资源比较丰富，且开发利用潜力较大。目前，广州市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体现在供水、航运、水力发电、水产养殖、生态环境及旅游等方面。但由于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近市区水域的水质污染日趋严重，故季节性和水质性缺水时有发生。 　　广州市的自然环境为多种土壤类型的发育及多种生物的栖息繁衍和作物的培养种植提供了良好的生态条件。由于热、水资源充裕，使土壤及生物具有从亚热带向热带过渡的特征。 　　在红色风化壳的基础上，加上高温多雨的气候环境，使广州的地带性土壤发育为赤红壤，兼有热带砖红壤与亚热带红壤的特点。由于市境地形复杂，热、水组合按地面高度的不同发生再分配，加之各地成土母质的差异，因而不同地区发育了不同的土壤类型。在东北部的中低山地，发育了山地红壤和山地黄壤；丘陵地发育了山地赤红壤；岗台地主要发育了赤红壤，可开发为农用地，也适宜种植水果或经济林；冲积平原和海积平原，土层深厚，土壤肥沃，经长期种植水稻，多为潴育型水稻土；此外，近郊还有一定数量的菜园土，是广州市蔬菜的生产基地。 　　广州生物种类繁多，且生长快速。地带性植被为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但由于人类的长期经济活动，原生林已不复存在，均为次生林和人工林。栽培作物具有热带向亚热带过渡的鲜明特征，是全国果树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包括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共５００多个品种，其中最主要的有荔枝、龙眼、香蕉、大蕉、菠萝和柑、桔、橙等。蔬菜一向以优质、多品种著称，有近４００个品种。广州有“花城”的美誉，栽培观赏植物约８００种；花卉、盆景为广州特产，包括观花、观叶和观叶赏果三大类。野生动物资源相对减少，但仍有兽类２０多种，鸟类５０多种，爬行类２０多种及少量两栖类，其中有２０多种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此外，粮食、经济作物、畜禽、水产种类繁多，且不乏名优特品种。 　　（三）城市环境的改变 　　广州市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但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口的总量和密度在不断增大，人文环境也在不断建立与加强，使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给城市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从７０年代末开始，广州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城市环境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第一，资源的消耗在持续快速增长。 　　水资源的消耗量显著加快。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城市供水量以年均７％的速度递增，平均每年增加１６．２万吨／日的供水能力。 　　能源消耗大幅度增长。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平均每年增长８．７％。１９８９年能源消耗总量９０１．２万吨标煤，１９９５年达到１５８８万吨标煤。虽然民用煤炭随着燃气的普及而逐年下降，但工业用煤却成倍增长，全市煤炭消耗总量以年均９．３％的速度递增。 　　耕地、林地、水面，甚至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等被侵占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此造成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 　　第二，环境污染的负荷持续增长。 　　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１９９５年全市污水排放总量１０．５２亿吨，比１９８０年的７．７１亿吨增加３６．４％。生活污水量以年均８．９％的速度递增，它在城市污水中所占比重已由１９８０年的３３．２％增加到１９９５年的７０．６％。近年工业废水排放量虽有减少，但达标率低，只有６３．３４％。 　　大气环境污染迅速增大。全市废气排放量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１４４亿立方米增加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８７６亿立方米，增长６３．９９％。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３．１５万吨增加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４．０９万吨，增长７．１５％。工业粉尘排放量，由１９９０年的３．０１万吨，增加到１９９５年的４．０５万吨，增长３４．５５％；遍布全市的３０００多个建筑工地产生的施工粉尘，污染严重。广州市机动车以年均２４．９％的速度递增，其排放的污染物也逐年增大，１９８０年在用的机动车３．０６万辆，到１９９５年增至７８．９万辆，在国内大城市中虽低于北京，但高于上海。 　　第三，固体废物大量增加。 　　近年，广州市区的生活垃圾以年均６．７％的速度增长，１９９５年达１５５万吨，平均日产垃圾达４２４７吨。 　　第四，总体环境质量在下降。 　　水环境污染加重，主要饮用水源地的水质明显下降，面临水质性缺水局面；煤烟和机动车尾气造成大气环境的污染，广州酸雨率自１９８７年起已超过５０％，空气日渐浑浊，雾日增加，１９９５年全年日照时数１５５９．６小时，比１９８９年减少１０２小时，比１９７４年减少３１７小时，是全国日照时数减少最多的省会城市之一；同时热岛效应日见强烈，８０年代以来，城区温度平均比周围农村约高０．５℃～１．７５℃；噪声污染严重，长期居高不下，１９９５年平均道路交通噪声高达７２．６分贝，名列全国各城市之首，超标道路占７９．３％；城市绿地不足，分布不均，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无序发展，造成城市生态建设和农业环境污染问题比较突出。 　　为了治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而带来的城市环境问题，广州市从７０年代起就着手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首先控制工业污染，到９０年代中期，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基本保持稳定；其次，根据国家环保法律，对新污染进行有效的控制；同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城市环境加强管理和建设。此外，从５０年代开始，开挖四大人工湖、建立自然保护区、消灭荒山、绿化城乡等举措，均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９０年代中期在广州开始推行“青山、碧水、蓝天工程”；市政府编制并公布了《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广州市环境保护规划》，并在实施规划的通知中指出：本规划是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业污染防治、自然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城市布局和工业布局调整、重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合理布点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是编制各类中、长期计划的重要依据。 　　同时指出，为了进一步协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切实控制住新的污染源对环境的影响，今后在建设项目中必须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防治污染的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努力把广州建设成环境洁净、舒适、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心城市。 　　二、历史悠久的岭南都会 　　广州是岭南地区最早建立的城市，建城至今已有２２００多年，且地点一直未有迁移或改变，为中国古城所少见。 　　（一）建置沿革 　　早在先秦时代，广州就是南越族聚居之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２１４）统一岭南，广州地区从此纳入秦朝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版图。 　　秦始皇平定岭南后，在岭南推行封建郡县制，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南海郡治番禺，即今广州。 　　汉高祖三年（前２０４），赵佗在岭南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此后，接受汉朝封号，为南越王。赵佗在位６７年，南越国共传五主，长达９３年。直至西汉元鼎六年（前１１１），汉武帝派兵平南越，再次设置南海郡。 　　东汉建安二十二年（２１７），交州州治从广信（今封开、梧州一带）移至番禺。东吴孙权黄武五年（２２６），分交州东部而置广州，始有广州之名。隋将州、郡、县三级行政区改为州（郡）、县两级，以利于施政。仁寿元年（６０１），为避太子杨广讳，广州改称番州；大业三年（６０７）改为南海郡。此外，为统军戎，设广州总管府于南海县治（今广州）。唐贞观元年（６２７）全国设十道，广州属岭南道，并为道治。后为岭南五府经略使、岭南东道节度使、清海军节度使治所。后梁贞明三年（９１７），刘睵割据岭南称帝，国号大越，翌年改为汉，史称南汉。定都广州，改称兴王府。南汉立国共５５年。 　　两宋行政区划分路、州（郡）、县三级。全国分十五路，广南东路简称广东，路治在广州。元代行政区划改为四级，即省、道、路、县。广州路属江西行省广东道，广州为广州路治所。 　　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改广州路为广州府，洪武二年置广东等处行中省，洪武九年改广东承宣布政使，广州均为治所。广东省的基本辖地在明代已大体确定，至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建置仍大致如此，表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在明代以后基本形成，广州对广东省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起着核心作用。 　　清朝取代明朝之初，明宗室逃至南方仍称帝，史称“南明”。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明朝宗室朱聿钅粤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史称南明绍武政权。该政权虽仅存４０天，但与建都广州的南越、南汉王朝合称“三朝十主”。 　　清代基本按明制，分省、府、县三级。广州府辖１４县，即：番禺、南海、增城、东莞、新会、清远、香山、新安、顺德、新宁、从化、三水、龙门、花县。广州城分属两县，西属南海县，东属番禺县。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及广州府的治所均设在广州。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武昌起义后，广东省于１１月９日宣布脱离清廷，在广州成立广东都督府。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中华民国成立，广州仍为广东省省会。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广州成立市政公所，筹备建市。１９２１年，广州市正式宣告成立，市政厅设于南关长堤。１９２５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７月改广州市政厅为广州市政府，并增设市政委员会。１９３０年１月，改称广州特别市，８月复为广州市。１９４７年６月改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辖市，仍为广东省省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４日，广州解放。１０月２８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隶属中南军政委员会，广州市为省级行政区域。１９５３年３月，广州市为中央直辖市，广东省人民政府驻地。１９５４年６月，广州市划归广东省辖。此后，广州市一直为广东省辖市和省会。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国务院同意把广州市纳入国家计划单列城市，赋予广州市相当于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１９９４年２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发文，将广州等１６个市的行政级别定级为副省级。同年１２月，国务院通知包括广州在内的８个省会城市不再实行计划单列。 　　从１９５０年以来，广州市的行政区域辖属经过了多次调整。１９８８年起，其管辖范围包括越秀、东山、海珠、荔湾、天河、白云、黄埔、芳村８区和花县、从化、增城、番禺４县（今均为县级市）。 　　（二）城市建设的发展 　　据考古发现，远古时已有先民在今广州一带生息繁衍，胼手胝足开辟蛮荒。１９９５年在番禺钟村镇大乌岗发现旧石器中期人类活动的遗址，出土打制石器５１件，其年代大约为距今１０万年～２２万年之间。从１９５６年以来，在广州东郊、东北郊先后发现了几十处重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在龙眼洞的飞鹅岭、萝岗镇的暹岗、太和的波罗山、新市的龟岗、增城的金兰寺以及番禺、花县、从化、增城一带的丘陵地带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址，出土了不少印纹陶片，以及石斧、石石奔、石铲、石箭镞、石矛、石网坠等磨制石器。考古发现展示了在距今约５０００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广州市的先民居住在濒临河海湖泊的沙丘和部分岗丘台地上，生产方式以渔猎经济为主，并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家畜饲养业、制陶和磨制石器等手工业。先民们用简陋的石器，写下了广州文明史的一页。正是由于先民们的辛勤劳作与不断开发，广州从远古时代珠江漏斗湾上的一座小渔村，渐而成为珠江三角洲上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居民聚居点。 　　脍炙人口的“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的传说，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根据岑仲勉考究，这是一则史前拓殖神话，反映了广州先民带着牲畜良种南来，开发岭南的史迹。广州城因此有了“五羊城”、“穗城”、“羊城”、“羊石”的别称以及“穗”的简称。 　　位于江海汇合之处的广州城，是岭南最早建立的城市。关于建城的肇端，史籍说法不一。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秦朝，最早的名称是“番禺”。《淮南子·人间训》记述秦始皇遣师统一岭南之役，有“一军驻番禺之都”的说法。《史记·南越列传》上也有“番禺负山险、徂南海”的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２１４），秦统一岭南，置南海等３郡，率兵统一岭南的秦将任嚣首任南海郡尉。番禺城成了南海郡尉治所，后人称当时的番禺城为任嚣城。任嚣城虽是“袤四里”的小城，却是广州建城见之于文献的最早的可靠记载。从秦朝开始，番禺城一直是广州城市的中心区。以任嚣城为广州建城之始，至今已有２２００多年的历史。２０００多年来，广州作为华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交往中心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加强。汉初，赵佗建立南越国时，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奠定了广州城发展的基础。现代考古发现提供了秦、汉番禺城的史实。在广州东郊螺岗秦墓出土有（秦始皇）“十四年属邦”的铜戈，西村石头岗１号秦墓发现有“蕃禺”烙印的漆盒（“蕃”古通“番”，东汉以后始去草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刻有“蕃”、“蕃禺”铭文的铜鼎器物，中山四路忠佑大街南越王国宫苑遗址发现有岭南地区最早的篆书“蕃”字石刻。这些发现雄辩地证明了番禺古城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 　　秦汉时期，广州已是中国南方一大都会。《史记》记载：“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记载：“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南越王赵眜墓出土了琳琅满目的各类器物。这些记载和实证，表明了广州城当时已是海内外交通交汇、四方商品集散的繁华都市。据考古发掘可知，广州南越国宫苑建筑规模达数万平方米，出土大批绳纹板瓦、筒瓦、“万岁”瓦当、大型印花铺地砖、八棱栏杆石柱等陶、石质建筑构件，有以石板铺设大面积冰裂纹地面的斗形水池状建筑以及渠道蜿蜒、别具特色的宫苑遗址。广州两汉墓出土形式多样的明器陶屋、陶俑、船模等，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番禺城内，除了南越国宫苑的雄伟建筑，还有平面曲尺形、三合院的民居，有干栏式、组合式府第城堡；珠江上航行着类似五六十年代花尾渡的木船；贵族阶层穿着织造精美的丝麻纺织品，使用彩绘人物与图案的漆器；南越国王宫中使用水晶、玉石、金银工艺饰品和青铜器皿，食物种类繁多，还有钟磬瑟笛声中的轻歌曼舞。所有这些，反映了当时广州经济生活和上层文化生活的绚丽多彩。 　　两晋、南朝，中原战乱频仍，僻处岭南的广州却保持相对安定的局面，避乱南下的人们，继续传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佛教的王园寺（今光孝寺）、宝庄严寺（今六榕寺），道教的越岗院（今三元宫），均创建于此时。广州社会经济也进一步发展，广州出土晋砖上有“永嘉世，九州空，余广州，盛且丰”之铭文可为佐证。 　　唐代广州为“国之重镇”，是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朝廷在此设立了市舶使，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务。交通四通八达，经济繁荣，商业兴盛，手工业发达，促进了城市建设的发展。天宝初，广州已形成“州城三重”的格局。宋、杜佑、李复、杨于陵等名臣先后在广州任职，他们多次劝导居民烧砖制瓦，排列邸肆，使城区面貌得到较大改观。城区四周，兴起了大片居民区和商业区，特别是西部为中外商贾聚居之地，政府特设外侨居留区“蕃坊”，“任蕃商列肆而市”，兴建怀圣寺，寺内光塔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建筑之一。在广州城南建有“大槛飞轩、高明式叙、崇其栋宇”的广阳馆，既为市舶使院，又是接待外宾的驿站。唐人《进岭南王馆使馆图表》描述当时的广州，“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一无所阙。车徒相望，城底洞开，于是人人自为家给户足”。唐代前期，都市执行着十分严密的封闭式的里坊制与两市制，作为岭南首府之广州，允许蕃商列肆而市，城门洞开，提供贸易自由之便，显示出城内居民区的商业化和临街设店的新城市布局的出现。至今仍有专业街名（如象牙街等）留存。唐代广州文教增进，彼时科举制度初兴，广州登进士第的有８人，还出现了善词章文学的郑愚、廖有方等，知名画家张询、僧徽等。佛教盛行，禅宗六祖惠能在广州法性寺公开身份，剃发受戒，开坛说法，使广州成为禅宗南派的发祥地。 　　五代时期，广州为南汉国国都，名兴王府。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南汉国的社会经济得到增长，兴王府的商业尤为活跃，与此同时，进行了规模空前的都城建设。刘岩之兄刘隐任清海军节度使时，开始对广州城进行改造，凿平禺山，在城南修建直抵江边的“新南城”，扩大了城区面积。兴王府的建设，仿照唐长安城之规划，划分城市区域，明确区域分工，使兴王府的城市建设具有都城特点，在广州城建史上写下重要一页。兴王府分为内城与郭城，内城包括宫城与皇城，郭城在中轴线大街左右布列坊市。兴王府内外修建了众多宫殿、苑池、寺观，其数量之多，为广州历史上所罕见。《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刘氏建造宫殿“凡数百，不可悉记”。屈大均《广东新语》谓南汉时，“三城之地，成为离宫苑囿”。据古籍记载，南汉宫殿有透雕熏香石龙柱、巨形铁柱、以大量珍珠镶嵌的殿堂。南汉宫阙在宋平南汉时被南汉后主付之一炬，今存广州博物馆的石雕１２狮子环列柱础，直径近米，有波斯风格，展示着兴王府之雄风及南汉时广州与海外文化的交流。兴王府留存至今的遗迹尚有御苑药洲九曜石（今南方剧院旁），中国现存有具体铸造年代的最早铁塔东、西铁塔（今存光孝寺内）以及流花桥、刘王廪等。 　　宋代，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和珠江三角洲的进一步开发，手工业和商业繁荣，都市经济迅速发展，使广州城市建设出现了一个辉煌的时期，城区范围空前扩大，城垣先后扩建和修缮近２０次，形成了中城、东城、西城组成的广州宋城。南宋时又向南至珠江边修筑了雁翅城。规模最大的工程是扩建西城。扩建后的广州城，新旧城连成一片，面积等于原来的３倍。西城尤为繁华，街道纵横贯穿，呈方格状，体现了以商业活动为主要功能的城市布局。广州宋城在扩建城垣的同时，疏浚修筑成贯串城内的排水大渠，状如脉络，因此统称“六脉渠”。城内又开凿疏浚了通往珠江的西濠、南濠（西澳）、清水濠（东澳），修筑了方便航运的内港码头。同时建筑了一批高楼杰阁，诸如清海军楼、粤楼（南宋改名共乐楼、元代改名远华楼）以及镇南门外的海山楼，还有巍峨轮奂的千佛塔（今六榕花塔），城市气象蔚为壮观。站在城中的共乐楼上俯瞰，有“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的景观。经过宋末元初战火的重创之后，广州的经济得到复苏，且有所发展。元朝重视商业和手工业，造船、航运业继续发展。海外贸易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元朝的市舶收入。经济上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至今尚存的原存放在清海军楼上的元代文物铜壶滴漏（原件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显示了元代广州的科技和工业水平。 　　明代，广州地区封建社会经济全面高涨，农业跃居全国先进行列，商品化农业区域迅速发展，以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与长江三角洲媲美，广州地区的手工业生产也有长足进步，以广州产品为代表的广东商品即“广货”异军突起，进入国内外市场。在对外贸易上，广州长期是全国惟一的通商口岸，这一特殊地位更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外文化的交流。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走向成熟的岭南文化在广州得到集中的表现。有明一代，广州城市建设和改造不断进行，比较重大的工程有三次。第一次在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将宋代三城合而为一，连通城濠，这是对广州城的一次整体改造。第二次在洪武十一至十三年（１３７８～１３８０），广州城北面扩展至观音山（今越秀山）东北山麓，在制高点建镇海楼（俗称五层楼）。第三次在嘉靖四十四至四十五年（１５６５～１５６６），在宋雁翅城的基础上兴建新城（亦称外城），把商贾云集的濠畔街等包括在内。至此，广州城扩展成北倚越秀山、南临珠江的城垣格局，直至清代，除在新城增筑了各长６０多米的东、西鸡翼城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扩展。广州城内，濠渠进行了疏浚并建闸门，城内水道有舟楫可通，街道宽广，主要街道可容１０人～１５人并马而行，沿街铺面连接，有各种专业街，横过街道建有牌楼，开始出现了带骑楼的街道。明代的广州城内外，建有岭南第一楼、五仙观、赤岗塔、琶洲塔等一批壮丽的建筑物。 　　清代，广州的城区向东、西、南等方向扩展。广州城西门外西关，原来是河网交织，农田、村落散落的地方，后来兴建了大片民居，既有商铺密布的十八甫，又有商馆林立的十三行区，构成繁华的商业中心，同时还有以织造业为主的手工业区。区内街道纵横交错，民居普遍富有地方特色，如西关大屋、竹筒屋等。光绪年间建造了集岭南工艺、装饰之大成的陈家祠。十三行商馆建筑则采用由西方古典主义传入印度及东南亚后演变而成的“券廊式”，是在广州最早出现的西洋式的民居建筑。明清两代，广州河南（珠江南岸）由于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成为民间土特产集散地和外贸的重要口岸。机器、造船业等近代工业建立，外籍富商迁入，清末又有岭南学堂（今中山大学址）以及南武学校等新式学堂迁建于此，形成与广州城区隔江相望的新兴城区。东山沿东濠东侧和珠江北岸，逐步开辟成商业区。教会在此一带建教堂、书局、学校，晚清，外国人和本地富商在此地大建住宅，屋宇日盛。位于珠江白鹅潭的沙洲沙面，鸦片战争之后沦为英法租界，各具特色的西方近代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沙面方格状道路两旁，邮政局、电报局、电力厂、水塔等近代市政公用设施也在沙面兴办，俨然是一个近代城市的雏形。沿江一带成为繁华商业区，耸立有粤海关大楼等高大的西式建筑物。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洋务运动，波及商业发达的广州，两广总督瑞麟、张之洞先后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在广州办起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天字码头堤岸筑起广州第一条马路；光绪十六年，旅美华侨黄秉常创办中国第一家电灯公司；光绪二十九年，广州至三水铁路通车，城内设电话总局；光绪三十年，设邮局，创办戏院；光绪三十一年，官商合办自来水厂。广州，走在全国各大城市近代化的前列。历史名城广州以新的更为昂扬的姿态融进了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大洪流。 　　民国初期，孙中山就满腔热情地提出了将广州市建设为“南方大港”的宏图远景。民国７年（１９１８）１０月，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其首项举措就是拆城筑路，开辟了城内几条主干马路和数处公园。民国１０年２月，广州市政厅成立，广州正式设市。从首任起三任广州市长的孙科，致力于广州的城市建设，不仅推进完成拆城筑路工程，同时将公共设施、城市卫生、教育、治安等纳入了城市统一规划的轨道。民国１８～２５年，陈济棠主粤期间，注重发展经济，广州市政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建起西村工业区和河南工业区，建成一批现代工业企业；市区修筑了总长达３６公里的马路，架设了横跨珠江贯通市区南北的海珠桥；建成了公路、海运、铁路、航空的立体交通网络；兴办了众多戏院、旅馆、茶楼和商店，建成惠爱中、西路（今中山五、六路），上九路、下九路和西濠口、长堤三大繁华商业区，还增设了不少商业网点；创办和扩大了一批高、中等教育学校；城市公共设施，出现了中山纪念堂、市府合署楼、中山图书馆、陆军总医院、爱群大厦和中山大学石牌新址校舍等一批新颖、壮观的建筑，在广东乃至全国近代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民国２７年日军侵占广州，广州城受到严重破坏，城市建设陷于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连年，经济凋敝，广州的城市建设日渐式微。 　　新中国接收下来的广州，是一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城市。国民党军队撤离广州前夕，炸毁了海珠桥，其后又派飞机轰炸黄沙，广州成为废墟。１９５０年后，人民政府迅速着手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海珠桥、西堤、黄沙。根据建设生产城市的指导思想，在建国头３０年中，把广州从一个以商业为主体的消费性城市转变为以工业为国民经济主体的生产性城市。开辟了一个个工业区，５０年代发展起来的有南石头、赤岗、员村３处工业区，之后增辟鹤洞工业区；７０年代发展了黄埔工业区。城市中心区工业主要集中在海珠区和荔湾区，其中又以工业大道工业区和西村工业区最为集中，形成了城市的新格局。 　　与此同时，城市居住条件逐步得到改善，水上居民全部上陆安居，木屋区居民迁入新居。为重点解决住宅特别困难户和无房户的居住问题，还兴建了华侨新村和一批新住宅区。广州市住宅居住面积从１９１９年的４６８万平方米，到１９７９年增至８２８万平方米。 　　对城市环境的整治和绿化持续进行。５０年代末期，发动群众义务劳动，整治、改建濠涌，全面疏浚、整治内街下水道，修建流花湖、荔湾湖、东山湖、麓湖等大型人工湖。 　　城市公用设施建设迅速发展。市区道路面积从１９４９年的１８５万平方米增长到１９７９年的３４８万平方米，总长度从１９４９年的２２８公里增长到１９７９年的３９１公里。市区兴建了中苏友好大厦、华侨大厦、广东迎宾馆、东方宾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会址，以及建成时高度为全国之最的广州宾馆（２７层）等一批高楼大厦，还有越秀山体育场、广州体育馆、南方日报社、友谊剧院、广州少年宫、广东科学馆、工人医院、儿童医院、第一军医大学教学楼、广州火车站等大型公共设施。在这３０年内，广州的城市建设在艰难中起步，在曲折中前进，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遭到更大的挫折。但是，从总体来看，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得到改善，改变了城市面貌，初步塑造出社会主义新型城市的形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建成了一批大型建筑物，扩宽改造了一批道路桥梁，城市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广州的城市建设出现了巨大变化。城市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建设方针的调整、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城市规划的优化，使广州的城市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住宅建设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阶段，改变了过去那种“见缝插针”、零星分散建设的做法，认真贯彻“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方针，按照城市规划成片、成线兴建住宅区。到１９９０年，广州市已建成或在建的建筑面积超过５万平方米的住宅小区达６０个以上，并建有２００多幢２０层以上高层住宅。在开发兴建新住宅区的同时，进行旧城区的成片改造，改善了城市功能，调整了用地结构与布局。城市公共建筑的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商贸旅游设施不断完善，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广州世界贸易中心、广州国际金融大厦相继建成，广东国际大厦和中天（后称中信）广场等高大建筑在建成时先后为中国建筑高度之最。天河体育中心、广东美术馆、星海音乐厅、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广州购书中心等大型体育文化设施，功能有别、风格各异，把广州城点缀得绚丽多姿、气象万千。 　　改革开放期间，广州加速了城市道路建设。先后修建了广州大道、广园路、中山大道、黄埔大道、北环高速公路等沟通市区东西南北的交通干道，以及市区十大出入口道路，对原有的东风路、环市路、南岸公路、解放路、昌岗路、新港路、广花路、先烈路等路段进行改建拓宽。１９９８年城市道路总长度达到１９０８公里，为改革开放前的近５倍。与这些道路相配套，２０年中新建的较大立交５５座、高架路１０处、人行天桥８７座、人行隧道６处、过江隧道１条。１９９３年底，广州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交通工程项目--地铁一号线动工。广州城区珠江江面上，原有海珠桥和６０年代建成的珠江大桥、人民大桥，８０年代新建了广州大桥、洛溪大桥、海印大桥以及增大桥，９０年代又建解放大桥、江湾大桥、华南大桥、鹤洞大桥。这些道路、桥梁的建设，组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道路网，使广州城区的各个区域间以及广州与外地联系更为方便。 　　同时，广州市的城市公用事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１９９０年自来水日供水能力为２６０万立方米，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４７％，在全国十大城市中居第二位，仅次于上海。自来水管道总长２９４７公里，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６４％。市区人均每天用水量居国内十大城市之冠。公共交通开拓了多层次的服务业务供市民选择，其中投入营运的公共汽车１７９６辆，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１．１８倍；出租汽车１０００６辆，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２９．７９倍。公共交通车客运量１０．０２４亿人次，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３２％。供气方面，到１９９０年末，液化石油气储能力５８００万立方米，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７１．５倍；售气量达５２２０４吨，增加１０３．８倍；用气家庭３０５３５２户，增加４９．２倍；气化率４０．９％。改革开放前存在的“用水难”、“用气难”、“乘车难”的问题，得到解决或缓解，为城市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广州市区的园林绿化和环境整治工作，结合大规模的城市基本建设而开展。白云山风景区出现了广州碑林、云台花园、能仁寺等新建或修复的景点，全山开始实施山林分林相改造规划，由单一马尾松向针阔叶混交林转变。对原有的公园也增建项目，装扮一新。在“九五”计划中，新建不少公园，仅１９９７年就新建成１４个，而且均注重特色文化及生态环境。市区绿化建设加大了力度，至１９９８年末，广州市人均公共绿化面积达６．３７平方米，高于全国园林城市人均６平方米的达标水平。环境保护方面，从治理老工业污染源入手，开展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治理，并结合技术改造防治污染。１９８９年建成大坦沙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为１７万吨／日，服务范围１２８９公顷，服务人口６０万，是迄今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并在国内首次采用先进的除磷脱氧活性污泥法。１９８９年，广州获得全国环境综合整治“十佳城市”称号。但由于历史遗留的问题较多，污染控制能力尚较薄弱，交通和社会生活引起的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世纪之末的广州在防治污染、保护城乡生态环境方面仍要做大量的工作。 改革开放给历史名城广州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古老的城市焕发出青春。古代，广州城区基本上处在越秀山以南、珠江航道以北，即使到了近代，充其量将一些工厂移到人烟较疏的南、北、东郊去，并未曾在那些地方进行现代城市的开发。改革开放２０年，城区向东、南部推进，新建的五羊小区、天河区，把广州城区向东与黄埔区联成一片；珠江隧道、地铁、过江大桥密切了老城区与正在加快开发的芳村区的联系；建设珠江新城，开发海珠区，扩大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建设莲花山港区和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使广州城区向远离老城区的海洋靠拢；向北扩展，兴建新机场。广州的建成区的面积一再扩展。新的城市格局，既是广州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结果，也为广州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四、岭南文化的荟萃之地 　　建城２２００多年以来，广州文化在原来土著越族文化的基础上，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精华，发展成为广府文化的主体、岭南文化的主流，呈现出绚丽多姿、独具一格的南国风采和地方特色。岭南文化所具有的开放、兼容、务实的特征，在广州文化中得到最集中、最丰富的体现。究其原因，主要是：广州自秦汉以来长期是岭南地区政治中心，必然成为地域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的规范，并成为岭南地区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主要的活动舞台；广州长期以来是岭南商业、交通中心，具有发展岭南文化的经济基础，从而成为发展、交流文化的有效载体；广州是岭南教育的中心，因而成为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培育各种人才，交流学术思想的重要空间；广州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是中国华侨最多的大城市，广大的华侨、外籍华人把广府文化引向世界，把海外文化引进广州，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广州文化具有开放开明、多元兼容、革新求变、务实重利、接近平民的突出的岭南文化风貌，并在学术、教育、文学、艺术、饮食、建筑园林等方面的发展演变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一）学术 　　东汉时期，南海（今广州）人杨孚撰写《南裔异物志》，是中国第一部地区性风物志。三国时，广州刺史陆胤撰《广州先贤传》，是岭南第一部人物志。晋朝初年，南海（今广州）人王范被荐举为广州大中正，他广为搜集史料，著成《交广春秋》，这是岭南第一部地方史志。这部书呈交朝廷，因为内容详尽，备受称赞，王范名动京师。其后，有南海人黄恭撰《王氏交广春秋补遗》（又名《交广记》）。西晋，有顾微（一作裴渊）作《广州记》。唐代，有更多的人注意到岭南风物与中原不同，因此撰写了一批关于广州地情的著述，可惜多数散失，现存仅见辑佚的段公路《北户录》与刘恂的《岭表录异》，成为今人了解唐代岭南的重要著述。宋代以后，广州府、县志书迭出，其中宋元时期所撰广州府志（以广州或南海名之）共９种，明、清５种。今存元大德《南海志》（残本）、明成化《广州府志》、嘉靖《广州府志》以及分别修于清康熙、乾隆、光绪年间的《广州府志》，还有南海、番禺县的一批县志，成为研究广州地情的重要文献。北宋余靖《海潮图序》，是一篇古代难得的海洋学论文。明代湛若水师承陈白沙的江门之学，提倡“随处体验天理”，成为与王阳明的“浙宗”并称的“广宗”，被时人称为“王、湛之学”。从明代开始，一些有识之士针对“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的情况，改弦易辙，提倡实学，提倡经世致用。清初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地方历史文献。陈澧在天文、地理、乐律、算术、文字、骈文、诗词、书法上多有研究，无论在整理文献、改革教学、科学研究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东塾集》、《东塾读书记》、《汉地理志水道图说》、《水经注西南诸水考》、《弧三角平视法》、《广州音说》、《统术详说》、《声律通考》、《切韵考》等著作，显示了清代广州知识分子博学广闻、经世致用的风貌。清代后期还出现了曾钊、林柏桐、谭莹等一批重视实学的知名人士。实学成为从理学通向近代新学（西学）的中介桥梁，为近代民主革命思想在广州发源奠定了基础。 　　近代广州，率先接受西方社会科学、文化思想的传播，一些追求救国之道的先进人物上下求索，引进和萌生了民主主义的思想。林则徐“开眼看世界”，洪秀全糅合某些儒家思想、社会传统观念以及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创立拜上帝教，编写出《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传教文书，奠定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基础。洪仁著的《资政新编》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建设的全面施政纲领。康有为在广州出版了意在破除旧学壁垒、促进思想解放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在全国影响颇大，他撰写的《大同书》，把中国历代的大同思想加以发展，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思想的高峰，他的“知难行易”学说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在认识论领域的最高理论成果。孙中山接受了传统儒家的尚仁、墨家的兼爱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等思想，形成“互助”社会主义理想，主张博爱、平等、自由为社会主义之真髓。他精心著作《建国方略》，为中国的社会和建设描绘了宏伟的蓝图。社会主义思潮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士在２０世纪初期引入中国的，其中不少首先在广州出现。朱执信是最初评述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人士之一。杨匏安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毛泽东在广州写作和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还有一些近代社会科学门类肇端于广州：梁廷縩写下了中国人编著的第一部美国史《合省国说》，杜定友是中国图书馆学创始人之一，张竞生最早提出计划生育、节制人口，谢扶雅撰写中国第一部《宗教哲学》，朱谦之、黄文山开创中国文化哲学和文化学，岑麒祥、王力在中山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语言学系。 　　在科学技术上，也有一些先进人物发扬岭南学术文化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率先接受和传播近代科学技术。著名学者陈澧在天文、地理、乐律、算术等学科皆有所研究和成就。邹伯奇在天文、地图制图、数学、摄影等方面研治既广且精，被誉为中国现代数理科学的先行者。中国第一个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广州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赴美留学归国后在广州有教学活动，并致力于发展广东的铁路事业。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飞行家冯如在广州建成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并在广州献身航空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广州社会科学事业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阶段，一些学科所取得的成绩，不仅在岭南，而且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５０～６０年代，广州有一批著名学者，在中国史、中国思想史、古文字学、图书馆学、心理学、教育学、东南亚历史等领域占有相当优势。容庚、商承祚对青铜器、古文字研究贡献殊多。陈寅恪的中国历史研究，杜国庠、杨荣国等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都有相当的成就，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说”是经济学领域最显著的学术成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州成为改革开放领先及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城市，为社会科学、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人类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学等学科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语言文字学等老学科展露新貌，一些新的、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应运而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走在全国前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研究、特区经济的研究和港澳经济的研究在全国占有优势，中国哲学史、中国古文字学、中国近代史和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太平天国、康梁与戊戌维新、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广东（广州）地方史、岭南文化等研究硕果累累。 （五）饮食文化 　　广州地区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从２０００多年前西汉初的南越王赵眜墓可见一斑。该墓后藏室是储放食品的库房，出土的大型烧烤器和储容器共１３０多件。铜、陶器皿内多存动物食品。西侧室是庖丁厨役之所，出土厨具有陶、铜、漆器１２５件，这些炊具和食器足以证明南越国时岭南烹饪技艺造诣之高。通过对墓中发现的大量经加工的动物遗骸的探究，可以看到“食在广州”的历史根源。据唐代出任广州司马的刘恂所著《岭表录异》记载，当时岭南人的烹饪技艺已颇高明，民间能运用煮、炙、炸、（蒸）、炒、脍、烧、煎、拌等多种烹调，并因物料质地不同而辨物施用，因此，广州的食制已自成一格。宋代，繁荣的商业促进了广州菜系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风味名食。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载：“广州饭僧设供，谓之罗汉斋。”元代的一位外国游客记述，在广州，“如请客人赴宴而席上无蛇，那客人会认为一无所得。”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商业性农业走在全国前列，广州市场兴旺，对内对外贸易发达，城镇周围又分布着许多圩市，群众生活比较富裕，“讲饮讲食”风气盛行，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乡土美食，大大丰富了广州菜系的特色。民国时期，广州较大的饮食店先后有２００家之多，家家有自创的名牌菜，如贵联升的满汉全席、香糟鲈鱼球、干烧鱼翅；聚丰园的醉蟹；南阳的什锦拼盘、一品锅；品荣升的芝麻鸡；玉波楼的半斋炸锅巴；福来居的香酥鲗鱼；万栈的挂炉鸭；文园的江南百花鸡；南园的红烧鲍片；西园的鼎湖上素；大三元的红烧大群翅；蛇王满的龙虎烩；六国的太爷鸡；愉园的玻璃虾仁；旺记的烧乳猪；新来远的鱼云羹；金陵的片皮鸭；冠珍的清汤鱼肚；陶陶居的炒蟹；陆羽居的化皮乳猪、白云猪手；宁昌的盐焗鸡；利口福的清蒸海鲜；太平馆的红烧乳鸽等。二三十年代，广州饮食市场空前繁荣。建国后，在５０年代中期，广州评出“十大名厨”，使名厨重焕光彩。六七十年代广州菜系发展缓慢。８０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广州饮食业跃上新台阶，大小饮食店、档数以万计，酒家、酒店、酒楼、宾馆、大厦、西餐室、酒吧、食街、大排档等遍布全市，给人以“五步一店、十步一楼”的感觉，店档多出奇招绝招，以创新菜点品种招徕客人。广州市于１９５６年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展出品种有６７０种，据介绍，当时市面上出售的菜式达５０００多种。在１９８３年举办的名菜美点评比展览中，展出传统和创新的品种达１２３８种，市面出售的品种难以胜数。从１９８７年起，广州每年都举办美食节，酒家餐馆纷纷推出新创制的名菜、美点，使粤菜传统发扬光大。广州菜系用料广博、选料珍奇、配料精茂，食味重清、鲜、爽、滑、嫩、脆，讲究“镬气”，注重形象，品种繁多，五味俱全。粤菜三绝，即炆狗、焗雀和烩蛇羹，经厨师们妙手烹制，令食者击节赞赏。广州的茶楼酒家环境优美，不少集中国建筑艺术、园林风光、书画盆景为一室，使饮食天地赏心悦目。遍布广州街头的小食夜宵档，经营品种繁多，如开煲狗肉、豉汁田螺、生滚肉粥、煲仔粥、干炒牛河、云吞面、绿豆糖水、芝麻糊等，价廉物美，为“食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