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同性恋小说的男风特质及文化蕴涵

·126 · 翻开明清通俗及文言小说，随处可见形形色色的男风 故事，这些故事有三个明显的外在共性，即男风特质、地 域特质及群体特质。综观明清男风小说，可以发现一张较 为清晰的同性恋文学地图，正如明人谢肇淛所云：“今天下 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 此好者也。”①明清男风虽遍及各地，但尤以闽广 ( 福建及 广东 )、吴越 (江浙 )、燕云 (京津 )三个地区为高发地带， 故具有较明显的地域特质。另外，男风涉及人群也相对集中， 同性恋主动方主要分布在仕宦、书生、商人、富豪、僧道 等人群，而同性恋被动方则集中于仆童 (包括门子 )、小官、 优伶、沙弥、道童等人群，故具有明晰的群体特质。而本 文重点讨论的则是同性恋小说的男风特质。 一 笔者曾以《中国古代小说总目》②中的明清通俗小说 为考察对象作过一个统计，其中涉及到同性恋现象的小说 共59种，而写男风的竟有55种，占 93％。这些男风小说中， 既有艳情小说如《浪史》、《浓情快史》、《杏花天》、《肉蒲团》 等，又有世情小说如《金瓶梅》、《醒世恒言》、《红楼梦》、 《官场现形记》等，更出现了描写男风的专书如《龙阳逸史》、 《弁而钗》、《宜春香质》、《品花宝鉴》等，兹不赘列。从小 说的绝对数量上来看，男风明显压倒了女风，因此具有显 著的男风特质。 同性恋小说的男风特质在文言小说中同样明显。明王 世贞的《艳异编·男宠部》、冯梦龙的《情史 ·情外类》及 清人吴下阿蒙的《断袖篇》等都专叙历代男风故事。其他 文言小说则多载发生在当时的男风逸事，如明王同轨《耳谈》 中的“梦鳝胯下”、“兵子”、“吕子敬秀才”，清纪昀《阅微 草堂笔记》中的“牧童”、“东乡太岁狎邻童”、“种种魔障 起于心”等，清袁枚《子不语》中的“双花庙”、“假女”、“鸭 嬖”、“常熟书生”、“兔儿神”、“多官”，清俞蛟《梦厂杂著》 中的“楚伶传”、“玉儿传”，清沈起凤《谐铎》中的“兔孕”、“恶 客除淫”，等等，都讲述了形形色色的男风情事。文言小说 中涉及男风现象的还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乐钧的《耳 食录》、曾七如的《小豆棚》、宣鼎的《夜雨秋灯录》、长白 浩歌子的《萤窗异草》、钮琇的《觚胜》、赵翼的《檐曝杂记》、 雷琳的《渔矶漫钞》等，兹不一一列举。 另外，同性恋小说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隐晦语也清晰 展示出其男风特质。无论是指代同性恋者的老官、契父、 契兄、老斗、龙阳、娈童 (或狡童、顽童 )、小官 (或小朋友 )、 兔子、契弟、相公、男宠，还是指代同性恋现象或性行为 的分桃、断袖、翰林风、鸡奸等，都隐指男同性恋。明“天 然痴叟”的《石点头》( 又名《醒世第二奇书》) 第十四卷 “潘文子契合鸳鸯冢”中还详述了明代各地有关男风的十种 乡语： 读书人的总叫做翰林风月，若各处乡语又是不 同，北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蓬蓬；徽州人叫塌 豆腐；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人叫善善；龙游人叫弄 苦葱；慈溪人叫戏虾蟆；苏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上 唤作以阳物插入他人粪门淫戏，话虽不同，光景则一至。 若福建有几处，民家孩子若生得清秀，十二三上便有 人下聘。漳州词讼，十件事倒有九件是为鸡奸事。③ 林林总总，无一例外地均指男性间的性行为。相较于如此 众多的男风隐晦语，指代女同性恋的隐语只有“对食”、“磨 镜”两词，由此可见男风在同性恋小说中的绝对统治地位。 明清同性恋小说男风压倒女风、成为首选题材的原因 大致有二：一是男同性恋现象在明清两季泛滥，作为一种 社会风尚，它自然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明清两代，由 于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及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整个社 明清同性恋小说的男风特质及文化蕴涵 施　晔 内容提要　男子同性恋现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笔者通过对明清同性恋小说的 系统梳理，归纳出其中凸显的男风特质，并由表及里，挖掘出明清同性恋现象的一些内 在共性，如同性恋双方的主从性、性取向的双重性及性别认同的戏拟性等，进而剖析儒 家主流文化对男风的暧昧态度，从中透视明清同性恋小说的丰富文化蕴涵。 明清同性恋小说的男风特质及文化蕴涵 ·127 · 会弥漫着淫逸浇薄之风；而以反禁欲主义为表征的人文启 蒙思潮的激荡，虽然解放了人性，冲击了宋明理学，但也 带来了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副作用。在这种社会大背景 下，当女色无法满足人们求新鲜求刺激的欲望时，男风便 应运而生。男风涉及人群上至皇帝贵戚，下及布衣僧道， 士人商贾尤甚。皇帝中最典型的好男风者是明武宗朱厚照， 无论内监、下臣还是歌童，只要稍有姿色，都会成为他渔 猎的对象。张志淳《南园漫录》卷十“老儿当”载：“正德 初，内臣最宠狎者入老儿当。‘当’字作去声读，犹等辈也。 然实不计老少，惟宠狎是尊。京师称势焰可畏者辄曰：‘是 当里的。’”官宦士人中，好男色者有严世藩、袁中道、屠 隆、祁豸佳等辈，不一而足，严世藩宠幸歌童金凤到了“昼 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④的地步。祁豸佳弃妻儿如敝屣， 却视家优阿宝为命根。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士 人”还记载了一个本无此好的士人被诱入此道的经过： 周用斋汝砺 (万历五年进士 )，吴之昆山人，文名 籍甚，举南畿解元，久未第，馆于湖州南浔董宗伯家， 赋性朴茂，幼无二色。在塾稍久，辄告归。主人知其 不堪寂寞。又不敢强留。微及龙阳子都之说，即忿怒 变色，谓此禽兽盗丐所为，益生平未解男色也。主人 素稔其憨，乃令童子善淫者乘其醉纳其茎，梦中不觉 欢洽惊醒。其童愈奸之不休，益畅适称快。密问童子， 知出主人意，为大呼曰：‘龙山真圣人 !’数十声不绝。 明日，事传布，远近怪笑。龙山为主人别号。自是遂 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少，必求通体。其后举丁丑进士， 竟以好外，嬴惫而殁。⑤ 这是明代士宦好男色的生动例证。明春宫画册《花营锦阵》 中有描绘男风的春宫画一幅，题为《翰林风·南国学士》， 后“翰林风”便成为明清士宦中男风现象的代名词。清代 北京劲吹狎相公之风，美貌伶旦成为士农工商各色人等趋 之若鹜的追捧对象，毕沅所狎伶人李桂官因被称为状元夫 人而艳名远播。《随园轶事》载袁枚“好男色，如桂官、华官、 曹玉田辈不一而足。而有名金凤者，其最昵爱也，先生出 门必与凤俱”⑥。著名画家郑板桥也曾坦陈自己“尤多余桃 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甚至“欲改律笞臀为笞背”⑦。由 于现实生活中男风盛行，同性恋题材自然也就男风当道了。 二是小说作者一般都为男性，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 后宫、闺阁之事往往不为人知，女性间的同性恋生活尤其 隐秘，所以一般作者对此知之甚少；而且，男女授受不亲 必须严防死守，而女性间超越友谊的暧昧情事却常被忽略， 如《怜香伴》中崔笺云与曹语花、《聊斋志异·封三娘》中 封三娘与范十一娘的同性爱均寄居于一夫多妻的传统婚姻 模式中，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再则，封建男权社会中，男 人拥有绝对多数的社会资源和性资源，他们仍不满足，还 要占有男色，怨女旷妇在男人处找不到爱与性的出路，只 得转向同性寻找慰藉，于是后宫出现了“对食”( 汉代宫 女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 )现象，深宅中有了“磨镜”(指女 性之间的性行为 )行为，这些都是境遇型同性恋。一旦环 境改变，有了异性性慰藉后，她们大多会抛弃同性性取向， 回归男人怀抱。所以女同性恋往往是被动、短暂的，不象 男风那般主动持久、引人注目。另外，男人从自身利益出 发，往往认为女人之间产生恋情也不是坏事，既可防止红 杏出墙，又可为自己猎取更多的性资源创造最大的自由度， 所以默许甚至鼓励女人间的同性恋。“女子同性恋相当普遍， 并被社会容忍。只要不发生过头的行为，人们认为女子同 性恋关系是闺阁中存在的习俗，甚至当它导致为了爱情的 自我牺牲或献身行为时，还受到人们的赞扬”⑧。内阍之事 毕竟少有人张扬，而分桃断袖、品优狎伶在当时很多人眼 中是风雅韵事，因而成为一种社交和生活方式，于是大部 分同性恋小说便锁定了男风。 二 然而，男风特质还仅仅是明清同性恋小说的表象，仔 细阅读这些男风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出明清男风有别于现 代同性恋的一些内在特性，诸如同性恋双方的主从性、性 取向的双重性及性别认同的戏拟性等。 同性恋双方的主从性。中国古代同性恋者与现代意义 的同性恋者不同，他们之间普遍缺乏人格的平等性，考察 明清小说中同性恋者的角色分配，可以发现，他们一般都 按双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如尊对卑、富对贫、主对仆、 师对徒、长对幼等等，分为主动方与被动方，泾渭分明， 决不混淆。如有人违反这一权力结构分配和游戏规则，那 么他一定没有好下场。袁枚《子不语》卷十九“兔儿神” 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国初，御史某，年少科第，巡按福建。有胡天保 者，爱其貌美，每升舆堂，必伺而倪之。巡按心以为 疑，卒不解其故，胥吏亦不敢言。居亡何，巡按巡它 邑。胡竟偕往，阴伏厕所，窥其臀。巡按愈疑，召问之。 初犹不言，加以三木，乃云：“实见大人美貌，久不能忘。 明知天上桂岂为凡鸟所集，然神魂飘荡，不觉无礼至 此。”巡按大怒，毙其命于枯木之下。⑨ 胡天保置森严的封建等级于不顾，以一介乡民之身份 垂涎于巡按大人，其胆气可嘉，其遭遇可叹。同性恋的主 动方一般都是权力结构中的强势方，他们中的大部分为官 员、商贾、富人、名士，或有金钱，或有权力，或有地位， 并且一般都是双性恋者，有家有室，但是为了满足畸形性欲、 猎奇心理，或为寻求情感慰藉，甚至仅为附庸风雅，便将 目光投向弱势群体中年轻貌美的男子，百计追求，必逞己 欲而后快。同性恋被动方则相对弱势，他们有职业和非职 业之分。前者主要由小官、小唱、相公等组成，大多都出 身寒微，靠出卖色相为生，他们与大老官 ( 嫖客 ) 或老斗 (相公的恩客 )之间以“欲合”为主，缺少情感交流，有的 只是金钱与男色的交易。小官及相公们大多都有奶便是娘， 文学评论　2008年第2期　 ·128 · 谁有钱便去趋奉谁，还常出现小官跳槽的现象，金钱的魔 力使他们在不同的嫖客间游走，但性奴隶的角色不会改变。 后者主要由年幼书生、门子、仆童、沙弥、道童等组成，“或 屈于爱，或屈于势，或利其有，勉为应承耳”⑩。他们与 主动方的关系相对稳定持久，如《浪史》中的仆童陆姝与 主人梅素先、《型世言》中的门子张继良与官员陈代巡、《绣 榻野史》中的书生赵大里与富有同窗东门生、《拍案惊奇》 中的道童太素、太清与师傅黄妙修等，但他们之间的上下 贵贱等级永远不可逾越。 同性恋角色的主从分配模式偶尔也有变化的时候，如《宜 春香质·风集》中的经学先生钟万禄，因为“生得有几分姿 色”，年轻时为人龙阳，人称钟娘子，“如今做了秀才，撞着 旧时朋友，也还饶他不过” ，等他坐馆带了学生以后，便 变为主动方，“看了标致学生，却也不肯放过” ，先后与韦 英及孙义发生性关系。所以只有当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由弱势 上升为强势以后，他的性角色才会随之发生变化。 虽然明清小说中同性恋性角色分配普遍存在着主从之 别，然而《弁而钗》、《品花宝鉴》、《石点头·潘文子契合鸳鸯冢》 等书已出现了人格平等的端倪，作者开始注意到钱与欲以外 的情的因素，而《情史·万生》、《红楼梦》更是描写并讴歌 了带有现代性爱色彩的平等的同性恋情，这在当时实属难能 可贵。 性取向的双重性。考察明清涉及男风现象的小说，可以 发现绝大多数人都属于双性恋者，真正象《无声戏》“男孟 母教合三迁”中许葳这样“生性以南(男 )为命，以北 (女 ) 为仇” 、象袁枚《随园诗话》中春江公子那样“与为无盐 夫，宁作子都妾” 的绝对同性恋者非常少见，大部分同性 恋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双性恋者。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 种，主要是社会和心理的原因。 首先是社会原因。儒家主流文化的严厉抵制，使绝对同 性恋者在当时的社会及文学作品中都难觅生存的土壤。中国 儒教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及宗嗣观念是中国社会伦理的基 础，所谓“男女居室，人之大伦” 。虽然古人说过“食色， 性也” 亦或“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所存焉” 但此处的“性” 与“欲”是以“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为神圣目标的， 具有很强的功利性。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到：“中 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 念。” 故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伦理特别重视，家庭作为政治 的基础，起到了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作用，为了保证种 族的繁衍、宗嗣的延续与家族的兴旺，以便推动家庭——宗 嗣——社稷环环相扣的伦理体制的正常运转，结婚、生殖便 成为超神圣的性义务。正如李渔所云：“世间第一乐地，无 过家庭。‘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是圣贤行乐之方， 不过如此。而后世人情之好向，往往与圣贤相左。如弃现在 之天亲而拜他人为父，撇同胞之手足而与陌路结盟，避女色 而就娈童，舍家鸡而寻野鹜，是皆情理之至悖，而举世习而 安之。其故无他，总由一念之恶旧喜新、厌常趋异所致。” 于是喜新恶旧、厌常趋异的与生殖无关的“声色之好”、“体 肤之悦”都被扣上“淫”的帽子，“万恶淫为首”便是对无 益于生殖的性行为的否定或定义。由于同性性行为的主要目 的是娱乐而不是生殖，所以必然为主流社会所侧目。抵制婚 姻的男人便是对社会、家族极不负责的不忠不孝之人，是游 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因此，即便是违心的，他也必 须把成家作为立足于社会的先决条件。笔者对男风小说中的 同性恋主动方作一统计，发现除了僧道，85％的人都已婚， 连《无声戏》中极端厌恶女性的许葳也必须遵循“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祖训，勉强娶妻生子。那些“大逆不道”的反 家庭、反婚姻、反生殖的绝对同性恋者在封建社会中的生存 空间很小，作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创作同性恋小说的文人 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肆意描写这些“大逆不道”者。 其次是心理原因。美国性学家金赛说过：“如果不将人 分为同性恋者或者异性恋者，而是将他们视为具有一定程 度的同性恋经历和一定程度的异性恋经历，这样可以更清 楚地看问题。” 为了对这个“程度”作出衡量，他标新立 异地了著名的七点尺度 (从零点至六点 )，其中零点与 六点是指处于性爱两极的人，零点指绝对异性恋者，反之， 六点指绝对同性恋者。而一、二、三、四、五点则指那些 在同性吸引和异性吸引方面并不平衡的人 。我们所说的 双性恋者就分布在金赛七点尺的一至五点中，他们的共同 点就是既对异性感兴趣亦对同性感兴趣，但每个人对异性 与同性感兴趣的程度不尽相同，有些人的性取向会在某一 时段或某一环境中比较明显地滑向同性，如寺庙僧道、学 塾书生、监狱犯人、行伍士卒等境遇型同性恋者，由于环 境的局限，缺少女性性慰藉，于是他们只能去同性那儿寻 找性通道；当环境改善时，他们会回归常态的性生活。 除此之外，还有猎奇猎艳心理。男人普遍具有追求新 鲜刺激的冒险欲，在条件与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 道德规范的约束，许多人会沉溺于性猎奇中不能自拔，并 在其过程中体会冒险与占有的愉悦。而明中叶至清前期， 士大夫们受“狂禅”习气的影响，在性生活上崇尚纵欲， 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大肆泛滥。《龙阳逸史》十一回中府厅 官员沈葵，为苏州妓女韩玉姝及其弟韩玉仙吸引，水陆并进， 双美共享，甚至引起韩氏姐弟间的争风吃醋。《宜春香质·雪 集》中的贾人商新早有家室，然而放荡无拘，与妓女祁文 交好的同时，又看上了小官伊人爱。 而同性恋被动方的性取向也大多具有双重性，小官、 相公们将出卖色相作为敛财的捷径，如《龙阳逸史》、《宜 春香质》中的众男妓；门子、仆童大半将此作为固宠求荣、 安身立命的权宜之计，如《金瓶梅》中的书童、《型世言》 中的张继良 、《拍案惊奇》中的小道童太素和太清 …… 正如沈德符所言：“宇内男色，有出于不得已者数家。” 其实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性取向仍旧偏向异性恋，仍将结婚 传嗣作为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性别认同的戏拟性 。中国古代男风就其实质而言是 明清同性恋小说的男风特质及文化蕴涵 ·129 · 将男色想象、戏拟成女色而加以亵玩或爱恋的风气。促成 这种习气的深层原因是中国几千年的男性霸权体制，不仅 使女性一直处于次要、服从的第二性地位，而且渗透到了 男性内部，强权男性将年少貌美、性格温顺的男童戏拟成 女性，对他们的性别作故意的、暂时的误认同，因此得以 实现对他们的性压迫、性侵犯。性别认同中这种将男作女 的戏拟现象在明清男风小说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普遍。 一方面，好男风者更偏爱女性化的男色，把男色戏拟 成妓女或妾妇来受用。他们追逐的对象一般都是青春髫龄， 姝丽慧颖，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男风小说的书写中处处 展露出对男宠、娈童、优伶的雌化、戏拟心态。所有作者 均刻意强化他们的女性特征，而弱化其本色。不仅给他们 以女性的名字和外貌，还赋予他们女性的性格及气质，要 求他们按三从四德的妇道标准行事。《宜春香质·雪集》第 一回中的小官伊人爱“生得骨清眼媚，体秀容娇，韵度幽 闲，丰神绰约，威仪潋艳，红白时生” ，可谓人见人爱； 《弁而钗·情奇记》让李又仙男扮女装充当匡时的男妾，题 五言绝句八首，分咏其目、口、颜、鬓、足、妆、耳环之美， 作者将男作女的用心一览无遗。《品花宝鉴》则处处将小旦 比作供人赏玩的花儿，士人们还为他们题花谱，评品鉴赏 他们的娱耳悦目、动人心魄处。杜琴言不仅外貌“是天上 神仙，人间绝色，以玉为骨，以月为魂，以花为情，以珠 光宝气为精神” ，他的性格也极其女性化，终日深锁愁眉， 以泪洗面。然而，这种将男作女的戏拟是暂时的，因为美 人易老，男色比女色更难保鲜。花样少年一旦出现了男性 性征，他们就被踢出戏拟受宠的行列，成为终生带着耻辱 烙印的亚男性。故早在战国时期，著名男宠龙阳君虑及自 己易逝的美色，不禁忧从中来：“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 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 鱼也，臣亦将弃矣 ! 臣安能无涕出乎 ?” 一千多年后，一 切皆为龙阳君言中。充当男宠的优伶及男娼，其青春期一 般只能维持五年左右，即从十三四岁至十八九岁，短暂如 昙花一现，二十岁往上当男性体征出现后，这些人就如敝 屣残花，被人抛弃遗忘。正如《燕京杂记》所云：“优童名 享之不过数年，大约十三四岁始，十七八岁止。俟二十岁， 已作浔阳妇而门前冷落鞍马稀矣。寓京师数年，多有目击 其且衰者。” 《龙阳逸史》第五回就把小官按年龄分为三 等，十四五岁初蓄发的是上等；十六七岁发披肩是中等： 十八九岁掳起发便是下等了。二十开外仍在操此生意的小 官不仅要被同行挤兑嘲讽，更受嫖客的冷落鄙视。故好男 风者对被动方的雌化及戏拟有很强的渔色性、时效性。 另一方面，由于同性恋被动方在权力结构中的弱势地 位，他们不得不接受主动方对其身心的雌化想象，刻意按 照主动方的猎奇及渔色心态将自己摹拟成女性，这种投其 所好的现象更多出现在“欲合”的同性恋组合中。《龙阳逸 史》中的小官裴幼娘不仅有十足女性化的名字，而且“虽 是个男儿，倒晓得了一身女人的技艺。除了他日常间所长 的琴棋书画外，那些刺凤挑鸾，拈红纳绣，一应女工针指， 般般精谙”。练就一身名妓的看家本领以吸引更多的嫖客。 《无声戏·男孟母教合三迁》中的尤瑞郎为获得许葳的欢心， 不惜冒死自宫，甘为许的男妾，并且为其守寡，为其抚孤。 《男王后》中的陈子高更是整日自怨自艾爹妈给了自己姣好 的皮囊却又让自己错投了个男儿身。 更可怕的是，这种由同性恋双方共同促成的戏拟现象 甚至还引入了对女性的贞节期许。男风小说的作者站在主 动方的立场上一致要求被动方专情忠贞，一“女”不侍二夫。 这些作品虽然出自不同的作家之手，但不约而同地竖起了 如出一辙的理想龙阳范本，他们均具有烈女忠贞专一、为 爱无怨无悔、为情忍辱负重的人格特征，如《弁而钗》中 的情感知遇、生死不渝的书生文韵，知恩图报、深情贞烈 的李又仙，《品花宝鉴》中色艺双绝、清高自爱的杜琴言， 聪慧泼辣、仗义疏财的苏蕙芳等，因而他们得到了与现实 完全悖离的完满大结局，心月主人让文韵和李又仙一个南 海为神，一个隐居成仙，以此逃避对他们尴尬处境的安排； 陈森让如花似玉的十旦有的归入士林、有的经商营业，最 终回归男人的行列，虚假的结局折射出了作者对他们心目 中理想男宠的期待。而对薄情贪婪、心性杨花的小官、相公， 写手们口诛笔伐、毫不留情，给他们安排抽肠活剥、碎尸 成段的悲酷下场以为千古枭情之报，如《宜春香质》中的 单秀言、伊人爱等。小官及部分相公本来就是职业男妓， 以色相和青春谋生，要求他们忠贞守节就像要求妓女贞烈 纯洁一样可笑。封建男权社会的所谓贞节观，说穿了便是 要求女性 ( 或被戏拟成女性的男性 ) 用身体实践他们设置 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道德观念，从而在身与心两 方面将她们 ( 他们 ) 牢牢主宰掌控，实现男性霸权主义终 极占有的欲望，正如凯特 · 米利特所说：“女人或妓男受 着强权、暴力和男性傲慢的统制。” 为了淡化强烈的男性霸权色彩，拥有话语权的文人们 为男风小说精心制造了“始于色而终于情”的书写模式， 从而使低层次的渔色行为上升为高层次的情感诉求，并为 这些小说罩上才子佳人式的华丽外衣。《弁而钗》、《石点 头·潘文子契合鸳鸯冢》、《觚胜·姜郎》、《品花宝鉴》等便 是这类故事中的翘楚，它们往往以同一套路展示故事情节： 首先是双方一见钟情，两情暗许，如《品花宝鉴》中的梅 子玉与杜琴言，邂逅于路途，两两心摇目眩，倾心向往； 其次是情缘遇阻，矢志不移，如《觚胜 · 姜郎》中的吴生 与姜郎两情相洽，半途却杀出个达官十八公，横刀夺爱， 使有情人天各一方，经过许多波折，两人才得以相聚；最 后是金榜题名，有情人终成眷属，《弁而钗》“情贞纪”中 赵生在风翔的帮助下，得中高魁，仕途顺畅。二人后俱弃官， 携家隐居于白门，世世相好。创作才子佳人小说是失意文 人寄托人生理想、宣泄失落情绪的一个方式，同性恋主动 方对男色的趋奉说穿了是女色追逐的一种延伸，囿于种种 原因而不能如愿的对女色的纵情占有，可以通过拥有男色 文学评论　2008年第2期　 ·130 · 得到满足和补充，从而实现渔猎天下美色的终极理想。 三 中国儒家“中庸”、“温柔敦厚”的处世哲学深入中国 的传统文化，因此自古以来，中国同性恋者的处境不算严酷， 不象中世纪的欧洲，把同性恋视为罪恶、妖孽，并加以残 酷的处罚。正如台湾作家白先勇在接受访谈时所说：“(中国) 古代没有如希腊般歌颂同性爱，但也没有法律或道德上的 严重对抗。皇室贵胄反对皇帝宠幸同性，多数基于政治理 由，如汉哀帝深爱董贤至要让位给他，朝臣是为夺权而反对， 整体上对同性爱风气和接受程度也较西方宽容。” 但中国 的同性恋者特别是同性恋被动方始终处于主流文化的忽视 及蔑视中。《史记》、《汉书》把历代汉皇的男宠列入佞幸部， 带有鲜明的贬义色彩。好男风幸娈童之事一般都被排斥在 正史之外，人们只能在野史、稗官、杂说中找寻到它们的 踪迹。刘廷玑在《在园杂志》里这样评论几部同性恋小说： “更甚而下者，《宜春香质》、《弁而钗》、《龙阳逸史》，悉当 斧碎枣梨，遍取已印行者，尽付祖龙一炬，庶快人心。” 这些小说在清代屡遭焚毁也就不足为怪了。清著名同性恋 小说《品花宝鉴》被《菽园赘谈》评为“满纸丑态，龌龊 无聊” ，鲁迅先生也将其列入“狭邪小说”之列。 明清有关男风的小说在在透露出来自主流文化的鄙视 和反对。《二刻拍案惊奇》十七卷“同窗友认假作真”中， 书生魏撰之与闻俊卿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反映了明代士人对 同性恋的看法： （魏撰之）便取笑道：“而今世界盛行男色，久已 颠倒阴阳，那见得两男便嫁娶不得 ?”闻俊卿正色道： “我辈俱是孔门弟子，以文艺相知，彼此爱重，岂不有 趣 ?若想着淫昵，便把面目放在何处 ?我辈堂堂男子， 谁肯把身子做顽童乎 ?” 他们认为男风是不光彩的淫昵行为，身为顽童更是一个男 人最大的耻辱。《萤窗异草》三编“龙阳君”篇借龙阳君谏 龙王戒“断袖之好”事，把矛头直指向处于权力巅峰的皇帝： “然自后庭开凿，古圣列王之三风，永垂世戒，后 之帝王君公，或以骖乘见讥，或以余桃遗臭，龙主亦 何取于此 ?且计龙主宫中，美人充下陈，狗马实外厩， 亦已足以自娱，成望收回成命，无贻海若之羞，波臣 之笑，实为厚幸。”又说“君虽蛙尊水府，实已南面称 王，竟不顾大亵体制，而宴然争此娈童，一大罪；…… 龙阳君尽收陆海，虑人宣淫，而君强竞南风，导人纵欲， 非大罪而何 ?” 作者把皇帝宠幸龙阳、倡导南风定为大罪状，那些好龙阳 的封建君王听了这些犀利的谏词是否也会象龙王那样有所 收敛 ? 对于同性恋者的行为，大部分异性恋者是无法理解的。 李渔、蒲松龄、纪昀等分别在《无声戏》、《聊斋志异》、《阅 微草堂笔记》中阐述了这种困惑，如：“男女居室，为夫妇 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迎风待月，尚有荡检 之讥；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 ；很多劝善书苦口婆 心地劝诫人们不要去做这种狗彘不如的下作事，以免伤身 破家，如华胥大夫张际亮在《南浦秋波录》第三“琐事记” 中云：“顽童始见于《尚书》，大淫于六朝，至近代则皆谓 闽粤尤尚此习。此事最足伤人，狎之甚者必得目疾，老则盲， 或阳痿不能生子。是故与其男淫，毋如游狭邪也。”还有人 用寓言讽刺同性恋行为，如乐钧的《耳食录》卷九《方伯 娈童冢》一文尖刻嘲谑了好男风者。大部分异性恋者对同 性恋由不理解而生发出鄙视与厌恶，把同性恋者视为怪物、 变态者，认为他们不洁、丑恶。虽然自古以来，中国没有 严刑峻法惩治同性恋行为，但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的歧视 比刑法还要严酷，《石点头·潘文子契合鸳鸯冢》中的潘文 子与王仲先因同性相恋，被龙丘先生大骂一顿，逐出学塾。 两人无颜见父母，只得遁入罗浮山，躬耕自足，最后双双 绝食而死。 而作为当事者，大部分同性恋者由于深受传统主流文 化的浸淫，也对自己的行为怀有深重的罪孽感和羞耻感。《阅 微草堂笔记》十二卷中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娈童： 某公眷一娈童，性柔婉，无市井态，亦无恃宠骄 纵意。忽泣涕数日，目尽肿。怪诘其故，慨然曰：“吾 日日荐枕席，殊不自觉。昨寓中某与某童狎，吾穴隙 窃窥，丑难言状，与横陈之女迥殊。因自思吾一男子， 而受污如是，悔不可追，故愧愤欲死耳。”某公譬解百 方，终怏怏不释，后竟逃去…… 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使这位娈童愧愤欲死，这种来自于 内心的负罪感要强于任何外来的压力。《弁而钗·情贞纪》中 的赵王孙感于风翔的痴情失身于他后，认为自己的耻辱“虽 决江河，莫可洗濯”，并嘱咐风翔：“弟丈夫也，读书守礼， 方将建白于世，而甘为妇人女子之事，耻孰甚焉 ?惟兄怜而 秘之。” 后王孙父得知儿子“养汉”之事，怒不可遏：“不 成人的狗才，我怎生期望你，你却做此下流勾当 !” 赵王 孙对仆童说：“父亲知了，羞杀人也 ! 不如死休。” 不仅 被动方如此，喜好男色的主动方一般也不会轻易在人群中 暴露自己异于常人的性取向。《金瓶梅》中泼辣的潘金莲发 现了西门庆与书童的同性性行为后，指责西门庆与书童为 “没廉耻的货”，虽然西门庆与书童的鸡奸行为在西门大院 里是公开的秘密，但西门庆仍试图掩饰道：“你信小油嘴胡 说，我那里有此勾当 ?我看着他写礼贴儿来，我便歪在床 上。” 这番辩白实乃此地无银三百两，西门庆在家作威作福、 肆无忌惮，经常与潘金莲、李瓶儿在光天化日下宣淫，如 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　潘金莲醉闹葡萄架”中就 有西门庆当着春梅之面淫金莲的情节，他对此没有任何顾 虑与羞耻感，却十分忌讳别人提起他与书童间的性事，做 起此事来也小心翼翼，把门插得好好的，这说明他在内心 深处也认为此事是羞耻的。情欲与伦理的冲突、行为与内 明清同性恋小说的男风特质及文化蕴涵 ·131 · 心的矛盾是同性恋文化中一个永远的悖论。另外，虽然主 流社会并未采取强硬来限制、扼杀同性恋行为，却迫 使他们完成组织家庭、传宗接代的社会义务，所以尽管中 国古代一部分同性恋者厌恶女性、仇视婚姻，但他们中的 绝大部分都成家生子，这是中国同性恋文化中的又一个悖 论。清“烟水散人”的《桃花影》中有个丁慕南，酷好男色， 将美貌书生魏玉卿灌醉后奸之。为弥补自己的无礼，把妻 子花氏送给了魏，自己云游而去。在这种绝对同性恋者的 眼中，女人只是男人财物的一部分，可以任其发配。他们 为了逃避来自传统社会行为规范的压力，承担了娶妻生子 的社会义务，但随即便把这种压力转嫁给了自己的妻子， 甚至可以出让自己的妻子给别的男人，这种行为极不道德。 综观形形色色的男风小说，否定与蔑视虽是其主导思想， 但我们仍可以在否定、讽刺的表层下捕捉到一些作者对此现 象的玩味或娱乐心态。尽管这些小说家都标榜“劝善惩淫”， 每每在作品中树起“酒是迷心鸩毒，色乃伐性斧斤”的劝戒 旗号，但其创作重心明显地偏向娱人及自娱。李渔在《无声 戏·男孟母教合三迁》开篇便洋洋洒洒地大发议论，陈述自 己对“亵狎”男风的不解，以显其大雅君子之形象，其后却 又津津乐道于许葳与尤瑞郎的种种情事，称之为“三纲的变 体，五伦的闰位，正史可以不载，野史不可不载的异闻” ， 并说明了自己写作故事的目的是说来醒一醒睡眼，明摆着是 用男风故事来取悦读者。《宜春香质》同样打着“劝善惩恶” 的旗号来描述男性间的性事，“风、花、雪、月”四集无一 例外地将“后庭一路”作为展开情节的起点，并极其露骨地 描摹四位美貌“小官”与好男风者间的同性淫乐过程，又通 过他们几乎如出一辙的悲惨人生经历，或“为世之忘恩负义 者说法”，或警告“以皮肉为招牌，以色笑为媒妁，卖弄风骚， 勾引情窍”的“市井小子”悬崖勒马，或呼吁男子们保全“干 净躯壳”并自尊自爱。虽然作者不厌其烦地插入各类冠冕堂 皇的议论，但掩盖不了作者本人迷恋男风的性心理，小说对 同性性行为淋漓尽致的自然主义描摹更是起到一种诲淫导淫 的作用，所以无法克服教化与娱乐彼此脱节的内在矛盾。 另有一部分士人受到人文启蒙思潮的影响感召，价值尺 度与审美情趣亦随之悄然改变，甚至偏离传统文化的轨道。 对于盛行的男风，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认同，但至少有 些人已开始主动调整自我的观念信仰与行为方式，试图容忍、 理解、同情这一现象。袁枚的《子不语·双花庙》 塑造了 一对相爱的少年，因貌美而招来杀身之祸。邑人怜之，为其 立双花庙，“偶有祈祷，无之不应，因之香火颇盛。”后邑令 刘大胡子认为其庙为“淫祠”而欲毁之，二少年托梦给刘，“一 捽其胡，一唾其面，骂曰：‘汝何由知我为恶少年乎 ?汝父 母官非吾奴婢，能知我二人枕被间事乎 ?当日三国时周瑜孙 策，俱以美少年交奸，同寝宿。彼盖世英雄，汝亦以为恶少 年乎 ?……”作者借二少年之口公开为同性恋行为辩护。他 的《兔儿神》更是对痴心的同性恋者寄以由衷的同情：同性 恋者胡天保爱御史某年少貌美，被御史觉察后毙命于枯木之 下。作者借胡托梦之言诉说同性恋者的心曲：我以非礼之心 干犯贵人，死固当然。毕竟是一片爱心，一时疾想，与寻常 害人者不同。这里，作者凸现了胡天保的“一片爱心”，认 为爱别人是无罪过的。其后，作者又杜撰了胡被阴官封为兔 儿神专司人间男悦男之事且“灵验如响”的故事，并谴责该 御史“未读《晏子春秋》劝勿诛羽人事，故下手太重”。表 现了作者对遭歧视、受迫害的同性恋者的理解及同情，正是 这些许的理解与同情，透露出了作者对人性的尊重及文化阶 层的情爱意识的多元化。 更难能可贵的是，《情史·万生》、《红楼梦》等小说的 作者对同性恋现象产生了审美兴趣，并试图从中挖掘出真、 善、美的东西。他们唾弃“欲合”的同性恋行为模式，认为 那与禽兽无异，却关注、同情甚至赞美同性恋者间的“情合”。 毫无疑义，明清小说中有关同性恋的描写大部分是欲多于情， 是性与情的悖离。诸如《宜春香质》、《肉蒲团》、《姑妄言》 等书中的男风描写，没有真挚的爱情、相互的体贴与理解， 有的只是人的低层本能的欲念，小说充斥着低级露骨的性描 写，不能透过“性”让读者看到人生与社会，不能让读者从 肉欲表现中升华到情感层次，把握灵肉冲突在具体人性形态 中的表现形式，进而了解小说的社会意义，这是明清同性恋 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勿庸置疑的是，明清小说中确有一 部分作品描写了同性至情：《情史·万生》 有一对同性恋者 万生与郑生，两人皆贫士，虽然郑生相貌平平，且“恂恂寡 言”、“躯殊渺小”，但两人倾心相爱，比目数年。看到郑生 已成年，万生为其择婚，并“分割其舍三之一舍之，而迎其 父母养焉。万行，则郑从，若爱弟。行远，则郑为经理家事， 若干仆。病，则侍汤药，若孝子。斋中设别榻，十日而五宿。 两家之人，皆以为固然，不之讶。叩其门，登其堂，亦复忘 其为两家者。”万生还叮嘱其内戚与友人，万一自己客死他 乡，将来一定要和郑生同穴而葬。冯梦龙因此盛赞道：“天 下之久于情，有如万、郑二生者乎 ?或言郑生庸庸耳，非有 安陵、龙阳之资，而承绣被金丸之嬖，万生误。虽然，使安 陵、龙阳而后嬖，是以色升耳，乌乎情 !且夫颜如桃李，亦 安能久而不萎者哉 ?……吁 !情痴若此，虽有美百倍，吾知 万生亦不与易矣。”冯梦龙首倡了颇具现代性爱色彩的平等 的男子同性爱，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首次描写了寄居于传统婚 姻模式下的同性婚姻，这是一种既不悖逆传统宗族观念又保 全了同性爱权力的另类婚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红楼梦》 则在宝玉与秦钟、蒋玉菡等人的少年爱中发展了这种平等的 同性爱，曹雪芹引入了“意淫”这一全新概念，让贾宝玉用 天分中生成的那一段痴情，追求与秦钟、蒋玉菡等人构筑在 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基础上的同性爱。宝玉与秦钟虽然一个 出自富有的侯门公府，一个来自清贫的寒门薄宦，但社会及 经济地位的悬殊在他们的感情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双方都不 以对方为依附对象，性格品性上的颇多契合点使他们互相倾 慕，互为知己，体现了一种极为宝贵的平等相爱观念。作者 还用语焉不详的回避手法，忽略了第十五回中宝玉、秦钟的 文学评论　2008年第2期　 ·132 · 性交合场景，“……他虽假装无知，读者仍可获知主要之情。 相反地，作者暂时不充作无所不知，而加入读者之行列， 暗相庆幸他们都未直接的卷入猥亵一幕” 。曹雪芹并不 回避少年爱中欲望的萌动，但他不象陈森那样试图创造一 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精神同性恋，而是用隐笔回避性描写 的尴尬，突出精神高于肉体的观念，“故特因此二三件隐事， 指石之未见真切，淡淡隐去，越觉得云烟渺茫之中，无限 丘壑在焉。” 从《龙阳逸史》、《宜春香质》等小说的同性情色书写， 到《弁而钗》、《品花宝鉴》等小说的同性至情虚构，再到《万 生》、《红楼梦》等小说中的平等同性爱诉求，这些作品突现 了明清同性恋小说的男风特质，同时也传达了一种人文进化 的信息：从把同性恋丑化、妖魔化，到试图宽容、理解与同 情，再到对平等、互爱的同性恋产生审美与认同，人类社会 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走向进步和文明。 ①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9页。 ②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明·天然痴叟《石点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98 页。 ④明·姚士粦《见只编》卷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页。 ⑤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周解元淳朴》，中 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896 页。 ⑥清 · 蒋敦复《随园轶事 · 金凤》，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1 年版，第 63 页。 ⑦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九，《袁枚全集》三，江苏古籍 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6 页。 ⑧［荷兰］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4 页。 ⑨《子不语》卷十九，《袁枚全集》四，第 362 页。 ⑩明·醉西湖心月主人《宜春香质·花集》第一回，《明代 小说辑刊》第二辑，巴蜀书社 1993 年版，第 647 页。 《宜春香质·风集》第二回，第 619 页。 《李渔全集》第八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随园诗话》卷四，《袁枚全集》三，第 121 页。 《孟子》“万章上”，岳麓书社 2000 年版，第 155 页。 《孟子》“告子上”，第 190 页。 《礼记》“礼运篇”，管曙光编《白话四书五经》中册， 长春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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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渔《无声戏》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迁”，《李渔全 集》第八卷，第 107 页。 《袁枚全集》四，第 452 页。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1 页。 K·Wong 著，黎登鑫译《红楼梦的叙事艺术》，《论中国 古典小说的艺术》，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37 页。 清·脂砚斋《红楼梦评》，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9 页。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社科处］ 责任编辑：李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