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圈地运动

饥饿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生命圈地运动 在探讨“生命圈地运动”之前，我们先来明确一下“生命专利”的概念，它指在利益驱动下，把生物物种及其基因或细胞、胚胎、器官，甚至人类的基因等，利用各种手段变为私人或企业的产权，而这种产权拥有者在一段时间按内（通常是17—25年），可以有权决定专利品的使用、制造和售卖。 典型例证如“墨西哥爱罗娜豆事件”。 豆类本来是墨西哥人的基本粮食。Azufrado豆原产墨西哥，自古以来就是墨西哥西北部的重要粮食作物，在西北部有98%的人食用Azufrado豆，是贫苦农民时代赖以为生的食粮。 1994年，有一个人在墨西哥索罗亚买了一小包杂豆，并把豆带回美国。这人从杂豆中挑选出黄色的豆籽，并放进泥土中种植。经过几代种植之后，他声称“发明”了一种“独特而稳定的”黄豆种子。在1996年11月25日他向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申请专利权，这时距他在墨西哥索罗亚购买杂豆不到两年，就居然“发明”了“独特”的黄豆。 1999年4月13日，这人为他称为“爱罗娜豆”的“独特”黄豆获取了专利（编号#5894079），此项专利涵盖所有种子成特定黄色的豆。他的公司宣称，除了他的公司以外，一切有关该种黄豆的买卖贸易和使用都属侵犯专利权的行为。1999年底，他居然还控告两家在美国售卖墨西哥的公司，指控他们侵犯了他的专利权。 其中一家被控告的公司负责人说：“起初，我还以为是这位先生在同我们开玩笑，他怎么可能发明墨西哥农民已种植千百年的豆？”但这人更要求从墨西哥进口该种黄豆的美国公司必须向他支付13.3美分/千克的专利权使用费，而法庭却居然接受他提出的诉讼。这对于依赖出口黄豆为生的墨西哥农民而言，无疑深感震惊。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的豆培育专家James Kelly博士认为，所谓“爱罗娜豆”的专利是“不适当、不公正、非正义的，也不是建立于科学证据或事实的基础之上”。不少正直人士认为，“爱罗娜豆”获得专利是荒谬绝伦的天大笑话，是对西方专利的讽刺。墨西哥政府对这种弥天大谎式的“独特”专利表示极大的愤慨，并对“爱罗娜豆”进行了DNA测试，证实上述“发明”的豆的基因排列顺序与原产墨西哥的Azufrado豆完全一样。 2001年1月，墨西哥政府严正宣布将向“爱罗娜豆”的专利提出挑战，有关的负责官员更表示：“我们会用尽一切办法，因为保护我们的大豆关系到国家的利益与尊严”。为了挑战“爱罗娜豆”的专利，墨西哥政府至少要付出20万—25万美元的法律费用，这对财政短缺的墨西哥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种完全不必要的额外负担，并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时间。这一切只是为了推翻一个本来就不应该批准的虚假专利。这类不伦不类的生命专利也从一个侧面表述了信息的增值与增值后的“另类”奇妙效应。 然而，有不少科学家能正义地怒斥“生命专利”，明确反对“生命圈地运动”行径。例如，美国最负盛名的生物学家沃森，他主张科学研究应该以增进人类福祉为最高目的，科研成果应该于世人共享，不得私藏。沃森在1953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并未利用他来致富，他也为拥有“生命专利”。沃森理智的面对当前的基因研究狂潮。他最担心的是会引发一阵“淘金热”，如果是这样既会妨碍美国境内甚至国际间隔研究小组的合作契机，影响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宗旨、方向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会直接损害全人类的福祉，危及伦理道德的根本。沃森特别反对有关基因专利的建议，他公开批评那些容许天然的DNA序列成为“生命专利”的行为是非常不智和危险的。“生命专利”可能引发深刻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损害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与福祉，却成为少数垄断者掠夺财富的源泉，这是当代政治生态的畸形化。沃森不惜同“生命专利”公开决裂，于1992年4月10日下午1点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正式提出辞呈。沃森的拂袖而去表明了政治的科学家对于“生命专利”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