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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自觉

2010-11-28 6页 doc 42KB 3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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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觉 写作立场、文化自觉与外语院系的设置 王庆奖 (昆明理工大学美国研究中心)1 【摘要】本文作者认为我国外语院系的设置不符合学科的规律和国际惯例,从而导致了研究生论文的文化写作立场缺乏文化自觉。改变这种现状的首要是将外语院系设置为语言文化学科,把汉语言文学纳入外语系的课程设置当中,从而提高教学的文化自我意识。 【关键词】文化自觉 语言文化 设置 [Abstract] The essay argu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s in most o...
文化的自觉
文化的自觉 写作立场、文化自觉与外语院系的设置 王庆奖 (昆明理工大学美国研究中心)1 【摘要】本文作者认为我国外语院系的设置不符合学科的规律和国际惯例,从而导致了研究生的文化写作立场缺乏文化自觉。改变这种现状的首要是将外语院系设置为语言文化学科,把汉语言文学纳入外语系的课程设置当中,从而提高教学的文化自我意识。 【关键词】文化自觉 语言文化 设置 [Abstract] The essay argu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s in most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s apprenticed to the western culture, which brings negative influence to the cultural self-conciousness of the students. To change, curriculum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s must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ours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o that cultural self-awareness of the students may be kept. [Key Words] cultural self-conciousness; language & culture; establishment 一、引言 美国独立建国后的十九世纪中期,爱默生发的那篇演说《美国学者》似乎是一声吹响文化独立的号角,也仿佛是美国文化独立进程中的一个小结,堪称美国文化独立与自觉的宣言。鉴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也针对美国还有大量留学生在欧洲留学的现象,爱默生说美国向欧洲学习的学徒期已经满了;现在已经到了美国停止向欧洲学习的时候了。美国独立前后,“美国的文学既不是美国的也不不能称为文学”,也就是说,美国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文化,无论是文学还是思想还是其它,美国都无法称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当时所谓的美国文化无非是欧洲文化的复制和改进。1776年,美国建国以后不长的时间里,马上就有一批学者意识到文化独立的重要性,文化独立的愿望空前强烈,结果在美国人民的努力下,大约从十九世纪起美国终于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景象。文学上有梅尔维尔、库珀、惠特曼、吐温等影响世界文坛的巨匠;哲学有爱默生、杜威、梭罗等哲学大师;语言学上韦伯斯特;历史学尤以特纳及其边疆理论而著称。这些文化学者不仅在自己的领域成就非凡,更重要的是他们为美国的文化独立所做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华盛顿及其战友们在独立战争中所取得历史功绩。如语言学的韦伯斯特与其主编的《韦氏大词典》奠定了如今的美式英语的基础;特纳的边疆理论则明白无误地告诉欧洲人美国文化不是欧洲的亚文化,美国文明是美国人们在开拓边疆的过程中产生的。美国的文化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若要成为真正的强国,不仅政治、军事和经济要强大,文化更要独立自觉;真正的国家强大与文化的独立和自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年美国人愁着自己没有文化,而想方设法地创造文化,以求得文化的独立与自觉;反观如今的中国,坐拥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资源,却还要亦步亦趋地在思路理论上跟随西方,不禁让人掩卷长叹。 二、开放与文化的失落 似乎感觉到自己文化的落后,也可能是因为被迫打开国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见证了中国的两次对外开放。一次是在清末,另一次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比较这两次的对外开放,虽然动机不同,历史条件也不一样,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看出来的:清时的国门洞开,国人眼中看到的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先进的科技、优雅的文明,于是痛恨自身的文化的没落、国力的柔弱。那时的开放国人虽然羡慕西方的文明,似乎还不是那么地臣服西方的文化,因此中国文化的传统也部分地得以保留。否则就不能说明为什么为什么民国时期尚有许多横贯中西的大师,也无法说明今天的台湾还保留着这较多的中国传统。1949年的解放固然给中国带来了新生,但中国之门也再一次向世界关闭,国家的综合国力没有得到发展,于是就有了七八十年代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八十年代的开放,西方思潮不断涌入,国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人对域外文化思想的了解之渴,但同时也良莠不齐、毫不过滤地将西方的东西一概收入囊中。比之于清末时期的开放,八十年代的开放使很多人自觉地放弃了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思想的深入理解和尊重,不是对其加以批评嘲讽就是冷漠待之,甚至完全抛弃。也就是说,后一次比前一次更加地否定自己,更加认同别人。八十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英语热”就是最好的证明。另外可以肯定的是,两次开放都是由于某种文化的失落感造成的,而这种失落感导致了西学东渐,乃至对域外文化的盲目崇拜。虽然我们的确从西方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我们也失去了很多:在学习外来文化和寻求救国之路的过程中,我们不自觉地把自己投入到别人的话语环境当中,慢慢地忘却了自己的文化根底,最终使文化过分地依附于人而失去了文化的自觉。在近代以来的开放活动中,这是我们在文化上的最大的损失,而这种损失无不与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外国文化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有着深厚的关联。 三、研究生文化写作立场的偏差与论文指导教师的集体失语 纵观这几年外语院系(还有一些外国文化专业)研究生的写作立场,感觉到这些论文在文化方面的主要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丧失了自身的文化立场;2、没有文化上的自我身份识别;3、缺乏文化上的自我意识;4、学习外国文化的目的不明确。作为研究生,当然需要较高的理论素养,诚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如果要站在科学的巅峰,就必须要有理论思考;而作为研究国外文化学科的研究生,当然应该了解异族的思想,汲取外国文化的精华。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很多论文作者在写作时,几乎没有自己母国的文化立场,完全把自己的意识思维纳入到了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从而辱没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即便是在遇到自身的问题,如在研究国内的英语教学问题的论文中,论文作者往往倾向于在西方理论的话语体系中思考并在其中寻求解决的办法。殊不知,在世界上中国学习英语的人口是最多的国家,中国在英语教学上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现象和局面可以给我们的研究提供很多数据和语料,反而应该是西方学者向我们学习、针对我们而进行研究的,而不是我们研究了自己的问题还要借用西方的理论来套用、解释。但很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把自己语料和数据当做产生和发现理论的养料。只是一股脑地在西方理论当中寻求方法不一定是一种解决的方法,至少不一定是最佳的解决方法。同样在研究西方的文学文化理论方面,论文的讨论也缺乏与自己的文化经验相比较,或者可以从别人的理论中可以得到有益于自己的文化建设启示,很多论文也只是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了西方的作品而不知道这样的写作对自己、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会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论文写作导致作者一味地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寻求安慰、解脱和甚至是向西方理论讨饶,从而丧失了母国的文化立场、丧失了自身的文化身份、最终麻痹了自己的文化意识。 经历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一代年轻人,现在已经人到中年,很多人则已经在自己的行业已经小有作为,甚至掌握了自己行业的话语权。八十年代就读外语院系的学生,如果从事的是高等教育的教学,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学者、学科上的领军人物和学科点的硕导博导,在指导着目前的很大一部分硕士博士研究生。但是回顾当年他们的就学历程,这个群体正是在那个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初步的学术思维方式。随着国门的不断打开这些人又获得了到西方国家留学进修的机会,从而使他们原有的西方学术思维方式得到进一步强化,但与此同时他们此举也与中国文化渐行渐远,国学底蕴日渐销蚀,对自身文化的敏感性越来越低。他们的这种经历最终造成了他们对自己文化的无意识,丧失了对自身文化的味觉,导致了在指导论文的过程中对母国文化的集体失语。 研究生文化写作立场的偏差与论文指导教师的集体失语有较大的关系。人人都知道,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且大家也都清楚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更加强调他们的独立研究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导师可以减轻自己的的指导力度,尤其是宏观的指导力度,而是相反,否则可能连最基本的独立能力都有可能丧失。教育引导研究生走向自身文化自觉的研究思路就是一种宏观的指导,作为导师不仅应随时具备这样的意识,更有义务和责任身体力行地把知道思想贯穿于研究生的论文当中。 四、外语院系设置的学徒心态 就外语院系研究生出现的这种情况,责备研究生本人是不公平的;尽管指导教师有责任,但是把责任完全推给他们也是不仗义的。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我认为有那么几点:一、外语院系的机构设置问题;二、外语院系的课程设置问题;三、人才培养的模式问题。 第一个问题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外语院系的设置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向西方学习;二是受到苏联的影响。但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几乎没有“外语学院”的称呼,也没有类似的教学机构设置,而是以语言文化学院、或者语言学系为名称;而如今的俄罗斯,外语学院已经纷纷被类似于语言文化学院的称呼所取代。外语学院之所以出现在不发达国家的大学里是因为不发达国家为了学习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文化经验(实际上,今天看来也有很多不发达国家不设立外语学院)。当然外语学院的设置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课程设置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需要谈到的第二个核第三个问题。目前我国高校的不少外语院系在本科层次课程设置上并不重视汉语课程或者中国文化类的课程,有的甚至根本就不开设这类课程;到了研究生这个层次,这类课程也就几乎绝迹了。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里面,汉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分属不同的一级学科,似乎也造成了语言文学的分裂。课程设置的缺陷。远的不敢言,只看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语系的课程设置就可以了解到,自己的语言文化被边缘到了何种程度。好一点的院校还在本科一二年级开设现代汉语、三四年级开设古代汉语,但也仅此而已。其它许多外语系的课程设置当中,几乎看不到中国语言文化的课程。这类课程的缺失和不在场是造成外语院系指导教师和研究生对母国思想文化集体失语、丧失自我文化身份、文化意识,从而缺乏文化自觉的根本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各个高校外语院系在课程设置方面的大致雷同使得我们无法在培养外语人才上实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从而造成了目前在硕士这个层面上的就业困境(更不用说是本科层次了)。 从学科层面来说,我国目前根本就不应该设置外语学院(至少不应再使用这个名称),而应该设置语言文化学院或者语言学系。在语言文化学院的框架之下,可以把汉语言文学纳入其中,以便有利于外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可以把汉语言文化的课程作为必修课渗透到外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当中。语言文化作为一门学科有其独立的学术系统、话语体系和独特的学科特点,是一个传承知识和创造知识的学术机构,但是英语和汉语从学科上来讲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另外,导师的身份存在不应只是强调国外的留学背景,也需要具备一定国学知识和水平,了解国内的文化积淀与民族心理。这样在传承的过程中教书育人,在创造的过程中开拓创新外语专业。另一方面,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汉语也逐步走向世界,西方发达国家也在学习我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国再也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徒”,我们自己也应该如爱默生在十九世纪所说的那样走出这种后殖民的“学徒心态”。 五、结语 近日看到有关我国著名的学者周善甫先生的文章。深感中国文化的自觉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若把这种文化的自觉作为“塑造民族自尊心是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关键” (“《大行之道》引起国内外学术界重视”,刘云,《云南文史》,2008,第三期),则一点也不是虚妄之言。善甫先生学为理工,对西方文化也不陌生,但因家学渊源,国学底子深厚,有着与一般人不同的人文情怀;而且善甫先生经历坎坷,依然为国担忧,提出文化作为立人、立家、立国之本的思想,实在令人不胜感慨唏嘘。 缺乏文化的自觉,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导入别人的文化体系,不自觉地遵循他人的文化规则,不自觉地采用别人的话语。放弃了自身的文化话语权,无法参与制定自己的话语规则和游戏规则。没有了文化的独立,也就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没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只能采用他人的话语解释自身的现象,在他人的话语中寻求自身的合法性。丢失了文化的主动权,无法占领话语的制高点,只能是一味地穷于应付和介绍别人的文化体系和规则了。没有自己的文化,就没有创新发明;没有自己的文化,就会失去自己的身份;没有自己的文化,就不会有民族的尊严。这是悲哀。 在我国,为什么外语专业和汉语专业不在一个系或者在一个学院?为什么我国的大学几乎没有语言文化学院或者语言学系?为什么我国会有那么多的外语学院或者外语系?……。本文想回答这些问题,但感觉得力不从心。 1 王庆奖,博士、教授,昆明理工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长期从事英语文化的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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