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陈丹青专栏结集：《与陈丹青交谈》

自序(1) 这本集子的出版，拖延整六年。六年前，上海《艺术世界》杂志编辑俞雷庆女士拉我开一年专栏，说好弄完了印成集。待十二期对付过，我就忙成别的样子，没时间，也没心思去整理，难为俞老师年复一年催。 《艺术世界》原是八十年代面向“老百姓”的一份文艺月刊，新世纪“与时俱进”，改版式，换思路，一时办得比专业圈杂志更好看。2000年我回国定居，寻过来的头一位编辑，就是俞老师。她先曾拉了不同行当的文艺人做跨专业对话，其中有安忆和我的聊天，题曰《拿起镰刀，看见麦田》，又选登我几篇稿子，取自我当时尚未付印的书。到夏末，她再三再四提出要我开专栏。好吧，那就开专栏，可是写什么呢？只听她电话里反复说：“什么都可以讲呀，陈丹青！随便你怎么讲！”那好，最便宜的法子无如大家出话题，省得我伤脑筋。俞老师随即拟定广告登出去，请该刊“广大读者”给这家伙写信撩话头。专栏的名目，就叫做《与陈丹青交谈》。 回国及今，我常被美术圈好汉斥为江郎才尽无路走，转而假借媒体乱作秀。现在想想，那最初的“秀事”与“秀场”，便是这份小专栏——记得那页广告印我一张小照片，裁去脸面，手里端一枝细长的烟。莫非香烟广告么？那烟，是从纽约抽惯了带回来，中国叫做“坤烟”，即夹在指缝里装装样子的女士烟……不久，真有读者陆续来了信，俞老师一批一批转寄到，我就坐下来挑挑拣拣，拈个话头往下写，事先规定：每月中旬末交账，字数四千，版面两页。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得快！”当初写成第一期，时在2000年年底，克林顿仍在白宫，小布什奔走竞选，萨达姆岂料阳寿将尽，而且是绞刑，本·拉登袭击美国的，则翌年大功告成，所以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座断送的三千多怨魂，那时个个鲜蹦活跳在人间……中国怎样呢，记得是三峡大坝接近完工，京城的五环路才刚开通，申奥结果迄无公布，电子邮箱犹未普及，所谓“博客”更是多年后上市的新把戏，读者来函全部是手写的传统信件……文艺界影视圈，则《上海宝贝》的作者正当大紫，少年歌迷尚不知周杰伦何方神圣，“八零后”才俊适在大学用功，贾樟柯啼声初试，国产大片还没上映，央视十频道小节目《读书时间》濒临末位淘汰，而《新闻调查》与《面对面》栏目的亿万观众，是要到非典那年这才每周领教王志与柴静的咄咄追问……小小美术界，千禧年那届上海双年展俨然是为当代艺术正名的信号，京城前卫盲流被驱赶的生涯初告缓和，众人翘首辨析，何枝可依？北京“798”厂区还是一堆水泥破烂，或有几位穷画家探头张望询问租金吧，谁曾想几年后境外艺术界大小腕儿争相进驻，更别提日后艺术品拍卖行市的火爆蹿升……至于我受聘供职的所谓教育界，世纪初适值全国重点大学的庞然合并与行政升级，当我初识国中教育现状而少见多怪、神经过敏，格外伶俐的学者们则个个悄然心喜，竞相关起门来着手又一轮权力洗牌与利益瓜分…… 然而以上均属后知后觉，在我，新世纪初来乍到看家国，事事糊涂而新鲜，径自在专栏里和“广大读者”瞎起劲——不变的事物有没有？有的。去年“博客”大热，我也给哄着弄了一整年，每次读那些密密麻麻的跟帖，和六年前给交谈专栏写信的陌生读者简直是同一路人，其范围，大约是文艺青年和大学生——我所谓的“不变”指的是什么呢？即交谈者认知世事的思维、心态、语言和句式，在这本小册子里都是现成的例。 当然，我自己的谈论也早过了时，现在读来，迹近扯淡——前十一期嬉皮笑脸，末一期，忽然对准外语考试破口大骂，实在是从气闷的学院伸出脑袋，做做深呼吸。我的恶名，大概便起于那次公开发作吧，前年的《退步集》单选了专栏里的这一篇：据说，当年四川美院的学生复印了贴墙上，上书“请看猛文”。我惊讶，此前果真没人敢吭声，又据说有家长不让孩子读这篇粗野的稿子。我竟几分自责，因知考试绝对躲不过，读又何益？此后另有学者教授为文申明“考试最公平”，“外语很必要”之类大教训。这些位居要津的正人君子啊！当今世道，真是丘八见秀才，有理讲不清。 自序(2) 萨特说，写作意味着“干预”和“介入”，我却凭借写作而终于退出不干；他又说，写作是一种寻求自由的方式，我倒服膺伯林的所谓“消极自由”，选择走开；我并不欢喜萨特，但他下面的话又似乎与我这份专栏正仿佛，意思是说，并没有为自己写作这回事，当你“为了别人，通过别人”，于是才有写作。我看前一句乃是左翼的老调，“通过别人”却属实情：早先拉我写作的多是编辑，这回，怂恿我开口的全是纷纷来信的陌生人，我近年持续还在写，就是上了读者——也即“别人”——的当，但我无保留同意萨特这句话：“写作包含阅读。”不是吗？读者同时成为这份专栏名副其实的作者，而我的书写，只因读了读者的信。 愿它是我唯一开办专栏的记录，那是光阴的催逼与浪费。虽则我能借这类小把戏说点半真不假的闲话，一如我们所能自欺的自由，不过是语言的碎屑，而大家心里其实有话说——我曾这样子不虞深浅迎向“别人”么？很快我就惧怕人群的嘈杂，期限一到，赶紧缩回来，即便我与人群的中介，只是纸面的书写，而由“别人”引发的书写，确实改变了我回国后的生活。巴黎街巷的“别人”们与京沪闹市熙熙攘攘的“别人”也属同样的处境和品质么？ 其中几层意思，我不好说。 现在这本小集子将要面世了。真没见过别家专栏这般偷懒而取巧，一路借别人的话头，顺势絮叨，所以临了再次谢谢诸位撩拨我开口的陌生人。其中出现名字的若干读者或许乐意过一眼：还记得你我六年前说过什么警句般精彩的蠢话吗？我靠大家凑成了这份不长不短的交谈，为了重温彼时的浅薄与无聊，可有兴致再来读一读？ 2007年8月1日写在北京 与 陈 丹 青 交 谈2 0 0 1年元月版(1) 开场白：今岁归国，各地刊物不免时来邀稿。几番应酬过，还不放我清闲。现今关于文艺的话题、问题，确乎不少——上海《艺术世界》改版以来，成为一本讨人欢喜的综合期刊，我于是承应开设专栏一年，与大家纵意交谈。然而不设专题也有显著的弊端。年来受各院校邀请座谈，每以临场问答的方式，发现大部分提问相当浅杂，思路却皆尽相似。现如今市面上的讯息如此畅达，而艺术青年反倒茫然，这是我在国外不能想见的，以至有朋友生气语告：这样浅薄无知的问题，你也居然有耐心回答吗！是的，我回答了，因我并不比别人更深刻、更有知，我所属意的是各种问题的背后的问题，并期待这项栏目的交谈能够渐入佳境。倘若问答两面终于还是乏味无趣，我会提前住嘴，将版面省出来。自然，我知道：圈子里、江湖上，另有高明的人士，不提问，却带着问题；不插嘴，但其实是值得交谈的人物，现在，在纸面上，愿意开口捧场么？ 你认为在艺术中能够得到什么？ 得到所谓“艺术”：有时自以为得到了，有时发现并没得到。 你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没想过。不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大概就是生命吧。一片破砖飞过来，我绝对抱头奔窜，惟恐丧命。 有道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是好诗（洋人的好诗，译得也好），但我不会上当的。 佛家、哲学家倒是早就警告人类：生命是盲目的，生命毫无意义。 你每时每刻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在饭桌前或洗手间，我确知自己的每个动作在干什么。画画或写作时，我也自以为知道一笔笔下去，是在干什么。可是过了几天，几年，甚至十几二十年，我回看自己的图画或文字，常常不确定自己究竟干了什么。所以我见到、听到别的艺术家头头是道谈自己，偶尔窃笑。 还有：每天，大约八小时左右吧，我睡着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认为你是一个平凡人么？ 我是我父母的儿子，我女儿的父亲，我孩子的妈妈的丈夫，是我所有亲戚的赖不掉的亲戚；是朋友的地址本上的一个姓名，是私人护照、银行账户、注册电话、收费单据上的一个号码；一个每年在海关关口柜台前排队等候进关或出关的老盲流，一个在美国与中国国家税务法规定中必须交税的公民；有一天如果我学会开车而误闯红灯，我将是一个随时随地被交通警喝令停车的人。 为什么剃光头？为什么穿中式服装？是否信佛？ 为什么要问“为什么剃光头、穿中装”之类问题？为什么“剃光头、穿中装”就有“信佛”之类联想？是什么原因，起于何时，一个中国人见到另一个中国人“穿中式服装”，会发生以上的问题与联想？ 去年我还以为你在美国受苦呢，今年年初才知道你回来了。据报道你在美国受苦，是真的吗？ “据报道”，中国人在美国大抵是在受苦，那是“报道”的兴奋点。假如这能使国内的同胞兴奋，“海外赤子”再苦也值——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然，那三分之一就是指活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国人。我实在不忍享受“水浅”而“火不热”的生活，遂毅然出国，“受苦”去了——真不好意思，“今年年初”，我又“回来了”。我一回来，还在美国的不少中国同行就忧心忡忡诚心诚意追问我：适应么？习惯么？后悔么？那意思，就是怕我回来又“受苦”。 中国人真好，真心疼别人在受苦。谢谢！谢谢！ 为什么你在伦勃朗的画面前哭？ 无有此事！在这样的问题或传说面前，我倒真有点想哭。 请问西方对中国油画怎么看？ 回国后，这个问题我差不多遇到过一百次——照女权主义的理论，这是个十分“女性”的问题：他会怎样看我呢？我该怎样打扮呀？用唐诗的句子，即“画眉深浅入时无？”借张爱玲以上海话解释诗经的说法，则类似的心态或愿望是在对人家“瞄法瞄法”——即“斜看”、“偷瞥”、“揣度”之意。 与 陈 丹 青 交 谈2 0 0 1年元月版(2) （可惜，“瞄法瞄法”，现在的上海人似乎不说了。） 其实我没有资格回答这问题，该去问西方人。我每遇到这个问题，大致是反问：您怎么看您自己的画？ 请问，面临油画艺术发展不大的二十一世纪，艺术家们该如何探索进取，才能得到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双丰收？现今哪些画家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会不会在国际舞台上有很大的前途？ 这前三句话，像是报纸社论或会议报告的语言。后一段话并不是问题，而是价值观的述。“请问”，如果艺术商业“双歉收”，如果在“国际舞台”没“前途”，您会“探索进取”么？你还画画么？ 就我所见，譬如，这回入选《上海国际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个个都很棒。如今他们不必走出国门，就很“国际”，因为从这项大展看，“国际舞台”在中国，在上海。据我看，被选中参与是项大展的外国艺术家倒是很有福气：他们在“世界”上玩儿够了，今次能玩进中国来，真是大有“前途”。 你如何看待“脱离”与“贴近”：即假如你的作品被群众喜欢，贴近群众，会自认为是“跌档次”吗？而假如你的作品别人看不懂，又觉寂寞，那么怎样才是好？这是不是艺术的尴尬？ 什么叫“脱离”与“贴近”？您是“艺术家”么？您当真以为熙熙攘攘的“群众”巴望您的艺术“贴近”点，或扯着您，生怕您“脱离”而去么？ 意大利当代画家山道尔·基亚说：“大街上除了艺术，什么都有了。”大街可不尴尬——艺术也不尴尬，如果您所说的“艺术”指的是挂在墙上的画或者任何已经做成的当代艺术品。我猜，尴尬的总是面对艺术的人，各种各样的人，因各种各样原因尴尬。 往昔的艺术：部落的，民间的，宗教的，宫廷的，贵族的，从来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显神通，与各个阶级、阶层的“群众”既不“脱离”也无所谓“贴近”。艺术与群众的关系是十分晚近的话题，因为“艺术”的功能，“群众”的定义，都改变了。不过就我所见，欧美各国喜欢好莱坞、百老汇歌舞剧或影视节目的“群众”殊少抱怨所谓“前卫”的“实验”艺术“脱离”群众，前卫的实验艺术家也从不操心他们的艺术要不要“贴近”群众。 “群众”是数字的概念。波依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大街上的“人人”听见他说的话、在乎他说的话么？他的所谓“人人”，是形容词，是口号，是愿望，不是统计学数字——要是“群众”果然喜欢我的画，我很高兴，绝不以为“跌档次”，谁乐意自己的画展没人瞧？但我也不曾因别人不懂我的画而尴尬寂寞，倒是遇见类似的发问，我心中便起轻微的尴尬与寂寞。 我们的生活既脱离传统，又没跟上现代。年青人几乎没有任何信仰，大部分人都活得很盲目，而且全国还在大量招收艺术学生，招生目标都不明确，我们都在盲目地学习。请您对我们这特殊的一代提点建议。 咱们一句一句来： “脱离传统，没跟上现代”，是的，是这样。 “没有信仰，活得盲目”，是的，好像是这样。 “大量招生”，是的，绝对是这样。但就我所知，“招生目标”很明确，就是学校要“创收”，要赚钱。结果呢？结果是诸位在“盲目地学习”：是这样么？ 对此我没有“建议”。我只能说说我这一代：“我们”也被称为“特殊的一代”，长达十年期间，国家根本不招艺术学生，我们根本没有“目标”，但似乎活得很“明确”，因为我们每天被教导“共产主义信仰”，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结果呢？结果再过了两个十年，我看见了您的字条：“我们的生活既脱离传统，又没跟上现代，年青人几乎没有任何信仰，大部分人活得很盲目。” 是这样么？ 但您用了“几乎”和“大部分”这两个词，说明您还没绝望，还没有目盲——祝贺您！愿您不属于“大部分”。 与 陈 丹 青 交 谈2 0 0 1年元月版(3) 一位写评论的朋友很认真地跟我说，他至今还不知道应该献身哪一种美学。我的惶惑则是：我们应该多大程度上相信一个评论家？一切相信自己的直觉？或者这是因人而异的？ 我不懂“美学”，“哪一种”都不懂。我逐字念完的美学书籍是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全忘干净了（我从未因此惶惑）。 我偶或阅读评论家的文字，遇见好句子、好意思，会由衷地高兴、佩服，以至感激，但这样的机会极稀罕。我不确定是否“相信”评论家（但也从未因此惶惑）——我自己即曾受托写过几篇勉强可以称作“评论”的文字，并没想过要人相信。若有人阅读我的文字，我就很开心。 我相信直觉。但并非“一切”都凭直觉，否则知识、经验、阅历有什么用？直觉是有品质的。我相信一个儿童的直觉和一个成熟老到的艺术家的直觉，是不同的。毕加索说他花了一辈子学习怎样像孩子那样画画，可是再有天分的孩子也不可能画得像毕加索。 不过面对艺术，我常发现成人的直觉远不如儿童，今日世界的教育（包括艺术教育）是逐渐有效地磨灭直觉的教育。照费里尼的说法，所有儿童被送进幼儿园后，就被“去势”了；柯罗则说：我每天祈祷，愿上帝让我早晨起来像婴儿般看世界。 艺术家需要“教父”吗？ 这话从何说起？ 绘画艺术是否是一种本能需要？观念艺术是否是一种智力需要？ 人的“本能”包括“智力”（动物不画画），人的“智力”出于“本能”（绘画远远早于文字）。但本能与智力是有区别的，一如绘画作品与观念作品有区别。怎样的区别呢？ 别管它！您喜欢怎样玩？ 你常用“生态”一词形容西方当代艺术，那么在这片“生态”中，是什么进入美术馆？博物馆？是什么消失了？ 问得好，但我说不好——也许是“时间”吧。美术馆的收藏虽然常受指责，但大致是公允的。你很难想象，譬如说，百年来的西方美术馆完全不知道，或拒绝了一位像塞尚那样重要的艺术家。二战以后，尤其是近二十年的欧美“美术馆文化”（注意，不是“美术馆”）广受争议的似乎不是门禁太严。当代欧美美术馆的收藏制度，角色定义、社会功能与美术馆文化的变迁，有大量专书探讨，我无法回答。这变迁，在我看来，即体现为文化的“生态”，生态，常在运动与变化。杜尚即曾说：人们每隔一段时间（照他的说法，大约要过三十或四十年）会“自动”为忽略或遗忘的艺术“平反”（我想，每隔一段时间，某些艺术又被人们自动忽略或遗忘了）。他所说的“人们”，我猜，该是指美术馆的主事者吧。 但这是在说西方。咱们的当代美术馆的情形，是另一种情形：有时太公允，有时太不公允。为什么呢？因百年来的中国美术尚未构成真正的“生态”。 你认为需要为大众发放《艺术手册》，让他们对艺术品有些了解吗？每次我为艺术爱好者讲解塞尚、毕加索，都感到很累。而讲到杜尚，更是力不从心。于是我想，我们非要理解杜尚吗？他让许多人头痛，而自己跑去下象棋了。我认为他很坏。你觉得呢？ 讲累了，就歇歇。力不从心，就讲讲“力可从心”的话题。（除了这三位老兄，没别的艺术家可讲吗？）“为大众发放艺术手册”，您不属于“大众”么？您以为每位“大众”都愿意了解艺术么？连“我们”，您不也在怀疑是否“非要理解杜尚吗”？ 但西方人并没有“非要”我们去理解。有哪位西方人逼着您给中国的“艺术爱好者”讲解塞尚毕加索吗？杜尚就说，他从未想过要去日本、印度或中国看一看。他在说实话。 凉风吹过，感冒了，不能怪凉风。百年来，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一路伤风感冒，是中国的文化艺术出了毛病。要解决，一步一步来。西方了解塞尚，用了一、两代人的时间，了解毕加索，又用了一、两代人的时间。杜尚先生被充分地了解、理解，是要到了他的晚年。中国呢？近二十年，忽然“我们”要了解所有西方文化、西方艺术，不感冒才怪。怎么办呢，我想，要么关起窗来，要么打开，最好是，适度地打开。自然，您若是体格强健，也无妨索性走出去凉快凉快。 与 陈 丹 青 交 谈2 0 0 1年元月版(4) 杜尚先生没惹谁。他不坏，他很好。他甚至治好了我的“头痛” （虽然我极少头痛）。 注：我的说词中凡带有“？”号的，读者也该回应才是，否则便不算交谈，而我自己也是这栏目的读者。 2000年12月5日 与 陈 丹 青 交 谈2001年二月版(1) 承各地读者捧场，最近陆续收到参与交谈的来函。其中发抒艺术见解的，我欣然阅读；欣然提问的，我就试作应答。惟前者字数往往愈千，限于版面，只能择录片段，还请见谅。其中王川先生曾与我面谈过，这次特地借栏目对我近来的文字表述提出批评、质疑，难能可贵，因长达四页，谨择要发布，也请见谅。 陈（丹青）不具备心智的觉察，欠缺的是对外在事物的觉察而发现内心的反应这种品质，也难怪他对“拔根”、“无根”、“无家可归”、“失所”、“移置”、“边缘化”、“排除”、“飘泊离散”、“流离失所”这些主题无写作方向及造句能力。（原信中，以上词语均附英文，恕不赘录）……从您语文游戏中（指拙作《纽约琐记》）阅读您在异乡生活十八年，陈述叙旧，不具备以不同方式来组织没有纵横交错的纠葛，只是以一种中国旧式的他者叙述文笔的质感冒（貌）似在虚拟之中单一化，而没有深入揭发问题的方式，挖掘和探索自己的外在处境与内心世界。（ 四川 王川） 艺术的力量——艺术能够使社会公众记住一段历史，可以使一段历史或一个事件变成一个永恒的话题。（武汉 吴晓婷） 人类所做的一切无不是为了保持一种平衡……就在这不断进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类出现了精神的失衡……艺术……是使人摆脱物役回归自然的唯一途径，宗教也无法比……应该感激那些真正的艺术家在人类无法摆脱自己创造的社会束缚的同时又创造了艺术。（哈尔滨 柳岸） 以上段落据原信选录，凡选录段落，只字未改。接下去，是有问有答的交谈： 你说：“我至今不了解什么是艺术。”请问，对于一件你不了解的事业，你怎能很好地去从事它？ 我不该引以下这些话，引了，我已说出的话就活像是鹦鹉学舌。但为了回答您的“请问”，我没有更好的说法——苏格拉底说：我所知道的是我不知道。米开朗其罗暮年说：我刚刚了解什么是雕塑。贝多芬临终说：我才写了几行。前些年，奥斯卡委员会颁发终身成就奖给日本大导演黑泽民，他的得奖感言是：我还不太了解什么是电影——请问，您对这些话怎么想？ 你既然不了解艺术，又怎能说“交谈是艺术”？ 要是我说：“我了解什么是艺术！”您相信吗？ 你说你不了解艺术，是否说明你和艺术有距离？如果有，这距离是多少？你试图克服，还是保持它？当你发现距离越来越大时，你怎么办？ 您真老实。引鲁迅先生的话，是“老实得像火腿一般”（对不起，但愿您开得起玩笑），如果您继续就此追问，我将与您的问题“距离越来越大”，我会不知道怎么办。 都说金钱不能衡量艺术，那用什么来衡量？艺术家？大众？心？还是别的？ 我不曾想过用什么来“衡量”艺术，非要说，在我，就是用艺术来衡量艺术。有道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又有说法是：“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都说得有道理。而以金钱“衡量”艺术，也没错，也是衡量法之一种。凡·高的画如今卖到天价，天下都得服，因天下不会再有第二个凡·高。所谓艺术无价，也还是在说“价”，只是“价”的衡量，或许还得靠时间，这在上回关于美术馆权威的谈话中已略略说过了。 您的所问，是否有这样的意思：该怎样认知、辨别好的、真正的艺术？我曾长期相信用自己的眼睛，毫无偏见地，直观地去认知艺术，可最近我被贡布里希朴素的表述说服了，他说：“我不相信纯真之眼，如果谁给我看一幅画并说：‘这是我十二岁的儿子画的。’我的态度就会截然不同于听到他说：‘这是丢勒画的。’我会不由自主地这样做。”他又说：“如果谁告诉你拉斐尔了不起，你就会试着使你一点一点地喜欢他，同时你会真正地发现他。”这是经验之谈，十二分中肯，这话由大美术史家说来，尤其诚恳。建议您读读新近上市的贡布里希谈话录《艺术与科学》中第三章“说明的驱策”（杨思梁、范景中、严善淳合译）。我从未读过贡老先生的著作，但这一厚册谈话录使我获益良多。 与 陈 丹 青 交 谈2001年二月版(2) 你能认同绘画中的各种风格吗？你喜欢哪种风格？为什么？你批评过其他风格的绘画吗？是直截了当呢还是婉转迂回？（以上问题 山东 张敦勤） 在看了很多很多绘画作品后，我的兴趣、品味逐渐变得很杂，很宽，自以为“认同各种风格”：不“为什么”，只因好东西自会让你认同、喜欢，而好东西各有各的好。但是用文字谈绘画的“风格”，不免落空，您指的是哪类“风格”？谁的作品？ 我批评过许多绘画，包括我自己的。但我没想过去批评真正具有“风格”的作品，风格，只看你理解不理解，喜欢不喜欢，譬如抽象绘画，何必“批评”抽象绘画”呢？——假如我所批评的对象是老哥们儿，我会“直截了当”；假如不熟、不认识的画家，而我又被要求说几句，我会“婉转迂回”。我是世故的，在中国，开口“批评”别人的作品，通常意味着“得罪”。便是我的女儿，分明是她要我给她的涂抹说几句，结果稍微指出哪里画得不太舒服，她就大叫：你来画！或者干脆喝令我滚出她的房间。 中文“批评”一词是翻译过来的，通常被我们解作讲人家作品“坏话”的意思（另一个中文翻译词“批判”，则意味着整人与被整：“批”而且“判”，还得了吗！？），自从我识几句英文，我对好许多翻译词汇再也不相信了——英文的“Critic”是指“评论”，评论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说”而已，只是要学会“说”，也就是懂得怎样“评论”艺术，太难了，需要很多学问，需要极优秀的，甚至是罕见的品格。 你画的内容，你的画法，似乎并没有什么离奇之处，在技法上，甚至有我作画的痕迹。我在想，如果不是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金字招牌，换一个人，同样的作品展出，还能获得赞誉吗？（这位读者适在不久前看了我巡回湖北美院的画展）（湖北鹤峰 胡爱群） 一、我的画展的留言薄上，有夸的，也有骂的，如：“你到美国后画得越来越无聊了”、“江郎才尽”等语。二、在我所在学校的“金字招牌”下，每年举办至少二十项展览，换二十个“人”（当然，作品都不“同样”），就我所知，他们也会获得赞誉、批评（或得不到赞誉、批评）。三、我特意去看我所在学校南门北门的招牌，全是油漆黑字，或水泥砌的灰色立体字，并没有“金字招牌”。四、您说我的“内容”与“画法”没什么“离奇之处”，说对了：我不追求“离奇”。您说我在技法上甚至有您作画的“痕迹”，那可好极了。我不止一次听同龄的同行说：我们文革时都这样画呀！可惜那些画都散失了，你怎么都留着呢？！ 我教的学生里有位云南“苦聪”族青年，他画画和别的同学不一样，总喜欢美化对象，于是我教他如何写生，观察细节，结果他已难拾过去的自信。我想我错了，也许我已抑制了一个人的个性，我该如何把握？（云南 菲菲 注：上一期有三项问题也是同一提问者） 您很诚实，觉得您“错了”。为了您的诚实，我告诉您：自从我出去开眼，我也“难拾过去的自信”了。但这得赖我自己，我不怨谁。希望您的苦聪学生也不怨您。 您不知“该如何把握”（瞧，您在教学上也“难拾过去的自信”了），我也不知道。今天，全世界少数民族的艺术恐怕都已丧失自信，而且差不多快要完蛋了。西方现代文明覆盖了世界。不消说，中国种种“过去”的艺术也早已为西方的绘画与美学所覆盖。在今日中国，一个学中国画的学生必须画西式素描，必须考外语，不然他（她）没法子入学、毕业、拿学位、找工作、评职称，没法子在中国地面上吃中国水墨画这碗饭——在今日“世界”文化版图上，中国是个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 如今弄教学，两难。教什么？怎么教？写生怎么办？不写生又怎么办？我的办法，只看眼前教的是谁。新近刚收到一位也是云南少数民族（白族）的考生资料，他也是教师，画油画，作品里不见丝毫“白族”，但画得很自信。倘若他能前来就学，我就试试看怎样让他继续自信，或者，向他学习怎样自信。 与 陈 丹 青 交 谈2001年二月版(3) 朋友打开杂志，看到人体艺术，便笑我看黄色书刊，弄得我很尴尬，又解释不清。我只是艺术爱好者，觉得美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好像情人的眼神只有相爱双方才理解。请问，人体艺术与黄色书刊如何界定？该怎样欣赏人体艺术，才能领悟真正的美好佳境？（江苏 田详） 这像是八十年代的问题，我也“解释不清”。看人的身体，看人体艺术，看黄色书刊，分明是三回事，又仿佛是一回事，我以为很难“界定”，也不知如何界定，因三者各有各的“美感”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在今日京沪书肆，我看见画册部有人体绘画或人体摄影的专柜，亮闪闪的彩色封面上尽是不着寸缕的女性，生意似乎并不火；地铁或车站书摊更有色情问题色情案件的专题杂志，半遮半露的照片每每印在封面上，生意似乎也不好。你在宿州，还因看人体艺术“很尴尬”，那就躲起来偷看吧。听说，宿州附近的某一县，文革期间有位女篮球手在比赛时短裤破裂，露了部位，岂止尴尬：她竟上吊自杀了！ 那年月，知识青年唯一可看的“人体艺术”和“黄色书刊”，是乡村医疗手册：用黑线勾出窈窕淑女的体型，连同心肺肠胃的位置，我独自偷看，血脉贲张。 在西方，人体艺术与色情书刊（后者被称作“成人文化”）是两个出版行业，两种发行渠道，除了都得向国家交税，两不相干。我是读者、消费者，两种出现人的身体的画面、照片，只要好看，我都喜欢，因为我是“成人”。中国的亿万成人，至今没有“成人文化”，只能在“黄”与“扫黄”之间奔走忙碌，在“人体”与“艺术”之间支支吾吾。成人想看成人（其实是异性）的身体的欲念——不是看真的身体，而是身体的图像——先得挂在“艺术”的名下，“名正而言顺”，此所以八九年中国美术馆《人体艺术大展》展厅里，给平时未必爱上美术馆的成人们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纽约时报》为此专题报道，说是从古到今，西方没有一个展览展出的全是裸体画。 这就是当今的“国情”。论国情，古代中国早就有过高度成熟的“成人文化”与“成人文化业”，其中包括“春宫画”。春宫画除了观赏，兼有性教育和性卫生的功能（或者说，除了性教育功能，兼有观赏的价值）。唐宋以前的春宫画，失传了；明末的春宫画，活泼精美，无与伦比，有些春宫画的作者还是官家的命妇。据记载，有位新嫁娘因丈夫出门应试而与人私通事发，族人决意休了她，但丈夫不忍，理由即是她的春宫画画得好。我在纽约见过几幅明代的春画本子，笔迹娟丽，用心细密，显然出自女手。中国春宫画的最佳版本，早已流落欧美博物馆、学院，或私人手里，近年印成画册出售，归入艺术书籍，生意甚好。但世界各国的春宫画册即在西方也要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准予公开出版上市。库尔贝同志专画过一幅描绘女性性器的油画，要到八十年代才被花都巴黎准予展出：西方人的性观念、性文化，要比古代中国人晚熟太多了。建议您去京沪的书肆寻找荷兰人高罗佩写的《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一书（李零 郭晓惠合译，1990年出版，1996年已出到第四版）。北京的三联书店，眼下正在卖。 说中国没有“人体画”传统，不准确，不精确，因那是以西方人体艺术传统套中国绘画传统。中国的春宫画并不将观赏（满足美感）与实用（满足窥看欲）作区分，好比中国的山水画并不单是风景画，而能融和生活与哲学的态度，中国的诗词并不是专为吟诵的“纯文学”，更兼教化与政治的意图，而中医也并不单为治病，还有养生的作用——中国的“春宫艺术”与西方的“人体艺术”究竟怎样区别，如何比较，是大学问，大课题，我说不好，也说不了。我仅看见西方伟大的人体艺术在今日的中国总算已经成为堂而皇之的观赏权力与创作主题，中国人伟大的春宫画传统，中国人却禁止了，遗忘了，以至对此无知，这才是大尴尬。 与 陈 丹 青 交 谈2001年二月版(4) “该怎样欣赏、领悟”人体艺术的“美好佳境”？随便你。你不是说到“情人的眼神”吗？诚发乎情而止于礼，出乎“欲”而止于“看”，是一位感官与器官都很健全的成人。我以为“真正”的“美好佳境”，是别去管什么艺术不艺术，先来恢复失落的传统，使国人知道本民族源远流长活泼率真的性观念、性文化，根据当代中国社会的种种情形，参照外国的种种经验，重建成人文化，将下半身的“生命意志”匀一小点出来，转移为上半身的“观看行为”，让亿万中国成人的“眼神”有所归属、有所着落，活得像个成熟的成人。 2001年元月5日 与 陈 丹 青 交 谈2001年四月版(1) 春天到了。在纽约，每年四月我准时患一场花粉热，眼痒、打嚏、昏昏沉沉（当年插队，在赣南也是水土不服好几年）。去年回北京过日子，霍然而愈——最近，读者来函又有艺术见解的抒发，字数多，择要摘录，括弧里是我的插嘴。有些读者一次提十道以上话题，版面有限，我可能仅选一二回应，请谅解。此外，几个月聊下来，好玩，还是没劲，也请直说。好玩，咱们聊下去，没劲，就散，省出版面，好不好？ 艺术是什么？这问题在五百年前可能还容易回答（五百年前的古人恐怕不会问“什么是艺术”，在中文里，“艺术”一词干脆是翻译过来的），就是绘画、书法、音乐、雕塑。今天这问题似乎复杂了一些……现代艺术离不开古典艺术，但是就其范围和内容来看又与后者大相径庭，好比树叶与根完全是两种不同形态的东西……当代艺术挖掘的是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感动与感悟，所以会有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凡是能够用以表现哪怕一丁点儿感觉的手段，都被充当艺术的载体。（上海 朱屹） 我的困惑在于感动心灵的艺术作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烦躁的今天，去伪存真的过程复杂得不免令人恐惧（别“恐惧”），因而，艺术的创造与欣赏过程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西安 王焦） 画家的作品一旦进入展览会或印刷出版，出现在市场上，观众就有权说三道四（对）、评议它的艺术价值。那么，应该以怎样的来评论画家的作品才比较公正（艺术没有“公正”这回事，艺术不是法庭判决，而法庭判决也常常不“公正”）？（上海 任国培） 你觉得艺术家孤芳自赏好吗？不断地画 （此处有两个字太潦草，无法辨认）中国哲学的主题有意义吗？（上海 蔡文羊） 孤芳自赏，很好。艺术家就是自恋家，北方人叫做“自个儿臭美”。但是艺术作品出了艺术家的门（客户的订件、指定的任务、企业的产品，都不能算），别人赏不赏，社会赏不赏，那就是别人的事，社会的事了。为此，有的艺术家不在乎，无所谓，有的很在乎，很着急，所以出了门的艺术，常会因公众的回应或不回应而闹别扭，起纠纷：要么是公众嫌艺术家太自顾自，不理会公众；要么是艺术家嫌公众不理会他，不了解他，而他以为自己就代表公众，甚至人类——其实，彼此弄明白两点：一，作品在工作室内，是艺术家自己的事；二，出了门，从此就没艺术家的事。这样子，艺术家与公众，两头太平。 公众与艺术家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么？当然不是，我仅就“孤芳自赏”简单讲几句此刻想到的话。我们不是在“交谈”么，大家说说看。我以为不论是不是艺术，凡一个人自己想做、爱做、非要去做的事，都该属于“孤芳自赏”吧，别人拦不住的。前一阵不是有个话剧《切·格瓦拉》么，他不爱当官，继续革命，壮烈牺牲了，可谓孤“烈”自赏，也可解作中国人说的“求仁得仁”。后来歌颂他，纪念他的人们，也就止于歌颂、纪念，殊少真去献身的——孤芳自赏，要紧的是“孤”字：自己做，自己承担，自己喜欢。 有谁“不断地画”着“中国哲学主题”么？挺好，别管它有没有“意义”：那也是他自己的事。 现在给人的感觉是，策划人、评论家以何种角度策划一个展览并挑选画家，重要于画家的自我完成。一些画家是在某面旗帜下进行有预设的创作，而策划、评论家，都在有意无意扮演“教父”的角色，在我看来，许多艳俗艺术、女性主义艺术、同性恋艺术等，都有这种嫌疑，我指的是我在国内所能看的作品。你的看法？（云南 菲菲） 您的看法有个前提，即艺术与艺术家是自由的，不应受制于任何观念、团体、角色、权力的掌控约束（而您对“自我完成”的定义，也似乎是“自己作主”、“自己完成”的意思，不必，也不应靠他人）。这一立场和价值观，来自西方，但在西方，这也是个二十世纪才有的问题。从古希腊直到十九世纪末，艺术家大多是为订件而工作，天然地受制于种种权力，包括米开朗其罗、贝多芬这些桀骜不驯，“自由”得一塌糊涂的狂士。在中国，敦煌的画工一律是供养人（即今之“客户”、“雇主”）付钱干活儿的匠人。文人士大夫的绘画看起来相对“自由”，则是文人们有各自的官职或家世给供着养着，似乎很潇洒，但到了清末民初，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终生也得靠卖画谋生，不能使性子胡来——艺术的所谓“自由”，或者是指一种境界，有人形容为“戴着镣铐的舞蹈”：在种种创作的规矩套路中，你若是照样撒得开，玩得漂亮，那才叫本事，才算是“自由”。 与 陈 丹 青 交 谈2001年四月版(2) 我这一代，还有上一代，都是“旗帜”鲜明，在种种“预设”的范围内为“党”、和“人民”画画，而我们也居然画出画来，也能算是艺术之一种，不是吗？ 近二十多年，我们向西方艺术家一百年来的立场与价值观看齐，中国的文化环境与艺术家的社会角色，也发生剧烈的变化，单干户越来越多，作品的“自由”意识也越来越强。但上面已经说过，艺术作品一旦出了艺术家的门，怎么办？除非你甘愿同您的作品厮守一辈子，谁也别碰，谁也别管，直到“自我完成”，求仁得仁，否则，您总得展览、出卖，闹点动静。艺术家是自恋家，也是虚荣家，熬不住要让自己的天才在外头有个说法；艺术家又都是人，要吃饭，说白了，还是要靠社会养，这道理，我在本刊前几期的《艺术家的表情》及《忘记画廊》中已经略略说过了。反正，艺术家好比形形色色的“娜拉”。西方百年来出现的画廊、赞助人、批评家、收藏家等等机制、角色，都是为娜拉姑娘出门后安排的种种人事呀。 “策划人”的职业，早先是艺术机构里的部门主管，相当于中层“行政干部”，同电影制片人、音乐制作人、文学发行人的权力、地位不能比，八十年代以来，他们脱颖而出，分享，甚至掌控一部分原属美术馆与艺术市场的权力，成为更具选择权与决定权的职业角色（最近几年，部分美国独立策划人的身份、权力又受到挫折或削弱，在艺术界不再那么吃香、吃重了）。许多人策划人是评论家出身，或具有特殊社会关系兼活动能力的文化人士，他们起先坐而言，接着起而行，在体制、机构与艺术家之间做些更为主动而生动的事情，往低了贬，像是文化生意的“掮客”、艺术市场的“人贩子”，往高处说，就是裹携艺术家闯江湖的“侠”，营造时势的“弄潮儿”，甚至“文化英雄”——照您的说法，即“教父”是也。但教父不是自个儿要当就能当的，有人听他、跟从他、依靠他，而他也果真闹出大动静，形成大势力，这才成其为“教父”。须知艺术家在画室里称王称霸无法无天，出了门，往往傻逼，是得认个路路通的能人强人给他做主，四处闹名分、谋利益，所以纽约那些唯我独尊的艺术家听得哪位有名的策划人上楼进门，身段立马软下来。而人家肯来，其间就不知让艺术家伤了多少脑筋，你想，“教父”是好请的吗？ 所以这样的“策划人”，本身也是“艺术家”，他所策划的展览，就是他的“作品”。 自由，边上蹲着法律；艺术家撒泼打滚，也得有人按文化艺术“黑道”、“白道”上的规矩来帮衬、提携、吆喝、捧场。中国学外国的花样，初起不免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听说“艺术自由”，就真以为能够事事处处由着自己来。其实呢，譬如我们的张洹，衣服一脱，大冰块上一趴，事前事后，多少人铺垫忙活，不然谁理他？所以近年国内出现许多评论家出身的策划人，是应运而生，有道理，也有作用的，否则哪来那许多“活动”。 中国的当代艺术，本来是新生事物，中国的艺术机制，正处于转型期，所以国内九十年代出现的本土“策划人”，比西方同类角色更暧昧，更机动，也更有影响力，因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很多领域还是“处女地”。比如今次上海双年展的策划人，就干得很像样，北京更有画圈子里外老资格的大侠，从国内当代艺术的草根上做了许多体制内做不到的事情。可您去问问他们自己，都是一肚子苦水怨气：与国内外种种体制周旋的烦难不去说，单是同艺术家打交道的窝囊事，就有一箩筐。艺术家是不好伺候，不好捉摸的动物，而策划人也有自己的雄心与苦心；他们是人，也要混饭吃。既是“人”，则干这一行必有人品上的优劣，能力上的巧拙，一如艺术家，花花草草混在一起，不能一概而论。您认为国内“艳俗”、“女权”一类作品有“嫌疑”，其实满世界各种艺术，嫌疑多得是，您“疑”得过来么？以中国当代艺术的方兴未艾，能“艳”起来，别管它俗不俗；有更多的女艺术家出来玩，别问它有多少“权”，就已经很可观，其他事情，慢慢来，您说是不是？ 与 陈 丹 青 交 谈2001年四月版(3) 以上所说，都是作品出门后的麻烦，艺术家锁起门来面对艺术应该怎么办，是另一话题。这里引贡布里希一段对话： 访者问：把二十世纪的艺术主题看成是艺术本身，是种常见的看法，你认为这种反省，这种对方法论无止境的关心，是健康的吗？ 贡布里希答：你的问题是在暗示，这也许不健康。我认为你是完全对的……我主张，对艺术家来说重要的是接受委托的任务，以便他们得以真正去证实他们的气概，而不是成天对着丹田沉思……你先去做，我们才知道你到底能做什么。 在中国，艺术家一当官就无心艺术，或无心艺术的人才当官。艺术家应不应该当官？（ 江苏 吕俊） 艺术家而当官，如鲁本斯、戈雅，还有展览来过中国的巴尔蒂斯，都照样画画，照样画得好；当官而弄艺术，则中国古代太多书画家的正职、身份，都是官，小则县令，大则国家重臣，例子举不过来。“应不应该当官”，我不知道。艺术家当不当官，似乎既不是职业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人各有才，人各有志，人在各自的生涯中找到自己的角色，不管是做艺术家还是做官，只要做得出色，都好——都没关系。您想当官吗？ 你在书中的答话总是在兜圈子，绕弯子，答的像是问的。你的快感和愤怒到哪里去了？ 那么你看过我写的“书”，其中许多问题，对不起，我只能学我女儿的腔调：你来答答看？至于快感，兜圈子绕弯子也有快感呀。 （这回答没兜没绕吧？）愤怒？怎会没“愤怒”。我可没炼到那么平心静气。你若愿意找愤怒，再去书里找去。 在你元月版回答“平凡”一题中，你在强调自己的平凡，这大多是不凡之人的自谦。大众没耐心听平凡之人的唠叨，说说你自认不凡的地方，别说不知道。（以上二问 河南 小吴） 真糟糕，我连说“不知道”的权力也没有——第一，我查阅自己那次答，没说我“平凡”，也没说“不凡”。第二，你不代表大众，我猜，大众倒是要知道不凡之人也平凡的（我就想知道）。不过你有“耐心”听人说自己不平凡么？第三，这会儿我只当你有耐心听吧，听着：我能飞快地画速写，很快地画默写，只要有时间，我差不多能够随时坐下来写作或画画：你说这是“不凡”么？我看是雕虫小技，是生理习惯。 最近港台导演李安、王家卫走红大陆，和当年李翰祥走红大陆似有不同，有什么内在原因？港台大陆电影在叙述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李安是美籍，准好莱坞套路，十分专业、讨喜；王家卫是准香港导演，鬼才，奇才，欧美电影的好东西他精通，但十分“香港”，又十二分“个人”。他俩都已“走向世界”；李翰祥的香港“本地”电影同他俩比，论电影观念，过时了，论国际声誉，没他们运气，而他偏居弹丸之地，甘于“香港”，所以单论电影，也了不起的，他是民国电影商业路线在香港的延续与扩展，十足“为人民服务”，是香港大众“喜闻乐见”的好导演。李导演当年走红大陆，也因大陆观众“喜闻乐见”；李安王家卫现在走红大陆，是大陆观众既换了代，又换了观念——大陆的观众，相对成熟了。而以上三位导演都活在电影文化高度成熟的地区与国家，李翰祥与王家卫还是引导香港电影与电影观众走向成熟的大人物。 港台电影与大陆电影的本质区别，粗粗说来，是前者没有“意识形态”，而有“市场观念”，由俗而雅，逐渐成熟了；后者尚未脱尽“意识形态”，粗通“市场观念”，弄雅成俗，弄俗成雅，正在夹生夹熟之间。“叙述方式”有何不同，要以具体的电影举例、比较，我不是专家，凭这尺寸片纸，也没法子细谈。 小燕子老了吗？ 谁不会老呢？别的小燕子，还会飞出来。但我不很明白您的问题的问号在哪里。 瓦格纳写过一篇《朝圣贝多芬》，艺术家需要朝圣吗？你在何种年龄有过朝圣心理？之后如何？（以上三问 北京 老谢） 与 陈 丹 青 交 谈2001年四月版(4) 我十几岁时崇拜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的画家，还一个都不认得，骑自行车经过“油雕室”左近，就心跳腿软。二十八岁初到纽约，一步步走上美术馆台阶，晕眩，近于虚脱……同年轻时比，我现在是个老油子了，但假如听说凡·高或贝多芬就住在隔壁几条街，哪个窗户灯亮着，说是他们在里面正要洗脚睏觉，我还是会扛不住，心跳腿软的吧。这是多美好的生理机能啊——虽然有点夸张。生理机能也会自行夸张呢。 “之后如何”？大概也就是心跳渐渐平缓，烫水洗把脚，上床睏觉去。 2001年3月5日 与 陈 丹 青 交 谈2001年八月版(1) 闲话少说，本期专聊上海B君关于“专业”的话题： “不少学院出来的艺术家都感叹国外许多年轻艺术家没有他们那么‘专业’，而一个个都很牛，对此我想同你交流一下。” 请原谅：“不少”确指多少？“学院出来的”，哪几家学院？“国外”，哪个国家？“许多年轻艺术家”，是几位还是几十位、几百位？“没那么专业”，是指哪项专业？具体是怎样地不专业？——以这样含糊的词语谈“专业”问题，本身是否即不太“专业”？ 我的见识是极有限的，说来不足为凭：以我在国中美术界接触的大量同行（包括我自己），又以多年来深交浅交的纽约、加州、麻省，并少数欧洲、日、韩年轻艺术家，大约不少于三十位吧，两相比较，真抱歉，我的“感叹”正相反——论聪明才智，论想象力、创造力、行动力，中国人不输洋人，以个例看，尤有过之，但若以职业角度去同人家比（我猜，感叹者的感叹对象是发达国家），我们有两点不及，而且远不及：一是专业，一是人格。所谓专业，我想该是指“专业意识”与“专业精神”，所谓人格，不是指个性，而是指人的“品质”与“素质”——您同意我对“专业”与“人格”的粗浅定义吗？ “我先谈我的看法，”B君说：“首先，我觉得国外艺术家在他们不太‘专业’的时候就开始执着地表现自己，这种单纯正是我们缺少的（这种“单纯”就是人格），在作品不很成熟的时候就敢于晾在观众面前，说明他们心态健康得像个孩子（“心态健康”也是人格），这是我们的‘成人’艺术家不具备的，这是他们在若干年后能够牛起来的重要因素。” 如此说来，您也不甚同意那些“感叹者”的感叹，是不是？ 咱们先来比较“专业”问题。您遇见的“感叹”者从事什么专业，又专业到什么程度，我不清楚，只能说说大体的情形，说得不对，仅供批判——以我们的美术事业论，小到画框、画布、画笔、画架的设计、生产、质量，大到国家级美术活动的策划、操作、效果，其专业水准与先进国家比，虽大有长进，仍差之远矣；以我们日常生活所见所闻，则小到开关摁钮的动辄失灵，大到公路桥梁国家设施的粗制滥造，其专业水准与先进国家比，虽大有长进，亦仍然差之远矣。 究其故，原因之一，乃出于中国人做事普遍的凑合，将就，敷衍，不认真，不严格，不负责，一言以蔽之：不专业是也。凡此种种，日常生活中俯拾即是，不待我细说。 据温元凯在北大的报告称，经三年跟踪调查，中国评选的二十名超级大腕都没受过专业工商训练，与四十几国企业家做综合素质评比，叨陪末座。新近出版的畅销书《大败局》作者吴晓波花十年时间接触五百位企业家，做出关于中国企业“失败基因”的结论，也无非是整体人格与专业意识的严重缺陷。以我读过的零星报道，发现国中便是犯罪也太不专业，以至罪行的残酷荒谬，其实倒不是作案者天生如禽兽，而是手段不专业所致，盖禽兽间的相侵相食不是“犯罪”，其手段乃十二分“专业”呢。 我的意思，不是国外的一切尽善尽美，单说美国，因商业文明的长年侵蚀，整体生活品质也呈一代不如一代之势。而中国人做事也并不从来粗陋，我们看文物摊头的大小玩意儿，只要真是古人所做，都中规中矩、像模像样，甚至“文革”乱世，造一枚寸钉，产一包火柴，也能牢靠耐用。自然，眼下许多中国产品及生活设施已今非昔比——您的感叹者能够感叹外国学生不如自己专业，这大概就是进步吧。 平心而论，中国重点艺术学院毕业的学生，是比我们通常遇见的洋学生——譬如美国——的专业水准在表面上显得整齐划一，而美国学生绘画能力的参差不齐，原因甚多。一，美国艺术学院分太多级别层次，所以我要问您的感叹者是在同哪所国外院校比。二，美国学院招生准则宽，没有中国式的苛刻的考试制度，艺术面前人人平等，你不会，所以你要来学。三，传统写实的技能教学早已解体，一个耶鲁艺术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可能从未画过写实油画，所以我要问您的感叹者比的是什么专业。四，美国人进艺术学院并非都是为了当职业艺术家，只是喜欢，中老年人也能随意进校专修艺术。五，这种既为大众也为精英设置的教育体制，构成艺术学生在水准与素质上的千差万别。但是，一旦美国艺术学生毕业后有志当一名职业艺术家，进入画廊、市场、主流、精英圈，以此谋生，进而成名成家，则他的业务——即便是做装置、录像等观念作品——非得高度专业，不然走不了艺术这条路，吃不了艺术这碗饭，因为第六，在美国，学院就是学院，学生就是学生，是骡子是马，要看你出了校门进不进得了画廊和美术馆，那才是艺术家真的舞台生涯，真的竞技场。中国艺术学生则进校是定身份，留校是定地位，学位、职称是决定日后前途或仕途的首要筹码，而美国画廊对艺术家的取舍，学位职称不起任何作用。 与 陈 丹 青 交 谈2001年八月版(2) 但以上比较也嫌粗略，大可反驳的，因中国学院内外的结构和局面也在变化。我再举寻常而普遍的例子作比较。 譬如以我在美国东西两岸学院办展的经历，凡由在校学生出面挂画布展的专业手段专业工具专业态度，就远胜于我们国家级美展的操作水准。再以工作量比，我所见过的美国职业艺术家，单是以每年的作品数量比，说句不怕武断的话：我们几乎都可以说是“业余爱好者”，那是我到美国后的大感慨与大羞愧：我们画得太少了。中国人大抵是惯于取巧而敷衍的，我自己也是如此，而我所见美国艺术家，“一个个”憨不可及，做事情极度投入、认真、死心眼儿、有韧性，即所谓持之以恒，精益求精是也。同人家比，中国人的大病、通病，是做事不踏实，做人不老实，要说踏实老实的憨人，中国不是没有，只是少，例外，吃亏，混不开——但愿您遇见的“感叹者”，碰巧正是这等憨人吧。 中国有件行当倒是精致不苟，学问渊深，十二分专业，洋人远不及，但不在话题内，不说也罢。 所谓“牛”，我的感叹也正好相反：“一个个都很牛”的不是外国艺术家，而是咱中国艺术家。举个例，个别中央美院的毕业生到了国外，成了盲流，什么也不是，可是开个派对，非中央美院出身的同胞，不请。再举个例：我曾在母校壁画系讲课，座中一位油画系研修班男生给壁画系研修班女生披件衣服驱驱寒，后者即大有宠幸之感，为全班所羡慕，因向来壁画班自认低于油画班，而没学位的研修班又必自认低于攻读学位的研究生班。至于名校学生的趾高气扬，“中央”的看轻“地方”，吃皇粮的鄙薄盲流的普遍心态，乃充斥中国美术界里里外外角角落落——俯仰之间，这种自贱而贱人的心态，是连所谓阶级、阶层之别也难形容解释，其实是长期行政文化所塑造的畸形人格，与专业和艺术有什么关系？ 人性，天然地具有尊卑贵贱的意识，“古今中外概莫如是”，人格，却因不同文化、国度而大异。以我接触过的美国艺术家，不论地位处境怎样天差地别，同行间“一个个”竟仿佛通晓“礼”、“义”，平等往来。超级大腕儿如普普大师沃霍，录影艺术之父白南准，观念艺术先驱小野洋子，我有幸见得一面，都平实恳切，跟傻逼一般，半点不“牛”。要说“牛”，也是一路实致名归，自有一番气象。其他不同层次的艺术家，因生来从不仰看他人脸色，也多自尊自在，而落在中国人眼里，或许便是“牛”气吧：这形容词不知起于何时，确指什么意思？狂妄？骄傲？神气？我所见过的洋人，若有狂态，大抵不过是率真，极其讨厌的家伙也有，但那又怎样？我们总是过于敏感他人的意态，先以为被人瞧不起，又明里暗里喜欢同人比高低，这样的比法，正是我们人格的缺陷。 B君继续说道：“他们有一个开放的艺术市场，有经纪人、投资人提供露脸的场地，提供媒体的支持。真正的经纪人、投资人是自己掏腰包下赌注的。” 没错。但中国已经有了初具规模的所谓“艺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