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不能左右自己的生活：直觉

为什么我们不能左右自己的生活：直觉 无论超市、麦当劳，还是婚姻介绍所，似乎都能满足我们现代人渴望自由选择的虚荣——在这些地方，你可以在琳琅满目的食品架中或者在一幅幅美女帅哥的资料中，挑选你最喜欢的商品或者最爱的人。但是，在这些地方做“买卖”的时候，常常是买的不如卖的精。那些深知我们常根据直觉做出选择的卖家们，他们会绞尽脑汁诱惑你，让你挑选的不是健康食品而是容易增大腰围的甜点，让你不是把钱花在健身锻炼上而是满足吸烟的快感。而且，这些卖家还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自由的买卖能让你的收益最大化，亚当?斯密及其门徒们不就这么认为的吗？不过，不断增大的腰围和持续恶化的肺部疾病显然没让我们的生活更为美满。自由的选择并不一定带来最大的收益，因为自由的选择也给了我们做出错误决定的自由。人类不是精密的机器，我们的原始脑让自己的行为常常只是凭直觉或者情绪行事，因此我们无节制地在胃里填塞垃圾食品，在肺部填塞尼古丁，而我们在贷款被人耍了时还自以为占了便宜，沾沾自喜。抛开现代人虚伪的自尊，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别人管管的孩子。我们需要一个温和的“家长”式的爱人、朋友、上司或者是政府，当我们根据直觉做出不合理选择，沉迷于甜食、网游、烟瘾的时候，他能用温和的方式提醒我们，而不是要么让我们恣意放纵，要么禁锢我们的自由。 作 者：[美]彼得·乌比尔 出 版：中信出版社 1第一部分 当你产生购物兴趣时，有没有比超市更为自由的购物场所？当你悠游自在地走在超市的过道上时，你会发现，商家早已为你的购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选择机会：几十种洗发水、五谷杂粮和上百种冷冻食品等等，而这些琳琅满目的商品貌似可以完全满足你自由购物的需要。但是你真如想象中那般自由吗？此刻，人类学家正在超市的过道旁游荡，观察你的购物行为和习惯，看你购物时眼睛扫视的方向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或者计算你带着刚学步的小孩子在展架前逗留了多少的时间。 第1节：前言(1) Vip! New!第2节：前言(2) Vip! New! 第3节：前言(3) Vip! New!第4节：前言(4) Vip! New! 第5节：当市场的无形之手遇上我们的直觉(1) Vip! New!第6节：当市场的无形之手遇上我们的直觉(2) Vip! New! 第7节：当市场的无形之手遇上我们的直觉(3) Vip! New!第8节：当市场的无形之手遇上我们的直觉(4) Vip! New! 第9节：当市场的无形之手遇上我们的直觉(5) Vip! New!第10节：当市场的无形之手遇上我们的直觉(6) Vip! New! 第11节：当市场的无形之手遇上我们的直觉(7) Vip! New!第12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1) Vip! New! 第13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2) Vip! New!第14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3) Vip! New! 第15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4) Vip! New!第16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5) Vip! New! 第17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6) Vip! New!第18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7) Vip! New! 第19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8) Vip! New!第20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9) Vip! New! 第21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10) Vip! New!第22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11) Vip! New! 第23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12) Vip! New! 2第二部分 美国的军事力量无论是作战规模和技术能力，还是绝对战力和打击范围，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在军事界，大家一致认为以色列军队的单兵作战能力才是无可匹敌的。在军事训练中，美国军方也要经常向以色列军方请教，以学习其先进的训练技术。在军事交流过程中，以色列官员会告诉你，这样或那样的技术才是提升军队表现的最佳方式，他们都深信这一点，因为这些来自于他们的实战经验。那么，经验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24节：银行出纳员、战斗机飞行员和理性的限度(1) Vip! New!第25节：银行出纳员、战斗机飞行员和理性的限度(2) Vip! New! 第26节：银行出纳员、战斗机飞行员和理性的限度(3) Vip! New!第27节：银行出纳员、战斗机飞行员和理性的限度(4) Vip! New! 第28节：银行出纳员、战斗机飞行员和理性的限度(5) Vip! New!第29节：银行出纳员、战斗机飞行员和理性的限度(6) Vip! New! 第30节：银行出纳员、战斗机飞行员和理性的限度(7) Vip! New!第31节：银行出纳员、战斗机飞行员和理性的限度(8) Vip! New! 第32节：银行出纳员、战斗机飞行员和理性的限度(9) Vip! New!第33节：腰果、咖啡杯和行为经济学的诞生(1) Vip! New! 第34节：腰果、咖啡杯和行为经济学的诞生(2) Vip! New!第35节：腰果、咖啡杯和行为经济学的诞生(3) Vip! New! 第36节：腰果、咖啡杯和行为经济学的诞生(4) Vip! New!第37节：腰果、咖啡杯和行为经济学的诞生(5) Vip! New! 第38节：腰果、咖啡杯和行为经济学的诞生(6) Vip! New!第39节：腰果、咖啡杯和行为经济学的诞生(7) Vip! New! 第40节：腰果、咖啡杯和行为经济学的诞生(8) Vip! New!第41节：腰果、咖啡杯和行为经济学的诞生(9) Vip! New! 第42节：腰果、咖啡杯和行为经济学的诞生(10) Vip! New!第43节：腰果、咖啡杯和行为经济学的诞生(11) Vip! New! 第44节：腰果、咖啡杯和行为经济学的诞生(12) Vip! New! 第1节：前言(1) 　　当你产生购物兴趣时，有没有比超市更为自由的购物场所？当你悠游自在地走在超市的过道上时，你会发现，商家早已为你的购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选择机会：几十种洗发水、五谷杂粮和上百种冷冻食品等等，而这些琳琅满目的商品貌似可以完全满足你自由购物的需要。 　　但是你真如想象中那般自由吗？此刻，人类学家正在超市的过道旁游荡，观察你的购物行为和习惯，看你购物时眼睛扫视的方向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或者计算你带着刚学步的小孩子在展架前逗留了多少的时间。与此同时，在厨房用品店，店长正把刚刚出库的电饭煲新品放上货架，而那带着控制面板的豪华展品也会让20世纪90年代的VCR（盒式录像机）自惭形秽。可在令人咋舌的价格面前，你只能望而却步，因为新产品的价格比仅次于它的同类商品贵了将近一倍，因而买者寥寥。但这对商店的销售却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因为你会发现，那款次好的商品（曾经的高端或滞销商品）一样会很快就被销售一空，因为和最新的产品相比，它们看上去显然更为划算。 　　简单的事实就是：买的没有卖的精，你对自己购买行为的了解不如开商店卖东西的人多，商家开展的一系列活动都在刺激着你的消费欲望，你的消费是被引导和控制着的。近年来所出现的，人们因过度消费而使自己负债累累或美国的储蓄率成为负值的现实状况，是否让你感到惊讶？医院里到处都是因吸烟、酗酒或暴食而生病的患者，是否也让你觉得诧异？ 　　西方式的民主让他们为自己享有的自由感到自豪：自由集会、自由选举立法者、自由参与市场交易。的确，资本主义和民主携手并进，否则又怎能解释：在亚当·斯密写出了不朽的经济宣言《国富论》-这本有力捍卫资本主义理论基础的书的同年，也就是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同样在宣扬着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重要性。 　　我很"幸运"，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是很珍贵的商品，凭着它本身的魅力成为无数人誓死追求的东西。自由作为达到目标的途径很珍贵，因为自由让人们可以随意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且不同的人也可以有不同的目标。它让我们能够选择从事哪种职业、和什么样的人结婚、生几个孩子，或者（去商店）买哪种洗发水。 第2节：前言(2) 　　但是，选择的自由也伴随着做出错误决定的自由，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自由也常常会给你带来伤害和痛苦。在如今的市场中，许多公司都在研究人类的行为。宝洁拥有价值数百万英镑的核磁共振成像仪，通过它宝洁公司可以知道，当你看到他们的产品时，你大脑的哪一部分会"灵光一现"。心理学博士和社会学博士离开学校，来到工厂或者麦迪逊大道①，将自己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运用到消费品的销售中。我们以为自己不会轻易被电视广告和超市销售影响，但市场和销售专家显然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行为，他们知道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提醒大家留意自由所带来的危险，更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应该限制某些方面的自由，而且这些限制又是怎样使我们更健康、更舒适地生活。我试图要说明的是，当人们在市场交易中拥有做任何决定的自由时，如果他们的决定倾向于容易出错的一面，也就是资本主义遭遇人类本性时，人们就将可能面临的种种危害。 　　而作为本书作者的我又是怎样的人呢？首先，我是一名内科医生，我关心那些因为自己的决定和行为而患病的人。我的大多数病人都吃得太多而运动太少，他们受到脂肪和烟草的伤害。简而言之，他们都是在过度消耗自己的生命。 　　但我又不仅仅只是一名医生，我研究过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并且花了差不多15年时间去研究对人们的决定产生影响的因素。我研究过人们在面临困难选择时所犯的错误，并尝试揭示导致人们做出错误决定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过度自由所带来的危险。我想，现在是对自由做出某些限制的时候了。拉里·金①曾这样介绍我："下面这位是一个非常自我的内科医生，他把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研究--为什么自由市场给人们太多选择但人们却做不出理性决定这方面。"这些天，拉什·林保②和福克斯新闻都认为我要传达的是一条危险的信息。 第3节：前言(3) 　　除此之外，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也没有什么新的观点。自从亚当·斯密为资本主义辩护，呼吁思考"看不见的手"以来，人们一直都在努力限制自由市场，而约束经济体制也就意味着要对它进行控制，使其不要过度。此外，还有很多关于资本主义的批评都难免存在误解和偏见。比如，许多人因为没有完全领会斯密及后来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以致忽视了自由贸易给贸易各方带来的利益，从而反对自由贸易。时至今日，虽然仍有许多人反对自由贸易，但这已不再是有关资本主义的最常见、最合理的批评了。 　　现在，对于资本主义最合理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试图从道德的角度抨击资本主义。他们指出，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体制里，如果病人负担不起医疗费用那就肯定无法得到救治，所以这实际也就意味着离坟墓不远了。在这样的体制里，找不到工作的人就会无家可归，靠乞讨为生。因自由市场的无情而感到愤怒的评论家坚持主张:资本主义应该尽量避开其残酷的一面，并要设法照顾好那些可能会在残酷竞争中吃亏的人们。 　　另一方面，人们指责资本主义说，自由市场不能使人们免受市场活动溢出效应的影响。如果允许工厂把有毒物质排放进河水里，那住在下游的人的健康就会受到伤害。如果一个年轻人在凌晨两点开着他未装消声器的跑车在街上横冲直撞，那他就会打扰周围的邻居。因此，一个不能控制水质和噪音污染的经济体制会降低公民的生活质量。再一次，人们借助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来处理那些单靠市场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 　　让我说说我的想法，我不想在这本书里争论道德或者外部化问题。相反，我要讲自由市场第三个不合理的方面。我的目的不是要攻击自由市场，也不是要让资本主义投降，而是不让市场扩大到它不该进入的领域。 　　将我的观点视为"第三条道路"的政策吧，因为我既不支持市场也不反对市场。诚然，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让很多人发家致富，改善了生活条件，减轻了部分社会压力，但市场始终需要约束。这种约束的目的，有时是为了社会公平，有时是为了使人类获得更大的福祉。并且，即使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也同样需要被约束-当人们行动时，他们经常性的无意识行为会对其自身利益造成损害。 第4节：前言(4) 　　在我的第三方观点中，我要说明当无形之手与无意识的大脑相遇时会发生什么。你知道，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一直都在有力反击那些主张限制人们自由的批评者。自由市场的批评者抱怨财富分配不均，自由主义者则指责限制人们自由的不公平性。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自由主义者指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价值观：有些人追求功名利禄，有些人则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如果造成这一现状的部分原因是不同的价值取向，那为什么还要试图解决财富分配不均问题呢？如果一些人想把钱花在购买舒适豪华的轿车上，一些人想把钱用于供养自己的孩子上大学，那我们为什么要干涉他们的选择？鉴于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尽相同，所以自由主义者始终都可以坚持认为人们的自由选择不应被干涉。 　　19世纪~20世纪有一群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他们最先深刻地理解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并且将其发展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事实上，经济学界始终存在左翼和右翼两派经济学家-分别以卡尔·马克思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杰出代表。但20世纪中叶的大多数经济学者都支持自由主义的观点，即个体受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这门学科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提出了"经济人"的假设，即假设人们总是会做出表现其自身偏好的理智决定。 　　由于这一假设，自由市场已经侵入人们绝大多数的生活领域。仅掌握基本数学技能的小孩就可以说出上千个消费品牌；新的露天体育场不再用政治家或运动员的名字命名，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公司名称；如今的医药公司也试图说服我们相信自己已经患上某种疾病，并应该多去医院看病，而这些疾病正是他们希望我们患上的。这些对个人生活造成侵犯的种种行为，我都无法容忍。 　　在本书中，我将说明经济学家是如何确立有关人类理性的信念，以及该信念在神经学和行为经济学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将提出这个疑问：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对自由市场的合理约束意味着什么？借此，我还想大致说明这一点：假如可以按照人类的本性，那么市场应该是什么样子。 第5节：当市场的无形之手遇上我们的直觉(1) 　　第一部分 　　难道腰围不断增大，我们的收益也最大化了吗？ 　　市场给了我们消费的自由，不过，市场也为我们提供了放纵自己的机会-走在大街上，你轻易就能看到因为放纵于美食而"超重"的人士。如果我们的选择是理性的，那我们就不应该毫无节制地在胃里填充那些让人发胖的垃圾食品，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直觉反应让自己无法抵御高卡路里食品的诱惑，更何况，市场让这些食品的价格变得如此"实惠"…… 　　第一章 　　当市场的无形之手遇上我们的直觉 　　约翰·霍华德一直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高中时是学校的摔跤和短跑明星，他将自己的优秀表现归功于他对各种体育规则的熟练掌握。在冬季摔跤比赛的季节，他会将自己6.2英尺身高的体重减到170磅，在上场比赛之前，他还总是通过断断续续往杯子里吐唾液来减掉最后几盎司体重。而为了参加春季百米跨栏的比赛，他则会在每天放学后不知疲倦地练习跳跃。对规则的熟练掌握不但使他获得了大学的一份摔跤奖学金，还在高年级时赢得了市级跨栏比赛的冠军。 　　50年过去了，约翰发现自己完全沉浸于另外一套全新的规则中，并且要从每天黎明的破晓时分开始。醒来后，他拂去眼中的睡意，打开床头柜，拿出一小瓶胰岛素、一个注射器和一个血糖仪。他先戳破自己的手指，挤一滴血到试纸上，然后用血糖仪测出自己的血糖，之后他马上就可以确定应该往注射器中注入多少胰岛素-如果他的血糖在正常范围，就注射10单位；如果前夜的香蕉奶油派仍在他的体内循环，则注射15个单位。思量之后，他扔掉小瓶，猛地将注射器插进自己的腹部。 　　多亏了治疗糖尿病的药，约翰已经比他58岁死于糖尿病并发症的父亲多活了10年。事实上，约翰这代人的平均寿命已经比他们的爷爷辈多了20多年，这似乎是现代医学创造的奇迹。 　　但是，约翰这代人寿命的延长很难说只是医学进步的结果。如果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他们的寿命增加，那应该就是现代自由市场的进步。 第6节：当市场的无形之手遇上我们的直觉(2) 　　是的，是市场救了约翰的命。 　　花点时间想象一下针头悬在他腹部的情景。现在从这里往后退，就像你在谷歌地球网站上观察约翰一样。不断扩大点击范围，在约翰的卧室上方停下，你就会看到他公寓的房顶。再扩大，你会看到他住的斯科茨代尔市。现在穿过大西洋，到位于比利时列弗的泰尔茂（Terumo）针头工厂（大约距布鲁塞尔10英里外的地方），然后再重新放大，你能看到工人们正在生产注射胰岛素用的针头，供像约翰一样的人们自己注射使用。 　　它看起来和普通的现代工厂没有什么两样，里面的人和机器都在按部就班地工作着。一群工人站在装有钢水的桶旁边，并把这些钢水倒进一个模子里，而这个模子会把钢水定型成适合做针头的形状。在生产线的下一段，另一些机器将它们做成空心的线。之后，会有一些机器来切断这些线并做成针头。在生产线周围，一些工人监视着这些机器，而其他一些人则负责在不同生产点之间来回取送材料。一天之内，这些工人可以生产450万枚针头。 　　但仅仅有针头是无法完成约翰每天的注射的，它们需要被连接在注射器上。要想观看注射器的生产过程，你可以缩小地图然后横跨半个地球，在中国或者印度找到一家工厂。那里还有这个市场奇迹中最重要的部分-胰岛素。胰岛素是由那些看起来更像是实验室研究人员而非工厂员工的人生产的，他们不会在那里监视机器运转，而会去观看那些基因变异后将产生胰岛素的细菌。 　　约翰·霍华德每天早上注射的胰岛素是许多人劳动的成果。在那些生产针头、注射器和药物的工厂里，生产约翰所用产品的有几十人，还有另外几十甚至上百人在为他清晨的顺利注射而努力工作。例如，需要其他几十个工人为他运输针头、注射器和药物，以及还有数不清的人负责将金属熔化成制作针头用的钢水，负责为制造注射器所用的塑料而钻取化石燃料，负责制造运输这些材料的卡车、船以及火车。 第7节：当市场的无形之手遇上我们的直觉(3) 　　市场的力量给约翰提供了很好的医疗服务。想一想那些投资生物技术工厂生产胰岛素的资本家，那些为运输这些药物的卡车公司发放贷款的银行，还有那些培养了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金融家和管理者的商业学校。 　　这样看来，约翰每天所用的药物实际上是集合了上千人的劳动，但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一可以拯救他生命的药物只需花费1.75美元，仅仅相当于一份火腿三明治一半的价钱时，我们会十分吃惊。 　　用这么多劳动力制成的产品为什么只需花费那么一点钱？这个问题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就已经回答过。在这部书的前一部分，亚当·斯密描述了苏格兰的一个大头针工厂： 　　一个人拿出一根金属丝，另一个人将它拉直，第三个人将它剪断，第四个人将它磨尖，第五个人则将顶部的受力头抛光。而制作受力头需要三道工序：将钉子放置是一道工序，将大头针漂白是另一道工序，甚至将它们放进纸盒也是一门手艺。用这种方法，制作一个大头针需要18道不同的工序，在某些工厂这些工序分别由不同的工人完成，而有的工厂则会由一个工人完成2~3道工序。 　　对于斯密而言，把这个例子作为他努力10多年所完成著作的开头显得有些世俗，但斯密正是由此开始才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观点，而且直到今天这一观点仍在学术和政府建设领域中不断出现。他着重说明的一点是，为什么国家财富以及人类的福祉都强烈地依赖于劳动分工。斯密引用制作大头针的例子说明，仅靠一个人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任务，而通过劳动分工则可以高效率地完成，所以如今10个工人每天能够制作出12磅的大头针-大概有48 000个。 　　当然，斯密本人并不是劳动分工概念的创始人，他描述的大头针工厂在他写书时已经在如此行事。斯密通过说明劳动分工可以促使社会财富以及福利增长，来向人们解释自由市场是如何给人类带来好处的。 　　斯密的书立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并有效地减少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恐惧。正如善辩的罗伯特·L·海尔希鲁诺（Robert L. Heibroner）在《尘世的哲学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亚当·斯密生活在经济活动被传统所控制或被法令决定的时代，自由市场并不能决定有多少人能被雇用去制造大头针或烘烤面包。当时还没有无形的手去引导人们进行职业选择，以及决定制造业该制造什么产品。换言之，人们的职业由国王或世袭家族系统决定，工作场所被一些刻板的规则和传统所支配，而他们被当权者惩罚、开除或折磨。虽然那个时代也有自己的秩序，但却进步缓慢，缺乏创新激励。 第8节：当市场的无形之手遇上我们的直觉(4) 　　斯密对这些非资本主义传统有深入的了解，当时的苏格兰社会还没有脱离这些传统。他帮助过一个名叫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聪明的年轻人。当时，詹姆斯·瓦特想寻找一份设备制造师的工作，虽然瓦特在机修方面拥有熟练的技巧，但他还是被拒之门外，因为他不是设备制造师的后代。在斯密的帮助下，瓦特在大学里找到了一份设备制造师的工作，只因为这是一所拥有雇佣权的大学。斯密对这个年轻人才华的信任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瓦特因发明蒸汽机而闻名于世。 　　企业家的力量改变了18世纪的欧洲：旧的社会阶层开始瓦解，斯密的居住地爱丁堡是资本家的主要活动中心之一。成千上万的工人都在寻找与自己父辈不同的工作，所以在当地大头针厂工作的工人都不再是以前工人的儿子。事实上，新的行业已经在爱丁堡逐渐成熟起来，并产生出了一种全新的工作需求-做父辈们先前没有做过的工作。因此，为了完成这些工作，雇佣者被迫违反传统。与传统的快速背离是令人兴奋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害怕。因为茁壮成长的新经济对于很多人而言有些混乱：自由市场造成的这些混乱能带来什么好处？如果没人告诉人们该从事何种工作，那他们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如果没有核心权威人士，没有传统来决定谁从事什么职业，那社会又如何知道需要多少数量的医生、农民和机修工？ 　　经济学家喜欢讲一个有关自由市场混乱的笑话，是一场发生在外科医生、工程师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他们争论谁的行业历史最悠久，外科医生认为自己的行业最悠久，因为上帝从亚当的身体中拿出一根肋骨创造夏娃时，很明显需要一个外科医生；工程师则断言他的领域是最先出现的，因为上帝在造人之前先创造了世界，所以需要工程师将土地和海洋做出划分；经济学家则大胆指出：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天地是什么状况？混乱！那么你觉得谁又应该对这些混乱负责？ 　　《国富论》的轰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密使用丰富的实例，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自由市场不会导致混乱。相反，仅仅抛弃传统并让自由市场按照供需法则来运转，就可以使市场拥有合理数量的农民和机修工。他解释了这样一个为无形的手所引导的市场，是怎样决定有多少人在大头针工厂工作和将生产出多少个大头针。他也阐明了，通过劳动分工，工厂如何用更少的员工来生产更多的大头针，并使多出的那些劳动力去制造别的东西，从而增加国家的财富。每一个工人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来推动实现一个不是其本意的目标"，斯密道：这个目标会给人带来安定和幸福。 第9节：当市场的无形之手遇上我们的直觉(5) 　　至少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段被称为经济学新古典主义革命的时期中，亚当·斯密的理论支配着经济学的思想。和斯密一样，许多经济学家相信自由市场创造的奇迹，而且当时的许多经济学理论都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在无形之手的引导下，人们从自利角度出发做出理性决定，从而为自己带来幸福和安定。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斯密。 　　查尔斯·韦兰（Charles Wheelan）是《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他举例说明了无形之手的神奇力量。他描述了柏林墙倒塌前一个居住在西柏林的可口可乐行政管理人员的所作所为，这个人想要通过柏林墙上的洞来分发可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在通过柏林墙传递可乐。可乐的销售代表将饮料传递给东德人时，并没有任何人道主义姿态。他们关心的只有生意-他们在当地的市场扩大了，他们的利润增加了，股东们皆大欢喜。"毫无疑问，可口可乐的行政管理人员做了一个杰出的决定。我确定人们是快乐的，尤其在人们快速喝下一瓶象征西方文化的可乐的那一刻。但是，可乐是无形之手带给那些从东德政体中逃离的人们的最好东西吗？我们应不应该庆祝龋齿增加和如今糖尿病在东欧的蔓延？ 　　想想约翰·霍华德在他成年阶段作为一个市场消费者曾起到过什么作用：每天都在外面购买一打或更多的垃圾食品，日积月累，他在快餐店购买了成千上万份食物。当我们去访问生产约翰使用的针头、注射器和胰岛素的工厂时，我们看到了自由市场的奇迹。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考察对约翰的糖尿病产生影响的其他商业活动：我们可以造访一下屠宰厂，这里为约翰提供使他体重增加的牛排和肉排；面包店，这里每个周末为约翰提供肉桂卷和多纳圈；还有位于爱达荷州的土豆农场，这里为约翰的油炸土豆提供原料。 　　正如埃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在《快餐帝国》（Fast Food Nation）一书中所描述的，快餐工业本身就是市场高效率的最好例证。法式薯片、汉堡包和可乐的生产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就像约翰注射的胰岛素的生产过程一样。事实上，正是因为市场的高效，食品才得以像现在这样廉价。毫无疑问，这就是当代市场的奇迹，但是，这种奇迹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情况下市场机制都会产生最好的结果。 第10节：当市场的无形之手遇上我们的直觉(6) 　　约翰·霍华德这代人不仅是至今为止活得最久的，而且也很有可能是人类史上活得最久的一代。一些统计表明，肥胖正在一些工业化国家蔓延，并已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情况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因而不管当代医学如何发达，如今的孩子都可能无法像他们的父母那样长寿。 　　研究表明，基因和糖尿病及肥胖有很大关系：如果你的父亲肥胖，那么你体重超重的概率就很大；如果你的同卵双胞胎兄妹患有糖尿病，那你患糖尿病的概率也会很大。但基因并不是引起糖尿病和肥胖的唯一原因-事实上，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据统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肥胖率大幅上升。1991年，美国仅有4个州的肥胖率达到15%或者更多，而到2001年已经有37个州达到这个数字。事实上，英国超重青少年的数量在1984年到1993年间上升了两倍。我相信，美国和英国居民的基因密码在过去几十年中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所以导致肥胖流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基因，而是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不论是机遇还是消费品都越来越多。自由市场鼓励扩大人们的自由，在工作上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不用再沿袭父亲的职业路线），在购物方面也同样如此（洗发水的品牌不再仅限于2~3种）。理论上讲，这些自由和选择应该能产生出最好的结果，因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价值观做出选择。他们可以自主决定是去加班获得150%的工资，还是周末和孩子一起玩耍。根据他们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他们可以决定是将钱花在买TiVo①，还是为他们的孩子存下一笔上大学的费用；他们可以选择是每天晚上花费1小时在家做饭，还是在下班回来的路上打包一份肯德基。而市场会对每一种选择做出反应，于是，随着需求的上升，肯德基特许经销店会增加；随着愿意在周末工作的工人人数的下降，加班工资也会进一步提高。 　　伴随自由市场创造的所有奇迹，以及市场带来的所有选择自由，人们也拥有了做出错误决定的自由。亚当·斯密写道："我们获得的晚餐并不是源自屠夫、酿酒师和蛋糕师的仁慈，而是源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想想斯密所指的屠夫、酿酒师和蛋糕师在如今的肥胖流行中所起的作用，在供给方面，自由市场确实可以很好地确定应该有多少屠夫、酿酒师和蛋糕师，以满足人们对相应产品的需求。 第11节：当市场的无形之手遇上我们的直觉(7) 　　但是当人们购买这些产品时又会怎样呢？当一位60岁的糖尿病患者从屠夫那里购买了1磅牛肉，从酒铺购买了6扎啤酒，从蛋糕房购买了一打多纳圈，我们怎么能说他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最佳利益呢？ 　　当一个20岁的人在超市购买了一条香烟-她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最佳利益吗？或者一位筋疲力尽的母亲出于关爱给孩子买一直想要的PlayStation①-她最大化了自己或她孩子的最佳利益了吗？ 　　大部分工业化国家的市场结构都能反映出，人们对市场产生的力量以及产品需求带给市场的压力。如果人们都能做出明智的购物决定，这当然最好不过。但环顾四周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人的购买决定都没能真正提高我们的福利，更不用说整个社会了。 　　如果我们不仅希望了解自由市场的长处，还想知道自由市场的弊端，那我们就需要理解人性的优点和弱点。 第12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1) 　　第二章 　　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力量在于能够揭示隐藏在众多人类行为中的逻辑。经济学家已经开发出可以阐明人们各种成本-收益计算的数学工具，这些计算可以权衡从犯罪到决定结婚与否的一切行为。事实上，经济学家甚至可以很好地解释造成肥胖流行的理性选择。 　　当然，将肥胖描述成一种理性选择是比较奇怪的，没有人想长胖。但是将肥胖解释为理性选择的结果，则并不是在说像约翰·霍华德一样的人想要长胖。它实际是在说，约翰在他的一生中面临了大量的选择，并且大部分时间他都做出了理性的决定。其中一些决定与吃什么有关-他知道，对已经发福的他来说，吃巨无霸可能无助于他把双腿塞进旧裤子，但约翰认为，放弃可口饭菜带给他的痛苦要远大于减少热量摄入所带来的好处。 　　同样的，约翰在很多时候都本打算前往健身房或去邻居家串门来消耗热量，但经过一天的疲劳工作后，他还是决定放弃锻炼和串门，取而代之的是令人快乐的啤酒和香烟。于是这些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是，约翰越来越胖。 　　大多数肥胖的人都知道他们体型变胖的原因，这加强了理性肥胖的真实性。当市场不为消费者提供做出正确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时，这个市场就已经失灵了。所以，政策制定者需要决定是否采取以确保消费者获得相关信息。我将在本书后面的部分再次讨论这一内容，但这和肥胖流行的关系不大。毕竟，人们很久以前就知道，肥胖主要是由于人体摄入的热量多于消耗。虽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吃的巨无霸中含有多少热量，但我们却清楚地知道，我们腰围的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理性是许多经济学家研究人类行为的一个共同假设。想想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在其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所写的那个代表了20世纪主流经济思想的观点："我们不要期待消费者会成为奇才，他们或许只是按照常规和不假思索的方式来作出大多数决定。我们的假设是消费者在品味和行为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他们不会总是以不能预测的方式来行动，从而使自己不断陷入错误的判断和分析所带来的灾难中。如果人们的行为始终如一，并且在购买行为上不再反复无常，那他们一般都会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商品，而我们的科学理论也将能提供一个更接近事实的合理描述。"换言之，人都是不完美的，但他们的消费行为却接近完美，因此我们才可从科学的角度假设消费者是在做出理性选择。事实上，基于有价值的社会科学"必须把研究重点放在系统的行为（而不是特殊的行为）上，才有希望产生有相当预测能力的理论"这一观点，特伦顿·史密斯（Trenton Smith）认为很多经济理论的基础假设-理性假设是合理的。 　　许多精通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经济学家都用这种理性假设来预测人们的行为。比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兼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就写道，失业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要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失业，首先必须了解为什么他们在众多活动中最愿意选择失业。" 第13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2) 　　另一位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他的同事-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的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写道：上瘾是针对某一情况做出的理性反应。"人们上瘾通常是因为他们不高兴。"他们写道。此外，他们还指出："如果人们不能消费让他们上瘾的东西，他们就会变得更不高兴。"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只有当毒品能够最大程度的让人们感到幸福时，他们才会吸毒。那为什么又有这么多上瘾者都如此努力地想改掉这些不良习惯呢？贝克尔和墨菲给出了一个答案："很多酗酒者和重度烟民声称他们想戒却戒不掉，对我们而言，这样的说法与单身人士说他们想结婚却结不了，或者无组织纪律性的人说自己想成为有组织性的人没什么区别。" 　　乍一看，许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些说法很愚蠢，但是卢卡斯、贝克尔和墨菲无论如何都不是傻子，也不是只知皮毛的经济学家。他们所拥护的观点是20世纪经济思想的核心观念，这些观点至今仍影响着科学界的思维。 　　事实上，卢卡斯、贝克尔和墨菲等人的观点从许多方面来讲都是两百年来经济思想的制高点。18世纪的哲学家兼政治活动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并发展了颇具影响力的道德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效用理论。边沁将效用等同于幸福，他花了大半生的时间说服人们相信，"人类活动与政府立法的目的应该是使一般公众的总体福祉最大化"。19世纪时，经济学家将边沁的观点从模糊的快乐主义术语转化为更加精确的科学衡量标准，不再将效用与幸福本身划上等号，而将效用等同于理性选择。这些19世纪的理论相当深刻，值得在这里做出简要介绍，以便为进一步探讨肥胖流行的理性选择观点提供必要的基础。 　　水和钻石 　　19世纪是一个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经济学被人们进一步认可，并成了一门学科。从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到一战爆发的100年间，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将经济学从道德与政治哲学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经济系，经济学研究不再受道德哲学家的领导。而加入这一领域的人们对数学的兴趣要比对道德哲学更大，他们更精通工程学而不是心理学，因此，这批数学导向的新经济学家为效用（utility）的经济学解释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14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3) 　　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这个学科的创立者所提出的难题，而且他们也将以一种亚当·斯密没有预见到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钻石比水更有价值。 　　亚当·斯密并不是第一个思考水和钻石相对价值的人，但他却让大众都知道了这个难题："没有什么比水更有用"。他写道："虽然它不能购买任何稀缺的东西，但稀缺的东西却可以换取它。与此相反，一颗钻石几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但是大量的其他物品却经常可以用一颗钻石来换取。" 　　斯密理解的价值有两种：物品的使用价值及物品的交换价值。以100美元的钞票为例，从这两方面区分，它在使用方面就没有太大的价值。虽然你可以用它来点火，或者像有人告诉我的那样，把它卷起来，然后用它来吸食毒品。但100美元钞票的真正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即你可以用它买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水的所有用途并非体现在交换中，除非你在沙漠中遇到一个迷路的富人，且你恰好有多余的一壶水。在正常情况下，你不能用一壶水交换任何东西，因为那个你想要与之交易的人可以不用花钱就将自己的水壶装满。水的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你可以饮用，也可以用来浇灌植物、洗衣服、烹制菜肴、洗头发，甚至用来灌满游泳池。 　　那么，为什么具有这么多使用价值的东西却没有交换价值？斯密通过把商品的价格，即在交换中的价值，和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力数量联系起来回答了这个问题。斯密认为，如果你想知道物品的价格，你应该去了解生产这种东西消耗了多少劳动力。"如果猎人杀死一只海狸要比杀死鹿多消耗两倍的劳动力，那一只海狸自然就能交换或等值于两只鹿。"许多早期的经济学家都赞同斯密这种观点，都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主要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力决定的。 　　我希望你们能注意到的是，斯密有关水和钻石难题的解释在某些地方似乎并不正确。按照斯密的逻辑，如果捕猎者平均花费20个小时捕杀一只海狸而用1个小时捕杀一只鹿，那么人们就应该用20只鹿来交换1只海狸。这显然不符合常识，而他所有的见解都没能成功地解释钻石的交换价值大于水这一问题。成功回答了这一问题的人，是一个对水的神秘性进行了长时间思考的液压工程师，他叫朱尔斯·杜普伊（Jules Dupuit）。 第15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4) 　　桥下的水 　　朱尔斯·杜普伊于1804年出生在意大利的福萨诺，当时拿破仑仍然统治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在他10岁那年，他们全家移民到法国。在法国，朱尔斯·杜普伊勤奋学习，获得了许多学术上的奖励，并在巴黎高等理工学院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毕业以后，他继续待在法国，设计公路、桥梁和供水系统。在指挥这些工作时，他对这些系统的成本、收益以及如何用最好的方式收费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例如，当人们通过路桥时应该收取多少通行费？为了回答这类问题，他开始自学经济学。 　　如果他一开始就去学习正式的经济学知识，他或许会被灌输一种传统的思考方式。或许他会认为一座桥的价值决定于建桥所使用的劳动力，但这种逻辑对他是没有意义的。假如建一座桥花费了10万法郎，那我们只知道建造桥梁的花费，但仍然没能告诉我们每个人过桥时应付多少通行费。即使建造这座桥梁唯一的目标是赚回那10万法郎的投资，那合理的通行费也应取决于有多少人通过这座桥，而过桥人数则会受通行费高低的影响。 　　那么，公共供水系统提供的水的价格该如何确定呢？理所当然的是，你不可能从第一杯水中收回整个供水系统的花费。但是一杯水应该收取多少钱呢？经过对此问题的深入思考，朱尔斯·杜普伊由此创立了边际效用理论。他认识到水的价值-使用价值，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可获得的水数量的增加而减少。 　　假定，100升的水需要花费50法郎。朱尔斯·杜普伊推断出在这种情况下每100升水至少有50法郎的效用，否则人们就不会购买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每100升水对于人们来说都值50法郎。事实上，在我完全脱水的情况下，我用50法郎买的100升水，对于我而言会非常有价值。如果水量十分稀少，我也会乐意舍弃更多的财富去换取100升水。相较而言，后一种情况下的100升水依然很有价值，但已不像前一种情况下的100升水那样值钱，因为我此时的生命已经没有那么依赖它了。而在其他的某些时刻，我可能会考虑这100升水是否还那么急需，以及是否值50法郎了。由此可见，前一种情况下100升水的使用价值（它的效用）远远高于50法郎的平均效用（交换价值）。而事实上，后一种情况下，我购买的100升水的价值应该刚好不小于50法郎的价值。 第16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5) 　　亚当·斯密认为水有着非常惊人的使用价值（尤其在脱水时）是正确的，但是水价越低，人们就越会将它用于一些没有价值的事情中：浇草坪、洗车、打水仗。朱尔斯·杜普伊指导人们从边际角度来理解所有商品的效用。如果你比较100升水的价格是40法郎而不是50法郎时人们用水的方式，你就会推测出100升水的价格在40~49法郎之间时，人们会怎样用水。 　　比较苹果和橘子 　　朱尔斯的深刻见解引发了经济学家革命性的思考，即著名的边际主义革命。而恰巧，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发展了边际效用理论，此人即为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他曾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这所大学是杰里米·边沁创立的。在边沁时代，他写道："经济学的真实理论只有通过追溯人类行为产生的根源-快乐和痛苦的内心感觉，才能获得。"但是杰文斯的理论不像边沁那样含糊不清，相反，他试图将快乐和痛苦量化。为此，杰文斯充分利用了人类市场行为是基于货币决策这一事实。如果1加仑的水要1美元，我还会用水灌溉我的草坪吗？我想我不会，因为用水（以及牛奶和橡皮泥）越多，花钱也就越多，人们自然要考虑购买所得的收益与花费相比是否值得。 　　当杰文斯开始发展他的理论时，他是悉尼皇家造币厂的化验员，负责测试硬币中是不是有足够的含金量。这种工作没什么过高的技术含量，所以他利用闲暇时间来研究一些课题，例如天气和地理、植物和岩石，同时也开始研读经济学。他很快阅读了有关这一课题仅有的一些文献，并开始确信，要想揭开市场的面纱就必须将数学引入这个学科。 　　1859年，他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当时他24岁，专攻逻辑学、数学和经济学。杰文斯采用了杜普伊的边际效用概念，并说明了如何用边际效用概念解释消费者的购买决定，从而发起了边际主义革命。像边沁一样，他把着眼点放在快乐和痛苦的心理重要性上。但是针对这些强烈的感情，他深信人们的决定中所蕴含的理性："人们对这些感情相对分量的估计表现在具体的选择或决定中。人们从两条或更多条道路中选择其中一条的行为证明，我们预期并相信这条路能带给我们最大的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出理性选择的人们应该使每1美元的支出都带来同样的效用。 第17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6)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杰文斯以苹果和橘子为例。假定1个苹果卖10美分，1个橘子卖20美分。如果我对苹果和橘子一样喜欢，并且我打算花20美分，那么我将买2个苹果，因为我用相同的钱购买2个苹果得到的收益-快乐，大于1个橘子的。 　　但是假设我要花3美元来买水果，我就没有必要买30个苹果。当我已经拥有28个苹果时，我会觉得20美分的橘子给我带来的收益要大于第29和第30个苹果。对每20美分的增额，我会比较2个苹果和1个橘子带给我收益的大小。对我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理性的做法就是同时购买苹果和橘子，从而使我从最后2个苹果中获得的边际收益，即额外收益，与我从最后1个橘子中得到的边际收益相等。 　　现在如何用这一理论去解释水和钻石的问题呢？杰文斯使推理超越了顾客购买决定-经济的需求面，而将销售决策-供给面的东西包括进来。假设我拥有100个苹果，你拥有100个橘子，我们都不靠做苹果酱或橘子汁为生，并已经从各自所拥有的水果中获得了尽可能多的收益，而且我留着那第100个苹果只会增加极少的收益。因此，我建议进行交换-如果你给我1个橘子我就给你1个苹果。因为这第1个橘子带给我的收益要远大于第100个苹果，所以从这种交换中我又获得了额外的收益，而你也由于相似的原因获得了额外的收益。正如杰文斯解释的，只要交易者中至少有一方从交换中获益，我们就会继续这种交换。 　　杰文斯从个人的角度说明，任何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取决于卖方所放弃和买方所获得的边际效用。如果你和我同时在沙漠中迷路，那我不会用我的水壶去交换你的钻戒。但是，如果像大多数实例一样，水的供应是充足的，那我就会愿意放弃一点点效用，用一升水换你的钻戒。 　　由于杰文斯及其同时代的人如利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的研究工作，边际主义革命在当时进行得如火如荼。结果，对效用概念的探讨就注入了数学的活力，假使已故的边沁知道，他也一定会很高兴。 第18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7) 　　现在，我们从杰文斯的苹果和橘子一类的健康食品回到导致肥胖流行的加工食品，我将说明19世纪的这些思想如何影响同时代的理性肥胖理论。 　　但我们必须先对果酱问题进行简要讨论，以完成对历史的简要回顾。随着对效用的量化，你可能会认为效用的概念将变得越来越抽象。但对当时的经济学家来说，越多的使用数学语言来描述效用，他们就越能真实地体会效用。对他们而言，"快乐和痛苦的平衡"这样的概念属于不能令人满意的概念描述，因为这种描述太过模糊以至于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用数学方法来描述效用，它就会显得真实具体。事实上，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曾针对另一个与杰文斯同时代的人-弗朗西斯·埃奇沃斯（Francis Edgeworth）评论说，效用的概念"真实得像他每天早上吃的果酱"。 　　埃奇沃斯的果酱 　　埃奇沃斯的父亲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但却不够现实的人，由于对文学非常痴迷，所以他在事业上毫无建树。他在37岁时就已去世，而那时正值土豆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他22岁时和一个16岁的女孩结婚，之后生下了很多个孩子，他曾经用狂热的语言描述那个女孩，"丰满、性感、为爱而生"。 　　年轻的弗朗西斯并没有继承他父亲对魅力女性的极度迷恋这一基因，一生都没有结婚。他待人友好，举止文雅，他全神贯注于深刻的思考以至于没有时间考虑哪个女人是为他而生的。他接受过律师的训练，所以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世界；他过着学者的特有的自在生活，并以拒绝正常的谈话式英语而闻名。传说曾有一次他问劳伦斯（T. E. Lawrence）："大城市是不是非常昏暗？"劳伦斯（他对埃奇沃斯拉丁式的英语非常了解）回答道："有点昏暗但并非一片漆黑。" 　　为了让您体验一下埃奇沃斯是如何发展实用数学理论的，我们需要在图中绘出我对苹果和橘子的感觉。正如我本人公正而不带偏见一样，我对拥有100个苹果和100个橘子具有相同的满意度。让我们进一步假设，我对拥有25个苹果和25个橘子与拥有100个任何一种水果的满意度也相等（因为每个水果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第19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8) 　　埃奇沃斯会利用图2-1这样的图表来描述我对这些水果的感觉，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个点都代表我获得了相同的效用。 　　在这个例子中，我假设苹果和橘子给我带来了相同的效用，但这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如果我是一个喜欢橘子的人，那么这条曲线可能与Y轴相交于100（100个苹果）并与X轴相交于50（50个橘子）。经济学家称其为无差异曲线，因为它表明不同数量的苹果和橘子带来了相同的效用。因此，我选择哪一种组合都无所谓。换句话说，得到100个苹果和得到25个苹果及25个桔子我都会一样开心。 　　现在想一下如果你有100个橘子而我有100个苹果时又会发生什么，我们将会开始交换水果以最大化我们各自的效用。假设我用50个苹果换取你的50个橘子，那就意味着我现在会拥有50个苹果和50个橘子。这一组合在我们的图上所处的位置如何？它在我们最初的无差异曲线的右侧，并位于另一条无差异曲线的中间（见图2-2）。这条曲线代表的效用-曲线上每一个点代表的效用-大于最初的那条曲线。 　　我并不是在说明像埃奇沃斯那样的边际主义者的伟大，但我希望你们可以了解到他们思想的伟大力量。在这里，通过两条简单的无差异曲线，埃奇沃斯说明了市场中的自由贸易是如何提高交易双方获得的效用-福利，从而使他们从一条曲线移向另一条效用更高的曲线。 　　斯密在《国富论》中的雄辩减轻了许多人认为自由市场会影响人们生活的担忧。现在，边际主义者的等式和图表同样科学地证明了市场能够造福人民。杜普伊、杰文斯和埃奇沃斯这些人使市场交易的好处变得如此显而易见-你给我2个苹果，我给你2个橘子，我们都会变得富裕-以至于似乎只有按照埃奇沃斯的无差异曲线的建议去行动，人们的行为才是合理的。 　　回到理性肥胖 　　多亏了这个简明的历史之旅，你现在可以理解那个著名的笑话了："为什么母鸡过马路？当然是为了使其效用最大化。" 第20节：肥胖流行也是我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吗(9) 　　我形容它很著名，而不是滑稽。 　　不管怎样，比理解和赞赏这则笑话更重要的是，理解理性选择和效用最大化思想是怎样诠释理性肥胖理论的，因为经济学往往聚焦于人们在需求不能马上全部实现时所做的决定。约翰·霍华德希望变得瘦一些，但他又渴望享受一块甜点。通过选择甜点，他告诉了我们他的偏好。经济学家表明，人们的选择受可选项的成本和收益的影响。因此，如果甜点不太诱人，约翰可能在晚餐时选择节食；如果焙烤食品的成本上升很多而造成价格提高，那约翰这样的人就不会吃过多的蛋糕和核仁巧克力饼了。 　　肥胖率上升的理性解释之一就是，市场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食物价格的变动。 　　1998年的一天，华盛顿大学的亚当·德莱布诺夫斯基（Adam Drewnowski）教授在当地超市的过道间来回穿梭，以计算自己可以从每1美元各式各样的食物中获得的卡路里数量。他发现，1美元的胡萝卜约有250千卡的热量，足够让一个人骑车5英里。同样的1美元，如果用于购买饼干，将获得1200千卡的热量，可以让一个人骑自行车超过20英里。对于富裕的人来说，胡萝卜的低热量不是问题。但对于穷人来说，他们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们只摄入胡萝卜所包含的低热量。例如，研究人员调查了低收入的家庭之后发现，健康食物如水果、蔬菜、谷物面包的价格更刺激了这些家庭购买不健康食物。 　　如果您的收入超过了美国1997年的中等水平，那您有15%的概率肥胖。如果你生活在贫困线上，那么肥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