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

再论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 再论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 自1989年起，东欧局势发生激烈的动荡，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短的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社会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91年12月25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拥有千万党员的苏共亡党，拥有69年历史的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毁灭性的灾难发生的呢？ 第一、苏东剧变的性质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性质是资本主义复辟，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由社会主义制度急剧转变向资本主义制度。苏东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和损失。从这个性质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涉及政治、经济方面，实际上还有冷战、民族矛盾、文化、公民素质等方面。 下面，我就将从各个方面入手来解析苏东剧变的原因。首先，我们不得不驳斥一些错误的论断，这些论断会混淆我们的视野，将会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产生极大的阻碍，将使我们无法从这一教训中得出经验，并避免再犯，将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下更多的错误。因此，我们必须首先驳斥这些错误的论断。 第二、驳斥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错误论断 有的学者认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进而断言：“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只是进行一些修补，这使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去了动力机制，最后走进死胡同”。 这显然是在告诉人们，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走投无路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苏共出现的种种严重问“既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条件下产生的，产生后又有这种体制保证种种严重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 甚至在历史书上，对于斯大林模式的评价也只是“虽是必须，但存在重大的弊端”，然后依次罗列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 但是事实上，这种本末倒置的结论是片面和不深刻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我们应该看出，尽管斯大林体制在当时出现了重大弊端，但是比起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而言，无疑是居第二位的。片面强调斯大林体制的弊端将会使人们，使未来的国家的主人——青少年们——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辨别某一事件的本质和正确性，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产生致命的误导，会使他们认为一切高度集中的体制都是有害的，会使我国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极大的阻碍。 因此，对于某些学者不负责任地片面强调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而闭口不谈其优点和必要性或者是一带而过的作法，必须予以批判。 首先，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斯大林模式在当时苏联所处的历史环境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在当时实行斯大林模式是形势所迫，是历史的必然，是正确的决策。 因为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无疑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列宁在《论新经济政策》一书里面提出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有和平的外部环境（《列宁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原文是：“第一个条件是没有武装干涉……第二个条件是财政危机不过分严重……第三个条件是这期间不犯政治错误。”那么当时苏联面临的外部环境是否是和平的呢？ 当然不是。在1929年以前，尽管由于苏联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经济有一定复苏，但是经济总量仍然只有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十分之一。 而此时，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总量均已达到或超过战前的1.5倍。空前的繁荣使得西方再次对苏联采取敌视态度，终止同苏联的经济合作。张伯伦召开五国峰会，称要与共产主义作斗争。 而在此时，在1925年，苏联仍然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尽管国民经济有了一些复苏，但发展十分缓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经济政策损害了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它是我们（指工人阶级）对农民的妥协”（《列宁论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传》的作者尤里·茹科夫在接受《大国崛起》录制组的采访中说道了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其实我们对新经济政策的评价太高了。如果看一看当时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你就会发现新经济政策使工人阶级更加困难。工人们数月领不到工资，不断地有罢工出现；工作岗位减少，失业现象普遍。新经济政策职位两类人带来了好处，即从事商业的人和农民。所以，新经济政策只对所谓的新兴资产阶级有好处。不久，这种生产形势的优势就将消耗殆尽，它不可能保证国家下一步的持续发展。为了保证国家继续发展，必须采取新的、强有力的措施。为了使国家不再成为一个农业国，为了使国家不再从国外进口小到铅笔、大到飞机等商品，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这就是为什么最终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因为商人根本不可能为国家创造一个强大的工业，他们根本就不准备投资，他们把自己的收入变成了外汇。”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新经济政策的弊端已经逐渐开始显现出来，国家工业，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内，都出现了危机，国家的自主生产能力极为低下，使得苏联处于依赖西方进口的不利地位。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持续到了1929年，持续到了经济危机，苏联的国民经济将会遭受多么巨大的冲击和损失，到那个时候，人民将会改变对政府的信任态度，按列宁的话说“人民只信任能带给他们幸福的政府”，因此在此之前苏联转入全面经济体制应该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而苏联的失误在于具体的操作上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效果不理想和牺牲了生态环境与没有充分利用经济危机的有利时机。 另外，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已经不可能继续得到外部的资金支援，新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项租让政策已经无法实施。与此同时，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重工业出现了衰落现象。列宁提出的解决使“通过农业和轻工业提供资金来缓解重工业并发展”，但是斯大林现在已经没有了资金的来源，并且苏联现代化建设速度非常缓慢，99%的耕地需要畜力或人耕。 随着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与德意日三国法西斯轴心国集团的逐渐形成，使得苏联除了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贸易保护主义，还要面对战争威胁。 而在当时实行新经济政策导致重工业衰落的苏联，是根本不足以抗拒资本主义和法西斯国家的入侵的，因此苏共才决定放弃新经济政策，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斯大林-苏联体系的形成在当时苏联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是必然的，因此指责斯大林或者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东剧变的罪魁祸首这一论断明显是片面的。照这些学者的说法，既然斯大林模式是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那么也就是说所有实行过斯大林模式的国家都必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不用说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朝鲜、越南、古巴都曾经实行过斯大林模式，为什么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出现苏东剧变那样的悲剧呢？其实后面我们将会分析到，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坚持民主集中制，抵制政治多元化。 在二战过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毫不疑问地让斯大林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希腊和土耳其事件（苏联由于实力的差距不得不在重大问题上让步），包括第一次柏林危机在内和西方冷战政策的出台，也使得斯大林迫切需要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因此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是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来改革的，因此我们更加可以得出这一结论：苏联解体的根源不在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建立。 真正在这方面犯下错误的恰好是苏联后期的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 在七十年代是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最佳时期，苏联刚好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和美国的战略收缩推行改革，这样几乎不会遭遇阻力。然而苏联领导人却并没有把握这个机会，推行改革，而是固步自封，进一步加强集权，并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使得苏联进行冷战的性质从“保卫国家安全”转变为“争夺全球霸权”，从这个时候起，苏共就已经朝着修正主义路线前进了，而苏联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也同时由于美苏争霸而被召回。 在这一时期，斯大林模式已经不适应当时苏联的客观外部环境，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层不变的，每一个制度都有它所适应的一定的外部环境，因此在这一阶段应该推行改革。但是苏共由于体制僵化和内部斗争，尤其是内部斗争，明显表现在斯大林死后苏联官僚阶层阻止甚至发动政变来阻止马林科夫对斯大林模式的调整（附：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死后曾经探索了一条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集中国家资源，优先发展轻工业。马林科夫逐步取消集体农庄并缩减公务人员工资，相应地提高了工人工资，被农民亲切地称为‘列宁的外甥’。然而改革触及了苏联官僚的利益，遭到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官僚的坚决抵制而失败），以及冷战的影响拒绝改革。到了后期，苏联甚至武断地干涉东欧国家，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甚至与中国兵戎相见，这才是导致日后苏联经济出现危机的根源。 因为即使是斯大林模式，其生命力也是有限的，斯大林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其以牺牲后代发展的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了高速度，更因为苏共的腐败以及人民生产积极性的降低以及对外战争，导致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出现经济危机。 但是注意，是苏联经济出现危机的根源，并不是苏联解体的根源。如果指责斯大林模式是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就等于宣布所有实行了斯大林模式的国家都必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而这无疑是绝对错误的。 因此我们说，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并不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因素，同理，由于斯大林模式导致的苏联经济危机也不应该作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因素。 第三、苏东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复辟 现在有些学者认为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严重困难。首先，这个观点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 苏联与东欧在当时的确出现了一定的经济停滞，甚至是衰退，但是绝对不是“严重困难”，试问又有哪一次苏东经济衰退比反协约国武装干涉后苏联的经济更加困难呢？那为什么在那一个年代苏俄和其他苏维埃国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现象呢？ 实质是很清楚的：第一、俄共在列宁等英明的领导人的指导下采取了正确的措施，果断的抑制了危机并消除了反革命叛乱；第二、俄共得到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支持。 而反观戈尔巴乔夫，优柔寡断、执行错误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全盘否定斯大林，甚至否定十月革命，是苏共彻底丧失了人民的信任。 因此，说苏联八十年代经济“严重困难”导致苏联解体是不能接受的，至于说什么经济问题导致苏联人民对政府不满的观点更是漏洞百出：苏联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就实行高福利政策，苏联公民的医疗、就业和生活用品等都得到了保障，而正因为高福利政策使苏共在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才成为了导致八十年代苏联经济“停滞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民群众真正对苏联的经济不满正是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所谓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后才开始的。从19次代表会议到苏共28大的两年间，伴随政治体制“根本改革”热火朝天地进行，经济改革实际已陷于停滞。1989年国民收入增长率降为2.4％，1990年比上年又降4％而出现负增长，开创了苏联战后经济严重滑坡的先例。消费品市场的供应由长期失衡发展到全面短缺，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失控。1989年通货膨胀率比上年增加56%，1990年又比上年增加70%，外债达700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广大群众怨声载道。 另外，有些学者将“经济问题”与“生产力问题”混为一谈。马克思的确曾经说过决定重大事件的实质在于其本身的性质和生产力水平，但是注意，是生产力水平而并非经济水平。 生产力水平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更表现在政治、思想、军事、教育等各个领域上，有谁会否认苏联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或者说比中国、比其他现在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生产力更低下呢？因此不能认为经济原因就是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原因，因为苏联经济困难并不直接导致苏联解体——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出现了大跃进等错误，当时的经济困难到饿死的人数近百万的局面，这个经济困难应该不是苏东能够相比的，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很明显，经济问题只应当是导致这一事件的主要原因而非最主要原因。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苏联的经济危机最多只能导致反对派的滋生和苏共威望下降，并不能直接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丧失。” 看待事物不能完全盲目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应该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否则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脱离，马克思只说过与这两个因素有关，并没有说明孰轻孰重，或者是同等重要，而是说必须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因此，这些学者明显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那么，现在我们就该探讨苏东剧变的真正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第四、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工人党（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 首先先让我们看清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究竟实质是什么：政治上实行多元化、允许反对派出现，实行议会制，取消总书记，设总统制，使苏共脱离对国家政权的掌控，完全无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论点。 其实说得更明白一点，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改革思潮，正是列宁与之斗争了一世的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因此以戈尔巴乔夫为头脑的苏共已经彻底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而戈尔巴乔夫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是苏共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集中表现正是其所谓的“政治多元化”，其实也就是西方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议会制度。 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了议会制的实质“所谓议会制，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面镇压人民、压迫人民——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也是这样。”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着重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认为“民主集中制比所谓的联邦制和议会制更加民主”，而戈尔巴乔夫丝毫没有注视到这一点，纵容党内反对派，并向叶利钦等人妥协，表现其阶级立场极为不坚定。 综观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苏联剧变是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新思维”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紧密相关的，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遭遇挫折，但是苏联并没有全盘崩溃的迹象，然而一当戈尔巴乔夫实行政治改革，苏联和东欧很快就出现了急剧的变化。苏联剧变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所谓改革“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纲领产生、泛滥和破产的过程。在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东领导集团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和方针。 无论是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还是苏联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是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便利条件，并不必然导致苏联解体的结果。 人民曾经寄希望于戈尔巴乔夫能把患有疾病的苏联医治好，然而戈尔巴乔夫却把苏联治死了。其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苏共创立了斯大林模式，更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而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在原则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新思维不过就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翻版，与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工人理论家”们没有本质的区别，戈尔巴乔夫片面的认为议会制比民主集中制更加的民主，而忽视了议会制的本质和这样做对苏联人民对苏共的看法产生的巨大影响。 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怕的是用议会活动来限制和用庸人观点来缩小工人运动的任务和规模”（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中文版第98页） 这种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在思想上，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任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滋长蔓延。戈尔巴乔夫甚至还与西方人士共同制定苏联的“改革”计划，并将该计划交给西方首脑审查、批准。这种改革路线、方针、政策怎能不导致苏联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恶果？ 正如美国政要布热津斯基所说：“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必定为苏联国内……的激烈辩论火上浇油，而且必定复活和发展影响更深远的东欧修正主义”，“它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美]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 而与此同时，东欧各国执政的工人党由于苏联领导人的态度的急速改变，转变了本来对本国的反对党采取的强硬措施，先是试图妥协，然后又在反对派咄咄逼人的压力下同意实行多党制、政治多元化，进一步导致了党内的分裂和支持工人党的工团和人民的不满，最后在议会选举中一举落败，一夜间沦为在野党，遭到反对党的打击，整个党组织彻底不复存在。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经济危机只是使苏联和东欧各国国内产生了反对派，但是整个阶段各国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十分稳定的，而当实行了政治多元化后，东欧各国在短短的时间内出现了急剧的转变，导致执政党落败，资本主义复辟。 按照列宁的说法，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阶层“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从修正主义政策的实质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的和没有遇见到的局势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中文版第54页） 真正在这个时候，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发挥了它最大的威力——利用苏联所谓的“开放、民主和自由”大肆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颠覆人们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观，而戈尔巴乔夫等人没有加强对精神领域入侵的控制，反而放任之流，并且继续赫鲁晓夫推行的“全盘否定斯大林”路线，使得人民群众对苏共更加不满，并堵死了后来改革的退路。 在苏共传统派一度取得优势地位时戈尔巴乔夫公然倒向激进派，而在苏共一些有良知的党员发动的“八一九”事件企图挽救苏联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依然摇摆不定，最后仍然倒向了叶利钦，这一事件直接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而戈尔巴乔夫在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改革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所谓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走向失败是必然的，而作为它集中表现的政治多元化应该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最主要因素。 第五、苏共内部的官僚主义是导致苏共丧失民心的最根本因素 另外，为了反驳某些学者提出的诸如“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丧失了民心，而正是经济严重困难使得苏共丧失民心”的论证，并得出“经济困难直接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错误观点，再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出：苏共内部的官僚主义体系才是真正导致苏共丧失民心的最根本因素。 苏联解体以来，尽管俄罗斯国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苏联时期的生活水平，尽管存在舞弊现象，但是俄罗斯共产党在议会中的得票率仍然不占多数，而乌克兰共产党更是连1%的票数都没有拿到。通过这一现象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人民对共产党的态度已经达到了何种偏激的程度。 出现这种态度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苏共内部等级森严、官僚主义横行造成的。 2008年 3月18日，俄罗斯《独立报》刊登了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化学动力学与燃烧研究所所长、数理学博士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久巴的文章：《以公正名义的暴政：在民众的意识中斯大林的威望与斯大林时代的人文成就相联》。作者认为，斯大林的“暴政”是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的，因此，所谓的“暴政”没有影响人民对他的崇敬。 作者提出：“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在那个年代，生活物资都是计划分配，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难，生活水平有时甚至比革命前还要低。但是，国家却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红军战士尽管从理论上并没有完全懂得马克思主义，并由此确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但是，这些工人和农民的儿子依然为了自己信仰的真理而勇敢地战斗。新闻片和电影里看到的都是洋溢着幸福的人民。这种幸福感在苏维埃的节日里尤其明显。那时的电影和歌曲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只有确信这种创作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和价值，才有可能诞生这样的艺术佳作。人们对领袖的热爱也是非常真挚的，斯大林去世后，人民都在悲痛地哭泣。联系到这些，联系到国家的上述事件，就提出了一些很简单但很重要的问题，只是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如：为什么红军能够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切都是宣传的结果吗？或者是因为允诺人民有光明的未来，因而控制了人民的意志？那些年支撑人民热情的心理因素是什么呢？” 作者认为，实际上这一切的答案都很简单、也很明显。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是引发怀念的主要原因。这个因素众所周知，但似乎被低估了。斯大林时代是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的时代。确切地说，布尔什维克就是遵循着一种理想信念而取胜的。他们能够给予人民最宝贵的、其余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不可能给予的财富，即让最普通的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按照他们的理论，工人农民出身的人丝毫不低于贵族和资产阶级。实行这样的社会制度，俄罗斯可以说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背道而驰，甚至是强烈的背道而驰。黝黑、卑贱的人民代表，就是红军战士的父亲和祖父，就是国家的主人。如此思想观念的大变革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现在国家和社会具体的人文关怀上，点燃了革命的热情，并且保证了布尔什维克最终取得各方面的胜利。 社会主义的人文成就最显著地体现在以下方面。 1.在斯大林时期，从属于各个阶级的人民，有权利也有条件平等地、通过不同途径接受各类教育。尤其重要的是，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判断标准，打破了千百年来的等级制。人们的出身或者财富，再也不是社会地位高低的象征和标志。现在以是否接受了教育和履行了做社会主人的权利和义务，来标明其先进与落后。而在从前，俄罗斯贵族的仆人如果像现在的人民这样自由地高谈阔论，那么，他的主人绝不能容忍。难怪俄罗斯帝国政府竭力限制劳动人民接受教育。 2.在斯大林时期，国家保证全体公民连续七年接受义务教育，因而消灭了文盲。工人和农民的孩子都能够进入名牌大学学习。国家建立了许多工厂，保证了每一个劳动人民的劳动权。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有保障的教育制度取得了辉煌成就，使得人人平等、人民是社会主人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所谓贵族和平民百姓的区别，不仅是在法律上、而且是在事实上早已消灭，从前的“仆人”像从前的“主人”一样自信和扬眉吐气。那些年，人们在作自我介绍时，完全是新社会时代的精神内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和非常愉快、充满热情的基础上的。这些当然保证了人民群众在思想意识层面上积极支持苏维埃制度，谁都不愿意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3.实行这一伟大变革的重要性还在于，随着苏维埃制度的巩固，人们在社会和精神上的平等地位，已经化作客观存在的社会理念，很难推翻了。普及教育使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素养大大提高，从人们的言谈举止中已经很难判断其从事的职业。譬如说，那时，你随时能够在任何时候和出租车司机、远离城市的农村人畅谈起来。让你感到惊讶的，不仅是他对各个领域问题的熟悉、并且具有正确的见解，而且自己竟然还获益匪浅。而在19世纪，和马车夫是不可能平等交谈的，在主人的眼里，他们就是一些“会说话的牲畜”。因此，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中，这一开天辟地的社会观念大变革和斯大林紧密相联。 在斯大林时期，还实行了多项促使社会公平发展的原则和措施，像人人享有的医疗保障制度等。因此，可以明确说，是这些纯粹的人文成就，使斯大林在俄罗斯民众中享有如此高的威望。这些成就和保障，在人民的心目中，远远重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指控的所谓的“暴政”。作者强调，在俄罗斯消灭自古以来的剥削思想，是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能够取得政权、深受广大民众拥戴的必然性所在。 作者最后分析认为，苏维埃制度被摧毁了，建立社会公正等原则的基础就被破坏了。目前在俄罗斯，已经不存在获得平等共享的教育和医疗帮助的可能性了。有些人可以去伦敦学习，而另外许多人没有钱，或者在本地普通高校接受教育，或者失去教育机会。一些人有条件去大医院的诊疗所看病，而另外的人没有足够的钱，只能买一些最基本的药物自己治疗或者无钱医治。也许，在这个背景下，人们不能不留恋斯大林时期平等而普及的教育、人人享有的医疗保障等社会各项制度，也因此，斯大林永远是俄罗斯历史上不可替代的“人民之父”。 (2008年3月18日俄《独立报》) 其实，并不是苏维埃制度被摧毁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原则的基础就被破坏了，而是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公平就已经开始被破坏了，而苏联的解体则使之彻底破坏。 从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由于正确的领导，使得苏共的政策深入人心，苏共在人民中间的影响力迅速加大，这样才使得人民拥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这样才使得苏联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并在短短时间内得以恢复。 在斯大林前期，尽管官僚主义已经显现出来，并在后期威胁到斯大林的改革，但是并没有勃列日涅夫时期那种惊人的地步，因此整个社会是公平的，人民对共产党是信任的，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人民得以支持苏共，使苏共的领导地位得以稳固。 在卫国战争期间有一句经典的名言，是一位前白俄将军说过的：“如果你们三十年前来，我们会举起双手欢迎你们。但是现在，我们是在为保卫俄罗斯祖国而战，是在为保卫我们自己的政权而战。” 这也是解释为什么在二三十年代苏联经济如此困难，但是人民仍然如此坚定的支持苏共的原因，在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阶段也是如此。 然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甚至早在斯大林时代的后期，一切情况都随着官僚主义这支庞大的寄生虫的出现而改变了：特权阶层开始出现，只有权贵的孩子才有权上最好的大学。特权阶层拥有公寓、电话、专车、电影院专票、免费的医保、图书馆珍贵图书优先购买证……等等。 此时的苏共已经完全堕落成为一个官僚主义的政党，是现代的封建等级社会，工人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早在列宁时期，列宁就察觉到了党内的官僚主义苗头，而在后期，由于苏共放弃了马列主义的原则，并没有按照列宁的意愿逐步消灭国家，而是仍然保留着它（指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从“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文版72页） 列宁觉察到：“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度遭到束缚、限制、阉割和弄得残缺不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公职人员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环境的腐蚀（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是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的趋势。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甚至无产阶级的公职人员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文版108页） 列宁认为苏共“绝不需要那种公职人员享有特权地位的特殊的军事和官僚机构。”（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文版54页）而苏共原则上背离了这一点。 列宁认为苏共“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不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文版71页）而当斯大林试图实行这项措施是，却遭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反对。 列宁认为苏共应当“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对所有的公职人员，无论职位高地，都支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文版72页）但是当斯大林试图使苏共放手掌握人才选拔的权利，却被党内大多数人断然拒绝，而后继者马林科夫试图降低公职人员的工资来提高工人工资的做法却遭到了苏共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官僚的政变。 而列宁关于建设全体人民的监督机构和采取无产阶级公社制的这些提醒并没有受到自斯大林以后后几任苏联领导人的重视。或者干脆说，后几任领导人在本身上代表的就是苏联共产党内官僚主义的利益。 正是由于这种官僚主义，使得斯大林两次试图对原有的公职人员选拔体制的改革遭到否决，也直接导致了叶利钦等反党分子有空可钻；正是由于这种官僚主义，使斯大林逝世后的时期，苏联的人文政策不再继续下去，代之以等级森严的官僚主义体系；正是由于这种官僚主义，使得人民彻底丧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 而这种官僚主义的产生，正是标志着苏共偏离或者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开始，而政治多元化则使之达到了顶峰。 所以，不要再用那些错误的论点来蒙蔽人民的视线了！这样难道还不清楚吗？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这样的党还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吗？这样的党还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吗？这样的党能不导致苏联的直接解体吗？ 那么那些认为是诸如斯大林体制、经济原因导致苏联解体的学者们，请你们给出一个解释：怎样在一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已经背叛了自己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情况下还能够继续执政？还能够带领国家走向强盛，走向共产主义？ 那你们还争论什么呢！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苏共之所以丧失了人民的信任，是因为党内官僚主义作风横行，而从根本上来说，是苏共和苏共自斯大林以后的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导致苏共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第六、党员素质低是各国工人党普遍存在的重大问题 列宁曾经明确指出并要求我们“应该纯洁党的队伍。”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它的党员的素质将直接影响到它能否赢得民心，因为人民对于一个党派的判断往往因其见识范围的狭窄性使得广大的人民只能通过在他们身旁的党员的所作所为来判断整个党，因此，党员必须做好带头示范作用。 我们都应该注意的是：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反党分子、破坏分子，甚至是无能的共产党员继续待在这个队伍里。他们只会是党内体制更僵化，他们只会损害党的形象，阻碍党对国家的宏观管理和引导。对于这些人，必须毫不犹豫地将其清除出党。 我们共产党要的不是听话的人，要的是真正为人民做事的人，要的是真正会为人民服务的人！ 因此，在党员的选拔和管理上，就必须做到非常严格的标准，这样才能起到共产党人的模范带头作用。 苏联共产党在苏联解体时拥有1900万党员，但是真正当苏共即将亡党之时，又有多少党员真正站出来，保卫自己的机关大楼、保卫自己的党？又有多少党员坚定自己的信仰，毫不犹豫地与反对派做斗争？又有多少党员为保卫苏维埃、保卫苏联、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做过哪怕一丝一毫的努力？ 难道吸收这些碌碌无为的人，甚至是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的执政党，能够保住他自己的执政地位吗？ 同样，关于我们的中国。 我们也应该反思，也应该吸取教训：我们在党员的选拔上的标准是不是太宽松了？我们选拔出来的党员究竟是不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选拔出来的党员能否成为其他人的模范，能否真正的为无产阶级服务？ 这一点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人党都没有做好，为此，他们应该感到惭愧！ 我们并不是想指责什么，而是想从历史的角度提醒现在所有国家的工人党和共产党：只有真正为人民，为广大无产阶级服务的政党，才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支持。 第七、总结与启示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得出如下结论： 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工人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而其最直接、最明显地表露在实行的政治多元化上。 因此，我国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以及民主集中制，必须坚定不移地走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并且必须要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做斗争，将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党。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不能忘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我国的最高理想，决不允许任何党员偏离党的基本路线，决不允许任何形式地向机会主义分子妥协。 二、苏共和东欧各国工人党丧失民心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工人党和共产党没有能够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即使遏制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在于其没有抓好自己党内党员的素质，使得党内派系林立、等级森严、任人唯亲，没有真正选拔出能为人民做事的优秀党员。 同样，也因为这些党没能将争取最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视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而党内的有些干部为了一己私利公然践踏民主法制以及社会公正的原则。 对于这种现象，必须予以严惩，必须加强我国对行政部门的监管，必须要求各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必须严格控制党员的素质，必须在党员筛选上做到以是否为人民服务作为选拔的标准。应该及时地纯洁党的队伍，加强对基层干部的考核，对于滥用权利、贪污腐败、以公报私、无所作为的人予以严惩，对于党内的破坏分子必须枪毙。人民法院应该做好这一工作，对共产党员必须以更严厉的标准来判罚。对党员应时刻加强宣传教育，必须时刻强调党员不得脱离党的基本路线，不得无视社会主义原则，不得背叛社会主义，更不能背叛人民的利益。 因此，在这一方面，主要做好监管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卡好党员的人选极为重要，要防止以权谋私，防止任人唯亲是提高党员素质的第一要素。 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没有能够加强对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宣传和教育，没有能够全面地提高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意识和自身素质，使得有一部分的无产阶级群众受到了资本主义虚假宣传的欺骗。 这一点我国需要重点关注。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没有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敌视社会主义的，因此必须加强对外来思想的控制。 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宣传机关和书包检察机关、广电总局还做的很不够。青少年之间的攀比现象非常严重，对时事的关注极少，并且对衣着等关注却又增多的趋势。而且盲目崇拜偶像、模仿偶像的现象非常严重。我国新一代青少年的外部成长环境正在遭到西方国家的破坏，新一代青少年的思想观念极不稳定，有被和平演变的趋势，党中央应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对于外来文化应当予以限制和严格的检查，对于国内的暴力、色情、反动文化必须予以坚决地打击。 必须禁止有反动思想的网站、书籍、报刊、电视节目的播出和发布，对于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玄幻、西方爱情之类的书籍、电视节目以及其他形式的作品予以限制，应该发扬民族传统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应该为青少年的成长树立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各部门应该加强对人民的宣传教育，使人民能够相信我国能够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能够实现共产主义。 另外，我国的社会公平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我国的教育形式十分严峻，应试教育的模式导致的不仅仅是学生的思维不灵活，而且直接影响了学生的素质，使学生学到的知识不能够灵活的运用，不能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另外，对于政治、历史的教育重视程度十分轻，由于唯分论的出现，使得分值较低的政治、历史学科不受重视，导致学生无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可能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提供可靠的平台。另外，教育不公平现象也较为严重，贫困地区的学生大多无法接受高等教育，这使得农村地区人民的素质普遍提高较慢，而富裕人家的道德素质也由于学校和教委的不重视以及教育制度的弊端而有下降的趋势，这是十分危险的。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将直接取决与公民的素质，取决与教育，因此教育制度必须有重大的改革，不仅从考试本身，还从各个学科的教学内容入手，不仅从学校本身，还从大的社会教育入手，必须确保教育公平，使每个学生都有平等的就读机会。 其次，住房、医疗保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便利措施没有做到位。城市的可持续性建设进展较为缓慢。 最后，仍然回到原来的话题：在提高党员素质的同时必须同时提高公民的素质，公民素质的提高将非常有效地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助于食品安全条件的改善，有助于公民道德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因此，必须加强对公民的教育。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积极从苏东剧变的重大历史教训中吸取经验，应当正确的认识这一历史事件，应当做好上述所说的每一点，我们才能避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犯下更多的错误。 以史为鉴，尽管我们犯下了很多的错误，这些错误正在阻碍着我们伟大的事业，尽管我们还将犯下更多的错误，但是毕竟“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全体共产党员们，全体无产者们，联合起来！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