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讲义

《中国文化史》讲义 李清凌 主讲         西北师大文学院历史系 2004.7. 绪  论 一  中国文化史的内容和教学目的 1．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文化，一般指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本身自然属性，使其体现出人的价值观念的一切活动成果或现象。比如，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了某一自然物的面貌、状态或功能，使其适应人的某种需要，这一劳动就是文化活动，其劳动结晶也就是文化成果。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而使现成的社会关系网得到重组和协调，使其更加有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的这一活动及其带有正效应的成果，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知识、技能和道德观念，从而使其更加理性化和智能化，这就是人的文化过程和现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凡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能将社会生活水平向前推进一步的一切劳动，都是文化活动或文化。文化是人类现实生活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史。 然而正如前辈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文化史，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史包括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及其创造的手段、规则、、习惯等；狭义的文化史，则仅指人类精神文明的建树。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者根据一定的客观需要确定的。本书编写目的，是为大学本科生简要介绍中国文化发生、发展过程及各发展阶段的形态、状况和内在联系(规律)性。为使学生对中国文化史各领域有一个比较全面、概括的了解，也考虑为教师的教学安排留下选择的余地，同时设想将同学接触文化史领域的口子拓大一点，能够从多个侧面激发他们钻研的积极性，因此，本书是在广义文化史的意义上安排编写内容的。在此前提之下，适当照顾传统文化史的重点，在章节安排上增强了精神文化史部分。对于物质文明的叙述，只取社会生活的层面；至于物质文明的创造过程如农、牧、手工业生产的细节等，则留待经济史课程讲授，本书不予细述。有关制度文化的内容，也仅限于文化建树如政区的划分、管理体制、兵制、教育、选举制、法律、赋役制等，而将各类制度具体实行过程的研读，归入政治等专门史。 2．研究中国文化史的意义和目的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通过文化的途径，能够获得社会进程的深层次信息。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史是了解中国国情，继承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条件、手段和需要。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它至少需要和可以达到三方面的目的，一是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华先民在各类文明创建上广博而精湛的建树，正确理解和分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明的渊源，提高文化创新的信心、智慧和本领；二是深入地了解国情。国情包括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我们通过中国文化史的学习和研究，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国情的历史方面，就能加深对国情现实方面的理解，从而加强对两个文明建设必要性、迫切性和个人责任感的认识。三是能够为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历史的经验和素材。 二  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基本精神 1．中国文化的特征  这是研究和讲授中国文化史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中国文化有其不同于世界其它文化的特征。我国文化学家梁漱溟先生从中国文化中概括出14种特征；  台湾学者韦政通认为中国文化有10大特征；  同类说法还有很多。其实我们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上，还可以将中国文化的特征进一步概括简缩为基本特征和一般特征两个方面。前人已经指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它的伦理性；这是对西方文化的知识类型而言的。这一基本特征是在中国特殊历史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下形成的。它不仅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以孝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而且影响着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及各时代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规范，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以及教育、文艺、史学、制度、宗教、风俗中，无不体现着孝亲、尊祖、忠君、敬天等伦理性观念，这是其它文化形态所没有的，因而可以看作其本质特征。本文作者赞同这一准确、科学的提法。中国文化的一般特征，应包括它的广泛性、连续性、平和性及独特的价值取向等。 广泛性指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将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各质态文化融汇到一起，形成中华各民族共有的文化。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核心汉族是中国古代各地区先民不断地滚动式融合的结果。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先有各地区部落、部族的融合，以及部落、部族融合中形成的区域性文化，比如见于记载的先秦区域性文化，就有楚文化、吴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西域文化等等。秦统一六国后，这些文化的大部分都先后融入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融合各区域文化的同时，还吸收了历史上从蛮、夷、戎、狄到氐、羌、匈奴、鲜卑、突厥、铁勒、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等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未被融合而独立流传至今者，则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流。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它对域外不同质态文化的改造、消化和吸收。如印度的佛教文化，犍陀罗艺术文化，中亚、西亚的科技文化等等。有容乃大，正是由于中国文化以其无比恢弘的气度和无限宽阔的胸怀，在将自己民族文化成果无私地传播给世界人民的同时，又融摄、综合了世界各民族、地区不同的文化成分，才形成如同今日的面貌。 连续性指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以来，数千年间，条理有贯，记载分明，从未中辍，这在世界各文明形态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这种经久不衰的连续性，是其内在生命力在历史长河中的展现，它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变易性。《易经》所概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变易观念，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吐故纳新，改造自身的文化结构和内涵，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社会的需要。变则通，通则久，这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则，启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二是中国文化有兼容并蓄的宏大气魄。这使它广纳百川、内涵丰富，满足不同民族、地区和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文化需求。三是文化发育程度高。在近代以前没有遇到更高形态文化的挑战。故中国虽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一样，在历史上几度陷于战乱，或因外族入侵而危机，但在鸦片战争以前，无论国内民族冲突还是国际侵略势力，都不能打断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反之，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入侵者，倒往往被中国先进文化所征服。 平和性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倾向。它是贵和尚中的文化基本精神在社会人际关系和个人操守上的体现，对此基本精神，下面我们还要论述。 独特的价值取向，是指中国文化受其伦理道德基本精神的影响，在价值取向上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如在天人关系上，更重视人文研究和人的道德的修养，而对天（包括物质自然的天）的探索相对薄弱，与西方文化重视自然知识的钻研大异其趣；在群己关系上强调群体利益和存在，主张个人服务和服从于群体，儒家的“克己复礼”，墨家的“兼爱”、“尚同”，法家的“无私”，佛教的“普渡众生”等都反映了这一点；在义利关系上，持先义后利、“义以为上”的态度，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舍生取义而决不见利忘义；在理欲关系上，倡导存理灭欲，理性优先的原则。仅这些独特的价值观念，就可以将中国文化与世界其它类型的文化区别开来。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以儒、释、道文化为主流，融会了各地区、各民族、各时代主要文化形式的动态文化系统。在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时候，既要看到儒学的核心主导作用，又须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多层面，单纯以儒学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作法既不符合实际又于情理未妥，因而是不可取的。 2．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指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全过程、各领域，能够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思想观念。如上所述，中国文化的内涵极其广博深厚，其基本精神也应有不同的层面和结构，对此文化史学界已进行了许多探讨、概括和总结，给人启发良深。我们认为这些概括还可以再精炼一些。中国文化精神中最积极、最有价值，可以贯古通今，涵盖全体的基本精神，应浓缩为“刚健自强、贵和尚中”八个字。 刚健自强、贵和尚中的精神，源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早在西周以来，人们就把天神化了，认为天与人可以相通，可以按同样的法则运作。《易传·文言》提出人“与天地合其德”的思想。《系辞上》认为圣人创制的“《易经》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这说明，不管天地万物，阴阳之道的变化如何玄妙不定，圣人总是能通过同样没有固定模式的《易经》来测知它。汉代董仲舒进一步把天人格化了，提出“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故天能以各种形式表示它对人间事物的关心；同样，圣人也可以仰观俯察，而得知天意和天道。 到了宋代，理学家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  的命题，但他说的天已是物质性的“气”构成的天了，与董仲舒等神学观的天有质的差异。只是在天人之间具有统一性的问题上，各派看法基本一致。如果不是把天理解为人格神，而是理解为自然，那么，强调人、天统一、协调的思想，无疑是合理和有积极意义的。恩格斯就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一致的，他说：“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观点是“荒谬的、反自然的”。 “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而且同样的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 自然界、社会和人们思维规律的一致性，正是由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统一性所决定。刚健自强，贵和尚中，正是在“天人合一”、“人法天”思想的支配下提出来的。 刚健自强、贵和尚中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所强调的是人，即“以人为本”或人本主义。这一文化特色与西方中世纪以前以神为核心的文化精神迥然而异，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刚健自强来源于《易传·彖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的运行是刚健的，天道和人道又可以相通，因此人能法天之“健”而张阳刚之气，健美之德，在进取的道路上自强不息。在这里，效法天的是人，自强不息的还是人，在天人关系中，始终将人置于积极的、主动的、核心的地位。整个中国文化将人放在宇宙万物的中心，强调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的旨趣完全一致，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高度的哲学概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有积极性、普遍性的成分。 贵和尚中也是指人而言。“和”是价值取向，“中”是思想路线。贵和尚中的文化精神同样来自“天”的启示。《易传》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话，《彖传》云：“保和太和，乃利贞”，都启发人要以和为本。“太和”是天地万物高度和谐的状态；“和”是不同事物的协调共处。古人在这里提出了高度关注和积极倡导万物和谐的思想。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的音乐，不同民族、地区和质态的文化相融合，才能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确保国家的大一统。因此春秋时期的史伯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的论断，孔子提出“和为贵”，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命题。  老子主张处事有道，“莫与人争”，“不为人先”，与贵和尚中的精神基本一致。 北宋理学家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揭示了“太和”之道包含多样性，“相感”而生万物，推动宇宙事物发展变化的道理，启示人们要胸怀宽阔，广纳百川，在和谐的自然、社会环境和心态下奋发进取。 尚中的“中”即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的意思。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概念。《易传》云：“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就是要人们效法天，在行为上允当适度，中道而行，即“持中”，无过、无不及。儒家认为“度”的掌握，要以礼为原则。《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这是将“中”作为实现“和”及“自强不息”的根本方法提出来，强调了“中”在人们认识和实践中的重要性。可见无论“和”还是“中”，都是针对人提出来的论题。 刚健自强、贵和尚中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超越民族、地域、阶级、时代的局限，激励古往今来的中华儿女奋发向上，锐意进取，不断地超越现实。从漫长的古代到当今，它始终是人际友善、家庭和睦、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源泉。正因为这样，这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就需要和值得我们世世代代地发扬下去。 三  中国文化史的线索和发展阶段 中国文化史是一幅包罗宏富的壮美景观，人们在描述这一景观的时候，由于对它的范围和线索把握不同，因而会有不同的分类法，本书参照已有文化史分类法，并考虑实际教学的方便，撷取社会物质文化，学术思想，科技、文艺和史学，制度，宗教，风俗等六条主要线索，构成这部《中国文化史》的逻辑框架。其中物质文化仅限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层面；制度文化以各时代政区划分、行政管理、教育制、选举制、兵制、法制、赋役制等为重点；风俗文化以汉族为主体，兼顾到各时期主要少数民族和有代表性的地域性风俗；以学术思想、科技、文艺、史学、宗教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精神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本书介绍的重点。 关于中国文化史的发展阶段，我们按先民在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文化创造及特点，将整个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分作8个阶段： 1．远古至夏朝建立以前为中国文化的起源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先民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建树，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 2．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以青铜器、铁器、牛耕的出现，宗法制、分封制的建立以及六经的编定为标志，是中国文化的形成阶段。 3．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物质生活内容更加丰富，而政治领域内影响中国数千年之久的皇帝制、郡县制和各级官僚制度形成；以造纸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成果，以诸子散文、汉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及以《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 书》等为代表的史学著作相继出现，道教产生，佛教传入，是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 4．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民族迁徙、冲突中互相交流和融摄，北方世族南迁，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发展，接着，南方文化又向北方回流，实现了南北文化的沟通。同时，玄学从儒、释、道争论中诞生，各民族文化风习也在战乱中薪火相传，可谓中国文化内部冲突与融摄的阶段。 5．隋唐五代时期，由于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唐诗、建筑、佛教造像、纺织、科技等标志性成果接踵而出；辽阔疆域内因地制宜多种形式的行政及以“胡化”为特征诸族荟萃的社会风俗习惯，都说明这是中国文化的繁荣阶段。 6．宋辽夏金元时期，南北各地城市崛起，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以理学为主导的儒学新派别在三教合一的时代潮流中形成；宋词、元曲等文艺形式适应士人和市民的情趣而出现，《资治通鉴》等史学巨著层出不穷；我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这一时期占其三。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巅峰阶段。 7．明清前期，商品经济继续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冲开封建统治者的重重束缚和限制，通向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不断扩大；近代启蒙思想、考据学从封建极权政治下产生出来，并在反封建，历史文化整理、总结和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技成果显著，以《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为代表的章回小说，数以千计的地方史志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特大型典籍的编写，都是文化领域的辉煌成果和中国文化继续发展的标志。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涌入，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面临比较劣势，处于出现转机的阶段。 8．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在民族、国家危机的同时，中国文化也第一次遇到了严峻的考验和危机。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正视现实，主动向西方国家学习工艺、制度和观念文化，先后掀起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新文化运动。反映西方文化面貌的机器制造技术，民主共和制度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等现代科学被引入中国。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心态文化成果也纷纷出现，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开始走上了近代化阶段。 按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状况，还可将上述各阶段归纳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即从中国文化形成至宋元时期，是其不断发展和趋于鼎盛的阶段；而明清至民国晚期则是中国文化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下，开始反省自强，摆脱困境，走上近代化之路的阶段。 对于文化发展的阶段，按不同的视角和原则，会有完全不同的分法。以上我们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特点和教学方便而做的划分，仅仅是一种尝试，不敢就认为是最科学的。 四  学习中国文化史的方法 中国文化史是一门内容极其丰富的学科，对于初学这门课程的同学来说，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抓住关键，即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掌握基本线索、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尽量使自己得到的知识连贯起来，形成系统。你可以不同意本书的许多观点，但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构架起一个比较合理的中国文化史的知识框架，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起来。 其次，对于高年级具有一定文化史基础知识的同学来说，要把文化史的学习与其它专业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学科知识的互相比较，启发思维，发现问题。从较广泛的学科范围与社会实际的结合上提炼出有学术意义和实际价值的研究课题，这样能够激起更大的钻研兴趣，将学习引向深入并适时地跨入研究领域。 最后，学习中国文化史和学习其它学科一样，还应有怀疑批判的精神。对任何成说，都要首先问一个为什么，怀疑是创新的需要和前提，任何学习和研究都是为了创新，而创新都要从发现已有的不足开始，因此都离不开怀疑、批判的态度。   思考题： 1．   什么是文化？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2．   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基本精神是什么？ 3．   简述中国文化史的线索和主要发展阶段。       目 录 绪论 一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意义和目的 二  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基本精神 三  中国文化史的主要线索和结构 四  学习中国文化史的方法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起源 ——原始社会 第一节      中国文化起源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模式 一  中国文化起源的自然地理环境 二  中国文化起源的模式 第二节      原始先民的物质文化 第三节      原始先民的精神文化   一  天文历法   二  八卦文字   三  艺术   四  信仰崇拜 第四节       原始先民的婚姻和社会结构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形成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 第一节      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二节      传统哲学思想的奠基   一  《周易》和《洪范》   二  老子和《道德经》   三  孔子和《论语》 第三节      科技、文艺与史学的雏形 一  文字的成熟 二  科学技术 三  文艺史学 第四节      传统制度的建立   一  宗法制   二  官制和教育制   三  兵制和法律制   四  田制和赋役制 第五节      以礼为导向的社会风俗   一  冠、婚礼   二  丧葬   三  节庆和娱乐 第三章  中国文化的发展 ——战国秦汉时期 第一节      社会物质文化的提高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二节      学术思想的拓展   一 “ 学在私门”和士的觉醒   二  “百家争鸣”   三  从焚书坑儒到董仲舒的独尊儒术   四  王充、桓谭的朴素自然观 第三节      科技、文艺和史学的发展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道教的形成和佛教的传入   一  道教的形成   二  佛教的传入 第五节      制度文化的发展   一  行政区划和管理制度   二  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   三  兵制和法制   四  赋税制度 第六节      趋向厚重的风俗   一  社交礼仪   二  婚姻   三  丧葬   四  节庆   五  娱乐 第四章  中国文化的内部冲突与融摄 ——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一节      民族文化交流下的社会生活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二节      玄学与无神论   一  玄学的产生及代表人物   二  范缜与《神灭论》 第三节      科技、文艺和史学成果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在冲突中融摄的宗教    一  佛教   二  道教 第五节      凝结了多民族智慧的制度   一  行政区划和官制   二  教育制度与九品中正制   三  兵制与法制   四  均田制与赋税制 第六节      丰富多彩的风俗   一  婚姻   二  丧葬   三  节庆   四  娱乐 第五章  中国文化的繁荣 ——隋唐五代时期 第一节          繁华的物质文化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二节          相容相兼的儒学和宗教   一  儒学   二  道教   三  佛教   四  其他宗教 第三节          成果丰硕的科技、文艺和史学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规模恢宏的制度   一  行政区划与官制   二  教育制与科举制   三  兵制与法制   四  田制与赋役制 第五节          奋发向上的风俗 一  婚姻 二  丧葬 三  节庆 四  娱乐 第六章  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 ——宋辽夏金元时期 第一节          物质文化的新发展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和通信 第二节          强调“修身为人”之道的学术思想   一  道学的形成及代表人物   二  道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三  道学以外的儒学流派 第三节          成果璀璨的科技、文艺和史学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跨越民族界限的宗教   一  道教   二  佛教   三  伊斯兰教 第五节          形式多样的制度   一  行政区划和官制   二  教育制与选官制   三  兵制与法制   四  赋役制度 第六节          日益规整的风俗   一  婚姻   二  丧葬   三  节庆   四  娱乐 第七章  中国古代文化的继续延伸和转机 ——明清前期 第一节          物质文化的继续提高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二节          高度专制下的学术思想   一  理学向心学的倾斜 二  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   三  其它学术思想 第三节          科技、文艺、史学的新成就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沉迹于民间的宗教    一   道教    二   佛教    三   伊斯兰教    四   基督教及民间秘密宗教 第五节          呼唤变革的制度    一  政区划分和官制    二  教育和科举制    三  兵制和法制    四   赋役制度 第六节          繁文缛节的风俗    一  婚姻    二  丧葬    三  节庆    四   娱乐 第八章      中国文化的近代化 ——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 第一节          物质生活的近代化因素    一  饮食    二  衣饰    三  居止    四  交通 第一节        第二节          摸索变革的学术思想   一   洋务运动及其思想   二   19世末到20世纪初的主要思想   三   新文化运动 第三节          近代化中的科技、文艺和史学   一   科技   二   文学   三   艺术   四   史学 第四节          近代化冲击下的宗教   一   佛教与道教   二   伊斯兰教   三   基督教   四   民间秘密宗教 第五节          承前启后的制度   一   官制   二   兵制和法制   三   教育制度   四   赋税制度 第六节          新旧混合的风俗 一   婚姻 二   丧葬 三   节庆 四   娱乐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起源 ——原始社会 绵延5000年之久的中华文化诞生在东亚大陆上。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适合于人类生存和繁衍，因此，从数百万年以前，祖国大地上就已经留下了远古先民的足迹。继此之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东自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会合处，西至帕米尔高原，几乎无处不有原始人类的分布。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绵延的历史年代里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风俗习惯等文明，为中华文化的起源铺垫了丰厚的基础。 第一节   中国文化起源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模式 一  中国文化起源的自然地理环境 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东亚大陆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气候，规定了原始先民生活和创造文化的自然地理条件。 中国的地势，西部高而东部低。按落差可分为三个台阶：青藏高原为第一台阶，有“世界屋脊”的称号。这里一般高度在4000—5000米，有的山峰超过7000米，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高度在8800米以上。青藏高原巨大山脉之间的湖泊、沼泽与万古不化的积雪，涵育了祖国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她们和澜沧江等都是亚洲最大的河流。高原东侧的横断山，由无数的高山峡谷组成。再往东、往北，从大兴安岭到太行山、伏牛山、雪峰山一带为第二台阶。第一、二台阶区既有神奇宏阔的盆地，如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四川盆地等，又有雄姿勃勃的西北和西南高原，如黄土高原、阿拉善高原、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云贵高原等，还有低于海平面155米的吐鲁番艾丁湖以及层出不穷的峻岭山梁、瀚海戈壁、丘陵、河谷、草地、绿洲等，地形极其复杂。东部地区是中国台地的第三阶梯，它除台湾岛以外，地势均在海拔200米以内，包括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及江南的丘陵、盆地等。总的来看，崇山、高原、大型内陆盆地多在西部，而丘陵、平原、山地多在东部，东南沿海，则有宽阔的大陆架，像一只巨型的手臂，缓缓地伸入海下。 中国大部分地处北温带，三面环山，或是无垠的大漠戈壁，东南一带沿海，气候类型多，有暖温、湿润、干旱、高寒、阴湿等差别。由于受季风气候明显的影响，降水量随季节而有显著的变化。此外，由于中国处在世界最大的欧亚大陆地带，大陆性气候强，影响之下，冬夏温差大，降雨多，降雨性质也多不同于海洋性气候，温度和水分条件配合好，极有利于农作物的发育生长。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国处于地球中纬度的优越位置，东临太平洋，西南距印度洋也不远。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降雨充沛。黄土高原及由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质疏松，适合于原始人用简单的工具进行生产。因此，从阴山山脉和辽河中游以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就成了中国先民最理想、聚集人数最多的开发区。西南、西北、华北等地区，也留下先民活动的足迹。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创造，直接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源头。 二  中国文化起源的模式 中国文化是以区域文化汇聚融合模式形成的。古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是人类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人类的历史距今已有四五百万年，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人类早期各阶段的遗骸化石，在中国大地上均有发现；人类起源序列各主要环节，在中国古人类学的发现中没有缺环。云南元谋蝴蝶山腊玛古猿遗址，除发现大量原始石器和骨器外，还惊人地发掘出一块人的左股骨，据科学测定，这是400万年以前，也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人类遗骸，学术界称他为“蝴蝶人”。河北省阳源县小长梁文化的地质年代距今250万年。1965年，云南省元谋县还发现了距今170万年前人类的化石。山西芮城县匼河文化遗址附近西侯度遗址的地质年代也在170万年以上。此外，1965年在陕西蓝田县发现的蓝田猿人文化，距今75万年。1929年在北京发现的北京猿人，距今约50万—60万年。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全国大多数省区均有发现。 中国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余处。它如满天星斗，闪耀着祖国源远流长的古文化光彩，反映出中国文化起源的区域性特色。如辽河流域的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山东泰沂地区的后李文化，关中的老官台文化，甘肃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河南的裴里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等。有学者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划分为几个特色不同的文化区： 1．黄河中下游文化区  一是黄河中游以中原为中心，北达河套及长城沿线，南接鄂西北，东至豫东，西抵黄河上游甘、青接壤处的考古文化区。代表文化有磁山文化、裴里岗文化、大地湾下层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等。二是以黄河下游的泰山为中心，南至淮河，东至大海，北至无棣即先秦时期的济水及海岱地区。代表文化有后李文化、青莲岗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 2．长江中下游2个文化区  长江中游文化区，指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洞庭湖，西尽三峡、渝东，北达豫南与黄河中游文化区相交错的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区。代表文化有屈家岭文化、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长江下游文化区指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北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的文化区。代表文化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等。 3．燕辽和黄河上游文化区  指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和以甘、青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包括辽东、辽西和燕山南北的新石器文化。代表文化有辽西的查海（在辽宁阜新）文化、兴隆洼（在内蒙敖汉旗）文化、赵家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等。辽东及旅大地区，则有新乐文化、小珠山下层文化等。黄河上游陇山以西的甘、青地区，以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为代表。 4．华南文化区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包括今两广、闽台、江西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区文化。早期的重要遗址有江西的仙人洞、广西的豹子头、广东的西樵山、台湾的大盆坑文化遗址等。晚期遗址有江西修水山背文化、广东石峡文化、福建昙石山文化、台湾凤头鼻文化、圆山文化、卑南文化等。云贵高原有云南白羊村文化。西藏昌都有卡若文化等。 5、        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  指东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高原和塔里木 盆地东缘等地以细石器为代表的考古遗存。以黑龙江为例，其新石器文化可分为西部铜钵好赉文化、中部昂昂溪文化和东部新开流文化等。 上述考古文化的区域划分反映了中国文化起源的基本模式，中国文化就是在这种多元区域性文化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汇聚、冲突、融合而成的。 第二节    原始先民的物质文化 农业为人们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是原始时代世界性的文明创建。中华农业自成体系，是中国先民自创的而不是向外域学来的生产技术。农业发明于原始采集业中人对自然的观察，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先民就已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创建了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形式。考古发现证明，当时黄河流域盛行的是旱地农业，作物品种主要有黍、稷、麦、菽等。长江流域则主要是水田农业，作物以稻为主。先民使用的农业工具，主要有石刀、石斧、木耒、石耜、石锥、石铲、石锛、蚌刀、石镰、蚌镰等。他们将遍地可见的石块和吃剩的兽骨，打碎、磨光、钻孔、安柄、制成砍树、翻土、耕耘、收割、磨面、打猎的工具。原始社会晚期的齐家文化遗址，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河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等遗址，又发现了铜刀、铜斧、铜镰等，说明他们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农业的起源与进步，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文化成就。 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古人对它的理解是：“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 稷（谷子，脱壳为小米）是黄河流域最主要的农作物。考古学家在河北磁山遗址发现的大约8000年前原始先民遗存的88个灰坑有稷的遗迹，据测原存可达10万斤以上。 黍（糜子，脱壳为黄米），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了整罐的黍类作物。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一个窖穴内发现了堆积2立方米的黍类遗物，考古学家推测这是经过捆扎摆放整齐的带穗黍捆。 麦，包括大麦和小麦二种，大麦又称麰，小麦又称“来”。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了5000年前大麦、小麦的炭化籽粒。 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稻类遗存。 麻籽也是当时人的食物。《诗经》中有许多关于麻的记载，《豳风·七月》云：“九月叔苴”，苴就是麻籽。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发现芥菜和白菜籽遗存，河姆渡发现人工栽培的葫芦籽遗存。《国语·鲁语》记烈山氏子柱“能植百谷百蔬”。 火发明以前人们“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 当时所食动物，主要有野鹿、野猪、野牛、羚羊、狗、獾、狐狸、刺猬、野兔、鼠、青鱼、河蚌、蜗牛等。原始畜牧业是受到狩猎中对较小动物豢养的启发，从原始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它比农业的出现稍晚，至迟在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就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生产部门了。最早的畜牧业，所养牲畜应是多种多样的，在长期畜牧实践中，人们才将狗、猪、牛、羊等作为主要的畜牧品种。牧业的形成和长期保留，与其产业优点分不开。在祖国西部和北部高寒干旱地区和河谷地带，不适宜于农业生产，因此畜牧业是当地最佳的产业选择，而且在人口少，生产力低下的经济条件下，畜牧业不需要更多的生产工具，比农业更能利用大范围内的自然资源。 手工业也是关系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产业部门。围绕生产及人们的食、衣、住、交通，中国原始先民的成就有5个方面，内容相当丰富： 一是器具制造业，除前述生产工具外，还有石磨盘、石磨棒、鼎、鬲、盎、簋、豆、鬹（音guī）、甗（音yán），先民用精调的泥巴捏制或用轮制成杯、碗、壶、缸、缽（音bō）、瓶、盆、甑、瓮、盘、尊等红、黄、褐、橙、黑、灰、白陶或彩陶、印纹陶等陶器，以作日常的烹饪、取水、饮食、贮蓄等生活用具。龙山文化有一种釉面薄陶，薄如蛋壳，俗称蛋壳陶。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铜器和铜渣，有斧、刀、匕首、镰、凿、钻头、镜、指环、铜饰等。其中有红铜也有青铜，制造技术有冷煅也有冶铸。种类繁多，形制复杂，花纹富有地方特色的陶、铜器具，是先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制陶、冶铜以外，还有传世已久的石器、骨器、木器、蚌器、玉器等制造业。 二是纺织、缝纫业。考古学家在贵州普定穿洞，辽宁海城红土洞旧石器遗址及新石器时代的北京山顶洞，甘肃大地湾、永靖大河庄等原始先民遗址中，都发现了骨针、骨锥、角锥、石纺轮、陶纺轮、麻布印迹等衣饰工具和材料，说明至迟到新石器时代，先民已掌握了纺织、缝纫技术。氏族成员的衣着就是用兽皮、毛布、麻布等裁缝而成。传世的许多陶器上有绳纹、布纹的印痕。甘肃永靖县大河庄发现的布纹痕迹，粗的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11根，细的几乎与现代麻布一样了。 三是建筑业。房屋建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人类居止经历了构木为巢、地穴、半地穴、平地建筑、天然窑洞等，再到台基式居住环境。选择居址多是河流两岸的阶地或阳坡，取光好、土壤疏松肥沃、靠近水源、不低潮，又可防御野兽侵袭及水患。《礼记·礼运》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音zēng)巢”。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秦安县大地湾新石器遗址中，清理出原始房址240多座，灰坑328个，窑址38个，墓葬79个。其形制与西安半坡的氏族村落相仿佛。大地湾先民已经掌握了房屋建筑技术，已发掘出的房址，除公共活动场所外，大多数是小型建筑，有的长方形，有的正方形，室内空间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有居住面、墙壁、门道、灶坑、火洞等。最大的一座房址占地面积420平方米，居住面积131平方米。屋顶梁架结构，木骨泥墙，居住面上铺了一层抗压、防潮、保温的料礓石等造的粘土，质地坚硬，如同水泥。有的房壁上施有赤铁矿粉、涂料，用以彩饰美化居室。位于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是一处环壕聚落遗址，已发掘的房屋有120多座，排列有序，居于中心的大房子，面积达140平方米。 与北方不同，南方水乡的房屋多是高出水平面的干栏式建筑。如河姆渡遗址即是架木为屋，用榫卯连结板柱而成。《孟子·万章上》有“象往入舜宫”的记载。宫是套间，说明当时人们住房的结构已趋复杂化。在燕辽文化区还有许多坛、庙、冢、城的建筑。近年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出土了距今4000年前的古城，据考证是尧都平阳的遗迹，也是原始社会建筑业的一大创举。 四是舟车制造业。交通是适应人类摆脱自然条件的束缚，扩大活动空间范围，以获取远方资源、产品的需求而产生。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周口店山顶洞人就从百里以外的海滨携来了海蚶介壳，磨制成串状装饰品。 河南许昌灵井地区的原始人，也从千里之外带来了牡蛎壳， 说明他们的活动区域已经相当大。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交通范围更大了，连青海乐都柳湾遗址也发现了数千里以外才产的海贝。 《周易·系辞》有“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在这里，“引”是“拉”的意思，只是不知所“引”的“重”是不是用车装载？从新中国建立前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的东北鄂伦春鄂温克人用驯鹿引载的事实来看，《周易·系辞》所载的“引重”，至少可以理解为车运的前身，比如用牛、马牵引木料、猎物等。同文又记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车之利，以济不通”。这是“五帝”时代有舟车的明确记载。独木舟的实物在广州、江西和江苏太仓等地都发现了。其制法，据考为将独根大木，用火烧焦，然后用石锛剜去焦烂部分而成。原始社会车的实物虽未发现，但我们从黄帝轩辕氏之姓“轩辕”，二字皆车旁，就可以佐证黄帝时代当已有车。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交通工具不仅有舟、车，而且有橇、檋（音jú）等工具了。《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与益、后稷等奉“帝命”治水时 ，“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就是当时已制作和使用多种交通工具的明证。 五是特技制作业。包括雕刻、乐器、玉器等。河北阳原县小长梁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有“雕刻器”，良渚文化出土有成套的礼玉，辽宁阜新的查海文化遗址出土了10余件真玉制品，包括工具和装饰品。还发现了最早的龙纹图像，兴隆洼文化也有玉制品出土。查海、兴隆玉器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自成系列的玉制品。在辽宁凌源县和建平县交界的牛河梁女神庙发现的陶人像，眼珠都是单另嵌入的。此外，清人辑佚的《世本》中，有远古传说时代人物制作律吕、琴瑟、笙簧、竽、磬、钟、鼓、箫、冕、镜等的记载，它们都是特技制作行业的杰作。 在原始物质文化中，还要特别提到火的发明和弓箭的制造。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生活过的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灰烬及火烧过的石块和兽骨。他们所使用的可能是天然火。到了距今二三十万年至五万年前的古人阶段，先民已熟练地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燧人氏“钻燧取火”的传说，正反映了这一事实。火的发明，使人类不仅获得了熟食、照明、取暖、防御野兽、支配自然力的新本领，增强了体质，扩大了活动范围，而且为原始人焚烧杂草，刀耕火种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将火的发明看作人类社会“有决定意义的进步”，  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弓箭是中国先民在五万年以前进入新人（晚期智人）发展阶段后发明的。山西朔县峙峪村遗址中，发现有石镞，是当时已发明弓箭的证明。弓箭用背、弦、箭组成，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工具，能延长人的臂力，使人类在更大范围内获取猎物，因此，它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大进步。 第三节    原始先民的精神文化 一  天文历法 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原始先民很早就开始注意观测天象了。他们对日出日落、月盈月亏、暑往寒来、猎物出没、植物荣枯这些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现象兴趣极浓，坚持观察，年久代远，就逐渐积累起较多的天文学知识，并总结出以太阳出入为周期的“日”、以月亮圆缺为周期的“月”和以天气寒暑、草木荣枯、动物出入、迁徙为周期，参之以星象观测 得出的“年”等时间单位，这些不同长度的时间单位组合到一起，就形成沿用至今的年、月、日概念。 据《尚书·尧典》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其做法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是以观测鸟、火、虚、昴四恒星黄昏时在南中天的日子，来定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作为划分一年四季的依据。从这些记载中， 学者推知当时已使用原始的圭表来厘定方位，否则就无从确定某星辰出现于南中天的问题。此外，从“日中”、“宵中”（指昼夜平分），“日永”、“日短”（分别指白昼最长、最短的日子）等说法，专家推测其时已应用了某种测量时间的器具。由观测一颗恒星发展到观测多颗，由观测恒星东升改为观测南中天，并已可能使用某些器具，说明此时“观象授时”已取得了巨大进步。《尧典》还记载，当时采用“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初始历法，即以366日为一年，并置闰月来调整一年长度与一月长度不成整数倍的关系的问题，这是根据对恒星一年运行的周期测算的结果。 也是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的阴阳历的最早记载。 二  八卦文字 相传八卦是由伏羲创建的。伏羲是原始社会某一以龙（蛇）为图腾的氏族及其酋长的称号。从伏羲与女娲兄妹成婚的传说来看，伏羲氏生活的时代上限要早到原始社会族内群婚时代，其下限当延续到母系氏族时代。那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因此，这一传说若不是附托，则说明伏羲决不是某一个人的名字，而可能是对一个人群及其历世首领的称呼，是族名、职称和人名。伏羲对中国远古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功绩是他创立了八卦。《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通过观察和取法天地万物包括自身的符号意义，作八卦以代表八物。又在八卦的基础上，演变出64卦（也有认为重卦者为神农、大禹或文王），进一步详细地概括、反映天地万物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 伏羲创立八卦的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揭示天地化生的奥妙，类概万物的性情。以八卦作为一种哲学工具，用以观察、认识、预测和反映自然、社会现象，解释和排解人们的疑窦。据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及《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等记载，伏羲之后，神农、夏禹、文王，还有其后的周公、孔子等，都在八卦的解释、发展、完善等方面作出过贡献，使其成为我国古代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哲学著作和筮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中国观念文化的源头。 然而，八卦不仅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意义，它还用抽象符号代表具体事物的方式，直接启导了文字的产生。汉人许慎《说文解字·叙》在叙述了庖羲氏（伏羲）始作八卦，“以垂宪象”后云：“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音háng，兽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这就是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时的仓颉，文字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八卦象征文字，之后又有神农创立的“结绳为治”即结绳记事的办法。实行结果，其事需要记载者太多，“结绳为治”中出现了饰假为真的弊病，说明它已不能反映复杂的社会事象。于是到黄帝之史仓颉时，又沿着伏羲氏观物取象的路子，创制了我们至今能见到的早期图画式文字。当然文字并非仓颉一人所造，而是石器时代先民逐渐创造的，在这一过程中，伏羲、神农、仓颉都为早期文字的产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伏羲“始造书契” 或仓颉“初造书契”，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  艺术  这一时期先民的艺术创造主要表现在音乐、图画和装饰、造形等方面。清人辑佚的《世本》中，有伏羲造琴瑟，神农造琴，女娲造笙簧，随制竽、笙，无句等制磬，垂等制钟，巫咸等制鼓，舜制箫，夔制乐，伶伦制作律吕的记载。 甘肃玉门火烧沟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有一吹孔，两按音孔，可发4个乐音，构成4声音阶。山东潍坊市姚官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埙，有一吹孔，一按音孔，可发小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尚书·虞书》记载有“夔曰：'吁，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音乐场面，夔所击的可能是一种石制打击乐器。 图画是人类形象地反映客观世界的一种形式。原始图画艺术主要反映在陶器上，如仰韶文化彩陶上鱼、鹿、鸟兽、植物、花叶和几何图案，纹样繁多，色彩鲜丽，至今可观。河南临汝县阎村发现的一只原始先民所作的夹砂红陶缸，腹部绘有一幅彩色的鹳鸟，嘴衔大鱼，旁有一柄石斧，构成一幅完整的图案。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一件新石器时代舞蹈纹陶盆内壁，画有三组舞人形象，每组五人，拉手而舞，动作整齐协调，极为生动。辽宁阜新县查海文化遗址的龙纹图像，广西花县、内蒙古阴山山麓、江苏东海县将军岩等地发现的原始先民所作大幅延续岩画，南方长江流域用陶模印成的铜器花纹和印陶纹，都有一定代表性。《世本》载黄帝的臣子史皇“善画，体象天地，功侔造化，写鱼龙龟鸟之形”，可见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家。 装饰造形艺术的代表作，有山顶洞遗址中涂上颜色的卵石、磨制的石珠、钻孔贝壳和兽齿，它们都是佩带在身上的装饰品。龙山文化被称作蛋壳陶的薄陶，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陶制女人裸体像、龙及鱼、鸟等玉雕，都是造形艺术的精品。 四  信仰崇拜  信仰是指观念倾向，崇拜是指行为动作。原始信仰、崇拜的对象，包括自然、祖宗和图腾三大类。 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的日月照临，风雨雷电等现象，只知与自己生产、生活关系密切， 而对其所以然不能理解，于是产生一种敬畏心理，希望避凶就吉。他们相信自然界的事物都有精灵，并与人一样是有感情的，人对它们的善意能换来它们对人的善意和福佑，自然物之强者，像天、雷、电等，还能够惩暴安良。于是产生了信仰崇奉的信念。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他们的许多信仰观念一直流传到今天。原始社会的人们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下，将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山川、树木、禽兽等都作为信仰对象，神化而加以崇拜。而在所有崇拜对象中，又将尊日放在首位，如《礼记》以日为“百神之王”。同书《效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这里讲的祭礼仪式，或是文明出现以后的现象，但“天之神，日为尊”的观念，当来自更早的原始时期。当然，原始人有的尊日，也有的仇日。《淮南子·本经训》云，尧使羿“上射十日”就是一个例子。 祖宗崇拜与灵魂观念分不开。原始人对睡梦，生死现象不能理解，误认为有梦乡——另一世界的存在，并由此产生了灵魂观念。认为人有灵魂，在人入睡或死后，它可以离开肉体，进入他乡，灵魂是不会死的。先人和伟人的灵魂与生时一样具有高超的本领。人们为了得到已死祖先灵魂的佑助，避免受到危害，便产生了祖先信仰观念和各种崇拜，主要是祭祀行为。山顶洞人将居住的洞穴分成上下室，上室住人，下室安放死者。他们在死者周围撒上赤铁矿粉，并摆上石器装饰品，这些行为就是灵魂观念的反映。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等地遗址发掘出的瓮棺上，都有一个小孔供灵魂出入。甘肃武威等地的齐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以牲畜为牺牲的祭祀场。甘肃秦魏家等原始社会遗址，有以动物猪羊陪葬的痕迹。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竟为一位少女随葬了8577件骨珠。显然，这是人们欲将生时的富有，随灵魂带到死后的世界去。 原始先民还普遍流行对图腾的崇拜。他们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事物有特殊的联系，便以之作为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图腾，如伏羲氏以龙为图腾，黄帝率熊、罴、貔、貅、豹、虎六兽与炎帝决斗，这六兽其实就是六个氏族部落的图腾。 原始人对信仰物崇拜的主要形式是祭祀。《国语·楚语》云：“颛顼之前，民神杂糅，人人祭神，家家有巫史”，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尚书》、《史记》、《山海经》等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们举行崇拜仪式的普遍性。 第四节  原始先民的婚姻和社会结构 原始先民的制度文化主要反映在婚姻形式和社会组织结构两方面，这两方面是联系发展的。中国原始社会的婚姻形式和世界其它民族、地区一样，也经历了血亲杂交、血缘群婚、族外群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诸阶段。血亲杂交是原始人群内部不分班辈的性交关系，与之相适应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是原始群团。在人类进化史上，这一时期还属于猿人阶段。随着人口的增加，原始群团出于生计，必须分成小集团，这就产生了血缘家族。血缘家族仍实行杂交，但它已是人类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都处于这一婚姻家庭和社会演进阶段。 到了距今二三十万年至五万年前，猿人体质发展有了显著的进步，如与猿人相比，颅顶高了，吻部后缩，脑量增加，平均寿命也有所提高。这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