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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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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论民国时期社会风俗的多元转变 2008102014 武垚 08历史学基地班 摘要: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一切都开始出现新的面貌。民国时期的社会风俗也开始了现代转型。传统的风俗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吸收融合西方的精华,逐渐的形成民国时期的新风俗。伴随着风俗文化的演变,国人的生活空间日趋扩大,生活方式日趋丰富,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出现了多元化的气象。 关键词:民国时期 社会风俗 传统文化 多元化 民国时期是在清朝灭亡后艰难继续走在社会转型的道路上的历史时期。民国初期成为中国风俗演进的一个分水岭,是与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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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时期社会风俗的多元转变 2008102014 武垚 08历史学基地班 摘要: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一切都开始出现新的面貌。民国时期的社会风俗也开始了现代转型。传统的风俗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吸收融合西方的精华,逐渐的形成民国时期的新风俗。伴随着风俗文化的演变,国人的生活空间日趋扩大,生活方式日趋丰富,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出现了多元化的气象。 关键词:民国时期 社会风俗 传统文化 多元化 民国时期是在清朝灭亡后艰难继续走在社会转型的道路上的历史时期。民国初期成为中国风俗演进的一个分水岭,是与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风俗变革运动分不开的,它为民国时期风俗的全面革故鼎新作了铺垫。民国时期的风俗文化是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具体地说,整个国民的生活现为在封建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现代文明的成分。民国和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元、明诸朝一样,都是社会风尚大变革时期,而民国的变革较之以往的任何时期都要深刻彻底。在中国历史上,上层阶级的大规模有意识地改良风俗,除旧布新,而且达到明显效果的就是在民国时期。可以说,中国风俗史的古代和现代之分,应是以此时期为标志的。 中国的芸芸众生是在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封建的生活方式下成长起来的,是封建生活方式的塑造者,但随着清末最后一个皇帝被驱出皇宫,随着西方文明和生活观念的不断涌入,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遭遇到从未有过的挑战,尤其是那些不合时宜的风俗事象,尽管流过了漫长的历史,也被无情地抛弃,而更多的则是表现为在封建的内涵上雕铸起现代的外壳。不稳定的社会滋生了不稳定的风俗,使之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在民国三十多年的历史中,风俗的演进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既然外国侵略者打开中国社会对外封闭的大门,带进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带进社会现代化的诸种因素,那么中国民间风习的演进,朝新的方向转变,就会不以包括外国侵略者和中国统治者在内的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1传统风俗的现代化是中国风俗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辛亥革命以来的无数社会精英,在风俗的革故鼎新方面作了大量的主观努力,加速了民国风俗现代化的进程。民国风俗的现代化是以其民主化、文明化为标志的。 一、对人的尊重成为风俗变化的重要价值观 民国风俗发展史,贯穿了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就是对人的身心健康有损的风俗在逐渐减少,反之,被大力倡导并获得广泛流播的风俗,都把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人们的个性受到君权、神权、族权、夫权的严重压抑,谈不上个人的人格,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等等。这反映了以封建小生产方式为基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辛亥革命之后,资产阶级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原则为依据,要求恢复人生的平等权利和地位,重新认识人的价值。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推进社会风俗的改良。其目的是为了捣碎束缚人们个性发展的封建锁链,提高人的地位和尊严。概而言之,就是主张用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去替代那些相沿成习的非人道的、戕害人性的陋俗恶习。就其本质而言,旧染污俗是对人性的压抑,而人道和人性则体现了人生存平等的权利以及对人的生存价值的尊重。尽管民国初期改革社会风习并没有最终完成这种对人性的解放,但它毕竟在久旱之后洒下了第一阵甘霖。 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目的是要把民众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战争期间自然也就伴随着种种文化革命,其中之一就是以人道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废除各种野蛮落后的习俗,恢复人的地位与尊严。有相当多的蹂躏、摧残人性和压抑人格的陈规陋习,在40年代的解放区,已得以真正根除。因为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文化(自然也包括风俗文化),是以中国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为指归,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我们所要建立的新文化,就一定是新时代与新中国的。是新中国的,所以我们反对全盘西化,因为那是等于在文化上受人奴役。是新时代的,所以我们也反对中国本位,因为若无条件接受旧传统,就等于向封建势力投降。更进一步说,也只有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以中国人民为原动力,新时代的中国文化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当民众真正翻身做了主人,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独立地位,以人为至上至尊的风俗事象才能植根于广大的民间。 二、迷信的风俗被科学的信仰所替代 迷信,是从诸多原始信仰活动中残留下来的意识和行为,它表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种种现象的迷惑、恐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崇拜和幻想,也表现了人类反抗自然、求福避祸的本能和愿望,诚如马克思所说:“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进入阶级社会后,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迷信更挟行政的力量而泛滥,形成形形色色的迷信习俗。辛亥革命后,随着破除封建观念习俗活动的开展,反对神权迷信的斗争也出现高潮。许多移风易俗团体,以攻破神权迷信为急务,提倡婚、丧、祭等事,不作奢华迷信等举动,戒除风水及阴阳禁忌之迷信,一切应酬礼仪宜去繁文缛节等,并且认识到我国素以道德为教义,故风俗之厚轶于殊域,而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泯职志。它们喊出的以人道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以科学知识反对神权迷信的口号,后来被五四运动的勇士们因袭与发展,成为唤醒中华民族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破除迷信一直是民国移风易俗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这一时期风俗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到了二三十年代,迷信的地盘已日趋萎缩,人们的迷信心理已相对淡漠。据民国22年刻本《闽侯县志》:福州共有已知修建年代的寺庙95所,而兴建和重修于民国以后者,竟无一所。据民国13年旅沪同乡会铅印本《定海县志》记载,定海有修建年代的庙宇共146所,其中修建于光、宣时期的29所(占19.87%),而修建于民国以后的仅8所(占5.48%)。在民国各地的方志中,常可见到“僧道祈禳之风渐息,偶像之拜,形家之言,巫蛊之祸,日见消灭,禳灾祈福,祠祀鬼神渐废”之类的记载。作为各种神像置放场所的寺庙,在信仰者心目中本应视为圣地,可是,民国期间的许多寺庙被毁或改作他用,并没有激起信仰者的义愤,也没有出现群众性的护庙运动,这不能不视作民间传统迷信心理式微的表征。 民国时期连年不断的炮火,不仅在轰毁军阀统治及蒋家王朝的顽固堡垒,同时也在击跨民众坚厚的迷信心理的屏障。2没有科学就意味着落后,就得挨打,鬼神并不能保佑民众挣脱苦海。这一铁的事实,直接导致了民众鬼灵信仰及偶像崇拜等迷信活动的逐步终结。例如,民国初期各大城市仍普遍存在的同乡组织,往往都保存了传统的乡土神的崇拜,有的是关岳,有的是祖宗,有的是城隍。对这些乡土神的崇拜是同乡中心理认同的重要标志。可是,自从科学的光明射透了神道的神秘圈,贡献给人群以更能控制自然和人事的手段与技术,使人群不再乞灵于神,而非笑畴昔的蒙昧,新的功令也在社会新意识的觉醒中或先或后革故鼎新地颁布着,推行着。而同乡组织所崇为集体象征的乡土神也便在这个新局面之下,遭受了激荡,如摧枯震落般地崩溃下来。 然而,民国风俗在涤荡迷信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五四前后的统治者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仍流行着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等等迷信活动,有的还出版杂志宣传这种迷信,宣称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甚至说鬼神之存在能用科学方法证明。竟有一些知识界人士自称平日主有鬼论勘,断言鬼之存在至今日无丝毫疑义。 著名作家许地山曾对扶箕迷信作了专门研究,深有感触地说:数十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多,对于事物好像应当持点科学态度,而此中人信扶箕的却很不少,可为学术前途发一浩叹。 知识分子尚且如此,不用说没有文化的百姓,男子且然,何论妇女。可见当时社会上迷信习俗仍大有市场。 但民国风俗演进的总趋势是向着唯物、健康的方向发展,各种迷信势力一抬头,就会遭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拥护者的抨击。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杂志《新青年》,常常登载以科学辟迷信的文章,如第3卷第4号《读者论坛》上发表了徐长统的《论迷信鬼神》一文,指出破除迷信的方法有二:“一曰壮其胆力也,二曰多求知识也”。作者举例说:“人皆以风为神物所呼吸,雷为天神之击鼓,而曾学天文者,必知其妄矣。人皆以磷光为幽灵所燃火,地震为鳌鱼之转身,而曾学地文者,必知其诬矣。”这就是说,人们掌握了科学知识后,鬼神迷信便不攻自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用普及科学知识来破除鬼神迷信,通过破除鬼神迷信的宣传来普及科学知识,对广大民众迷信观念的淡化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然,民国时期的移风易俗并不能完全达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目的,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直至今天,社会工作者及民俗学者们仍在为彻底清除迷信思想和迷信行为而努力。 三、风俗的转变受到政治的影响 还是在20世纪初期,资产阶级就认识到社会习俗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认识到改良社会习俗在政治进步中的作用,所以他们得出一种共识,那就是改良风俗必须成为社会全面变革的一部分,必须把政治变革和移风易俗结合起来。有人指出:“我国近十年来,举国上下,竞言变法,揭其纲目,不外政俗二端,摘其要旨,则曰改良,上之所操者政,下之所习者俗。变政而不变俗,则政无由施;变俗而不变政,则俗无由此。盖政与俗,决不能相离而论也。”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还具体论述了某些具体习俗改革与政治进化的关系。有的把改革婚姻家庭习俗视作政治革命的起点,认为“欲革政治命,先革家族命” 。有的把改革发式、服饰习俗作为推翻清王朝的组成部分,认为“盖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洲之形状(指发辫、满服引者),举此累赘恶浊烦恼之物,朝而除去之,而后破之政治乃可得而尽革也。”这样就强调了风俗改良的政治意义。 这种将移风易俗政治化的思路和做法,在民国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尽快革除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造成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风气,将改良风俗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先后颁布了《废除贱民身份,许其一体享有公民权利》、《禁止买卖人口》、《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以及《禁赌、禁烟、禁唱淫戏》等一系列的法令与命令。在革命政府的领导与号召下,移风易俗很快发展为一场政治色彩浓郁的群众运动,各类改良风俗的团体,自然也就应运而生了。 革命党人亦视移风易俗为一项政治事务。孙中山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曾复书女界共和协济会,赞扬该会为妇女解放而尽力,并拨款5000元,为该地扩充公益之用。随后,他又与中华国货维持会书信往来,讨论服装改革问题,以改变当时因崇尚西服而导致洋货倾销、国货受挤的不良倾向。 民国元年3月,他在禁烟通令中号召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除孙中山外,黄兴对于移风易俗组织,也采取热情支持的态度。民国元年9月,他在北京万国改良会所举行的欢迎会上演讲:“吾国现在社会上宜改良之点处处皆是,惟以数千年相传之风俗习惯,积重难返。今贵会不辞劳瘁,提倡改良,曷胜欣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亦一直沿袭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的做法,把移风易俗纳入革命的总体框架之中,要使广大民众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而且还必须冲破封建陋俗这张无形的网,挣脱几千年来摧残人性的迷信思想的桎梏,从而真正获得全面的翻身。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领导组织的农民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推翻族权、神权及夫权,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广东海陆丰苏维埃的所在地海丰,被誉为小莫斯科,当地农会不仅替农民办学校、医院和合作社,而且还帮助农民组织妇女解放协会、婚姻问题研究会等团体,开展移风易俗活动。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20年代的农会组织到三四十年代的边区各级政府,都认识到风俗习惯在民众翻身求解放的道路上所起的作用,并积极领导和参与了涤除封建恶习的活动,因此,使得民国风俗的演化渗入了浓重的政治意味。移风易俗的政治化,或者说是政治化了的移风易俗,这是民国风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故而此期间风俗的嬗变也就较之其他时代更为迅速,更为剧烈,更为深刻。 民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风尚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上层阶级大规模有意识地改良风俗,除旧布新,而且民间社会也自觉行动,参与移风易俗,并取得明显效果。可以说,我国风俗史上的古代与现代之划分,是以这一时期为标志的。此后,我国风俗的现代意味才逐渐增浓,不断得到强化。民国时期风俗的现代化,一方面是无情地革除戕害人性的封建陋俗,一方面是大量国外习尚的直接植入,如此,出现了民族性习俗与国际化时尚并存的局面, 二者的逐步融合恰恰是民国风俗现代化的进程。 四、结束语 民国时期社会风俗的变革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而自然而然的发生的一项关乎到国计民生的历史运动。旧的传统民俗被新的社会民俗所替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的发展是永远向前的,内容却是丰富多彩的。民国时期社会风俗的多元化转变正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社会的变革随着民俗的多元转变开始向纵深方向发展。民俗的转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自从民俗多元转变以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吴效马:《民国时期风俗文化现代转型的路径》,晋阳学刊2004年第二期。 2 万建中:《民国风俗演进的时代特征》,史学集刊,2001年1月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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