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要人于右任

民国要人于右任 民国要人于右任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出生于陕西三原，17岁时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23岁中举，早年加入同盟会，后成为国民党重要决策人物之一。他还是诗人、著名书法家。他出生于穷苦家庭，成名后爱国恤民，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出身寒微　抱负远大 　　 　　于右任常以“牧羊儿”自称。他出身贫苦，母亲也是。生母赵太姐小时候，就因家贫，头插草标被卖过。 　　于右任两岁时，赵氏生母病重，将伯循(于右任原名)托付给房氏抚养。 　　房氏是于右任二伯父的妻子，因丈夫下江南长期没有音讯，房氏娘家劝她改嫁。但是为了苦命弟妹(于右任生母赵氏)的遗愿，她抱着伯循来到城隍庙，对天起誓：愿守空房，吃千辛万苦，也要把伯循抚育成人! 　　于右任六七岁时，求伯母为他买了一只便宜的跛羊。他天天早起放羊，为的是能够生下小羊，补贴家用。然而有一天放羊时窜来三只野狼，不仅噬食了跛羊，还要扑食于右任。幸亏一位杨姓村民赶到，才救了他一命。 　　7岁那年，于右任的舅父送他到村中马王庙学塾启蒙。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于右任见家里连盐都买不起，便利用课余或逃学到鞭炮作坊卷纸炮赚钱。有时，他一天可以挣二十多文钱。 　　伯母房氏得到消息，拉着于右任，向学校先生检讨家教不严，跪下让先生用戒尺罚打自己。感动得先生从长衫里摸出九文大钱，交给贫寒的于右任母子买盐。经历此事之后，于右任保证一心学习。 　　于右任勤勉苦学，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参加陕西省考试后，学政叶尔恺于右任是“西北奇才”，并送于右任一本《出使四国日记》。 　　少年时受到的苦，于右任从来不忘。成名后，对于有恩于他的恩人和家乡，于右任尽孝尽力：他将房氏伯母当生母供养。令人抱恨的是1927年间，陕西大旱三年，饥民为了活命，挖掘了房氏坟墓，企望变卖殉葬品。 　　于右任得知，悲痛万分。已经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等职的他没有报复掘墓者。他体谅灾民是因灾情所致，复电家乡“不要追究”。只是作诗饮泪：“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墓年。” 　　于右任后来身居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等要职，曾经回乡寻访对自己有恩、却多年不见音信的舅舅。由于战乱频仍，未能找到舅舅。他在洒泪而归时，声称“陕为吾父，甘为吾母”! 　　为了“父母”不再受穷，从二十世纪20年代起，他就建言“开发西北”，并呼吁社会贤达“兴学兴农”。他首倡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大)、渭北中学，还先后在三原创办“民治小学”、“民治中学”、“三原女子中学”等等。 　　 　　民主斗士　不屈不挠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往陕西避难。时年21岁的于右任认为，慈禧一伙正是国弱民穷的根源，他要上书陕西巡抚岑春萱，杀死西太后，被同学好友制止。 　　尽管已经中举，尽管已经结婚，于右任救国救民雄心依旧。有一天，24岁的于右任披头散发，光着上身，提一把砍刀，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配上“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题联，被照相馆老板私自加洗多张送人。 　　两年后，于右任赴河南开封科考。三原县令德锐向陕西总督密报，说于右任是“革命党”，证据就是那张相片及其题联、诗章。当局立刻下令通缉。于右任闻讯后，逃到上海，化名“刘学裕”(“留学于”)，辗转震旦学院学习。 　　在震旦学院，于右任受到马相伯院长的赏识。他开始在《新民丛报》上以“于右任”为名，发表言辞激烈的文章。“右任”既用“夫子循循善诱人”中“诱人”谐音，又指反清：古代“左衽”指代少数民族，“右任(衽)”指代汉族。 　　在上海，于右任还参与创办中国公学、上海大学。马相伯组建新校，于右任协助并撷取《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的诗名，建议以“复旦”为校名，这就是现今复旦大学。 　　1905年，于右任结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此后，又办了和他一样命运多舛、影响却大的几份报纸。 　　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问世。这是革命党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这份报纸竟然没用光绪年号，用的是干支和公元纪年。80天后，报馆因邻居失火殃及毁坏，于右任又在1909年3月26日创刊《民呼日报》。92天后，于右任被当局拘押25天，过堂8次，最后被逐出英租界。然而50天后的10月3日，又一份藏匿“于”字的《民吁日报》出现在上海滩，48天后，《民吁日报》又被查封。 　　虽然屡受重创，但于右任不屈不挠。1910年10月11日，又有《民立报》现身上海，社长又是于右任。这是代表同盟会的报纸。“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民立报》更加大胆。于右任也赢得了“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美誉。 　　其实，于右任真的拿枪上阵，指挥过千军万马。1918年，他应邀回到家乡，担任“护法运动”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在他的指挥下，陕西靖国军和南方“护法运动”遥相呼应，给了北洋军阀沉重的打击。 　　 　　两袖清风　一心为民 　　 　　辛亥革命成功后，于右任被孙中山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代理部务。 　　于右任担任交通部次长后，分管路政、邮政、电政、航政等事项。他调低了电报费的价格，降低了电报的费用，为国民做了许多好事。可惜随着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于右任也跟着辞职，在任只有4个月。 　　此后，于右任除了在军界任职，还多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1月，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28年，任审计院院长、故宫博物院参事；1931年2月，任监察院院长。特别是监察院长一职，他前后共担任了33年。 　　在监察院院长任上，于右任明德肃贪，弹劾过两个鱼肉百姓的县长，甚至杀了一个与蒋介石联络有亲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长林世良。后来，他居然将枪口瞄准了国民党的几个“部级巨贪”。在蒋介石袒护“巨贪”时，他拍案大怒：“监察何用?监察何用!”蒋介石曾经想要撤掉“于(榆)木疙瘩”，由于于右任清廉，只得让他接着做没有实权的“监察院长”。 　　于右任无论到什么地方视察，一律拒绝地方招待。抗战时期，于右任经过安徽祁门县，县长准备让他好吃好住。哪知他冷冷地对县长说：“我的吃住不要你管，只有一件事情求你办——这一路上看见许多桥梁都损坏了，希望你想方设法把桥修好，你办好了比请我们吃住好多了!” 　　1918年，陕西大旱，于右任为赈灾募捐四处奔走，他的长子于望德结婚时，他把婚筵办成了募捐现场。婚礼后，他把所有的贺礼都当作赈灾善款，送到了陕西。随后，他又购买了100担小米，抱病回到陕西开设粥厂，救济灾民。 　　于右任被誉为“中国草圣”，他的“于草”，被人视为瑰宝。他给人写字却不要钱。他应出版社之约，编定的《草书》刊印时，与出版商约定他不取稿酬，只要求将《标准草书》的定价定低一些，以利于读者购买。 布衣粗食，两袖清风。但于右任对他人不吝啬。他常把私财济助亲友和部属，而且出手大方。他可谓“穷”了一生。 　　晚年，他连拔牙都嫌贵，索性忍痛不拔；喉咙发炎，他也因医疗费贵而忌医。他的第三个儿子出国留学时，学费是借的。他逝世后，保险箱只留下生前的重要日记、信札，以及数万元借款单。 　　 　　心怀故土　抱憾而逝 　　 　　于右任擅歌赋，长诗词。他的诗，热爱祖国，亲近人民，著有《右任诗书》等多部作品，仅问世的诗词就有1000多首。 　　上庐山，他目睹耳闻轿夫的负重和叹息，写下《闻庐山舆夫叹息声》：“上山不易下山难，劳苦舆夫莫怨天。为问人间最廉者，一身汗值几文钱?” 　　为了宣传民主思想，于右任还写了“下里巴人”的跑旱船歌词：“正月里来正月正，吉利的话儿说几声，中华民国是民主，民权有了就太平。地方自治办得好，寻点儿快活玩花灯……” 　　抗日战争时期，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写下慷慨激昂的《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9月6日，于右任招待毛泽东等人。宴席上，长髯飘飘的于右任称赞毛泽东的诗词作得好。神采奕奕的毛泽东却说：“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啊!” 　　对于国共两党，于右任曾提出著名的“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观点。1949年11月29日，他被蒋介石裹挟去了台湾，结发夫人高仲林和长女被留在大陆。 　　海峡相隔，亲情难忘。1958年，在他和高夫人结婚60周年前夕，他含泪赋诗：“两戒河山一枝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1962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彻夜难眠，伏案在日记本上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是书法大师，给很多人写过字，题过词。抗战时期，他为将士题得最多的是“为万世开太平”。后来，给南洋华侨建关帝庙题的楹联是“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给复旦校友题的是“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科学文明迎头赶上”；给蒋经国题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而他手书的《望大陆》，生前却没送人。也许他把这首词、这幅字当作了遗言。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病逝于台北。临终前没有留下一句话，只是向老部下示出三个指头。后来有人猜测，这是他在怀念故乡“三原”，或是他家的三间老屋，或是老屋门前三百多年的古槐。 　　于右任，这位被誉为“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中华之子，临终前魂牵梦萦的，仍然是大陆、是故乡，是期盼祖国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