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约的缺环-张五常

　　　　　　　　　　　　　佃农理论 经济学的缺环 张五常 第一节 说过无数次，要解释世事，我们首先要知道世事是怎样的。虽然高斯和我有这信念，但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衡量，这信念不对。在经济学行内我们二人无疑是少数。佛利民曾经在他的重要方法章中说，理论是要推断还没有发生的事，因而与高斯吵了一阵。互有误解，没有大问题，虽然详尽的裁判不容易。 科学理论无疑可以推断还没有见到的事，但不是说可以推断根本不存在的现象。这方面，爱因斯坦误导了后人。他的相对论推断的，之前没有谁想象到，更勿论观察到了。这误导有两方面。其一是他推断了从来没有观察到的现象，使后人认为自己也可以。这是不自量力：爱因斯坦可以想到的，你能想到吗？其二是虽然相对论惊世骇俗，爱氏可不是毫无依凭地想出来：他问速度快过光会是怎样的。 另一项二十世纪的神奇发现是DNA的结构。故事难得一遇：当时没有谁见过或知道这结构是怎样的，但奇怪地，差不多所有生物学家都知道有DNA这回事，于是拼命找寻。对科学有兴趣的同学，《The Double Helix》这本书是非读不可的。 上述可见，尽管科学可以推断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或行为，但成功的科学，可不是毫无依凭，或试行推断根本不存在的。科学可以推断没有见过的，逻辑说原则上可以毫无依凭，但实际上成功的例子总要有点实据。相对论如是，DNA的发现也如是。 可怜经济学，毫无实据的理论不胜枚举。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学说，大部分的理论是试图解释不存在的现象。到了六十年代，破口大骂者无数，可惜到今天还有些课本不知所谓地保留着。然而，也是今天，现象毫无实据依凭的理论，经济发展学说之外还有其它，不少的。为什么经济学者老是不愿意到真实世界走走，调查一下，肯定了现象或行为的存在才作理论解释呢？科学方法说不一定需要这样做，但试图解释可能不存在的现象不是很愚蠢吗？我不打算在这里批评那些无从验证的理论──这是另一回事──要说的是肯定了现象才作解释是明智的选择，不要管科学方法怎样说了。 这就带来本文的重心。在今天发展得我很不满意的「新经济学」之前，从现象那方面看，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缺环（missing link）。那是没有谁注意到的合约安排。传统的「微观」理论，只着重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项，合约安排很少人提及。转到「宏观」，国民收入、失业、货币等加了进去，但合约安排是没有提到的。问题是，漠视了合约安排，我们真的能解释资源使用、收入分配与其它宏观现象吗？数十年前我认为有困难，或不够全面，今天则认为漠视了合约安排这个缺环，其它经济现象的解释容易闯祸。 不是我发明的，但差不多吧。先入为主，英雄是戴维德。他那口述传统的捆绑销售对我有深远的影响。我不同意他以价格分歧来解释捆绑销售（二十多年前对他说了，他同意），但为这个「怪」现象我曾经多个晚上睡不着。原因是这现象不是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牵涉到的，宏观经济更没有提及。绝对有趣，属经济之内的行为无疑问，但算是哪门哪类呢？放不进去，是以为难。 一九六六构思佃农理论时，只一个晚上我在理论上证明了在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佃农分成与固定租金没有什么不同。过了两天，蓦然惊觉，意识到那是两种不同的合约，跟着就想到合约有结构性。于是问：既然经济效果一样，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出现呢？这是后来我发表合约的选择的原因。很抱歉，我要等到《佃农理论》发表后，才想到没有戴维德的捆绑销售，我不会想到合约选择那边去。 从合约的选择到调查件工合约到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理论，我主要是从减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解释合约安排。这思维当时可没有带到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去。原因是写《佃农理论》时，我搜集到的数据一律显示，用佃农分成或固定租金两种不同的合约安排，地主的租金收入大致一样，每亩农地的产出也大致一样。一九七七分析座位票价，优质座位票价刻意地偏低，对座位的使用与老板的收入有明显的不同效果，但我还是没有注意到合约的不同安排会影响了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是说，我没有注意到如果漠视了合约安排，我们对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推断会出错。 第一次注意到对合约安排的漠视不仅忽略了一组有趣的现象，而且这些安排对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有决定性，是二○○二年。写《制度的选择》，分析失业，归咎于合约「失败」，我指出分红合约与件工合约的工资调整弹性高，失业的机会下降。中国九十年代后期有严重的通缩，但失业率没有明显上升，经济依然迅速增长，是重要的支持与启发。再跟着就是中国的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制度。产权大致上是私产，只是地区的合约安排与外国的有大差别，竞争于是自成一家，经济就急速增长了。 是重要的发现。合约安排作为传统经济学的缺环有两重意思。其一，合约安排是一组有趣的行为或现象，解释了合约的选择会让我们多知世事。其二，合约安排的本身会影响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对人民的生计可以有重要的影响。 后者的重要性没有谁注意到，这里不妨重笔记之。高斯定律说，只要资产的权利界定够清楚（即是说私产存在），资源的使用是有效率的，市场的成交会解决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分离。当年我的贡献，是说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同样是私产，合约的选择往往不同。这是四十年前说的了。我跟着说漠视了合约的安排，我们不能明白经济运作的整体。今天的发现，是不同的合约选择，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经济效率。社会成本的问题，不同的合约安排皆可解决，但没有这问题可不是说经济效率或增长率会是一样的。不同的合约安排所带来的不同竞争效果，显然重要，但没有谁指出过。这是缺环中的缺环了。 让我用三个层面来总结上述的缺环吧。产权制度是一种安排—严格来说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合约—对经济效率有决定性。漠视产权曾经是经济学的一个缺环，指出其重要性的有奈特，有艾智仁，也有高斯。这方面我的贡献，是指出产权的存在起于有社会（交易）费用。有了私产的安排，不同的合约安排会出现，漠视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缺环的第二个层面，首先指出的是高斯与戴维德，我接手，推到合约的结构与选择这两方面去。同样是私产，不同的合约安排可以有不同的经济效率──不同的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不是史密斯传统的效率排列，我在《佃农理论》中说是错了的，而是满足了传统的「有效率」，不同的合约安排还会有不同的效率层面。这是上述的经济学的缺环的第三个层面，最高的，效果间接，不容易看出来。我要活到七十岁才肯定，可能是我在经济学上最后的重要贡献了。 是非常复杂的学问。不是湛深，而是复杂，我搞了四十年才知大概。这篇文章恐怕不易明白，我要再从另一个角度解释。 第二节 二○○○年的春天，曾获经济学诺奖的牛津大师J. A. Mirrlees到港大演讲，讲题是以「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演变出来的失业解释。效率工资的要点，是雇主刻意地把工资提高，高于市价，鼓励员工，彷佛在驴子前头挂着红萝卜，也在后面加鞭。工资高于市，失业就容易解释了。有几位学者以效率工资分析而获诺奖，其中一位提到我一九七七年发表的文章给他启发。该文说优质座位的票价刻意偏低，因为老板要优质座位先坐满，使开场后购劣票的不能坐到空置的优质座位去。 Mirrlees在港大演讲时，我作主持，讲后是听众提问时间。我说：「既为主持，行规说我是不能提问的，但这次我不仅要破例，而且是提问的第一个。」跟着问：「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时间工资合约（wage contract）的。今天的中国，这种合约差不多不存在。中国工厂要不是以件工（piece-rate contract）算，就是以一个基本工资加奖金或花红（bonus）。没有单以时间算工资的安排，你的理论岂不是全盘错了？」大师风范，Mirrlees立刻同意有奖金或花红的安排，他的分析不管用，但不明白为什么在件工合约的安排下，他的理论也不管用。 当时是提问时间，身为主持，我不能多作解释，何况件工这回事，说来话长。行内分析件工合约的文章是有的，但没有一篇知道这种合约是怎样的一回事。一九六九我开始跑工厂，实地调查件工合约，知之颇详，其后以之为重心，一九八三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二○○二写《制度的选择》，再引用调查件工的心得，手起刀落，把自己十分欣赏的鲁宾逊夫人的效率单位（efficiency unit）分析杀得片甲不留（见第四章第二节）。这可见漠视真实世界是经济学发展的致命伤。 牛津大师显然不知件工合约是怎样的一回事。不是工人以产出件数算工资那么简单。工厂老板收到买家的打价要求，产品如何，数量多少，交货日期等等，一般当然也要求看样板了。老板算价，原料与其它成本外，件工的每件工资要看工人愿意接受多少，往往要洽商。这是说，件工工资的厘定，接单与否，要看市场形势。经济不景吗？竞争依旧，件工工资要向下调整，否则老板有单不接，工人面对减产的情况，大可商量。 像奖金或分红制那样，件工合约所含意着的工资于是有弹性，失业不容易出现。以时间算工资，向下调整有困难。老板说要减工资，凭什么可以说服员工接受呢？说没有钱赚吗？员工不容易相信。说生意要亏蚀吗？员工不跑掉才怪。何况好些时，例如香港，政府或公立机构的工资不减，私营的要减，说服力就更少了。奖金或分红合约的工资有弹性，因为基本工资够低，生意不对头奖金或分红自动向下调整。件工合约的工资有弹性，因为每件买家愿意出多少钱，扣除其它成本，可以直接算出工人产出的所值。 写到这里，要顺便说一下政府推出最低工资政策这个老话题。我反对中国推出最低工资，某君指出美国有正规学术报告，说最低工资对失业影响不大。蠢到死，最低工资对失业的直接影响不会很明显，但因为约束了分红合约与件工合约的选择，雇用合约就失去了调整工资的弹性，对失业的间接影响变得严重了。最低工资阻碍了分红合约的选择，因为时间工资够高，分红没有空间。最低工资阻碍了件工合约的选择，因为时间工资够高，以产品件数算某些工人达不到最低工资的水平。一件完整的产品，其中多个部分每部分可按件工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就因为工会的压力，件工被政府定为不合法！ 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众君子似乎不知道，如果没有雇用劳工，失业不会存在。任何人都要生存，雇用劳工不存在，任何人皆自己「雇」自己，何失业之有哉？好比中国昔日的传统农业经济，各家自扫门前雪，从爷爷到子孙到老婆妾侍，不管是从农或从工或从商，皆家庭自生自灭，何失业之有哉？产品市场是有的，但雇用市场小得很。遥想神州当年，被聘用或被雇用的是「仕」，学而优则仕也。当时做官的被聘用，聘书是合约。有失业吗？没有。被皇帝上头「炒鱿」时有所闻，但被炒后「辞官归故里」，回到乡土工作去。被贬的也有，但算不上是失业。苏子被贬到海南不是失业，而旷达如苏子还可以写出好文章。 是的，失业永远起于雇用或聘请合约出现了问题。这是说，失业是一个合约「失败」的现象。搞起宏观经济的凯恩斯，不明个中道理，只考虑时间工资，说这工资向下调整有顽固性。一子错，满盘皆落索！凯氏对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开出的药方，是增加投资，增加消费，市场不增加，或增加不够，政府要亲力亲为，促成后来的大政府形势。 佛利民不同意凯氏之见，著书立说，指出当时联邦储备局对货币量的供应，处理频频失误，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我认为那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不是主要的。美国当时已有反托拉斯法，有福利经济，有最低工资，而工会早就林立了。有了这些，阻碍了雇用合约的自由选择。局限有别，通缩对经济的杀伤力激增，在这情况下，增加货币量，搞起一点通胀，对失业是有帮助的。但如果美国当年不搞三搞四，因币量不足而引起的通缩是不会导致大萧条的。这方面，中国九十年代后期是重要的例证。当时官方的通缩率百分之三，考虑到产品质量同期急升，这通缩率会在百分之十以上，而楼价则下降了七成！失业率怎样呢？基本上不变，更重要的是经济继续急升。这是因为北京当时没有推出福利经济，少管最低工资，雇用合约的选择一律自由。 因为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而搞起来的宏观经济学，一无是处，开坏了头，发展下来岂非废物哉？ 在加州大学作研究生时，我的宏观理论老师是普纳（Karl Brunner）。于今回顾，他应该是当时的宏观天下第一把手。不是从伟大贡献那方面看，而是处理学术的严谨与执着，我认识的或知道的经济学者中没有谁比得上他。虽然普纳处理学问的苛求，与我喜欢从预感入手然后天马行空的方法格格不入，我可衷心佩服这位老师。 那时一个学期十五周，普纳采用的宏观教材是一本新出的名家课本，十五周只教了二十多页，页页他解释说有错！同学们皆一时之选，你看我，我看你，学期过后，大家怀疑宏观理论究竟说的是什么。普纳只说到处都错，可没有说什么才是对的。 博士后到了芝大，旁听佛利民，先听货币，再听宏观，分两个学期教的（十周一学期）。前者佛老把币量理论教得出神入化，但到了宏观，他只把货币的方程式的次序倒转过来，使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门学问会存在。我当然读过佛老一九五七发表的《消费函数理论》，其见解之精辟，其数据处理的前无古人，令人拜服，但那是从费沙的利息理论变化出来消费理论，统计分析学究天人，「宏观」安在哉？ 回头说加大的日子。几位同学和我一起研读凯恩斯的《通论》，是课外自选的，读不懂！轮到我写《佃农理论》时，在加大作助理教授的Axel Leijonhufvud正在写他的西北大学的博士论文，题为《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相当轰动，Axel还没有拿到博士就擢升为正教授了。那本名著说，凯恩斯的宏观理论了不起，但凯恩斯学派的则不敢恭维。同学和我当然知道凯恩斯与凯恩斯学派不一样，但凯氏本人真的那么厉害吗？ 无可置疑，凯恩斯兴趣广泛，智力远超世俗，三四十年代时把不少经济学者吓破了胆。我看不懂他的《通论》，但Axel说看得懂，难道他是看到了皇帝的新衣？有怀疑，因为从凯氏的字里行间，我意识到他对需求定律与成本的概念掌握不足。这二者是经济学的基础命脉，基础有缺，宏观理论是凭什么支持的？就是在我对这门学问满是问号的六十年代中期，以微观基础处理宏观的呼声不绝于耳。一九六八旁听佛利民后，我再不涉足传统的宏观经济学。 三十年后，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观察使我意识到传统的宏观理论溃不成军。在几项宏观现象的推断上，我比宏观大师们推得准，准很多，而我用的只是基础的价格理论，半条方程式也用不上。举几个例子说说吧。 （一）一九八一我推断了中国会走私产与市场经济的路，是宏观现象的推断，经济学者中只我一个这样说。不是信口开河，也不是风水先生看水晶球，而是从价格理论入手，把当时中国面对的交易费用一分为二，局限转变的含意于是看得清楚。逻辑说：只要这些局限转变稳定，中国会走今天的路。当时我白纸黑字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的地方，是有强大垄断权力的国企。那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说的了。 （二）一九九六年末，香港一片形势大好声中，我说将会有十年或以上的经济不景。绝不看差九七回归，但香港的工资与楼价跟国内的脱了节，而国内学子的知识增长奇速，香港人服务国内的需求将去如黄鹤。这些相对价格的调整历来困难，要十年或以上是大约的估计。当时我可没有想到，国内会推出自由行及其它救港之道，否则这十年不景的推断会拿一百分。 （三）事前我没有想到九七会出现亚洲金融风暴，但当这风暴出现时，我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的众君子解释多多，皆胡说八道。我认为金融风暴的起因，是一九九七年朱镕基把国内的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多控制为零。人民币钩着美元，是铁达尼钩着航空母舰。当时，差不多所有亚洲小国（小艇也）皆或明或暗地钩着美元那艘母舰。人民币通胀为零，等于钩着母舰的铁达尼突然停下来，钩着母舰的小艇于是纷纷脱钩。（比起人民币，小艇的币值偏高，官商勾结容易炒下去。）九七风暴后两个月，北京一些朋友约我在深圳会面，对我说经济上中国大难将至矣。我说中国不会有问题，经济形势大好。他们不相信，我忙顾左右而言他，因为那时不便对他们说，亚洲的金融风暴起于中国能迅速而又成功地控制通胀。 （四）也是九七金融风暴后，我说香港的失业率会超越百分之八。香港的失业率历来是百分之二左右—就是六十年代楼价跌到近于零失业率也低—怎会超八呢？难道我的金漆招牌是假货？后来果然超八，只是等了五年。这推断也是基于简单的价格理论。香港的局限条件改变了。到一九九七，香港的福利制度急升了；教育与医疗的政府资助天文数字；公务员（尤其是官级）的薪金奇高，误导了市场；政府漠视了国内青年的本领；港币钩着美元，不能向下调整。 上述是些比较重要的应验了的推断，没有那么重要的不说算了。自己比较满意的还有一九九七说人民币是强币（那时黑市汇率低于官价不少），二○○二说人民币天下最强（黑市还低于官价），所以当二○○三年初黑市偶尔跟官价打平，我立刻说外国会施压要人民币升值。这些也是价格理论的推断。年多前我说人民币会在一年内高于港币，命中。我当时建议港币转钩人民币，《苹果日报》在同一天反对，而曾特首与任老弟也跟着坚定地反对了。我的道理简单：美国有伊拉克之战，费用奇高，继续钩美元是劣着。但愿美国能迅速地解决伊拉克问题，面对地球一体化的新形势。还有好些其它关于宏观理论不成气候的话要说，牵涉到微观理论的不足处，说来话长，下期再谈吧。 第三节 两星期前发表《经济学的缺环》，是自己近年比较重要的学术文章，认为读者不容易明白，说要转换角度再解释。果然，该文在几个网站出现后，说不明白的同学不少。老怀大慰：网上文化要不是胡乱破口大骂，就是不懂也反对，这次说不懂，不知为不知，是勇气的表现，求学之道也。让我从「安排」的角度说起吧。 「安排」的英语字汇是arrangement。我可能是第一个把这个字用作经济分析重点的人。一九六七的博士论文，其中一章的名目用上，再其后该章独立成文，一九六九发表，题为《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翻成中文是《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忆当年，arrangement这个字的采用来得不易。记得走进艾智仁的办公室，对他说，单用「合约」（contract）论选择，似乎不够，合约之后要加一个字。大家讨论选择的是合约的什么。是形式吗？是条款吗？都有点不对头。最后我提出安排（arrangement），艾师立刻同意，认为最恰当。 安排何解？有时同义的是「制度」（system），但不一定对，何况「制度」往往过于广泛—例如共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可以模糊不清。如果我们问：共产制度的权利是怎样安排的？问题就清楚了。好比你买了一间房子，要选购家具，搬进去，摆设一下。我问，你打算怎样把家具安排呀？大家都知道我问的是选哪些家具，怎样摆设。另一方面，你可以用某君想出来的家具摆设制度，是一种原则。如果我问：你打算用哪种制度摆设呀？你多半不知所指。安排容易观察，其意浅白。 我喜欢想得浅，喜欢想得简单。我的困难是自己以为是浅的，轻轻带过，或懒得重复或细说，好些时误导读者，而有时刻意地重复申述的，读者却认为不是那么重要。安排—合约的安排—数十年来我认为是经济学问的重心所在。可惜到了一九七○年，我转用「结构」（structure）来代替。这个选择起于合约有结构性，推翻了当时盛行的界外效应分析，而在好些其它话题上，经济学者是喜欢论结构的。「结构」无疑可以代替「安排」，但前者听来远为深奥，把可以是很浅的学问推到牛角尖去。是的，今天不少人认为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创始人，在我来说，我的贡献只不过是合约安排的分析，没有其它—也认为不应该有其它。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感到失望，因为从事的走上博弈理论的路，漠视了真实世界的合约安排。是复杂的学问，我自己要到一九八一才体会到产权问题其实也是合约安排的问题，才体会到如果交易费用不存在，产权问题不会存在。其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给我的启发实在多。自一九八二写好了《公司的合约本质》，我没有再刻意地为国际学报写文章。九七与九八的两篇英语演辞，是重要的应酬，一别十五年，旧师友读得频频提问，彷佛我是来自火星似的。佛利民读其中一篇——《交易费用的范畴》—后，来信说：「你对经济的看法自成一家，不知将来的人会怎样评价。」 我可没有像一些无聊之辈说的，放弃了经济研究。今天是二○○七了，离开美国学术四分之一个世纪，其间中国的演进我跟得紧。今天，在经济体制运作的话题上，对也好，错也好，我的思维早就脱离了三十年前的师友，一士谔谔。六年多前动笔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把自己的一些新思维放进去，在国内搞起一些波涛，但那是按着史密斯与马歇尔的传统发挥，虽然修改与补充无数，但传统还是棱角分明。几个月前答应了高斯，为他明年于芝加哥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写主题文章，不是普通的应酬。九十六岁的老人家，对我影响那么大的，关心中国，重复地说整个研讨会是押在我那篇文章上。我想，这就是了，四十多年在一门学问上的思维，心领神会，都搬出来吧。我对高斯建议，文章题目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其实是要把《公司的合约本质》之后的心得，借题发挥。是在这思想准备的过程中，我想到「经济学的缺环」这个话题。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一个严重的缺环（missing link），作研究生时就知道，说过不少次，可没有用上「缺环」这一词。得到中国经验的启示，我意识到此「缺」也，有好几个层面，有时是明缺，有时是暗缺，要解释得网上的同学明白，不容易，我于是想到刚好是四十年前在艾智仁办公室提出的合约「安排」这个角度，应该是最浅的，不妨试试。严谨而又正确地看，经济学的缺环是漠视了合约安排，而此安排也，可以细小如戴维德的捆绑销售，也可以庞大如整个地球的制度运作。重要的起点是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必会竞争，决定谁胜谁负要有准则，而这些准则是产权制度。是艾智仁的天才提点—艾师早应获诺贝尔奖。作为他的入室弟子，我的贡献是提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需要约束，而这些约束就是合约安排了。不是天才得那么厉害：一九六七提出合约安排，我要到一九八一才体会到产权制度也是一种合约安排，只是要通过一个名为「政府」的机构处理。这其中的思维发展，高斯的权利界定角度对我有关键性的启发。想当年，受到艾师的影响，我参阅了大量的英国产权法律历史书籍。但法律归法律，经济归经济，二者不容易加起来。是科斯的思维给我一把照明灯，让我从那些复杂无比的法律历史看到以法律约束竞争的蛛丝马迹。 一九六九年，我知道私有产权是不需要私人所有权（ownership right）的，于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建议北京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后者大可保留为国有，把承包责任制推到尽头就是英国传统与高斯想象中的私产。承包责任制当然也是一种合约安排。记得清楚，一九六八年我对高斯说，他心目中的私产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奇怪，去年他对助手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看来是说他的思维错了。完全没有错，中国经改是以他的思维作为起点，虽然通过我的传达与阐释。北京不会否认，他们的伟大改革的起步重点，是选走明确界定权利的路。这是高斯的思维。当然途中沙石不少，胡作非为的行为今天还有，但这条路中国是走上了。当时我可没有想到，权力下放，层层承包，层层界定，会发展成为后来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制度。后者也是一种合约安排，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说漠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缺环没有错。同学们不妨参考四、五十年前的「经济制度比较」（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的课本，差不多没有一本提及产权问题！论制度，不谈产权，不可能不胡说八道。 地球上的天然资源就是那么多，有些可以重复使用（像土地），有些可以用尽（像石油）。有生物，而人类是其中一种。生物是靠使用天然资源而生存的，其生存机会要靠这些使用的安排得宜，人类如是，其它生物也如是。天灾是生物灭亡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资源使用的安排出了大错。不适者灭亡是定义性的，不可能错。人类的自私可以改善资源使用的安排，增加生存的机会，成为适者，但也可以改坏资源使用的安排，自取灭亡，不适也。人类如是，其它生物也如是。从定义性的套套逻辑加进局限条件（或验证条件），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理论或假说，是科学，生物中只有人类有足够的智能搞这项玩意。 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的主旨是分析人类为了生存而使用上述的资源的行为，其中最重要、最有趣的一环，是关于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无可避免地会有竞争，而因为有交易（包括讯息）费用的存在，人类的生存机会要看约束这竞争的合约关系是怎样安排的。我提出的经济学中的缺环，是这些合约安排被漠视了。从史密斯到马歇尔，这些安排被注意到，但一知半解，没有详尽或深入的分析。说什么资源使用，论什么收入分配，漠视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大失败。起于六十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由我推出的那一种，是针对这缺环而动工的了。可惜昙花一现，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研究合约的行家选走博弈理论的路，对真实世界的合约安排一无所知。调查与阐释合约安排是极端头痛的事，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可以花上数年工夫而拿不准，不是一个要在大学拿得铁饭碗的助理教授有胆染指的。 让我从一个最简单的假设例子说说经济学的缺环的几个层面吧。让我假设人类的主要资源只有一种：土地。人多，土地供不应求，于是稀缺，竞争使用于是出现。如果这竞争没有约束，弱肉强食，打打杀杀的，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是必然的后果。这消散会导致人类灭亡。没有约束安排的资源公用，或约束不宜，带来的全部或局部租值消散的证据多得很。以产权界定使用，或以等级排列权利，或以法例规限行为，是三种不同的竞争约束，都是减低租值消散的方法。这些都是安排，是人与人之间的合约，虽然不是我们常见的通过律师办理的那种。每种安排都可以很复杂，变化多。历史上，土地产权的演进，最详尽的是英国。等级权利的安排，最值得研究的是昔日的共产中国。法例规限或管制，到处都有，而这些研究经济学者做过很多，虽然不是从减低租值消散的角度入手。 土地实行私人使用，通常是把土地划分，指定某人某户有独享的使用权。这是一种合约安排，在神州大地盘古初开有之。古时，为恐外族侵犯，要鼓励人民附地而生，土地不容许自由转让权。这就是史学家说的封建制度了（是我个人之见，史学家可不是这样看）。中国如是，欧洲也如是。土地使用权的年期可长可短，有永久年期的称fee simple，而永久年期加上自由转让权，称fee simple absolute—这就是西方法律鉴定为完整的私产土地了。如果土地没有永久的私人使用权，其所有权（ownership right）不可能是使用者的私有。然而，只要使用的年期够长，费沙的利息理论说是否永久无足轻重。如果外侵不忧，土地的转让权重要，非常重要。多种理由这里不说，铁一般的证据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个大名鼎鼎的「维新」的要点，是把早就有私人使用权的土地加上自由转让权。这是说，只把土地使用的合约安排修改一处，日本的经济就起飞了。 上述简略地说一下土地的权利安排，是人与人之间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约安排了。这里略说，好叫同学知道，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今天的路，只不过是推断权利划分的合约安排会怎样转变：按照当时的局限转变，中国会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当然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局限转变稳定，国家整体性的合约安排一定会朝着我指定的方向走。当时反对我这推断的师友无数，芝加哥的舒尔兹甚至来信说经济学不可能推断这种事。这些大师们的缺失，是中了经济学的缺环之计，以为制度问题是政治上的事，不了解制度的选择只是选择合约安排，原则上与戴维德的捆绑销售是同类分析。想当年，同意我对中国推断分析的只有同事巴赛尔。我们日夕研讨经济的多方面，他知道我的思维是在经济学的缺环中打转。细读我八一年的「中国」文稿后，他说推断的结论难以置信，而他自己是不相信的。但他说：「反复重读，理论逻辑没有错，一百分，所以一定要发表。」 这里补充一个小秘密吧。当八十年代初期我理解土地承包是怎样的一回事，立刻建议北京容许承包的自由转让，这等于容许土地的买卖了。其实当时我知道，这容许一定会出现，因为局限的现实会促成这项合约安排的修改。这项及其它类似的，使不少人误解，以为北京听我的话。当然不对，但走在时间的前头，以推断作建议提出，中计而把我看作英雄者不少。这样的甜头我吃得不久。可不是吗？近几年我对中国的建议是建议，明里暗里皆非推断，效果彷佛泥牛入海，英雄安在哉？中国今天面对的局限，有国际政治的问题，有压力团体的左右，也有从西方学回来的我不懂的新潮经济学知识，变得太复杂了。未富先骄也是个大问题，而衷心说实话，推断穷人的选择与推断富人的选择，历来比推断不穷不富的选择容易。 这就带来另一个科学问题。科学方法说，推断一个现象的发生与解释一个发生了的现象是同一回事。逻辑上，这观点没有错。然而，解释一个发生了的现象，一般远比推断还没有发生的容易。二十六年前我推断中国经改会走的路，准确得很，算是推断了还没有发生的。然而，在当时，我熟知地球上多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历史，有不少前车可鉴，准确的推断是比较容易的。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目前中国的经济制度，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加上上述的复杂局限，前途的推断远为困难。两年前贝加对中国的前景不看好，是基于德国与日本的经验。他可能对，但中国的经验史无前例，外地的经验作不得准。贝加出错的机会于是增加了。我们当然希望他错。 还是回到土地使用的例子去吧。传统的经济分析，着重于土地，以农业为主，土地与劳力是两种主要的生产要素。古典学派着重于租值与工资的厘定，是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的起点。到了新古典学派，有数学的协助，边际产出下降定律容易处理，资源使用有了均衡点。再跟着是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的分析大行其道。于今回顾，英国的P. Wicksteed应该是此函数的开山鼻祖。 我很少用生产函数，有时避之则吉。这使不少后生小子以为我这个老人家不懂。其实我是懂的，曾经非常懂。一九六八在芝大，R. Fogel正在写他后来获诺贝尔奖的《Time on the Cross》，分析美国黑奴的生计，我替他解决过一个生产函数的问题。那时该函数的英雄是Z. Griliches，也在芝大（后来是哈佛的经济系主任，今已故），跟我很谈得来，指教过我，而他的好友D. Jorgenson从加大转到哈佛后，曾经与我共事过一件反托拉斯案。后者天才无疑问，对生产函数与统计分析的结合令人拜服（此君应获诺奖，还没有）。 前后左右的朋友都是生产函数专家，近水楼台，机会难逢，但我没有「入局」。不是不佩服这些大师，而是当时人民公社在中国搞得如火如荼，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那时我有两个姊姊在中国，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武汉，都是专业人士，但没有饭吃，真的没有。在香港的母亲要按时寄粮食到大陆救济。发生了什么事呢？早一年我写好了《佃农理论》，对中国农业与土地使用的史实知之甚详。人民公社带来的饥荒遍布神州，显然是因为「公社」那种合约安排出了大错。此错也，把什么生产要素放进函数方程式也不管用，挽救中国的唯一办法是把土地使用的合约安排修改，那是要改革中国的经济制度了。是的，说漠视了合约安排这个缺环是经济学的致命伤，不容易找到一个比人民公社更有说服力的例子。但不要忘记，任何合约安排，漠视了，或大或小经济学都有类同的命运。我选走的经济解释的路是经过当年慎重而又深入的考虑。 上述也解释了为什么八十年代初期，见到中国的承包制稍有眉目，我知道土地的合约安排开始修改。重点与中世纪时代的欧洲相若，但中国的势头有别，于是大做文章，推波助澜。也是当时，几位美国经济名家向北京推荐「生产函数」理论，我禁不住痛下批评。 感谢老师艾智仁，是他的影响一九六三我开始重视产权问题，是他的影响我反复重读高斯五九与六○那两篇文章。艾师也推荐一些籍籍无闻的关于不同产权对经济的不同效果的读物，而英国的土地产权演变历史也是他介绍的了。当时艾师极力反对任何博士生以产权为题写论文，理由是题材过于湛深，学子不能应付。但当我决定以产权为题时，他不反对。他很喜爱我提出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作论文题材，但因为绝大部分的资料是日语，我不懂，要放弃。最后选佃农理论动笔，也是以产权的变动为出发点，至于此题发展到合约安排的选择那方面去，是意外的大收获了。 一九七三年，为了逻辑的需要，我把高斯的交易费用广泛伸延，以之包括所有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费用，所以应该称为社会费用（二人或以上成社，后来这交易费用的广泛定义，高斯与佛利民皆同意）。在这广泛定义的思维下，一九八一年推断中国会走的路，我突然察觉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产权及任何制度皆无足轻重（一九九一在瑞典晚宴中遇到阿罗，他提到我这观点，表示同意）。这是说，任何产权制度，包括市场及合约安排，没有交易费用不会存在。这也是说，制度、市场、合约等的安排，皆因有交易费用而起，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要减少这些费用了。一九七四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是重要文章，其中指出租值消散是交易费用的一种。 有另一个重要问题。高斯定律说，如果私产存在，交易费用是零，市场会适当地处理社会成本问题。然而，我说，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不需要有私产，也不需要有市场，所以高斯定律是错了的。这不是说高斯定律的思维不重要—其重要性不减—但该定律之错我要到一九九八才在《交易费用的范畴》一文中写出来。 也是一九八一年，我察觉到一个国家的宪法其实是合约安排。跟着的思维发展，是产权及所有约束竞争行为的措施都是合约安排。同学要知道，经济学（或者是区区在下的经济学）所说的合约定义与法律的不同。后者，当法庭说合约不存在，是说依照法律此约不存在，或不合法。经济学所说的合约，是竞争需要有某些约束，而约束权利划分的是合约安排，有时含意着权利的直接或间接交换，有时只约束行为，有自愿性的也有强迫性的。不要忘记，这里说的竞争是艾智仁思维下的竞争—资源稀缺、僧多粥少的必然竞争—不是经济学课本说的市场竞争。 合约安排的定义于是变得广泛，包括所有约束竞争行为的互相规限，包括不言自明的风俗习惯，而合约可明可暗，起码要有两个或以上的人，某程度要互相遵守。这样看，合约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承诺，不一定需要白纸黑字写下来。也不需要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可以是集体对集体，所以不需要有私产的安排才有合约。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找到一本北京出版的中文书，内容是共产政制下的合约安排。对艾智仁及德姆塞茨提到这个小发现，他们认为不重要，因为不大相信没有私产会有真实的合约。我当时也那样想，但后来这想法是改变了。 上述的广泛合约理念，除了两三篇文章，我很少用上。一则是这理念在行内没有出现过，解释起来很麻烦；二则是多年来，这个广泛的合约理念自己没有足够的掌握。我是要到近几年研究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知道这制度的整体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合约安排，才肯定自己多年来的想法没有错，对经济结构的认识提升了一个层面。 在此之前，我说的合约，通常是众所周知的，在产权有了界定之后的市场交换合约，不是界定权利的那种。这两类合约之间没有清楚的界线，分类处理很不容易。数星期前发表的《经济学的缺环》，内里说的合约安排是市场合约的狭窄理念。这里要向同学们澄清该文，不能不把合约安排的理念广泛地阐释。说过了，不湛深，但很复杂，同学们要细心地推敲，反复地思量。 第四节 以理论解释现象或行为，我不怕湛深，却怕复杂，非常怕。湛深的理论，不管深到哪里，只要逻辑对，总有办法说得够浅白。事实上，自己的经验，不能浅化的深理论，一定错。复杂是另一回事。处理复杂问题是要简化的。简化要用假设来减少或删除，但哪些要删减，哪些要保留，不仅头痛，而一旦选错了，整个分析加不起来。 经济思想史上，天才最高应该是十九世纪初期的李嘉图。此君处理的经济模式庞大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复杂之极。李氏的简化本领令人拜服。可惜的是，今天不少学者认为，除了比较优势定律，李嘉图没有对过一处—我可不这样看，认为他的租值差别（differential rent）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是对而重要的。 像李嘉图那样数世纪一见的天才，处理复杂模式，大手简化也频频闯祸，后之来者学前辈搞简化，容易不自量力了。某些问题，某些现象，世界真的可以很复杂。与湛深不同，复杂得近于无从处理的可能对。爱因斯坦曾经认为上苍造宇宙不可能造得那么复杂，不信「邪」，以致自己后期的思维弄错了。 我崇尚古典经济学派，认为马歇尔的传统非常好。很不幸，这学派落笔打三更，为了简化世界，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更头痛，这传统的理论好些时含意着的，是交易费用不可能是零！后者可见于垄断价格的厘定，机构或组织的分析，甚至市场的存在。高斯一九三七发表《公司的本质》，大声疾呼，指出公司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然而，三十多年石沉大海，要到一九六九我发表《合约安排的选择》，直说是走高斯的「公司」路向，该文才受到注意。这「注意」高斯是不满意的：他认为只是多被提及，影响力半点也没有。是的，自一九七二年起，「公司」的发展走上了「卸责」（shirking）的路，再跟着就是博弈分析了。我知道自己掌握着问题的重心，一九六九起开始调查件工合约，但要到一九八三才以所得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虽云一士谔谔，但到今天该文还是站在那里，分毫不动。一九八四戴维德读该文后，说「公司」是画上句号了。然而，跟着而来的公司分析还是漠视交易费用，不管合约安排。我没有跟进。 说新古典伟大，因为这学派提供一个相当完整而又可用的分析架构。马歇尔之后，这学派的发展带来两项重要的贡献。其一是需求定律搞出了变化，有了深入而又严谨的阐释。其二是成本的概念变得融会贯通，没有沙石，尤其是租值可以作为成本看，而盈利则成为「风落」所得，是无主孤魂。七年前动笔写《经济解释》时，我是本着新古典的架构基础，大幅修改，替需求定律再加补充（尤其是对「量」的阐释），至于成本那方面，概念我尊重，贡献是解决了生产成本的困难，尤其是以租值阐释「上头成本」，把不是成本的历史成本改为非历史的随时可变的成本。 上述可见，择其善者而改进，新古典学派了不起。正如佛利民说的，马歇尔的传统有经济内容。这传统的主要缺失，是交易费用的处理若有若无，一般没有提及，其解释力不能不大打折扣。有些现象，漠视交易费用还可以适当地处理，但另一些就不成了。脱离了农业经济，发展到工商业那方面去，交易费用起码是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说这些费用极其重要不会有多人反对。然而，需要强调的—过后再有解释—是漠视了交易费用我们无从解释任何合约或制度上的安排，经济学的缺环也由此而起。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无疑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前之后没有那么好过。当时英雄云集，几项话题搞得风生水起，而交易费用的研究终于开了头，吵得热闹，是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前身了。六十年代后期，关注这后者的人事有点变动。戴维德退了休，从芝加哥搬到加州，高斯与史德拉留在芝大，德姆塞茨转到洛杉矶加大，而六九年我从芝大转到西雅图的华大去。在华大，我对交易费用与合约安排的研究引起了巴赛尔、诺斯与几位优质研究生的兴趣，组合起来成为后来有人称为华盛顿学派的。无不散之筵席，一九八二我转到港大，跟进中国，与旧师友分道扬镳。想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经济学上的思维我变得如陌路人。不一定不好。走在一起的互相研讨是一种学问程序，离群之马是另一种，可有奇效，而我是惯于独自思考的。 离开华大前一年，为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册子，用上自己一九八三提出的广义交易费用观，在理论那一章我写下这段文字： 「原则上，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市场与有运作无瑕的市场的存在，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假若一切广义上的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消费者的意欲不需要任何费用就可以显示出来，拍卖人和监管者可以免费收集及传播一切生产及消费的讯息，工人及其它生产要素，不费分毫，会完全依照消费者的意欲生产。至于工人（也是消费者）的收入，则可由一个仲裁者免费地按着工人的边际产出、资源的租值等分配，以有经济效率的准则，作出决定。这样推出来的结论，是没有市场—没有价格—也同样可以达到高斯提出的市场运作无瑕的结局。」 这段话，阿罗与高斯是同意的。然而，当年大家忽略了其重要性。如果当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以之为座右铭，以之作为一个套套逻辑的角度来看世事，加进验证条件，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今天我们的所知会不同。无庸讳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溃不成军，术语多多，数学空洞，而「交易费用」只不过是一些无从验证的假说的粉饰之词，自欺欺人，匆匆数十年矣。三十多年前，在美国，同事间知道交易费用这项局限重要，也知道要以之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不容易。说有交易费用与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不同，行为不同，那当然，但其实没有解释过什么足以令人惊喜的。当时我走快了几步，采用可以被观察到的现象来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下，然后推出验证假说。七六年发表的解释优质座位票格偏低的文章，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芝加哥的贝加读到，说错。我问：「错在哪里呢？」「芝大的同事都说你错。」我再问：「有趣吗？」「非常有趣。」再问：「不是验证了吗？」「可能是。」最后我说：「这样的文章一年找不到一篇吧。」 我知道贝加的意思。该文没有数据，也没有统计分析，他于是认为：科学安在哉？是因为这样的分歧，老实说，我对经济现象的推断比一般名家来得准，准很多。何谓量度，何谓验证，其中的科学哲理大家明白，只是有些现象既不容易，也不需要用数据及方程式处理。后来发表美国西区经济学会的会长演辞，讲《交易费用的范畴》，发牢骚，也表演一下。至于《票价》一文，今天不少老外的评价，是经典，前倨而后恭也。 话得说回来，从解释世事的大学问看，《票价》一文是雕虫小技，解释捆绑销售之类也。解释经济体制的整体运作才是大学问。这是史密斯、李嘉图、米尔，马歇尔等人尝试的。我们要把他们的理论与概念改进，不易也不难，得到六十年代多位高人的指导，写《经济解释》时我大致上做了。困难是把交易费用放进去，不是像《票价》那样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而是放进整个经济体制中。这样衡量，我认为八一年写下的上文引述的那段话──说没有交易费用不需要有市场──是重要的起点。 第五节 量度是排列，通常用数字加上定名；精确性不是以数字的大小衡量，而是观察者对排列的认同。数学用的数字，不需要有内容，定名一般不需要。为了要知所指，或要有内容，数字的定名不可或缺。这是实证科学需要的，可惜有时从事者不同意定名的内容。另一方面，量度一定是排列，但不一定要用数字。 实证科学，有解释力的，要通过验证那一关。验证要靠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或行为，或起码原则上可以观察到，然后排列高下，或先后，或大小。不一定要用数字──皆量度也：验证要求的是起码有两点，或两个不同情况。点数太多，数字无限，采用数字就来得方便了。两点又两点又两点地推下去，也是无限，是经济解释的一种比较容易处理的方法，说服力也比较强。 科学验证的基本方法，中学生应该学过：如果说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那么没有乙就没有甲—没有乙而有甲，甲乙之说就被推翻了。甲与乙的变动是需要排列或量度的，不一定要用数字。我与行内朋友对经济解释的看法不同，主要有两方面，一小一大。小的是我认为他们一般没有跟进过量度的哲理。大的是他们不管甲与乙是否可以观察到。我坚持，如果验证假说之内的甲与乙──或甲或乙──无从观察，假说无从验证，解释力是零。靠术语起家的君子不少。术语的创造者容易成名：熊彼得如是，海耶克如是，诺斯如是，威廉逊也如是。不是说他们的「理论」没有道理，或不可信，而是他们发明的术语所说的甲或乙，无从观察，是否真有其物只有上帝知道，于是无从验证。大名如海耶克，对人类的自由作出过贡献，但从科学验证的角度衡量，打分不容易及格。有影响力的不一定是科学；科学不一定有影响力。 让我们回到座位票价那个例子去，因为那是个简单的好示范。三十一年前，我说优质座位的票价偏低，意思是说有优劣二价或多价的座位的演出，一般是票价较高的先售完，而如果黄牛出现，炒的通常是优座，再如果劣座也炒黄牛，其票价升幅的百分比通常比优座的为低。要注意，只为「偏低」下个定义，我集中于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作准，虚无缥缈的一律不谈。 我对优座票价偏低的解释，是如果这些座位不先坐满，演出开场后购买低价劣座的会偷偷地坐到优座那里去。这是说，因为有监管费用（也是交易费用）的存在，让优质座位先满，顾客保护自己的优座权利，监管费用下降，「跳位」（seat jumping）的行为就减少了。这对售票老板的收入有助。 上述是个假说，浅的，虽然要用上好几页纸以逻辑证明，只要跳位的行为随便，就算有不同的需求弹性系数，优座票价偏低也会带来较高的总收益。这种技术性的推论是学生习作，不难也不易。真正困难的地方，是怎样验证上述的假说。 验证的含意是清楚的。如果监管座位（防止跳位）的费用有变，优座票价偏低的情况会跟着不同。但监管费用之变要怎样量度才对呢？为此，一九七五年我花了好几个晚上跑香港的电影院。那时的电影院有上下层之分。上层再分超等与特等，后者较优，而二者皆优于下层的。下层分前、中、后座三种，「前」最劣，「后」最优。上层「特」先满，下层「后」先满，都没有提供监管费用变动的证据。重要是下层的顾客跳位，不能跳到上层去！这是说，层与层之间的监管费用是零。验证含意于是明确：上层座位比下层为优，如果上层先满，我的假说就被推翻了。没有被推翻，假说于是被证实。 这样的验证，一项证实很不错，愈多项当然愈有说服力。找第二项，当时香港有一家电影院与众不同—只此一家。这家有奇特的座位设计：观众入场后，下层的可以在场内走到上层。如获至宝，因为层与层之间的监管费用提升了。跟着的验证含意是：如果这家电影院的上层不先满，我的假说就被推翻了。没有被推翻，于是再证实。（该文还有其它验证，不枚举。） 上文示范，有四个要点，解释为什么我对经济学的看法与行内的朋友不同，也解释为什么我对近二三十年的经济学发展很失望。其一是好些行家认为交易（包括监管）费用难以量度，于是选走博弈理论的路，或创造术语。但严格地说，上文的监管费用是量度了的。没有用数字，但上层下层与一层之内的监管费用是有着明确的排列，正常的人不会不同意。这是量度，也因为众所认同，于是精确。其二是我完全不用术语，验证的变量是实物，大家可以观察到：上层下层、前座后座、先满后满、黄牛炒价，等等，皆可观察。术语可解，但所指的往往无从观察，于是无从验证。其三，虽然原则上理论可以推断或解释还没有见过的现象或行为，但我同意高斯的看法：不知世事，基本上我们无从解释什么。如果当年我不在晚上跑电影院，算天才绝顶，不可能想出验证的方法。最后一点就是经济学的缺环了。座位票价的安排是一种合约安排，是捆绑销售之类的另一现象。经济学者一般对这类现象没有兴趣，使之成为缺环，老实说，是发神经。我对经济解释或推断自成一家，主要是因为喜欢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重视合约安排，久而久之，解释或推断力就进入了另一个层面。我对行内朋友的作品不认同之处，主要是从他们的作品中我看不到解释了些什么。 回头说座位票价一文，余波未了。依照自己的惯例，解释了一个现象之后，要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能推到其它类同或有关的现象去。如果时来运到，这样杀出重围，有机会作出比原来文章远为重要的贡献。于是，在票价一文的结尾，我写道： 「交易费用影响行为，也被行为影响。因此，全面看经济体制，我们必须意识到，经济活动的安排的本身也是选择的结果，与局限下极大化是没有矛盾的。在那困难而又重要的安排选择分析的范畴内，这里提出的座位监管假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考虑层面：减价的方法，可使顾客被利用来约束其它顾客的行为，而减价的损失可能因为交易（监管）费用的减少而得到比损失更多的补偿……面对竞争，一个人的行为往往看竞争者怎样做。价格的厘定是竞争的一种响应，无疑是重要的一种。但不是唯一的响应。如果减价可以导致行为的约束，所有的合约参与者可能获益。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行为的行为，可以简单而又迅速地用减价的方法触发。」 也是在结论中，我举出当年香港置地公司租赁写字楼的例子。他们的经理人在法庭上说，公司刻意地把租金调到比市租低百分之十，希望租客排队等位。他以健康来形容排队（It is the company‘s policy to maintain 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人排队等位，现有的租客会较为守纪律，交租会准时。我也举出当年中菜午餐（饮茶）的例子，等位的人不是在门外等，而是没有礼貌地站在进食者的桌旁。我的解释，是价格略为偏低，让站在桌旁的顾客促使进食者早点离开。 当年本来还要多推一般化，但要发表该文的老编（R. Clower）要求减少字数，草草交出。走了宝，走了宝！后来几位行家重复该说，把减价改为加价，高于市，发明了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