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 第二篇 服务机构中的工作成绩

第二篇 服务机构中的工作成绩 第二篇 服务机构中的工作成绩 在本世纪中，公共服务机构——政府机构和医院、大中学校、军队和专业性协会——成长得比工商企业要快得多。它们是现代社会中成长的部分。而且，在工商企业中，服务部门的成长比作业部门的成长要快得多。但是，服务机构的工作成绩却不能同它们的成长并驾齐驱。服务机构中工作成绩的这种落后——或没有取得成绩——是什么原因呢？服务机构应该怎样管理才能取得成绩呢？ 第十一章 多机构的社会 服务机构是社会的成长部分——工商企业中的服务机构——社会(包括工商企业)依赖于服务机构的成绩——服务机构是管理吗？——服务机构可以管理吗？——在服务机构中取得成绩和成果是例外情况——例外的重要意义——使服务机构取得成绩是中心管理的挑战 工商企业并不是现代社会中的唯一机构，而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也决不是唯一的管理人员。各种服务机构同样也是机构，因而同样需要管理。这些服务机构包括：政府机构，军队，大中学校，研究机构，医院和其它保健机构，工会，大型法律事务所和大型(常常是多国性的)会计事务所这样一类专业机构，专业的、工业的和商业的协会，以及其它许多机构。这些机构全都有着—些执行管理职能的人员。即使他们并不称为经理，而称局长、指挥官、院长、所长等等，但他们正是由于担任管理职务而得到报酬的。 这些机构可以通称之为公共服务机构。它们是现代社会的真正成长的部分。 这并不是说工商企业的权力、强大、成功有所降低，而是说社会中其它的部分、服务机 构这—部分，相对来说，更为有力、更大、尤其是更为重要了。 我们目前所处的是一个多机构的社会，而不只是—个工商业社会。美国大学中有一门课 程在传统上叫做“工商企业和政府” 。这种叫法已经不合时代了，应该叫做“工商企业、政府 和其它机构” 。 企业内的服务机构 工商企业内的成长部分也是它的“服务机构” 。在每—个大型企业中——以及许多相当 大的企业中——参谋人员、研究部门、计划部门、协调员、管理信息系统等这样一些服务集 团和服务部门增加得很快。所有这些部属于服务机构而不属于作业机构。它们同企业的经济 成就和经济成果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们虽然在一个经济机构中工作，但没有一个直接提供 经济成果或独自地取得经济成就。 企业中的这些服务机构当然也有管理人员。他们也必须为取得成就而进行管理。 所有的服务机构的费用都是由经济活动所提供的经济盈余来支付的。 这些费用都是间接费用——或者是社会的间接费用，或者是企业助间接费用。所以，本世纪中服务机构的成长是企业完成其经济任务即产生经济盈余的最好验证。 但是，同十九世纪早期的大学不同，现在的服务机构不是一种奢侈品或装饰品，而是现 代社会的支柱，是大厦的承重部分。如果社会和企业要维持运转的话，这些服务机构必领取 得成就。这不仅因为这些服务机构占用了现代社会的很大一部分支出，如前面在第一章和第 三章指出的，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是用在公共服务机构上的(其它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发达的、工业化的、城市化的社会中每一个公民的生存都依赖于公共服务机构的成就；而且因为这些服务机构体现了发达社会的价值。我们社会的增长了的经济能力和生产率的果实是教育、保健、知识和流动方便，而主要不是衣、食、使。 企业中的服务机构也是——或应当是——大厦的承重部分。 这不仅因为它们的费用日益增大，使得它们必须要做出贡献和成就，而且因为企业依赖于它的参谋服务人员、计划人员、研究人员、信息专家、分析人员和会计师。 但是，服务机构却没有取得给人深刻印象的成就，更谈不上取得占压倒优势的成就了。 学校、医院、大学的规模都大得超过了前一代人的想象。它们预算的增长甚至比规模的增长 更快。但是，在任何地方，服务机构都处于危机之中。在一两代以前，服务机构要有成绩是 被人看作理所当然的；而现在，服务机构由于缺乏成绩而受到各方面的攻击。在十九世纪镇 定自若地而且显然不太费力地进行管理的一些服务机构，如邮局或铁路，目前都深深地陷入 赤字之中，需要巨大的、日益增加的财政补助，而且其服务在各处都愈来愈差。全国的和地 方的政府机构都为了能取得更高的效率而不断地改组；而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在愈来愈厉害 地抱怨政府的官僚主义。他们所讲的官僚主义是指，政府机构的行事是为了其工作人员的便 利而不是为了做出贡献和成绩。这是错误的管理。 最经常对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的官僚主义提出批评的是企业中的经理人员。但是，企业 本身的服务机构决不比公共服务机构的官僚主义少一点。 过去二十年内，在所有的大型公司中，参谋活动、计划部门、协调员以及管理信息系统 像滚雪球一样地愈来愈大。如果用它们获得预算资金的能力来衡量，它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有许多服务机构也的确具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专业知识，拥有一些能力很强的人员，而且生 产出一批批日益增长的文献。但是，它们是否做出了贡献却是不清楚的。更糟糕的是，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我甚至不知道怎样去评价对它们的成绩或怎样去衡量它们的成果——而它们 自己也不知道。 随着参谋服务人员的增长，整个的参谋人员的概念也受到了愈来愈大的攻击。参谋人员 这个概念肯定不符合五十年以前原来这一概念的人的期望——其不符合的程度超过了三十年代新政时期自由积极分子或六十年代肯尼迪当政时期的知识分子对政府机构的期望。 企业中研究活动的增长也许比参谋服务人员更快。 政府资助的大学中和独立研究机构中的研究活动也是这样。人们也从对于研究活动的迷醉中清醒了过来。许多公司花了大量的研究经费，但除了漂亮的建筑物以外，很少有什么成就。更糟糕的是，很少有一个研究部门能够回答“你们作了些什么贡献？”这一问题——而且很少有一个研究部门提出了这一问题。 服务机构是管理吗？ 服务机构本身已开始有“管理意识” 。服务机构日益向工商企业学习管理。管理人员培 训、目标管理以及企业管理的其它许多概念和工具目前在所有的服务机构中已经很普遍。 这是一种健康的迹象。但它并不意味着服务机构已理解自己管理上的问题，而只是意味 着它们开始认识到目前它们还不是管理。 服务机构可以管理吗？ 对服务机构的成绩危机还有着另一种非常不同的反应。愈来愈多的批评者，特别是过去 的那些从幻想中醒悟过来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服务机构从其本质来讲是无法进行管理的，是 不能取得成绩的。 这种看法的最激烈的表现就是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学校的社会。 这种主张最初是由以前当过牧师的伊凡· 伊里奇(Ivan il1ich)提出的，而由教师和教育评论家约翰· 霍尔特(John Holt) 最明确地予以表述1。伊里奇和霍尔特部认为，学校是不能取得成绩并且不能使之取得成绩的。只有废除了学校，孩子才能学到东西。 这当然，又是一种“野蛮贵族”的幻想。社会在不久以前还是“没有学校”的——只不过在；今多世纪以前。关于这个“学校以前”的时期，我们有着大量的资料，例如维多利亚英国早期或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的孩子们的生活和发展的大量调查资料。但这些资料很难使人相信，如果孩子们不受管理不当的学校的束缚，就会有创造性并学到东西。各级学校的确需要进行激烈的变革，但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废除学校” ，而是管理得当、正常工作的教育机构2。 我们根本不可能没有服务机构。 没有丝毫迹象表明现在的社会愿意不要各种服务机构所能提供助服务。那些叫喊着要废除学校的人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那些大声攻击医院的缺点的人需要的是更多、更好的保健服务；那些对政府的官僚主义攻击得最厉害的人，投票支持更多的政府计划。同样的，企业也不能没有参谋服务人员和研究部门准备提供的知识、专长和系统思考方面的贡献。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学习为了取得成绩而对服务机构进行管理。 服务机构是可以管理得有成绩的。 例外的重要意义 服务机构——无论是公共服务机构或企业中的参谋服务机构——能取得成就的是例外而不是常规。但是，的确存在着一些取得成就的例外，而这些例外证明了服务机构是可以取 得成就的。 在第十三章 《一些例外及其经验教训》 中将讨论一些取得成就的服务机构的例子。 但是，我们在这里先提一下某些例子。美国的政府机构在过去四十年中有两个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美国东南部的大型地区发电和灌溉工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特别是在它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早期，在大卫·利伦撤尔(David Lilienthal)领导下的时期以及六十年代管理美国航天计划的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在进行大规模高等教育的大学中，某些新英格兰的“红砖大学”(如希莱德福大学，特别在工程和管理教育方面)以效率高出名。当美国内地城市黑人区的许多学校——也许是绝大多校——的确应该受到废除学校运动的各种批评时，有一些处于最穷困的黑人区(如纽约的南希伦克斯)的学校却在使条件最差的孩子获得基本识字能力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那么， 使典型的服务机构生来就不能取得成绩的是一些什么因素呢？那少数取得成绩的服务机构又做了——或不做——些什么才使得它们能取得成绩呢？这些就是提出的问题，而它们是管理问题。 管理各种服务机构使之取得成绩将日益成为一个发展社会的中心管理的挑战和最大的管理需要。 服务机构除了其特殊使命以外，在其它任何领域同工商企业很少有什么差别。它面临着 类似的——如果不说是同样的——挑战，即使工作富有活力并使工作人员取得成绩。它在社 会责任方面也很少同企业有什么差别。 社会责任这一用语过去专指工商企业同它的环境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 原来的用语是 “企业的社会责任” 。近来的事例表明，服务机构——不论它们是大学、政府机构、学校或医院——在它们同环境和社会的关系上，面临着同样的一些问题。今日最严重的环境污染者毕竟是政府——地方政府及不恰当的下水道工程。在本书后面《对社会的影响和对社会的责任》一节中讨论的一些问题，只要略作变动就可适用于所有的公私服务机构。 服务机构在管理人员的工作和职务、组织设计和结构、甚至在高层管理的职务和结构方 面，同工商企业部很少有什么差别。从本质上讲，这些差别只是名词术语上的差别，而不是 实质上的差别。 但是，服务机构在其“业务”方面同工商企业有根本的差别，在其宗旨和价值双方面有差别，在其目标和对社会所作的贡献方面有差别，在成绩和成果方面也大有差别。进行管理而使之取得成绩是服务机构同工商企业有重大差别的一个领域。 我们还没有一个包括服务机构在内的连贯的有关机构及其管理助理论。 同过去七十年中企业管理方面所作的工作相比，在服务机构管理方面所作的工作还很少。我们迄今只能说是有了一个初步的轮廓。 我们已了解到服务机构为什么难于取得成绩。我们也能够确定，为了克服服务机构取得成绩和成果的先天性困难需要做些什么。 第十二章 服务机构为什么不能取得成绩 三种流行的解释——服务机构不是企业经营式的——服务机构需要更好的人员——服务机构的成果是无形的——这三者都是借口而不是解释——什么使得服务机构不同于企业——预算引起的偏差——在以预算为收入基础的机构和部门中成绩和成果意味着什么——挣得的收入和应得的收入 对于服务机构普遍地未能取得成绩，有三种流行的解释， ——它们的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经营式的； ——它们需要更好的人员； ——它们的目标和成果是无形的。 这三者都是借口而不是解释。 一、人们一再地说，只要用企业经营式的方法来管理，服务机构就会取得成绩。 法王路易十四的大臣科尔伯特(Colbert)首先把非工商业的服务机构难于取得成绩归咎于这种缺乏企业经营式的管理。在西方首先创建了现代公共服务机构的科尔伯特一直在敦促他的官员们要成为企业经营式的。目前，商会、总统制和君王制下的各种委员会、共产党国家中的部长等每日在重复这种呼吁。他们全都说，只要服务机构的管理人员像工商人士那样地行事，就会取得成绩。正是这种信念形成了目前服务机构中的管理热潮。对于服务机构的病症来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诊断，而要它成为企业经营式的则是一种错误的处方。 服务机构之难于取得成绩，正因为它不是企业。在一个服务机构中企业经营式就意味着 控制成本。但是，企业的特点却是通过成绩和成果来控制。服务机构所缺少的是效果而不是 效率。效果不能通过企业经营式，即提高效率而获得。 当然，所有的机构都需要有效率。在服务领域中往往缺乏竞争，因而服务机构不象企业 在竞争性市场(以及甚至在独占性市场)上那样存在着外加的或内在的成本控制。但是，服务 机构的基本问题不是成本高，而是没有效果。它们可能效率很高——有一些也的确效率很高， 但它们却不是做该做的事。 正由于认为服务机构只要是企业经营式的就会取得成绩， 于是有人建立了许多像独立的公共公司那样的服务机构——这种企图也可以追溯到科尔伯特及他建立皇家专卖公司的时期。这样做在摆脱琐碎的行政机构管制方面有其效果，但很少能达到它想达到的主要效果——取得成绩。成本有可能降低(但也不一定。例如，把伦敦的运输业和英国邮政业建成独立的企业似的公司，因而工会的压力大为加强，使得成本猛增)。为了达到机构的宗旨所必需的各项服务却可能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被削弱或减掉。 企业经营式的公共服务机构的最恰当的和最坏的例子是纽约港务局。 该局成立于二十年代，管理纽约港的两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地区的所有大小车辆的交通运输。该港务局从一开始就决心成为企业经营式的。该局的桥梁、隧道、船坞、码头及稍后的机场工程都很出色。它的建筑成本是低的并且在控制之中。它的财务状况很好，因而始终能以最有利的利率借到款项。它的目标和宗旨就是企业经营式的——首先由它在银行中的地位来衡量。虽然它的桥梁、隧道和机场导致了纽约街道上的大量交通量，它却不理会纽约市区的交通政策。它不问一问“我们为谁服务？”这个问题，而坚持认为这个问题是政治性的和非企业性的。其结果是被人看作是造成纽约交通运输问题的罪魁祸首。当港务局需要帮助时，例如它为纽约急需的第四个机场寻找地皮时，它发现除了银行以外，没有一个人支持它。纽约港务周围而也变 得政治化了——在效果上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也就无所谓效率了。 二、要有更好的人员的呼声也许比科尔伯特时期还要早。在最早的中国有关政府的书籍中就能找到它。美国的所有改革家，从内战以后不久的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到今日的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一直在这样要求。他们全都认为，政府机构中所缺少的就是更好的人员。 服务机构正好像企业一样， 不能指望用超人或驯狮者来充实它的各种管理职位和行政职 位。要配备人员的机构太多了。期望世界上每一所医院的院长是一个天才甚或是一个伟人是 荒谬的。如果服务机构不能由正常的人而由才能相当低的人来经营和管理，换句话说，如果 我们不能把工作组织得使努力工作的人能够胜任的话，它就根本完不成任务。 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服务机构中的各种管理职位或专业职位上所配备的人员在品质、 能力、正直或勤劳方面较管理企业的人员为差。另一方面，也没有理由认为企业经理在管理服务机构时会比“官僚”干得更好。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经理自己很快就成了“官僚”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有许多在自己的公司中取得了很好成绩的美国企业的经理人员转入政府工作，其中有许多人很快就成为官僚。人并没有改变，但是他们在企业中能够取得成绩和成果，而在政府中他们却发现自己主要在生产一些和官样文章——因而深感不安。 说明服务机构所需要的是更好的人员这一论点没有什么根据的更好例子是法国政府机构。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法国那样为它的政府高级职位配备这样的精选人才。法国政府机构中 有影响和重要的职位是专为法国最有声望的学校——技术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保留的。但是， 法国政府机构虽然有优秀的技术学院毕业生来管理，其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却是很少政府机 构能与之相比的。政府官员 ．． 假公济私是法国最尖锐的讽刺材料——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是谁，只要他曾经试图使法国政府机构取得成绩，都完全了解这一点。可是，这些工艺技术学院毕业生本身却并没有成为官僚。他们在进入政府机构二十年以后升到了上层，绝大多数通常都转入一些法国大公司中担任高级职位，一般都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技术学院毕业生可能不会使每一个人都喜欢。他们有一种学识出众的样子，自高自大， 有些狭隘，相当自命不见。但是，法国政府机构的问题肯定不在于缺少好的人才；即使有了 更好的人，也不大会发生任何事情。问题在于制度而不在于人。 三、有关服务机构设有取得成绩的最后一个解释最为复杂，而且初看起来最有道理，这 就是：服务机构的目标和成果是“无形的” 。这至多只能说是说对了一半。 对于一个企业和一个服务机构来说， “我们的企业是”什么的定义始终是无形的。西尔 士—罗贝克公司说“我们的企业要成为美国家庭的了解情况的采购员” ，是无形的。马克斯—斯宾塞公司说“我们的企业要推翻英国的阶级制度” ，是无形的。维尔在贝尔电话公司说“我们的企业要为顾客服务” ，听起来像是唱高调。初看起来，这些讲法似乎不能翻译成业务上的用语，更谈不上翻译成定量的用语了。日本索尼公司说“我们的企业从事于电子信息业” ，正好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把它的企业解释为从事于信息处理一样，都是无形的。但是，正如这些企业所表示的，从这些无形的定义导出具体的、可以衡量的目标并不是太困难的。 一个教会的目标是“拯救灵魂” ，这一定义是无形的。至少不是完整的收支账目。但到教会的人数是可以计量的。还有， “使年青人返回教堂”的人数也是可以计量的。 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格” ，的确也是无形的。但是， “在一个孩子读完三年级时使他学会读书”却决不是无形的，而是可以相当精确地予以衡量的。 “废除种族歧视” ，也很难说是一种明确的业务性定义，更谈不上衡量了。但是，增加 建筑业中黑人的学徒人数却是一个数量目标，其达到与否是可以衡量的。 “一个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无形的。但是， “每五年创造出十万个工作岗位”或“每年建造四万个居住单元”却确实是有形的。 无论是企业或服务机构，除非制定一些特定的、限定性的、明确规定的目标，否则不可 能谈什么成绩。只有规定了目标以后，才能为达到这些目标而分配资源、确定优先顺序和完 成期限，并指定某些人员对其成果负责。但是，有效工作的出发点是规定一个机构的宗旨和 使命，而宗旨和使命总是无形的。 “我们的企业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模糊而容易引起争论的，对于一个服务机构来说，也是这样。正如前面讲过的，在找到一个可行的定义以前，必须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服务机构有许多需要关心的对象。学校必须予以极大关心的不仅有孩子们及其家长，还有教师、纳税人以及整个社会。同样的，医院必须满足病人的需要，但也要满足医生、护士、技师、病人家庭——还有纳税人，在美国还必须满足通过医疗保险来资助医院的雇主和工会。但是，企业要关心的对象也很多。正如前面讲过的，每一企业至少有两种不同的顾客，常常还要多得多。还有职工、投资者、整个社会以及管理当局本身都是关心的对象。 预算引起的偏差 服务机构同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别在于服务机构获得收入的方式。 除了垄断企业以外的工商企业的收益来自对顾客的满足。 工商企业只有当它们提供出了顾客需要并愿意用购买力交换的东西，才能得到收益。因此，顾客的满足是保证一个企业获得成绩和成果的基础。 作为对比，服务机构一般是由预算拨款获得收入的。这意味着，它们并不是由于纳税人 或顾客认为它们提供了成果或成绩才获得其收入。它们的收入是从总的收入来源中拨给的， 这个收入来源与它们所做的事无关，而是通过税捐等获得的。 这种情况对于企业内部的服务机构和公立学校这样的服务机构都是适用的。 企业中的参谋部门一般并不是由于其成果而获得收入的，甚至也不是按照其顾客(即各种管理人员)使用它的程度而获得收入的，而是由间接费用分摊即预算来获得收入的——这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避免的。企业中的服务机构同公共服务机构有着同样的特点和行为这一事实表明，造成差异的并不在于是不是企业，而在于获得收入的方式。 此外，典型的服务机构——包括绝大多数企业中的服务部门——还拥有垄断权力。预定 的受益人没有其它选择。绝大多数服务机构拥有的权力超过了绝大多数垄断企业所享有的权 力。 我如果对地方电力公司或电话公司的服务不满意， 我无法从其它地方去获得电力或电话服务。如果我选择不用电力或电话，我就无需付款，而仍可生存下去——虽然这种自由愈来愈只是理论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服务机构来说却并没有这种选择的可能。顾客无论是否使用，都必须付款。支持着服务机构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它征收费用并不是由于提供了服务，而是由于要支持一个政府机构。 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服务部门也有着强制性的垄断权力。业务经理知道，对他们的评价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同参谋服务部门的合作如何，他们很少被允许不使用本企业的参谋服 务部门而到企业以外去获得咨询和专业知识。 美国的家庭不论有没有学龄儿童，都必须为公立学校付款。家长如果认为公立学校对自 己的孩子不合适或不能令人满意，可以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公立学校而送入私立学校或教会 学校，但是仍必须为公立学校而纳税。 由预算拨款来获得收入这一点改变了成绩或成果的意义。在以预算为收入基础的机构 中，成果就意味着更大的预算。成绩就是维持或增加自己的预算的能力。通常所理解的成果， 即对市场的贡献或达到某项目标的成绩被置于次要地位。以预算为收入基础的机构的首要考 验及其生存的首要条件是获得预算。而预算从其本身定义来说，不是同贡献而是同好感有关。 当效率成为一种罪过的时候 效率和成本控制虽然很受人们的赞赏， 但在以预算为收入基础的机构中并不真正被看成是一种优点。一个以预算为收入基础的机构的重要性基本上是以它的预算的大小和人员的多少来衡量的。因此，以较小的预算和较少的人员而获得成果就不算是成绩。它实际还会危及服务机构。如果不把预算花光，那就只是向制定预算的人——不论是立法机构或一个公司的预算委员会——表明，可以放心地削减下一个会计期间的预算。 三、四十年以前，人们认为以下现象是俄国计划制度的特点和它的主要缺点，即苏俄的 经理在计划期间快结束时就把拨给他们的全部款项拼命地花光，因而造成很大的浪费。而现 在，由于各地都有许多以预算为收入基础的机构，这种毛病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预算为 收入基础的机构的经理人员在年终所感到的这种压力，肯定是造成美国防务努力中许多浪费 的原因。 “争取预算”即大大低估总成本以便使一项新计划或新获得批准，也成了以预算为收入基础的机构的固有现象。 “帕金森定律” 讽刺了英国海军部和英国殖民事务部， 它们的工作和作用减少得愈是快，即英国海军和大英帝国愈是收缩得快，它们的人员和预算的增加就愈是快。帕金森定律把这归咎于人类的劣根性。但是，对于一个依赖于预算的人来说，这完全是自然的行为。因为他们的成绩和重要性归根到底是由预算来衡量的。 获得预算同以效率作为成绩的测量标准是不相容的。其结果是，主管人员被微妙地鼓励 着不要以低成本和高效率去做工作。而且，如果他们以低成本和高效率去做工作，事实上还 会受到惩罚。他们一直在被鼓励着去“争取预算” 。而这些都是以预算为收入基础的结果。 但是，依赖于预算拨款对效果造成的危害甚至还要大。它使得提出关于服务机构的业务 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带有危险性。这个问题始终是有争议的，而有了争论就可能得不到支持。 因此，以预算为收入基础的机构都回避这个问题。从最好的情况来讲，服务机构只有通过对 公众和自己隐瞒真相才能获得效果。 例如，美国农业部从来不愿问一问它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农场生产率还是支持小农场。多 年以来人们已经知道，这两个目标并不象原来设想的那样是一致的，而且愈来愈不相容。但 是，如果承认这一点，那就会引起争论而危及农业部的预算。其结果是，美国的农业政策是 在只能(可怜地)叫做公共关系运动即表示出对小农场主的支持上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而农业部的有效活动——而且的确是很有效的——却是导致消灭小农场主而代之以生产率更高的“农业企业” ，即作为一个企业而不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经营的大型的、高度资本化和高度机械化的农场。这项重点可能是正确的，但却不是建立农业部的本意，也不是立法机构批准农业部预算所期望的。 欧洲共同市场目前的农业政策面临着同样的左右为难的问题一—而它也试图以金钱代替政策，以公共关系代替成绩来回避这个难题。 美国的社区医院不是政府办的而是私人办的，虽然是非盈利性的。但它正如各处的医院 一样，在使命和宗旨上也存在着混乱，因而损害到效果和成绩。 医院是不是应该实际上成为医生施诊的场所——像绝大多数老一辈的美国医生所认为的那样？它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社区的保健中心？它是应该集中精力于一个社区的主要保健需要呢，还是应该力图与每一项医学进步并驾齐驱， 而不管医疗设备成本多高，使用率多低？它应该集中精力于社区的预防医疗和保健教育上吗？或者它应该集中精力于恢复已受到损害的健康？ 上述有关医院业务的每一种主张都有理由。每一种主张都值得听取。有效的医院肯定应 该有多项目标并在各项目标之间维持平衡。但是，绝大多数医院所做的却是假装认为上述问 题并不是一些需要做出决定的基本问题。其结果，正如所预料的，是造成了混乱，并损害到 医院执行任何一项职能和实现其使命的能力。 一个企业中的服务部门也存在着这种回避有关职能、使命和目标的争论的倾向。 人事部门的首要职能是不是使公司的人力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或者， 人事部门是一个福利部门和保姆？人事部门的宗旨是使职工接受公司的政策、规则和规定吗？或者，它的宗旨是帮助制定出对职工有意义并能使职工得到成就和发展的组织结构和业务结构？所有这些都是人事工作的规定的定义。每一项都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有效的人事部门的基础。但是，我所知道的人事部门实际上没有一个愿意正面地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会引起争论。其结果是，人事部门对不同的对象谈论不同的事，因而没有效果并造成烦恼3。 由于服务机构依赖于预付拨款，因而无法确定优先顺序和集中精力。但是，如果不把稀 缺的资源集中于少数的优先项目，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绩。 一家鞋子制造商如果占有工作鞋市场的百分之二十二，可能是一家有利润的企业。如果 它能够把它的市场份额提高到百分之三十， 特别是如果它所经营的鞋子品种的市场在扩大时，它的确就干得很好了。它用不到去多关心向其他人购买工作鞋的那百分之七十的用户。至于时式女鞋的消费者，它根本用不到去关心。 与此相对的是一个以预算为基础的机构的情况。为了获得预算，这个机构实际上需要同 它稍有些关系的每一个人的批准或至少是默认。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百分之二十二的市场份 额完全能令人满足了；而对于一个以预算为基础的机构来说，其对象中有百分之七十八—— 甚或小得多的一个比例——的人不予支持，就绝对是致命的了。如果它的对象中有百分之二 十二的人并不积极支持，它也许还能存在下去；但是，如果它不能获得较多的人支持或至少 默认，那它就要认为自己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了。而这就意味着服务机构不能集中精力，而 必须努力去讨好每一个人。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美国大城市中的警察部门。 它知道自己应该优先关心的是什么。 例如，在住宅区，首要的是保证街道上的安全。这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所需要的主要是增加巡逻警察的人数。在城内的贫民区，首要的也许是保证住宅中的安全，即防止强奸、抢劫和偷盗。达到这个目标要难得多，特别是在拥挤的住宅区，有着大量的吸毒成瘾、需钱如命的人，更为困难。但是，在这个目标方面也可以获得可以衡量的进展。可是，一个宏太太打电话来了，说在她房子外面的树上捉到了一只猫，又有一位可敬的房主把自己锁在屋外了，需要警察来帮他开门。还有一位房主抱怨隔壁邻居吵闹，等等。每一个接到这种电话的警官都知道他应该这样回答： “我们是为大众服务的，不是为私人服务的。 ”但从来没有人这样回答。如果真的这样回答了，这位老太太立刻就会给她选出的市议员打电话抱怨说，她是一个纳税人，却一直得不到警察局有礼貌的接待。其结果是，全国的每一个警察局，虽然知道什么是应该优先注意和集中其有限力量的，却不得不分散其力量——的确，它也没有其它的选择。而这就意味着，在城郊住宅区的街道上和贫民区的住宅内都不能保障安全。 最后，由于服务机构是以预算为收入基础的，就使得它更难于抛弃错误的、老的、陈旧 的事物。其结果是，服务机构甚至比工商企业有着更多的难于解脱的内在的缺乏活力的作用 力。 没有一个机构愿意放弃它已经做的事。工商企业也不例外。如果一个机构是由于它的成 绩和成果才获得收入，因而要受到成绩的检验，则无活力的、陈旧的东西迟早将被顾客淘汰。 而在以预算为收入基础的机构中却不存在这种约束。相反的，这种机构所做的事总是被认为 有益的、符合于公众利益的。 由于加倍努力反而缺乏成果，因而诱惑力很大。更准确地说，因为没有成绩就把预算加 倍的诱惑是巨大的。最大的诱惑是，责备外界愚蠢或反动阻挠，而把缺乏成果看成是自己正 确的证明和坚持自己正确工作的理由。 使没有活力的事物持续下去这一倾向决不限于公共服务机构， 在当今大企业中的服务部门中也同样普遍。组织计划员、电子计算机专家或运筹学家全都争辩说，业务经理对他们服务项目的抵制，就是他们的服务的必要性的首要证明和他们的“传改式的努力”必须加倍的 理由。当然，这种争辩有时是有道理的。但更经常的是，它使得无法把努力集中于需要并可 能取得成绩和成果的领域。 所有的服务机构都受到这样一种倾向的威胁，即墨守过去而不是摆脱过去，并把它们最 好和最能干的人用于保卫那些已没有意义或不能为宗旨服务的事情上。政府机构特别容易犯 这种毛病4。 传统的政治理论是以这样一条公理为依据的，即政府的职能是永存的。有一项几乎具有 教理力量的潜在信念，即无论政府做什么，都是为着所有各个时期的。可是，政府所做的也 是一种人的活动。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除了人的生理的和精神的功能，迟早总会变成陈旧的。 今日政府的正常规则，正如所有其它各种机构的正常规则一样，不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 们将一直做下去” ，而是“无论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很可能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就将列为放弃的对象” 。 挣得的收入或应得的收入 人们将按照他们得到的报酬来行事——这报酬或者是金钱和提升，一枚奖章，上司的一张签名照片，或在肩膀上亲热地拍一下。这是最近五十年来行为心理学家教给我们的内容之一(但在此以前，我们也并不是不知道)。如果一个企业或机构要通过其成果或成绩来获得收入，而当顾客对其成果或成绩感到不满足或没有兴趣时会拒绝支付，那么，这个企业或机构就会设法去挣得其收入。如果一个机构是由预算来付钱的——或享有垄断的权力，顾客没有其它的选择——那么，它的报酬就是它应得的，而不是它挣得的。它是由于好心意和“方案”而得到收入的。它是由于没有疏远重要的对象而不是由于满足了某一个集团而得到收入的。它获得收入的方式使它发生了偏差，把成绩和成果解释为会产生预算的，而不是做出贡献的。 这是以预算为收入基础的机构的固有特点。令人十分惊奇的是，它竟然没有引起经济学 家的注意——也许由于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意识到目前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百分之五十不是用于企业即由于成绩和成果而取得收入的机构，而是用于那些由于诺言或至多是由于努力而取得收入的服务机构。 以预算为收入的基础不一定是坏的或不可取的。自筹给养的军队，如十五世纪时的欧洲 军队或传统的中国军阀的军队，就不断地从事于战争，恐吓他们本国的居民，依靠抢劫掳掠 来维持。这样的军队永远不能成为政策的工具。用税收来维持行政控制和防务预算，正是为 了使自由企业免受战争的灾祸。 同样的，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服务部门也必须由预算来拨款。这是一个研究部门取得收入 的唯一可取的基础。如果一个研究部门要由其成果来取得收入，如某些企业试行过的，以研 究部门出售它提供的新产品或新程序的特许权形式来获得其收入，造成的偏差肯定比由预算 来拨款还要大。它很可能把资源从研究工作转移到小玩意的发明上去。而同样肯定的是，预 算拨款促使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增加研究人员数量，提出一批无法实现的研究计划，并抓住一 些不能产生成果或已被证明没有生产力的计划不放。 由预算拨款来取得收入，无论它怎样必要甚或怎样可取，总会造成偏差。(由努力来取 得收入，如医院或大学由成本而不是由成果来取得收入，也同样会造成偏差。) 在许多情况下，也许是绝大多数情况，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它能加以限制、节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能予以抵消。 第十三章 一些例外及其经验教训 一些例外： 贝尔电话公司；十九世纪的美国大学；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明治时期的日本——市场方法和“社会主义竞争”——市场的限制性——单有“公共政策”是不够的——有关老的、陈旧的和元生产力的事物这一特别问题——过去的成就的危险 服务机构中只有极少数的例外才能取得效果， 但其意义却同极大多数服务机构只能产生出一些官样文章同样的值得重视。因为，这些例外提出了一些经验教训。它们表明，在服务机构中是可以取得成绩的——虽然决不容易。它们表明，各种不同的服务机构能够做和必须做哪些事情。它们表明有哪些限制条件和陷阱。但是，它们还表明，服务机构的管理人员只有敢于做出冒风险的决策并提出他的机构是什么、将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才能做出不寻常和有争议的事。 贝尔电话公司 第一个并且也许是最简单的例子是贝尔电话公司。电话系统是一种天然垄断。在一定的 地区内，电话公司必须有一种排他性的权利。任何一个电话用户要求于公共电话服务业的是 要能给所有的其它电话用户打电话，而这就意味着一个垄断的服务业有着地区上排他性的权 利。当整个国家或整个大陆事实上成为一个电话系统时，这种垄断就扩展到愈来愈大的地区。 一个个人也许能够不用电话——虽然在当今的社会中将极为不便。但是，一位自由职业 人士、一位商人、一个事务所或一个企业必须有电话。住宅中的电话也许可有可无，而业务 上用的电话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前面讲过的，西奥多·维尔在本世纪初期就看到了这点。他还看到，美国电话公司正像其它所有工业发达国家中的电话公司一样，很容易被政府接管。为了防止被接管，维尔 深入思考了电话公司是怎样一个企业以及应该是怎样一个企业，并得出了他的那个有名的定 义： “我们的企业是服务性的。 ” 有关电话公司的这个定义使得维尔能制定具体的目标， 并用有关企业是什么和应该是什 么的定义来制定衡量成绩和成果的标准。他制定的顾客满足的标准和服务满足的标准事实上 造成了全国各地区的电话经理之间的竞争。这些标准成为对各个电话经理进行衡量和付给报 酬的标准。其结果是，美国电话公司虽然从性质上讲是垄断性的，其各个经理却被指引向取 得成绩和成果。 维尔的解决方案维持了半个世纪以上。直到严重通货膨胀的六十年代以前，贝尔电话公 司持续地在降低收费的情况下改进业务。 维尔还做了一些在当时看来更为超出常规的事(而且，即使目前来看，一般也会认为越 出了常规)。他为贝尔电话公司认定其服务对象。管制机构即各州的公用事业委员被当时正常思想的工商界人土认为是“恶毒的社会主义”和“敌人” 。而维尔却认为公众实际上是电话公司的合法的服务对象。所以，使管制机构发挥作用是电话公司的任务。他努力思索这些服务机构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如果美国的公众不是感到这些管制很好地执行了它们的任务，贝尔电话公司无疑早就被国有化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不是由于维尔以及他承认管制机构是一个独特的服务对象，美国的公共服务委员会也永远不会获得发挥作用的能力和理解它自己工作的能力5。 英国的大学 现代美国大学从 186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建立过程也表明如何能使服务机构取得成绩。美国大学在这一时期的出现主要是少数人的努力。这些人有：安德鲁，怀特(Andrew W．White，1868—1885 年任康纳尔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W．Eliot，1869—1909 年任哈佛大学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1876—1901 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189l 一 1913 年任斯 坦福大学校长)，威 廉 · 雷尼· 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 1892—1904 年任芝加哥大学校长)，以及尼古拉斯· 默里· 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 1902——1945 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这些人全都有一种共同的认识： 传统的学院——主要是十八世纪训练传教士的神学院——已完全陈旧、无效、没有活力。这种旧式学院正在迅速趋于消失。美国于 1860 年在学院中就读的学生人数比四十年前人口少得多时的学生人数还要少得多。这些创立新型大学的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创建一种新式的教育机构，一种真正的大学。他们全都认识到，欧洲的大学，特别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德国的一些大学，虽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这些新创立的大学必须是具有美国特点的大学。 但是，除了这种共同的信念以外，在一个大学应该是什么以及它的宗旨和使命是什么的 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极为不同。 哈佛大学的埃利奥特认为，大学的宗旨是培养出一批具有独特风格的领导集团。哈佛大 学虽然本来是为“正派的波土顿人”而创办的，但是埃利奥特却不想把它办成是这些波士顿人的地区性大学，而要办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学。同时，哈佛大学又要在波士顿和新英格兰恢复道德名流的统治地位。这种道德名流指的是请教徒这些“上帝的选民”及其继承者，美利坚合众国早期的联邦主义者领导人、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特勒认为，大学的职能是把理性的思考和分析系统地应用于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教育、经济、政府、外交。芝加哥大学的哈珀也抱有同样的见解，虽然程度略差一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吉尔曼认为，大学是高级知识的产生地，该大学原来只限于高级研究，不从事普通的大学教育。康纳尔大学的怀特的目标则在于培养出一个受过教育的公众，等等。 这些人中的每一位都知道必须作些妥协，都知道他必须满足许多对象和公众，而他们对 大学的看法是极为不同的。例如，埃利奥特和巴特勒都必须在原有的、老的基础上来建立他 们的新型大学(其他人则可以从头做起)，因而必须满足——或至少安慰——原有的校友和教 职工。他们全部充分意识到必须吸引和保持财政资助。 埃利奥特坚持“道德领导”并首创了毕业生安置办公室，为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在各处特别是企业界谋求高薪职位。巴特勒则意识到哥伦比亚大学创办较迟，当时的百万富翁慈善家已被它的竞争对手笼络过去(如洛克菲勒被芝加哥大学笼络过去)，于是他在大学中首创了公共关系办公室，设计出一套同中产阶级联系并获得其资助的办法，这些办法绝大多数都成功地实现了。 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强调他为大学的宗旨和使命制定的定义。 这些定义在这些首创人的身后并没有再持续下去。例如，即使在埃利奥特和巴特勒的终生前，他们创办的大学已不受职能是使私营企业在“自然”垄断因而竞争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条件下为公众利益而发挥作用。这些机构一般有三种职能：在某个服务领域中维持尽可能可行的竞争，保护公众免受“天然”垄断企业通过对价格和服务标准的控制而造成的剥削，限制铁路、航空公司、电力 公司或广播公司这些“天然”垄断企业的收入为资本成本的“合理报酬” 。这样， “管制机构” 试图在不受控制的私营垄断企业和同样不受控制的政府垄断企业之间找出一条第三条道路。 在联邦和各州都没有管制委员会，其成员或由政府指定(如全联邦的委员合)或由选举产生(如 许多州中就是如此)。他们控制，在目标和优先顺序上都发生了变化。在本世纪中，所有这些大学——以及其它许多大学，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其它一些主要的州立大学——都汇合成为一种共同的类型。 现在，这些大学都成了“多科大学” ，彼此很难区别。但是，创建人留下的影响还没有 被完全消除。在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时期主要从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教职工中选拔顾 问和决策者，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新政当然要把理性思考和分析应用于公共政策和公共 问题。三十年以后，肯尼迪总统当政时期以杰出人物的“风格”为基本信念，自然会转向哈 佛大学去选拔人才。 美国在 1860 年时很少存在着什么高等教育，仅有的一些高等教育也不为公众所信任和 支持。到 1900 年时，美国的大学已建立起—种领导地位，是一个主要的权力中心，是一个智力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权威。1860 年时，美国青年在高等学院中的比例小于任何其它主要国家，而到 1900 年其比例已高于其它主要国家，并打下了大规模高等教育的基础。1860 年时，美国在学术成就、研究和科学方面依赖于欧洲，当时在这方面有成就的美国人(如历史学家弗兰西斯· 帕克曼， Francis Parkman， 哲学家埃默森， Emerson， 或物理学家约瑟夫· 亨利， Joseph Henry)都同大学没有什么联系。到 1900 年，美国在学术成就、研究和科学方面既有成就，又有自信心。在智力和科学上有特出成就的人(如哲学界的威廉·詹姆土，William James，教育界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历史学界的查尔士·比尔德 Charles Beard 和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Turner，物理学界的艾伯特·米切尔森，A1bert Michelson)全都是大学中的成员。而且，1900 年的美国大学是独特的美国机构，尽管有许多教授是从德国的研究院毕业的，或经常有人对牛津大学的风尚发出赞叹之声。 最重要的是，美国大学取得这样的高效果和高成绩的基础在于，明确地从事于具体规定 的宗旨和使命。 利连撒尔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 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美国中南部的一个综合性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是一个不同的但同样有教育意义的例子。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建立于新政时期，目前已不再是一个争论的对象。它只不过是另一个大型电力公司，只不过是政府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的。但在其早期阶段，四十年以前，并不是这种情况。当时，它是一个口号，一种战斗的呼声，一种象征。不论是它的朋友或敌人，有的人把它看成是美国电力国有化的有力工具；另有些人则认为可以借此回复到以廉价动力、政府仁政、免费肥料为基础的杰弗逊的平均地权论去；还有些人则主要对防洪和灌溉有兴趣。 由于有着各种互相冲突的期望， 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第一任局长阿瑟· 摩根(Arthur Morgan)，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弄得错误百出。他由于未能深入思考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应该是怎样一个机构以及如何平衡各种不同的目标，以致一事无成。最后，罗斯福总统不得不用一个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年青律师，对管理工作很少经验的大卫·利连撤尔来代替他。 利连撒尔面临着对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下一个定义的需要。他得出结论说，其首要任务是 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电厂并向缺电地区供应大量的廉价电力。他决定其它的目标都要从属于 这个首要目标，这个首要目标应占优先地位。现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还达到了其它许多目 标：防洪、灌溉渠道、生产肥料甚至包括地区综合发展。但是，正是由于利连撤尔坚持要明 确规定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任务并确定其优先顺序，才使得它今天受到大家，甚至包括它在 四十年前的死敌的赞扬。 明治时期日本的经验教训 服务机构取得成就的最重要例子可能是日本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在 1868 年所谓明治维 新以后的发展。三十年以后，日本从一个极为贫穷并大部分是农民、深受阶级和等级束缚的 国家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一个能打败帝俄的军事强国，一个世界贸易中的重要因素。而且，它成为实际上消灭了文盲的第一个国家。 带头实现明治维新的政治家、爱国者和工商界领袖只不过是极少数杰出的人物，在领导 集团中也只占少数。工作则由普通的、有能力的、艰苦劳动的人来做。他们取得成功的原因 是明治时期的这一代入决心深入思考他们要达到的目标，确定优先顺序并集中精力于优先的 事物。 明治维新的宗旨是在一个由西方帝国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中保持日本的独立和日本的文化及传统。这些目标被概括为一句口号： “富国强兵”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普及教育并统一全国的行政和司法。明治时代人们集中力量要做的重点是五项目标：经济发展，建立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扫除文盲，统一地方行政，强有力的专职司法。 人们可以对确定的这些重点表示不同意——有许多日本的以及外国的批评家就表示不同意。例如，在改善农民生活或在强化工业化的变革中缓和贫困方面就做得很少；也很少考 虑使具有高度文化的新的日本中产阶级能实行自治。明治时期的人们也意识到这些缺陷，但 是他们有意识地决定必须有重点，深入思考什么是重点，然后把有才能、勤劳而爱国的人民 的力量集中于这些重点。 还有其它一些例子。例如，威廉·冯·亨保特(Wilhelmvon Humboldt)在德国被拿破仑打败的黑暗时期创建的柏林大学，就可以表明大学取得的效果。另一个例子是以前讲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新英格兰的一些“红砖”大学。这主要是由于杰出的经济学家莱昂纳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深入思考了目标和重点的结果。还有前面提到的供贫苦儿童学习的纽约市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学校。教育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丹麦主教尼古拉·格伦德维希(Nikolaj Grundtvig)几乎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就想出的国民高等学校。这种高等学校不仅成为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向典型民主制进展的基础，而且成为现在所有进一步教育的基础。我还可以从其它领域，如保健部门或研究单位，举出一些服务机构取得效果的例子。 这些有效的公共服务机构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说是各具特点。每一个肯定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些例子表明，服务机构是可以通过管理取得成绩的。 市场方法和“社会主义竞争” 我们举出的这些例子首先表明，不能用传统的、流行的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完成使服务 机构取得成就这一任务。 “让市场来完成工作” 的方法和 “为维护公众利益而驱逐货币兑换商”的方法都不能使以预算为收入基础的服务机构很好地工作。 市场方法普通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但这是一种误解。市场方法同样可以是“社会主义”的。所有权是否在资本家手中并不是主要之点。重要的是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权和责任。重要的是资源是否被分配来产生成果，以及是否在成果的基础上来分配。 认为美国经济的所有权是私有的，因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流行看法是一种误解。美国大 企业的决定性的所有权在人民手中——即在中产阶级和工人的信托者的相互基金和养老基金的手中。美国的大企业并没有国有化，但已在很大程度上社会主义化了。对其阶级定义来说，美国经济至多只是一种混合经济，并可能坚定地向公众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经济接近。但是，美国的经济基本上是在企业地区自治的基础上来经营管理的，并且以成果为基础来分配资源。美国经济仍旧是市场经济。 以所有权作为决定因素的传统方法对日本甚至更不适用。 如果说在日本有什么人拥有大企业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些大企业的职工，特别是其经理人员。因为，这些职工拥有终身工作的权利，不能被开除；他们虽然没有法定的所有权，却是法律上叫做受益所有者的那种人。然而日本明显地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最近五十年内对市场经济进行过最深入探讨的并不是自由企业国家或自由企业阵营， 而是所谓社会主义竞争即生产资料不是由私人资本家拥有的经济中的竞争的讨论。 这种讨论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年代。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刚刚掌权，想把德国的企业国有化。他们建立了—个有力的社会化委员会来制定从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 社会主义经济的方案。社会化委员会中的经济学家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对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德国计划经济的无效率、无效果和浪费有亲身的体会。所以，他们制定出来的不 是一种社会主义经济的蓝图，而只能被叫做是“资本主义宣言”的东西6。 德国的社会化委员会的确主张政府在指导经济发展方向方面起坚强的作用， 但对于经济本身，它建议实行一种基本上是少数卖主占统治地位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市场经济中，私人拥有和经营的大公司可以在每一主要市场中互相竞争7。 这当然完全不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但其逻辑却是无懈可击的。德国的例子 已经表明，政府垄断是没有活力的，并且不能建成—个强大的经济。 稍迟几年以后制定的苏俄的计划方法是用来对德国社会化委员会的这个异端邪说做出答复和进行斗争的。但是，对之做出答复的另一个更为精制和更为重要得多的方案是波兰马 克思主义者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提出的(兰格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多年，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回到他的祖国并在那里去世)。兰格把他提出的方案叫做“社会主义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