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蔓延的“盗贼体制”

正在蔓延的“盗贼体制” 正在蔓延的“盗贼体制” --------------------------------- 作者：［美］托马斯·弗里德曼 赵绍棣　黄其祥/译 　　 　　亚洲部长与非洲部长的对话 　　 　　“身上带有多少现金？” 　　当我准备离开阿尔巴尼亚时，在地拉那机场，一位阿尔巴尼亚海关人员用责骂性的语气向我发问。当他话音刚落，我立即预感到我的钱可能要不翼而飞了。 　　“3500美元”，我抚摩着钱包回答说。 　　“3500美元，”她眼神一亮，重复了一句。“他有3500美元？”她马上告诉站在她身边操作X光行李检查机的男同事。 　　“哪国人？”他问我，显然确信我不是外交人员后在估量可从我身上榨取多少油水。我告诉他我是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纽约时报》？”海关人员重复一遍，略为检查了一下后说：“让他去吧。” 　　谁曾料到《纽约时报》的人到地拉那要携带如此厚的一叠现钞！我连奔带跑地登上飞机，此时没法不紧张。类似情况我以前曾经历过——那是在另一个国家伊朗，其法律在那儿也并非就真正是至高无上的，只是当时我的结局没有这么好而已。那天，当我凌晨4点到达德黑兰国际机场准备离开时，所遇到的场景与此处一模一样。一位海关官员命令我打开手提包，并把海关申报单要过去。申报单里有一栏要旅客填写携带了多少现钞，我如实填写：3300美元，这钱就在钱包里。因为美国信用卡在伊朗不能使用，我不得不携带这么多现钞。瘦瘦的留着浓密胡子的伊朗海关官员仔细地读完申报单，然后很快瞟了我一眼说：“先生，先生，你只能携带500美元出境。” 　　伊朗海关人员斜过身子对我耳语：“给300美元，我把此事摆平了。”我身后排着的一队人都瞪着眼睛看着——毫无疑义，他们都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我把手伸进钱包扯出3张100美元的钞票，在手心里搓成小球。 　　“小心，”这位海关官员嘘声着，似乎排在我们后面的人就要去报告这儿所发生的一切。然后，我们俩人过去假装要彻底检查手提包，他伸手快速从我手心抢过那300美元。这一切发生在瞬间——就如鲑鱼飞跃出水的一刹那——除非使用慢镜头才看得清。与此同时，他另一只手递给我一张新的空白申报表，让我重新填写只携带了500美元出境。但事情并未到此了结。当我上楼来到登机口，经过金属安全检查机时，才发现还有一个搜身员。我被带进幕布后一间更衣室，伊朗士兵要求我打开钱包，我不知所措地喃喃自语：“如何才能对这3000美元自圆其说？我是否应该讲：‘嗨，我已经贿赂了楼下你的同行，才得以通过前面的关口到达此地，别再烦我了好不好？’”幸好，他把探测器弄得嘎嘎作响，仅瞅了一下我的钱包，让我离去。 　　周游列国的旅游者都知道，我在阿尔巴尼亚和伊朗的遭遇在其他国家也时有发生，有人把此类屡见不鲜的事称之为“盗贼体制”。进一步探究，“盗贼体制”也是一种通常并不引人注目的贿赂式腐败。在发展中国家，此类现象司空见惯，就是在发达国家的某些部门，也并未绝迹。当一个国家的体制中某些或关键部门——如税收和海关，企业私有化管理局和司法部门——因腐败而不能正常运作，执法成了偶然现象而非普遍行为时，“盗贼体制”就会应运而生。一旦执法出现宽容或允许下不为例，政府的各级官员就会肆元忌惮地对公民、投资者敲诈勒索，甚至毫无顾忌地掠夺国库。普通老百姓为保自身平安，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各级官员行贿进贡。 　　有的国家“盗贼体制”已根深蒂固——政府就如由强盗们组成一样，如在尼日利亚；有的国家“盗贼体制”还初露端倪——那儿腐败猖獗，管理不严，冠冕堂皇的法律条文和装模作样的民主制度被搁置一边，如在印度就如此。 　　人们可以从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的一个笑话中，清楚看出根深蒂固的“盗贼体制”与初露端倪的“盗贼体制”之间的不同点，这个笑话是讲由世界银行出面组织了一个非洲国家的基础建设部长与一个亚洲国家同行相互访问的事。首先是非洲国家的官员到亚洲国家访问，最后一天，亚洲国家的基础建设部长邀请非洲同行到家里参观并共进晚餐。亚洲部长住在一处富丽辉煌的宫殿式建筑里，非洲部长就问亚洲同行：“哦，以您的工资如何能住得起这么好的房子？”亚洲部长领着非洲同行走到面临海湾的大窗户前，指着远处新建大桥对非洲部长说：“瞧见那大桥了吗？”非洲同行回答：“是的，看清了。”然后亚洲部长用手指着自己轻声说：“10％”，暗示10％的建桥费进了他的腰包。然而，一年后亚洲部长到非洲国家回访他的同行，发现非洲部长的住房更气派，于是亚洲部长对非洲部长说：“呀，你的工资如何能买得起这样的住房？”非洲部长拽着亚洲部长来到他起居室临海的窗口，指着地平线说：“你看见那边的桥了吗？”非洲人问亚洲人。“没有啊！那儿没桥，”亚洲人回答说。非洲部长一面用手指着自己一面说：“100％”。 　　在根深蒂固或者初露端倪的“盗贼体制”里，哪些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呢？那么让我列举几件近几年里我搜集到的事。 　　 　　“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有非法侵占财物问题” 　　 　　1995年时，“盗贼体制”在莫斯科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都是如此！），苏联解体的冲击余波，使街头犯罪行为完全失控。那天，我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奔塔旅馆”刚登记完毕，就拿着现金到前台找服务员希望租到一个保险柜。当我钱包装满现钞时，我不敢上街了。 　　“对不起，”服务员说，“所有的保险柜都占用了，这儿还有一大串名单等着呢，我是否把您的名字加在他们后面？” 　　我哑然失笑，在旅馆使用保险柜要排队？这不就如一个恶作剧里讽刺的那样：“你怎样感觉已身处一个危机四伏的城市？答曰：除非旅馆里的保险柜都被租完了。”所以我对刚才在莫斯科遇见的一位投资者说的在一家银行看到保安人员比工作人员还多就见怪不怪了。他告诉我，西方一位投资餐饮连锁店的老板派了一个审计小组到莫斯科，希望搞清楚为什么这儿的营业额大得惊人，可赢利却少得可怜。审查后发现，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有非法侵占财物的问题——小职员们顺手牵羊拿走汉堡包，高级经理想方设法收取酬金。 　　在阿尔巴尼亚，“盗贼体制”的表现还有：骗税和盗窃。骗税活动如此猖獗，以至于1997年该国纳税最多的35家公司竟都是美籍阿尔巴尼亚人开的比萨饼店；盗车活动也很猖獗，以至于美国官员们估计，在阿尔巴尼亚道路上跑的汽车中，80％是从欧洲什么国家偷来的。 　　在俄国，“盗贼体制”这种腐败现象已经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高层领导中，所以在俄罗斯流传这样一个笑话：有人从郊外把车开到莫斯科，直接停在红场斯珀斯基大门口，走过来的警察对他说：“瞧，这儿不能停车，这是我们领导人专用的大门。”那人答道：“别急，我的车上锁了。” 　　东欧和俄国的私有化过程中，数十亿美元被“盗贼体制”侵吞，这些国家极少数寡头政治集团经常与地方黑手党、政府官员们合谋，以低于市场价格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及矿产资源控制住，转眼之间获得数十亿美元。 　　当然，“盗贼体制”有时也并不仅是那些富有的寡头政治集团恣意掠夺，在缺少安全保障系统的国家里，普通老百姓也有诈骗别人的机会。我有次在雅加达机场转机，需从国内机场转机到国际机场，我提着包在路边一个写着“国内机场免费去国际机场通道”的大牌子下等候，一会车来了，我提着行李上去，车上只有我一个人。到站后我下车时，司机拦着我，“先生，”他用手指着他座位上几个用红笔涂得歪歪扭扭的字，那上面写着此次乘车价值4900卢比（当时约值2美元），我无可奈何地把钱给了他。 　　“盗贼体制”在蔓延。 　　印度《时报》1998年12月16日的报道，在印度旁遮普邦进行了18个月的腐败取证调查已经结束，该调查希望在该邦找出一位“诚实”的政府公务员，以便授予他10万卢比（约2380美元）的奖金，在旁遮普邦，从找电工架线员到公费学校录取新生，都必须送礼金才能办事。印度报纸调查结果显示，没有找到可以获得此笔奖金的合适官员，相反，却发现有300名官员接受贿赂的证据。 　 一个典型的自由市场的“盗贼体制” 　　 　　1998年我访问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47岁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努力》文学月刊的主编法托斯·卢博尼亚向我描述了生活在“盗贼体制”下的阿尔巴尼亚，他说：“我们是完全平等了，我们都在零的起跑线上，少数人有财产和门路。因此，自那以后所出现的仅仅是个等级社会。人们基本上把政治看成一种商业，因为你一旦成为一个政治家，就意味着可以有权开门或关门，可以给或者不给别人通行证，自由市场被认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于是胆大的开始做各种各样的事，犯罪分子发现他们某种程度上需要政治家们，而政治家也发现，想待在台上就必须有钱。人们没有经验，在政府事务中，人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他们没有认识到没有软件，阿尔巴尼亚将混乱不堪，于是人民受苦遭难，许多人被匪徒绑架，还有的远走他国。（人们很快认识到）在自由市场中，阿尔巴尼亚人除了得到病态经济外就一无所有了，于是一个罪恶的商业阶级出现了，他们可以不纳税，对人民的社会生活和国家基础设施不负责任，他们除了掠夺还是掠夺。如果不想参与同微型集成电路片的竞争，就得同黑手党集团竞争。至于建造一个自由市场民主体制，我们仍处在零的起跑线上。 　　 　　全球化的版本解读：DOSx 　　 　　我把世界上的国家像计算机一样分成三部分。 　　首先，摆在面前的是一个现实中的机器“硬件”，是经济领域里的基本外壳。可分成三种硬件——自由市场硬件、经济硬件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硬件。 　　第二部分是计算机里的“操作系统”，用以比较所有国家的宏观政策。在前苏联，经济基本运作体系是中央计划经济，没有自由市场，政府决定资金如何划拨。我把这种经济运作体系称之为D0S资本0.0。 　　混合经济国家的操作系统是社会主义、自由市场、国家指导经济和亲密的资本主义的混合物，国家政府的官僚、商业巨头、银行大亨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我称这种经济运作体系为DOS资本1.0-4.0，这还取决于政府卷入的程度和经济中的水分。 　　最后看看大工业资本体系。工业国的运作体系是建立在自由市场上，但仍然包含相当的国家福利成分，我称这种运作体系为DOS资本5.0。 　　第三是计算机中的软件，硬件的内容要包括国内经济和它的基本操作系统，同样，软件也应该包括这两者。我认为软件还应该包括各种各样的法律规则。软件应看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是否达到标准，国家的公务员、官僚、老百姓懂法、知法、用法的程度。好的软件包括银行法、商业法、破产规则、法、经营生产制度、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央银行、鼓励冒险获得的财产权、修改法律的程序、国际结算标准、经济法院、一个以公正的司法制度为后盾的监管机制、禁止官员透露商业秘密和利益冲突的法律以及官员和公民们认为必要时能应用这些法律。 　　在冷战时期，最大的争斗是看谁的硬件将统治世界，随着冷战体系的垮台，突然，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实际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使用同一个硬件——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 　　但在世界计算机技术领域中有种说法：“硬件总是领先于软件和操作运作系统。”据说，工程师们拼命将硬件造得越来越薄，为了使这个硬件真正处于领先地位并发挥最大效益，最后才去发展运作系统和更先进的软件。这个定义也适合于当今全球化。正如世人所看到的那样，自从苏联解体后第三世界中一大批国家就采用自由市场这个基本硬件，甚至将它们强行与“电子族”相连，但因缺少运作系统、软件、有效管理的机制，缺少允许资金和能源自由流动的机制而不能有效地运作。 　　以波兰和前苏联为例，他们几乎同时出现在冷战时期，都在初期经历过经济衰退，但波兰很快出现增长，而前苏联却没有，部分理由是基于以下事实，波兰在共产党接管前曾经过资本主义，为了在全球化中获得成功，它接受一些基本软件和操作系统就相对容易些。前苏联则不然，因为在它的历史上不但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和民主阶段，还有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这必然要付出代价。 　　在冷战时期，世界上总的来说是划分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中间夹杂着少数几个采用两者混合制的国家。现在，实际上所有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硬件，世界范围内正逐步划分为自由市场民主制和自由市场“盗贼体制”制。那些能用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自己的软件和操作体系的国家将向自由市场民主国家目标前进，那些不能也不愿意发展自己的软件和操作系统的国家将滑向“盗贼体制”，国家政权由窃国大盗和犯罪分子控制，他们中没有人对建立真正的法规感兴趣。 现在，自由市场的民主体制与自由市场的“盗贼体制”的较量正在到来。 　　（摘自《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东方出版社2006年9月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