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之教授”陈寅恪

“教授之教授”陈寅恪 “教授之教授”陈寅恪 “教授之教授”（1） 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吴宓 “教授之教授”陈寅恪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一代大师陈寅恪先生悄然离开了人世。我们这代人认识陈寅恪，多数始于陆键东的那本风行一时的传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甚至可以说，是这本传记复活了陈寅恪，如今陈寅恪已经成了一代学人的象征与符号。然而，即使在今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陈寅恪仍然是一个谜，一个偶像。 “教授之教授” 早在三十年代，陈寅恪已经名满天下，为士林景仰。最早发现并竭力向国人推崇陈寅恪的，当推与陈寅恪相知最深的好友、著名教授吴宓。关于这件事，在《吴宓文集》中，吴是这样说的：“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以吴宓当时的地位之尊，学术之博，对一个相知不久的人如此评价，可谓推崇备至。抗战时期在重庆时，学界颇负盛名的傅斯年也对陈寅恪的受业弟子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这话出自傅斯年之口，自然并非虚言。就连大名鼎鼎的胡适也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曾官至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进士出身，曾任吏部主事，后为晚清诗歌大家。陈寅恪幼承庭训，打下深厚国学功底。一九○二年随长兄衡恪东渡日本求学，一九○五年秋回国。一九一○年转赴欧洲，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校求学，一九一四年回国。一九一八年冬赴美，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两年。一九二一年由美再度赴欧，重回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一九二五年回国。前后十四年时间，陈寅恪游学日、欧、美，精通英、法、德、日、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文字（一说二十余种文字，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文字）。等到陈寅恪回国时，仅就所掌握的外国文字的数量已经没有什么人超过他的了。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当年虽遍求名师，广泛涉猎，回国时却没有拿什么文凭。以他的聪明及才识，按说拿一个文凭应该易如反掌，可据有关资料，他确实没有拿过什么过硬的文凭，更不用说博士之类的头衔了。关于他的文凭方面的情况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信的资料，他本人对此更是不屑一顾。这一点在那个年代也显得十分特别。关于陈寅恪是否得过洋文凭，有几种版本。一般认为，陈寅恪虽留学欧美十多年，却未拿一个文凭，关于这一点，他的受业弟子陈哲三是这样解释的：“因先生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知某大学有可以学习者，则往学焉，学成则又他往。故未得一张文凭。”（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另有一种说法是，陈寅恪曾得到一个学士学位。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的侄儿陈封怀在《回忆录》中提出来的，称陈寅恪曾得过三个学士学位：“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至于是一个学位，还是三个学位，是什么学位，都没有得到更详细的资料证明。关于学位的事，陈寅恪本人从来没有提到过，因为他求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学位，所以关于其学位的争论也就显得毫无意义。这也正是陈寅恪大师的风范和他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陈寅恪不注重学位，但并不表示别人也不重视。事实上那个年代学位、尤其欧美的学位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一块十分重要的敲门砖。所以陈寅恪当初到清华国学院做导师时就碰到了这样的尴尬：“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民国十五年秋天陈先生到校。”（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这里记录的是当年梁启超与清华校长曹云祥之间的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梁启超当时已是学界巨擘，他和外国著名学者如此推崇的人物自然令人刮目。可见，陈寅恪还没有回国，就已经名扬海内外了。 “教授之教授”（2） 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于一九二五年。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胡适建议仿造中国古代书院及英国牛津导师制，办清华研究院，并称：“非第一流的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他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但章太炎以他与梁之间有矛盾坚辞不就。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为导师，认为陈寅恪通晓欧洲及东西方多种文字，修养深厚，足堪大任。后清华又聘请吴宓担任研究院主任，李济为讲师。一九二五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国时，清华研究院正招收第一届研究生。 梁启超对陈寅恪的推荐完全是因为陈寅恪的学术影响及成就。陈寅恪并非浪得虚名，其学问之大，在海外影响之广，有几件事很说明问。 据陈寅恪的受业弟子陈哲三说：“俄人在外蒙发掘到了三个突厥碑文，学者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陈先生之翻译解释，各国学者毫无异辞，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面对已经死亡的突厥文，几个世界知名的学者都无法破译，只有陈寅恪能解释，且让人心服口服，这就不能不令人刮目。 陈寅恪在海外影响之大，陈哲三还有一个亲身经历。一九三三年，他到日本，一次饭间遇到日本史学界大名鼎鼎的学者白鸟库吉，刚见面时白鸟对他十分傲慢无礼，后得知他是陈寅恪的弟子，便执礼甚恭，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白鸟为什么对陈寅恪如此敬佩呢？原来“他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抗战时期，陈寅恪曾接受英国牛津大学邀请主讲东方汉学，全欧汉学家云集奥格司佛城，著名作家兼史学家陈衡哲女士曾感叹道：“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地理考古）、沙畹等极少数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的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仅此三例，陈寅恪学问之精深便可见一斑。 陈寅恪治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早年治欧洲诸国文字、梵文及西域文字，回国后，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至唐的，以及南北朝和唐代历史。主要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稿》。此外，在宗教、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学、敦煌学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尤以中古史研究闻名世界。单就所掌握的外语一项，就多达二十余种，而且有多种还是已经死亡的，就在其所在国，也少有人认识，仅就其所掌握的外语种类之多之精，在现代学人中也鲜有其匹。 陈寅恪后来谈到他学会多种外语的经验，只强调一个“诚”字。到清华执教时，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可他并不满足。就在他任清华导师后，仍然坚持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每个星期进城学两天，向钢和泰学梵文。 在清华时，陈寅恪是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的教授。由于他名气大学问深，不光许多学生慕名而来，就连许多教授都赶来听课，当年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等人都听过他的课。也许正因为这样，曾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的郑天挺先生称他为“教授之教授”。当时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先生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在西南联大时，一向自视甚高的刘文典教授对陈寅恪的学问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可见陈寅恪当年完全是以学服人。 由于一心求学，陈寅恪到三十九岁才结婚，而且还是赵元任夫妇做的媒。 据说，因为陈寅恪名声太大了，连斯大林都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国宝”，并且还在他的著作中引用过陈寅恪的一些研究成果。建国后，毛泽东访问苏联，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时，斯大林还专门向毛提到陈寅恪，问起他的行踪。这样一来，陈寅恪才引起高层的关注。 虽然陈寅恪早已名扬四海，为人却十分谦逊。据他的学生王永兴回忆，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学校和历史系三次要陈寅恪填表，表的栏目为“教课研究专业范围”。陈寅恪口授王永兴只填了一项内容：中国中古文史之学。对他熟悉的二十多种外语，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语种，他也从不炫耀。在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简单地写着“德语”二字。关于历史，陈寅恪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方豪曾谈到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另一个印象是他太谦虚，我那时常以后辈自视，因为听说他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陈先生请教……我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问，请求解答，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方豪《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这正反映出一代宗师严谨的治学态度。 陈寅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批评别人。弟子姜亮夫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一次写了篇批评容庚的文章，送到《燕京学报》，容庚又送给陈寅恪看。事后陈寅恪对姜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件事对姜震动很大，从此专事研究，再不写批评文章。 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1） 陈寅恪精于治学，却不善理财，主要收入大多用来买书购药，所以一直十分拮据。他女儿陈美延回忆说，在柏林求学期间，由于“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食”。这在赵元任夫妇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一九二四年他们游学德国时，陈寅恪与傅斯年请他们客，陈寅恪每次都叫炒腰花，他们以为他喜欢，后来在清华，陈寅恪寄住在他们家时，他们经常炒腰花，陈寅恪却不动筷子。杨步伟不解地说，你在德国不是总是叫腰花吃吗？陈寅恪笑答，那是因为腰花便宜。 陈寅恪热爱传统文化却不相信中医，由于长期购买昂贵的西药治病，经济上十分困顿，抗战时期一度连旅费都发生困难。一九三九年，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称号，特聘他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据说这是三百年来第一人。陈寅恪准备赴任，都拍好了全家护照相片。但因欧洲战事，地中海不能通航，只好羁留香港大学执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由于珍珠港事件，引发太平洋战争，日本占领香港，陈寅恪被困香港，生活艰难，常将衣物换食。据说有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本军方，要日军不要为难陈寅恪，鉴于陈寅恪的国际影响，当时日本宪兵不仅没有骚扰他，还常常送去面粉，但陈寅恪宁饿也拒不食日食，夫人每每将面粉拖出户外，表现出非凡的民族气节和骨气。陈氏一家被困香港的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国内学术界关注，一九四二年春天，朱家骅派人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把陈寅恪一家四口悄悄接到广东。 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币制越改越乱。到了冬天，陈寅恪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了，季羡林把这种情况反映到北大校长胡适那儿，胡适表示要赠陈寅恪一大笔美元，陈寅恪坚辞不受，最后陈寅恪决定把一部分藏书卖给胡适，以换取美元。于是胡适就派汽车跟季羡林到陈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寅恪只象征性地收了二千美元。据季羡林的看法，“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此事，他的弟子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也有记载：“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此师昔年所告）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这里记录的是一九四六年陈寅恪五十岁时的事，更加准确可靠。 陈寅恪也是学术界一个有名的奇人怪人，凡事都有自己的原则，所作所为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冯友兰回忆说：“我于一九二○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 一九二七年六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在王遗体告别会上，一般同学教师都是行三鞠躬礼，只有陈寅恪一人行三跪九叩大礼，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也可见陈寅恪的独特的个性。 一九四六年十月，陈寅恪因到英国治眼无效，回到国内。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二年，他却主动提出要在中文系和历史系各讲一门课，因为他是两系合聘的教授。当时担任他助教的弟子王永兴担心他身体吃不消，认为他在历史系开了就可以了，中文系就不一定要开了，陈寅恪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 一九四八年平津战役前，南京国民政府派青年部长陈雪屏用专机到北平迎接陈寅恪南下，被陈寅恪坚决拒绝了。十二月，胡适通知他一同南撤时，他才勉强同意。对此陈寅恪是这样解释的：“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决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因为接胡适的专机是教育部的，而胡适不是政府官员。这就是陈寅恪的做人原则。 作为一个著名学者教授，又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陈寅恪一生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从不媚俗，从不随波逐流。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函请陈寅恪担任第二历史所所长，陈寅恪作《对科学院的答复》，称：“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并提出担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答应他，他就做，不能答应，他就不做。这封信在圈子里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鉴于当时的情况，陈寅恪的要求自然无法满足，他也就没有就任第二历史所所长。 严谨而幽默的一生（1） 一九二六年五月起，陈寅恪到清华讲学，在清华的授课内容主要分三个时期，国学研究院及早期，主要讲授：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唐代西北史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高僧传研究、佛经翻译文学、文学专家研究、蒙古源流研究等。罗家伦执掌清华后，陈寅恪在清华授课内容还有：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西南联大时，主要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以及为研究生开设的“白居易”。 陈寅恪的外貌也很有个性，“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据说，当年还真有人把他当成了甘地。 陈寅恪留给学生的印象，大都是他在课堂授课时的形象。“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候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许世瑛《敬悼陈寅恪老师》） 陈寅恪虽然留学欧美十多年，但骨子里却十分传统，并没有多少洋味。这从他上课带的包就可以看出。他平时上课装资料的，都是布包为主。而且很有意味的是，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他都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夹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 罗香林只笼统地说包，陈寅恪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清楚地记得，陈寅恪的布包也是分得很清楚的，一般涉及到佛教典籍的，都用黄色布包。“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寅恪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劳榦《忆陈寅恪先生》）这是一九二八年的事。而陈寅恪系由清华聘来北大讲“佛经翻译文学”，可见讲佛经课用黄布包是准确的。这样的记录不止一个。学生许世瑛也有这样的记载。“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了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进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许世瑛《敬悼陈寅恪老师》） 陈寅恪授课，都是经过认真准备的，注重启发与发现，而不讲究形式，在这清华教授中，也是别具一格。这一点大约是受西方教育方式的影响。“陈师讲学，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据季羡林回忆，当时清华的留学生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只有陈寅恪终年长衫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个布包，装满了上课的书籍，不认识他的人很容易把他当成琉璃厂来清华送书的老板。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写满两黑板，然后闭着眼睛讲课。这种方式很特别，一是因为他在思考，另一个原因可能与他患眼疾有关。 严谨而幽默的一生（2） 就是这样一个终日埋首书斋的大学者，却不失风趣的一面，有时甚至相当幽默。一九二四年，清华办研究院时，邀请赵元任回国执教，赵此时在哈佛执教，哈佛答应只有他找到一个相当资格的人来代替才放他走。于是赵写信给在远在德国的陈寅恪，推荐他接替自己在哈佛的职位，陈寅恪回信道：“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这封委婉俏皮的婉拒信，多年后仍为赵氏夫妇津津乐道，认为这正是陈寅恪性格中可爱的一面。 一九三二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定国文招生试题，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一时引得舆论大哗，一些人认为此是无用之旧套。陈寅恪先沉默不答，后见议论纷纷，遂于《学衡》杂志上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提出之所以让学生对对子的四条理由：一、对子可以测试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对子可以测试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对子可以测试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对子可以测试思想条理。认为这其实是最简单的测验应试者基本功的一个好办法。并称：“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路必贯通而有条理，故可藉以选拔高才之士。”虽然这只是一种教学之争，却多少反映出陈寅恪性格中幽默不羁的一面。据说后来在西南联大时，陈寅恪一时兴起，还作了一副“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对联，也算是对当年师生跑警报生活的一种生动的记录。 作为一代宗师，陈寅恪治学为人十分严谨，但也有例外。早年在清华时，一次，陈寅恪正在家中给众弟子上课，一时兴起，突然开玩笑地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意思是，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他们又是梁启超的弟子，而王国维曾任南书房行走，做过溥仪的老师，现在他们又是王国维的弟子，自然与大清皇帝是同学了。于是众弟子哄堂大笑。更妙的是，北伐成功后，罗家伦执掌清华，罗去看陈寅恪，罗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寅恪翻了翻说，我送你一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匾额：儒将风流。又说：“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众人大笑不止。罗亦大笑。（事见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治学之余，陈寅恪还喜欢张恨水小说，称得上是张恨水小说迷。由于视力不好，他通常听人读张恨水小说，听得十分入迷。此外，研究之余，他还写下了大量诗作。尤其是旧体诗方面成就很高，得到业内高度评价。这些都反映了作为一代大师性格的丰富性，也是陈寅恪先生的可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