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和蒙养教材

蒙学和蒙养教材 一、蒙学的办学 蒙养教育，即儿童初级阶段的教育。在中国古代，官方办学的重点放在高等层次的精英选拔型教育上，除举办宫廷贵族子弟的外，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在社会上大办初等教育，蒙养教育主要是由家庭教育来承担，而私学则为那些没有能力或没有精力进行家庭教育的人家提供蒙养教育的机会。 进入科举时代以后，“学而优则仕”成为凡有条件的子弟追求的目标，于是蒙养教育大为扩展。苏轼自称他8岁入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受业的学童有几百人。陆游说：“农家十月，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可见宋代的蒙学已相当发达，乃至影响到少数民族统治的辽、金、元。到明清时期，蒙学已遍布城乡，教育水平也有进一步提高。 民间举办的蒙学可统称为私塾。 私塾的办学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由富裕人家聘请教师前来设立的“家馆”，专教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二是由一村一族集资建立的村学或族学，延请教师教其子弟。三是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这一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塾，在蒙学教育中最具有代性。 二、蒙学的教学 明清私塾的教学不一，有的一直教完《四书》并通一经，使学生达到参加童试考秀才的水平，有的则仅教读写算而已，但早期的启蒙教育都是必定要进行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识字、写字、读书、作对和习文等几个阶段。 ㈠ 识字。这是文化学习的基础，也是儿童入学后首先开始学习的内容。明清私塾多先集中识字。识字教学大致有指物识字（把字形和具体事物的形象结合起来）、卡片识字（把一个熟字和一个同音的生字分别写在卡片的正反面）、书上识字（把书中的生字用笔圈上）、对比识字（形近字、音近字的对比）等几种。 ㈡ 写字。又称习字，古代使用毛笔写字，讲究书法，基本功必须从蒙学练起。明清时的蒙学有专门的写字教材，即字帖。最为通行的，如“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这些字既有教育意义，而且笔划简单，又包含了汉字的各种基本笔划，适合儿童的学习特点。写字的教法，先从研墨、润墨、持笔、运笔等基础练习起。开始习字时，一般是先让儿童在用红边勾出字体轮廓的字帖上描画，俗称“描红”。第二阶段是照着字帖临摹，也可以脱离字帖，采取“跳格”的方法，即上格的字为教师所写，下格为一到若干个空格，让学生依上面的字去写。在习字过程中，教师最初要扶手把腕，帮助学生体验写字的手法，还要讲一些基本要领，如横平竖直，勾短点圆，少粗多细，以及汉字的肩架结构等。待学生已运笔自如后，才进入独立写字的阶段。写字是蒙学阶段的基本训练，所以古代凡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字也必定写得好看。 ㈢ 读书。识字到一定数量后，就开始读书了。一般是由蒙养教材（《三字经》、《百家姓》等）或朱熹的《小学》读起，然后便是读《四书》。读书方法，先是教师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然后是教师大声念，学生同时小声念，再串成一段合诵。等学生能正确朗读后，则由学生自己读，教师给予必要指正。读书的过程中，还比较注意读书习惯的培养，强调“心到、眼到、口到”和正确的姿势。学生要反复多遍地读书，直到熟练地背诵，与写字结合，最终还要会默写。朗读、背诵和默写是教师考察学生的经常性项目，检查旧课和传授新课交叉进行，通不过检查就要挨罚，不过教师也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灵活安排进度，以保证学生巩固掌握。 蒙学读书只重死记硬背，甚至一开始根本就不讲书中文字的含义。儿童尽管背诵滚瓜烂熟，可能并不懂得他背诵的内容是什么意思。要等到一定时候，教师才开始就其所读之书进行讲解。这样做主要是根据儿童“多记性，少悟性”的特点，趁年幼记性好时尽量多背诵，等年龄渐长后再来消化，这种作法也有一定道理。 ㈣ 作对。即学作对子（对联）。古代文体大都注重对仗，诗赋自然不用说了，散文也是要追求工整的，至于八股文，各股更是要求两两相对仗。所以学会对仗是写文章的基本功，必须在蒙学阶段完成。明清的私塾普遍重视属对训练，属对，就是对给出的字词句，配上与其对仗的字词句。训练一般“一字对”练起，进而到“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以至“长句对”。属对在语音、词性、语法等方面都有讲究，如《声律启蒙》所载的：“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此类口诀式的表述，有利于初学者把握属对的技巧。 ㈤ 习文。即练习作文。在广泛涉猎经史之作、诸子百家、历代诗文的基础上，练习作诗写文章。在作文教学中，大多采用“先放后收”的步骤，即先鼓励学生大胆地写，以增强其兴趣和自信心。到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再逐步提高要求。这是较高水平的作文训练，如果只是为了应科举的话，那就主要训练写八股文。学生在完成这五个阶段的学习后，就达到了童生的水平，可以报考秀才，开始科举之途的拼搏了。 蒙学是古代切实从事教学活动的场所，是封建教育的基础所在，对教育事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也创造了不少适合儿童特点的教学方法。不过就大部分私塾而言，教师的水平不高，一般都是科举不中的失意儒生，从事私塾教学多是为了谋生，主要精力也不会放在教学上。教学方式也比较呆板，以死记硬背为主。教师对儿童多是严厉管教，体罚是普遍现象，常用的有罚站、罚跪、罚功课、打手心、笞臀等。传统观念是对儿童决不可放任，教师一定要在学生中树立威严。《三字经》中的“教不严，师之惰”，在蒙学中更是教师职责的体现。清代崔学古写了一本《蒙学录》，主张教师对学生“除讲贯教训外，不交一言，不示一笑，为立教第一关”。用意是防止儿童不服管教，但如此师道尊严，最终还是不利于对学生的教育。 三、蒙养教材 汉字为方块字，数目多，结构复杂，识字历来是艰巨的任务。必须讲求方法，循序渐进，还要有合适的教材，因此，自古以来，以识字开端的蒙养教材就不断有人创编。到明清时期，蒙养教材已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以识字为主的教材。这类教材以识字教学（包括读写训练）为主，其中也传授一些知识和道理。流行最广泛的就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三字经》，相传为宋代学者王应麟作。以三字为句，内容层次分明，全文356句，先说学习的意义，次叙学习的内容及次序，分别介绍名物常识、历史沿革、伦理道德，再列举前人勤学范例，等于介绍学习方法，最后归结于学习目的：报效君王，造福民众，同时又扬名声，显父母，垂范后世，很像一篇通俗的劝学诗。《三字经》虽不大讲究押韵，但三字一句的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记诵，因此成为元代以后最为通行的蒙学课本。《百家姓》，成文于北宋时，将“赵”姓放在第一位就是明证，到南宋时已相当流行。后来有不同的增补版本，其通行本472字，集有单姓408，复姓30 ，四字一句，隔句押韵，便于记诵。《千字文》已在第二章第二节介绍，千余年来一直流传。明代杨继盛说：“夫《千字文》，谁不童而习之？”此外，识字教材还有《古文观键》、《文字蒙求》、《正字千文》等。常用的工具书有《养蒙针度》、《同文字汇》等。 （二）伦理道德教材。流传较广的有南宋朱熹的《小学》，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编的《小儿语》、《续小儿语》，吸取流行的格言、谚语编成，分四言、六言、杂言，如“一切言动，都要安祥；一差九错，只为慌张”，“自家过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均以白话写成整齐押韵的警语，易诵易懂。清李毓秀以学规、学则的形式编写的《弟子规》，也是主要进行道德教育的课本。 （三）综合知识类教材。介绍掌故、名物、各科知识的蒙学课本始创于唐李翰的《蒙求》。这书一直流行到清初，以后许多同类的书就称"蒙求"书。明清私塾普遍采用的蒙求书除《蒙求》外，还有《龙文鞭影》，是以介绍自然知识、历史典故为内容的蒙学课本。还有《史韵》，是一种介绍历史知识的课本。还有一种是介绍自然和社会常识的，以宋方逢辰编的《名物蒙求》为代表。清邹圣脉在明人程登吉《幼学须知》基础上增订的《幼学琼林》，是以解释成语典故的形式介绍自然、社会、历史、伦理等常识的知识性课本，在蒙学中流传亦很广。 （四）诗歌类教材。以《千家诗》、《神童诗》为代表，所选多名篇，题材广泛，文字浅显，很适合儿童朗读、背诵。《千家诗》有多种刻本，明清时流传的《千家诗》，是在提名宋刘克庄选编的《千家诗》基础上选录编订的。《千家诗》与教识字的“三、百、千”合称“三、百、千、千”，是社会上使用最为广泛的蒙学教材。《神童诗》初名《汪神童诗》，辑录宋代汪洙幼小时诗作，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补入他人作品。清孙洙编的《唐诗三百首》选诗精当，流传甚广，是较高的教材。 古代蒙养教材，渗透着浓郁的封建伦理纲常的说教，但在编写上注意适应儿童的兴趣和心理特点，文字简明，句式整齐，注意韵律，多用故事，常配有插图，使儿童学习兴趣提高，并容易记诵。在识字读书中，懂得许多常识和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经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