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的终极关怀

跨文化交流的终极关怀 跨文化传播的终极关怀 周永秀1，毕研韬2 (1. 泰山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山东 泰安 271012；2.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 鉴于跨文化传播的多学科性及跨领域性，本文仅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要理论构成、跨文化传播的可行性以及跨文化传播的终极关怀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他们独有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及社会规范，取得了与他国民族不同的独特身份。这种身份由他的国人们共同分享，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国家认同或身份。建立一个价值多元的国际社会，正是我们进行文化比较的目的和意义所在，也是跨文化传播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 自我；国家认同；主体际性；文化差异；终极关怀 1.​ 引言 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研究早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在当今信息膨胀、全球化趋势加快之际，文化交流成了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纵然可以使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以及政治手段来解决某些国际争端，但是没有任何国家会否认文化力量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为此，世界各国纷纷构筑自己的文化城墙，提升国家的文化传播力。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既可以对内强国安民，亦可对外树立并提升国家形象。过去，学者们往往从个体、群体、国家三个层次研究跨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但笔者建议用一个宽泛的概念——国家认同，来探讨跨文化传播的深层理论构成、传播基础和传播的终极关怀。 2.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构成 2.1 跨文化传播的哲学视角 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生命的体现，是文明成熟的标志1。在哲学视野中，自我、主体际性及文化交流是紧密相联的。学者认为，不同的自我之间的关系就是主体际的关系，文化造就了一定形态的“我们”的群体，而文化交流发生于作为不同群体的“我们”与“我们”之间2。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自我”这个概念加以阐述，以期更准确地从深层次挖掘交流障碍产生的缘由。 谈到自我观问题，有三位哲学家的理论须予以高度重视。一是美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罗伊斯的自我观；二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米德的自我观；三 是哈贝马斯的交流的行为理论。罗伊斯认为，自我是在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我对我自己的意识，一方面要借助于社会中的其他自我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借助于历史的经验和对将来的展望3。 “自我”处于社会之中，“自我”的成长是通过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履行的职能表现出来的。从家庭关系中的地位和职能，到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和职能，表现出了“自我”的各种各样的存在形式。“自我”是“我”对“我”自己和“我”对他人所意味的意义。因此，提高“自我”的品格就意味着提高“自我”对自己和对他人的意义，而这种意义的提高的重要途径便是解释。罗伊斯把解释当作人的本质：“人是一个解释的动物；因而人生活在共同体中，并依赖于解释而获得省悟和拯救。”4人都有解释的意志，都解释自己的和别人的行为的意义，解释人生的意义。解释使人与人之间结成互相理解的共同体，解释使我们理解共同的目的。在这个层面上，解释的作用无异于我们的交流目的。我们，也就是不同的“自我”，通过交流传递彼此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这种意向关系既对“自我”进行反观，又对“他我”施加影响。如此循环往复构成相互联系的有机体。 米德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和社会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他主张，人的经验和行动具有社会的性质，“自我”和心灵是在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在社会中的行动、担任的角色以及信号的传递是重要的交互作用方式。“自我”是在社会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功能，心灵或理智是用于应付环境和解决问题的工具5。 他还认为，语言本身无非是一个过程，一个个体通过语言唤起另一个个体的反应，同时也对另一个个体做出反应。人类在交流的过程中逐步学会用声音符号和文字符号来代表行为姿态，学会用符号来思考和交流思想6。人的语言和行为都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自我”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自己对自己的关系，一种自己把自己当作社会关系中的行为的个体和客体的关系。米德是通过“他我”如何看待“自我”的方式确定“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一个具体的“他我”对具体的“自我”的看法往往会夹杂着两种态度，一方面按照社会的普遍标准看待“我”，另一方面按照他/她自己的标准看待“我”。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必定是交互行为，“自我”时而对“他我”采取主动的行为（主我），时而被动地接受“他我”的行为（客我）。 米德主张，个体与个体所生活的共同体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相互关系，一个好的社会是每个个体既可以高度发展存在于他自己的天性中的各种可能性、又可以与其他个体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的社会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设置的社会秩序。同罗伊斯一样，米德不否认“自我”的社会性属性，但他更强调角色关系以及语言在人的交互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他进一步强调发展个体（不同文化群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秩序：既弘扬个体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容忍相互交流协调发展，也就是建立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国际新局面。 哈贝马斯较为全面地吸纳了西方哲学中研究人和社会问题的方法论，对黑格尔的辩论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韦伯的社会学理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方法、胡塞尔的现象学、加达默尔的解释学，他都有过精深的研究和不同程度的采纳。哈贝马斯认为，符号化了 的世界是通过人的主体际的交流形成的。“交流的经验，如这个名 称所表露的，起源于至少把两个主体结合在一起的交互行为的关系，它发生于通过语言和建立起来的对稳定的意义和理解的主体际的框架中7。” 哈贝马斯更注重的是对社会交往的实际过程的研究。他认为，社会上所流行的对人的普遍的看法是由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决定的，而这种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公众的舆论。对主导西方工业民主社会的“工业理性”，哈贝马斯认为，人是理性动物，是会说话的动物；理论与其说是认识对象世界和实现目的的手段，毋宁说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和取得意见一致的“一种交流行为的形式”（a form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哈贝斯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公众舆论的表现形式。哲学一方面通过解释认识与兴趣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信念与经验的关系，开启人的交流的目的理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妨碍人进行理性交流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起到促进社会改造的作用。换言之，哲学除了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高度概括之外，还具有很强的社会作用，亦如文学的社会作用。这种社会作用更主要地体现为意识形态层面：它可以针砭时弊，可以帮助建构国家身份，更可以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我们不难看出，上述三位哲学家的自我观从本质揭示了“自我”的社会属性。换言之，“自我”属性的彰显需依靠周围世界；“自我”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才能反观自己，反观“他我”，从而形成更高一级的人格自我。这充分说明了社会交往的主体际性，不同群体的交往是不同主体际间的交互行为。“自我”就是在这样一种交互过程中日臻完善。 世界是由不同民族共同组成的。不同民族在各自的身份认同或身份建构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遗产。这些地域文化蕴含了各民族应对危机和灾难的智慧，我们不能更不可厚此薄彼。只有各民族贡献出自己独具的文化宝典，才能应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问题。 对哲学家理论的正确理解与阐释对于我们下文探讨文化具有重要作用。笔者认为，三位哲学家眼中的“自我”具有广泛意义，既可类比个体、群体，亦可类比国家民族。本文作者把它理解为国家认同或国家身份。 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他们独有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及社会规范，取得了与他国民族不同的独特身份。这种身份由他的国人们共同分享，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国家认同或国家身份。这种身份认同（另一种“自我”）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的，而是随着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模式的演变而动态地变化着。 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追求政治民主与自由平等，发展资本主义，极尽可能地在有限资源中体现自己对自然的改造力、创造力，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终目标，加之海洋性文化的影响，导致他们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价值取向以及其他文化要素都有别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社会关系呈差序结构，人际关系推崇上下尊卑，文化取向以群体取向为主。这种宗法制社会结构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无为而治”，是一种入世的或出世的意识形态。这种独特的国家认同身份在与西方文化交流时必然发生碰撞，文化差异越大的国家，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可能性越大。 罗蒂从实用主义角度阐述，他把理性和文化各分为三个层次“理性1”（技术理性）、“理性2”（目的理性）、“理性3”（宽容的理性）；“文化1”（行为习惯）、“文化2”（文化修养）、“文化3”（目的理性的实现）。对理性和文化的认识差异会导致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文化就本质而言不是行为的习惯，而是生命的源泉和生命的表现形式8。生命的运动是有目的的，它不仅要实现基本的目的理性，还要实现更高的人生目标。社会的公正和稳定，有赖于公民基于道德意识的自觉行动。而公民的道德意识有赖于对目的理性的认识。文化的一种重要作用就是帮助人认识高尚的目的和价值，培养道德意识，这是文化本身具有的形上目的。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认作是对智慧的追求，智慧不仅是技术理性的智慧，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智慧，是认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智慧。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崇尚道德本位，即人生的意义和道德修养的问题，而中国的传统哲学也视探讨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为己任。这都是中国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在我们未来国家认同或身份的重构中，必须正视这一点。一个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民族就是没有根基的民族，没有根基的民族就是不稳固的民族。 2.2 跨文化传播的符号学视角 符号是符号学和符号分析的核心问题。著名符号学家皮尔士（C.S.Peirce）对符号的定义是：能够被用来在某些方面代表其他东西的任何物象9。语言学家索绪尔（de Saussure）认为，符号是概念和音象的结合，语言就是符号系统。符号互动论认为,符号的意义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和保持的。 鉴于符号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是约定俗成的10,在信息编码和译码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套代码系统——一套把信息转换为符号和把传递信息的符号转换为意义的规范系统。人们根据代码系统把信息转化成可被传递的符号的过程就是编码；译码是指把传递信息的语言或非语言符号转化为意义的过程。众所周知，社会和文化高度程式化，都受规则制约。符号学家A.A.Berger认为，代码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指法规、规则等方面的整套系统；二是与某些秘密事件相关的密码——由代表任意意义的一套数字、字母或象征符号。但如果掌握了组成该密码的原理，你就可以破译它的秘密11。M.A.K. Halliday认为，语言把我们的周围和内心世界无限纷繁复杂的现象、事件和行为，我们各自的意识过程等压缩成可控制的不同的范畴。语言的社会功能还在于表达我们作为说话人对言语情景的参与，表达我们自己所承担或强加给他人的角色，表达我们的希望、情感、态度和等等。 文化是决定人们行为的程序或情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克鲁克洪把文化定义为：文化存在于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中，借助于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特殊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由此可以看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性产物；文化建立在象征符号之上，是可以习得与传递的动态体系；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特定的阶级性，常有本民族文化优越感的倾向（这是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也是交流的根基，因为一个漠视自己文化的民族无法建立国家认同）。 “传播”的定义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尚无定论，但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派：一是“说服”派，如卡尔·霍夫兰认为，传播（交流）是信息发送者通过渠道把信息传给信息接受者，以引起反应的过程，即传送者传递刺激以影响接受者行为的过程。另一为“共享” 派，如亚历山大·戈德认为，传播（交流）是使一个人或数个人独有的信息化为两个人或更多人所共有的过程。施拉姆认为，交流是对一组告知性符号采取同一意向。从符号学角度，我们可以把传播界定为：信息发送者运用自己独特的编码系统把符号化了的信息通过渠道发送给信息接受者，后者运用自己的代码系统赋予信息符号特定的意义的过程。由是，传播的实质就是传播者通过符号（语言或非语言符号）扮演社会角色、表达自己的社会身份、交流各自的文化取向、协调相互间的权势（power）或同一性(solidarity)关系、传递各自的信仰、价值观以及规范等等12。在这一过程中，纵然传播渠道可以纷繁复杂、变化无穷，但起关键作用的是交流双方的文化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具有历史性、动态性，虽具相对稳定性但极易扩大化、定势化。为此，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必须选取正确的定位，珍视各民族文化瑰宝，传播值得传播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杜绝全球性灾难对人类、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报复，建立起各国相应的身份，共同建立一个有别于现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 3. 跨文化传播的终极目标 3.1 跨文化传播的基础 如上所述，支配东西方民族行为处世的哲学理念大相径庭，由此导致文化的价值取向相去甚远。那么我们再谈跨文化传播（交流）有何意义？若有意义，跨文化传播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 诚如前文所言，文化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优劣。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历史形成过程中都打上了本民族哲学观、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烙印，都为世界文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各民族的文化的存在，使我们这个世界文化之林异彩纷呈，也使我们这个世界呈多元化趋势，也才有了文化使者、文化交流之说。那么文化交流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是像某些人叫嚣的以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准绳，还是另有其他理论构想？第一种观念势必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的重新抬头。那么又有什么途径能使交流成为可能呢？ 胡塞尔在研究他的现象学问题时开创了一条把主体际性问题和生活世界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新途径。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和利科都很重视他的生活世界的理论，把它用于研究主体际的交流问题。概而言之，人们赖于生存的生活世界便是主体际的基础。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世界又对生活世界起指导、改造作用，因为这两者是历史地、动态地联系着的。正因为谁都可以运用科学，所以科学既可造福于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这已被大量事实所证明）。有鉴于此，哲学在今天仍大有用武之地。哲学探索和论证人类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分析人类思维方式的形式、特征和发展过程，研究生活世界、科学世界和哲学世界之间的关系。所以，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和哲学世界的源泉与归宿。人类生活在共同的世界里，即使存在文化差异，但未了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交流是最基本的生命保障。文化差异越大，诉诸武力解决争端的可能性越大。 3.2 跨文化传播的终极关怀 既然不同文化造就的不同群体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我们就有必要，而且有责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无论哪个主体，无论他要构建何种政治身份与政治范围，都必须把“负责任”放在首要的价值取向中。我们这些群体所崇尚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难以而且也不可能相互吞噬，我们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来对待它。 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西方哲学的本质是追求普遍的知识和个体的自我实现，东方哲学的本质是寻求人际的和谐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统一。但当我们共同面临着生态恶化、人口爆炸、环境污染、战乱频繁、愚昧落后、犯罪严重、家庭破裂、极端贫困、贫富悬殊、道德失范等这些全球性问题时，我们就不能也不应该再以所谓的“一极文化”统筹其他民族的“多极文化”。我们应当珍视各民族文化在应付某一全球危机时所蕴藏的经验和智慧，多做发掘、发扬、改造、提升的工作，求大同存小异，我们建立一个“多元、协作、尽责”的另一个世界的构想才会实现。正如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姆所言：“21世纪人类将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将影响到各个方面，如思维、学习、社会组织、生产、消费、交流、行政管理，当然还有思考和改善人类与生态圈的关系。我们明白，目前的经济、科学、政治和教育的模式只能导致战争。我们也明白，当前统治世界、国家和跨国集团的垄断巨头并没有了解到世界这些深刻的变化。”他特别指出：“必须弃绝西方知识优越感，建设一个尊重各种不同文明价值的社会。”13这是我们进行文化比较的根本目的和意义所在，这也是跨文化传播的终极关怀。 4.结语 在全球化情景下，世界各国争相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构筑自己的文化堡垒，试图建立另一个新秩序。本文从跨文化传播的深层理论出发，探讨文化传播的基础、目的及意义。目前，各个国家都在运用不同的战略来建构自己的身份，都在扬长避短地弘扬本国文化，而对他国文化兼收并蓄，以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我们要谨记：“跨文化交流是一种本质性的交流，不仅是为了丰富自己，更是为我们要共同管理我们的地球。一方面我们要避免文明的冲突，要避免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统天下，这意味着文化间的接近。一方面取决于寻找共同价值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建立在迎接共同挑战的对话能力。”此番醒世之言乃“跨文化对话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的主题之三。让我们用此次大会中、法双方主席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我们不知道人类要走向那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聚集到这来是为了探讨一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别样的世界，和现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世界不同的世界。 ——乐黛云 人类和生物圈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环境保护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思维体系当中一个基本断层的问题是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管理之间出现鸿沟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怎样更好地采取一种全面的观点，注重各个事情之间的关联，这是至关重要的。 ——皮埃尔·卡兰姆 参考文献 1.Berber,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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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Longman. 1984. p156 12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第39页 13 乐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对话 12》（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