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8年第4期(总第 132期) 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杨春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 要：米塞斯与哈耶克是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的国际学术声望和地位要 高于米塞斯， 但米塞斯却是当然的精神领袖。米塞斯培养出了第三代、第四代遵循和发展奥地利学派传统的经济学家， 而且新奥地利经济学的几乎所有贡献或者始于米塞斯的著述，或者源于进一步发展其观点的努力。这些 贡献对 自由市场制度作 出了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解读。如果要想对市场之所以有效率的广泛基础 和某些重要细节获得更好的理解，自然不能忽视米塞斯的贡献。 关键词：奥地利学派；新古典社会主义；市场过程；人类行动公理 ；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F901．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585(2008)04—0005—12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正在引起学术界越来越 多的关注。这种关注，一方面是源于这一学派的 理论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的强大支持，另一方 面是该学派的理论也许可以构成对新古典经济 学的某些根本缺陷的弥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 看，理解米塞斯的思想都将构成重要的一个环 节。本文将说明米塞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独 特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一 、 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的演变 米塞斯(1881～1973)的命运，生动地描述 了20世纪奥地利学派的命运沉浮。 在讲德语的国家中，自从 1843年罗雪尔的 《国民经济学纲要》出版开始，历史学派就成了 最有影响的经济学说。门格尔(1840～1921) 《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的出版，却标志着奥 地利经济学界开始形成 自己独特的思想风格。 门格尔所展示的思想虽然在奥地利获得了成功， 但却遭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冷淡处理。于是，他写 出第二部著作《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方 法的研究》(1883)，批评历史学派把经济学构造 成一门以经验主义和历史方法为基础的学科。 门格尔认为，经济学方法必须落实在一种个人主 义的基础上，因为经济现象只不过是个人经济行 为的产物 ，只有通过个人的行为，我们才可 能理解总体的经济过程。 门格尔的批评立即引起当时历史学派的领 袖人物施莫勒的公开反批评，并由此引发经济思 想史上历时 20多年的“方法论大争论”。施莫 勒于 1883年以书评的方式作出回应，认为门格 尔对历史学派的方法论本质上缺乏正确的理解。 随之，门格尔以小册子《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 主义的错误》(1884)的形式，并以愤怒的语言进 行反击：“现在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方法 论专家施莫勒在将来还会像狮子那样，阔步于希 布雷河畔，抖动鬃毛，伸出前爪。可是，他在认识 论方面只会打瞌睡。只要不是小孩或傻瓜 ，将来 不会有人认真对待他那呆头呆脑的方法论的容 貌的”①。对这种反击，施莫勒以不屑一顾的态 度，把寄给他的《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的 错误》退回给门格尔。 这场争论激起了双方的敌视，并使这种敌视 收稿日期．2008—04 —21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对 20世纪3O年代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的反思”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春学(1963一)，男，彝族，云南新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经济理 论 问题研 究。 · 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遗传给了后继者。双方的分歧因为感情用事而 被夸大，但其分歧可以归结为对下述不同方面的 强调：(1)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法与抽象的演绎 法；(2)接受经济分析中的统计方法与强调过程 或进化；(3)以更为广泛的多方面背景来发展经 济学与把经济学定义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 理论化。后来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些方法其实是 可以相互补充的，并非绝然对立。 这场争论虽然是以向历史学派进攻的形式 表现出来的，但事实上 ，门格尔是想借助这种方 式来廓清其本身的理论思路。正是这场争论，才 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 也正是这种争论，才使奥地利学派的某些独特个 性第一 次得 以明确化。特别是通过威 塞尔 (1851～1926)、庞巴维克(1851～1914)的宣传 和发展，19世纪末和 20世纪初，维也纳成了具 有国际声望的经济学研究中心之一。 马克卢普曾把 20世纪 30年代初期之前奥 地利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归纳为：(1)方法论的个 人主义；(2)方法论的主观主义；(3)边际主义； (4)效用对需求和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 本；(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Fritz Machlup： 1982)。 虽然这种归纳没有问题，但我们应该注意到 这样一个事实：第一代奥地利学派仍然是“新古 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虽然它与另外两个 “新古典理论”的分支——法语界的古诺一瓦尔 拉斯传统和英国的杰文斯一马歇尔传统之间存 在某些差异。因此，随着各支流的不断融合，奥 地利学派的上述基本思想也被不同程度地融人 其中，形成一种较统一的“新古典经济学”。 自然地，奥地利学派还有一些独特性格没有 被纳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流”，例如，对数学 方法没有什么好感，对各种经济问题的理解具有 浓厚的哲学味道，对经济活动动态性质的重视， 等等。这些特征的挖掘和发展问题，留给了后来 的继承者。 门格尔、威塞尔和庞巴维克为核心构成的 “维也纳圈子”培养出来的第二代经济学家中， 最杰出的是米塞斯和熊彼特(1883～1950)。后 者虽然给这一圈子带来了极大的荣誉，但他本人 ． 6 · 通过阅读瓦尔拉斯、帕累托和埃杰沃斯的著作， 基本上很快就脱离了奥地利学派的核心传统，独 树一帜，他虽然不使用数学方法，但却对借助数 学方法来发展经济学的方式极为欣赏。 真正严格遵循这类核心传统的代表性人物 是米塞斯。通过“研讨班”的形式培养后备人 才，也许是奥地利学派的传统，有时被称为“奥 地利式训练”。例如，米塞斯、熊彼特都受益于 庞巴维克开设 的“研讨班”。米塞斯也通过其 “私人研讨班”来培养第三代奥地利经济学的追 随者。之所以称之为“私人研讨班”，也许是因 为接替维塞尔在维也纳大学教授职位的 Hans Mayer也有一个研讨班。米塞斯在其私人办公 室组织的研讨班始于 1922年，每两周进行一次， 直到1934年离开维也纳，前往 日内瓦。参与米 塞斯研讨班的经济学家中，包括 日后获得很高国 际地位的 Hayek(1899～1992)、Fritz Machlup (1902～1983)、Gottfried Harbler(1900～1995)、 Oskar Morgenstem(1902～1977)和 P．Rosenstein — Roden(1902～1985)。 特别地，正当掌门人门格尔去世(1921)，且 奥地利学派因为其某些思想被新古典经济学所 吸收而丧失了其独特的学术地位时，正是米塞斯 发表的“社会主义”(1920)一文再次使奥地利学 派卷人第二场大争论，使这一学派得以重显其威 风之时。虽然“大争论”使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达 到了顶峰，且这种声望带有昙花一现的色彩，但 正是这场争论，重新孕育出奥地利学派新的独特 性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奥地利异常的政治气 氛，使这一学派土崩瓦解，主要成员各奔东西，前 途各异。早在 1931年，哈耶克就到伦敦经济学 院执教，米塞斯本人也于 1934年前往 日内瓦，他 们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学者也纷纷离开维也纳， 摩根斯坦进人普林斯顿大学，与冯 ·诺伊曼共著 《经济行为与博弈论》，成为博弈论的开拓者， Gotffried Harbler进人哈佛大学，马克卢普曾任美 国经济协会会长，足见受到欢迎的程度。但最重 要的人物却遭到冷落。 米塞斯的命运很差。1940年移居美国之后 的最初阶段 ，他找不到付薪的大学教职，也很难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杨春学：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有更多的听众。几经周折，通过一位学生的介 绍，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年度资助，才谋 得一份访问教授的职位，这一资助延长到 1944 年；1945年开始，得到威利安 ·福尔克斯基金会 的资助，才在纽约大学谋得客座教授之职。1950 年，哈耶克移居美国时，向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谋 求教职的请求也遭到拒绝，迫不得已，只能以社 会学与伦理学教授的名义，任职于该校的“社会 思想委员会”。哈耶克的薪水也不是芝加哥大 学支付的，而是像米塞斯一样，由威利安 ·福尔 克斯基金会支付。 米塞斯之所以一直只能充当客座教授的角 色，与其非常独特的学术个性有关。如果说在纯 理论领域中不受经验主义的污染、拒绝数学表述 和证明、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是奥地利学派的标 志，那么，没有哪一位经济学家比米塞斯以更不 妥协的方式直接继承了这些传统。特别是，随着 凯恩斯革命的影响而来的公共政策的扩张，米塞 斯毫不妥协地坚持“自由放任”观点的强硬立 场，使他处于一种极端的境地，远离经济思想的 主流。 虽然处境艰难，米塞斯以其维也纳的传统， 从 1948年开始在纽约大学开办每周一次的经济 理论研讨会，重新培养新一代的追随者，其中，最 有名 的是 柯兹 纳 (Israel Kirzner)和 Murray Rothbard(1926～1995)，并最终带来了20世纪 70年代奥地利学派的“再生”。特别是借助于 1974年哈耶克获诺贝尔奖的良机，新一代奥地 利学派经济学家更加努力地挖掘奥地利经济学 的遗产，他们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创办自己的杂 志，例 如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Market Process、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在纽约大 学给研究生专门开设奥地利经济学的课程；在奥 本大学设立米塞斯研究所，专门从事奥地利经济 学传统的研究。这些努力使奥地利经济学再次 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 我们可以把经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突出发 展，并由Israel Kirzner和Murray Rothbard等挖掘 出来的新奥地利经济学的独特个性归纳为：(1) 意识形态上的新自由主义；(2)方法论上的“人 类行动学”；(3)认识论上的激进主观主义；(4) 以独特的知识论为基础的自发秩序理论；(5)市 场过程理论；(6)企业家理论。 二、“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 上述陈述可以使我们对米塞斯对奥地利学 派的巨大贡献得到一种直观感受，但仅此还不足 以让我们理解到他的独特理论贡献。否则，我们 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作为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 性人物之一，哈耶克的国际学术声望要高于米塞 斯，但米塞斯却是当然的精神领袖?毫无疑问， 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传统是他们共同开创出 来的。那么，与哈耶克相比较而言，除了上述之 外，米塞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有什么独特的 贡献呢? 如果说培养出一批遵循和发展奥地利学派 传统的经济学家是米塞斯对奥地利学派的最大 贡献的话 ，那么，他对此派的第二大贡献就表现 在发起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这场争 论对奥地利经济学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不仅将这 一 学派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推向最高点，而且也 孕育出新奥地利经济学传统的独特性格，并对市 场的理解做出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独特贡 献。可以说，不了解这场争论，我们就无法理解 新奥地利经济学是如何产生的。 l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那段时期，欧洲存 在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这些思潮不仅存在 于某些执政党中，而且也存在于正统的经济学界 中，例如，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恩里科 ·巴罗内 (Enrico Barone，1908)，借助于瓦尔拉斯的一般 均衡论的数学结构，力图证明：在生产资料公有 制条件下，中央当局可以通过解一组联立方 程的途径，像市场实际上所做到的那样，推算和 决定价格。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Wilfredo Pareto)在此之前，也提出过类似的理论思路，但 强调“纯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明确的，以 便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 之间作出选择。这个问题只能考虑不同性质的 现象加以解决” 。概言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在理论上也可以实现有效率的均衡。 米塞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其著名的论 文“社会主义国度中的经济核算”(1920)的。其 · 7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核心论点是：没有私有财产制度，就不可能有真 正自由的交换和市场；没有自由交换和市场，人 们就不可能根据 自己的理解对各种稀缺资源进 行合理的估价；没有这种估价即市场价格，也就 不能有效率地使用这些稀缺的资源。社会主义 希望以社会所有制来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必将 导致生产要素市场的缺失，因而，“在这里，以货 币进行的核算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 不可能实现其主要的经济目标——合理的经济 计划。 更具体地说，在不存在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 条件下，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决策最多也只能以模 糊的估计为基础，根本不可能建立在对价值的某 种精确计算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得到的一 种社会经济秩序的景象是，由于没有经济核算的 指南针，它只能在各种可以构想的经济组合的汪 洋大海之中艰难地游动。⋯⋯只能在黑暗中摸 索”(Mises，1920：P110)。这种观点其后数 10年 成为批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典论点的重要组 成部分。 当时，米塞斯主要是集中对纽拉斯、布哈林 所概括的计划化、社会化和取消货币的经济形式 的效率问题提出质疑，也对列宁的“战时共产主 义”提出批评。他认为，即使设想社会主义将允 许消费品市场的存在，似乎使核算成为可能，但 是，“一旦放弃自由地确立较高序列的物品(即 投资品——引者注)的货币价格的观点，合理的 生产就将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让我们偏离生 产资料私有制和货币运用的每一步行为，都将使 我们远离理性的经济学”(Mises，1920：P104)。 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实 践，确实遇到了米塞斯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以至 在 20世纪 20年代，苏共内部基本上都接受了 “新经济政策”，但只是把它视为一种过渡形式， 只有托洛茨基始终明确地认为，市场关系和货币 价格在纠正计划产生的失误和判断计划成败上 的作用。但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实践中困难 的考虑。 真正对米塞斯作出学术上的直接回应的，最 早 是 Karl Polanyi(1922)和 Eduard Heimann (1922)④。Karl Polanyi承认一种严格的中央集 ． 8 ． 中化模式确实会遇到米塞斯提出的那种困难，但 认为这种困难可以用下述方式来避免：把生产的 处理权交给 “生产 者联合体 ”(associations of producers)，与此同时，赋予中央机关 (“行政当 局”)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米塞斯于 1923年发表一篇论文 ，对此类 观点进行反批评。他认为，Karl Polanyi对所有 权分配的认识是不清晰的。“所有权”就是处置 权，所以，成为最终决策者的，或者是 “行政 当 局”，或者是“生产者联合体”。如果是前者，我 们再次碰到集中协调之下的知识处理问题；如果 是后者，我们得到的是工团主义者的，根本 就不存在任何协调机制。至于Heimann的论点， 其错误在于过分关注均衡状态，假设“经济背景 不会变化”。米塞斯认为，他们俩的共同问题 是：恰好对他们应当说清楚的关于单个生产者团 体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含糊不清。在他们的 方案中，中央计划机关拥有所有的生产资料，但 作为这一机关内部的不同部门，各个生产组织可 以彼此进行交换。虽然这些部门可以视为几乎 就是所有者，但它们无法复制出像真正的所有者 (即企业家)那样的竞争性竞价功能。对于经济 核算问题来说，重要的是选择动态层面，而不是 关于现存资本的最佳利用这样的静态问题。 其后，对米塞斯进行批评的，是亨利 ·道格 拉斯 ·迪金森(H．D．Dickinson，1933)。他重新 拾起 Baron的观点，认为瓦尔拉斯提出并用于分 析资本主义经济选择的一般均衡逻辑，也适用于 社会主义。假设中央计划当局掌握了所有相关 的资料和知识，就可以计算出价格和应该生产的 商 品 数 量。在 H．D．Dickinson之 前，Fred Manville Taylor(1929)在其美国经济协会会长的 就职演讲中，也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可行性进行了 辩护，认为可以通过反复实践的方式来纠正错 误，从而计算出合理的生产要素价格。 这场争论的演变，诚如哈耶克后来回顾时所 言：“20年代是米塞斯跟社会主义者进行这场论 战。30年代，到英国后，我意识到，我几乎完全 没有注意到这场论战，于是我就编辑了一本文 集。20年代是米塞斯出战，30年代则 由我出 战”。这本 文集就 是 《集体 主义经 济计划》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杨春学：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1935)，收有 N．G．Pierson、Mises、Georg Halm和 Erico Baroner的论文，以及他本人写的两篇论 文：“问题的性质和历史”和“争论的现状”。 如果说争论最初主要是在德语世界的话，这 些论文被译成英文出版后，却使这场争论广为人 知，并走 向高潮。哈耶克对 H．D．Dickinson和 Fred Manville Taylor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 为，即使能够列出中央计划当局必需求解的方程 组，实际上也不可能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 因为这种方程组涉及的商品种类和数量巨大，所 需的信息资料庞大，要解出这样的方程组，用现 在所知的任何方式是无法解决的。 紧接着就有一些学者对哈耶克的观点作出 反应，包括 Maurice Dobb、Abbe P．Lemer和 Oskar Lange等@。最有影响的是奥斯卡 ·兰格 的论文(1936～1937)，其核心论点是：生产资料 私有制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市场交换的终结，市场 交换的存在也不排除计划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 实现。他在综合 H．D．Dickinson和 Fred Manville Taylor的观点 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试错 解”，以此回答米塞斯一哈耶克的责难。兰格也 运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但着眼点不同于 Dickinson，按照他的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将按下 述方式运行 ：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消费者也 可以自由选购商品，即存在劳动市场和消费品市 场；但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将由国营 企业生产，并处于中央计划的控制之下；中央计 划局给国营企业确定出一组价格，并促使它们在 这种价格约束条件下使成本最小化。那么，中央 计划局如何确定价格呢?兰格的设想是，它最初 确定的各种价格也许是武断的，但这并不重要。 因为企业会把在这组价格下哪些产品过剩或短 缺的信息传递给中央计划局。根据这些信息，计 划局就可以像瓦尔拉斯的“拍卖者”那样，提高 短缺品的价格，降低过剩品的价格。就这样，像 真实市场经济那样，作为“试错过程”结果的价 格，最终会引导社会主义经济走向均衡，实现资 源的有效配置。 相对于为计划经济辩护的其他学者而言，兰 格模式的优点在于：避免了中央计划局对大量具 体的供求知识的依赖，使它可以按照某些信息进 行有效的管理 ，而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 获得的信息进行选择。针对哈耶克所提出的 “计算问题”，兰格回答说 ：“在某种社会主义经 济中，试错程序会或至少会比在一种竞争性经济 中发挥更出色得多的作用。因为对于整个经济 体运行得如何的认识，中央计划局要比任何一位 企业家拥有更为广泛得多的知识；因而，比之于 一 个竞争性市场实际上进行的试探过程，中央计 划局能够以更短得多的试验过程，就达成正确的 均衡价格”。 米塞斯在 20世纪 3O年代并没有直接回应 批评者，只是在 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动》一书 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看到兰格利用新古典经 济学工具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辩护，使 哈耶克吃了一惊。这种困惑在于：新古典理论假 设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备的知识，知道自己的效用 函数和生产函数，也知道实现利益最大化所需的 其他知识，要解决的仅仅只是在数据中求最大值 的问题。兰格论证的本质在于：如果市场经济实 现均衡需要这些假设的话，那么，把同样的假设 运用于中央计划局，也可以证明社会主义经济能 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事实上，正是这一困惑， 促使哈耶克最终表达出完全不同于主流经济学 的市场理论。 哈耶克于 1940年发表的“竞争的‘解决方 法”’一文，对兰格等人的“市场社会主义”作出 过直接的回应，并在其他一系列论文中使其论点 得到更清晰的表述 。他终于认识到，不可能在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范围内来回答兰格等 人的观点，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也可以用 于支持社会主义经济，而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的理 解与兰格的新古典主义“竞争方法”之间的本质 差别在于：市场效率来源于通过竞争过程对分散 于个人之间的“默会知识”和特定时空的具体知 识的有效利用，而中央计划局不可能掌握这类知 识 ，“生产者”也无法把这类知识传递给中央计 划局。 到2O世纪 4O年代中期，激烈的争论暂告一 个阶段。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和计划 经济不可能达到以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为基础 的体制那种经济业绩。哈耶克和罗宾斯甚至认 · 9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使能实现这种效率，也 是不可取的。以兰格为主的一批经济学家之所 以批评自由市场经济，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体 制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公平的收人分配和合理 的投资，希望找到某种中央计划方法，能够复制 出自由市场具有的那种潜在效率却又无上述缺 陷。他们坚信，可以出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体 制，克服米塞斯所说的那些障碍，实现与自由市 场一样的效率。但哈耶克坚信，如果要让政府从 全面计划来控制经济的运行，就必须让它掌握越 来越多的控制权，由此出现的危险是：政府对经 济的控制导致对政治过程本身的控制，最终将会 使各种自由和民主形式都不复存在。在哈耶克 看来，民主只有同市场制度所固有的选择自由结 合在一起，才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 对这场争论，熊彼特(1950)的评论代表了 当时的主流观点：兰格一方赢得了论战，米塞斯 和哈耶克的早期论点已经被驳斥了。20世纪 80 年代之后，随着计划经济明显的失败、苏联和东 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促使经济学家重新反思这场 争论。雅诺什 ·科尔纳的表述代表了这种重新 评价的典型观点：“50年之后再 回顾这段历史， 人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哈耶克在这场辩论 中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正确无误的，⋯⋯而兰格所 抱有的希望则都是虚幻的空想” 。 这场争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展的一个 分水岭。争论虽然始于对中央计划经济可行性 流行观点的挑战，但不仅涉及到可供选择的政治 和经济制度，而且也涉及到新古典经济理论本身 的地位和有效性。在20多年的争论过程中，奥 地利学派经历了一种转变，最终重新定义出奥地 利经济学的含义及其对经济科学的贡献，其中最 大的贡献是对“市场过程”及其知识基础的独特 理解，而且强化了奥地利学派的两个传统：拒绝 数学化和均衡分析。更进一步地，新一代奥地利 学派学者借助于对这场争论的反思、遗产的挖掘 和发展，使奥地利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不可忽 视的组成部分。特别地 ，他们把原来米塞斯、哈 耶克对兰格等人的批评转化为对新古典主义经 济学关于市场分析的批判，使人们再次对奥地利 学派产生了兴趣。有的学者干脆就把兰格的观 ． 】0 ． 点称为“新古典社会主义”。 对支持或同情社会主义经济的人们来说， 争论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兰格曾经评论说： “社会主义当然有充分的理 由感激米塞斯，这 位批评他们事业的‘魔鬼辩护者’，正是他有力 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 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 具有重要意义。米塞斯教授的雕像应该在社 会主义国家中央计划委员会或社会化部大厅 中占据一个尊贵的位置”。 的确，正是米塞斯等人在理论上的挑战，加 上实践中的困难，使社会主义者或同情者对“社 会主义经济意味商品、货币和竞争的消亡”的经 典立场产生了动摇。20世纪后半期东欧社会主 义阵营中的经济改革，使大多数人认识到，任何 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都必须利用市场来配置资 源。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 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社会主义要有生命力，就 必须把市场、预算硬约束和某种程度的私有制结 合起来。虽然说这些观念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 源于实践的思考，但也证明米塞斯的论点是具有 说服力的。 三、米塞斯的独特思想：兼与哈耶克的比较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米塞斯都是哈耶克的 老师：利用其影响，于 1921年帮助后者找到第一 份工作；建立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让哈耶克 出任第一任所长；等等。特别地，诚如哈耶克所 评价的：“对我知识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米塞 斯”。可以说，哈耶克的学术成就要胜过其老 师，但在他的学术成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 米塞斯的影响，例如，在商业周期方面，他推进了 米塞斯的分析，被学界命名为“米塞斯一哈耶克 模型”；米塞斯继承其老师庞巴维克的传统，一 直对社会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正是受他 1920年著作的影响，哈耶克从费边社会主义者 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坚决批判者。也正是在米塞 斯发起的“社会主义核算大争论”过程中，哈耶 克作出了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 毫无疑问，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传统是他 们共同开创出来的。但是，他们的思想确实又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杨春学：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在着某些差异，这类差异又导致新奥地利学派经 济学中存在不同的分支。只有了解这些差异，我 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米塞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的其他独特贡献。 (一)“人类行动学” 虽然学者们常常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视为 奥地利学派的主要特征之一，但事实上这也是主 流经济学家共同持有的一种信念。使奥地利学 派与新古典主义区别开来的基本信念是他们对 主观主义的强列信仰。奥地利学派的大多数独 特观点者来源于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弗里茨 · 马克卢普对这种主观主义的经典解释是：在一 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只有基于有关个人的 知识、信念、知觉和预期，才可能对个人行为作出 合理的解释。 米塞斯和哈耶克都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这 些传统，但米塞斯以所谓“人类行为学”的名义， 以独特的思维方式融合了某种形式的个人主义 和主观主义 。 新古典经济学 自称为“选择的科学”，研究 面对资源稀缺性的事实所不可避免的选择行为。 但是在具体研究中，它把个人模型化为约束条件 下最大化其效用的理性行为。因此，在新古典模 型中，个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选择行为，只有求 极大值的数学计算问题。奥地利学派，特别是米 塞斯，是以一个表面上类似但实质上不同的选择 概念开始的，因此，其经济理论的基础也极不同 于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传统在米塞斯的《人的 行动》一书中得到最彻底的阐述。 米塞斯认为，“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是 关于人选择行动的纯粹逻辑的科学，它是以“人 的行动公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演绎体系，而经 济学是在其中发展得最好的领域。 何为“人的行动公理”呢?人的行动是目的 性很明确的行为：人们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特定 目标，并慎重地运用稀缺的手段去实现预定的目 标，以使主观想象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人类 行为的本质。 对这一公理的理解，要特别注意下述三点： 第一，米塞斯对“行动”与“行为”这两个概 念的辨识：“行为”是一个远比“行动”广泛的概 念，既包括有意识的行为，也包括无意识的、纯属 适应性反应的行为，而“行动”仅仅特指“行为” 中有意识的那一部分。经济学只研究这种有意 识的行为，而“行动公理”则构成“经济学的最终 基础”，所有的经济学定理或知识都可以由此推 演出来。 第二，既然“行动”仅限于“有意识的”行为 部分，那么，对于讨论人的行动的“目的”来说， “理性”与“非理性”是毫无意义的概念。因为每 个人对其所追求的“目的”的理解 ，是基于个人 的主观评价，其他人不可能体验这种评价所代表 的真实意义。也就是说，效用不可进行人际间的 比较，是不可通约的，某人既然选定了某一目标， 必定认为该 目标会给他带来效用。非理性行为 不属于“人类行为学”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我 们能通过推理来把握的东西就不再是非理性的。 因此，人的行动总是理性的。 第三，在米塞斯看来，手段的“理性”并不像 新古典经济学家解释的那样意味着最大化的实 现，即使是所选择的手段没有带来最大化的效 用，也不能说行为是非理性的。“一个不适于目 的的行动自然达不到愿望，这种行动有悖于 目 的，但却可能是理性的，就是说它是理智(尽管 是错误的)考虑的结果，而且是一种达成某种明 确目的的企图(尽管是无效的)”(Mises，1949： Pa0)。因为，一方面，我们不能把个人行动的目 标视为绝对的东西，它可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 化，会因人而异；另一方面，个人的行为设想，本 身就意味着“行动”，展现出某种面向“未来的” 特征，也就不可避免地隐含着时间和不确定性的 存在，因而会因为其错误或知识的不完善而出现 挫折。正是在这种世界中，个人行动才显示出真 正的主观选择的存在，这种选择完全不同于新古 典经济学中的选择，在新古典世界中，并不存在 真正的选择，最多也只存在适应行为，真正的选 择并不存在由客观确定的“求解方法”。 在米塞斯看来，“人类行为公理”不仅是一 种经济学的解释方式，而且是一种“原生的真 理”(a primordial truth)，是不证 自明的先验真 理。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认为，由此推导出来 的经济学知识也是不证自明的先验真理：“经济 · 11·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学，像逻辑和数学一样，是一种抽象推理的展示。 经济学决不会是试验的或经验的科学。”(Mises， 1949：P20)。 按照他的观点，人类行动学的“规律”，诸如 边际效用递减、供求规律、甚至于规模报酬递减， 都属于先验真理，是从“行动公理”推导出来的， 无需用计量经济学验证，也无需用数理经济学以 形式化的方式来表述，这种先验论在其下述说明 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人的行动学的研究范围限 于阐释人的行动的范畴。人的行动学一切定理 之演绎所需要的，乃有关人的行动实质的知识。 这些知识为我们 自身所有，因为我们是人；只要 是人，就不会缺乏这些知识，除非他因病理的关 系，变成了一个植物人。因而要理解这些定理， 无须特别的经验。而对于一个不能先验地知晓 人的行动为何物的人 ，他的经验再多，也无助于 他对这些定理的理解。对这些定理唯一的认知 途径，是逻辑地去分析我们有关行动范畴的固有 知识。如同逻辑学和数学，人的行动学的知识为 人心所固有，而非外来。人的行动学所有的概念 和定理，都蕴含在人的行动的范畴中”(Mises， 1949：P2O)。 虽然人们把“人类行动学”视为新奥地利经 济学的独特方法论基础，但并非所有“奥地利学 派圈子”的经济学家都同意米塞斯“人类行动 学”方法中包含的那种先验论。例如，Murray Rothbard就争辩说，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在现实世 界中的经验来认识人类行动的“公理”和“其他 辅助性公理”，这些公理是“极具有经验性的”。 早在2O世纪 20年代，米塞斯的维也纳“私人研 讨班”上，菲利克斯 ·考夫曼就以“天堂中的国 民经济学家”为题，讽刺米塞斯那种脱离经验的 先验论：那位绝望的经济学家在天堂中无所事 事，因为那里不再存在稀缺问题，于是上帝给了 他一首抒情诗，向他传授那种不包含经验的 理论⑨。 哈耶克赞同米塞斯关于人的行动公理是经 济理论演绎核心的方法论思想，但对其中包含 的先验论持批评态度，这与哈耶克的认识论有 关。他坚持认为，个人有关“特定时空的经验知 识”，对于理解经济行为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学 - 1 2 - 不可能是一门纯粹演绎的、先验主义的学科，因 为它所讨论的决不是个体行为，而是要研究市场 如何传递信息，而这正是一个经验的过程，而不 是提 出一个先验 的命题。正 因为如此，他在 1978年评论自己与米塞斯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差 异时说：“我相信，在论述经济学与知识的那篇 文章中，我就已经提出，对个人的计划可以运用 先验的逻辑体系进行分析，而当人们试图了解他 人的行为时，就出现了经验因素。你不能像米塞 斯那样宣称，整个市场理论就是一个先验体系， 因为当一个人要把握另一个人在干什么的时候， 必然会出现经验因素”田。 至于不属于奥地利传统的经济学家，批评更 是毫不留情。例如，1995年，弗里德曼评论说： “这些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决定、验证理论的 时候 ，事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关心的只 是阐释理论，而不去验证理论，因为他们认为，经 济学的基础都是些不证自明之理。而这些理论 之所以是不证自明的，乃是因为它们是关于人的 行为的，而我们 自己就是人。因此，终极的知识 就在我们内心世界中，任何经验方法都不能驳倒 它们。这就是人的行为学。我觉得，这种方法论 思路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使我们很难建立 起一门可以不断发展的学科。如果你总是回到 你的内心的、不证自明的真理，那么，一个人如何 站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如果你我都是人的 行为学家，我们对于某些论点或命题是否正确出 现了意见不一，那么如何解决我们的分歧?”在 2000年的评论中，弗里德曼更不客气：“我觉得 这是非常荒唐的观点。我从来搞不懂怎么会有 人接受这种观点” 。 虽然对米塞斯的先验论有不同意见，但大部 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赞同他的“行动公理是 不证自明的、普遍有效的”观点。剔除其问存在 的先验论之后，他的“人类行动学”方法论之所 以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就在于他对“人的行 动公理”的独特理解，以及这种“公理”用于解释 具体的选择行为时所展现出来的真正的选择含 义。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核心假设 包括最大化行为、偏好稳定和均衡，那么，“人类 行为学”方法所显示出来的核心假设是“有 目的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杨春学：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之行为”、“有待说明的偏好”和过程分析。这些 假设，使经济学家可以抓住选择行为中的时间、 主观认知和评价、预期、真正的不确定性等问题， 这些理论特征有助于消解新古典经济学世界中 那种呆板的选择概念及其弊端。 (二)自由主义 奥地利学派从其诞生之时起，就与自由主义 联系在一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联系变 得更加密切。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充分地继承和 发扬了这一传统，特别是他们所发起的“社会主 义核算大争论”，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牢固地与 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了。 奥地利学派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影响，可以从 一 份调查中找到直接的证明。《自由》杂志曾在 间隔 10年的时间里，两次对此杂志的读者和 自 由至上主义者进行调查，请他们为对 自己的思想 影响最大的前 5位学者打分，分值从 1—5，结果 如表 1所示@。其中，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 德是公认的奥地利学派的代表性人物。 表 1 《自由》杂志对相关经济学家的调查评分统计 ～ ～ ～ 1998 1988 兰德(Ayn Rand) 3、51 4，02 杰佛逊 3．51 3．10 米尔顿 ·弗里德曼 3．08 2．95 米塞斯 2．76 3．65 哈耶克 2．74 3．02 罗斯巴德(Murry Rothbard) 2．72 3．93 戈德华特 2．39 2．47 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2000年，《自由》杂 志推举米塞斯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 其实，在表 1中所列出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中， 兰德也是直接受到米塞斯 自由主义影响的人物。 米塞斯之所以极力宣扬 自由主义，直接源于 他对经济过程的性质、社会主义和国家干涉主义 所固有问题的理解。他写道：“在 19世纪的意 义上，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它不是一种理 论，而是一种由人的行动学尤其是经济学所发展 之理论的应用，后者把人的行动的问题放在社会 的框架里来研究”(Mises，1949：P155)。在他看 来，自由社会的伦理基础存在于对支配劳动分工 和社会经济秩序基本原理的理解之中。以私有 财产制为基础的自愿交换，会促成一种自愿合作 的形式，使社会经济在劳动分工过程中得到发 展，从而构成人类伦理道德、经济繁荣、社会进步 的最终基础。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自由主义 提供的土壤中才能获得最好结果。正是在这种 意义上，“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研究人类行为的 学说，其着眼点和最终 目的是促进人们外在的物 质福利，而不是直接满足人们内在的、精神上的 以及形而上学的需求。它并不向人们许诺幸福 和满足，而是尽一切可能将外部世界所能提供的 物质用来满足人们的诸多需求”(米塞斯，1994： P46)。且不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实现这一 目 标，即使是“混合经济”，也由于赋予政府以干预 市场过程的自由裁量权，成为一种“受羁束的市 场秩序”，不能有效实现这类 目标。 米塞斯之所以对 自由主义持这样一种毫不 妥协的态度，与其独特的社会观有着内在的关 系：“我们决不能忘怀的是，人类社会的特征是 有 目的之合作；社会乃人类行动之结果，也即有 意地要实现某些 目的才形成了社会”(Mises， 1949：P145)。正是目的性(purposefulness)而不 是自发性(spontaneity)，构成每种有用的社会制 度的本质：“社会乃有意识有 目的之行为的结 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曾缔结过某些契约，从 而建立起了人类社会。产生社会合作以及使社 会 日新月异的那些行动，其目的除了与他人合作 以达成某些特定目的外，实在别无他物。由这些 协同行动而形成的全部复杂而多边的联系，可称 其日社会。它以人类合作取代个人的独立生 活”(Mises，1949：P143)。 与米塞斯不同，哈耶克把“自发秩序”作为 其 自由主义理念的最根本基础，并将这一传统不 仅追溯到门格尔，更追溯到之前的弗格森、孟德 维尔和斯密。他以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制度：“我 的基本观点是，习惯，特别是我们的财产制度、自 由和正义，并不是人类理智的一种创造，而是文 化进化过程对人类的一种特别赠予”(Hayek， 1988)。 · 】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即使是抛弃米塞斯和哈耶克对 自由主义关 注的社会认识论差异不谈，他们各自信仰的自由 主义程度也有显著差异。最能体现这种差异的 是这样一个事实：哈耶克总是避免使用“放任 自 由”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观点，而米塞斯却很喜 欢这一概念。 米塞斯把国家仅仅视为“一种强制和威胁 的社会工具”，对政府行为有一种深深的厌恶， 强调政府的唯一合理职责是保持私有财产和与 其有内在关系的自由市场制度；政府既不能去纠 正市场上“自然形成的”收人和财产分配，也不 应干预其他私人活动。他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内 在的社会不平等和等级结构的合理性：“市场的 选择过程，是由市场经济的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 力而完成的。⋯⋯这些努力的结果，不仅仅形成 了市场的价格结构，还同时形成了市场经济的社 会结构，即每个人都从事特定的工作。市场使人 富有或贫穷，决定谁能管理大工厂，谁为他人擦 洗地板，以及有多少人开采铜矿，多少人加入交 响乐团。这些决定皆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可变 的。这一选择过程连续不断地调整着社会生产 部门，使其适应市场供求的变化。它周而复始地 做出事先决定，迫使每一个人时刻检验 自己的行 动。任何人都没有绝对的保障，也没有维持其既 得地位的权力。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市场规律即 消费者主权的约束”(Mises，1949：P308)。 米塞斯甚至对政府的禁毒行为提出质疑，认 为这与干预言论 自由没有什么本质差别(米塞 斯，1994：P90—92)。他对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 派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批判，斥之 为“一群社会主义的信徒”，仅仅因为他们支持 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赞成对低收人者的补贴 政策。 与米塞斯不同，哈耶克却一直努力与无政府 主义式的自由主义立场划清界线。他是这样来 表述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论 点，是赞成尽可能地利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 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主张让事态放任自流。 它是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的：只要能创造出有效的 竞争，这就是再好不过的指导个人努力的方法。 它并不否认，甚至还强调，为了竞争能有益地运 ． 14· 行，需要一种精心想出的法律框架，而现存的和 以往的法律无不具有严重的缺陷。它也不否认， 在不可能创造出使竞争有效的必要条件的地方， 我们就必须使用其他指导经济活动的方法”(哈 耶克，1997：P40—41)。他明确地指出：“对于自 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某些自由主义者 单纯从某种经验主义出发的顽固态度，而尤以 ‘自由放任’原则为甚”(哈耶克，1997：P24)。 哈耶克认为，自由原则并不能证明“政府活 动应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的立场是合理的。 因为国家不仅是“一种强制的工具”，也是一种 服务性机构。有许多服务，即“公共物品”，虽然 非常重要，但却是市场机制无法提供的，需要政 府来提供，在政府的这类行为中，并不存在强制 (哈耶克，2003：P351—352)。基于经验，他对现 代福利国家的基础提出尖锐的批评，但也正面肯 定政府给某些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的职 能，称之为“零星的社会工程”(哈耶克，1997)。 不过，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多数遵循米 塞斯的观点，采取一种激进的自由主义形式。特 别是罗斯巴德(Murry Rothbard)，甚至走向反国 家主义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罗斯巴德的 著作，使奥地利学派把为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辩 护与抛弃国家的观点联系在一起了。他在20世 纪 60年代早期撰写了大量的经济学论文，结集 后以《人、经济与国家》为名出版，在此书中，罗 斯巴德比其老师米塞斯更极端，认为所有的国家 干预都会带来不幸的后果，而且这种干预都是建 立在不受任何节制的暴力基础之上的。在他的 观念中，甚至于不能容纳“自愿性政府”的概念， 按照这种新“放任 自由主义”的看法，在一个自 由的社会中，吸毒、赌博、卖淫等等，一切不构成 对他人暴力侵犯的行为都不在禁止之列，甚至于 应当以“私人的”法庭和警察来取代国家控制的 法律机构，以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私人防御。 四、结束语 从前述各个方面，我们大致可以明白为什么 米塞斯会成为新奥地利经济学的“精神领袖”。 正是他发起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使 米塞斯成为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杨春学：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利学派复兴的关键性人物。正是他开设的“研 讨班”培养出第三代、第四代奥地利学派的追随 者。可以说，几乎新奥地利经济学的所有贡献或 者始于米塞斯的著述，或者源于进一步发展其观 点的努力。20世纪50年代之后，哈耶克事实上 已放弃对经济学的研究 ，转向社会学和道德哲 学，只有米塞斯仍然坚持着奥地利经济学 的 传统。 无人能够否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理解市 场运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也无人能否认它在 这方面所存在的理论缺陷和视野的局限性。其 中，最为严重的是它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市场活 动的动态过程及其特征。新奥地利学派正是瞄 准这些缺陷来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并由此引起 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新奥地利学派批评的核 心思想是：静态的均衡理论并不能捕捉住真实市 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不仅个人在收益与成本核 算时的估价本质上是主观的，而且个人的预期和 知识也部分地是主观的。对这些方面的强调，使 现代奥地利学派非常重视哈耶克在“经济学与 知识”一文中所体现的那些思想。类似地，拒绝 把静态均衡作为设计一种经济体制的工具，也使 这一学派更重视真实时间的重要性。对“社会 主义经济核算”争论的反思，也使他们对制度、 规则结构与市场活动之间的一般关系，做出新的 探讨。 事实上，如何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并把由 此而获得的理论成果增添到现有的成就中，从而 形成对市场经济更完整的理解，正是经济学家仍 然应该努力的方向。如果我们要想对市场之所 以有效率的广泛基础和某些重要细节获得更好 的理解，自然不能忽视新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努 力，又因为这种努力是以发掘米塞斯和哈耶克所 开创的思想为主体的，自然地，我们不能忽视对 米塞斯的研究。米塞斯 的现代学术价值就在 于此。 注释 ： ① 转引自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 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P161—162。 ② 帕累托：《政治经济学手册》，1906年。转引 自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1981年版，第403页。 ③ Karl Polanyi(1 922)：“Socialist Calculation”． Eduard Heimann(1922)：“Surplus value and collective economy”． ④ 此文作为附录收编在 1936年被翻译成英文 的 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一 书中。 ⑤ 他们的论文均收入 Peter J．Boettle(ed．)： 2000，Vo1．IV。 ⑥ 这些重要的论文都收编在其《个人主义与经 济秩序》之中。事实上，不知道“社会主义经 济核算争论”的情形，我们就无法理解哈耶 克这些论文的真实意义。 ⑦ 雅诺什 ·科纳伊(1992)：《社会主义制度》， 转引自安德 ·甘布尔《自由的铁 ：哈耶克 传》，王 晓冬、朱之 江译，江 苏人 民 出版 社 ，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