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托尔曼和他的《翻译艺术》 赫伯特. 库欣.托儿曼(Herbert Cushing Tolman)的《翻译艺术》（Art of Translation）发表于1901年。它是美国理论史上的第一部专著，属于西方传统理论研究的范畴。在该书中，托儿曼谈到了翻译的本质，翻译的过程，翻译的标准和译作的风格等问题。 1．​ 翻译的本质 托儿曼谈的是文学翻译。首先，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翻译家应是艺术家，就像雕塑家，画家和师一样。翻译的艺术，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之中，即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之中。托儿曼认为，翻译艺术与绘画艺术最相近。 2．​ 翻译的过程 作者指出：“翻译的心理过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我们必须掌握原文作者的思想；第二，我们必须用译文的语言把原文作者的思想表达出来。” 这里，托儿曼像一般传统的理论家一样，把翻译的过程分为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 1．​ 理解：托儿曼强调，必须从原文的观点理解原文，才能掌握原作的精神。他说，译者只有从原文的观点出发去阅读，才能使自己沉浸在原文的思想和感情的激流之中，才能领会原文的精神实质。他把译者阅读原文的过程，比作画家落笔前的构思过程。画家只有知道自己要画什么，才会动手去画。他不会随便去画一丛灌木，然后再画一颗树，接着再画一块石头，而是头脑里首先有了整幅风景的轮廓，心领神会，然后才动手去画。翻译艺术也正是这样。译者只有透彻地理解了原作的思想之后，才应动笔翻译。（泰特勒也把翻译比作画画，但泰特勒强调的是翻译的困难，因为，画家临摹可用相同的材料，翻译家模仿却用的是不同的语言。） 2．​ 表达：托儿曼指出: “译者对原文的精神领会越沈，就越感到自己责任之重大，也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到传达原作结构的精神实质之困难。”他说：“翻译要能在英语读者或听众中引起像原文读者或听众所感受的同样的感情。”他也意识到，译作要像原作一样，在译文读者中产生原作在原文读者中完全一样的效果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他又把翻译比作绘画艺术。他说，没有一个画家能完美地重现自然风景。最好的画家并不是用与自然同样的颜色表现自然风景中的每一个细节；最好的画家应该是有感于壮丽的自然景色，并认识到绘画艺术的局限性，然后使自己的画尽可能地接近大自然的美景。最好的翻译家也一样，他并不是在英语中精确地复制原作——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只能使自己的译作尽可能地接近原作。 3．​ 翻译的标准 1．忠实：托儿曼认为，所谓的“忠实”，是指忠实于原作的精神。托儿曼指出：“翻译并不是把一种外语的单词译成母语，而应该是原文中的感情，生命，力度和精神的蜕变。”他以画家画战马为例，好的画家画出马的神采——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那高昂的头颅，那呼呼有声的鼻孔。只有艺术家感受到了那战马的威武精神，才能把战马画得生气勃勃，为伍雄壮。蹩脚的画家虽然画出了马的四条腿，一个身子和一个头，也许我们看了也知道画的是一匹马，但其中肯定缺少了什么。那就是马的精神。同样，好的译者在复现原句的意义时，能把原句中所包含的感情和原句的伟大，美丽和细腻之处都表达出来；蹩脚的译者却把原著作者给原作思想所穿的锦袍，换成了褴褛的衣衫。他的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神似”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翻译要再现原作的精神，托儿曼主张，我们既要忠实于原作的优美之处，也要忠实于原作的不足之处。同时，托儿曼也指出，翻译不是解释。原文的意义模糊不清，往往是作者故意为之，那么，忠实的译文在译入语规范容许的限度内，也应该模仿这种模糊不清的表达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译文不应超过原文。他指出：“如果原作趴地蠕动，译作不可能腾空翱翔。”如果那样做，也是不忠于原作的精神。 2．通顺：托儿曼认为，译文必须是地道的译入语。用他的话来说，“必须是地道的英语。”译文必须自然流畅。他认为，尽管翻译有一定的局限性，译者还应该努力探索这一艺术高度的表现力。他引用考尔（Cauer）的话说，译者面临着双重任务：首先，他的译文应该是活的，而不应该是矫揉造作的。否则，译文怎么能接近我们的情感呢？其次，原先的诗人或作者的特殊的风格也应该加以保留。他的这些思想使我们想起了鲁迅先生关于翻译标准的论述：“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是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3风格：译作应再现原作的风格。这里，托儿曼着重谈了选词，词序和修辞的问题。他认为，只有重现原作在词汇，词序和修辞上的特色，译作才能重现原作的风格。 弗雷德里克.M.勒内的《阐释：语言和翻译——从西塞罗到泰特勒》 在“导论”部分，作者首先提出，讨论翻译的前提是语言学理论，并认为，在西方，从古代到18世纪，翻译家们都是在他们所处时代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工作的。在古典传统中，使用语言被认为是一种艺术，而语言艺术又可分为两种：语法和修辞。语法研究的是语言的基本方面，要使交际成为可能，语法是必不可少的知识，语言使用者的主要材料是“词”。词可单独使用，也可结合起来使用。词被认为是语言的最小单位，是语言艺术所控制的语言操作的起点。由词到词组到句子到段落最后组成文章，使传达思想成为可能。这犹如建造房子一样层层搭建起来。这就是语言结构的概念。结构可以拆开，也可以重组。翻译犹如要把一座房子拆掉，然后用原有的这些材料在另一个地方建造起同样的一座房子。因此，翻译要经过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拆房子”，把语言结构解开来，这是一个的过程；第二个过程是“重建”的过程，这是一个表达的过程。 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中，给词下这样的定义: “词是灵魂，感情和印象的口语符号。” 但他也指出，符号因语言而异。奥古斯丁则说，交际实际上可以通过各种符号来完成，而人类最常用的交际符号是由词组成的。这种符号理论在论及思想与符号的关系时认为，词与物是互为依存的。没有词，物仅存于头脑的真空中。因此，因此尽管物先于词，但在思想外部，物的存在必须依靠词。事实上，物多于词。许多物无词表达。物是无限的，词是有限的。另一方面，词要靠物存在。物与词的关系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物是主，词为仆。也就是说，词的存在是为思想服务的。因此，有人说，语言是思想的仆人。语言必须设法表达头脑中形成的各种思想。但一个主人可以有多个仆人为其服务。因此，一个思想也可用多个词来表达。他们认为，译者主要的目的是传达原著的，因此，每一部译作都被认为是原作的复述。唯有这样，传译才有可能。这一时期的译文，往往比原文长，有的甚至多出原文的三分之一。这是因为，词的存在是为物服务的，有些事物需要较多的词才能表达。这种现象当代译者认为是一种缺陷，在当时却认为是一个优点。 翻译中的修辞也应该看读者对象。其实，读者问题也一直为传统中国译论所重视。例如，严复“雅”字的提出，就首先考虑到他的读者对象是当时熟悉古文的士大夫阶层。傅斯年在1919年《译书感言》中也提到：“（一）译书人对于作者负责任。（二）译书人对于读者负责任。”后来，胡适在1923年《译书》一文中，对此又有所发展，提出“译书第一要对原作者负责任，求不失原意；第二要对读者负责任，求他们能懂。”此外加上了第三要对自己负责，求不自欺欺人。林语堂则说，信对作者负责；达对读者负责，美对艺术负责。另外，鲁迅先生在谈到“直译”与“硬译”时，也要求区别读者对象，即普通读者与专家。在谈到语言与句法问题的处理时，说给知识分子看，宁信而不顺；给普通读者看，也可偶尔加些新词和新句法。他还把读者分为三类：甲，很受教育；乙，略能识字；丙，识字无几。此外，在曾虚白也谈到读者的感应会不同，原因是（1）种族不同，风俗，习惯，思想不同；（2）文学上的组织不同。他认为译者应参照译本读者的心理，拿它重新组合我们自己的文字；换句话说，必须改变方法，才可能得到同样的目的。陈康在谈到“达”的时候，则与译文的读者联系起来，认为“译文的达与不达，不能普遍地以一切可能的读者为标准，乃指相对于一部分人，即这篇翻译的理想读者。 理想的翻译当然是折乎其中，但绝对的折衷是不可能的。译者要么偏向作者或原文，要么偏向读者或译文。这取决于译者的翻译观。但自己的译者会根据翻译的目的，读者的对象，文本的类型和作者的意图确定翻译的原则和方法。这两者并无孰优孰劣的问题。 也都提到了译文要考虑读者的因素。 勒内认为，解释一直是翻译的基本特征。本书的标题中就用了一个拉丁文词interpretatio,即interpretation. 翻译是语言和意义的移植。语言只是媒介，翻译的任务是给予清晰的解释。翻译只不过是用另一种语言解释原文的内容。翻译的首要任务不是使源语为读者理解，而是使原文内容被一定水平的读者所理解，这是需要译者通过选词，以保证读者完全理解。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翻译似乎只是通过语言进行交际的活动。但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翻译主要关注的是文本信息，语言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同时翻译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目的。可以把翻译当作语言学习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翻译当作译书创作的手段。以上都是为了达到译者自己的目的。把翻译作为解释的手段，才具有阐释学的性质，而且也涉及到听众（或读者）。译者处于阐释与语言，作者和读者，信息与文字之间。一般译者往往向读者，内容和目的语这一侧倾斜。这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是分不开的。勒内还从translation一词的词源来分析，“trans-”就包含了出发地和目的地。这两头在运输中同样重要。物资只有到达了目的地，才算完成了运输任务。因此翻译理论的研究必须包括读者这一边，而不是只考虑作者这一边。 奈达翻译理论概述 奈达的翻译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倾向于把翻译看作科学到倾向于把翻译看作艺术的转化过程。他一方面认为，归根到底，翻译是艺术，并认为“翻译家是天生的（1981）”。另一方面，他把“翻译科学”的论点改为“翻译研究是科学。”最近，奈达又认为翻译基本上是一种技艺（technology）。他说：“关于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或是技艺的传统的争论，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翻译既是艺术，也是科学，也是技艺。优秀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对语言的美学方面又敏感性，同时要掌握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表达技艺。再说，这种技艺是可以通过实践和训练改进的，就像所有的技艺一样，同时，对翻译过程进行科学的描写也是可能的。但是，翻译实际上是产生译作的过程，因此，翻译基本上是一门技艺，因为，这需要多种学科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译作，包括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交际理论。”（Nida,1996）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翻译应以读者为中心，还是以作者为中心。换有些人的话来说，是把作者带到读者中去呢，还是把读者带到作者那去。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的“忠实”，实际上主要以作者为中心的。奈达是主张把作者带到读者中去的。他认为译文必须通顺易懂。其实翻译本身就包含了两个方面：作者和原文与读者和译文。从作者到读者，从原文到译文，就像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需要经历一次艰难的旅行。旅行要达到目的地才算完成。对翻译来说，就是要把原文的内容传达给特定对象的读者，不仅能使他们正确理解，还要使他们容易理解，才算完成了“传达”或“运输”的任务。译者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间人，固有译者是“媒婆”之说。作为媒婆，当然要顾及双方。也就是说，作为译者，也不能忽略读者这一方。勒内进一步指出，进来的文学批评开始更注重读者以及读者在文学中的地位。这个问题，对翻译来说，尤为重要。没有任何其他文学活动比翻译更需要依赖于读者。因为，翻译就是为不懂原文的读者服务的。如果说译者对作者的责任是忠实，那么对译者的责任就是明白易懂。根据阐释学的观点，译者与其说是一位语言学家，还不如说是一位解释者。解释，就首先必须清楚。拉丁文interpretatio的意思既是“翻译”，也是“解释”，就说明了翻译的本质。读者不清楚的原因可能有两个发面：语言和内容。译者有责任在这两个发面都要使读者清楚。勒内还提到，译者往往要写序言和后记。里面的话实际上主要都是对读者说的。也就是说，译者总是想方设法地与读者沟通，因为读者是他服务的对象。译者调动一切翻译手段都要服从于“为读者服务”这一目的。 在《语际交际的社会语言学》的最后一章“翻译工作者的语言观”中，奈达指出，称职的翻译工作者最清楚地知道，词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上下文，包括与同一句子或同一段落中其他词的关系，也取决于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时间，地点，作者，读者以及场合），还取决于文化。同时，称职的翻译工作者总是把语言看作交际的工具。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语言结构，而是作者向读者（或听众）传达概念的潜在的创造力。称职的翻译工作者也应考虑文本的各种目的，并在发那一中突出主要目的，不要与次要目的相混淆。 解构主义翻译思想 法国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罗朗.巴特曾宣称“作者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认为，文本（text）一旦完成，语言符号即开始起作用。读者通过对语言符号的解读，解释文本的意义。因此，文本能否存在下去，取决于读者。他也否认文本有任何中心意义。他认为，文本无中心系统，也没有终极的意义。他说文本就像一个洋葱头，有许多层（或层次，系统）构成，里面没有核心……唯有一层剥下去。其意思是文本没有唯一的，一层不变译文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对文本作多种解释。这时，作者已无法限制读者对文本的解释了。起作用的是语言符号和读者对语言符号的解读了。 把上述观点引入翻译研究，结构主义者就认为，原文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有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生存下去。由于文本本身没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因此每经一次翻译就改变了原文的意义。所以，文本的意义不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而是由译文决定的。译者和译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对原文进行解释，这些解说又互相补充。只有对原文不断翻译和对译文不断阅读，原文才得以存在下去。而且，文本能存在下去，不是依靠文本本身所包含的特征，而是依赖于译文所包含的特征。 德曼在《关于沃尔特.本亚明《译者的任务》译文的结论》（Conclusions: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1986）中说，翻译不是文学的附庸，翻译是一个文本的“来世”（afterlife）。文本因经过翻译而被赋予新的意义，并获得了新的生命。福柯则认为，原著在翻译处理中不断地被改写，译者每次阅读和翻译都改写了原作。因此，结构主义者宣称，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从而大大地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作用和地位。译文不仅是与原文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原文还得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 在解构主义者看来，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不是传统翻译理论所主张的“模式——复制”的关系，而是平等互补的关系，按德里达的说法，是一种“共生”的关系。结构主义否认原文与译文区别，也否认语言与意义的区别。 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 韦努蒂是翻译异化论的代表人物。异化化论者认为，读者读翻译作品，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异国文化。而且在译文中保留异国文化和语言的表达方式，才能起到文化交流和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表达方式的作用。 我们认为，异化论和归化论都是有道理的。如果考虑到翻译的目的，读者的对象和要求，文本的类型以及作者的意图，归化的翻译和异化的翻译在目的语中都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这两种翻译服务的对象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更何况不同的文本类型和作者的意图要求不同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因此，我们不能对此一概而论。 《译者的隐身》（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1995）,是指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即所谓“不可见性”（invisibility）。他在该书一开头就引用诺曼.夏皮罗（Norman Shapiro）的话来说明译者在译文中的“不可见性”。“我认为，译文应力求透明，以致看起来不像译文。好的翻译像一块玻璃。只有玻璃上的一些小小的瑕疵——擦痕和气泡。当然，理想的是最好什么也没有。译文应该永远不会引起读者感到他们是在读译文。”夏皮罗所说的“透明”(transparent),就是韦努蒂所指的“不可见性”，即译文看不见译者的存在，读者就像在读原文一样。韦努蒂指出，这种使译文透明的幻想，就是要求译者努力保证译文通顺易懂——使用当代的用语，保持句法的连贯性，并确定一种确切的意义。 译作的生存是由译作与译作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和深灰条件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显示了翻译对原文的歪曲或篡改；这种歪曲或篡改固有地寓于翻译地目的和行为之中：即根据原文问世之前早就存在在目的语中地价值观，信仰和表达方式对外国文本进行改写；这种改写往往是根据占主导地位到处于边缘地位地文化规范的层次决定的，从而也决定了译本的制作，发行和流行。翻译的目的是使另一种文化变得可以理解，甚至变得熟悉。这一目的的往往包含着一种把外国文本完全归化的危险。从这个角度来说，归化的翻译也起到了巩固目的语文化规范的作用。就英美文化而言，这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的表现。因此，翻译是一种文化和政治行为，把外国文化打上目的语文化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的这种歪曲和篡改部分是不可避免的，是寓于翻译过程中的；部分是潜在的，取决于产生和接受译文所处的不同历史条件的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归化的翻译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中，确实是表现了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在英美文化中更是表现了文化的殖民主义。例如，当代印度学者中有人就认为，泰戈尔把自己的诗歌译成英语，是以英语文化和英语诗歌为规范的，在内容上和风格上大大不同于他用孟加拉文原文创作的诗歌。泰戈尔的创作表明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的英语译诗，则表明他是一个殖民主义者。但正因为是归化的，通顺的翻译，才使泰戈尔的作品在英语文化中广为流传，甚至最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再如，我国大翻译家严复，他初期的译作如《天演论》等，可视为通顺翻译的典范。正因为这样，西方的社会学思想，才得以再当时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中得以传播。因此，不可否认，通顺的翻译在本国文化中传播外国文化是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的。但是，随着各国间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本国文化对异国文化越来越采取宽容的态度，异化的翻译也会慢慢为读者和出版商所接受。同时，韦努蒂也指出，异化的翻译在知识阶层中更容易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归化的译本将会完成其历史使命，并代之以异化的译本。例如，今天，我们不再满足于严复的译本，我们也不再满足于朱生豪的莎士比亚译本。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个时代都要把一些重要的文学和哲学名著重译一次。一般来说，随着每次的重译，异化的程度越来越多。因为翻译诗学也是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而变化的。可以预言，未来的翻译，外国文本中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将会在译文中得到更多的保留。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由于归化的翻译和异化的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起着各自不能互相替代的作用，完成各自的使命，因此，两种翻译将永远并存，并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采用何种翻译策略，最终取决于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赞助任的力量以及翻译诗学，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对象。 安德烈.勒菲弗尔和翻译研究派 翻译研究派把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勒非弗尔把翻译研究与权利，思想意识，赞助人和诗学结合起来，并提出，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拟作，编撰文集和读者指南等都是对文本的改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也就是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形象。而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因此，翻译实际上也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 1．​ 思想意识在形成翻译中的作用：译作的形象受两种因素的制约：译者的思想意识和当时在接受语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译者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是否是某种赞助人力量强加给他的一种制约因素。思想意识决定了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有关的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勒菲尔认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思想意识是赞助人，人民与要求翻译和出版的机构强加给译者的。译者必须在译入语的思想意识和自己作为职业工作者的地位之间取得妥协。一方面，他要使其他译者相信，他无愧域翻译家的职业；同时，其译作必须不能违反自己的思想意识。 2．​ 赞助人的力量：译者与赞助人的关系中，译者若想使自己的翻译得到出版，其所享有的自由度是很小的。赞助人可以是个别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团体，如宗教团体，政党，皇室，出版商以及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他们对翻译的影响力不可低估。赞助人一般更重视文学的思想意识，而不是文学的诗学。赞助人的力量可以有三种因素组成，即思想意识，经济和地位。 3．​ 诗学：诗学有两个因素组成：一是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个是观念，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这个观念对选择主题十分重要，即所选主题必须是符合社会系统，这样的文学作品才会受到重视。 4．​ 论域：译者必须在对原作者所处的论域（如属于某一特定文化的一整套概念，思想意识，人物和事物）与译者和他的读者所处的另一个论域之间取得平衡。译者对待论域的态度，取决于原文的地位，目的语文化的读者对象及其所习惯的行为模式等。如果原文在目的语文化中享有较高的地位，翻译一般可以直译。如果原文想象在目的语文化中不再享有崇高的地位，翻译就有更多的自由，因为原文不再被认为是“准神圣”的文本。一旦原文不再享有崇高的地位，目的语文化就会对其出现不同的态度；因此会产生不同的翻译策略。 5．​ 翻译技巧：在翻译中，想给出规则是徒劳的，因为翻译不仅仅是寻求语言层次上的对等。我们一直说翻译要“忠实”。问题是什么才构成翻译的忠实？这个问题不能只从语言方面来回答。把翻译研究仅仅看作是寻找翻译规则无疑是简化到了荒谬的程度。这样做也无疑无视了翻译这一想象的复杂性，无视了其他研究方法在文化和文化融合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语言表达文化，语言只是称之为翻译的文化移植中的一个因素。 6．​ 中心文本和中心文化：如果某一文本代表了某一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某一文本在该文化中起着中心文本的作用，其发那一必将受到严格的检查，因为“不能接受的”翻译会被看作从根本上对该文化的破坏。另一方面，如果某一文化认为自己是中心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在对待其他文化所产生的文本时，则采取一种简慢随便的态度。正是对文本的处理，在文化中起了中心作用，也正是中心文化翻译边缘文化的文本所采取的方法，体现了思想意识，诗学和论域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勒菲弗尔指出，翻译研究仅限于翻译技巧的研究是不会有成果的。文学翻译的研究，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研究；只有这样，翻译研究才会出成果。翻译研究中最重要的不是首先考虑词语的对等，而是要研究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算对等的；又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学和思想意识的考虑，使译者这样译或那样译；译者那样译试图达到什么目的；又是否达到了目的；为什么说达到了，又为什么说没有达到？这些才是翻译研究的中心问题。 勒菲弗尔一再强调，翻译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改写。他也一再强调各种改写形式的重要性。在今天这个时代，改写与创作在使文学作品存在下去这一方面同样重要。他与巴斯内特还进一步指出，“作品”依靠改写而生存。离开了改写，“原著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消亡”，改写能够“造就或扼杀一位作家”。他认为，改写是文学演进的原动力。翻译研究派注重研究的是译作，语言学派注重的是翻译过程。如果说语言学派主要从事的是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微观研究，那么，翻译研究派主要从从从事的是翻译的外部研究和宏观研究。 泰勒三原则： 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 译作的风格和笔调应和原作性质相同； 译作应与用原文创作的作品同样流畅。 美国大学里的翻译研究班 总的来说，翻译研究班的成员，公开声称反对任何理论的束缚，片面强调实践。虽然他们也谈对文学欣赏和阐释的感受，以及对翻译的种种看法，但都还是一些个人的体会和经验之谈，还不能形成什么系统的理论。 符号学与翻译研究 翻译的核心是语言活动。在过去人们都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但这种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理论甚至不能对一些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基本问题可译性，对等，忠实与不忠实等提供一致的回答。我国一位有识之士明确指出，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理论已经使翻译走进了死胡同，因为翻译与语言学除有密切关系的一面，还有毫无关系的一面，翻译中的非语言因素是大量的，普遍的。翻译过程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语言学理论难以驾权翻译的全过程，因而不可能把翻译理论建立在纯语言学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