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遭美日欺凌的真正原因》

《中国遭美日欺凌的真正原因》 《中国遭美日欺凌的真正原因》 一、军事学最接近真理前一阵，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动物们都挺和善，老虎、狮子横竖躺在一起在树荫下休闲，熊见了人也乐呵呵的，拍着巴掌向人示意。   这里的世界很和谐。为什么老虎和狮子能躺在一起？这是因为动物们都有吃的，有非常充沛的资源供应，所以大家就和平了。 　　再看当前的国际社会，又反象动物世界，冲突没完没了，流血无休无止。这又是为什么呢？资源绝对稀缺。只要是资源绝对稀缺的地方，那里的斗争就是绝对的。人类和谐的前提始终离不开利益。小利益可以超越，大利益则不可超越。有没有超越利益的？有，什么状况下？有吃有喝的情况下。 　　军事学最接近真理，最接近真哲学，因为战场上没有“三种可能性”，也没有“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可能，战场上的军人只有一种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选择正确者生，错者亡。掉脑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乱想。 　　“莫道生空议论，头颅至处血斑斑”，我很欣赏这两句诗。流血了就知道真理。生死之地有真理。在面临生死的时候，人就不空议论了。 　　学界现在空谈风盛，说大话。简单的事，他给你讲得玄而又玄，什么国际政治要“站得高一点”，要“超越主权”。那是科索沃的导弹没有打到他家。如果他女儿是邵云环，他就不“超越”了。“超越”这个东西，一见血，就不灵了。 　　现在有的国际政治课还一定要以“数学模型”显水平，瞎忽悠。兵不厌诈，数学怎么能解决政治学中“诈”，即“披着羊皮的狼”的问题。求真当然重要，证伪则更难，而在国际政治学中面临最多的恐怕是证伪问题。 　　这次索马里海盗的事检验了我们的学界。应该让那些空论大师们都随军舰去亚丁湾，让他们用其云里雾里的理论跟索马里海盗说说，如果海盗们真听他们的，能立地成佛，能把我们的商船放回来，我就把我写的书《论中国海权》扔下，转读他们的书。而事实告诉我们，这些海盗只认中国军舰和中国海军，只要海军而并非这些空论大师们上去，他们才会逃之夭夭。 　　你看印尼事件，为什么把华人弄成那样？咱是遵纪守法，老老实实赚钱。可当你钱赚得势不可挡时，经济问题就成了政治问题。中国人极聪明，特别会赚钱。 　　但是当别人钱赚不过你中国人时，输家就会动粗。面对这些现实问题，你说“机遇与挑战并存”，还说“有三种可能性”，这与什么也没说是一样的，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再看犹太人，上个纪元初，犹太人在小亚细亚被屠城后就满世界跑，结果把犹太人跑聪明了，极其聪明。但小聪明并没有保住民族的命运。犹太人是在哪里学到的关于国家的真理？在纳粹的焚尸炉里。 　　犹太人在焚尸炉里理解了“国家”这个简单的概念。从纳粹集中营焚尸炉边跑出来的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为什么那么能打？睚眦必报，因为他们从焚尸炉里知道了世事的冷酷。 　　二、未来亚洲地缘政治版图决不能出现欧洲式破碎犹太人明白只有建立强大的以色列国，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中国同样如此，但我们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1948年，国共内战；同时期的印度1947年独立，次年就分裂。尼赫鲁真是个书呆子，人家说分裂他就同意分裂，还说印度搞好了，巴基斯坦自然就会回来。 　　1948年，李宗仁也主张以长江分治中国，但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对此反思说“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忏悔说，如果当时中国划江而治“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中国文化讲究“一”，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中国文化求合不求分，“贫”，非不富，分贝是也，财产一分家就贫了。贫，弱也。富，家有 “一口田”，富，福也。求一，不求多。财分则贫，国分则弱。中国人凡事劝和不劝分，西方人则劝分不劝和。中国讲统一，这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 你看欧洲地图，四分五裂，有矛盾，他们首先想到的办法是分。“微积分”出自欧洲不是偶然的。欧洲的破碎性，使其没有希望，有人说，欧洲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加起来很强大？但合力不是简单的相加。欧洲大陆的分裂使英国有机可乘：破碎地区好被人操纵和任人宰割。 　　欧洲有没有统一的时候？有。公元800年时，法国统一欧洲，结果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于公元843年就把它一分为三，从此欧洲就没有力量了。破碎的欧洲符合英美的利益。后来欧洲人对此追悔莫及。拿破仑、希特勒想整合欧洲，都失败了。 　　印度是英国人抛在亚洲的“雾都孤儿”。如果欧洲破碎是表层的话，那么印度破碎则是深层的。英国要印度有大版图，又不能使其有力量，那就使其有内伤：保存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私人所有权。政府想修一条路，就得光买下或部分买下土地产权，这就得一大笔资金。印度的破碎性还表现在文化和上层建筑上。 1962年，中印战争时议会在吵架，战事完了，议会的争吵还没结束。印度核试验，当时只有几个人知道，不然，此事交到议会肯定又是胎死腹中。议会民主使印度的前途很无望。 　　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此看得明白，1943年11月8日，他在私下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