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博文傅佩荣（访谈录）傅佩荣谈哲学学习历程（二）

傅佩荣谈哲学学习历程（二） (2006-08-03 17:02:34)   分类：访谈录 姜涵：您刚刚提到您从学西方哲学开始，所以您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西方哲学的开始是非常好的，为什么？ 傅佩荣：因为他们是源远流长整个系统的发展，他们本身整理得非常好，从希腊到中世纪，经过重大的转变，所以后面才有文艺复兴，要恢复希腊时代的人文理想，再进一步到近代哲学。整个人，不但要有一般的人文理想，他还要把思考的条件跟社会上科学的发展配合起来，就是要找到一个确定不移的知识，那这个确定的知识不能够再依赖信仰，这个时候只能靠理性，这才有笛卡尔的出现，说“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的用意就是要把所有知识的可靠性放在一个我最有把握的肯定上面，但是这种肯定它显然就有一个特色，它是以我作为基础，这就偏向了唯心论。 所以后来笛卡尔之后，西方哲学的主流一直到康德达到高潮，再进一步到黑格尔，更是推到顶峰了，以后就往下走了，整个路线就是一种唯心论的路线，就是从人的自我意识的内容去建构整个外在的世界。从人类文明也包括科学的发展来看确实如此，这个世界本身是什么，从来就没有人弄清楚过，到现在科学家还在研究。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那个如实被我们看到的世界，也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变成什么样子，就展现什么样的面貌出来，我们就按这个来建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同时也具体地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面貌。 在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西方哲学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但相对地，它也陷入困难，像这种困难在存在主义里面就说得很多。人类发明技术本来是要帮助人类延伸能力，但在海德格尔看起来，到最后技术反而变成主导着人类的生命，等于是科技对人来说不再是替人服务，反而让人忘记人本来的能力在什么地方，这是一种颠倒错乱。 所以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后来提出的观念很流行，叫“异化”，异化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是疏离，就是人跟他的产品，工人跟他的产品之间产生的距离，它不再能够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异化现象的出现，不但是人对外在世界感觉到“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他对自己也觉得慢慢在疏离了，他在人类里面也觉得被孤立了，这是整个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特色所在。 西方的文化一方面是它有源远流长，很好的一个系统的整理，整个西洋哲学史发展；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还是目前世界上主流的文明，就是它的势力最大，影响力、文化的各层面都是在一种主导的地位。所以我们先学西方哲学的话，顺便了解整个西方思想的发展过程，知道西方人的心态，以这个做背景的话，也是你了解这个世界最好的一种途径。你以这个做接触，然后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哲学，就会看得比较更清楚一点。 姜涵：是，您在深入西方哲学的材料之后，为什么没有更进一步地去走向西方哲学的研究，怎么会反倒是抽离之后回到这条路上，就是回到自己的文化里头来，你看到了什么？ 傅佩荣：好的，我在美国念完博士的时候，我就想，我这一生如果要发展我的学术研究，对人类有所贡献，我不可能走西方的哲学，因为西方哲学本身有它的条件。譬如，你如果要研究西方哲学，你在大学时代就应该能够读得懂英文之外，还有法文、德文、希腊文，加上一点拉丁文，都应该能够有能力看书，否则，你很难成为一个具有领导地位的西方哲学家，并且你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跟西方在空间上有很大的距离，然后面对的生活处境不一样，西方哲学只能配合你的生活。 像马克思主义之后，在西方发展出来法兰克福学派，还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各种现代化以及后现代的思潮都纷纷出现，他们都是针对他们那个社会的特定问题来作进一步的思考。因为哲学的反省需要材料，如果说别人的材料都在他那个时空里面出现，你在台湾跟他们去讨论根本是有点摸不着边际，你学西方哲学恐怕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别人什么时候转变一个题材，你就跟着转，转不过来的。 我有一次印象很深，有一个同事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提到一位西方，尤其美国的叫做符号逻辑的专家，也不过三十几岁，这位台湾的老教授，年纪比他大了二十几岁，但他提到那个年轻的美国的逻辑专家的时候，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好像是说这才是伟大的哲学家，我看了很难过，为什么？因为同样是研究哲学的，别人二三十岁，他只不过是数学好，逻辑好，提出一道新的解释，那你这边研究逻辑的老教授，你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想到西方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研究生，西方年轻的学者你都把他当作大师，如此缺乏自信，我想这不是好的现象。 也就是说我很早就发现，我如果研究西方哲学，我这一生不可能对人类的学术有特别的贡献，我永远能做一个教书匠而已，就是我教西方哲学，在后面追赶，恐怕永远也赶不上，所以我想，我如果掌握到自己文化的特质。像我从小，我们华人读中国哲学，这是我们特定的条件，也没有人比我们具备更好的条件，所以我们应该选择这条路去走。 姜涵：因为您刚刚提到这个部分，我想到哲学其实离不开经验，西方人他们会提到很多的这种，这种题材，像符号、结构、解构，一大堆新的材料，可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都是要能够说明这个经验到底是什么，因此您觉得您自己在这方面比较没有兴趣，还是您比较喜欢的本质上的材料，这个部分对您来说，您觉得它比较能够，像你这种比较精密、深入思考的人来说是比较擅长的，而且是您比较喜欢的工作？ 傅佩荣：大概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西方哲学的范围也非常广，别的不说，光说他们讨论的题材，你只要看到我们在台大至少有一百种西方哲学的杂志，就知道它一个哲学史、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知识论，每一个学科的分科有时候分得更细，都有固定的学术刊物在发表，代表很多人在作研究。那你要学西方哲学就要问了，你学西方哲学哪一个方面？或是在历史上断代史上哪一个阶段的历史？不可能说西方哲学你可以统统掌握住，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学西方哲学，会觉得你如果找到一个很小的范围作研究，你真的需要像高科技一样，有一个讨论的团体，有一本学术的刊物，然后不断有生活经验的配合，这是我们所没有的。 另一方面，你如果转而研究中国哲学，很多人说中国哲学范围也很广啊！话是不错的，但是它的核心，它的根源始终是儒家跟道家，这是一路下来，后来到唐朝以后，佛学发展得很好，但是佛学发展得很好，它毕竟是从印度过来的，所以你还可以暂时把它划归于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在那个里面可以有很多学者去研究，你如果说你研究哲学，你只要花大概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把儒家跟道家的思想掌握住，然后你在这一方面就有一定的发言权了。 姜涵：哦，是这样子啊。 傅佩荣：嗯。 姜涵：好，我想您是不是可以聊一下，就是说当你开始走进中国哲学，是跟老师有很密切的关系吗？ 傅佩荣：是的，我在大学时代是读辅仁大学的哲学系，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办的，所以他对于西方哲学，尤其是中世纪的希腊哲学比较重视。对于近代最多谈到黑格尔，黑格尔以后就不愿意多谈了，因为那是当代哲学，里面充满着各种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所以辅仁大学算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思想立场，我在辅大的时候很少听过中国哲学的课。 姜涵：有老师告诉你，你要先学西方哲学吗？ 傅佩荣：也没有，因为辅大的教授，主要的教授都是从西方来的神父居多，因为当时台湾有博士的人很少，而这些教授都是留欧的、留美的博士，所以他们当教授资格没有问题，教西方的也教得还不错，但是中国哲学，我们自己的哲学就被忽略了。 我是到台大研究所的时候，我本来研究的是当代的存在主义，但是因为有一位老师叫方东美先生，他名气太大了，所以我们都选他的课听一听，听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哲学经常喜欢去对照、比较。譬如说他上课的时候讲佛学，他可以很容易就谈到柏拉图、尼采、康德，讲得很自然。他谈到西方哲学家的时候，我都觉得比较熟悉，他讲到佛学的时候反而听不懂了。当时就觉得，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反而不了解，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听方老师的课，一连听了大概四年的时间，才使我重新了解，并且建立对中国哲学的信心，知道我们中国哲学的内涵，如果作为一个发挥的话，比起西方任何一套可以让人安身立命的哲学都有它的特色的。 姜涵：是，您有跟老师请教过怎么样学了西方哲学之后，然后回来研究中国哲学吗？ 傅佩荣：这个倒没有，因为方老师比我们年纪大多了，他是1899年生的，比我们的年纪大了半个世纪了，我们当时在他眼中都是年纪很轻的学生，我们只把他当作一个好像是前辈学者来推崇，并没有想问他我们要怎么研究这个或那个。 但是我自己后来到美国念书，我到耶鲁大学也是一样，我专攻的范围是宗教哲学，把所有的课都修完了，考过法文、德文，也考过基本的学科测验。到写的时候我就碰到选择了，我有没有可能在一年之内写一篇论文，有一点学术上的贡献的。如果我写西方哲学的话，可能还要再多花两三年，那我就决定写中国哲学，古代的“天”的概念。中国古人的“天”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而复杂的概念，它也是随着时代而展现它多样性的意义。我开始看到这样的题材有兴趣，也是因为读了一位学者——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因为他在《中国哲学史》里面谈到古代的“天”，就用一种平铺直叙的方式，说到它里面有五种意思，这五种意思彼此自相矛盾的，包括主宰的天，物质的天，义理的天，命运的天，还有自然的天。这五种天的意思是彼此不能够协调的，他把它同时放在一起，《写中国哲学史》而正好忽略了历史的含义。当时我看了非常惊讶，所以我心里想这个“天”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它会随着不同时代的人，对生命的体验而展现它不同的意义。因为所有的概念，只要是活的都是有生命的，就是人类在用的概念，都会慢慢演变的，这种演变也许正好反映出来古人心灵成长的方向跟过程，所以我在美国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以这个作题材。但是这个论文写出来，至少目前据我所知，大陆上有两位年轻的学者写博士论文里已经在探讨，我的这本书里的一些重要的观念，所以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对中国学术界初步的一个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