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湖湘文化

独特的湖湘文化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长江文明经历了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型、由上层精英文化向下层民众文化的渗透。从地域的角度看，西方冲击还造成了内地与沿海的差异格局。中国近代历史上勃然兴起的“湖湘文化”和“海派文化”，恰好可以看作是内地与沿海的典型代表。 　　一、湖湘文化源流 　　湖湘文化的“湖”是指洞庭湖，“湘”是指湘江。湖湘文化主要是指以今湖南为主体的近代区域文化。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所谓“洪杨之难”，是指洪秀全，杨秀清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与太平军交战中一战成名，由此确立了湖湘文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举凡一切军国大事，几乎都少不了湖南人的身影。 　　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发达，有两大源头；其一是传统楚文化的孕育，这是间接源头；其二是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这是直接源头。 　　湖南曾是楚文化重要腹地，屈原南游沅湘，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尤其是相传作于湖南的《天问》，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质问。这种精神后来深深扎根于湖湘文化的土壤之中，可以说，楚文化的因子已逐渐融汇到湖湘文化的小传统之中，成为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湖南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保证了这些楚文化因子不致流失，当近代西方文明冲击湖湘大地时，楚文化因子历久弥珍，喷然而出，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湖湘学派是宋代理学阵营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创始人胡宏，字仁仲，号五峰，福建崇安人，后迁居湖南衡山，隐居衡山20余年，终老于此。张木式，字敬夫，号南轩，今四川绵州人，8岁随父亲张浚到长沙定居，后拜胡宏为师，成为胡宏的得意弟子，其学术思想较之乃师更胜一筹。张木式的名声之大，还引起了另一位大学者——朱熹的注意，由此导致了学术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当时(1167年)朱熹37岁，张木式34岁，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这二位青年才俊，在岳麓书院幽静的环境里，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的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他们的学术讨论是公正无私的，研究探讨的结果是：两人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朱张会讲”以及朱熹在岳麓书院的讲学，几乎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象征。 　　到了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又出现了另一位杰出学者——王夫之。 　　王夫之生长在湖南，肄业于岳麓书院，他在山长胡道行的教育下，受岳麓学术传统的影响，对宋代湖湘学派大师胡宏、张木式的学术思想极为推崇，并在人性论、知行观及治学思想上直接继承和发扬了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王夫之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华文明史上居有崇高地位。谭嗣同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当代学术大师侯外庐先生也认为王夫之的思想，“蕴含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他不止是将湖湘文化，而且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湖湘文化塑造了湖湘士人外倾感应型人格，当面临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时，经世致用的学风使一批湖湘知识分子率先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意义。 　　早在1842年，湖南邵阳人魏源，出于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编写了《诲国图志》一书，详细介绍英、美、俄、西等5大洲90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知识，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他逝世10年后，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又率先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付诸社会实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1876年，湖南人郭嵩焘被清政府任命为第一任驻英法公使，他在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基础上，率先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开设议会，实行君主共和制。1895年开始的维新变法运动，湖南人又一次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新文化运动，湖南人易白沙历数孔学辅助帝王独裁，实行文化专制等弊端，提倡“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同竞争而进”，呼唤学术思想自由。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组成以提倡文化革新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成为湖南五四运动的中坚组织之一。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杰出代表，刘少奇成为共和国主席……湖湘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民国奇人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无不自负地吟唱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综观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变化，湖南人的所作所为，的确担当得起“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评价。 　　二、“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中国的事，说“老”人家相信，说“高等学府”之类常常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这个问号面对岳麓书院完全可以撤销。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家朱熹、张木式、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光从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近代湖南人才兴盛，一是得自岳麓书院的培养教育，二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晚清的崛起。早在湘军创立之初，曾国藩就十分重视人才的遴选，他认为：行军用兵，以得人为第一要义。曾国藩选才不求全责备，只要有一技之长，一节之用，不论年限资历，均在录用之列。 　　湖南地处内地，所受西方冲击相对较弱，传统的基层社区组织保存较为完整。曾国藩在训练湘军时，首先就把军队制度建立在一种浓郁的乡党亲情氛围之中，士兵将官多是相同地域甚或同乡同里之人。 　　乡情、亲情、师友之情，三者叠和，使得湘军极具凝聚力和战斗力。随着湘军在晚清的崛起，湖湘人才也开始冲出湖南，走向全国。在湖湘人才中，最多也最具特色的，首先是军事人才。 　　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学说的影响，近代湖湘人才大多深具务实的学风，他们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抽象的思辩工作，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章句考据之学。在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立节”四不朽中，湖湘人才更看重立功和立德。在他们看来，有功无德是霸才，有德无功是庸才。 　　左宗棠要求“识得一字即行一字，”评价学问的不在于读书多少，而在实践多少，由此构成一种乡土社区型的文化精神传统，甚至把“老农”推崇到“识字”，读书人之上的地位。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事业相结合，在一般士人眼中不啻为荒谬之举(孔子就曾反对弟子学农)，但在湖湘士人看来，却是极其平常之事。湖南人毛泽东一生崇尚“踏着人生的实际”说话，其著名的“卑贱者最高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大约可以追溯到湖湘文化的乡土精神传统。 　　湖湘人才讲求实际，热衰于治道政术，但并不排斥探究学问。但他们的治学往往与治术纠缠不清，不象江浙学人在学术研治方面那么纯粹罢了。于实际应用，分不分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实在关系不大。 　　中国传统儒学有所谓“内圣”“外王”之学，由“修齐治平”的修养工夫可以达致“外王”的事功。但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使得原有的“夷夏之辨”所具有的文化优感丧失殆尽，儒士阶层感到无法轻易通过道德“内圣”推导出“外王”事功的陈旧渠道。面对这一亘古未有的巨大冲击，岭南学者康有为、梁启超总是希图在“内圣”方面寻求转换，多在思想领域掀起变革波澜。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第204页。但在湖湘人士看来，国力的强劲轻弱似乎只存留在物质与武力的角逐对抗之中，其中并不涉及道德“内圣”的层面。这种以事功成事实的态度，反而使他们能认识西方物质文明的长处，而不必纠缠于隐藏于物质层面背后的“内圣”因素，从而也使湖湘人士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占得先机。 　　湖湘文化孕育的湖湘人才，以湘军起家，由军事而入政治，军事人才和政治人才尤为兴旺发达，这大约就是“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近代含义吧。 　　三、吃辣椒与闹革命 　　近代湖南人才的兴盛，还和湖南民风有关。湖南民风仍以强悍著称，由此可见，湖南人自古以来就以“强悍、负气”著称。这种民风造就了湖南人“单线条”的思维方式：只要是他认准的“理”，就会不计个人安危得失，不顾客观形势强弱与否，便勇往直前，奋不顾身，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湖南人的强悍，使得“湘军”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近代湖南人从军风气特盛，有“无湘不成军”之谚。这种强悍的作风，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形势，反而容易取得成功。 　　湖南人的负气，以主观意志为原则，不屑更改。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近代以来湖南人两极分化的奇特现象。 　　但是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光有强悍负气是不够的。强悍只是对待问题的无畏态度，负气走极端只是一种决断能力，如果没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没有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那么强悍只能逞一时之勇，负气也迹近无赖。湖南人之所以能在近代中国历史成就一番“事业”，占居一席之地，除了强悍负气之外，还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自宋代以来，湖南人就以勤奋著称。勤奋，本是以农立国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尤其是明清以来，随着人口激增，可耕地逐渐减少，不勤奋就意味着忍饥挨饿，但综观湖南自近代以来的国民生计，不似江浙沿海有那么多的经商机会，人民除务农而外，别无他途，就更养成了湖南人的勤劳作风。 　　近代湖南人，是经历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移民的结果。新来的移民具有强烈的开拓心和进取精神；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湖湘文化厚积薄发，以其特有的气质，闪耀着夺目的光采。但和海派文化比较起来，湖湘文化具有更多的传统色彩，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她具有更多的内向特征。湖湘文化的本质，仍然是传统的农业文明。 湖湘文化的三个特点 本人长居长沙岳麓山下，在岳麓书院的文庙中读的小学，毛泽东青年时在岳麓书院自学期间的卧室正好是我所在班的教室。生于斯、长于斯，常常观摩着高挂在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堂上古老的“实事求是”匾额，对湖湘文化自有一种比他人更深的感同身受。我感觉到湖湘文化有三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湖湘文化有三个源头。 一、三湘四水的灵动多彩，蕴育着激越冲突型的文化思想。自古湖南属楚，湘楚文化实为一体。从现存的楚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湘楚文化先人的激越、浪漫和好奇。 为什么会有这一特点？我认为这种文化特征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同江南水乡的文秀和蒙古高原的雄浑一样。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的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摄氏度，夜晚的气温仍可高达33摄氏度。而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尽管湖南号称为鱼米之乡，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烈的荒蛮之地，以至于贾谊分配到长沙作王太傅，自视为流放而痛苦早逝。 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烈，冬寒夏暑，春秋两季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如楚辞中的离骚、天问、招魂，湘楚巫文化中的祭祀，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漆画等，其不同于黄河流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追求对称和工稳，而是更跳跃、更激情、特别是表现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二千多年过去了，湖南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依旧，则从屈原到欧阳询、怀素，到王船山、魏源、曾、左、彭、胡，到谭嗣同、王闓运、齐白石，到黄兴、蒋翊武、蔡锷、毛泽东，这种情怀和精神一以贯之。我们在面对湖湘文化的时候，决不能低估了这种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二、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淅、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四十多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可以说没有一个湖南人能听懂省内的所有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出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而不管移民来自哪里，其最根本的特点是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和拼搏的精神，这种气质上接先人楚文化的跳越浪漫，就形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激越而又有序、笃实而又灵动、浪漫而又实际的鲜明地域特征。 三、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近四百年湖湘文化的道统脉络非常清楚，前后大家相望，从王船山的旁证博引、评述宏论，到魏源的洋为中用，到曾国藩的笃实学风，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唯实”的思想路线是前后相继的。 身为万世师表的伦理思想家孔子，生前并不得意。他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晚期提出了新的、有浓厚唯物辩证特征的伦理和道德体系，借复古的口号行革新变法和挽救人心之实。孔子生前实是改革家。 汉代董仲舒尊孔，抽掉孔子的革新和辩证精神，留下了伦理道德。宋代的朱程理学则对孔子学说精华破坏最大，理学家用佛学和道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玄说来注解和重构孔子的学说，结果儒学理论体系越来越大，离孔子的真理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 朱程理学以心学为号召，知行两端，基本上把孔子的革新和辩证精神阉割掉了。南宋的灭亡和元明两代儒学日益走向唯心的“心学”，使有远见的文人不能不从实际出发来思考当时的社会诸多问题，其代表就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开山祖王船山。 船山先生以激越的文人情怀和不屈不挠的实际斗争生活体验，上续诸子，提出了“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唯物的基础上复古了孔子的革新辩证精神。可以说船山学说相当的部分是独立于朱程理学之外的。船山学说强调经世致用，经清中叶魏源、曾国藩等人的大力推崇，遂成当世显学，它对发奋图强的清末洋务运动，对立志救国的“五四”前后大批文化青年都有深广的影响。 要而言之，今天谈到近代湖湘文化的传承，无论思想哲学还是文学艺术，其思想路线就是“格物致知”、“实事求是”。 湖湘文化源头及其精神 2003年09月10日20时39分   来源：星辰在线 　 根据湖南考古发掘和先秦文献中许多史实记载的惊人暗合，人们对湖湘文化的历史长河产生了再认识：湖湘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 我国考古学界认定，距今一万至五千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炎、黄二帝既是氏族首领，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即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 此前的湖南，还拥有数十万年旧石器文化的历史。湖南气候温湿，其南部的江永一带是原始野生稻产地。毗邻江永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超乎一万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谷，其中稍早的为野生稻，略晚的为栽培稻，还保留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栽培稻标本。这说明，道县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希望。 旧石器晚期的长江中游，已经成为两岸文化同源的纽带。渡过湖北江陵一带，便是湖南洞庭区土质松软的澧阳冲积平原，具有发展规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晚期始，先民们陆续进入这个平原。八九千年前的澧县彭头山就有文字发明前的表意符号、表意绘画和图腾。八千年左右的澧县八十遗址，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与《周易·系辞》“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传说记载完全暗合，和战国中期《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续三皇本纪》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的时间之和也大体相当。由此可见，神农氏族从陕甘迁入澧阳，创造的优势不断增强，形成了定居农业的基本经济形态，将稻作文化发展到了规模农业阶段。制陶工艺亦相当娴熟，以多种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辐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邻。湖湘文化从此更不断创新。 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古城和稻田的被发掘，证实了神农氏“日中为市”的传说记载。澧县八十遗址发现一些台基式建筑，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间主体部分高出地面约40厘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状，平面呈海星状。这种礼仪中心遗址提示人们：澧县八十原是神农时代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戴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也就受延揽而衍于四方。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阪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其先祖的寝陵附近。这样，整个神农时代的湖湘文化因在神农中心氏族的心脏地区发展起来，也就浸透了神农氏族文化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氏族从黄河流域兴起，与炎帝氏族逐渐融合发展，形成炎黄联盟，成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部落群。炎帝神农氏是这个联盟的奠基者，尔后黄帝取而代之，统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黄集团从此进入国家产生前夜的酋邦时代。黄帝成为首任酋长，继续高举炎黄联盟大旗，将炎帝开创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一个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数千年稳定统一的文明古国的巩固基础。湖湘文化也就随之融合发展成了炎黄文化。 《周易·系辞》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这个概括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 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价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上述三个层面更共同锻造了从周敦颐、胡宏到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崇实、主动、重行、通变、求真、达用的哲学方向。以王船山为代表的17世纪早期启蒙思想，直到清末才被推上历史前台，成为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湖湘文化精髓之我见 关于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学术界比较公认且较典型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二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我们倾向于后者，认为后者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独具特色的文化奇葩。湖湘文化以原道发端，远迹屈子，中经贾谊、柳宗元形成湖湘文化原道的源头，到周敦颐重构儒道的《太极图说》、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魏源“技可进乎道”、“师夷长技以制夷”，谭嗣同锻造维新变法的思想利器《仁学》，直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流风所被，化及千年”，终于积千年之功，卓然独立于世，为中国近现代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湖湘文化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推动了湖湘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讨论和分歧。仅就对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而言，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术界比较公认且较为典型的有二。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二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周伯华《中国经济时报·大力弘扬湖湘文化优秀传统》2006年3月7日）对这两种概括，我们倾向于后者，认为后者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首先，“经世致用”只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并不能凸显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经世”最早出自《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致用”出自《周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经世”即“经国济世”，强调要志存高远，胸怀天下，求解治国之道；“致用”即“学以致用”，要求积极入世、致力社会实践。“经世致用”作为一种思潮和精神，发端于宋代，形成于明末清初，以王船山、顾炎武为代表，后来的维新运动也是从中汲取精神资源。从本质上讲，“经世致用”是儒家文化实用主义特征的概括。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就是强调入世。儒家自创立始，就非常重视实践，也就是孔子所谓的“行”。在孔子看来，“学”最终要落实在“行”的层面上，而且“学”也就是“行”，“行”中之“学”才是真正之“学”，“学而时习之”，才会真正体会到“乐”的勃发。通读《论语》不难发现，孔子所提倡的学问，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提出了一整套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治世，而不是朱程所尊奉的那种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的心学。历代儒士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对经世致用的最好注脚。湖湘文化，作为儒家文化地域化的一个分支，必然带有儒家文化这一本质特征，如果将其作为湖湘文化的特征，很显然不能从本质上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其次，“实事求是”是儒学本来存在的一种治学方式，它仅是湖湘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治学选择。“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代王船山提出“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的学术背景，是远离实际社会生活的心学的泛滥。以朱程理学为代表的心学，抽掉了儒家的求实、革新精神，将知行割裂，置于两端，不能满足抵御女真族南犯、急于拓展民族生存空间的现实需要，其生命活力已日渐式微。王船山提出这一学术主张，正是对朱程理学歪曲儒家学说的历史性反正。实际上，王船山所做的就是洗尽“实事求是”身上的历史尘埃，为湖湘学派寻找治学上的理论依据，注入儒学继续前行的动力，还不能说这就是反映湖湘文化特色的固有特征。从湖湘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真正成为中华文化一支有影响力的文化，始于明末清初，前后不过四百多年。这一方面是文化重心南移的结果，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一种治学理路选择的结果。如果将儒学本来存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式，上升为湖湘文化的独特品格，最起码有两个不妥。一是仍然有将儒学的共性特征个性化之嫌；二是在现代“实事求是”已被赋予新的内涵。以1941年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为，及至改革开放后，“实事求是”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层面，更具有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以此概括湖湘文化，事实上是有硬性嫁接之嫌。 　　第三，“百折不挠”是湖湘文化作用于文化个体的集中体现。“百折不挠”，出自《蔡中郎集·太尉桥玄碑》：“其性庄，疾华尚朴，有百折不挠、临大节而不可夺之风”。借用“百折不挠”来概括湖南人独特的群体性格，是对湖南人这种中国独无仅有的“霸蛮、血性”等特征的提升。明清以来，湖湘文化横空出世，孕育了一大批为追求理想信念而坚忍执著，严守民族气节而舍生取义，战胜困难而刚烈雄健的湖湘精英，引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瞩目。最为突出的有——曾国藩一介儒生，“屡败屡战”、“打落牙齿和血吞”，打出“无湘不成军”；左宗棠抬棺进疆，不让沙俄寸土；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为变法洒热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革命家，身处逆境，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等等，这都集中体现了湖湘英雄群体一往无前、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湖南这种英才辈出的现象，既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式的使命感和“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般直冲云霄的豪气，又是湖湘文化“筚路蓝缕”、奋发图强的深刻写照，是湖湘文化在文化个体身上打下的文化烙印。用“百折不挠”来概括湖湘文化精髓，既能恰当地反映湖湘文化的传统特色，又有很深厚的历史依据。 　　第四，“兼收并蓄”是对湖湘文化开放意识的集中概括。“兼收并蓄”，出自韩愈《进学解》：“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原意是把各种东西一并收罗藏蓄，后指把性质不同东西都吸收、包罗进来。以此来概括湖湘文化精髓，一是就其文化成因来考虑的。湖南虽然北有大江相阻，其它三方均是群山环绕，号为“四塞之地”，但地处南北交通要冲，东连西进之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各种文化交相汇合、相互激荡之地。湖湘文化在这三湘四水之间，撷南北文化之长，促进南北文化相互生发，从而既拥有中原文化的顽强坚毅和现实价值取向，又有南方文化的灵性飘逸与浪漫激情的双重品性。在西学纷至沓来，中西文化激烈对撞的历史时期，这种交融而生的文化，展现出“有容乃大”的兼容并包特性，以其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清醒，率先开始近代转型，保持了文化自身的尊严。二是从文化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言说的。湖湘文化充分汲取外来文明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也反过来使影响者受到自己的浸润。接收外来影响方面，湖湘知识群体有接收外来文明的自觉，如，魏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突破“夷夏之大防”，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郭嵩焘大力传播西学，推动中国近代化；谭嗣同著《仁学》熔铸古今，萃取中西；毛泽东等人探索并成功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革命理论等等，都是湖湘文化开放特性作用的结果。对外影响方面，如屈原的《离骚》既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壮，又有“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的激越，其他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无不烙上了湖湘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双重印记，也彰显出湖湘文化的对外辐射力。可以这样认为，“兼收并蓄”既出湖湘文化的发生成因，又能从根本上概括其发展取向，这正是精髓之所以成为精髓之所在。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既成的地域文化事实，必然有其相对固定的地域文化形态和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而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又必然拥有中华文化的共同特征。我们总结其精髓，其要在分析、整理出最能反映其地域独有的东西，也即“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处，而不是着重指出与中华文化共通的方面。我们认为，概括湖湘文化的精髓，至少要将反映湖湘文化特性、推动湖湘文化现代转型的“百折不挠”、“兼容并蓄”包含在内。 　　当然，湖湘文化博大精深，这两种概括肯定也有值得斟酌之处。如是，我们大可存疑，仅作为一说，搁置起来，以待来者，不必早下定论。 论湖湘文化与湖南人精神  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的精髓和灵魂是“湖南人精神”。湖南人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它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性，又体现了湖南人的个性特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认真研究湖湘文化，弘扬湖南人精神，对于实现湖南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湖湘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1、湖湘文化的内涵     湖湘文化是湖湘大地上孕育的涵盖面非常广泛的文化，不仅包括“湘学”这一“雅文化”，而且包括湖南乡土风情等“俗文化”；不仅包括具有湖南地域特色的哲学、伦理、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而且包括具有湖南地域特色的饮食、服饰、建筑、人文景观、山水环境、土特产等物质文化。 “湘学”是湖南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湖南这个地方产生和传承的一种学术或学问，可称为狭义的湖湘文化。湖南古代著名思想家屈原、周敦颐是湘学的开创者。戴德诚指出：“三闾以孤愤沉湘，元公以伊尹为志，遂开湘学仁侠之大宗。”① 屈原是文学巨匠，是湘学的初创者；周敦颐是理学开山，是湘学的正式创立者。古代湘学由周敦颐正式创立后，经胡宏等人的大力发展，到清末明初的王船山，古代湘学达到鼎盛。杨毓麟在《新湖南》一文中说：“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之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②可见，王船山对湘学的昌盛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船山学是湘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王船山的影响下，魏源、贺长龄、贺熙龄、郭嵩焘、曾纪泽、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杨昌济等为近代湘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湖湘文化除了“湘学”这一核心部分之外，还包括由广大湖南民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民俗文化。除汉族外，居住在湖湘大地上的苗族、土家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为湖湘文化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2、湖湘文化的特点     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湖湘文化具有以下特色：     (1)民俗性。湖南人在古代被称为“蛮人”，固有刻苦耐劳的“霸蛮”性格，说话以直率、泼辣著称。这就造就了湖湘文化“朴实”的特色。湖湘文化历来崇尚实际，不尚空际，办事讲究实效；湖湘文化历来崇尚进取创新，反对因循守旧；湖湘文化历来倡导朴实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都集中体现了湖南普通民众的性格。湖南的风俗习惯、民间艺术、历史遗产都体现了“鱼米之乡”的乡土风格。     (2)包容性。湖湘文化历来具有崇尚真理、兼容并蓄的风格。这种文化的包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不仅湘籍人士为湖湘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非湘籍人士也为湖湘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湖湘文化并不都是湖南人创造的。李肖聃在《湘学略》一文中专门记载了非湘籍人士对湖湘文化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他明确指出“屈子楚人，非生于湘中，第被放至此耳。”③但他始创了湘学，成为湖湘文化的初创者。此外，柳宗元、胡安国、胡宏等都不是湖南籍人，他们来到湖南，为湖湘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湖湘文化不尽在湖南，走出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湘籍人士也宣传和弘扬湖湘文化，扩大了湖湘文化在国内国际的影响。这表明：湖湘文化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与整个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使自己不断优化和发展。     (3)历史性。湖湘文化是一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文化。湖南古代乃荒蛮锢塞之域，直到唐朝还是安置贬官谪史的地方，在历史上的多次人口迁徙与民族融合中，先后受到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才逐步形成了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相对稳定并具有历史传承性的地域文化形态。在古代，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同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分不开的；在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不能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南，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相结合，将湖湘文化推向了健康发展轨道，并使湖湘文化富有更加旺盛的生命活力。时至今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湖湘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总结湖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同时，吸收国内其它区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最新成果，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二、湖南人精神的基本内容     湖南人精神也称“湘学精神”，它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和灵魂。湖南人精神包含哪些基本内容？学者们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把湖南人精神概括为三个方面：推崇理学、经世致用、躬行实践，有的学者把湖南人精神概括为四个方面：知行合一、理践结合，内圣与外王并举、爱国与爱乡统一。我认为，这些看法都是有价值的，但还不是很简明确切的。总结湖湘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其作用，作为湖湘文化的精髓和灵魂的“湖南人精神”，大致可以表述为下列几个方面：     1、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是由湖南民众的“霸蛮”和“倔强”的性格决定的。在古代、湖南处于荒蛮之地，条件十分艰苦，养成了民众的刻苦耐劳的“霸蛮”性格，在近代，湖南成为中国各种社会矛盾聚焦的地区之一，且一直处于社会变革和政治风暴的中心。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养成了湖南民众“倔强”的性格。陈独秀在1920 年发表过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的精神》的文章，他满腔热情地赞扬道：“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病亲领子弹不足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④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主张，要充分发挥湖南人的奋斗精神，造就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之内。毛泽东概括湖南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湖南人的奋斗精神还包含着为后人“造桥”的精神，“前仆后继，自强不息”，表现了湖南人的“坚强不磨之志节”。这种精神不仅在拯救民族危难，推动近代革命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在今天更加复杂艰巨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仍然起着积极的现实作用，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自古以来，湖南人就具有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首先，湖湘学者多留心治国安民之道，关心国家大事。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认为，治学的着眼点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主要是研究国家治乱、兴亡之道。胡宏总结千百年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民为邦本”的主张。他说：“治道以恤民为本。而恤民有道，必先锄奸恶，然后善良得安其业；而锄奸恶之道，则以得人为本也。”⑤张拭则进一步强调要得“吾民之心”，关键在于“不尽其力，不伤其财”，关心和维护民众利益。其次，湖湘学者多高昂爱国主义精神，提倡民族大义，英勇抗击外敌入侵。从早期湖湘学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始，历代湖湘学者都具有保卫祖国，复兴民族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在南宗末年的抗金斗争中，湖湘学者用自己血肉之躯，写下了英勇悲壮的历史篇章。王船山主张“民族至上”，把中华民族的兴亡看作是“古今之通义”，而把出卖祖国和民族的汉奸、卖国贼列为永不可赦的“万世之罪人”。在古代湖湘文化的影响下，近代湖南大地产生了众多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在鸦片战争时期，诞生了像魏源这样“睁眼看世界”的杰出思想家，在变法维新时期，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这样杰出的维新人士；在旧民主义革命中，涌现了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焦达峰等一大批革命英雄人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更诞生了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他们为振兴中华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3、知行统一的求实精神。湖湘学者历来主张知行统一，反对知行分离。曾经求学于岳麓书院的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早期湖湘文化重视“力行”的思想。他在总结历代兴亡，特别是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进行历史和哲学的反思中，自觉地把关系到人的思想认识路线的知行观提高到空前的高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既深刻地批判了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说，又尖锐揭露了陆王心学的“知行合一”说，创造性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王船山作为古代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初步揭示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目的和发展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一系列光辉思想的萌芽，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在知行统一的基础上，湖湘文化富有“求真务实”的精神，从湖湘学派创立开始，他们就十分“留心经济之学”，不尚空谈，讲求实用，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事中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同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相联系，历代湖湘学者大都重视实践，提倡力行。左宗棠提出：“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⑥ 正是在这种力行思想的影响下，近代湖湘人士皆具有“勇于行事、顽强力行”的特点。毛泽东同样十分强调力行，充分继承和发展了王船山的知行统一观，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研究湖湘文化，弘扬湖南人精神的现实意义     湖湘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既有科学性、民主性的精神，又有非科学性、封建性的糟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湖湘文化，抛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为湖南现代化实践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服务。湖南人精神是湖南文化的精髓与灵魂，湖南人精神在历史上为改造社会，振兴中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弘扬湖南人精神，为实现湖南现代化，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1、研究湖湘文化，弘扬湖南人精神，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我们不仅要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而且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作用。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崇尚实践”的实干精神、“民为邦本”的民主精神、“保种救国”的爱国精神等都是值得大力弘扬的。只有弘扬湖南人精神，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建设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哪里有困难，哪里就需要奋斗。要奋斗，就需要有精神动力。“湖南人精神”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动力。     2、研究湖湘文化，弘扬湖南人精神，是实现湖南现代化的需要。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湖南现代化，因为湖南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就没有湖南的现代化，因为湖南人居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要实现湖南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就必须认真研究湖湘文化，弘扬湖南人的伟大精神。思想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现代化的思想，就没有现代化的实践。湖湘文化具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品格。从王船山到魏源；再从魏源到毛泽东，开了中国近现代思想解放之先河，推进了湖湘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与时俱进，逐步实现了思想文化的近代化、现代化。王船山率先打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朱程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思想禁锢，创立了具有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光辉的哲学体系，成为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魏源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主张；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首创者。毛泽东率先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为实现思想现代化和整个社会现代化指明了正确方向，可见，弘扬湖南人精神，确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化代，包括湖南现代化的需要。     3、研究湖湘文化，弘扬湖南人精神，是打造和谐湖南的需要。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作为湖南人，首先要构建和谐湖南，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贡献。蕴藏在湖湘文化中的湖南人精神，反映了湖南人的共同特性，体现了全体湖南人的思想风貌。弘扬湖南人精神，必然使湖南人民大众一心，同心同德，增强湖南人民的团结。湖湘文化具有“通天人之故”，穷“大本大源”的致思趋向。几千年以来，湖湘学者进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哲学思考，不断地探索宇宙固有的客观规律，认识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湖湘文化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与人和谐统一”，“民族与民族和谐统一”的和谐理念；倡导“团结、协作、合作、共赢”的处事方式；具有“与人为善，与邻为善，”“亲仁善邻”的宽广胸怀；富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治国理念；彰显关心他人，体恤民众的人文关怀；推崇“道德教化”，“内圣外王”的治国方略。这些文化精粹对于打造和谐湖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