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903从剑桥八百年谈起

放言四海 从剑桥八百年谈起 20090903《南方周末》吴忠超 办一所剑桥式的大学知易行难，但办一所不好的大学却轻而易举。 今年是剑桥大学成立800年，又是我30年前就学的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成立50周年。去年年底霍金邀我去那里，却未想到今春他病危，因此本次访问剑桥具备了三重意义。5月28日我从杭州出发飞往英伦，并在6月4日看望了他，不期成为他病后最早见到的来自国外的访客。 自1209年，人们在剑河两岸营造了三十多所学院。如今于秀丽的剑河泛舟而下，可以领略到掩映于繁茂花木的绿荫之中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优雅的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气氛使剑桥成为理想的隐居治学之处。美丽的风景无疑有助于激发学者的想象，而容忍异端的传统孕育着创造萌芽的土壤。 在所有学科中，剑桥大学均堪称群星灿烂，牛顿、达尔文是其中最明亮的。几乎在任何学科，人们都能在剑桥的历史中找到该领域的学术巨星。 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出现过一些学术中心，如雅典的柏拉图学园(自公元前4世纪起，达900年之久)、亚历山大科学院(自公元前3世纪起，达600年之久)和巴格达的智慧馆(自公元后9世纪起，达200年之久)。 但近代世界上最主要的科学中心共有三处：一是剑桥，二是哥廷根，三是普林斯顿。哥廷根这个中心繁荣不足二百年，而普林斯顿这个科学中心的繁荣尚不足百年。相形之下，剑桥大学应算是自欧洲中世纪以来影响最大、延续最长的科学中心。有趣的是，哈佛大学的创办人哈佛便出身于剑桥伊曼努尔学院。 剑桥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学术界的耶路撒冷和麦加。也只有在剑桥这样的环境，才能出现霍金这样的人物。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知道建造第一流大学的重要性，许多政府也为此投入了大量金钱。金钱当然是一个要素，但绝不是最重要的要素。在剑桥大学城漫游，除了教堂和图书馆，人们竟然看不到高于五层的建筑物，校园中看不见象征权力和财富的嚣张的庞然大物。剑桥目前本科生只有12000名，研究生只有6000名，其规模在世界名大学中排不到前列，可见大学之伟大与否和规模无关，否则我们早有许多比剑桥更伟大的大学了。 剑桥学人的生活舒适但不奢华，校园虽大，交通却多靠步行和自行车，除了大学，整个剑桥城也是自行车城。相比之下，在中东的许多石油国家，其大学经费之充裕和教授薪资之高，是剑桥无法相比的。但时至今日，这些大学对学术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将来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甚至对国外的学者优惠到这种程度：只要和本土的教授“合作”在国际刊物发文章，就可得到非常优厚的奖赏。其实，过量的经费和待遇以及权力只能使人员腐败，吸引并制造许多李森科式的假学者，而真正的学者反而要么被腐化，要么被边缘化了。 剑桥人追求的是学术荣誉感，漠视权力、财富和其他世俗的东西。剑桥绝大多数的地名都用学者的名字命名，如赫歇尔路、亚当斯路，它们都不足五百米长。而密尔顿巷只不过是基督绿地边的一条偏僻小道。在一个单维价值观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将金钱、权力等世俗的成功和学术捆绑在一起，使得学术进展步态蹒跚。当然，单维价值观的社会是最容易管理的，但它是最无趣的，也是最无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社会。 剑桥人以好奇心为动力，以寻找真理为终极目的。注意这里讲的是终极的目的，当然不是“黄金屋”、“颜如玉”、“千锺粟”这么实际的以及其他“更崇高”或“更有用”的东西。 一些学科，如纯粹数学和科学的某些领域的研究从来没有考虑其实用的目的，与功利隔绝的程度代表着科学的纯粹度。一个人卷入功利就不再是scientist(科学者)，即便是伟大的牛顿也不例外。非常遗憾，在英文中只有scientist这个词，它表示从事科学的人员，而在东方就演变成两个等级：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真不知这是进化还是退化?还请高明者指点。对于真正的学者，甚至学位和职称也不是重要的。如罗素在剑桥的最高职称不过是讲师，而贫困早逝的数学奇才拉马努金甚至连大学文凭都没有。我以为他们才是纯粹的剑桥人。 剑桥有不少人行为怪异。这些人似乎沉迷在形而上的世界中，做着他们的白日梦。也许除了创造的乐趣，世间没有多少能让他们激动的。只要是不妨碍他人的，就没有任何禁忌。这就是典型的剑桥人。例如，维特根斯坦在抽象的哲学思考之余暇甚至以色情电影作消遣。如果他们被“”起来，用军事兵营式管理或者资本企业式的数字化管理，以为世俗的威胁利诱能够取代追求真理的动机，学术自由会被扼杀，天才也将窒息。不能指望迷信军政权力和资本万能者办好大学，遑论剑桥了。 办一所剑桥式的大学知易行难，但办一所不好的大学却轻而易举，只要反其道而行之即可。 (作者为物理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