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苹芳 ：关于考古发现的简帛文书的整理出版问题

关于考古发现的简帛文的整理出版问题 关于考古发现的简帛文书的整理出版问题  徐苹芳        2002年6月，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1号井内出土了秦代简牍三万余枚，这是继湖南长沙走马楼古井中发现三国吴简之后，又一次关于古代简牍的重大发现。里耶古城地处湘西入蜀之孔道。在这样一座偏僻小城的古井中发现了当时弃入的官文书，是第一手的历史文献资料。目前，这批考古简牍资料正在整理之中，其详细内容我们尚未全部了解。但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上来说，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王朝，它涉及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里耶古城的发现及其古井中出土的秦代文书档案简牍的学术价值，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从古籍整理和出版的角度来看，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应当引起我 们的高度重视。 一 20世纪以来，中国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古籍校勘和版本的研究；另一个便是考古发现的简帛文书和古籍的整理研究。我在这篇小文中主要谈第二个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次考古发现重要古籍的事例，即西汉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以及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古冢发现竹简本《竹书纪年》，这两次重要的考古发现引起了中国学术史上今古文之争和古史的大辩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考古发现的古籍与当时学术史乃至政治史的研究都有十分重大的关系，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有四大发现：一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二是敦煌藏经洞的写经和古文书的发现；三是敦煌、新疆汉晋简牍文书的发现；四是北京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前三项都与考古有关。这四大发现的学术价值都是当之无愧的。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及其以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的考古发掘，整个改写了商代的历史。敦煌藏经洞写经和古文书的发现，内容丰富，从宗教到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无所不包，在国际学术界成为显学。敦煌和新疆（楼兰）汉晋屯戍简牍档案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汉代开通西域和设立河西四郡的新史料。北京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抢救，虽然不属于考古发现的范围，但是它对明清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确实是无可比拟的。30年代，中瑞（典）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又在河西走廊北端的居延发现了近一万枚汉代屯戍简牍，这是继20世纪初敦煌、楼兰汉晋屯戍简牍发现后新增添的考古发现的古代简牍文书档案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考古学突飞猛进，在古代简帛文书档案和古籍的发现方面，成绩斐然。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如甘肃武威磨嘴子《仪礼》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等古籍；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论语》；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帛书本《老子》、《周易》、《战国策》和医书、星占、相马、阴阳五行、导引，以及驻军、城坊地图等；甘肃额济纳河汉代甲渠侯官、甲渠第四燧和肩水金关出土的近二万枚汉代屯戍简牍；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编年记》和法律文书；安徽阜阳又古堆1号汉墓出土的《仓颉篇》、《诗经》、《周易》和其它古籍；青海通县上孙家寨115号墓出土的汉代军事简；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屯戍简牍1217枚；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更修田律》、《秦谳书》、《脉书》、《引书》、《日书》和历谱等；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日书》等竹简460枚；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448枚卜筮、司法文书等竹简；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两万余枚汉代屯戍 简牍；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上计、吏员、长吏等名籍，兵车器集簿，以及占卜、历谱和神乌赋等简牍；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出土《效律》、《日书》和易占等竹简；湖北荆州郭店楚墓出土不同的三种写本的《老子》，还有《礼记》、《荀子》、《孔子家语》、《韩诗外传》、《说苑》，以及有关“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简牍；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轰动一时，简牍总数已超过十万枚，其内容主要是官府的文书档案，包括各种名籍、簿籍、券书和司法文书。 二 20世纪以来考古新发现的古代简帛文书和古籍，就其整理和研究的现状来说，数量最大的是汉唐以来河西和西域发现的有关屯戍的文书档案；20世纪末又在内地的遗址和墓中发现秦汉至三国吴时期的官府文书档案，数量之大出乎意料。然而就学术成果而言，却远远不如所发现之古籍的整理研究，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学术研究状况是有其历史上所形成的根源的，即古代简帛古籍的发现多集中在经部和子部上，数量有限，而传统古籍整理有雄厚基础，在这两项具有优势的条件下，对新发现的简帛古籍的整理研究在学术界能够比较容易地取得成果。相反，官方边疆屯戍和地方行政的文书档案，从数量上远远超过古籍写本的发现，整理和研究的速度也大大落后于古籍写本的研究。这是目前客观的实际情况。 我们将就秦汉以来考古发现的官方边疆屯戍和地方政府行政文书档案简牍的整理和研究作一回顾。边疆和地方政府行政文书档案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它不同于经历史学家用其自己的历史观来编纂的史料，其学术价值是极可宝贵的。因此，对我国古代这些最具有原始史料价值的简牍的整理和研究，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们集中在新疆、甘肃、内蒙古、湖南和湖北各地。 新疆的汉文书档案主要是指尼雅、楼兰的汉晋简牍文书和吐鲁番、高昌的唐代纸文书。前者见斯坦因、黄文弼的考古报告，后者以解放后出土的为大宗，已出版《吐鲁番出土文书》。阿斯他那墓地的正式考古报告，也已由国家文物局指定专家，并直接拨经费编写。 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处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交通孔道上。自汉武帝开通西域以来，即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汉武帝为保证通西域的河西走廊的安全，又开辟了断匈奴与羌人联络的居延战线。因此，在甘肃境内所发现的汉代屯戍简牍文书档案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20世纪初斯坦因等人发现的材料，大体上可以从王国维《流沙坠简》和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中得知。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的居延汉简，有劳幹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4册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2册（皆为四川南溪石印本，其后考释之部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57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7年出版《居延汉简甲编》，1980年出版《居延汉简乙编》，包括了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98年5月史语所出版《居延汉简补编》，补充以前未收的简牍，特别是利用红外线摄影重新认清了模糊不清或面已褪色的“空白简”上的字迹。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至此已全部整理出版完毕。1972—1982年居延发现的汉简，发表于1990年出版的《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和1994年12月出版的《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一书中，收录破城子、第四燧和卅#燧等地出土汉简7933枚，而同时发掘的肩水金关出土的简牍11000多枚，至今尚未出版；尤其严重的是这几个地点的正式考古发掘报告也未出版。敦煌附近汉代烽燧如马圈湾、小方盘、酥油土和玉门花海等出土的简牍，大部分已发表在1991年出版的《敦煌汉简》和《敦煌汉简释文》中。而最为重要的是敦煌悬泉置遗址的考古发掘，从考古工作告一段落至今已10年，除发表一篇考古简报，出版《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和零星简文外，正式考古报告和全部简牍释文图版，尚在编校之中。至于从上个世纪初斯坦因和俄国的科兹洛夫、西北科学考察团，以及80年代内蒙古考古所在黑城陆续发掘出土的西夏和元代亦集乃路的纸文书档案，数量很大，内容丰富，对研究西北史地和环境变迁有重要价值。俄、英所藏黑城文书提要已译成中文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巨资影印俄藏黑城文书原件；内蒙古考古所李逸友先生在1991年出版了《黑城出土文书》。在当前开发大西北的建设中，甘肃河西走廊从汉代到元代一直存在着屯田开发和环境破坏反复作用的过程，如何利用考古学的发现和出土文书档案的记录，来总结河西走廊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这是一个十分可贵的有现实意义的历史考古学研究课题，从这个角度来衡量甘肃发现的古代文书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的意义，我认为是在中国目前古籍整理工作中最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事情。 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和湘西龙山里耶古城古井发现的秦简，是我国内地发现的古代地方行政简牍文书档案的两个宝库。走马楼吴简已出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上、下册）一书，包括《长沙走马楼21号井发掘报告》和《嘉禾吏民田家莂》，这是它的第一本考古报告。湘西龙山里耶古井秦简刚刚开始整理。前者是我国中古时期地方行政文书档案的实录，后者则是在中国古代历史急剧变化的秦代地方政府施政的记录，目前，我们尚不清楚里耶秦简的内容，但是，它的发现无疑代表着中国历史变革时期的最重要的史料。 三 根据上述20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古代官府文书档案考古发现的情况，以及它的学术价值和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上的重要性，促使我们一定要做好它的整理出版工作。我不揣谫陋，谨提出 以下几项建议： 一、建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以及国家文物局加强对考古发现的古代官府文书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从人力组织上和经费资助上加大力度，加快整理速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争取早日出版。 二、考古发现的古代简帛文书的整理，既是考古工作，又是古籍整理工作，而主要的是考古工作。从发掘遗址和墓葬开始，便要遵循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来操作；既要重视简帛文书的整理出版，又要重视简帛文书的出土遗址和墓葬的正式考古报告的出版，两者要同步进行。 三、考古发现的古代简帛文书的整理必须用考古学的方法，全部如实地记录简帛的形态及其在出土时的现场状况，要细心观察，记录当时所有的真实现象。因为我们要探求出土简册编联的原状，以便恢复已散乱了的简帛的原来内容，这项工作是整个考古发现古代简帛文书整理的基础。 四、考古发现的古代文书简帛的整理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譬如利用红外线识读简帛上已淡化或消失的文字。应确定在今后凡发表古代简帛文书释文时，必须要经过红外线识读，否则，这项古代简帛文书的整理出版便是不合格的。 五、考古发现的古代文书简帛的学术著作产权属于集体所有。任何个人（包括单位领导人）无权将这批文化遗产据为己有。特别是与此项科研（包括田野考古和简帛整理）有关的人员都应当是著作法权的所有者，不允许利用职权强行占有整理研究成果的违法行为。 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官方文书档案和古籍写本，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瑰宝，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精品。因此，我们应该也必须做好这项具有国际学术意义的整理研究工作。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