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钱不要命：明朝的灭亡

要命还是要钱：明朝的灭亡 要钱不要命：明朝的灭亡 黄大荣 清人《南疆逸史》说，“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当然还有“清兵入侵”，只是他不便说了。 一般说来，一个专制集权政权，不可能长命。它固有的弊病，必然愈积愈深，即使初衷不坏的某些做法，也会走向反面；其垮台的前夕，必有诸种矛盾叠加，犹如多种并发症齐来，以至于无药可治。 明朝到崇祯皇帝当政，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崇祯剪除阉党的结果，是失去了对“东林党人”的制衡力量，权力天平向文官严重倾斜。明朝重科举，给与文官特权，以及“藏富于民（后演变为藏富于一部分人）”的政策，早已转化为弊端，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文官集团和他们背后的江南大地主财富集团，富可敌国。他们可以在东林“书院”放言国是，左右朝廷决策；一旦朝廷要他们“让利于民”，便不惜与之分庭抗礼。 需要指出，明末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经济总量不足以应付内祸外患，而是土地和财富已经高度集中。李自成进京后仅一个月，就从这些明朝京官身上勒索了三千万两白银！ 皇帝是要命的，命就是江山，政权。而江南大地主利益集团的本性是贪婪，是要钱的。江山姓朱，与他们何干？虽有明智的人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绝大多数人早已利令智昏，哪怕死到临头，还在拼命攫取——要命还是要钱，这是统治集团内部两派的根本分歧，改良派与守旧派矛盾冲突的实质所在。而守旧派是不会理会“国难”的，他们贪婪地无止尽地兼并土地，不断制造失业者或“游民”。 话说回来，即使是在专制统治的苛政底下，老百姓只要有一口饭吃，也不轻易落草为寇的；这与中国人的人性、文化和社会性都有关系——毕竟做草寇是拿自己和整个家族的生命、名誉作赌注，因而“血酬”的成本最高；李自成1644年逼近北京时，还曾与崇祯谈判，愿接受招安讨封赏呢。然而，活命求生是任何人的生存底线，当他没有任何生路，当李自成之流以“均田免粮”相蛊惑，造反就是他的不二之选。 明朝积弊的火药桶被偶然性引爆性了：天启、崇祯之际，陕西连年大旱，大饥荒，人相食；而辽餉持续征收；兵员不断裁减，三管齐下，造就了大批流离失所、食不果腹无业游民，于是乎流寇蜂起。李自成就是被裁撤的一个驿卒。应该说陕西巡抚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一面招安流寇，一面奏请朝廷从江南川蜀调集粮食赈灾。但是，他的奏请被内阁和大部分文官否决了，原因很简单：大部分朝中要员都出身江南地区，他们不愿意损害本家族或作为他们经济后台的江南财团的利益。这样，已经被招安的流寇再度“谋反”；李自成仅以十年时间得以聚众百万！ 崇祯皇帝再怎么“提起精神，殚靖忠画”，宵衣旰食，事必躬亲，都已无济于事。愿意跟着他“要命”的人，已经不多；而“要钱”的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1627年十七岁登基的末代皇帝，苦撑了十七年，终成了他的先辈们豢养出来的财富集团的牺牲！经验为经验的历史再添了一份悲剧性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