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对西医在华发展的贡献

杭州师范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 研究生学位课程试题及答卷 二级学院 人文学院 专 业 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生姓名 任群景 学 号 Y20090310 考试课程名称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 授课时间 2010-2011学年度第1学期 周学时数 2 学分数 2 评 语 考核论题* 试论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对西医在华发展的贡献 成绩 平时成绩 任课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考试成绩 总评成绩 注：1、本封面由任课教师填写，并与考试试题、答卷一起装订，写完后二周（以论文形式考试的一个月）内交二级学院研究生秘书。由研究生秘书做好成绩登记，在学期结束前，将单科成绩交校研究生处。 2、*栏，以撰写论文为考核形式的填写；综合考试可不填。 3、学位课程总评成绩须以百分制计分。 4、考试答题一律使用研究生处统一印刷的“研究生课程考试答题纸”。 试论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对西医在华发展的贡献 （任群景 Y20090310） ［摘 要］本文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在医疗救护、医学教育、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传播、医学学术研究、推动医药卫生政策建立和完善及倡导废止中医等方面活动论述，阐释他们对西医在中国发展的贡献。 ［关键词］清末民初；留学生；西医 西方医学伴随着西学东渐传入我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取得长足发展并对我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方面在于外国传教士发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和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做出的重大贡献密不可分。对于在华传播西医，留学生与传教士相比具有如下优势：人数众多，遍布全国的各个领域；学贯中西，有批判传统传播新文化的自觉意识；熟知中国文化心理，阻力相对较小；影响力大，受社会推崇。这也是本文的写作缘由。目前学术界关于“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对西医在华发展的影响”专著还没有出现，然而与之相关的论文还是比较多的，主要有：孙石月、樊华的《我国第一位留学欧美的西医大夫——黄宽》，刘泽生的《首位留学美英的医生黄宽》，李亚梅的《中国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开校校长——金韵梅》，于杰的《近代西医群体研究》，杨红星的《留美医学生与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牛亚华的《清末留日医学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张晓东的《清末留日学生与近代中国医学体制建设》，池子华的《辛亥革命中留日医学生的救护行动》，杨红星、王华玲的《留美医学生杨崇瑞与中国妇婴卫生事业的近代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末金韵梅任教北洋女医学堂史料》，潘荣华的《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等。鸦片战争后，在教会资助下部分青年开始到国外学习。从19世纪70年代起，因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开始成批派遣留学生。一部分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也纷纷出国留学。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我国近代史上掀起了第一次留学高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及其传播西医的活动，阐释他们对西医在华发展的贡献。 一、从事医疗救护和医药学教育 黄宽作为我国第一个留学欧美的西医大夫，回国后成为广州博济医院的一名医生，用自己高明的医术为社会服务，很快名声雀起。因为他留学于美国著名大学，“故医名甚传”，“旅奥之西人欢迎黄宽，较之欢迎欧美医师有加，”被认为是“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医”。 ［1］1862年，广州博济医院开始招生培育中国西医专科人才，黄宽参与并承担了这一方面的科学工作，一批批学生在他的良好教育下走上了西医的工作岗位。金韵梅是中国第一位留学学医的女医生，1885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女子医学校，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厦门、成都等地行医。1907年受命为北洋女子医院院长，在任院长8年期间，金韵梅亲自执鞭任教，出任学堂总教习。后在医院内附设护士学校，以培养护理人才。而且，这些留学生还归国参家战地救护。辛亥革命期间,留日医学生组成颇具规模的“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 由东京启程到达上海。他们制订了《中国红十字会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章程》救护事宜，并在江北、皖北一带,沿津浦路线遍设临时医院，救死扶伤。孙中山曾致电黎元洪对中国红十字会在辛亥革命中的救伤葬亡功德给予高度赞扬，“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应于被赞扬之列。在留美医学生林可胜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1938年春在汉口正式成立。成立之后，该组织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杰出的成绩。“从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救护概况，据统计，外科方面：手术119856人次，骨折复位35522人次，敷伤8784731人次；内科方面：住院人数2142997人，门诊军人2481685人，门诊平民2002996人，预防接种4632446人；其他：X光照相5631人，X光透视52798人，灭虱人数792148人次，灭虱物数3881176件，检验226593人次，特别营养934833人”。 ［2］ 尽管早期归国留学生投身医药学教育还没有形成规模，但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我国的医学教育迅速发展,各类医学院校相继建立,需要大量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师资,许多留日医学生投身医学教育事业,并成为各类学校的骨干。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为我国培养出许多一流医学人才,民国时期,该校教职员主要为留日归国学生,直到1922年,该校共有教授16人,一名日本人,一名德国人,其余14人中,13人为留日学生[3]。曾在该校任教的清末留日学生中,著名的有周颂声、金宝善、徐诵明、吴祥凤、赵黄等。少数留日学生还进入教会系统的医学院校任教,著名医学教育家、解剖学家张就是一例。张16岁赴日求学,1911年毕业于东京慈惠医科大学。先后任江西、直隶、湘雅、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东南医学院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教授。1947年成为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第一个任系主任的中国学者。解放后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及医科院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解剖学报》主任。多次组织过医师进修班,主持编写过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人体解剖学》教科书。西医学是伴随着宗教一起传入我国的,长期以来,我国的西方医学教育都由教会主持,教学语言根据教会所在国家,采用不同的语言,有英语、德语、法语等多种。宗教和语言两重障碍,严重影响了西医教育的普及。清末的留日学生归国后,积极创办医学教育,采用国语教学,对西医教育的本土化和普及化做出了重要贡献。［4］ 二、成立学术团体，译述和创办医刊 1905年8月，汤尔和、侯希尼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药学会，该会主要成员留日医学生，当然也有部分医学专家参与。该会的主要活动有，出版《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举行学术研讨会，参加医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推行医药名词统一，调查寄生虫病，研究中医中药，向政府提供医药卫生事业的建识系。1907年冬，东京医科大学药学专业的部分留日学生发起组织成立“东京留日中华药学会”。该会以联合药学同志共同研究药学学术，推进药学事业并与国际药学团体合作联系为宗旨，1942年更名为“中国药学会”，出版有《中华药学杂志》，为推动我国药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很多留美医学生在近现代的公共卫生团体中也担任着重要的职务，有的甚至是某些团体的创办人和主要发起者，如侯祥川，是1926年成立的中国生理学会和1946年成立的中国生化学会的创建人之一。而且有些人是在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担任职务，其学术地位为世界所认可，如毛守白是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医学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血吸虫病专家咨询组成员，世界卫生组织疟疾、血吸虫病和丝虫病合作中心（设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主任等。这些学术团体通过组织学术会议和学术研究活动，把全国公共卫生事业的人力物力有机地团结和组织起来，从而最大限度的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整体水平的发展和提高。［5］ 编译出版医书和创办医刊也是留学生的重要工作。留日医学生中编译医书较为突出的是姚赦绪，他编纂了诸如《医学小丛书》和《万有文库》，以及《妊娠与娩产》、《小儿病》、《性病》、《药物要义》、《育儿法》、《小儿病指南》、《胎产须知》、《胎产病防护法》、《寄生虫病》等多种普及性医书，这些医书在现代医药知识贫乏的中国，成为民众了解医药卫生常识的主要途径。除通俗医书外，留日医学生还翻译了大量的专业医书。汤尔和的《组织学》是北洋政府时期医学院校主要的教材和参考书,周颂声、阎德润译有桥田邦彦著《生理学》、吴祥凤译有小泽修造著《内科学》、石锡译有石原忍著《眼科学》,汪企张翻译《助产妇学》,汤肇虞、李定编写的《局部解剖学》,都成为当时重要的专业参考书。留日学生归国后创办或主编了许多医药学方面的专业杂志,主要有下列几种:《药报》(月刊),华鸿主编,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药报社,1920年创刊,47期停；《医药报》(半年刊),於达望主编,1920年创刊;《民国医学杂志》,侯希民主编,北京民国医学杂志社发行,1923年7月创刊；《诊疗医报》(月刊),夏慎初、汪企张等主编,上海诊疗医报社发行,1928年创刊；《社会医报》(周刊),余云岫等主编,上海社会报馆发行,1929年1月创刊；《新医药刊》,赵黄等主编,1932年创刊。［6］这些杂志尽管短的只有几期,长的也不过十几年，但它们对于快速普及医学知识,提高民众对西医学的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期刊是近代公共卫生学术的重要阵地，是学术水平最重要的承载者。留美医学生中的很多人都是一个或多个学术期刊的主编或编委，在这些期刊中发表和刊载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文章，其中不少文章已经达到世界医学科学的高峰，这在科技落后的近代中国是难能可贵的。［7］ 三、推进医疗卫生体制建设与西医批判 我国近代卫生草创于20世纪初，但系统规范的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卫生制度的建立要推迟到国民政府时期，特别是一些留美归国的学生参与到卫生行政的建设之中后，卫生制度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留美医学生中，金宝善、刘瑞恒、颜福庆等人都曾在中央卫生机构任职。其中金宝善留学归国后，曾任杭州市卫生局局长，南京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中央卫生实验处处长，国民政府卫生署副署长、署长，卫生部政务次长等职；颜福庆1938年在武汉任卫生署署长；沈克非1941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袁贻瑾1948年任卫生部次长［8］。《解剖条例》的出台充分说明了归国留学生在推进医疗卫生体制建设中的作用。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受封建礼教束缚，使得医学院校的原本是医学教育的基础课程的解剖学形同虚设。曾留学日本的汤尔和认为学习解剖学不能纸上谈兵，因此于1912年向政府力陈学习医学进行尸体解剖的必要性。经汤氏一再请求，中华民国政府于1913年11月23日正式颁布这一法令。作为我国城市政府机关最早自办的有组织的公共卫生机构——北京市内左一区试办的公共卫生事业所的设立也是由于留日学生的积极创办。该所1925年在京师警察厅下，由北京协和医院卫生科协助创设，工作范围包括：生命统计、传染病管理、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及卫生教育、疾病医疗等项目，所长由当时内务部所属的中央防疫处处长方石珊兼任，课长由中央防疫处技师金宝善兼任。 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清末民初留洋派大都采取以西例中的方式来批判中医理论。郭沫若就说过，“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9］中国早期的西医医生中，除国内教会医学校毕业者外，几乎全部是留学海外的归国学生，其中留学日本者又占了相对多数。这些人在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卫生行政。等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西医界人士得到当局的支持，废止中医之举愈演愈烈。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由曾留美的当时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会上通过余岩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其提案中关于中医考试复训、禁止宣传中医、禁止中医办校等六条措施全系抄自日本，使摧残消灭中医的活动达到高潮”［10］。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刘瑞恒、褚民谊、颜福庆等17人，他们几乎全都是曾留学欧美日本的西医，多数是废止中医派，而中医无一人参加。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之废止中医—《旧医登记案原则》，其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许多。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之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11］具有留学背景的人对中医的批判及废止中医的言行由于中医界的抗争，最终没有达到消灭中医的目的，但推动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对中医采取种种歧视限制的政策和措施，使中医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结语 民初清末留学生归国后分布于西药卫生领域的各个层次和部门，壮大了西 医队伍，是西医学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进行医疗救护，创办医学院校，投身医学教育；创办杂志，著译西书，传播西医学知识；组织学术团体，倡导学术研究，对不断扩大西医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尤其他们利用学到的知识，对中医进行大力批判，并借助行政力量在推进卫生行政法规建立和完善的同时，倡导废止中医。中医存废之争，引起了医学观念和医学理念的变革，即医学一元主义的终结和医学多元主义的确立，中医和西医都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中医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也促发了中医界的觉醒，增强了它们加速中医近代化的意识；促进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总之，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的一系列活动对西医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中国医学由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转变。 注释： ［1］容闳：《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18页。 ［2］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350页。 ［3］李经纬：《中外医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4］牛亚华：《清末留日医学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3期，第239页。 ［5］杨红星：《留美医学生与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6年，第64页。 ［6］牛亚华：《清末留日医学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第237页。 ［7］杨红星：《留美医学生与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硕士学位论文），第67页。 ［8］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页。 ［9］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2页。 ［10］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150页。 ［11］祖述宪编著：《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