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导致经济混乱和畸形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市场取向的改革，我们的宏观调控始终如影随形。近年来，宏观调控的力度、强度和频度一再升级，成了我们经济生活司空见惯的日常现象。宏观调控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宏观政策和宏观手段，而日益向着中观和微观经济领域蔓延渗透。宏观调控的微观化，导致了市场体系的空前紊乱和市场关系的扭曲畸形，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结构性、体制性的突出问题。当人们每每把许多基本问题归咎于市场的时候，究其实质，我们却看到了这些基本问题后面大都是权力和权力干预所形成的恶果。社会公平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生产过剩问题，产业结构问题，价格扭曲问题，权贵经济问题等等，其背后莫不打着权力干预经济的深深烙印。 现代经济学中的宏观调控，是指当市场出现“偏差”或者“失灵”时，国家及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运用宏观经济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的干预和调节。这种干预和调节，是有严格的范围和时间界限的。一是宏观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偏差或者失灵状态，市场本身难以解决，或者通过市场本身解决可能出现社会难以承受的破坏力，譬如出现经济危机等；一是必须局限于宏观层面，着眼于调整和解决大局性、结构性和趋势性问题。政府及其管制力必须退出微观经济领域，以保证微观领域的公平性和竞争活力，这是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世界几乎所有政府的一致共识。宏观调控的常态化、普遍化和微观化，已经违背了宏观调控的本来意义，从而导致了调控本身不能很好地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反而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和复杂。政府毫无节制地对日常经济生活进行管制和干预，不但破坏和违背了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而且引发了新的经济矛盾，制造了新的不平衡，使国民经济不断扭曲和畸形。可以说，我国经济中存在的许多重大矛盾和问题，都是由政府管理和宏观调控导致的。 产能过剩问题是多年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大问题，其中钢铁产能过剩是最突出、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在钢铁问题上，我们过去数十年间一直片面追求GDP和产能产量，盲目“做大做强”，鼓吹行业集中和行业整合，通过“淘汰”驱逐民营企业，壮大国有经济，提升所谓集中度和竞争力，使钢铁产能不但大大脱离了中国的实际需求，更是大大脱离了中国实际的原料供应能力，造成了对于国外铁矿石的严重依赖，使国际铁矿石的价格成十、成百倍地上升，而国际钢铁市场的价格却因为中国过剩产能的存在而长期低迷。一方面是中国人民的巨额财富滚滚流向了国际铁矿石巨头，一方面是中国钢铁巨头对国内钢铁的垄断供应所导致的垄断价格长期存在，使得制造业成本高企，整体竞争力严重削弱。我们的巨大产能已经完全剥夺了对于原材料的议价能力和发言权，使整个产业几乎处在一种“任人宰割”的状态。历年的铁矿石谈判，均以中国的让步和失败而告终。这一严重经济失衡是由市场导致的吗？恰恰相反，是由政府的管制和“调控”造成的，是多年来的行业政策和行业管理所形成的恶果。我们不厌其烦地强调股市存在着泡沫，房市存在着泡沫，什么时候听到过钢铁行业存在着泡沫？实际上，中国钢铁业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大泡沫，是严重产能过剩迟早必将导致严重危机的大泡沫。 如果说钢铁产能过剩是一个特例，还不能说明宏观调控常态化、微观化所造成的危害的话，那么就从眼前的事情说起吧。最近几年来，我们经历了货币政策的极度紧缩——极度宽松——又极度紧缩的往复循环，经历了挤股市泡沫，挤房地产泡沫，对抗危机，治理通胀，“汇率改革”，产业淘汰与升级，“调结构，促发展”等不同的“宏观调控”。综观这些“调控”，它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中国的产业环境空前恶化，实业经营举步维艰，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相反地被列入了“淘汰升级”的主要对象，强大的“中国制造”也被泼上了“低端落后”的污水，“腾笼换鸟”加以驱赶。“国进民退”浪潮使得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得不到国家政策和信贷资源的支持，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情况下，就面临大面积破产倒闭和向外转移。单方面、民粹式的地鼓吹增加劳动者报酬，严重破坏了市场所形成的基本平衡，造成了劳动力成本的急剧增加和竞争力的急剧丧失，还有高税负、官员腐败和权力干预的重压。产业环境的恶化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产业的发展，已经和必将出现日趋严重的“逆产业化”趋势。当投资和经营实业不再是财富创造基本源泉的时候，就会发生普遍的“挤出效应”，即社会资本不是源源不断地投资于实业而是从实业领域抽离，企业家关闭厂房变卖资产，由产业资本变为游离资本，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游资”。近年来社会游资的急剧增多和“游资效应”的频繁出现，从一个侧面佐证了“逆产业化”趋势的存在。社会游资的非正常增多，必然会给社会经济生活造成许多“非正常冲击”，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本来可以正视这一问题，采取恰当的措施予以引导，发挥其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的甚至破坏性的作用。但是没有，我们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游资，将其和“非法”现象联系了起来。本来，股市和房市是容纳游资最大的“池子”，这两个“池子”，容纳几十万亿的游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多年来宏观调控反复“挤泡沫”，使这两大“池子”基本丧失了投资功能，逼迫游资从这两大领域跑出来，奔向了一般商品市场，于是就出现了“姜你军”“豆你玩”“蒜你狠”“糖高宗”“药你死”“苹什么”等等奇特现象，中国的CPI也跟着一路走高，货币政策新一轮的紧缩于是接踵而来。日趋频繁的紧缩银根和加息，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实体经济经营环境的恶化，逼迫更多资本退出产业领域而加入到游资的行列内来，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将会越来越明显。这种恶性循环，完全不是源于“市场失灵”，而是多年宏观政策和宏观调控累积所导致的结果。政府和市场打架，经济规律就和政府“躲猫猫”，东方不亮西方亮，于是许多奇特经济现象就出现了。可以预言，如果中国的经济政策不是鼓励富余资金投资实业，而是从实业走出来，“逆产业化”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那么中国面临的将不仅仅是通货膨胀，还将面临产业凋零，供需失衡，失业增加，经济萧条。这叫什么？这叫真正的经济危机。遗憾的是，我们目前仍在这种“调控怪圈”中坚定地前行，连一点检讨和问一个“为什么”都没有。 至于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分化和特权经济问题，无不和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日益强化的管理、干预和参与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市场竞争必然导致差别的产生，这是市场活力的基础和源泉。但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已经成功地把竞争差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畴内，出现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弱者救助体系，并借助市场机制使社会财富分配逐渐趋于平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我们无视市场经济基本的自由、平等原则，无视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过程平等在实现公平和正义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试图去追求结果的平等，最终只能造成更多的不平等。中国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的深层原因，不在于市场竞争而在于特权对于市场的侵蚀和占领，在于特权支配市场资源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在于特权对于一般公民权利的剥夺和侵占。这笔账，不能算在市场经济的头上，恰恰相反，这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和原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市场现象。近年来，这种特权经济现象不但没有受到遏制，反而借助日益强大和普遍化的宏观调控而得到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微观化，就是政府对于微观经济干预和参与的日常化、正当化和合法化，这种干预和参与，必然从源头上加剧分配不公和社会不公，使特权经济愈演愈烈，贫富分化愈加严重。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论政治上抱有多么良好的愿望都没用。不下决心减少干预，遏制权力，严明法制，尊重权利，我们就很难实现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社会。 中国的诸多基本问题都不是市场产生的问题，而是无所不在的“宏观调控”和权力干预所产生的问题。中国现阶段的基本矛盾，实质上就是政府和市场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主导着所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看不到这一点，就找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是该重视和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时候了。让政府和市场回归各自的本位，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适时推进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走向强盛的必由之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宏观调控，解决不了任何宏观问题，反而会“压下葫芦浮起瓢”，使经济日益混乱和畸形，永远无法走出“今天调控，明天治理”的怪圈。提倡科学发展观，就是提倡尊重和遵循客观规律，对客观规律抱有足够的敬畏，让客观规律真正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起作用，而不是蔑视规律，为所欲为，让规律服从权力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