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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洋货与市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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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洋货与市民生活 -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63期(民國 98年 3月),1-4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蘇州的東洋貨與市民生活(1736-1795)* 賴惠敏 ** 摘 要 本文主要利用中國輸入東洋物資的資料,討論十八世紀蘇州城市的 中日貿易及其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發現從蘇州市民消費東洋貨的過 程,不僅可見來自日本器物本身的影響,亦可見清代統治階層文化的影 響。首先,明清中國人口增加,由日本進口銅錢的原料洋銅,對中國貨 幣有顯著影響;十八世紀中葉後,洋銅數量減少,而海產品數量增加。 自清代江南...
苏州东洋货与市民生活
-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63期(民國 98年 3月),1-4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蘇州的東洋貨與市民生活(1736-1795)* 賴惠敏 ** 摘 要 本文主要利用中國輸入東洋物資的資料,討論十八世紀蘇州城市的 中日貿易及其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發現從蘇州市民消費東洋貨的過 程,不僅可見來自日本器物本身的影響,亦可見清代統治階層文化的影 響。首先,明清中國人口增加,由日本進口銅錢的原料洋銅,對中國貨 幣有顯著影響;十八世紀中葉後,洋銅數量減少,而海產品數量增加。 自清代江南的食譜記載,可以瞭解海產品、醬油、味噌、酒等進口東洋 食品已改變了市民的飲食習慣。其次,明代文人喜愛的倭器,到了清代, 種類、用途更為普遍,除了文人書房用具之外,還增添廚具和臥室中擺 設的洋漆茶几、茶盤、洋漆櫃,乃至婦女梳妝台等。至於社會風尚方面, 明代文人帶領時尚的流行,到了清代,領導流行者卻是宮廷。隨著皇帝 的包衣官員在蘇州織造局生產器皿、皇帝數次下江南、官員揣摩上意採 購貢品,導致皇帝的喜好影響民間。從清代餐具的流行,亦可窺得市民 模仿上流社會的趨勢。至於皇帝本身,如乾隆皇帝雖刻意叫工匠製作仿 西洋的物品時「去西洋氣」,來區隔「中國」和「西洋」,然而他對日 本的器物卻十分喜愛,影響所及,「洋漆」不僅是器物的名稱,也成了 * 本文是參加李孝悌教授主持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的成果之一。寫作 中曾蒙朱德蘭教授、巫仁恕教授、劉序楓教授提供相關研究資訊,以及王振忠教授提供妝譜及 圖片,陳慧霞教授提供日本漆器製作之研究,謹此致謝!筆者於 2007 年 11 月 10 日在京都大學 參加「中日近世城市生活」國際研討會,與會學者平田昌司教授談及二次大戰日本兵的家書寫 著:「中國偏遠的山區村落藏有日本的銅器,不知其由來。」以這篇文章來探索清代中日交流, 或許有些意義吧!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意見,以及計畫助理許富翔同學諸多協助。 收稿日期:2008 年 10 月 7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8 年 12 月 15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期 -2- 代表日本漆器風格的名詞。而從蘇州冬季毛皮服飾充斥市面,以及市民 慣用日本進口的保暖設備,亦可推見滿族文化的影響。要言之,本文認 為,十八世紀蘇州市民在飲食習性、日用器具、社會風尚與習俗等方面 的生活習慣,由於消費東洋貨而產生了變化,甚至與日本有些相似,從 中也可見及滿清宮廷文化推展至民間的方式,以及市民對之加以模仿的 趨勢。 關鍵詞:蘇州、東洋貨、銅、蒔繪、文化認同 一、前 言 近年來,我探討十八世紀的中國城市時,特別留意中外貿易對市民生活的 影響。1然而,閱讀蘇州的檔案和碑刻資料,感覺困惑的是蘇州不產金銀銅鐵 等金屬,而製作飛金、銅器、洒金箋紙的行業特別多,究竟金屬來自何處?最 近,我閱讀中日貿易有關「洋銅」、「銅器」的記載,對金屬的來源較為瞭解, 因此本文擬討論蘇州東洋貨與市民生活。 關於十八世紀的中日貿易有許多日本學者研究過,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 人貿易》、任鴻章《近世日本と日中貿易》、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 對日本相關研究已做詳細的討論。2台灣學者劉序楓探討過日本進口的洋銅, 他統計自康熙 23 年(1684)清朝開放海禁後,日本銅輸出至中國的數量急遽增 加。康熙 23 年至 34 年(1684-1695)間,每年均有 300-400 萬斤;康熙 35 年至 49 年(1696-1710)間,每年均有 400-700 萬斤。康熙 54 年(1715)以後因日本銅 產減少,至乾隆 7 年(1742)日本將輸出銅數限制在 150 萬斤;乾隆 30 年(1765) 1 參見拙作,〈清乾隆朝內務府的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故宮學術季刊》,卷 21 期 1(2003), 頁 101-134;〈寡人好貨:乾隆帝與姑蘇繁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0(2005 年 12 月),頁 185-233;〈北京的洋貨與旗人日常生活(1736-17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主辦「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2007 年 6 月 28 日(出版中)。 2 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任鴻章,《近世日本と日中 貿易》(東京:六興出版,1988);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 2002),頁 159-160。 蘇州的東洋貨與市民生活(1736-1795) -3- 為 130 萬斤;乾隆 56 年(1791)降為 100 萬斤。3 劉序楓認為:「從海產品到日常生活用品,都可以在乍浦街上看到。又透 過牙行及商人之手,再流入江南的流通與消費中心蘇州。」4永積洋子所編《唐 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記載 1637-1833 年間,中國船到日本購買的銅器、漆器 等雜貨,但該書有些年代沒有清楚註明銅器和漆器的數量和款式。5幸而,《乾 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記錄了幾位居住蘇州地區的官員,在他們被查抄家產 的清單上,光是銅器和洋漆即多達數千多件。6之後這些器物又被解運北京, 至今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都藏有洋漆器;數年前,兩岸故 宮博物院展覽日本文物,出版《故宮藏日本文物展覽圖錄》、《清宮蒔繪:院 藏日本漆器特展》,皆收錄有日本漆器圖錄。7另外,從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數位典藏計畫,也可找到洋漆器和銅器的收藏,這些皆有利於對器物的風格進 行瞭解。 西方學者 Norbert Elias 提到十八世紀法國宮廷對社會的影響,他認為:「法 國社會整個結構和發展,逐步使越來越多的階層渴望效仿上流社會的模式。」 不僅僅是指就餐形式,也包括思維和談吐的方式。8巫仁恕研究晚明士大夫的 消費文化,特別重視鑑賞的品味,認為其具有社會區分的作用,並以「雅」、 3 劉序楓,〈清康熙─乾隆年間洋銅的進口與流通問題〉,收入湯熙勇編,《中國海洋發展史 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第 7 輯,上冊,頁 93-144。 4 劉序楓,〈清日貿易の洋銅商について─乾隆~咸豊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九 州大學東洋史論集》,號 15(1986),頁 107-152;〈清代的乍浦港與中日貿易〉,收入張彬村、 劉石吉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 第 5 輯,頁 187-244;〈財稅與貿易:日本「鎖國」期間中日商品交易之展開〉,收入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1999),頁 275-318。 5 永積洋子編,《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 年:復元唐船貨物改帳‧帰帆荷物買渡帳》 (東京:創文社,1987)。 6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 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冊 1-4。 7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藏日本文物展覽圖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陳慧霞,《清 宮蒔繪:院藏日本漆器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 8 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著,王佩莉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 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1998),卷 1,頁 187-198。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期 -4- 「俗」作為士人與庶民之間的區分。9本文則針對市民來討論消費文化,因洋 貨不像屋宇、服飾為朝廷界定貴賤等第的範疇,仕宦與商賈皆能消費日本的洋 貨;再者,更大量的海產品也直接影響到城市居民的飲食習慣。內容上,將從 貿易和消費兩方面來討論,有關貿易的問題已有許多學者做研究,本文再從〈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乾隆朝內務府 奏銷檔〉、《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找到新的洋商資料,作一點補充。10 另外,本文由清代官宦的抄家檔、文集和食譜來討論蘇州的市民對東洋貨的消 費,而在消費過程中,蘇州市民文化似乎展現對統治文化認同的趨勢,因此本 文亦試圖就日本商品在江南的消費情形作進一步的闡述。 二、奇贏生計屬洋商 《吳縣志》載:「西城者貿易多而治產少,好華美而羞儉嗇。閶胥之間, 百貨叢集」、「南濠則川廣海外之貨萃焉」、11「貨集南濠上下塘,囂聲午市 聚金閶。」12蘇州市面充斥海外洋貨,來自洋銅商與官賈之參與。 (一)蘇州的洋銅商 《水窗春囈》提到:與河廳「同時奢靡者,為廣東之洋商,漢口、揚州之 鹽商,蘇州之銅商,江蘇之州縣,其揮霍大半與河廳相上下。」13蘇州銅商致 富的原因是康熙年間為了募集鑄造銅錢之,鼓勵商民出洋辦銅。康熙 60 年(1721),江蘇浙江總辦採購洋銅,江蘇獨承認五省(江蘇、安徽、江西、浙 9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頁 219。 10 史語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藏)(以下簡稱〈明清檔案〉);〈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北京:中國第一歷 史檔案館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1-4。 11 吳秀之等修,《吳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 22 年鉛字本影印,1970),卷 52 上,頁 86。 12 袁學瀾輯,《姑蘇竹枝詞及續》,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據清香溪草堂《適 園叢稿》本影印,2003),冊 43,卷 5,頁 69。 13 歐陽兆熊、金安清撰,《水窗春囈》(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下,頁 42。 蘇州的東洋貨與市民生活(1736-1795) -5- 江、福建)銅數,皆先發帑錢交商船出洋採買。14《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 「據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會考府具奏來文內中開:銅商范毓馪等五房,每 年給銀十七萬五千二百兩,其內現催獲一萬一千八百兩,以抵伊等虧空之項交 內庫外,未交銀十六萬五千四百兩。」15可見山西商人范毓馪為重要銅商之一。 然日本正德 5 年(1715),實行正德新例,規定清貿易船每年 30 艘、銅的 貿易額限定 300 萬斤。由雍正年間《明清檔案》記載可知,日本每年產銅不到 三百萬觔,而日本發給執照的中國船隻有 80 多艘,每年只有 30 餘艘船可以到 日本採購洋銅。每艘船得銅 800 餘箱,一年進銅量為二百數十萬觔。(參見圖 1)福建、江西等省官員到蘇州買就倭照,招商發價,但往往等上半年船隻未 出洋。如雍正 10 年(1732)福建總督郝玉麟提出洋船出洋回棹約需二十餘月, 福建有 8 位道府大員辦理運銅觔之事,在蘇州守候洋船回棹,延誤公事,故而 請求變通辦買洋銅事宜。16 《吾妻鏡補》載:「自康熙六十年間定例,於蘇州立官民兩局。重領帑銀 以採銅者曰官局;重以己財貨物易銅而轉售寶蘇局,以資鼓鑄者曰民局。」17 乾隆年間由官、民商經營洋銅採辦。官商領政府的帑銀至日本採買銅觔;而民 商則帶著貨物到日本換取銅觔。范毓馪於乾隆 8 年(1743)因欠內務府人參、木 植銀兩共 1,141,250.29 兩,自 9 年(1744)起負責採辦洋銅抵補虧空,並分別解 往各省接濟鼓鑄銅錢,輸送直隸、陝西走陸路,每百斤銅以 14 兩計算,江蘇、 江西、湖北三省走水路,每百斤銅以 13 兩銷算。范毓馪至日本採購洋銅 130 萬斤,除交各省額數外,多餘者自行售賣。18乾隆 5 年(1740)起,官定價格每 14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台北:台灣商務書局據清光緖間浙江刊本縮印,1987),卷 14,頁 4980。康熙 54 年分交各省承辦。 1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上冊,頁 895-896。 1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1991), 冊 23,頁 482。 17 翁廣平著,王寶平編,《吾妻鏡補:中囯人による最初の日本通史》(京都:朋友書店,1997), 卷 15,頁 390-391。 18 〈明清檔案〉,登錄號 024793-001,乾隆 9 年 1 月 29 日。 २ז׾ઔߒࢬႃעʳ รքԼԿཚ -6- ۍְᎭ੡ 14.5ࠟᎬΔףՂ଺٣ᇞಬקࠇऱֽᆬ堩ଇᎬ 3ࠟΔ٥ 17.5ࠟΔۖᤕ ڠৄऱؑᏝޢۍְؑᎭ੡ؓۥᎬ 22ࠟΰ࿛࣍஄ؓెᎬ 19.8ࠟαΖࡴᙄ੉Ꭽ࿯ Ꮭለ܅Δྥڂࡴ೸ᆜຄנ੉ٌ࣐ΔڶຄढܓᑮױࣂګءΔլી࣍᜽ءΖ19۟೓ ၼ 11ڣ(1746)Δૃּ୮ගڂ੉ํآ౨ਊཚڃསΔᤜ྇ᠰᄣᙄᎭ 80ᆄ૟Δ15ڣ (1750)٦۩ᤜ྇ᄣᙄᎭ 50ᆄ૟Δ։ᇞٺݝΖ20 ყ 1� ϛ୽಻ᒯюРҏማኵ໔ ᇷறࠐᄭ1Κةᗨ੉՗ΔπାํᙁנԵ঴䀀ၦԫ䏩Δ1637-1833ڣρΔ଄257-298Ζ ᇷறࠐᄭ2ΚᏥݧᄜΔτ堚זऱ׍௥ཽፖխֲ၉࣐υΔگԵπխഏ௧੉࿇୶׾ᓵ֮ႃρΔร5 ᙀΔ଄187-244Ζ ૃᄦ䜆հ՗ૃ堚ࣹΕૃ堚ੋΕ৓՗ૃ堚ᛎઌᤉ೶ፖ੉ᎭሎᙁΖ೓ၼ 29 ڣ (1764)ૃ堚ੋధขΔڻڣΔऴជ᜔ᅮֱᨠࢭงጠΚψଢᙇ୉؆૴ૃ堚ᛎΔ൷ᙄ Ꭽ૟Ζω೓ၼ 31 ڣ(1766)ૃ堚ᛎ৉ጠΚૃ୮ڶ੉ํ 6 ೋΔޢڣطֲء९സሎ ੉Ꭽ 505,000塒૟Δૃ ּᙁԵऱ੉Ꭽژڇ׍௥ࡉᤕڠऱᎭݝΖ21೓ၼ 48ڣ(1783) 19 τࣔ堚ᚾூυΔ࿆ᙕᇆ 023728-001Δ೓ၼ 5ڣ 4ִ 16ֲΖ 20 堚೏ࡲ඗ᐷΔπ堚ཛ֮᣸ຏەρΔ࠴ 16Δ଄ 5000Ζ 21 ૃ堚ᛎ୮ขխᎭݝΔీࢪΕ۰ࢪԲࢬଖᎬքՏ塒ࠟΖτ೓ၼཛփ೭ࢌ৉ᔭᚾυΔם 281Δ೓ၼ ˃ˁ˃ ˃ˁˈ ˄ˁ˃ ˄ˁˈ ˅ˁ˃ ˅ˁˈ ˆˁ˃ ˄ˊˆˈ ˄ˊˇ˃ ˄ˊˇˈ ˄ˊˈ˃ ˄ˊˈˈ ˄ˊˉ˃ ˄ˊˉˈ ˄ˊˊ˃ ˄ˊˊˈ ˄ˊˋ˃ ˄ˊˋˈ ˄ˊˌ˃ ˄ˊˌˈ ۫ց ۍ ᆄ ְ נ๠Ѿ נ๠ѿ 百萬斤 蘇州的東洋貨與市民生活(1736-1795) -7- 范家洋銅船隻屢次遭風沉溺,虧損遽增,范清濟積欠內務府銀兩,內務府核定 范清濟之蘇州銅局,交新商王世榮辦運洋銅。王世榮經營銅務,資本不敷。52 年(1787)改由錢鳴萃辦理。 除官商外,蘇州還有民商採辦洋銅。松浦章討論乾隆年間民商辦銅有李豫 來等 12 人。22乾隆 20 年(1755),民商 12 人為商額,每年發 12 船置貨出洋, 每船約自備銅本銀 24,000 餘兩,辦銅 150 萬觔,仍照舊定官收一半之例。23乾 隆 25 年(1760),日本礦深出銅減少,銅價昂貴每百斤需銀 25.08 兩。戶部尚書 官保等奏議:「官買十分之六,每百斤給價銀十七兩五錢,民買四分,以民買 之餘潤補官價之不敷。」24民商至日本買洋銅,官方給價每百斤 17.5 兩銀,與 市價差了 7.58 兩,而洋銅只有 60%交給政府,其餘 40%能在市場銷售。乾隆 30 年民商購洋銅數降為 80 萬斤。民商之一的楊裕和,除了辦銅官買之外,還 代替舊商趙宸瞻欠銅本銀 127,000 兩,又代趙光謨 31,000 餘兩等。25乾隆 37 年(1772),錢鳴萃控楊裕和之子楊宏孚,搆夥欺隱洋銅數逾百萬餘觔。 (二)官員營運之洋貨 清代蘇州是手工業的重鎮,也是官員辦貢品的重要地點,因而官員亦參與 洋貨貿易。《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載,高積原籍福建,隨生母丁氏住蘇 州。高積之父高安爵在蘇州以營運起家,素稱富厚。高安爵去世後,高積分產 得三、四萬兩銀,自做洋船生理,在曹文侯洋行交易,家業漸富。乾隆 18 年 (1753),其洋船失風,貨物無歸。高氏收取資本,遵例捐官。至 21 年(1756) 由員外加捐道員,即停歇貿易,因此洋行帳簿只到 21 年以前買賣交易貨物。 31 年 6 月 6 日。 22 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頁 159-160。《清朝文獻通考》載:「乾隆二十年為始, 增給布政司印照,以為海口稽查符驗。其有他商情願辦銅者,悉附十二額商名下。」清高宗敕 撰,《清朝文獻通考》,卷 17,頁 5011。 23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 17,頁 5010。 24 〈明清檔案〉,登錄號 026235-001,乾隆 34 年 12 月 4 日。 25 根據劉序楓教授研究,趙宸瞻、趙光謨是雍正年間領官本赴日辦銅的商人,因未辦足額的銅數, 而造成積欠。劉序楓,〈清康熙─乾隆年間洋銅的進口與流通問題〉,收入湯熙勇編,《中 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7 輯,上冊,頁 93-14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期 -8- 後來他由江寧驛道升任貴州按察使,仍派人至蘇州經營生理。幫高積管事的戴 紹文之子戴雲浦說:「高積在蘇時,向販洋貨生理,常在伊父紬緞店內置貨發 洋。」另有高積的親戚魏懋、毛學禮,也做洋船生理,在乾隆 34 年(1769)以 前已經歇業。26 乾隆 34 年蘇州的米貴,高積命夥計帶貲本一萬餘兩至四川買米,至蘇州 販賣。他遣人往開州等廠收買水銀 26,200 觔,照廠中時價每百斤四十餘兩, 交外甥魏香雪同長隨王陞等赴蘇州發賣。在蘇州張姓行內,每擔得價九七色銀 68 兩,100 擔共得 6,800 兩。而 29 擔的水銀在貴州發賣,每擔僅得價九七色 銀 51 兩。27可見高積由商人轉為仕宦,仍然從事長程貿易營運,獲利甚豐。 高積家的什物寄放在閩客公建三山會館,寄存物件有銅、錫、瓷、木各器 4,237 件。28高積家產共查出銀 27,200 兩。江浙官員養廉俸銀多,他又在蘇州、乍浦 各處營運,累積家產。 乾隆 46 年(1781)發生浙江杭嘉湖道王燧的貪污案件,王燧於蘇州投資, 有 20,000 兩銀交給當鋪商人蔣餘生息,又如皋縣有生息銀 22,000 兩。29乾隆 45 年(1780)皇帝南巡,王燧辦差,請友人王新盤在乍浦關採購洋貨。王燧供稱: 「如綢緞、洋貨等物,遇賤置存,價貴轉售,每年獲利原有三、五千金不等。 上年遇著差務需用之處甚多,也有就在本地銷售,也有發往別處變賣……。即 如現在查出之器具物件(按:如羽毛呢緞、銅、瓷、玉器等),自己原用不著, 許多這都是陸續購存,未及銷去的。」30王燧的弟弟王炳在故鄉如皋經營京貨 綢緞店 1 座,計房 17 間,置貨本銀 2,000 兩。31從《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 可知,乾隆 45 年的各種漆器、各種和紙、真鍮器物(黃銅器)、銅器物、香 2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1,頁 118-120。 27 〈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庫儲(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微捲,1987),編號 0729-012, 乾隆 34 年 12 月 21 日;編號 0729-021,乾隆 35 年正月 19 日;編號 0729-032,乾隆 35 年 3 月 9 日。 2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1,頁 118。 2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3,頁 2105。 3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3,頁 2141。 3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3,頁 2121-2123。 蘇州的東洋貨與市民生活(1736-1795) -9- 物數量比往年多。可見官員趁著皇帝南巡,競相進貢。 《故宮藏日本文物展覽圖錄》記載:「清代由於皇帝的喜愛,長期購買日 本漆器,故而,形成了現有遺存。」不過,從〈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中似 乎看不到購買洋漆器的數量和用銀。32陳慧霞討論康熙時江寧織造李煦進奉蒔 繪、雍正時江寧織造隋赫德、蘇州巡撫高其倬、準泰都進貢日本蒔繪。33《清 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記載,乾隆年間官員進貢的滿漢文檔案,貢品中不 乏洋漆器物。另外,在〈養心殿造辦處收貯清冊〉中亦記載造辦處每年收貯的 洋漆器物,將來擬另文討論。 此外,清宮漆器的另一來源是官員被查抄家產的器物。如王亶望被抄家時 解京的漆器 420 件,有洋漆洒金盒、描金黑漆炕桌、描金黑漆炕櫥、炕几、金 花硯匣、描金黑洋漆文具、洋漆洒金梳妝台、黑漆描金香盒等。陳輝祖被抄家 解京洋漆器有 360 件,連他家的奴僕杜泰和張誠都被查出洋漆器皿 8 件。34皇 帝斥責說:「陳輝祖在蘇州所置房屋、當鋪,不願回籍,竟安心欲在蘇州居住, 即此一端。其忍棄祖父墳墓,貪戀繁華。不但欺君罔上,而且背本忘親。」35 他的祖籍湖南祁陽縣,父親陳大受曾任軍機大臣、直隸總督,他依藉父親的庇 蔭,當過兩江總督、浙江巡撫。陳輝祖在蘇州置產,享受繁華生活,而且在吳 江縣黎里鎮開當鋪,又交給商人黃學乾營運銀兩共本利銀 7 萬兩;另並由王懋 修領銀 3 萬兩營運生息。36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日本漆器,根據其製作工藝,分為描金漆(日本稱 作蒔繪)、彩繪漆、螺甸漆等。其中描金漆為日本漆工藝中最高成就。描金漆 32 〈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宮採辦器物載於月摺檔,譬如,乾 隆 22 年採辦自鳴鐘價銀 3 萬兩。 33 陳慧霞,〈清宮舊藏日本蒔繪的若干問題─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 卷 20 期 4(2003),頁 191-223。 3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2,頁 1818-1820;冊 3,頁 2803、 2830。此外,還有浦霖家產中有洋漆等 140 件;錢受樁家產的洋漆器皿等 391 件,見冊 4,頁 3495、3565。 35 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167,頁 645-1~2。 3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3,頁 2564。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期 -10- 多數以黑漆,少數用洒金漆或紅漆為底再用金,少數加銀或彩漆來描繪千變萬 化的花紋。飾金方法有平描、凸起、暈染等,日本將它們分為平蒔繪、高蒔繪、 研出蒔繪、肉合蒔繪、錆上高蒔繪等。37《吾妻鏡補》作者翁廣平為吳江縣人, 成書於嘉慶 19 年(1814),該書載:「嵌螺鈿其花文如隆起,實則平如鏡也。」38 此外,由日本輸入的螺鈿漆器也相當精巧,乾隆 46 年王亶望抄家物品有螺甸 漆器皿 155 件,包括螺甸炕桌、杯盤、碗筷、奶茶壺、攢盒等。39可見鑲崁貝 殼的螺甸漆器也是受歡迎的漆器。 《吾妻鏡補》載:「河波出銅」、「銅器尊罍彝鼎之屬多仿古鑄,且有奇 異之形,足下有魚網文而無款識。」40日本製作的仿古銅器,確有奇異形狀者。 日本做的銅器,有款識的喜歡用語助詞,如「某年月日某人刻之也」,故要辨 識日本做的銅器似乎不難。日本仿古銅器或蘇州打造的仿日銅器為官宦之家大 量收藏,汪圻原籍江蘇吳縣,家產包括在高郵州的通大號錢店、發祥號銅錫器 店,有銅錫器 808 件。41 總之,蘇州的仕宦有許多兼具商賈身分,或租船從事遠洋貿易;或在蘇州 開舖賣洋貨,以致蘇州地區東洋貨充斥。 三、蘇州市民的日本風尚 《姑蘇竹枝詞》載:「畫船羅綺競嬉春,魚米家鄉自遂身。聞說神仙十洲 地,也傳風俗似吳人。」42所謂十洲地指瀛洲即日本,其風俗與蘇州略同,是 因日本進口大量海產、器物,使蘇州生活習慣與日本頗為相似。 37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藏日本文物展覽圖錄》,頁 120。以黑漆為地,以金漆為紋。周身飾通 景山水圖,平描的部份在日本稱為平蒔繪。凸起於平面的技法稱為高蒔繪。洒金地在日本稱為 梨子地。山石局部份分別貼飾金片或銀片,見頁 141。 38 翁廣平著,王寶平編,《吾妻鏡補》,卷 16,頁 325。 3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2,頁 1820-1823。 40 翁廣平著,王寶平編,《吾妻鏡補》,卷 16,頁 303;323。 4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1,頁 1028-1029。 42 袁學瀾輯,《姑蘇竹枝詞及續》,收入《中國風土志叢刊》,冊 43,卷 4,頁 54。 蘇州的東洋貨與市民生活(1736-1795) -11- (一)食品 1. 海參、鮑魚、魚翅 自日本進口的海產品主要有海參、鮑魚、魚翅。劉序楓認為,十七世紀末 至十八世紀前期日本出口的商品以銅為主,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輸入中國的海 產品的比重增加。43這些海產品輸入數量多達數萬斤,影響蘇州人的飲食習慣 (參見圖 2、圖 3、圖 4)。《清稗類鈔》記載,蘇州有名的孫春陽店,舖中 辦事分六房,曰南貨房,曰北貨房,曰海貨房,曰醃臘房,曰蜜餞房,曰蠟燭 房。44海貨房所賣為海產品,袁枚(1716-1797)《隨園食單》的海鮮單說:「古 八珍並無海鮮之說,今世俗尚之,不得不吾從眾,作海鮮單。」海鮮有燕窩、 海參、魚翅、鰒魚(鮑魚)、淡菜、海蝘、烏魚蛋、江瑤柱、蠣黃 9 種。45 《清稗類鈔》「食魚翅之豪舉」條載:「魚翅產閩粵而不多,大率來自日 本。自明以來始為珍品,宴客無之則客以為慢。」46來自日本的魚翅為宴客佳 餚,未烹煮魚翅被認為怠慢。顧祿《桐橋倚棹錄》載三山館在虎丘,居民有婚 喪宴會之事,多到此宴客。其菜譜和魚翅有關的有魚翅蟹粉、魚翅肉絲、清湯 魚翅、燴魚翅、黃燜魚翅、拌魚翅、炒魚翅。47朱彝尊(1629-1709)《食憲鴻秘》 記載,「魚翅,治淨,煮。切不可單拆絲,須帶肉為妙,亦不可太小。和頭雞 鴨隨用,湯宜清不宜濃,宜酒漿不宜醬油。或魚翅拆絲,同肉、雞絲、酒釀、 醬油拌用。」48乾隆年間刊行的《調鼎集》,對魚翅的食材有更繁複的烹調方 式。魚翅的料理是「魚翅撕塊,加醬油、酒、蔥汁同蟹肉炒。」魚翅加入蟹肉 來增加鮮味。金鈎蝦「用熱水發透,批片配冬筍片、磨菇、菜頭、豆粉作羹。 43 劉序楓,〈財稅與貿易:日本「鎖國」期間中日商品交易之展開〉,收入《財政與近代歷史論 文集》,頁 275-318。 44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冊 5,頁 2313。 45 袁枚著,王英中校點,《隨園食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 15。 46 徐珂,《清稗類鈔》,冊 7,頁 3300。 47 顧祿撰,王稼句點校,《桐橋倚棹錄》,收入《蘇州文獻叢鈔初編》(蘇州:古吳軒出版社, 2005),下冊,卷 10,頁 658。 48 朱彝尊撰,邱龐同注釋,《食憲鴻秘》(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5),頁 160-161。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期 -12- 又,配閉甕芥菜作羹同。」或「對開配豬肉片煨」、「發透切絲,配筍乾絲、 醬油、麻油、醋拌。」「燕窩襯菜」則加上雞鴨火腿、核桃仁、磨菇、香蕈絲 等材料提味。49總之,平淡無味的魚翅、燕窩透過繁複的烹飪技術,和大量的 配料等,變成了佳餚。 袁枚對海參、燕窩的評價是「庸陋之人也,全無性情,寄人籬下。」又說: 「嘗見某太守宴客,大往如缸臼,煮燕窩四兩,絲毫無味,人爭誇之。」海參、 燕窩必須依靠其他食材來提味,本身無味道。袁枚提到蔣侍郎家用豆腐皮、雞 腿、磨菇煨海參。而魚翅則必須用好火腿、好雞湯,如鮮筍、冰糖煨爛。或用 雞湯串細蘿蔔絲,拆碎鱗翅攙和其中。50如果不善烹飪,導致「海參觸鼻,魚 翅跳盤」便成為笑話。 關於海參類的食譜,《桐橋倚棹錄》載有:「燴海參、十景海參、蝴蝶海參、 炒海參、拌海參。51《食憲鴻秘》記載,海參則有糟食海參或拌醬炙肉末。」52干 貝在宋朝以來稱為「江瑤柱」,李漁(1611-1679)《閒情偶寄》提到:「讀江瑤 柱未獲一嘗,為入閩恨事。」53《吾妻鏡補》載:「江瑤柱日本呼為甘貝,從 前所產甚少,價極貴。今各島皆產,故雖屬上品,不能得價。暴以為乾,每斤 值銀二錢左右。」54可見到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日本江瑤柱產量大增,以致價 格下跌。 龔煒(1704-?)論吳俗,「飲饌,則席費千錢而不為豐,長夜流湎而不知醉。」55 日本輸出的海鮮成為官宦富賈追逐奢靡飲食風氣的來源。《姑蘇繁華圖》中酒 店的招牌林立,樓上雅座觀看蘇州美景,吃飯喝茶使用各色細瓷,滿桌的珍饈, 如海參、魚翅、銀魚、筍尖,怪不得席費千錢。錢泳(1759-1844)《履園叢話》 49 佚名,《調鼎集》(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6),頁 160-161。 50 袁枚著,王英中校點,《隨園食單》,頁 15-16。 51 顧祿撰,王稼句點校,《桐橋倚棹錄》,收入《蘇州文獻叢鈔初編》,下冊,卷 10,頁 658。 52 朱彝尊撰,邱龐同注釋,《食憲鴻秘》,頁 106-108。 53 李漁著、江巨榮、盧壽榮校注,《閒情偶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286。 54 翁廣平著,王寶平編,《吾妻鏡補》,卷 16,頁 315。 55 龔煒,《巢林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5,頁 113。 蘇州的東洋貨與市民生活(1736-1795) -13- 提及,蘇州飲食則有山珍海錯、酒池肉林。士大夫在江寧之秦淮河、蘇州的虎 邱山塘、揚州天寧門外的平山堂,畫船簫鼓,殆無虛日。56 巫仁恕認為,文人高舉養生與尊生口號,批評官宦富商之家過份追求遠方 珍品野味,殊不知食物可能含有劇毒,對人體有害。57文人的飲食態度和官宦 富商有別,但是大量的海產品輸入,民眾仍抱著先吃為快的心理。松浦章認為, 江戶幕府輸出的銅量減產,而海產品的輸出量則增加。江浙地區為當時中國人 口的五分之一,日本海產品大部份在江浙地域及其近郊地區消費。58在官員的 抄家單中,也不乏海參、魚翅的記載。如汪圻抄家單上有燕窩 4.5 匣(重 20 兩)、海參 4 觔、魚翅 6 塊、蝦米 1 觔。汪圻之子汪師曾名下有海參 1 觔、燕 窩 2 兩等。59 有趣的是,江南市民的飲食文化流行海產品,而乾隆六次下江南,御膳單 不離雞鴨魚肉,卻無山珍海味。如乾隆 30 年,總督尹繼善、蘇州織造普福等 進膳,也不敢讓皇帝吃海鮮。60從目前出版的乾隆朝《清宮御膳》檔案,看不 到皇室吃海鮮的紀錄,此因滿洲源自關外,以食豬肉為舊俗。61至光緒年間, 據說皇帝喜歡吃海鮮,御膳房才開始煮海鮮,根據〈內務府廣儲司用款檔〉記 載,光緒 20 年(1894)正月,御膳房預備海參、魚翅、玉筍等項的用銀共計有 8,000 兩。62 56 錢泳,《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7,頁 192-193。 57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頁 291-296。 58 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頁 387。 5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冊 1,頁 1150-1177。 6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御膳》(杭州:華寶齋書社,2001),冊 1,頁 255-290。 61 愛新覺羅瀛生,《老北京與滿族》(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頁 182。愛新覺羅瀛生提到 北京旗人喜歡肉類食品,他說「肉類食品分三類,一是關東貨,即關外所產的野味;二是牛羊 肉,靠口外供給,而且最重『西口大羊』,西口為歸化城,今之呼和浩特;三是豬肉,全靠山 東人開的肉舖供應。至於南方名產(金華火腿、湖南臘肉等),老北京稱之為南貨,人們不認 它,縱偶一嘗之以換口味,亦視為『譜外』之物。」 62 〈內務府廣儲司用款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冊 1673,光緒 20 年正月。 २ז׾ઔߒࢬႃעʳ รքԼԿཚ -14- ˃ ˄˃ ˅˃ ˆ˃ ˇ˃ ˈ˃ ˉ˃ ˊ˃ ˄ˊˆˈ ˄ˊˇ˃ ˄ˊˇˈ ˄ˊˈ˃ ˄ˊˈˈ ˄ˊˉ˃ ˄ˊˉˈ ˄ˊˊ˃ ˄ˊˊˈ ˄ˊˋ˃ ˄ˊˋˈ ˄ˊˌ˃ ˄ˊˌˈ ۫ց ᆄ ְ ⦥ 2� ₼⦚哈懇⒉㡴㦻ℍ䀆♒㠇摞 ⦥ 3� ₼⦚哈懇⒉㡴㦻ℍ渠淩㠇摞 ˃ ˄˃ ˅˃ ˆ˃ ˇ˃ ˈ˃ ˉ˃ ˄ˊˆˈ ˄ˊˇ˃ ˄ˊˇˈ ˄ˊˈ˃ ˄ˊˈˈ ˄ˊˉ˃ ˄ˊˉˈ ˄ˊˊ˃ ˄ˊˊˈ ˄ˊˋ˃ ˄ˊˋˈ ˄ˊˌ˃ ˄ˊˌˈ ۫ց ᆄ ְ 萬斤 萬斤 २ז׾ઔߒࢬႃעʳ รքԼԿཚ -14- ˃ ˄˃ ˅˃ ˆ˃ ˇ˃ ˈ˃ ˉ˃ ˊ˃ ˄ˊˆˈ ˄ˊˇ˃ ˄ˊˇˈ ˄ˊˈ˃ ˄ˊˈˈ ˄ˊˉ˃ ˄ˊˉˈ ˄ˊˊ˃ ˄ˊˊˈ ˄ˊˋ˃ ˄ˊˋˈ ˄ˊˌ˃ ˄ˊˌˈ ۫ց ᆄ ְ ⦥ 2� ₼⦚哈懇⒉㡴㦻ℍ䀆♒㠇摞 ⦥ 3� ₼⦚哈懇⒉㡴㦻ℍ渠淩㠇摞 ˃ ˄˃ ˅˃ ˆ˃ ˇ˃ ˈ˃ ˉ˃ ˄ˊˆˈ ˄ˊˇ˃ ˄ˊˇˈ ˄ˊˈ˃ ˄ˊˈˈ ˄ˊˉ˃ ˄ˊˉˈ ˄ˊˊ˃ ˄ˊˊˈ ˄ˊˋ˃ ˄ˊˋˈ ˄ˊˌ˃ ˄ˊˌˈ ۫ց ᆄ ְ ᤕڠऱࣟ੉ຄፖؑاس੒(1736-1795) -15- ⦥ 4� ₼⦚哈懇⒉㡴㦻淩剔㠇摞 ቹ2-4ᇷறࠐᄭΚةᗨ੉՗ΔπାํᙁנԵ঴䀀ၦԫ䏩Δ1637-1833ڣρΔ଄257-298Ζ 2. ੇ஥ǵᛏિ฻ طֲءᙁԵऱ௧൅ΕᕘູΕદလΕᠪᆬလΕفक़လΕᡯ౟ΕؾູեΕեູ ᓚߦΕູ᤹࿛ΔጩਢᏝ௑܅ऱ௧ข঴ΖլመΔࣔזऱ֮Գᎁ੡௧ᤏਢՕလΖຫ ࠡց(1811-1881)֧ࣔזྈૉֽ(1466-1510)ऱᎅऄΚψ֚Հڶ၆ढԯլڕᔀृΖ ׽ڕณছ௧လΔא࿫လ੡၆Ζ௧ᤏڻհΔ௧ᤏࢬᘯՕလՈΖ૑੡ՀΖ࿫လ෯ՑΔ ԯ࿇ۍఐΔՕလఐԳױଇΖ૑հړृΔట໏ছࠟလΔ׊ྤ྆ᄪΔء౻ᘯ౨௣ଇ ՈΖ၆ֆ՗׽ਢپ၆ढΖω63ڇࣔז࣓၆ऱ࿫လΔ۟堚ཛڂᙁԵၦՕᏺ೯᎗Ղ ۍᆄְΔ࿫လΕ௧ᤏլ၆ΰ೶ߠቹ 5αΖۖא௧೶Εౕູ࿛ս੡ੴ၆௧ข঴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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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青木正兒,《中國醃菜譜》,轉引自王稼句,《姑蘇食話》,頁 159-160;徐珂,《清稗類鈔》, 冊 4,頁 1879。 73 日治時期林宗祥到日本學做醬油,用小麥、黃豆發酵,店名芳泉醬油行。據林瑞星口述日本醬 油原料與中國傳統用黑豆製作壺底油方式不同。賴惠敏訪問,〈林瑞星先生口述紀錄〉,2008 年 2 月 13 日。 74 葉長揚、姜順蛟纂,乾隆《吳縣志》(乾隆 10 年刊本,蘇州圖書館藏),卷 24,頁 12。 蘇州的東洋貨與市民生活(1736-1795) -19- 塔、罐罩盒,檳榔盒、石灰罐、刮銹銅刡、海螺鼻銅鏡、銅鼓、供獻盤橐碟子、 鑿花金錢、散花銀錢、鑿銀細花卷段、鑿金大小戒指,上嵌奇石,種種精妙, 不能悉數。」75明代士大夫欣賞的日本製造器皿,大致可分為賞玩、日用、供 器、武器等類。 高濂《遵生八箋》載,近有潘銅打爐,名假倭爐。潘銅鑿嵌金銀倭花樣式, 到清代洋銅大量進口,其中民商貿易年額 80 萬斤的 40%私自銷售,每年約有 30 餘萬斤的洋銅在蘇州生產銅器。陳宏謀提及:「廠銅、洋銅官收居大半, 每年打造銅器,需銅無算。」76因而蘇州銅作在乾隆年間「西城業銅者不下數 千家,精粗巨細,日用之物無不具。」77其中以王東文銅錫最為著名。《江南 省蘇州府街道開店總目》第十店有精造銅錫器皿的大盛號。78可見江南文人賞 玩的尊罍彝鼎仿古銅器,很可能是仿自日本進口的銅器。 1. 食物器皿 日本進口的銅器食物器皿方面: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記載, 乾隆年間輸往中國的日用銅器,以銅盥、銅鍋、銅火缽、銅風爐、銅茶道具、 銅藥罐居多,與明代文人描述「倭銅」器物有別,可見清代進口的銅器皿更符 合市民生活所需。79《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記載銅錫製作的器皿:銅鍋、 銅火鍋、紫銅盤、大小錫火鍋等。80王亶望的家產有銅器 434 個。陳輝祖被抄 家查出銅器共 347 件,銅器重量 547 觔,其長隨杜泰、張誠被查出銅器器皿 101 件。郭德平家中銅錫器皿共 142 件。伍拉納查出家產有銅器 417 件。浦霖 查出家產有銅器 71 件,重量 237 觔 8 兩。81這些銅器多數作為日用器皿,成 75 高濂,《遵生八箋》(成都:巴蜀書社,1988),燕閑清賞箋上,頁 453。 76 陳宏謀,〈申銅禁酌鼓鑄疏〉,收入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卷 53,戶政 28,頁 9-10。 77 習寯,乾隆《蘇州府志》,卷 12,頁 17,轉引自段本洛、張圻福,《蘇州手工業史》(蘇州: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 104、143。 78 范金民編,《江南社會經濟研究(明清卷)》(北京:中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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