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为何难容中医

西医为何难容中医 西医为何难容中医 【2006.11.28 15:21】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朱文轶 今年这场激烈的争辩，其实是何裕民引发的。作为一本医学专业杂志《医学与哲学》编审之一的何裕民在上百篇来稿中看到一名哲学教师的题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和杂志主编赵明杰讨论后，他打算原文发表，希望在被民族情感、传统文化重重符号所束缚、很难有所争议的中医界内部引起一些讨论，构成对中医现状的反思。慎重起见，何裕民配发了另外几篇意见相反的文章明确刊物立场，自己写了一篇《跳过中西医之争看医学》作为这组文章的开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过于醒目的标题终于还是引发了专业范围外又一场社会层面关于中医生死问题的争辩。 　　这是一百年来多次争辩的持续，只是中西医的力量对比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 　　最近一次，27年前，改革开放伊始，在1979年卫生部的广州会议上，当时力量看上去仍然均衡的中西医就曾有过一场“谁是主导”的激烈争论。争辩的起因，是在五六十年代对抗传染性疾病的斗争里，“抗生素”和西医力量居功至伟，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动摇了中医信仰深厚的民间基础，卫生系统内的官员也明显出现“中西两派”。时任卫生部长的崔月犁平衡了双方意见，以“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重”方针，从表面上结束了这次纷争。 　　当时何裕民是上海中医学院一名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他对这场争论记忆深刻，因为上海中医学院的师生当年对这场上层论争高度关注。中医存废首当其冲者，是他们这一批青年中医的前途。五六十年代，西医技术推广的同时，国家医疗政策是开展“低成本、广覆盖”的合作医疗，这种近似“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中西医结合式方针的重点是以“投资少成本低”的中医深入到这个国家基层防疫的方方面面，来应对迫在眉睫的流行病问题。那个年代，中医被鼓励，中医学院广泛设立，中医人才井喷式出现。1958年，国内的中医专业人士超过50万，到1978年人数大为减少，但仍有近30万之多。何裕民是他们中的一员。 　　“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上面又有什么新精神传达下来’。”何裕民说。中医失势，何裕民们的前途和出路的确是更现实的矛盾。况且，中医和西医在经济收益上的分野已经渐露端倪。70年代，广设中医的后遗症也开始出现，医院和中医们供多于求，他们又没办法参与供不应求的急诊市场的竞争，西医西药的立竿见影不仅迅速走俏，西医手术和借助医学仪器的诊疗收费也明显比中医更好地解决了医院的生存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卫生部高层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尽管当时的国营医院还未必能从中嗅出未来市场化生存的残酷，但国家财政逐渐退出医疗领域而带来的“饭碗”问题，对整个行业，对这些即将进入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却都是眼前的事。 　　现在已经是中医治疗肿瘤界佼佼者的何裕民曾两次试图摆脱成为一名中医的命运，他坦言刚入行时自己对中医毫无兴趣。1978年他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就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西医研究生，虽然分数上线，他却因种种原因被调剂到中医专业，这让他拒绝了这次录取，接受了上海中医学院的留校安排。1979年他报考本校“中西结合专业”研究生，也是为努力使自己的专业与西医挨边。 　　何裕民的好朋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史博士袁钟更好地表达了当年这种在青年中医中普遍流传的困惑情绪。他认为，疑惑一方面来自现实的忧虑——同为医生，谁也不甘于在将来的身份上有边缘和主流之别，另一方面则是价值观上的剧烈冲突。 　　1975年仍是一名知青的袁钟被他所在的农村大队推荐到四川中医学校学中医。结果第一堂中医课，袁钟上了一半就“愤然离席”了。“恐怕任何一个在基础教育里已经深受逻辑思维影响的人都会像我一样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冲突。”袁钟说，第一节课就是讲“阴阳五行”，并且回应和解释所有医学概念全部是感觉性描述，这让他极为不适。“老师告诉你，什么是‘芤脉’，‘如按葱管’;什么是‘滑脉’，‘如盘中滚珠’;什么是‘涩脉’，‘如轻刀刮竹’。我相信私塾教育出身的人，对这些知识的接受是水到渠成的，但大多数被分配到这个专业的年轻人，这些知识无异于强加。‘阴阳五行’在当时我们看来，都是算命先生干的事。”　　作为逃避，袁钟选择了医学史方向作为他的研究生专业，“中医是中国传统里的活化石。把它当作一种史学现象来研究，我还是能接受的”。同何裕民和袁钟一样以怀疑的态度坚守在中医业的也并不多。袁钟说，他的很多同学在中医学校里一心钻研西医课程，他们从中医学校一毕业，就改弦更张了。 　　国家使命和个人命运选择的多重力量似乎充满宿命意义地将中医的命运往1929年那场“废止中医运动”的反面推。1929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中医存废争辩”中，中医是胜利者。一小伙西医的实践者和推崇者试图在中国普及推广西医标准，他们发现自己的努力很快被强大的中医力量所击垮，20世纪30年代虽然“西学东渐”在整个社会是更具号召力和潮流性的趋势，但遍布这个国家城市和乡村的大小药铺以及储备其中的药物仍构成着中医系统的主体，并在很多地方充满生命力。中国古老医学的神秘力量把医生、药师、药商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医学家和药学家使用着共同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它们意味着根深蒂固的中医信仰。 　　而半个世纪以后，如同刚刚闯入陌生的华人世界、以传教和慈善事业为载体传播以获得中医世界里人们道德好感的西医那样，中医通过竭力迎合西医标准去适应后者，它在教育传承方式、医药生产方式上几乎全盘西化以成为现代医疗体系的一员。“很多中医内部的人想方设法用西医对中医进行解释，试图证明中医在现代社会有一个合法的出生证。”何裕民说，实际上，1979年那场争论之前，现实已经是“争辩未起，结论昭然”。 　　中医现代化之道尽管暂时解决了中医的身份问题、解决了特殊时期的防疫体制问题，却也将中医拖入了无穷无尽的争论深渊。在西医的激进派看来，中医是规则的破例者，是现代医疗系统的安全隐患。在中医的保守派看来，现代中医又正在成为传统的背叛者。1979年平衡发展方针终止了一场争论，却没有提供“三者并重”的财政解决之道，也没有取消中医西医由来已久的分歧和深层矛盾。■ 西医为何难容中医(2) 【2006.11.28 15:21】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朱文轶 　　中医的生死问题 　　◎ 朱文轶 　　中医目前的生存问题的根源其实是与现代医疗行政的冲突，建国初期，西医人数仍然不多，“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方针解决了实际问题，却使中西医间的矛盾变得更为尖锐。 　　两个体制内培养的挑事者 　　写《告别中医中药》这篇文章的人叫张功耀，1956年出生于湖南郴州农村。他和何裕民、袁钟一样，几乎在同一年接触到中医这门古老医术。与后者不同的是，他的专业知识和医术来自于自学。1975年左右，他在朋友家看到的一部分家传中医书籍令他着迷。根据对这些书籍的研究，他开始尝试给熟识的人按图索骥地治病，充当了近乎赤脚医生的角色。张功耀不会针灸和诊脉，只凭《药性歌括400味》和《汤头歌》两部小书来给别人开中药处方。 　　张功耀边读书，边当业余医生。他最后一次给人看病是在1979年。他在读大学期间回老家，还有熟人找他开方子，说他的药方“很灵”。他给自己的祖父看过一次病，“那天他正吃着饭，突然就倒下了，迷糊不醒”。张功耀说，接下来9天的时间内，祖父像个植物人，脸色潮红，接受大家的喂食，但不排泄。他根据祖父的一些症状开了一剂凉药，结果病人果真逐渐康复了过来。 　这些颇有戏剧性和成就感的往事并不足以支持他的中医信仰，相反，80年代他报考浙江大学时选择了哲学系，与现代主义的不断接触让他成为中医的反对者。尽管这曾是他的早期爱好之一，并让他在家乡获得声誉。而他50岁时因为一本名为《科学技术哲学教程》教材的写作，让他更坚定地从中医体制的继承者之一转换为一个系统的中医理论批驳者，他接受了一篇《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的文章中的观点。 　　2006年4月，张功耀在《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发表的这篇题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按照一些中医专业人士的看法，“实在算不上一篇严谨而专业的学术文章”。张功耀说:中医一直自我标榜为“仁术”。可是，这种“仁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仁爱特征。举其要者，有如下一些:1.装腔作势，欺骗患者;2.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3.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在接下来的一篇文章中，他甚至表示:“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 　　这一连串文章和他的业余中医背景一样缺乏常识，却观点鲜明，很容易得到响应，并将民间已经广为存在的争议激发到台面上来。在随后的几个月，争论开始出现。很多人注意到这个读哲学专业的反中医人士，其中包括一名在纽约行医、名叫王澄的华人康复科医生。 　　1977年毕业于中国新疆医学院的王澄是在标准的西医教育下从医的专业人士，有一系列丰富的现代医学教育背景和实践经验，他先后在四个城市的大医院任职，包括新疆医学院第一附院、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附院、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协和医院和北京安贞医院，1996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做住院医生，后在纽约行医。他扮演着“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中力主“取消中医”的西医代表、著名医生余云岫的角色，后者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曾在论文《灵素商兑》中，以西医理论和自然科学为标准，来验证《内经》，批判中医理论之空疏。王澄的代表作是《全世界的主流医学就是现代医学，只有中国有两个医学》。 　　而王澄在网络上出现的言论看起来和他的专业背景毫无关系，充满着煽动性和主观色彩。他在业内著名的医学网站“医学捌号楼”上发了一篇帖子《写给中医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让中医院校的学生们“千万不要上你们骗子中医老师的当”，“策反”中医院校学生，“和教育部以及你们的学院商量一下，尽快把你们的医学学习内容转换成100%的西医内容”。 　　10月份，国家发改委开始征集民众对新医改的建议，被王澄看作是一次机会。他和志同道合的张功耀商讨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签名活动。 　　张功耀说，王澄草拟了一份初稿传给他，他把其中言词过于激烈的部分删掉之后，形成目前网上流传的《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王澄认为还是以国内学者领衔提出比较好，就把张功耀的名字放在自己的前面。这篇公告的主要态度是三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 　　这次签名行动本身比公告的内容更让人注意，一场关于中医发展问题的讨论再一次演化成关于“取消”和“捍卫”中医的争论，并将争论由专业领域扩展到了民间。 　　终止这场民间争辩的同样是卫生部。10月下旬，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针对这场“取消中医”的讨论明确表示，“这样的签名行为，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里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与抹煞，卫生部将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 　　“中医为体、西医为用”及遗留问题 　　事实上，比起这场肇始于网络流于表面的争论，20世纪50年代国家成立之初所面临的是更深刻的现实问题。1929年那些西医反对中医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时才终于体现了:中医与现代医疗行政制度的冲突。 　　“50年代，在物质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很恶劣的时候，整个卫生系统最如临大敌的就是如何控制传染疾病蔓延。当时‘肠伤寒’、‘肺炎’、‘流感’和‘肺结核’在各地纷纷出现。”何裕民说。 　　在防疫上，中医看起来是无能为力的。袁钟说，中医只面对个体，现代医疗制度是面对群体。传染病来了，西医要隔离，要动员所有的社会力量，把病人活动限制在一个区域里面，中医则显得很无助。 　　而迅速发展投资巨大的西医，不仅在当时的财政能力上完全不允许，更重要的是，对现有建立在中医体系基础上医疗资源的改造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完成。研究者郝中先说，当时整个国家的西医才不过数千位，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20世纪30年代末由朱席儒、赖斗岩两位医师统计的全国西医的数字最有权威性，也是医史研究中被普遍征引的依据，两人统计的人数是5390人。三四十年代卫生部门官员薛笃弼也承认:“现在全国约有2000个县。有西医地方尚不能占十分之一二，其他十之八九的县，率皆接受中医药支配。” 　　当时的湖南教育会在给全国教育会的提案分析说:“我国人众，改用西医约须40万人，至少非20万不可，现国势如此贫蹙，一时有何能力设多数西医学校造此40万或20万医员，恐20年亦办不到。”假如“专重西医者，非有10万人不足供全国之用，然至速亦需20年后方养成，其数万万元培植费按现国情实难筹措”。事实上，这一估计也过于乐观，历史证明，此后25年里，全国培养的西医总数也不超过3万。同一时期，伍连德博士在对比中日两国医生与人口之比时曾感慨地说:“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但只有一万个医生。目前的文明国最适当是一千人中有一位医生，日本五千五百万人口，有六万个医生，如依上例，中国差不多该要四十万医生，实际上不过有四十分之一耳。”且“中国医生八人中只有一人是西医”。 　　到1949年，这一局面基本维持不变。对政府而言，最现实的策略是就现有系统进行改造——一种类似“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方针。50万中医大部分散布在中国农村，基于这个资源基础，通过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渠道，把中国传统的中医治疗方式和西医的这样一种防疫行为结合起来，使防疫体系变成一个农村基层社会组织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 　　研究这一问题的杨念群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就不断地在农村组织各种医疗队，通过国家的社会动员来克服这样一种农村缺医少药和防疫行为个体化的局面，靠这种短暂的大规模巡回医疗来解决这样一种基本的缺医少药的不平衡状态。” 　　在此背景下，各地中医院校以培养中医为初衷，但实际上已经是中西医混合的教学，是用西医的教育模式快速培养中医人才，输送到农村和基层。很多后来体制内的反叛者往往就是接受的这种“西式中医教育”。也有反过来的力量。研究者方明东说，1956年，时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在创办中医师资进修学校上颇有经验的老中医吕炳奎调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中医司随后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简称“西学中”。吕炳奎牵头起草了卫生部的“西学中”报告，让南京方面编写了《中医学概论》，推向全国使用，并在很短时间内又在全国办了上10所中医学院。 　　“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对各行业进行了精简，教育系统也同样面临40%的精简。根据精简精神，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即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但最后在多方努力和讨论下，中医学院几乎全部保留下来，只是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实际保留下来21所。”方明东说。 　　60年代到80年代国家在卫生防疫领域的成就足以证明这一方针的行之有效。袁钟说，但危机也隐藏其中。中国成为现代医疗体制国家里唯一一个两种传统迥异的医学“同唱主角，争唱主角”的国家。 　　那些60年代到城里医学院经过培训的赤脚医生实际上已经在实践中不完全采用中医手段，而是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法，他们在成为农村防疫体制一部分的过程中，也传播了西医知识;“中医为体，西医为用”造成的“体用分离”，使西医实用性的一面深入人心，同时现代医学制度得以根本性成立，在这一制度下形成的卫生管理体系，必然以西医为主导，这造成了“少数人领导多数人”，这一状况尽管很快得以扭转，西医成了医疗队伍的主体，但被边缘化的中医和主流化的西医分歧，或者说，中医和现代医疗制度的矛盾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之加深，也给难了的“中西医之争”不断埋下伏笔。 　　中医药现代化悖论 　　二者最尖锐的一个冲突可能始终围绕着医药行业扩大化生产下“药品安全”这个最重要的主题。 　　以用药安全为目的的“医药管理分家”是现代医疗制度的核心之一，药物是由药物研究机构控制监制。医药分家后，中医不能独自配制中药制剂，要配制剂必须，将组方上报药监局审批。方明东说，而中医自古传承至今的配药制剂行为，是医药不分家的。中医将有效的药方配制出一种有针对性的普遍可用的通方药剂，以方便同类患者，因此，中医自古以来都是以医管药，即“用药如用兵”，药物的用法完全是由医生控制监制的。一名合格的中医师，必然会临床亲自制药，必然能辨别药的好坏优劣，甚至能亲自采药制药，许多成方名药都是中医师临床实践的总结。“很多老中医抱怨，限制中医独立制剂，束缚了他们的手脚。” 　　另外一些中医认为，现代中医教育已完全复制西医模板，完全破坏了古老的中医师徒传承方式。著名的老中医吉良晨就是这个观点的代表者。他说，他自己学成前拜了4个老师。师带徒也要按部就班地进行，分为佐诊、半放手、放手三个阶段，老师要循循善诱，师徒间要互相“问难”，师傅问学生、学生问老师，从而教学相长。刚开始学生只是在旁边看，是见习阶段，“佐诊”;然后开始帮师傅抄方，这时已有一定临床经验，能掌握常用中药的药性、用法;在经过这个极为严苛的阶段之后，老师可以根据情况放手让学生单独诊病，“而现代教育是工业化的批量生产，根本没法产生真正称职的中医”。 　　教育方式争论背后的真正挡板同样是“医药安全”。现代教育体系是和《执业医师法》相联系的——为了保证行医资格，必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才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考试内容近2/5是西医知识。而民间大量的中医无此学历，不懂西医，不懂外语，虽然医术高明，也拿不到行医资格，行医即属非法，中医的医疗事故也要由西医来鉴定。相应的规定包括抬高中医师开设门诊部的资格，全国已停止批准新设置个人门诊部，旧有门诊必须大于300平方米，这对民间中医的注册资本要求不低。方明东说:“一些中医认为，本身被西医压迫的生存空间已经很小。中医想发展，但已经完全无法从西医主导的市场分享收益。” 　　更彻底推进中医现代化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些既是现实矛盾又是历史遗留问题的“中西医之争”。至少决策者在提出“中医现代化”的时候是为了给困境中的中医寻找出路。日本的“汉方”和韩国的“韩药”是一个参照系，这二者用打入国际市场的药材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很多人，包括中医界内部的人，都认同巨大的国际市场可能会解决中医药的内需不足，为中医赢得市场和资金。”方明东说。 　　变化其实从14年前就开始了。1992年，科技部中国科学信息研究所教授徐绍颖归国后，向科技部申请了“促进中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的课题，这个课题拉开了中药现代化的一个序幕。4年后，在原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司长甘师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随后，中国新药研究与开发协调领导小组提出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得到了国家批准。 　　课题组负责人之一、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贾谦说，在该研究中，强调了要搞清楚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提取有效成分，争取两三种现代化中成药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同时提出了中药的标准，“并提出了敲开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大门之类的口号”。 　　这个想法很鼓舞人心，中药颗粒饮片的推广是这一政策最直接的产物。中国药材集团公司经理韩培还记得1998年在南京召开的中药现代化国际会议——从事中药的人都来了，“抓质量、抓剂型改革，讨论中药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根据课题要求，课题组提出了几个重点中药品种的现代化，威麦宁、复方丹参滴丸、银杏灵等入选。韩培即为威麦宁的负责人。此前，复方丹参滴丸已经成功敲开了美国FDA的大门———通过美国FDA的新药临床研究审评。2001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官员给中央上书建议之后，2002年，中央决定实施《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其中特别提及:扩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中药产品的出口份额，争取2～3个中药品种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 　　这种让中药适应西药标准打开市场的办法，简单说，就是将“中药”变为“植物药”。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中药是中医大夫按照中医理论、根据八纲辨证所使用的药;而植物药是根据美国FDA《植物药产品行业产品指南》中规定，“包括植物类、藻类、肉眼可见的覃类以及它们的混合物”。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以现代药理学研究结论作为中药选方依据，扩大生产，可能会导致中药制剂临床使用混乱，安全问题反而随之而来。方明东说，例如，日本厚生省曾对小柴胡汤改善肝功能障碍的功效予以认可，并将该方作为肝病用药正式收入国家药典，以致造成全日本上万肝病患者同服这一处方的“盛况”，但两年以后，日本就出现了88例慢性肝炎患者因小柴胡汤副作用，而导致间质性肝炎、10例死亡的情况。此事件后，小柴胡汤销售额下降了1/3，还遭遇了从医疗保险中开除的危险。 　　另一方面，以西药为管理标准的方式，迅速在种植户、饮片厂、中成药厂引起反弹。一名业内人士曾撰文反对这种并不适宜中药的现代化，他说，“按照这种中药现代化的思路，相当于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药材产区生产的药材是不的。中药材是在复杂多变的生态系统中栽培，而且正是这些气候条件才造就正宗的药材”。 　　在几例打进国际医药市场的中药碰壁后，这个中药现代化计划正面临着调整。贾谦和他的课题组也开始反思中医药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重重矛盾。 　　“是否只有一个标准？”也许在这个问题被更好地解答之前，关于中西医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西医为何难容中医(3) 【2006.11.28 15:21】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朱文轶 　　1929年请愿的中医代表陈存仁传奇 　　◎ 王恺 　　“身为子女，我最佩服我爸爸的有一点:1949年5月，匆匆飞往香港的时候，他多余的钱财细软都没带，就带了几包有历史价值的相片，全是他和民国名人的合影——那时候，他就已经留意要为自己和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留一份记录了。” 　　让陈树桐用一句话来形容父亲陈存仁的一生，他反而觉得，陈存仁是个“重名胜过重利”的头脑灵活的上海人——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成全了他，他是名医，也是著名的活动家。“他爱慕名声甚至到了虚荣的地步，当时为了竞选上海参议院议员，天天在饭馆里摆着流水席面请客吃饭，当年的参议员都是荣毅仁一流，根本没有中医会舍得这么做”。 　　在陈树桐看来，甚至1929年3月17日，陈存仁等五人代表全国中医向民国政府请愿的举动，都是父亲贪图名声的结果,“本来也轮不到他，可是因为他爱出头，会讲话，在五个全国中医界的代表中，他最年轻，身旁的四位代表全部是世家出身的名医，只有他是个初生牛犊”。 　　并非世家出身的上海名医 　　“我们家是地道的上海人，本来在南市开绸缎庄。”陈树桐说，在他看来，地道的上海人总是和外地人不同，头脑灵活，会找机会，“父亲就是一个机会派”。上世纪20年代，家道中落的陈存仁在中学毕业后，本来读的是南洋医科大学，这是几位留日的西医在上海办的私人医学院。但读了一年，得了伤寒病，学校里的西医教师没能治好，反倒中医给他开了五天中药后治好了，家中长辈遂动员他学习中医。正好诊治他的中医丁甘仁开了“中医专门学校”，而且将来西医开业需要投资，中医开业则简单得很，种种原因使他学上了中医。 　　刚毕业时，他也就是一普通的小中医，当时上海中医讲究的是“家学渊源”，有祖传秘方当然最好，名声也响亮。陈存仁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他另外开辟一条路，办了一张《康健报》，除了请名中医写稿，还请武侠名家向恺然在上面以小说笔调写验方，结果一下子卖到1万多份，大家都知道上海有个名中医“陈存仁”了。陈树桐说:“父亲的业务其实也是一点点做起来的，开始来就诊的都是司机、店员，治好了他们，他们的老板、车主、业主也就来了，慢慢影响到富裕阶层。一些工厂主聘请他当厂医，他中西医都懂，诊断力就强了。有钱后他还聘请一位西医每天给他上两小时课，上了两年。不像一般老医生那样排斥西医，他又善于结交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因此名声越来越大。” 　　陈存仁因为没有“祖传秘方”，因此特别爱收购医学古籍，这也成为他当时成为名医的另一个理由。 　　当时在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读书的陈树桐，因害怕同学嘲笑，不敢承认曹汝霖是自家亲戚，“当时都知道曹汝霖是个很出名的卖国贼，谁敢说他和我们家是亲戚啊？”他母亲的堂姐嫁给了曹汝霖，也就因为这层关系，陈存仁在北京购买中医典籍才能顺利。当时琉璃厂的各家旧书店虽然多，但是对生人，却一个钱都不肯还价，靠曹汝霖的名片可以打6折。陈存仁到了那里就拿出自己的藏书目录，声称目录中没有的一概要买，一下收集了1000多本，并且有80多本是当时北平名医萧龙友所藏，以大洋3150多元成交。 　　第二天，掌柜请客吃饭，萧龙友也作陪，席间，掌柜突然说，现在北平学术界提倡保存北方古物，这些书有可能运不走。陈存仁当时就傻了，出手了藏书的萧龙友劝他不要着急，说他会想办法。隔天，陈存仁从萧龙友那里拿到了300张盖了“北京警察总局封”的封条，通过这300张封条寄书，全部医书都寄到上海，陈存仁也成为当时上海收藏医学典籍最多的中医，对他后来编辑《中国药学大辞典》起了很大作用。当时陈存仁藏书成癖，甚至连哈同收藏的秘本《金刚经》都被他抄回来，“他给哈同家看了很多次病不要钱，哈同不好意思，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就是借此一观”。 　　“别人知道我父亲写过《银元时代的生活史》，都问我们家是不是有很多银元，我说银元是没有的，书是有一大屋子的。”陈树桐记得，专门装医学典籍的书房有几间。1949年5月，陈存仁仓促离开上海，书籍一本都没带走。“威海路黄陂路口的房子按照名义是我和妹妹的名下，但是1980年我回大陆发现，楼下已经被上海市煤气公司占去了，找我们家的故交袁雪芬帮忙解决，看能不能要回。”陈存仁在上海时候，与袁雪芬很熟悉，袁得了肺病，是他亲自治疗好的。“文革”尚未结束时，袁雪芬去香港演出，表示要看一个“反动派”，这个反动派就是陈存仁。 　　袁雪芬是当时的上海市人大代表，但她也表示无能为力，至于那些书，更是早就不见踪影了。 　　民国要人的中医情结 　　当时在上海，要做一个出名的医生，必须要有一批出名的病人，一方面是机缘巧合，一方面是有意为之，陈存仁的病人中有许多民国政要人物。 　　“在我印象中，章太炎是父亲去登门拜望后认识的，而吴稚晖、于右任都是父亲无意识间结识，结识后都有了很好的关系。”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中记载，和章太炎相识，起因于他的国文补习老师姚公鹤和章太炎友谊很深，两人书信往返都由陈存仁当送信人。章太炎原来一直以为他是姚的书童，后来知道他是中医，立刻大感兴趣，说自己对中医很有研究，并且能处方，让陈存仁跟他学习国学。 　　章太炎经济困窘，当时留陈存仁吃饭，“菜肴之劣，出乎想象之外，每天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等物”。而章太炎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些臭东西，他早年遭袁世凯幽禁时，因为风寒所侵，所以鼻子一直有病，“闻不见臭气，所感觉到的只有霉变食物的鲜味”。画家钱化佛每次求章太炎写字，一定带臭咸蛋或者臭菜梗，章太炎一改平时倨傲的样子，有求必应。陈存仁后来让章太炎用芙蓉叶研成末，放在鼻子里，后来章太炎将此方子写给来求字的人。 　　章太炎开的处方，都是仲景古方，可是他的药方，别人拿到了不敢进服，章太炎知道陈存仁在学中医，所以常常问他一些“时方”，他觉得这些“时方”也很有意思;走江湖的“铃医”也受他重视，他觉得这些铃医的单方很多是经验的产物，多少有些价值。 　　章太炎后来还帮秦伯末等人创办了中国医学院，并担任院长，对于西医，他多少有些调侃，当年著名西医江逢治患“夹阴伤寒”而亡，章太炎邮寄了一副对联，写道: 　　医师著录几千人，海上求方，惟夫子初临独逸; 　　汤剂远西无四逆，少阴不治，愿诸公还读伤寒。 　　与吴稚晖的认识，起源于病家介绍，有次吴稚晖拉肚子，他的脾气是从来不看病，也不肯吃药，结果陈存仁熟悉的一个病家把陈拉去，吴稚晖听说医生来，就说“医生都是牛头马面，阎罗王的帮凶”。结果陈存仁只能说是和他聊天的，不是来看病的。 　　吴稚晖解释说他10多岁的时候，医生说他得了童子痨，活不过多久，结果他自己每天去爬山，脱光了衣服晒太阳，只喝一点水，吃一点粥，毛病好了，从此再也不相信医生。他对我父亲说，阳光、空气和水确实是治疗肺病的最好方法。陈树桐说:“我父亲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因为他最早学的是西医，所以他一向很注意吸收西医成果，到后来很出名的时候，他都会和病人说，‘这病中医看不了，你去找西医’。”也正是因为这句话，使他和吴稚晖有了交谈基础。 　　因为吴稚晖不肯吃药，所以陈存仁说，不吃药不勉强，吃点山楂和石榴总可以？然后就叫人去买山楂炭和石榴皮，及时煲饮，吴稚晖不好意思不喝，结果喝了，拉肚子立刻好了。原来山楂可以消积，石榴皮止泻是最好的，吴稚晖这才笑着说，这东西不碍再吃一次。 　　两人熟悉后，陈存仁发现，吴稚晖对一切药物，所有补身剂、强壮剂都不沾唇，但水果拿到就吃，从来不洗不清洁，10个手指甲里藏污纳垢，许多食物过期了也不理会，“他专讲心理卫生，从来不注意生理卫生，他的长寿，完全来自于情绪健康和心理卫生”。吴稚晖的头发要3个月才理一次，而且绝对是在街边的小理发摊上了事，长衫也只有几套，棉袄从来不洗，最多只在太阳下晒晒。 　　但是他心态特别好，有次开会，主席王某大骂吴稚晖是个王八蛋，吴稚晖毫无愠色，站起来说:“他该知道我姓吴，王八蛋该是姓王的祖宗。”对所有的事物，都是一笑了之，所以这也是他长寿的秘诀。陈存仁和吴稚晖有张合影，上面陈存仁穿长衫，拿扇子，陈树桐说陈存仁19岁就出道，年轻时一是因为病人相信老中医，二是因为要和当时长者名流打交道，“他完全打扮成一个老头子的样子”，一概只穿深色长衫，戴瓜皮帽，20岁的人看上去像40多岁。后来到香港，完全改变了装束，全部穿西装，40多岁的时候看上去反而年轻了。 　　陈存仁和于右任第一次见面于到南京请愿时，当时请愿书是于右任亲自接的，并对中医界的抗争很佩服，说中医不该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管理，“这等于由牧师来管理和尚”。 　　后来的见面却很神秘，陈存仁有个姓沈的女病人，长得美丽，“光彩照人”。有一天陈存仁晚上在家宴客，沈小姐来了，她告诉陈有个要紧的病人，必须马上治疗，也不管陈拒绝晚上出诊，拉着他就走。到了沈家，才发现沈的绣榻上睡着一个高大男人，人比床还长。定睛看去，才发现就是于右任。于说自己此时得了伤寒，只能看中医，西医不容易看好。经过15天的治疗后，于右任病愈，但他居然没有钱给陈作诊疗费。他告诉陈自己生平没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现在只拿公务员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常年在外是不带钱的，只能给陈存仁写幅怀素体的千字文为报酬。陈树桐说:“我父亲一听惊喜过望，他一直喜欢名声胜过金钱，于右任的墨宝肯定比金钱更珍贵。” 　　陈树桐这样评说他父亲，“其实他很知道钱的好处，常常说‘大人不可一日无权，小人不可一日无钱，我是小人，所以不可无钱’。但他知道，在上海，只要你有了名声，钱肯定会跟着来的”。 　　与三教九流的交际 　　陈存仁在上海年纪轻轻就成了名医，因害怕被绑票，所以只能找一些有势力的人投靠，称为“拜老头子”，杜月笙就是他投靠的对象，陈存仁和一些人拜杜月笙为“先生”，当时报纸上做的标题为“名流拜先生，怕被人绑票”，“他们和帮会里的人拜的仪式不一样，拜见的时候只是三鞠躬，不用点香和磕头，但是一样用粉红色的条子写拜帖，有一套仪式”。 　　由于杜月笙不识字，所以陈存仁每次去拜访，就把报纸上关于杜的消息念给他听，不管消息好坏，然后再给他讲解。两人交往下来，陈存仁觉得杜月笙不是一个一般人物，和黄金荣等不可同日而语。而杜月笙也很听他的话，早年喜欢戴钻戒的习惯就是被陈存仁劝说而改掉的。 　　“当时做医生，病人叫你出诊不能不去。抗日战争时候，有名的杀人魔头吴四宝最喜欢叫我父亲出诊，我父亲害怕得不得了，不敢不去。去了，又害怕因为没诊治好，遭遇吴四宝翻脸不认人的待遇。”第一次上吴四宝宅的故事，成为陈存仁最喜欢给陈树桐讲的传奇——胆战心惊地去那里，结果被吴四宝一把拉住说，“陈医生，我们见过，我是世界书局的司机四宝，开车送过你回家”。早年陈在世界书局出版《中国药学大辞典》，因销量特别好，很受书局老板重视，叫汽车司机送他回家。但陈存仁给吴四宝或者他家里人看病，还是战战兢兢，“我父亲是正宗的上海人脾气，胆小怕事”。 　　“有次父亲去给吴家看病，诊治一个久病不愈的病人，特别害怕回不来。正好父亲有个姓袁的朋友，也是上海很能混的‘闻人’，他见父亲害怕得要死，就陪他一起去。到吴家看完病，他马上就对我父亲说，正好有人请我们俩吃饭，一起走。”这样逃过了一劫，当时吴四宝确实是杀人不眨眼的。 　　按照陈树桐的记忆，陈存仁虽然胆小，但对黑社会的种种要求，却知道拒绝，并不是完全忍受，“因为他三教九流认识多了，在这里受了威胁，知道到哪里去找人帮忙”。上海有年流行伤寒病，中上阶层的病者，基本求治于4个有名中医，陈存仁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一天要坐汽车去八九家，忙得连吃饭都没时间。因为伤寒主要源于饮食不当，所以得病的人，“资产阶级最少，贫苦人家、警务人员和‘白相人’最多”。当时的白相人就是黑道人物，看这种人的病，看得好会出名，看不好会惹事，“父亲因为对伤寒治疗有把握，所有奔走于各家各户上门治疗，那年他认识了不少黑道人物和他们的家庭”。 　　在陈树桐看来，陈存仁一生追逐名气，结果做了很多不值得做的事情，例如1948年竞选“国大代表”，也纯粹是虚荣心的表现，当年一共有7个中医当选为“国大代表”，陈存仁在中医中居然票数最高，“当时谁都不知道，是因为我姨父科学家吴有训的缘故父亲票数才高，我姨父和蒋介石关系不错，我父亲从来不求他办事情，因为竞选‘国大代表’，求到姨父那里，结果他一说，父亲以中医里最高票数当选”。 　　拥有这个头衔的陈丝毫不懂政治，潘汉年借他们家会见吴有训，劝吴有训不要去台湾，“我爸爸坐在旁边，知道潘汉年是共产党，当然他也不会去汇报”。吴有训后来留下来，成为交大校长，后来又任中科院副院长。 　　陈存仁的“国大代表”头衔没有给他任何好处，1949年上海解放，陈存仁仓促离开上海，“成为我们家族里唯一的一个‘反动派’，其实他根本不懂政治，当时就是觉得那头衔响亮吧”。到香港时，陈存仁全家身上只有9000港币，连租个房子都租不起，幸亏一位亲戚把房子无偿借给他住，他只能挂一个小牌子，写着陈存仁诊所。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求新异，聘请了两个广东少女当助手，以招徕广东人生意，不像一般的上海人那样守在小圈子里。不久，一位从前在上海的老病人找他看病，一次就给了他40元，“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自己从此可以在香港立足了”。■ 西医为何难容中医(4) 【2006.11.28 15:21】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朱文轶 　　牛黄见证的同仁堂传奇 　　◎ 李翊 　　比黄金更贵，外号“乌金”。这就是天然牛黄——牛的胆结石。在我国医药史上，牛黄的应用已有2000多年历史。在同仁堂十大名药中，占据首位的就是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则排在第七位。或许可以这么说，同仁堂成就了牛黄，而牛黄则见证了一个医药家族的传奇。 　　来自清宫的御药 　　在团结湖中路一户普通民宅里，乐家第13代传人、今年75岁的乐崇熙老人拿出一册乾隆年间纸页泛黄的《同仁堂药目》，第一页第一味药就是用正楷书写的“牛黄清心丸”。 　　“牛黄清心丸的处方源远流长，据中医药学家考据，其前身最早为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中之薯预圆方，后经宋代名医调整加味，改名为牛黄清心圆，进奉太医局试验有效，依方制药出售。其处方收载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牛黄清心圆方传至清代，又经太医院调整加减为大内使用的宫廷秘方。”乐老1956年考入北京医科大学药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现中医科学院），为国内著名的药学家，曾担任我国1977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第一部的编写，负责民族医药部分。 　　那么，宫廷秘方是如何传至同仁堂的呢？ 　　乐姓原籍是浙江省宁波府慈水镇人，明永乐年间移居北京。据乐崇熙介绍，乐家原以串铃走方医为业。清初，四世祖乐尊育当了太医院吏目，毕生致力方药，并亲手制售丸散，在康熙八年（1669）创办同仁堂药室。或许得力于乐尊育在太医院和御药房，牛黄清心丸的宫廷处方和工艺才传至同仁堂。乐尊育去世后，第三子乐凤鸣于康熙41年（1702）将同仁堂药室从自家迁至前门外大栅栏路南，开始研制各种药剂。乐凤鸣配置的丸散膏丹成药中，最有名的是牛黄清心丸、安宫牛黄丸、女金丹、再造丸、活络丹、参茸卫生丸等。 　　康熙四十五年，乐凤鸣把自己刻意精求的丸散膏丹及各类剂型配方，分门汇集成书，名为《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收载宫廷秘方、古方、家传秘方、民间验方共362则。在该书序言中，乐凤鸣特别强调了这样一句话:“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此话堪称中国最早的质量宣言，也成了此后每个同仁堂人必须信守的“圣经”。 　　再晚一些的配本，品种扩充了很多，并把处方及工艺，按粗料和细料进行了划分。所谓粗料配本是指处方中常用的大宗药材如甘草、当归、党参等;细料配本指的是麝香、虎骨、牛黄、羚羊角、珍珠之类和马钱子、附子、米壳等有毒药材。细料库是同仁堂的重中之重，库内的药品如牛黄、犀角、麝香等，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是同仁堂名牌成药的主要原料。 　　同仁堂开设后，由于名气很大，在清朝雍正年间（1723年左右）开始供奉御药房。起初只是供奉药材，据同仁堂文献记载，自雍正年间起，皇家同意预领官银并屡次特许同仁堂增调药价，自道光十七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慈禧当政后，认为同仁堂的药好，曾令代制宫内服用的成药，同仁堂因此有机会获得更多宫廷秘方。清廷也没料到，同仁堂不但在增调药价上盈利，更进而以天下药业第一大买主的身份操纵药业市场，垄断祁州药市和其他中药市场两百余年。 　　除经济上的支持外，更有政治方面的支持。乾隆七年，乐家六世乐礼由于经营不善和市场药价日增，欠下大量官债和私债，只好奏请告退官药。乾隆最初允其所请，命都察院出榜招商，结果当时并无其他药铺承办。于是，乾隆不仅准其增调药价三分之一，而且特派内务府官员临办官银官药，弹压同仁堂的一切私债。 　　乐平泉与安宫牛黄丸 　　安宫牛黄丸出自清代人吴瑭所著的《温病条辨》，由牛黄、犀角、麝香、黄连、黄芩、生栀子、朱砂、珍珠、冰片、明雄黄、郁金组成，与紫雪丹、至宝丹并称同仁堂“中药三宝”，主要用于高热昏迷、热入心包、痰迷心窍。在同仁堂的十大名牌药中，安宫牛黄丸排第一，真正将它推陈出新的是乐家第11世乐平泉。 　　在乐家老铺历史上，乐平泉是一位中兴人物。同仁堂在他的锐意经营下，将外股全部收回，债务清偿，并将国药从宫廷普及到民间。他经营同仁堂的思想、方式和手段，贯穿于晚清数十年，这种影响甚至延续到民国直至北京解放。 　　乐平泉是乐凤鸣的哥哥乐凤仪的第五代，道光十一年（1831）过继到乐凤鸣的第四代乐百龄名下为嗣，时年21岁，成为同仁堂唯一的继承人。乐平泉嗣继时，同仁堂正式典给朱姓经营。他在同仁堂内除了一个铺东名义外，每日只有净取字号钱五吊的实力。 　　道光十四年，朱姓做买卖做赔，逃往他乡。于是乐平泉与朱姓之子和铺内人定约，将铺业收回。但收回后，仍不自行经营，又典与满人庆姓名下为业。道光十七年，又租与慎有堂张姓及董启泰二人经营，自己却开设了一个广仁堂药室以与同仁堂抗衡。董启泰在慎有堂张姓于道光十九年病故后，感到独力难支，就与乐平泉订约，将广仁药室关闭，全部倒给同仁堂，而乐平泉自行配制的成药可以在同仁堂代卖。 　　乐松生曾评价说，这是曾祖父在排挤外股、恢复祖业中最厉害的一手。在朱姓逃走后，他所以不自行经营，是因为力量不够。他于是用寄卖丸药的方法，积累了相当资本，来图谋恢复祖业。道光二十三年，董启泰终于支持不下去，不得不退还契约，由乐平泉开张营业。 　　乐平泉很有一套经营管理和筹措资金的手段。首先，同仁堂是前店后厂，乐平泉确立了一套“自东自掌”的管理制度，一切不假手于外人，从称药到配药，都要亲自监督;购买药材也要亲自经手;嫁到乐家的妇女，都要参加包金裹药的工作。同仁堂不用徒弟，不用资方代理人，不许子孙经营当铺（赚穷人钱）、饭馆（杀生），不许开分号（防止假冒伪劣），成为祖训家规。 　　收回铺务时，同仁堂外债多，资金紧迫。当时北京有天汇、天成、隆盛、汇丰四大药行，乐平泉争取了它们的信任，可以先用货后付款，几千两银子的通融立手可办。京外怀帮杜盛兴的麝香也是随用随取，先用货后结算。乐平泉还兼理钱庄，当时的广通和广亨钱庄是带兵的清朝亲贵发战乱财而开设的，乐平泉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得以兼理。在同仁堂文献中，由乐平泉出名的借据最多，但有借有还，笔笔都有着落，这也说明他在金钱交往中信誉可靠。 　　为扩大同仁堂的声誉，他创造了一套对外宣传的办法。清例，北京城内每年要挖城沟一次，每次需一月。他在四城门开沟的地方立沟灯，让红字大灯笼到处照耀。遇会试时，向全国各地来京应试的人赠送药品。他也做慈善，冬设粥厂，夏送暑药、办义学。此外，在每年4月28“药王生日”时大宴宾客，请名角唱戏。 　　乐平泉深知，同仁堂本来就是靠承办官药起家，因此他与官府的交往非常广泛，上至王侯亲贵、内阁军机，下至顺天府及满营官弁。从残存乐平泉有关信件统计，通信关系有官府18处、大小官员239人。为便于与官府往来，乐平泉又捐了官衔，光绪四年更捐至二品典封。 　　乐平泉在制药业也是行家里手，他研究前人医书，开拓了数百个新品种。用于治热病的家传秘制药紫雪散，处方很独特，需要黄金百两、滑石三斤、石膏二斤、磁石三斤，加清水一斛，煮至四斗，去渣加沉香、升麻、元参等再煎，煮至一斗五升，去渣再加元明粉等用微火煎，用新鲜柳木棍搅拌，至水变墨，最后加入犀角、羚羊角、牛黄等细料，才算制成。乐崇熙认为，黄金入药，柳枝搅拌，并非故弄玄虚，这里有它的科学道理。《本草纲目》说:“食金，镇精神，坚骨髓，通利五脏邪气。”新鲜柳枝则有解热镇痛之效。 　　大宅门里的子孙们 　　乐平泉有子四人，名孟繁、仲繁、叔繁、季繁，称为四大房。乐平泉逝世后，妻子许叶芬主持家事铺事达20余年，一切都亲自操作。在她主持下，四大房都能相安无事。期间虽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同仁堂仍在继续巩固和发展。 　　对于儿时往事，二房的乐崇熙记得很清楚。“曾祖母在世时，四大房都住在前门大栅栏的大宅子里。宅子不是标准的四合院，但足有200多间房。进门东边三四个院子全是药厂，我父亲爱养鸽子，他养鸽子的地方就在制药厂锅炉的空院里，我们这些小孩子老在那儿玩。”从小耳濡目染，乐家孩子对中医药有天然的亲近，“我从初中二年级就立志考北医药学系，是受了十五大爷的孙子乐侠的影响，本来是他要考的。后来他成了地下党员，考上了山东齐鲁大学，上了两三个月，受党委派，退学回到北京搞学运”。 　　乐崇熙住在大宅子里祖先堂的后兆房里，他说:“祖先堂的五间大厅，东边两间是细料库房，存放着麝香、牛黄、冰片等珍贵药材，中间是祖先堂，挂着祖先的‘影’，第四间房是曾祖母的炕。房间的陈设很简单，除了两个榆木茶几，就是四个大方凳，每个凳子可容四人同时坐。第五间房是操作室，女眷们在这里包药裹金。” 　　在乐崇熙看来，曾祖母对乐家最大的贡献有两点:其一是乐家一直以来男丁稀少，曾祖父在四十无子的情况下曾写下“求嗣说”，这种状况一直到娶了曾祖母后大为改观;其二是确立了员工的工资加售药提成的工资制度，这在当时普遍采用计工计件方式的中国手工式作坊里显得相当高明。 　　许氏去世4年后，清朝灭亡，结束了同仁堂承办官药的皇差，累积了巨额财富的大宅门里开始明争暗斗。四大房虽然议定了共管制度，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先由二房管了一个时期，接着由三房管了两年多，最后由大房的乐佑申接管。 　　对几房亲戚，乐崇熙有自己的评价，“大房和四房善于接受先进思想，这两房兄弟最谈得来，但也是斗争最尖锐的;二房没什么特点;三房是最封建最保守的。大多数人都是声色犬马，像十三大爷以‘玩’出名，外号‘乐十三’，喜欢唱京戏，‘花巧’，‘爱占小便宜’”。“有意思的是，十三大爷家的人都比较革命，是国、共两党争取和利用的对象。他夫人叫李铮，被地下党称为金库主任，为地下党保存资金，还以乐家大奶奶的身份充当地下交通员，接头的地点在东安市场的五芳斋或太庙。李铮的六弟是地下党员，七弟是国民党军官，还得到过‘中正剑’。所以在他们住的东院里，能同时见到普通人打扮的地下党员和国民党。我既在外书房碰到过一次地下党的聚会，也蹭过国民党的便宜，去他们的滑冰场滑冰。” 　　乐崇熙说:“从情感上说，我最亲的是大房的六大爷，最佩服的是四房的七大爷。”六大爷乐达庄重视教育，乐崇熙小时候就和大房的孩子一起跟他学查字典，听他讲天文。“六大爷去日本游过学，对西学很有研究。有一段时间，他在同仁堂负责回复群众来信。在解释大黄的时候，特意写出大黄的拉丁文Rheum Tangut icumL。他的子女全送到法国学习。而七大爷乐达仁曾游学德国，看不惯家里混乱的局面，自带了5000两银子去上海开设了达仁堂。” 　　但是，乐崇熙指出，这个乐家12代中最有作为的七大爷并非就是电视剧《大宅门》中的七老爷白景琦的原型。“白景琦的原型是三房的四大爷乐敬宇，《大宅门》讲的只能说是同仁堂三房的故事，而不是同仁堂的故事。”“乐家三房比较特殊，由于三爷爷有精神病，所以孩子也有遗传。”乐崇熙描述说，四大爷高个子，乐家鼻子，光头，喜穿清朝衣服，“着比”是其口头禅。文化修养不高，“有江湖气，流氓匪气”。“四大爷最有造反精神，乐家祖训不允许开分号，但是曾祖母去世后，四大爷是头一个开分号的，他在济南开了‘宏济堂’，还办了个阿胶厂。” 　　在乐佑申管理的20年中，伯叔昆仲之间极尽钩心斗角之能事。大家抄袭祖上寄卖丸药排挤外股的办法各自牟利，互相倾轧。四房各自寄卖自己的所谓秘方丸药，例如牛黄清心丸之外又有了加料牛黄清心丸之类，每丸16元，职工也分成了几派。乐佑申只有借重四房乐达义在警察厅的职权派警察看守药库，以免被窃。 　　20世纪30年代初，乐达仁之弟、四房的乐达义卸职在家，出任同仁堂的管理工作，建立真正由四大房共管的严密制度。例如，犀角、牛黄等细料药材，在内宅设库存放，库门上五把锁，四大房各有一把锁，账房大头（第一负责人）有一把锁，只有同时打开五把锁，细料才能出库。同时亲自称重，分量不够不行，不当着他的面研兑混合也不行。 　　在乐家四房子孙中，乐达仁是最精明能干的，他在天津创办的达仁堂也最为成功，完全超越了当时局面混乱的北京同仁堂。京剧名人李少春曾对达仁堂的店员说:“你们牛黄清心丸真是好药。我演《打金砖》，上台之前先吃两服，要不，从地上、椅子上和桌子上平摔三个硬僵尸，我顶得下来吗？” 　　虽然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乐达仁已经有了中医药的忧患意识。乐崇熙说：“七大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倘不改革，中药顶多存在20年！’”鸦片战争后，教会办的医院由沿海地区推向全国各地，专门做西药生意的屈臣氏、泰安等大药房开门营业，中医药受到不小冲击。20世纪2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场要不要中医中药的大争论。先是1912年北洋政府改革学制，把中医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紧接着，梁启超、章太炎先后著文批驳中医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说。乐达仁认为，中国的老百姓相信中医药，这是个基本事实，但这么多著名学者都否定，或许也有一定道理。他决心做中药改进的先行者。 　　据达仁堂老员工回忆，乐达仁要求他的子侄和达仁堂所有的年轻职工，都要学习英语，以便了解世界大势和西方医药的最新发展。改进中药离不开化学，所以侄子乐肇基中学毕业后，被他送到南开大学化学系深造。1925年10月，乐达仁又安排乐肇基到欧洲考察制药工业。90多年前乐达仁就认识到，改进中药，一要走中药西制的路子，二要按西方企业管理模式改造中药作坊。他在天津的制药厂中修建了新式仓库及工人宿舍，在制药方面用机器动力带动石磨，在切药方面专门聘请精巧的南方刀工。此外，他多方设法便利顾客，如汤剂中所需的药引子及需要包裹煎熬的药所用的纱布，他都事先准备好，与汤剂一齐出售。每副汤剂抓好后，他又规定售货员、检查员盖章的制度，以示慎重。 　　1913年，乐达仁正雄心勃勃要发展自己事业的时候，德国拜耳药厂来商谈合作。起初乐达仁也认为未尝不可以合作，但商谈的结果，因为名称与地址问题各不相让而作罢。乐达仁主张地址设在天津，名称用达仁堂;拜耳药厂主张地址设在青岛，名称须用拜耳。实质上，这是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乐达仁终以不愿甘居外资控制之下而没有达成。 　　1949年后的同仁堂叙事 　　北京解放初期，同仁堂陷于无人管理状态。乐松生的父亲乐达义热心公益，乐于助人，与职工关系融洽，因此，同仁堂发生劳资纠纷后，职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