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Kuhn 與 Imre Lakatos 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議 3

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九期∕民國 95年 9月∕頁 31～48 Thomas Kuhnᄃ Imre Lakatos ѣᙯ઼ᅫᙯܼநኢ۞ۋኢ* ၐ඲Π** ၡāāࢋ 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概念，已對國際關係學門產生一種具副作 用的普遍認知：即特定典範一旦勝出，將無法容許其他典範並存，而整 個領域就會以勝利的典範為核心標準，演化為具整合性與一致性的學 門。但本文則認為國際關係學門一直處於典範或理論間互有消長的競爭 狀態，而國際關係學門的科學進步，並非源於任何特定典範所宣稱的真 理，而是來自於這些典範競爭的運作結果。具備基本假設的特定典範， 固然可看到實存世界的特定現象，但這些現象也只能由特定典範所指定 的研究途徑，方能獲得解釋。而這些解釋並無法轉換至其他典範，也無 法被歸納至更大的綜合性論述之內。科學革命概念只允許特定時空下一 種特定典範的存在，這種論點無法解釋國際關係學門的實際發展；相對 的，應用 Imre Lakatos有關研究綱領間持續競爭的概念，不僅可提供多 面向的解釋，也更符合國際關係理論的實際發展。 ᙯᔣෟĈ׏ቑăࡊጯซՎăࡁտჩᅳăࡊጯࢭ׻ă઼ᅫᙯܼநኢ * পѩຏᔁ׌ҜઠЩᆶߤ؎ࣶ၆ώ͛۞޽ϒĄ **ڌঔ̂ጯ߆ڼրӄநି଱Ăe-mail: shunyo@thu.edu.twĄ ќቇ͟ഇĈ94ѐ 9͡ 5͟ć఼࿅͟ഇĈ95ѐ 7͡ 19͟ Thomas Kuhn與 Imre Lakatos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 廖舜右32 ጱ āኢ 自啟蒙時代以來，有關科學進步（progress of science）的爭論一直是知 識分子間最重要的議題。Thomas Kuhn與 Imre Lakatos對科學進步的觀點， 被當代知識分子大量的節錄與引用，特別是在討論國際關係學門的科學進 步；1 然而，這兩者對於科學發展與進步的看法，卻是南轅北轍。而致力 於瞭解與科學進步相關議題的知識分子，往往被迫在二者間選擇其一。 科學進步的特徵為何？我們是否一定要完全接受 Thomas Kuhn 的觀 點：即作為科學進步必要且充分要件的科學革命，是學術信仰上的一種突 發性的改變，有如改變宗教信仰一般？2 抑或我們可以認同 Imre Lakatos所 宣稱：「科學的進步是奠基於『研究綱領間之持續競爭』（constant competition among research programmes）？」文中使用的「研究綱領間之持續競爭」， 是受 Imre Lakatos關於科學進展的看法所啟發而創用。3 有關科學進步的討論，本文認為 Imre Lakatos 的看法較 Thomas Kuhn 略勝一籌。因為若 Thomas Kuhn是正確的，則在科學與假科學間將不存在 任何的界限，並且在科學進步與知識衰微間，也不再存有任何的區隔。換 言之，本文認為 Imre Lakatos所提「研究綱領間之持續競爭」來解釋國際關 係領域的科學進步，會比 Thomas Kuhn科學革命的概念更為適當。簡而言 之，科學進步是來自於理性的、線性的，與累積性智識過程的結果，而非 如同宗教信仰般突然地轉換或改變其信仰。但在解釋 Imre Lakatos 的概 1 д੅ኢ઼ᅫᙯܼᅳા̚ѣᙯࡊጯႊซᄃซՎ̝ॡĂSteve Smith, John Vasquez, Scott Burchill & Andrew Linklaterඈጯ۰Ӯͽ Thomas Kuhnٕ Imre Lakatos۞៍ᕇࠎ੅ኢૄ ᖂĂણ֍ Smith, Booth & Zalewsk (1999: 158)ćVasquez (1998: 19-31)ćBurchill & Linklater (2001: 10-12)Ą 2 Thomas Kuhn ᄮࠎࡊጯࢭ׻۞൴Ϡߏֽҋ༊পؠ࣎ˠٕဥវ౹ౄ΍֖ͽӛ͔̂кᇴ˭ ˘΃ࡁտ۰̝ॡĂ҃д఺ᇹ۞୧І˭Ăᖞѣ۞ጯࠁăጯᄲĂٕநኢϺᐌ̝ዎזࡎ൒ّ۞ ஌՛Ğ1970Ĉ92ğĄ 3 дѣᙯтң໤ቁ֭ჟᖎгྚᛖ Imre Lakatos၆ࡊጯซ඀۞ኑᗔໄه͞ࢬĂү۰дᄃ Paul Viotti кѨ੅ኢᇴ࣎ᏴีޢĂ౵ޢՙؠͽࡁտჩᅳม̝޺ᜈᚮۋֽܑϯ Imre Lakatos ۞ ໄهĄ 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九期∕民國 95年 9月 33 念之前，有必要先瞭解 Thomas Kuhn對於科學進步的概念，以利於後續之 比較。 ಥăThomas Kuhnᄃࡊጯࢭ׻ 自從 Thomas Kuhn出版他著名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之後，典範（paradigm）這個專有名詞的使用頻率大幅激增，甚至達到被過 度引用的程度，以致於連 Thomas Kuhn本人對於這樣的結果亦感到失望。 事實上，任何熟悉這個概念的人，都瞭解新典範並不會因為被大量與高頻 率的使用而產生。但 Thomas Kuhn並非全然無辜，而至少必須對此負起部 份責任。如同 Margaret Masterman指出，Thomas Kuhn在其著作中所使用 的典範概念，至少有二十二種不同的意涵。 ˘ăThomas Kuhn۞׏ቑؠཌྷ 典範這個概念儘管被廣泛運用，但仍處於難以定義的狀態，而這個原 因實際上來自於 Thomas Kuhn本人的定義不清。本文認為 Thomas Kuhn慣 以三種主要方式來定義典範這個概念（1970：92）。例如他提到，「被接 受成為典範，一個理論必須要比其競爭者來得更完善」（1970：1）。根據 這項說明，可以認定 Thomas Kuhn是相信典範是由理論建構而來。他也提 到，「如果過時的信念被稱做迷思，那麼迷思是可以被相同的方式製造， 並擁有相同的理由成為現今的科學知識」（1970：2）。如此一來，也可以 合理地認定 Thomas Kuhn在此將典範定義為信念。 Thomas Kuhn 說過：「研究立基於共享典範下的人，在科學實踐上是 遵守相同原則與標準的一種承諾」（1970：11），以及「當某一學科無法 再迴避顛覆傳統科學實踐的異例、並展開不同於以往的研究，使得這個學 科邁向了另一組新的學術承諾之時，一個新的典範就此誕生」（1970：6）。 以上兩則陳述顯示了 Thomas Kuhn如何界定典範為承諾。因此，對 Thomas Kuhn而言，典範是可以同時代表理論、信仰，以及承諾。Haider Ali Khan 在其 On Paradigms, Theories and Models的著作中，亦曾將 Thomas Kuhn對 典範概念的使用，歸納為與本文用法類似的理論、信仰與承諾三大類（Khan, Thomas Kuhn與 Imre Lakatos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 廖舜右34 2002）。 ˟ă઼ᅫᙯܼጯࠧ၆ Thomas Kuhn׏ቑໄه۞ෞژ 由於 Thomas Kuhn的觀點提供了一個解釋與評估科學的途徑，所以引 起了歷史學家與哲學家的興趣。在詮釋他對於科學進程的概念之前，我們 必須對評論者的問題加以著墨。其中最重要的三個問題，是關於典範與科 學革命的定義，以及 Thomas Kuhn對於科學進步描述的正確性。 將典範定義為理論，是大多數人詮釋 Thomas Kuhn著作的方式，這種 定義方式也被許多國際關係領域的知名學者所接受。舉例而言， John Vasquez交替使用典範以及研究綱領這兩個概念，特別是其認定現實主義的 典範為「具共同基礎的現實主義理論對世界的假設」（1997：899）、「關 於世界如何運作，所有的理論皆立基於某些特定的基礎之上」，以及「典 範可被定義為一組基本的假設，學者於研究中用以描繪世界」（1997： 900）。Colin Elman與 Miriam Fendius Elman也以類似方式來定義典範、 研究綱領以及理論，例如：「新現實主義的研究綱領是國際關係學門的典 範，至目前為止尚未被國家間的失衡所挑戰」（1997：923-926）。Kenneth Waltz 有時指稱新現實主義為一個理論、一個研究綱領，或者在某些程度 上，為一典範（1997：913-917）。Paul Viotti和 Mark Kauppi將典範定義 為一組模式、一個模型，或是一種觀點，來幫助我們組織並且指引研究； 而典範涵蓋關於普世價值的關鍵假設，以及瞭解這些假設的捷徑（1998： 600）。 對於 John Vasquez, Colin Elman, Kenneth Waltz, Paul Viotti 與 Mark Kauppi 這些知名國際關係學者而言，典範、研究綱領以及理論，似乎於某 些程度上是具備相同的意涵；皆涵蓋關於實存世界的基本假設。即使是對 Thomas Kuhn 而言，典範的界定雖極富彈性，但實際的運用上他本人也較 傾向於將典範定義為理論。因此，在這樣論述基礎上，典範被定義為一套 關於普世價值的主流假定，其目的在於描述、解釋，或預測客觀或主觀上 的實體（James, 2002: 67）。換言之，Thomas Kuhn的典範與 Imre Lakatos 的研究綱領，皆可被視為理論或研究途徑（Burchill & Linklater, 2001: 8）。 任何理論皆會面臨危機或是無法解釋的異例，特別是當其無法如預期 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九期∕民國 95年 9月 35 般解決某些主要的爭論或疑點之時。依據 Thomas Kuhn的看法，所有的危 機及異例皆肇始於典範的模糊，並進而導致研究方法的鬆散與混亂。而 Thomas Kuhn也認為所有的危機與異例將以下列三種方式之一結束： 第一、典範在解決危機或是異例的適用性雖然最終仍被證實有效，但 很多人已對現存典範的充分性感到失望。 第二、在某些情境，甚至連最先進的方法也解決不了特定難題。當這 樣的難題出現，科學家一般認為當今世代無法提供有效的解決 方式，必須倚賴未來世代的更先進的觀念或技術來解決此一難 題。 第三、一個新的典範亦可能因此而浮現，解決了難題並取代了原先的 典範（1970：84）。這個由新典範取代舊典範的過程，Thomas Kuhn 將之定義為科學革命（1970：90）。 ˬăThomas Kuhn၆ࡊጯࢭ׻۞ؠཌྷ 危機雖然總是由特定典範所遭遇的異例而衍生，然而這些危機仍不足 以引發一場科學革命。Thomas Kuhn 相信新典範的誕生無關理性以及正確 與否，而端賴信心的建構程度。信仰新典範的群眾必須相信舊典範已經失 敗，而新典範具有解決所有難題的能力。這樣的決心必須以充分的信念為 根基，而新典範的出現可能是以午夜夢迴、福至心靈的方式乍現（1970： 157-158）。 因此，對 Thomas Kuhn而言，科學革命並非一個漸進的累積過程，亦 非藉由舊典範的詮釋或延伸而來（1970：96）。反而是在預期之外的新事 物累積，有效地證明許多科學規則發展中幾乎不存在的例外。這是一個特 定領域基於新發現的重新建構，也是改變特定領域最基本的理論假設以及 許多方法和應用的重建。當此種轉變完成後，學術領域也將改變其領域的 觀點、研究方法與目標。 Thomas Kuhn 相信科學進步是來自於這類在特定領域之內不斷上演的 科學革命。科學革命發生在舊主流典範突然地且完全地被一個新典範取 代，譬如亞里斯多德的天文學被牛頓的物理學（Principia）取代，其後牛頓 的物理學也被愛因斯坦的相對論（Relativity theory）取代（1970：140）。 Thomas Kuhn與 Imre Lakatos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 廖舜右36 每一次的典範交替所帶來的科學革命，都使科學家更為接近真理（1970： 163）。這種革命過程就是 Thomas Kuhn所深信的科學進步之基礎。簡言之， 根據 Thomas Kuhn的描述，從特定典範移轉到另一典範的科學革命，是一 種神秘的轉換，並不是也無法受理性法則管控，而是類似心靈與精神層次 的發現或頓悟。就此而言，科學革命看來是一種突然、超越理性法則以及 非累積性的宗教性轉換。 αă઼ᅫᙯܼጯܝ၆ Thomas Kuhnࡊጯࢭ׻۞ྻϡ 許多在國際關係學門的學者似乎接受 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概念， 並以之作為判斷科學進步的依據。在國際關係學門內，首先應用 Thomas Kuhn 關於科學進程的概念是樂觀的多元主義學者（pluralists），他們看到 舊典範（現實主義）的式微，便開始尋求舊典範無法解釋的異例（他們很 容易就可以找到），並同時認為這正是迎接新典範取代錯誤舊典範的前奏 （Smith, Booth, and Zalewski, 1999: 160）。 創造典範之爭（inter-paradigm debates）一詞的 Michael Banks，則預測 國際關係學門的典範之爭，最後的結果將是世界社會典範（world society paradigm）的勝利（Banks, 1984: 1-21）。而最近 John Vasquez運用同樣邏 輯描述和解釋現實主義典範被非現實主義典範所取代。4 Gabriele Wight與 Brian Porter亦認為國際關係學門中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行為主義與傳 統主義，以及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三次大辯論，與 Thomas Kuhn所提 的科學革命概念極為類似（Wight & Porter, 1992: 46, 49 & 117）。這些學者 相信，國際關係學門的科學進步，來自現實主義典範取代理想主義典範， 其後的典範發展再由現實主義典範移轉為世界社會典範（world society paradigm）、社會建構主義典範（social constructivism paradigm）或後實證 主義典範（post positivism paradigm）。而每個新典範被接受的先決基礎是 在於承認舊典範的錯誤（Kuhn, 1970: 98）。對這些 Thomas Kuhn的信徒而 言，由科學革命帶來的新典範展現了新的事證並帶領知識分子更接近事 4 John Vasquez ྻϡ Thomas Kuhn ѣᙯࡊጯࢭ׻۞ໄهֽྋᛖன၁͹ཌྷ׏ቑ۞ё຋ᄃܧ ன၁͹ཌྷ׏ቑ۞Ꮈ੓Ğ1998ğĄ 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九期∕民國 95年 9月 37 實，因此典範轉換是科學得以進步的唯一來源。 ෮ăImre Lakatosᄃࡁտჩᅳม̝޺ᜈᚮۋ ˘ă၆ Thomas Kuhnࡊጯࢭ׻̝Բҿኢᕇ Hedley Bull是第一批質疑 Thomas Kuhn科學革命概念的學者之一。他 提出了一個相當有趣的反證論點；國際關係學門的知識進步相當不同於自 然科學的知識進步（Burchill & Linklater, 2001: 11-12）。自然科學研究的進 行，是基於相信邏輯論述與實證能證明存於合理疑義之外的假設。而一旦 形成共識，理論性的研究可以建構於接受特定觀點為既存事實之上：進步 就發生在舊有想法被較優越的新概念所取代之時。但根據 Hedley Bull的看 法，這類型的科學革命在國際關係學門的研究是不可行的，而在特定領域 應用 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概念，如國際關係學門，實際上可能會妨礙 理論的發展（Burchill & Linklater, 2001: 11-13）。然而，Hedley Bull並未持 續進行深入研究，也並未提供一套具可操作性的標準做為對科學革命概念 的另類思考。 反而是 Imre Lakatos向前跨了一大步，並對 Thomas Kuhn的看法提供 了系統性的反證。他提出研究綱領的概念，並進一步發展研究途徑間持續 競爭的概念以解釋科學進步。本文以下將界定 Imre Lakatos對於研究綱領的 概念，以及運用研究綱領間之持續競爭的相關概念，解釋這些概念對於國 際關係學門的應用。 ˟ăImre Lakatos၆ࡁտჩᅳ۞ࠧؠ 根據 Imre Lakatos 的推論，典型的科學研究單位並非一個獨立的假 設，而是一個研究綱領。科學不只是單純的試誤（trial and error），亦非 一系列的法則和駁斥；「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的假設，可能因發現一隻 黑天鵝而被全盤否證，但這樣瑣碎的試誤並無法被稱為科學。例如，牛頓 物理學不僅只是四個法則的加總－包括三個機械法則和萬有引力定律。這 四個法則建構牛頓研究綱領的主軸核心，而這個堅硬核心受到如一條巨大 Thomas Kuhn與 Imre Lakatos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 廖舜右38 防護帶的輔助假設的保護而免於受到駁斥。而研究綱領也是啟發式的應 用，即在純熟的數學技術幫助下，消化異常現象，或甚而把他們變成具有 正面意向的證據，因而成為強有力的解決問題機器（Lakatos & Musgrave, 1970: 133）。因此，Imre Lakatos定義牛頓的萬有引力、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和馬克思主義為研究綱領，因它們的特色皆是具有保衛內部核心假定與彈 性的防護帶假設，每個理論皆有其精密的解決問題的機制（1978：6）。總 之， 研究綱領對 Imre Lakatos而言，是一組核心和防護帶假設所建構出來 的理論途徑。 Imre Lakatos一方面將研究綱領界定為包括核心和防護帶假設，並宣稱 「Thomas Kuhn所認定的典範，也正是我認定的研究綱領」。但另一方面， Thomas Kuhn的典範也被解讀為瞭解世界的最佳關鍵假設（Viotti & Kauppi, 1998: 600）。這是為什麼許多學者用類似的方式來定義典範和研究綱領的 主要原因，即因他們具備共同的假設功能。Imre Lakatos的研究綱領，可定 義為包括核心和防護帶假設的理論，而 Thomas Kuhn的典範，也被定義為 一個包含特定假設的理論。因此，依循知名學者在此方面的先例，作者將 把典範、研究綱領，以及理論作為具備可互換性的概念。 ˬăImre Lakatos၆ࡊጯซՎ۞៍ᕇ 對於科學進步，Imre Lakatos認為 Thomas Kuhn關於科學進展的想法是 不正確的，因為 Thomas Kuhn有關科學革命與科學進步的概念，是立基於 特定領域內的突然與不合理性法則的認知改變（Lakatos, 1978: 6）。根據 Imre Lakatos 的看法，Thomas Kuhn 拒絕科學成長是藉由恆定真理而累積的想 法，是由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推翻牛頓物理學的例子獲得啟發，但其最主 要的問題就是科學革命的概念；從特定典範遞移到另一個典範是進步的開 始（1978：9）。 反而，Imre Lakatos認為，典範決不可成為世界觀（Weltanschauung）， 或某類型的精確科學，使典範做為解釋與非解釋間的仲裁者，如同精確的 數學作為證據與非證據間的裁決者一般。不幸地，這是 Thomas Kuhn傾向 主張的位置，他所稱的典範就是達到獨佔地位的研究綱領（Lakatos & Feyerabend, 1999: 96）。但實際上，即使在自然科學中儘管有牛頓、波爾等 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九期∕民國 95年 9月 39 人及其追隨者的努力，研究綱領實際上很少享有完全獨佔的地位，而即使 是享有獨佔地位也僅存於相當短的時間內。 為了反駁科學革命並以一個更加正確的概念來說明科學進展，Imre Lakatos提出研究綱領間之持續競爭的概念，來說明「科學的歷史已是也應 是研究綱領間之持續競爭的歷史，它不是也不應是單一典範間的承續，競 爭愈快開始，科學的進步愈多」（1978：69-70）。 對 Imre Lakatos 而言，理論的多元性顯然優於理論的單一性，即 Imre Lakatos相信科學進步是立基於眾多研究綱領；每一個皆有其各自的核心與 防護帶假設以解釋實存現象的持續競爭，此一競爭是漸進與理性的過程， 而在持續競爭的過程內，每一個研究綱領調整並修訂其外層的假設以適應 異例的出現，然而其內部的核心價值仍受到良好的防禦而完好如初，因此 科學進步就是研究綱領持續競爭的結果。因此，本文中研究綱領間之持續 競爭的概念，是意指每一個研究綱領或途徑皆有其核心價值與防護帶假 設，而眾多研究綱領或理論，即為解釋實存現象而產生的漸進與理性持續 競爭過程。 ણăĶࡊጯࢭ׻ķᄃĶࡁտ౉शม ̝޺ᜈᚮۋķ̝ͧྵ ˘ă઼ᅫᙯܼநኢ۞׏ቑᖼொኢࢗ 在探討國際關係理論的領域中，對於科學的進步，筆者認為 Imre Lakatos的觀點較 Thomas Kuhn的看法更具說服力。雖然國際關係學門的研 究至少可追溯至 Thucydides的希臘城邦時代，5但國際關係研究正式始於將 國際關係的問題意識，轉換為制度性的學門建構，而這時點公認是起於一 九一九年，伴隨著在 Aberystwyth 的 University College of Wales 誕生的第 5 ࣒ټغᇇĞThucydidesğࠎߦᘲ؋κᇩጼۋĞThe Peloponnesian Warğ۞ү۰Ăజෛࠎன ၁͹ཌྷ͹ࢋ΃ܑˠۏᄃ઼ᅫᙯܼ̝ؕয়Ą Thomas Kuhn與 Imre Lakatos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 廖舜右40 一個國際政治學系（Vasquez, 1998: 32）。 自國際關係學門於一九一九年正式成立，總是有主流的理論典範被學 者們採納並應用為其基本假設：舉例而言，物質性典範的現實主義與概念 性典範的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現實主義透過運用物質力量，如軍事與主 權國家的經濟實力，來描繪並解釋實存的世界；而另一方面，理想主義或 自由主義則聚焦於概念因素，如規範與認同來解釋國際關係。雖然從這兩 大主要典範衍生出許多理論與途徑，但在國際關係學門內，權力平衡可算 是物質－現實主義典範（materialistic-realist paradigm）內最重要的關鍵，而 民主和平理論則被視為概念－自由主義典範（ ideational-liberalism paradigm）最重要的支柱（Burchill & Linklater, 2001: 32 & 85）。 根據 John Vasquez所言，典範被定義為學者們針對其所研究的世界所 創造出來的基本假設，並不全然等同於主流理論（1998：22）。因此，若 現實主義跟理想主義被認為是典範，新現實主義與社會建構理論也可能被 認為是典範。對 Thomas Kuhn理念的信奉者如 John Vasquez而言，在國際 關係學門建立後，至少存有四個典範。 ˟ăࡊጯࢭ׻ໄهд઼ᅫᙯܼጯܝ̝ᑕϡ 既然典範統馭領域的程度與強度，難以透過絕對且量化的方式來正確 估量，因此，如欲了解領域內的歷史發展或演進，則必須透過相對性的方 式來比較。如果 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概念被用以解釋國際關係領域之 發展，因為舊典範是錯誤的而新典範則引領研究者更接近於現實或真相， 科學進步即為新典範取代舊典範。根據 Thomas Kuhn的方程式，當理想主 義被現實主義所取代，當新現實主義壓倒了現實主義，以及當社會建構理 論取代了新現實主義，此即國際關係學門內發生的科學革命。在國際關係 領域，科學進步是來自於明確的典範遞移。 圖 1指出了國際關係學門中一系列的科學革命，根據 Thomas Kuhn的 看法，每一次科學革命發生，舊典範便會無預警且突然地被新典範所取代， 這種科學革命成就了科學的進步，因老舊、有瑕疵及較不具解釋力的舊典 範隨著新的、正確的、更具描述力、解釋力與預知力的新典範出現而死亡。 這種突然且非累積性的科學革命，對許多學者而言，因其提供了理論發展 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九期∕民國 95年 9月 41 史上一條清晰且不容置疑的界線，因此在解釋國際關係領域的理論發展是 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ဦ 1āࡊጯࢭ׻ໄه၆ٺ઼ᅫᙯܼጯܝ̝ᑕϡ 說明：圖 1顯示 Thomas Kuhn科學革命的概念對於國際關係學門的應用。因典範 的核心必須具備主體論述並具有方法論基礎，因此行為主義並不被視為典 範。一九四八、一九七九及一九八九被認為是典範移轉的年代，因為國際 關係學門有許多重要著作或重要事件在這些年代出現，如 Hans Morgenthau 的 Politics among Nations, Kenneth Kenneth Waltz的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以及冷戰的結束。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然而，對 Imre Lakatos而言，國際關係學門的科學進步，並非來自於這 類型的科學革命。事實上，科學的演進歷史正好駁斥 Thomas Kuhn的看法。 如仔細檢視 Thomas Kuhn科學革命的概念，可以發現其概念最後只會轉變 為迷思，而科學進步乃是由研究綱領間之競爭所引導前進（Lakatos, 1978: 6）。Imre Lakatos認為 Thomas Kuhn是一個天真的偽證者，因其科學革命 強調科學的線性成長。在此觀點下，理論隨著一強有力的否證而來，此否 證有可能將理論整個消滅；而這些否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另一個新 理論所帶來的（1978：36）。更甚者，Imre Lakatos拒絕科學革命發生於舊 19481919 1979 1989 典範 科學革命 科學革命 科學革命 理想主義 概念因素 理想主義 物質力量 新現實主義 物質力量 社會建構理想 概念因素 Thomas Kuhn與 Imre Lakatos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 廖舜右42 典範死亡而新典範誕生之際；愛因斯坦的理論優於牛頓的理論，並非僅因 牛頓理論遭到否證而前者則尚未被拒絕，愛因斯坦的理論也遭遇許多知名 的異例。愛因斯坦的理論取代牛頓理論的原因，是其不僅解釋牛頓已成功 處理的問題，也處理了許多牛頓無法處理的異例（1978：39）。 一位躁進的理論家可能宣稱其實驗已經打敗特定的研究綱領或理論， 而部分的科學社群甚至也躁進地接受其宣稱。但假如一個位於戰敗陣營的 理論家，針對研究綱領原先無法處理的異例提供了科學性解釋，反對的聲 浪即可能因此被遏止，而被打倒的研究綱領也將恢復其原本之地位（Lakatos, 1978: 86）。這就是為什麼 Imre Lakatos堅信科學歷史即為且應為研究綱領 間持續競爭的歷史，其不是也不必為科學革命的接續；競爭愈快開始，對 於科學進步愈好（1978：69）。對他而言，科學進步應是眾多研究綱領間 理性、累積性與進化性的競爭過程，絕非如 Thomas Kuhn信徒欲說服我們 相信的，科學進步來自於如轉換宗教的典範遞移。 ˬăࡁտჩᅳໄهд઼ᅫᙯܼጯܝ̝ᑕϡ 假如 Imre Lakatos 研究綱領間之持續競爭概念被應用於解釋國際關係 學門的進步與發展，似乎可帶給我們更為清晰與明確的圖像；觀念－自由 主義典範與物質－現實主義典範間的持續競爭，對於國關領域的理論發展 史，提供了更為合理且更為可靠的解釋。圖 2 即展現科學進步如何被視為 研究綱領間之持續競爭。 在圖 2 之中，國際關係學門的科學進步是透過研究綱領間的持續競爭 而達成。每一個典範，不論是物質－現實主義典範或觀念－自由主義典範， 都藉著調整與修正保護帶假設與維持核心假設而彼此競爭及演進，來解釋 國際關係的現狀。這種研究綱領間的持續競爭的意涵，明確地顯示沒有特 定典範曾取得如 Thomas Kuhn科學革命所宣稱的完全主導地位，因而更接 近國際關係學門的實際歷史演進與發展。每一個特定典範，伴隨著其固定 的核心假設，藉由調整外圍的假設來競爭與演進，這便說明了持續進行的 競爭本質。 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九期∕民國 95年 9月 43 ဦ 2āࡁտჩᅳม޺ᜈᚮۋໄه၆઼ᅫᙯܼጯܝ̝ᑕϡ 說明：Imre Lakatos研究綱領間之持續競爭概念對於國際關係學門的應用。因典範 的核心必須具備主體論述並具有方法論基礎，因此行為主義並不被視為典 範。一九四八、一九七九及一九八九被認為是典範移轉的年代，因為國際 關係學門有許多重要著作或重要事件在這些年代出現，如 Hans Morgenthau的 Politics among Nations, Kenneth Kenneth Waltz的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以及冷戰的結束，而許多重要的建構理論著作也於一九八九年後 紛紛出版。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雖然物質－現實主義典範包括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以及後 Waltzian 現實主義，但在競爭的過程中，其基本核心假設仍屹立不搖：國 家是理性且單一的行為者、權力平衡是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的自然結果，以 及物質力量是研究中的獨立變項。6 另一方面，觀念－自由主義典範則涵 蓋古典自由主義、多元主義至社會建構理論，其核心假設也受到完善的維 護：個人是國際關係中最基本的行為者、政體形式與國際機制是治療戰爭 6 ᔵ൒ۏኳன၁͹ཌྷ׏ቑΒ߁ధк઄నᄃࢬШĂ൒҃ѩˬ࣎ૄώ८͕઄నᑕྍజᄮࠎߏ౵ ܐ۞੓໚Ăણ֍ Viotti & Kauppi (1998)ćHollis & Smith (1990)ćBurchill & Linklater (2001)Ą 1919 1948 1979 1989 物質－現實主義典範 概念－自由主義典範 典 範 的 主導強度 Thomas Kuhn與 Imre Lakatos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 廖舜右44 的良藥，以及概念因素作為獨立變項並賦予物質力量實質意義（Viotti & Kauppi, 1998；Hollis & Smith, 1990；Burchill & Linklater, 2001；Wendt, 1999: 23-31；Wendt, 2003: 492）。典範的防護帶假設可能歧異甚大，但是基本核 心假設卻不會改變。整體而言，國際關係學門的科學進步並未產生 Thomas Kuhn之科學革命現象，因為理想主義並未完全被現實主義所取代，現實主 義也並未全然被新現實主義所替代，而若以社會建構理論已接替新現實主 義來做總結，更顯然是一種過於輕率的判斷。 反而，國際關係學門的科學進步是眾多研究途徑競爭的運作結果，物 質－現實主義典範或觀念－自由主義典範從未如 Thomas Kuhn希冀我們相 信的，在競爭的過程中消失，反而它們僅是堅守核心假設並退居一旁，暫 時失去領導的地位。在國際關係學門內，沒有任何一個典範曾經完全死亡， 反而只會因其解釋力的變化而移動位階，當較不具支配地位的典範得重新 調整其外圍防護帶假設，便能重新挑戰位於領導地位的典範，如圖 2所示。 雖然調整或修正典範防護帶假設可能會導致名稱各異的情形，如古典 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後 Waltzian 現實主義，但屹立不搖的核心假設已 確保典範得以維持理論的一致性與連貫性。這正是研究綱領間的持續競爭 過程，使得這個領域的解釋力更貼近於現實，這也是 Imre Lakatos強烈質疑 Thomas Kuhn科學革命概念的原因。因為 Thomas Kuhn的概念並不符合國 際關係領域內的歷史發展。總而言之，信奉科學革命的學者視物質－現實 主義與觀念－自由主義為互不相容的兩個典範，而更重要的謬思為根據科 學革命的邏輯，新典範必優於舊典範，因此他們只能接受二者之一為真實 （Kuhn, 1970: 98）。換句話說，非此即彼的零和認識論，必然迫使科學革 命的信奉者，無法洞悉 1與 0之間的無限可能。 相對而言，Imre Lakatos所提出的研究綱領間的持續競爭概念，舒緩了 物質力量與觀念因素之間的零和緊張關係，並視這些競爭為理性、發展與 漸進的過程。這兩個典範皆嘗試描述與解釋實存的真實世界，只是解釋能 力的面向與角度不同；而在國際關係學門中，只要物質與觀念典範的競爭 持續進行，我們便愈靠近真相。 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九期∕民國 95年 9月 45 དྷăඕāኢ 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中有關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行為主義與傳統主 義，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三次大辯論，已對國際關係學門產生一種具 副作用的普遍認知；即特定典範必將逐漸勝出，而整個領域就會以勝利的 典範為基礎並演化為具整合性與一致性的學門。而實際上，本文認為國際 關係學門一直處於典範或理論間的爭論狀態，同時國際關係學門的科學進 步，也並非源於任何特定典範所宣稱的真理，而是來自於這些典範競爭的 運作結果（Smith, Booth, & Zalewski, 1999: 155）。 具備基本假設的特定典範，皆可看到現實世界的特定重要現象，然也 只能由特定典範所指定的研究途徑獲得解釋，這些解釋並無法轉換至其他 典範，也無法被歸納至更大的綜合性論述內。Thomas Kuhn 的科學革命概 念只允許特定時空下一種特定典範的存在，這種論點對於國際關係學門的 學者而言，實非理性。這種只允許特定時空下一種特定典範存在的說法， 就如同要求我們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僅能選擇放大鏡或望遠鏡的其中之一； 然而，在國際關係學門應用研究綱領間之持續競爭概念，將提供多層的面 向，也使我們更接近了我們所追尋的真實。Thomas Kuhn 的概念，對於自 然科學固然有其貢獻，但在社會科學，特別是國際關係學門，卻不具可行 性。在國際關係學門中，科學的進步是研究綱領間以堅持核心假設並同時 靈活修正外圍輔助假設的持續競爭所造成。總之，不僅是研究綱領的持續 競爭造就了國際關係學門中的科學進步，也同時轉化了物質力量與觀念因 素在國際關係學門的零和緊張關係。 ણ҂३ϫ Banks, M. 1984. Conflict in world society : a new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Burchill, S. and A. Linklater. 2001.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Thomas Kuhn與 Imre Lakatos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 廖舜右46 Elman, C. and M. F. Elman. 1997. “Lakatos and Neorealism: A Reply to Vasquez.”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4): 923-926. Hollis, M. and S. Smith. 1990.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P. 2002.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Structural Realis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Khan, H. A. 2002. “On Paradigms, Theories and Models.” Problemas del Desarrollo 34(134): 149-155. 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atos, I.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ogram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katos, I. and A. Musgrave. 1970.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katos, I. and P. Feyerabend. 1999. For and Against Metho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mith, S., K. Booth and M. Zalewski. 1999. International Theories: Positivism &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squez, J. 1997.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Kenneth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4): 899-912. Vasquez, J. 1998.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iotti, P. R. and M. V. Kauppi. 199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Boston: Allyn and Bacon. Waltz, K. N. 1997.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4): 913-917. Wendt, A.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九期∕民國 95年 9月 47 Wendt, A. 2003.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9(4): 491-542. Wight, G. and B. Porter, eds. 1992.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Thomas Kuhn與 Imre Lakatos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爭論 廖舜右48 Comm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Debate between Thomas Kuhn and Imre Lakatos Shunyo Liao* Abstract Thomas Kuhn’s concept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has created a common belief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at one side will eventually triumph, and that the triumphant field will evolve as a coherent discipline based on the superior contributions of the winning paradigm. In contrast, I see the discipline as being constantly engaged in the debate between paradigms and theories.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a function of these disagreements, not a truth held by individual paradigm. Each paradigm with its various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sees a side of reality that is important but can only be depicted from its own approach, not transformed into the other, or subsumed into some grand synthesis. Thomas Kuhn’s concept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which allows only one paradigm in the field at a time, is not plausible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cause this would be the equivalent of asking us to use a magnifier or telescope alone for nature research conducted in nature; instead, the application of constant competition amo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vides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bring us closer to the reality that we are seeking. The progress in science comes from constant competition in approaches, with their inflexibility and rigid hardcore assumptions brought into question, resulting in a array of flexible and amended auxiliary assumptions. In a nutshell, not only does constant competition among approaches contribute to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it also reduces the tension between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factors in the field. Keywords: Paradigm, Progress of science, Research program,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E-mail: shunyo@thu. 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