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问 外部性问题 卡尔·J·达尔曼 ​ Ⅰ前言 1在现代研究议程中外部性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现代技术以及社会复杂性的增加产生了额外的不需要的副作用。外部性不仅作为政策话题而且来自更理论的观点。用芘古的术语，我们说当外部性存在时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有偏差。我们把它解释为当所有自愿合同安排由市场交易者实现时，仍然有一些交易应该内部化但是市场力本身不能解决。这是布坎南和Stubblebine论断：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外部性都是对市场组织的新古典理论批判的中心。没有对价格机制的干预，一些有益的交易不能进行。有两个结论：首先，由于市场力本身不能消除剩余的无效率，自然地需要一些政府行为；第二，关于政府行动的一个观念上可行的选择是，通过建立合适的市场，可以使经济代理人考虑他们产生的副作用。 2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市场交易者不能使其外部性内部化为其行动的成本。财富最大化的经济代理人不进行这些交易的唯一原因一定是进行实际交易的成本大于预期收益。最根本地，与外部性相关的一定在于它们显示了存在一些交易成本这样的事实。因为如果没有交易成本，那么潜在的帕累托改进可以通过自利的经济代理人之间没有成本的讨价还价实现。所以交易成本是存在不需要的外部性副作用的必要条件，因为在零交易成本时副作用将被内部化，不会负面影响资源配置。结论因此很清楚：在外部性理论上，交易成本是罪恶之源。但是对交易成本,but for transaction costs, such perversion of the invisible hand could not even occur much less persist. 3这看起来不管多么直接，在现代文献中对外部性问题好像有两种不同的基本方法，通过冲突性的理论基础以及从中的政策含义进行描述。一方面，由现代福利理论，根据一般均衡分析，试图根据通过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系统推导出的最大化福利解评价实际经济绩效。另一方面，由外部性的观点，源于科斯定理，根据这个定理既不可能鉴别外部性的真正来源，也不能在考虑讨价还价的可能性以及对由于外部性的副支付时惟一地建立有外部性的事实。 4这篇文章的意图是双重的。首先，尽管交易成本在一体化产生中的作用已经有个很好地理解，但对究竟是什么种类的交易成本是产生外部性所必需的还没有系统化的分析。因此这篇文章将分析具体导致外部性的交易成本的概念。SectionⅡ部分试图对交易成本进行合适的分类。SectionⅢ把分析扩展到对外部性的现代一般均衡方法。有两个主要的结论：首先，在包括交易成本的很好具体化的约束条件下，给定个人财富最大化行为，不可能具体化任何产生偏离可得的最优值的外部性的交易成本。其次，外部性概念，就这个词的含义而言，就像布坎南和Stubblebine将说的，存在一个分析上证明的市场失败——没有任何实证内容，相反，只是对政府的作用以及市场能够建立相互受益的交换的能力构成了一个性的判断。也就是说，不能以纯粹概念性分析表明市场不处理外部性：任何这样的断言使政府能做的更好这样的假设成为必要。这个假设的有效性不能得到分析性的证实，并且会有市场失败是一个本质上规范性的判断。 5这篇论文的第二个任务是在SectionⅢ对科斯的外部性定理与标准的芘古传统的关系进行清晰的分析并得出结论。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就是：科斯分析意味着没有合适的政府政策，而芘古传统表明存在一个最优化的税收。SectionⅣ表明在已知的约束条件下，如果个人财富最大化，逻辑上建议没有政策确实是芘古的传统，然而科斯分析确实对委派政府以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实证性的建议。 ​ Ⅱ 交易成本和外部性 6考虑到产生外部性时交易成本的决定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对交易成本的性质还没有系统的分析。最近这些年这个概念已经取得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一方面，它已经成为对价格机制进行干预的一个非具体化的ｃａｔｃｈ－ａｌｌ词组；另一方面，已经表明理解这个概念是金融理论基础所必需的。在当前文献中，对交易成本的性质好像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当前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有一种解释或者所有的这些解释产生了偏离可得最优的外部性。我们假设存在一些副作用，就是说，存在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别，并且问：什么样的交易成本与这种情形的产生和永久存在一致。 7数理经济学家对交易成本可能最通常的想法是使用数学工具比较容易处理的：在交易中，假设一个固定比例的交易对象消失了。这个想法表明某个具体的交换媒介可能比经济中任何别的产品有更低的交易成本，以至于通过从易货贸易的商品到货币的转换在交换过程中消耗更少的真正资源。 8值得注意的是交易成本概念没有什么重要方面区别于正常的运输成本。在把资源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中——在这方面，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一定数量的交易商品用完了。为了证明存在交易成本约束的均衡，放在交易成本中的条件，与那些规范性地放在运输成本中的相同：假设一个较好定义的凸生产集。就像自利的个人将选择最便宜的运输模式，有可能表明他们可能用一个交换媒介作为对易货贸易商品的替代因而消耗较少的资源。然而，在现存文献中很难看到有任何重要的内容加到运输成本的传统处理中：严格比例的交易成本没有表达出任何前面分析中还不知道的重要的内容。对货币的具体应用是新的，就此而矣。 9进一步说，很难看到一般的运输成本或按比例的交易成本在什么重要方面不同于正常的生产成本。只有在两个不同地点的资源的价值有净增加假定条件下，才去实现把资源从一个地点移到另一个地点或者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所以，基本上，就象输入变成产出的物理转换过程中资源消耗产生经济效益那样，运输成本和按比例的交易成本也是产生经济价值的。的确，可以用没有信息损失的完全相同的方式对待它们。所要求的是在一个具体化的技术关系中把交换作为一个要求一定资源的生产性活动。 10这个同时作为交换媒介交易成本的概念能显示出那样产生外部性吗？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钢生产者产生烟弄脏了邻居洗衣店老板的干燥中的亚麻布制品。洗衣店老板知道与钢生产者交易让他减少烟排放量的成本，这些成本与渴望减少的烟的排放量直接相关，或者说，与洗衣店老板估计的因为排烟量减少得到的干净洗衣房的价值直接相关。很清楚，如果成本低于期望的收益，将减少烟排放，否则不减少。假设成本不低于收益，洗衣店老板忍受着烟。这是一个帕累托相关的外部性吗？显然不是，因为已达到的均衡已经是一个帕累托最优了——为减少烟而讨价还价成本太高，所以让烟污染洗衣店对市场参与者和社会来说更好一些。这个结论不受小或大的number cases的影响：原理上，如果我们谈论消除洛杉矶盆地的烟雾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需要被动吸烟雾者支付给烟雾排放者太高的成本来减少排放量，那么所观察到的烟雾排量量就显然与帕累托最优相一致。因此，我们必然得出结论的就是：如果交易成本对事中人是共同知识并且与交易量成正比，那么将没有偏离最优意义上的外部性。按比例的交易成本不产生帕累托相关的外部性。 11在现代文献中交易成本概念的第二个说法是从概念性角度显然等同于固定比例种类,但是用数学方法处理比较难。它涉及一个想法就是一个交易可能不花成本得以进行，但是仍然可能需要组织资源：每项交换可能需要初始成本。这项成本可能不再与交易本身成比例，而是一个独立于交换数量的固定成本，这就引入一个重要的非凸性，对存在性以及唯一性证明存在困难。处理这个问题，数理经济学家被迫求助于radical measures.。一种方法就是采用与非凸集相近的凸壳并根据一些具体化的measure得出的、最相近的能较好表示的凸集代替有问题的非凸性。然后就可以显示：如果新的凸性集与非凸集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那么尽管非凸性也将存在一个近似的均衡，除了可忽视的部分之外市场也可以出清。随后就有如果非凸性相对经济规模很小的话，由于这样的初始成本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当也是很小的。 12几个观察是按顺序的。尽管知道如果一个问题的结果不重要那么这个问题可以忽略是件好事，但并不清楚它与初始的固定成本相关，数理经济学家同意这个观点：这样的成本非常重要。现在的数理方法不可能处理这个交易成本概念的事实好像并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意义：经济学职业表明它本身非常满意于这种状态好长时间了。因为很难看出任何称为交易成本的交易的初始成本，与基本生产单位的初始成本或者公司的固定成本之间的差别。，这样的固定成本与可得的存在性证明不一致我们已经知道好长时间,并且在局部均衡分析中保持固定成本的想法时，进行协调使我们避开一般均衡理论中非确定性公司规模问题。进一步说，在生产理论中与固定成本对应的是一个交易的固定初置成本，实际上并不固定。就像公司能选择任何水平的固定成本那样，各个交易者也可以在有着不同初始成本的不同的交易中选择，也就是说，在任何交易中固定成本作为一个已知的、可以调节的产生交换的成本确实是内生决定的。已经有一个较好发展的经济学说体系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涉及的困难好像是现代数理技术的限制而不是经济学思想的逻辑性。 13这个交易成本概念的说法能用来解释外部性的存在吗？如果在两个代理人之间存在外部性，但是他们之间建立这个交易使外部性产生者将副作用内部化在资源方面花费成本太大，那么这个外部性是帕累托不相关的。再次回到洗衣店以及钢生产者的简单例子，这意味着如果花费洗衣店老板太多才能使钢生产者减少烟的排放量，他将宁可忍受烟雾。而且，这是一个不受交易者数量影响的结论。如果花费被动吸烟的人太多才能建立交易使得释放烟的人减少排放量，那么必然就有，烟雾的不可忍受性已经达到了污染的最优水平。 14这些交易成本的定义没有哪一个与我们对外部性理解而接受的想法并不一致。然而，关于交易成本有第三种说法，可以在科斯的定义中找到： 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是那个想与之打交道的人、通知想与之打交道的人、根据什么条件，进行导致讨价还价的谈判，起草合同，进行检查以保证合同条件得以遵守，等等。 看起来这个定义比以前的更难于以数学工具进行处理，所以毫无疑问这个概念在非数理著者中占优势——主要哪些是研究法律和经济学话题的人。 15有必要把科斯的交易成本的定义进一步。与他的定义相一致的交易成本的自然分类可以从交换过程的不同阶段得到。为了双方交换的建立，双方互相搜寻，在时间上和资源上都是花成本的，如果搜寻成功了并且双方相互接触，那么他们必须互相通知可能出现的交换机会，这样信息的传达也需要资源。如果在潜在交易的每一方都有几个经济代理人，在交易条件达成之前将发生一些决策成本。这样满意的条件经常是在参与人之间花费成本的讨价还价之后才能决定的，将有制定政策成本以及监督另一方看看他是否根据合同决定的义务执行情况的成本，以及实施以完成的成本。那么，这些就代表了交易成本可行概念的第一个近似说法：寻求和信息成本、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制定政策和实施成本。 16然而这种不同交易成本的功能性分类法不一定精确：本质上来说，这三种分类可以减为一种，因为它们有共同点：它们都代表由于缺乏信息的资源损失。搜寻和信息成本的存在在于缺少关于交易机会的存在以及位置的信息或者是关于可得项目质量或别的特征的信息。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的情况相同：它们代表了寻找以一定的价格和条件参加交易的经济代理人的愿望所花费的资源。在讨价还价情形中所揭示是关于愿意以一定的条件进行交易的信息，决策成本是是决定交易条件是否相互都满意所花费的资源。制定政策和执行成本的发生是由于缺乏关于协议中一方或双方会违反成交条件的知识。如果有足够的先知，通过契约或者通过减少与那些以不履行义务而闻名的人交易这些成本将会避免。所以确实有必要只谈论一种类型的交易成本：由于不完美信息导致的资源损失。 17现在对不确定性的处理，考虑个人将他的不确定性选择变量与在所有可能情况下以均值和偏差描述的主观概率分布相联系。这种对问题的处理事先假设各个经济人对发现与之交易的人、要花成本与之讨价还价的人、根据协议倾向于欺骗的人有稳定的概率估计。在外部性情形下，由于进行消除这些副作用的交易具有不确定性，就意味着一些不需要的副作用保留了下来，。 18回到简单的洗衣店-烟的例子，洗衣店老板在决定是否与排放烟的人交易以减少烟排放时不能肯定这么做的成本。我们可以设想四种情形：定义根据洗衣店老板（ⅰ）有正确的或不正确的主观概率估计，（ⅱ）决定忍受或者处理掉烟雾，可以由表1表示出来。 表1 期望 正确 不正确 烟雾 减少 Ⅰ Ⅲ 忍受 Ⅱ Ⅳ 19在情形Ⅰ，洗衣店老板正确预测了讨价还价的成本足够低，使他从减少钢厂的排烟量中受益：外部性被钢厂代理人内部化。在情形Ⅱ，他正确地预测了减少烟雾的成本太高，因此忍受烟雾。外部性由洗衣店老板内部化，不存在不最优的问题。在情形Ⅲ，洗衣店老板决定为减少烟雾排放量讨价还价，但在讨价过程以及制定协议的过程中发现这么做花费他太多成本。在情形Ⅳ，他认为减少烟雾会花费太多，于是决定忍受烟雾，但是他预测不正确：因为如果考虑与钢厂老板交易，他它可以从减少烟雾中受益。 20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情形Ⅰ和Ⅱ中没有帕累托相关的外部性存在，问题是在情形Ⅲ和Ⅳ中是否有。在情形Ⅲ中，显然没有帕累托相关的副作用存在，相反，烟雾很少，所以洗衣店老板由于减少烟雾有所损失，所以在情形Ⅲ中所的收益比忍受烟雾更低。在情形Ⅳ中，洗衣店老板应该为减少烟雾排放量讨价，但是他没有做。这是满足潜在外部性的唯一情形。 21从洗衣店老板的观点看，忍受烟雾好像没有什么错：给定他所拥有的信息，他履行了他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并且没采取什么行动。他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或者说错误的，所以作了错误的决定：给定正确的信息时，由于忍受烟雾就有收益损失，情形非常象我们所说的外部性。然而这种解释在本质上是不对的，因为给定洗衣店老板在决策时拥有的信息，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约束性最优化的程序将是如此。只是后来他可能认识到他犯了个错，考虑到那时没有得到额外的信息。只有你假设“他应该知道的更多”或有另外一个人确实知道的更多，才能看成是外部性。这个话题将在下一部分处理。 22那么，总的来说，好像没有哪类我们已经知道的交易成本能产生帕累托外部性。一旦充分接受了交易成本下讨价还价的逻辑性含义，可以看到所有现存的副作用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内部化了。外部性表示偏离资源最优配置就意味着分析者考虑自己拥有信息比市场交易得到的更高级的信息：他知道“真正”的概率。是否有可选择的方法以及改善的资源配置存在决定于是否有可得到的关于更好选择的相关信息。 ​ Ⅲ帕累托最优和外部性 23从理论观点，外部性概念的originator，在严格局部均衡中进行分析，好像与马歇尔和芘古的处理是一致。然而在现代契约中，局部均衡分析不是规范的处理外部性的方法。几乎可以期望芝加哥大学外面的任何人，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说“现在我们都是瓦尔拉斯者”。 24精确地说，将外部性的局部均衡方法如何结合到一般均衡的体系上作为一般均衡的一个分支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在此就不寻求了。可以猜想社会福利函数与它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为了理解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差异参考这个函数比较容易。也就是说，每当私人代理不考虑他们行为对社会更大的影响时，我们可能感受到一些福利损失。但是我们被告知即使是在合理情况下用那种概念也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求助于一般均衡系统的帕累托最优作为我们讨论与外部性相关问题的参考点。自然有可能在芘古头脑中社会成本是适当构建的瓦尔拉斯模型的解，尽管还没有显示出来。不管那可能是什么，对现代目的来说，对外部性的副作用与作为标杆的帕累托最优相关联的看法是一致的。 25那么外部性的影响以下面相当简单的方式表示出来。首先，假设一个有适当生产和效用函数的一般均衡系统，对每个初始的endowment产生一个唯一的一般均衡价格向量（称为模型Ⅰ）。给定我们世界中资源所有权的分布，这个方法使我们将一个帕累托最优解概念化。第二，进入这个系统，引入外部性，令拍卖人作出新的均衡价格向量（称为模型Ⅱ）。一般来说，这个向量以及与之相关的均衡资源分配，将不同于模型Ⅰ。因此就有外部性意味着得不到模型Ⅰ的帕累托最优。 26这是现代福利理论实证的方法。在应该消除外部性的结论中唯一规范的判断是那些经济科学接受的（ⅰ）个人偏好独自起作用。（ⅱ）从伦理的观点看，帕累托最优概念至少是无害的。给定这些条件，我们能表明外部性清楚地意味着偏离。 27然而，这个分析也有一个更强的含义：市场上私人契约的签订将不会导致外部性消极影响的消除。从模型Ⅱ的资源分布不同于模型Ⅰ的简单事实就有这个结论。因此政策含义是：有必要进行政府干预以修正市场力的失败。再有，这被认为是一个本质的正面结论，对政府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正确作用缺少任何判断。 28我们现在探究在这个框架中交易成本的作用。那么可以看出在模型Ⅱ中，有外部性的那个，一定包含一些交易成本，因为否则瓦尔拉斯拍卖人将帮助自利的经济代理人讨价还价摆脱以外部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模型Ⅰ不包含任何交易成本，因为它是没有外部性存在以及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情形的描述。确实，我们可以说模型Ⅱ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是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因此可以看到政府必须干预的政策含义在于将有交易成本的世界与零交易成本的比较。 29关于福利经济学文献充满了使用这种方法论的例子。例如，衡量垄断问题的方法是完全竞争的世界，也就是说，显而易见，合适的瓦尔拉斯框架的帕累托最优，或者上面说的模型Ⅰ。在国际性贸易文献中，各种偏离的测量与这个同样的参考点不同。信号原理表明，相对于完美信息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是次优的。在判断市场处理公共产品信息能力方面，所有作者把信息是一个完全私有产品的世界——也就是，令信息使用者为使用信息付费没有成本的世界，作为参考点。并且，自然地，这是证明芘古税收规则最优化的基础：能够显示在完全信息世界中建立起到支配作用的资源分配。 30然而，由于外部性的错误分配效果以及其他偏离的参考点应该是模型Ⅰ（也就是零交易成本的瓦尔拉斯模型的帕累托最优）并没有这么明显，因为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苦于各种交易成本是一个相当中所周知的事实，转换和初始成本有时可以观察到，讨价还价、决策、以及制定政策的成本已经进入私人契约和交换中。自然，很清楚，减少这样的交易成本将是称心如意的，不管什么种类的，如果有可能，减少到零更合意，就像在公司里减少成本合意的那样，但是还没有外部性问题的特别结果，毫无疑问，在帕累托最优的参考点上一定有更多本质性的东西。 31给定我们世界中观察到的实际交易成本，当前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该在约束条件中包括我们用以测量由于外部性所导致的偏离的、具体化帕累托最优解这样的成本。为什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至少有两个实质性争论。第一个由布坎南和Stubblebine给出:不是所有的外部是帕累托相关的。这意味着在帕累托最优中不是所有的外部性，不管是边际还是非边际的， 应该减少到零：我们最好将一些外部性保持在正的水平。这不是上面模型Ⅰ中的情形：在瓦尔拉斯模型的完美竞争解中，所有副作用或者内部化或者消除掉。但是简单的事实是，如果在我们的世界中有交易成本出现，那么可能是因为消除所有外部性的交易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应该保留一些外部性以达到最优。因此，作为一个合适的参考点，我们应该用一个描述相关的、可得的最优值的交易成本约束模型,而不是零交易成本条件下模型的不相关、不可得的解。我们不用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作为一个参考框架的第二个争论是，由德姆塞茨在对爱罗关于与发明相关的公共产品问题的讨论的特殊方法论的评论中给出。论点在于把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作为一个参考框架是逻辑性的错误，因为给定我们人类行为，那个世界是不可得的。因为它不可得，很清楚，在我们存在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的世界中用它作为参考框架来判断我们行动的福利含义是不正确的。 32这两个说法是compelling的，并且它们对经济学的所有福利判断有重要的结论。如果我们在对经济代理人履行他们各自财富最大化的描述中的约束条件中包括交易成本，那么我们将描述一个可得的最优解，这是我们在判断最优化和福利问题时应该使用的。那么当前的问题是这个可选择的、交易成本约束的均衡以什么方式不同于上面的模型Ⅱ。回答自然是它们在任何方式上都不会不同，因为模型Ⅱ恰好是描述有参与人交易成本时现存世界资源配置的模型。那么，这个应该是我们应该努力取得的可得的最优值。然而，描述也包括了在现实世界中所观察到的所有外部性。好像如果副作用存在它们一定是帕累托无关的种类，因为否则它们将不会被观察到而是被自利的经济人交易掉。 33这个对许多经济学家不遂愿的结论好像是，如果存在就一定是最优的，如果因为花费太多成本而不存在，那么它也是最优的。如果你不喜欢空气中的味道，将你废除臭气的收益与要花费更多成本的比较中寻求舒适。再者，不管我们谈论大的还是小的事例，结论是相同的——唯一的差别在于前一种情形下我们在市场一方或两方的讨价还价者中引入一个重要的初始成本。观念上来说，问题是相同的：如果消除的成本太高，副效果是最优的。如果我们在约束条件中包括交易成本，这好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我们以下面话结束：外部性是非相关的，垄断问题不存在，公共产品没提出什么困难，等等。 34这个结论在一般均衡处理的方法论中好像是内生的：范例的论点是建立在所有市场中一个市场达到均衡的条件。一旦以口味、技术、endowments,信息、交易成本等形式的约束都适当地具体化，框架的逻辑导致对帕累托最优均衡（如果存在）的描述。如果约束描述我们的世界，那么我们一定得出世界相对约束来说是最优的结论。模型的非常概念性框架使它非常不适于处理福利和最优化问题。 35那么很难理解，怎么可能分析性地证明外部性存在意味着福利问题。一旦我们认识到只有交易成本时外部不能内部化地保留下来，并且一旦我们在个人和政府行为的约束条件中包括这样的成本，那么我们就不能表示有任何对可得最优的偏离。当然，可能宣称或假设人们将不考虑他们个人行为的更大好处。事实上，这是在福利文献中正常做的：从来没有证明存在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偏离，但是总是在开始时假设存在。因此，例如芘古所说的： 事情的本质是，一个人A，在提供服务给第二人B的过程中，B要为此做出支付，但A也附带地给别的人（不是相似服务的生产者）造成了不能从受益方强取的报偿或对受害方实施的补偿。 芘古在此只是假设实施补偿支付的成本高于收益，但是他没有证明有一个好的理由，来假设在市场外面有某个人，能做得更便宜或更好。再有，在后来的一个论点中，他继续说道： 有很多别的情形，其中，由于对附带伤害实施补偿的技术上的困难，边际净私人产品大于边际净社会产品。因此，附带的不支付费用的伤害交给第三方。 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差异只是假定的，并不表明一个可选择的方法，通过市场交换的可选择私人契约，能够减少对第三方影响内部化的成本。如果政府，或者某个别的非市场力，不能以比市场更低的成本解决它，那么在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就没有差别。从芘古的有这样一个差别的声明，我们必然推断出他认为政府能比市场更好地把社会成本考虑进去。但是这种说法缺乏分析性的证明，它仍是一个无条件相信的声明。 36如果这是外部性的含义，可以注意到概念是多么完全的规范化。没有证据表明在存在交易成本时，市场不取得最优，而只是一个简单的声明：相对于政府能得到的，市场导致非最优解。为了使它成为一个合理的建议，我们必须假设政府能比市场做得更好，这是我们据以判断市场行为的一个明显的参考点。这是无条件相信的，因为还没有一个能消除外部性并将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等的特别的政府政策能进行好的具体化的成本收益分析。进一步说，它不是一个合格的陈述：相反，它非常一般。它说：当有外部性时，市场不起作用了，而政府起作用——不管外部性多小或多大，不管交易成本的结构如何，也不管在外部性产生中涉及多少代理人。副作用的存在，市场失败了。 37那么可以看到任何种类的交易成本能够产生外部性。如果由于一定比例的交易成本某些交易不发生，可能存在外部性——如果我们能表明政府比私人知道将副作用内部化的更好方式。或者如果有一个阻止内部化的初始成本，可能有外部性——政府能比市场发现一个更好的方式。或者如果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阻止一定的交易发生，可能会存在副作用——如果我们假设政府知道得更多。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假设政府知道得更多，那么就没有外部性。 38结论相当惊人的：交易成本本身与外部性无关。所涉及的是一个价值判断：如果你认为市场内部化每件事情，你将认为外部性不存在，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市场不能内部化副作用，你将认为存在偏离可得最优值的外部性。这是不科学的；这是形而上学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目标成为到决定我们世界中是否发生外部性的因素。你不能分析性地表明，在原理上以及在所有情形中，政府处理外部性比市场更好；你也不能证明相反情况：它都依赖于你所选择的参考点。这不是一个实证经济学问题.通过选择合适的参考点，得到政府干预（或者没有政府干预）是最优的。一些想为政府干预辩护的人将选择模型Ⅰ的竞争性均衡作为合适的参考点；一些想避免政府干预的人将选择模型Ⅱ，以它的交易成本相关的均衡作为唯一可得得最优值。这不是实证经济学，它是一个政治讨论，至少直到我们能更好地为合适的参考点的选择提供好的依据。 39因此，除了作为一个政治信念的指标以及使用（或避免使用）这个术语的人的价值判断，外部性是否有任何有意义的解释是值得怀疑的。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对经济学家和政客（有时两者是没有差别的）关心的处理污染和别的事情方面，我们是否能说出一些称心如意的政策——如果有的话。这将在下一部分解决。 ​ Ⅳ 政策话题 40在福利理论中芘古传统的政策含义很强又简单。争论沿着下面的线索：作为一个起始的数据假设我们能够概念性地定义一个竞争均衡，然后显示出存在外部性时，实际的市场，象在今天资本主义经济中观察到的那样，没有取得在竞争模型中描述的帕累托最优。因为很容易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不会建立最优，立刻就有政府必须做一些事情只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然而，除此之外，这个理论还有别的作用:在外部性情况下，它告诉你对外部性的造成者收取一种特殊种类的税或者给与补贴。可以证明芘古的税收-补贴的确实能够得到最优均衡，至少只要我们假设有可能区别外部性的造成者以及接受者。 41现代关于税收规则的讨论已经以一个不同的、但同样重要的论点为中心：以我们关于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的有限的信息，我们不能恰当地描述竞争性均衡的分布以便芘古的税收得以正确计算。给定这个情况，税务官必须求助于别的方法确定合适的税率。鲍默尔建议：“给定有限的信息由我们处理，以一套可接受的最小标准为基础采取行动是非常合理的。这样的可接受的最小标准可以作为建立帕累托最优的代理proxy. 42这自然完全摆脱了以完全竞争作为参考点。所要求的是对我们同意进行的活动收税到一个极值，以便我们把它减少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现代化的处理好象以这种方式进行：首先，假设有一个应用于我们世界的竞争均衡，第二，因为我们不能真正看出参考点，由主观估计发现世界以哪种方式偏离感知的最优值，第三，以税收进行修正，使它近似于主观最优值。然而，因为主观参考点只能通过纯粹的、特别的价值判断推出，可能没有含有税收规则得最优值的一般化证明。税收规则仍然是最优的来自于近似均衡的推导：它定义为包括我们同意的合理的标准——并且如果我们对此意见一致，一定是最优的。如果是那种情形，有人会怀疑为什么竞争均衡的概念还是必须的——最优已经事先假设了，任何得到的可选择的、可得的资源配置方法将必然是最优的。 43幸运的是，对外部性一般问题有非常不同于主流分析的另一种方法。这起源于科斯，将几个问题点引入外部性的标准处理。困难在于发现科斯的处理方法与源于芘古的现代福利理论的方法的确切的关系。从Section Ⅱ的交易成本的讨论中，很明显，科斯这个概念的想法与由于不完全信息而称为交易成本的完全相同。科斯继续表明当没有交易成本时，所有外部性将消失。因为无费用的交易机会将允许对交易者行为进行适当的修改，以便所有的不合意的副作用适当地内部化。在这种情形下，有可能表明均衡中义务规则的安排对资源的分配不相关的,并且很多作者似乎认为这是来自科斯的处理方法的最重要的和争论性的结论。然而，很清楚，只有对交易成本概念的不完全的理解能够使得义务规则的非相关性令人困惑。因为在零交易成本情况下，我们必须理解零初始成本和转换成本，还有关于价格、质量、以及所渴望交易的完全的、无费用的信息，没有欺骗和策略性的讨价还价行为。在这种情形下资源在使用中将实现最高价值是必然的结果：开始时谁被分配给所有权或者义务将并不重要的，因为无论谁拥有任何特殊资源的最高的相对价值，将为此提供最多，并将通过无费用交换获得那种资源——至少由于不同的财富分配导致的可选择的配置可能不被考虑将是真实的。这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是一个惊人的结果，除非不完全理解交易成本。 44以这个作者的意见，在科斯文章中重要而持续性的贡献，是他集中于所有重要的交易成本概念，这些交易成本阻止了一定交易，否则如果执行这些交易将相互受益。这指出了对问题本质的分析而不是对现象的分析:因为交易成本是偏离可得最优值的必要条件。在科斯随后作品中经常被忽视的直接含义是当交易之间有交易成本和信息差异时，对义务和权利被委派的人是很好的。这引导对政策的分析，对科斯分析和现代福利理论之间方法上的差异作几次观察之后将被采纳。 45值得注意的是科斯方法多么十足地回避关于谁是外部性的产生者、谁是接受者，以及作为芘古税收规则中心的应惩罚的和技术外部性之间相当隐蔽的差别。可能科斯引用的法院的真正的重要性是产生者与接受者之间差别的不相关：问题是通过把义务放在涉及到的一方或另一方，而不是放在谁是外部性的来源我们是否取得高价值的产出。因为至少要包括两方的，任何一方都可以看成来源。法律认可的职业以及法院如何在经济学家之前很好地抓住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科斯参考的法律案例表明在出现交易成本时法院如何有时将责任放在外部性产生者有时放在接受者，与在现代福利理论中受训练的经济学家们做的完全相同。也不是科斯与论点相关的惩罚性和技术性外部性之间的差别：重要的是交易成本的作用，以及这样的成本如何影响资源分配。 46可能科斯方法与现代福利理论之间的差异能被最好地理解为非常相似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和马歇尔局部均衡理论之间的差别。前者使用零交易成本下完全帕累托最优作为参考点，所有外部性测量为偏离最优值。后者只是做出比较静态练习，所以在做出资源配置是否应该从一种给定状态到另一种的判断时使用了边际分析：改变现在配置的成本与利益相比值得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求零交易成本参考点。 47科斯的分析多次遭到批评是因为表面上意味着没有证明政府行动是合理的。然而引人注目的是，科斯的方法，经过正确解释，将意味着与正确修改过的芘古分析所提倡的有恰好同样的结果。存在交易成本时，责任分配和所有权将对资源分配有影响。所以，交易成本可能阻止了满意的资源分配的建立，每个人将同意的这个资源分配优于交易成本昂贵时得到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科斯分析意味着两个可改进的方法之一：（ⅰ）发现是否可以通过政府行为有一个减少市场代理人的交易成本的可行方式，或者（ⅱ）如果不可能，分析将建议使用税收、立法行为、标准、禁令、agency,或者别的我们已经决定偏好的资源分配。Status quo的含义完全不在那里：理论上说通过任何必要的行动, 包括政府行为,找出消除交易成本的可行方式。以这种方式，科斯的建议达到了与正确的芘古分析一样的政策含义——就是摆脱竞争均衡，建立“合理的、标准的方法。 48科斯选择模型Ⅱ的交易成本约束的均衡作为可得最优有两个优点，两个优点都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是科斯的推理方法没有将注意只限制在税收率上——任何使得交易成本减少或者别的接近适当的行动过程的政府行为都是可行的。不仅芘古税，而且政府拥有的所有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第二，不是参考一个想象的完全最优，科斯方法显而易见要求处理在机会成本条件下的边际概念，并且总是注意交易成本在此的事实：我们都对减少一些外部性的愿望达成共识的事实保证一些政府行为确实是称心的，因为否则我们将聚在一起并废除那个造成干扰的家伙。 如果政府能够使得转移到更喜欢的配置上的成本低于此种情况下的收益，那么根据帕累托标准使结果得到批准就有保证了。任何同时也是自利的政府顾问的经济学家应该全部热情地理解科斯分析，因为由政府机构处理污染和其它环境问题好像需要更多更好的成本收益分析。 ​ Ⅴ结论 49所以，在最后的分析中，外部性和市场失败不是世界出了什么毛病，也不是阻止我们在地球上重新建立伊甸园——我们糟糕的问题是由于正的交易成本以及不完全信息。建议消除只是不完全世界的一个表象的外部性而不是消除作为问题本质的阻止帕累托最优实现的交易成本是现代福利政策方法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特点。因为只要我们能消除交易成本，外部性就没什么结果了。假定有一定的交易成本和交换成本，那么让一些副作用留下来更好。尽管很清楚，如果某个政策，不管是什么政策，能够减少交易成本，不管是由于初始成本还是转换成本或不完全信息的成本，那就与帕累托标准相一致。这是科斯分析的重要结论，也是它分析上的吸引力所在。科斯分析的巧妙在于完全摆脱了德姆塞茨所说的“Nirvana approach”,相反要求采用能清楚地确定组织资源分配的可选择方法的经济结果的、他描述的 “比较系统方法”。因此分析将注意力转向机构通过减少交易成本实现经济功能，因此应当将交易成本作为由经济方案内部决定的变量对待。那么问题完全变为：通过内生的机构重新安排如何改善经济组织？将政府看成经济系统外面的一个力不是现代福利理论的观点，它将来帮助我们并且改正外生运转中的市场力产生的灾难，就像古典的deus ex machine。科斯打开了机构的经济理论之门，然而现代福利理论只能关注数学上的抽象内容并且比作聪明地说地球离天堂仍然很遥远——这确实是真的，但对经济政策的正确执行以及外部性理论没有特别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