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有那么多银子哪儿去了

当年我们有那么多银子，哪儿去了 清议 明朝，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都通过贸易顺差流入中国，最终酿成全球十七世纪危机！那次危机过后，在康乾盛世，中国又进一步通过贸易顺差囤积白银！这些白银后来去了哪里？变成了战争赔款！当年的英国，同样是贸易顺差，却利用其带来的货币，快速壮大经济及军事实力；而日本则利用从中国一次性获得的战争赔款，迅速发展，从而有能力发动日俄及侵华战争！今天，中国又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但这次不是白银，而是随时可能贬值的纸币。 在去年“自古至今的流动性”系列文章当中，我曾写道：据史料记载，至“17世纪危机”之前，明朝得自不平衡贸易的白银流入量，总计在2万吨左右，大致占同期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以贸易顺差的形式流入的。 不仅如此，在“17世纪危机”结束后，中国的出口贸易迅速恢复，至18世纪康乾盛世时，再度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在那时亦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历史为国人留下一个悬念：中国得自贸易顺差的白银流入，此后究竟到哪儿去了？ 白银流向的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在明末镇压农民起义以及随后清廷对南明朝的战争当中，国库的白银消耗殆尽。 与此有关的论据是，乾隆年间，高宗皇帝四方用兵，先后发动两次金川(今四川西北部)之役、两次征缅甸、平定准噶尔回族叛乱、征台湾、征安南(今越南)、征廓尔喀(今尼泊尔)等战役，共虚耗白银一亿两千万两。 不过，以上征战，耗费的虽说是国库的银子，但不必进口军需物资，当然也不会使白银外流，说到底银子还在中国，只是从政府流向民间罢了。 另一种说法是，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记载，凭借流动性的快速积累，至16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GDP)达到960亿国际元，占当年世界经济总量合计的29.14%。 在度过“17世纪危机”之后，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升至2286亿国际元，占当年世界经济总量的32.82%，创有史以来单一经济体占世界GDP合计的最高比重。 这意味着，中国15世纪至19世纪初得自不平衡贸易的白银，最初主要被用于国内经济发展。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银子依然留在中国，而没有发生对外流失，或流动性外流。 毋庸置疑，如果作为经济增长两大资源之一的“流动性”(另一大资源为劳动力)，能够始终用于满足国内需要，无论是发展本国经济还是军事开支，那么，中国自古以来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便不会在19世纪初以后的一百年当中不断向下沉沦。 那么，中国的银子究竟哪儿去了？ 银子哪儿去了？ 借助柏杨《中国历史年表》，不难发现确切答案。 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穿鼻草约》，拟赔偿英国白银600万两。 次年正式签署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以白银600万两赔偿英国鸦片款，300万两赔偿英商款，1200万两赔偿英军费，合计白银2100万两。 1858年，清咸丰八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大沽口炮台，中国赔偿英商白银200万两，赔偿英军费200万两，同时赔偿法商白银100万两，赔偿法军费100万两。 1860年，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据《北京条约》，中国赔偿英、法白银各400万两。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次年，清廷与十一国公使签订《辛丑条约》，分39年偿各国军费白银4.5亿两，年息四厘，本息合计9.8亿两。 不过，虽然英国从中国获得的战争赔款数额最大，但论及战争赔款对中国损害最大的国家，则是日本。 日本自1874年因侵占台湾，初获中国赔偿军费50万两而尝到甜头之后，倾国之力壮大海军。 1895年爆发中日甲午海战，依据战后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赔偿日军费白银2亿两，后追加至2.3亿两，并且几乎是一次性支付。这使得中国经济陷入回天无力的境地。 据日本学者菊地悠二在《日元国际化》一书中称，日本当时中国将白银存入英国银行，经由后者兑换为英镑。由于英镑是金本位，所以，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战争赔款其实不是白银，而是黄金。日本由此完成了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过渡。 可以说，如果没有得自中国的赔款，日本根本无力发动随后的日俄战争，也无力在35年后自“九一八事变”起，发动持续时间长达近15年的侵华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自1841年至1901年短短60年间，中国因战争赔款而流失海外的白银，数量堪比1004年宋朝赔给契丹、西夏、金及蒙古等国白银之总和。 中国人喜欢囤积货币 其实，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因外来军事入侵而导致流动性外流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3000年以前。在很大程度上，3000年前开始修建的长城，就是中国为防止流动性外流而做出的努力。 那么，为什么中国总是在对外牺牲本国的流动性呢？这无疑是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 如果没有说错的话，这似乎与华人的财富观有关。华人历来相信：钱是攒来的，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财富是靠囤积货币或储蓄得来的。其中，所谓的财富，被错误地曲解为“货币”，亦即“流动性”。 与亚当·斯密将“财富”与“货币”视为同义语有着本质区别的是，中国人总是看重货币的“储备功能”，而不是货币的“当前支付功能”。 这带来的结果是，当年英国人用得自不平衡贸易的流动性，快速壮大本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时侯，中国人却一再热衷于流动性的囤积。 这使得中国看上去是一个十足的货币拜物教国度。3000年来，中国人不断囤积手中的流动性，而每当流动性囤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便招来外强掠夺之祸。 糟糕的是，关于如今已突破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些较接近于货币管理当局的学者，依然顽固地坚持：“外汇储备是用来防范风险的，而不是用来花的。” 没错，30年前中国曾是一个几乎没有外汇储备的国家。当时，为解决国内随60年代婴儿潮而出现的棉花严重短缺问题，政府曾不惜动用境外银行客户存款，来支付进口化纤产品成套设备所需的外汇（用现在的眼光看，这属于重大金融违规）。 其实，按照国际惯例，一国外汇储备对其年进口额的比率（储备率）保持在30％就足够了。然而，按照2008年进口总额1.13万亿美元计算，中国2.1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所对应的储备率高达188％！ 出于工业初级产品大量进口的考虑，中国可以将储备率提升到50％。但即便如此，如今的外汇储备规模，也有近1万亿美元处在超储备的状态。 然而，正像我在此前“自古至今的流动性”系列文章中一再强调的，如今的世界货币不再是白银、黄金之类的“商品货币”（不可逆转），而是“纸币”。 进一步说，与商品货币的信用取决于商品的“不易得”所不同，纸币的信用取决于发行国的主权信用。 如果发行国主权信用泛滥，即所谓的“印钞票”，作为纸币的外汇储备注定贬值。其结果，与此前3000年被列强掠夺流动性的本质无异，只是形式由“军事入侵”变为“货币入侵”罢了。 我的结论是：钱要花，也要花对！ 由历史上中国的银子哪儿去了这一话题出发，我得出的结论是： 现时中国，务必放弃“外汇储备是用来防范风险的”这一极端错误的观点，务必在国内劳动人口及总人口陷入持续百年负增长之前（分别为2018年和2022年），将储备率在50％以上的“外汇储备”，逐步用于加快国内经济及军事实力发展。 特别是要把目前63％以上的农业人口比例，降至30％以下或更低，由此全面提升国内劳动效率，实现中国经济大发展，进而应对2028年以后可能出现的中国经济大灾难（详见《创富志》2009年3月号《未来20年商业模式设计路线图》）。 作者为国情与发展研究所经济学研究员 http://www.mycfz.com/zhuanlantekan/qingyicaiping/2009-10-13/8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