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民主：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述评

精英与民主：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述评 精英与民主：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述评 萨托利在其《民主新论》一书的开篇不久即就指出了“ 民主变成了一个广受赞 誉的词” 。当代世界更是几乎将民主等同于善了，但在西方各种民主理论中，精英主 义的民主理论却又常常为人所诟。笔者以为人们对精英主义理论的抵触相当重要的一 个原因在于对它不甚了了，乃至误解。本文旨在描述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发展与 其主要思想，从中发掘出对中国民主化有所启迪的思想资源。 一、导言 从精英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民主政治的理论，有些学者如Peter Bachrach称之为“ 民主的精英主义理论”( Democratic Elitist Theory)， 另一些名之为精英主义民 主理论( Elitist Democratic Theory)，还有如以色列社会学家Etzioni-Halevy称 为“ Demo-elite perspective” 。尽管名称不一，但所指的对象大体上是相同的 。所以这些概念实可以互用。 1、精英主义与其民主理论的演进 精英理论与阶级理论都关注社会不平等问题，它们都勾画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不过，精英理论主要关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其信条是社会分为有权的少数 与无权的大多数，前者为统治者而后者为被统治者；统治集团即精英垄断着权力，而 大众即非精英除接受前者的安排外另无选择。精英理论认为精英掌权是一个普遍的现 象，民主社会也不例外。古典与现代精英理论的中心议题是在稳定的民主社会中，精 英需要通过定期的选举而竞争权力。 John Higley 和Jan Pakulski描述了精英主义理论的发展变化并对其几起几落 的现象作了解释。 他们认为，古典精英理论形成于十九世纪后期而成长于二十世纪初 期，但是随着欧洲纳粹的兴起，这个理论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直到1980 年代再次兴 起。究其原因较为复杂的，据说其中一个是古典精英理论家如帕累托(V. Pareto) 的 理论与纳粹的兴起有关联，也就是说精英理论为纳粹提供理论根据。当然，还有其他 的因素，比如民主在二十世纪尤其四十年代以后已经成为“ 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最 高目标”，因此，没有一个政体声称自己是反民主的，这样一来，有关精英研究就有 反民主之嫌疑了。1980 年代以后，精英理论再度兴起，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与两个 因素有关：一是自1970 年代兴起的“ 民主化第三波”，即从权威或专制政体转民主 政治， 二是现代社会日益分化而制度的复杂性也日趋增加，这样权力的集中就不可避 免了。 Ettore A. Albertoni 以为由于1920 年代与1930 年代自由主义的代议政体的衰落 ，导致人们重新思考民主的概念及其实质，因而古典的精英理论在1940 年代到60 年 代再度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他认为，在此情形下出现了一个新理论，他称之为“ 新 精英主义”， 这种理论将大众参与选举与社会需要少数统治集团(他们是进行决策、 保持权力的有效重要条件)集中相结合就出现了。 Etzioni-Halevy 将精英民主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她认为第一个阶段她称 之为“ 民主与民主化中的精英：古典的分析”。在她看来，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出现从 精英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民主政治问题，而帕累托、莫斯考(Mosco)和米歇尔斯 (Michels)是三个奠基人，而马克思、韦伯、米尔斯(Wright Mills)、熊比特 (Schumpeter)、阿隆(Aron)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民主其特点不仅表现于 自由竞争的选举中，也体现于精英之间对权力的竞争之中。第二个阶段为“ 民主与民 主化中的精英：新分析”。这种新分析认为精英已成为政治分析的核心：精英分析可 以提供多种视角与理论框架描述与分析民主政治与民主转型的问题。第三个阶段为“ 民主的阶级理论与精英理论的趋同”(convergence)， 这是1990 年代以来的事。 Thomas Dye 和 Harmon Zeigler将精英理论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1) 社会分 为有权的少数和无权的大多数； (2) 占统治地位的少数并不代表处于被支配地位的 多数，精英绝大多数来自于社会上层； (3) 非精英要取得精英的地位是相当慢的； (4) 精英之间对社会体系与制度的维系等基本价值有共识，只是在少数问题上有分歧 ； (5) 公共政策并不反映大众的需求而是精英价值取向的体现。公共政策的变化是 渐进的而非革命性的；(6) 精英出于自利的目的而有可能无视大众的支持，或者他们 有可能进行改革，纠正权力的滥用，实施一些考虑到大众的政策，以维系他们所赖以 生存的制度；(7) 那些有能量的精英会受大众的影响，精英对大众的影响大大地大于 大众对精英的影响。 2、民主与精英关系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两种研究取向 事实上，很少有学者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古典的精英主义者也不例外 ， 如他们不否认自由与民主的价值与意义，尽管他们中有些并不认为民主与精英相协 调的。权力的划分与制约的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中的核心因素，这没有任何异疑 。问题在于古典自由主义者并不清楚权力拥有者及其影响并不只限于国家，也存在于 社会的其他领域。由此带来了一个问题：民主与精英到底是什么的一种关系。精英主 义者对此的态度不一，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倾向。一种我们不妨称之为“ 不协调论”。 其主要的观点就是精英与民主不仅不能协调起来，而且精英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威胁， 同时他们认为精英与所谓的“ 民治”观念相冲突的。另一种可谓是“ 协调论”，即 精英主义的民主论， 认为精英是民主的保障，可以防止极权主义的威胁。 在某种意义上说，关于精英与民主的关系(如冲突的还是可相融的)的争论本质上 反映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或矛盾。 从其历史发展来看，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先 后主要出现两种研究取向：前期以熊比特等人为代表主要的特点是对传统的民主理论 进行修正，而当代重点是研究民主转型、民主化过程中精英的角色与功能、策略等问 题。 二、民主与精英关系的主要议题：古典与现代的分析 被称之为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家所关注的问题是民主与精英之间的关系。当然，他 们的观点各不尽相同，但有下列这些共同的认识：(1) 民主并非意味着人民统治，而 是精英或政治家统治；(2) 民主政治意味着多元精英竞争的过程，而政党竞争是其中 典型的一个；(3) 在民主社会中，公民定期地投票选举出决策者，当然他们可以通过 利益群体对决策过程有所影响；(4) 精英群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每个人都有平等的 机会进入精英的行列。 1、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民主内涵 对一个持精英主义倾向的学者来说，如何界定民主对构筑出其民主理论来说是十 分重要的。我们从对民主的界定本身中就不难看出学者本人的精英主义立场。熊比特 的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是通过对民主所作的界定表现出来的。他说，“ 民主方法就是 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 得作出决定的权力”。 他的民主定义常常为人所引用，认为是最具精英主义色彩。而 熊比特之所以这样界定民主，究其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与他对古典民主理论的 批判与分析密切相关。他对古典民主的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1)共同幸福观念的虚 妄；(2) 非民主决策比民主决策更为人民所普遍接受；(3) 大众意志的虚 妄。因此 ， 一是要消除古典民主理论的观念；二是人民是什么呢？结论是竞争性精英主义是最 实用 、最有效、最合适的民主模式。如何保证民主的运行，也就是说什么条件下民主 能够令人满意地得以运行？熊比特提出五个方面：(1) 政治家们要有很高的才能； (2) 对立的领袖(或政党)之间的竞争；(3) 官僚制度；(4)存在“ 民主的自我控制” ；(5)有并能容易地让不同见解表达的文化能力。 熊比特的民主定义对1950 年代、1960 年代的民主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Anthony Downs说熊比特对民主的界定是他自己研究的基础与灵感的来源。 李普赛特 (S. Lipset) 说他在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1959) 一文与《政 治人》一书中所采用的民主定义是从韦伯和熊比特的著作中提取出来的。自熊比特出 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以后，当代理论家通常都同意民主是“ 选择领导人 或统治者的一种方法”。1962 年，在他的《 民主的另一种理论》中，熊比特强调了 投票者在产生政府中的重要作用，不管直接还是间接的作用。他说，“ 人们现在这样 认为人民的角色是产生政府，或者其他中介团体，由这些团体产生出国家的行政机构 或政府。我们的界定是：民主方法是为了作出政治决策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 中，人们通过竞选人民的选票而赢得决策之权力。” 尽管熊比特再次对民主所作的界 定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有所差异，但依然是精英主义的。 萨托利的民主观本质上与熊比特的相类似。他将民主视为少数人领导的一种。他 曾经提出过“ 民主的垂直的权力结构怎样”这样的问题，他本人的回答是民主的特征 就是少数人领导。 与熊比特相类似，萨托利认为民主就是在选举时领导者竞争统治权 威的一种程序。在他看来，民主选举主要的就是为政治领导权威提供一种合法性的程 序。尽管当代民主模式的一个特征就是多元性：各种社会权力群体共同参与治理，而 领导与精英的影响过程也越来越复杂，但有些事实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少数者即精英权 力越来越小了。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中，尽管达尔从不同于熊比特的角度探讨 了民主的本质问题，但结论仍然相当的相似。他认为多数统治几乎是不可能的，承认 民主的特征是少数统治，但是他认为是多元的少数(Plurality of minorities)统治 。达尔没有直接用“ 精英主义民主”这个概念，而是以“ 多元民主”(polyarchy) 代之。总体上说，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依然具有精英主义色彩。 2、民主政治中精英统治/ 治理的不可避免 在精英主义理论家看来，精英统治、支配社会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改变的规律，任何 社会包括民主社会都避免不了这个规律。莫斯考在其晚年认为精英与民主是可以协调 起来的，这种认识在古典精英理论家中属于第一个。他的《统治阶级》一书中的最后 一章反映了他的这种努力。莫斯考说，在任何社会中都有两大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 ，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 我们应该认识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统治阶级存在的事实。不 过，问题在于为什么在代议制民主社会中也是少数支配多数？他认为人民主权是不现 实的，因为统治阶级的结构与特征在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是极为重要的。现实的 情况是有组织的少数支配无组织的多数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由有共识的、行动一致的 组成的百人将胜于行动不一的千人。 他认为，当我们说投票者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 其实我们所用的语言并不是非常确切的；事实是这样的：代表是由他自己选举产生的( 如果这说法有些粗糙)， 也就是说他的朋友选举了他。 尽管在理论上说在大众选举 时选民有其自己选择的自由，但是实际上自由等于零，因为在选举中，那些有意志、 有道德的、有知识与物质手段的人会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头上，从而支配他们。 此 外，统治阶级中的成员拥有一些品质为社会所高度，并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 韦伯(Weber) 是民主的拥护者， 但是，他不相信人民主权的可行性，怀疑人民自己 判断政治的能力。他的科层制理论与其民主观是密切关联着的。他认识到即使在民主 政体中精英统治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相信代议制的民主制度几乎没有可能为选民提 供控制当选者的空间。尽管韦伯认为科层制必然伴随着现代大众民主，但是人们应该 小心地使用“ 民主化”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有误导的可能。事实上，“ Demos ” 本身就含有被统治的意思。变化的只是选择领导者的方式及“ Demos”影响的手 段、措施。韦伯认为在现代科层制的社会中，直接民主在实践中具有不可操作性，政 治组织必然由对政治管理感兴趣的人来管理，而管理需要具备相当的才能，所以政治 是精英的一项事业。 因此，他以为，民主就是像市场， 是一种具有竞争力的人竞争 选票和权力的场所。韦伯说，只有一种政治，那就是职业政治家的统治，而现代代议 制民主是一种选民投票选择领导人，民主选举中重要的是政治精英的信誉与声望。 民 主体制本质上是克理斯玛(Charismatic) 式的。 当他说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事实上也是由精英统治时，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的思 想就开始远扬了。他的所谓“ 寡头统治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 十分著名 。他认为精英的不可避免在于，在所有科层组织中都存在出现寡头的强大动力，他们 的利益不同并超越于其组织中一般成员，即使在民主的和平等的组织比如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精英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看来，少数政治精英对多 数大众的统治是通过组织而实现的，前者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而在人数占大多数的 人民只不过是无组织的人群而已。正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政党的深刻研究，促使米歇 尔斯提出“ 寡头统治铁律”：谁说到组织就是说寡头统治，民主政体、社会主义政党 概莫能外。他说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政党的目标从理论上说在于反对任何形式的寡头统 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解释这些政党却却也出现了他们所反对的寡头统治。他 从五个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第一，工人阶级需要组织。没有组织，民主是不可想象 的。组织是弱者与强者斗争的一种武器。因而工人阶级的重要性与影响力直接与其人 数成正比。不过，其代表与协调人却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工人阶级直接治理的不可 能。从技术上说实现大众主权是不可能的。因而，从技术与现实角度来说寡头现象是 政党组织所必需的。因此，对于民主来说，职业领导的出现表明民主开始结束。第三 ，工人阶级对领导权的冷漠与需求。许多公民对政治事务没有兴趣。政党成员的大多 数对其组织在议会中能否获取多数席位也不会关心。因此，多数人实际上感到高兴的 是发现某个人，他或她能够不辞辛苦关心他们的事。即使在工党中，大众十分有组织 ，但是，依然十分需要有人指导。第四，工人阶级竞争力的缺乏与领导者的优势。在 政治生活中，大众缺乏竞争力是几乎普遍的，由此巩固了领导者权力的基础。既然民 众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利益，那么，由专家来处理其事务就有必要了。有些研究表明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者同样大大地优越于其民众。第五，工人阶级领袖的不变更。官 职任期越长，领导者对大众的影响力越大，因而后者也越来越依赖于前者。 因精英统治的不可避免，熊比特以“ 人民赞同的政府”(government approved by the people) 代替“ 民治的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概念。 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承认精英与大众之别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 社会 分为精英与大众是普遍的，即便在民主社会也是如此”，“ 少数人掌大权，而多数人 则拥有的权力相对就小得多了”。 他说由少数人掌权的社会依然可能是民主的，问题 的关键在于要对精英进行有效的控制。在他看来，要对精英进行有效的控制，就需要 建立起精英对大众的“ 责任制度”；尽管民主政体同样由精英掌权而被统治者的大众 享受的权力很少，但是这种少量的权力可以控制精英，使之能够负起职责来。这种社 会就是民主社会。 针对传统的民主理论(主要是“ 人民的统治”、“ 多数人统治”)，波普提出了著名 的“ 民主悖论”：如果多数人选举产生出一个专制的统治者，那么我们必须服从这个 专制者，因为他是民选出来的，因为是民选出来的，所以符合多数人统治的原则，但 是这个原则又要反对这个专制者，因为他实行的却是独裁统治，而这有悖于民主原则 ，从而陷于一种二难困境之中。因此，他反对多数人统治的思想而对民主作出新的解 释。在他看来，民主与非民主比如专制政体的区别不在于由谁来统治，即由人民自己 还是由独裁者，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统治，关键的在于是否能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制度 ：民主是一种人民能够有效地控制少数统治者权力的制度或程序。 达尔在其《民主理论的前言》中说，一个进行定期选举和政党竞争的制度并不导致多 数人统治，但是，这种制度即多元政体可以“ 大大地扩展了少数人的数量、规模和多 样性，它们的偏好将影响政策决策的产生” 。 尽管他说美国社会“ 不是多数人的 统治，甚至也不是少数人的统治，而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 ，但其中心意思依然说精 英统治着美国。Thomas Dye 与Harmon Zeiglar 认为民主当然是指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但是，民主的存在或生存又有赖于精英。他们将这种情形称之为“ 民主的冷嘲”(irony of democracy)， 这就是说假如民治的政府要生存下去，需要 精英明智地进行统治。 不过，当代的精英主义理论家们对于精英的不可避免话题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兴趣了。 3、民主政治中大众的能力、素质与精英的核心角色 精英统治在民主社会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们能够在民主社会中 扮演关键的角色？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民主与大众的关系方面尤其大众的能力问题。他 们更相信精英的智慧与能量，而对大众的能力多半加以怀疑的，这是他们之所以认为 即便在民主社会中精英也扮演核心角色的基本因素。William Kornhauser 认为现代 社会是一个原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政治总是缺乏兴趣。这种无兴趣本身也 表明人们对制度的不满，因为政治由国家精英操纵与动员的，大众很容易受精英动员 。这是精英在民主政治中依然能够处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因素。而在他看来，在多元民 主社会中自治的中间群体或组织为真正的参与提供渠道。所以，不同熊比特，他十分 重视中间群体的角色，认为在多元自由民主社会中中间群体可以防止走向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或“ 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危险。 Thomas Dye 和 Harmon Zeiglar 也认为，正是人民缺乏信息和参与兴趣，使他们极少介入政治：“ 大众不领导，而是跟从。他们只对精英的态度、建议和行为作出反应”。李普赛特也 认为“ 下层阶级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信奉远不如城市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 。低层的阶级往往具有反民主的倾向，他们很容易导致支持极端主义运动，或者完全 退出政治活动，对政治失去兴趣。 所以在精英主义者看来，“ 民主制度---- 选举 和政党---- 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那就是说，这些制度可以通过给大众在选举日时 一个(投票) 机会将大众与政治联系起来”。精英与大众都有可能对民主构成威胁： 精英并不总是能够承责维系民主制度与价值，他们的行为并非总是富有远见，各种精 英如政治家、公司官员、国会议员、官僚总是着眼于短期的或狭窄的利益；而大众也 有可能威胁民主价值。李普赛特说大众关心政治对民主未必有好处，相反这是一种危 险，因为普通大众进入政治领域可能会“ 粉碎”民主制度，因为大众是一种非理性的 、权威主义的政治力量。 4、民主政治中大众的作用和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强调精英，但并非所有的精英主义者都完全否认大众对民主政治的 意义。曼海姆 (Karl Mannheim) 承认“ 政策的形成实际上在精英手里”， 但是他 并不以为这样一来社会就不是民主了，因为在民主社会中，被统治者总是能够赶走领 导者或者迫使他们决策时考虑到多数人的利益。因此，“ 过高地估计民主社会中精英 的稳定性，或者专权的能力是错误的。 这就说是在民主政治中，大众同样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但是，以往大多数只集中于政治精英的角色。有些精英主义理论家指出，大 众行为事实上有助于民主的维系。工会、农民组织、教会群体、各种协会等在反对权 威政府建立民主政体中有重要的作用。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中肯定了工会、工人组 织、工人阶级政党在19 世纪与20 世纪为争取扩大政治民主所起的重大作用。 民主 政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互动和相互负责任的一种制度。 当然，还有些学者否认大众对民主的意义。Thomas Dye 和Harmon Zeiglar认为，大 众与民主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其原因在于“ 通常大众是 冷漠和不活跃的”，换而言之，民主的生存并不依靠于大众对民主理念的支持，因而 大众献身于民主对民主政体的生存是没有必要的；相反，精英对民主理念的支持对于 民主来说才是关键因素。在他们看来，具有讽剌意义的是，民主价值只有在大众不参 与政治时才能生存，原因在于大众并不信奉个人自由、多元宽容、言论自由的原则， 因而他们会威胁着民主的价值观念。 他们的结论是精英治理是不可避免的，而大众治 理是不可欲的。 那么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如何？有些学者认为精英与非精英的关系是一种零和模式 (Zero-sum model)。Nelson W.Polsby 等学者认为古典精英理论太关注精英与大众 的关系，强调两个关键的过程：精英的循环与流动。 古典精英理论家将精英循环视为 政治稳定与活力的关键因素。尽管Nelson W.Polsby等人承认精英循环的重要性，但 是，认为精英流动在精英与大众关系中更为重要，是这种关系的核心。精英需要大众 的支持。为了取得这种支持，精英的构想必须与大众的利益与政治取向一致。G. Lowell Field, John Higley 和 Michael G. Burton 强调精英的设想需要与大众 利益与取向相一致，而这种相关制约着精英的行为；如果失去大众的支持，那么就会 影响精英的仕途，或者至少影响精英的作用的发挥。总之，大众的利益与取向成为一 种参数，在这种参数中精英能够安全与有效地发挥作用。 5、精英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与保护大众的政治权利 即使在民主社会中，精英也有滥用其权力的可能性，因此就提出如何保护大众的政治 权利的问题。莫斯考在其晚年更多的是关注民主国家的出现问题。他相信民主国家出 现的意义。第一，在代议制中政治力量组织化了，能够对政府施加影响；第二，政府 的所有行为常为公众讨论，在民主政体中，议会、个人、媒体都要求人们关注权力滥 用的问题。这就迫使统治阶级考虑大众的要求与公众的不满；第三，这个政体可将统 治阶级进一步分为各个集团：一个为由官僚与司法组成，另一个由大众选举选出来的 官员。不过，他担忧的是民选出来的政治家滥用权力的危险。因此，为了限制政治家 滥用权力，莫斯考强调一个自主的官僚精英的角色重要性，强调司法要独立于政治精 英。不过，在熊比特看来，政治精英的统治并不意味着政治领导产生权力滥用，因为 民主的竞争性本质会限制权力的滥用。决策更需要得到选民的支持，因此，领导者握 有动议权而人民对此作出响应。 三、精英的塑造(Crafting)与民主化：“民主第三波”的话题 当代的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民主转型即民主第三波过程中精英的角色问 题，尤其重视精英如何塑造(crafting)民主政治与民主如何巩固的问题。 1、政治精英与民主转型 自从1970 年代初期以来，在南欧、拉美及其他地区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以亨廷顿的话 来说的“ 民主的第三波”，这促使学者重新回答Dankwart A. Rustow 在1970 年所 提出的问题：什么条件使民主成为可能，什么条件造就民主的繁荣？ 第一种理论是企 图从集体决策与政治互动的角度来回答民主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以Philippe C. Schmitter, Guillermo O’Donnel, Juan Linz, Laurence Whitehead等人的研究 最有代表性，他们的研究主要体现于四卷本的《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1986) 。第二个可称之为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这种理论 开始于1980 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中，尔后在其他领域也很盛行。第三个理论力图回到 经济与政治相互关联这一传统性的研究视角来回答民主化的动力问题。第四个更是近 来出现的，它集中于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的角色问题。为何学者更多地关注了第三波 的民主化过程精英的角色？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工人阶级的 角色日益边缘化，即自下而上的作用下降了。 Ruth B. Collier 认为后工业的社会 技术革命使工人阶级的人数减少而工会组织也处于守势，这样工人阶级的政党面临着 一些挑战。 。在1970 年代初，Dankwart A. Rustow形成了民主化的精英选择分析 之框架。这个框架常常强调领导的角色及其塑造(crafting)之功能，因此将民主化主 要看作是当权者和反对派中的民主精英战略互动的一种结果，是主要人物谈判的结果 。 。这样不是从结构的角度来研究民主转型，而是集中于这样的一些问题：行动者( 主要是指精英)如何选择建立一个民主的政体？在何种压力之下，权威主义的领导人即 当政者会走向民主之路？反对派采取何种策略/战略迫使权威主义者选择走上民主转型 之路？ 许多学者将政治精英视为民主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比如，在《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1986) 中Philippe C. Schmitter, Guillermo O’ Donnel将民主转型比作为一场精英的棋赛。George Sorensen认为，十九世纪以来西 方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发展首先是一个精英主导的过程，然后逐渐地转向更多大众导向 的体制，但是1970 年代以来的民主化其特点是民主转型来自于上层，即由精英主导 。 亨廷顿曾经认为，民主的动力既来自于上层，也来自于下层， 但是， 在《民主 第三波》中，他以为在解释第三波民主化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精英的信念与行为 。李 普赛特说，“ 民主成功还是失败主要是依靠于政治领导人和群体的选择、行为和决策 ”。而Ruth B. Collier 也认为忽视精英就无法解释民主化。John Higleym 和Jan Pakulski 说大的政治与社会变迁主要来自于精英的根本转换。Przeworski (1991), Linz 和Stepan (1996) 等人还运用博奕理论 (game theory) 来解释为什么在有些 情况下精英摒弃原有的权威主义政体而选择民主政治。 研究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学者如 John Higley, Di Palma, Jan Pakulski, Philippe C. Schmitter, Guillermo O’Donnel, Juan Linz, Laurence Whitehead, Wesolowski, Etzioni-Halevy, Alfred Stepan尤其关注精英的角色问 题，而集中于精英的策略与精英内的讨价还价是研究拉美、南欧、东欧民主转型的一 个重要特点。 2、Crafting的内涵及其内外部条件 不少学者在研究民主转型过程中都使用或谈论过“crafting”。Di Palma认为我们可 以依据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是制作出来的。在“民主巩固或 毁灭的政治塑造：欧洲与南美的比较”中，Juan Linz 和Alfred Stepan也指出，从 根本上说民主化是一桩政治塑造(political crafting)之事。关于民主转型或民主化 过程中的精英角色的研究又重点集中于“ 政治塑造”，比如行动者的选择(actor’s choice)、策略(tactic)、盟约(pact)、时机(timing)、讨价还价(bargaining) 等 。Goeffrey Pridham认为，political crafting这个概念主要关注的是精英达成妥 协(settlement)的方式与手段。 Di Palma给予political crafting较为具体的说明 。 Di Palma从四个方面来界定crafting。第一，一些“产品”之质量，特别是民主规则 与制度，这是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第二，决策的方式；第三，有关参与制作的制作 者(craftsman)，第四，转型过程中各阶段时机的选择。这四个方面影响了民主转型 是否成功。简而言之，所谓crafting，就是精英提供民主产品与选择民主化策略的过 程。 精英的塑造固然相当的重要，但是如果不考虑任何的条件，他们也不可能成功地做到 这一点。这就是说，民主化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民主也不是出现于真空之中 ，必然会受各种方面因素的影响。在Goeffrey Pridham 和Di Palma 看来，这些因 素中有两个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是历史因素，另一个就是国际因素，前者是内在的 条件，后者为外部的条件。 历史的背景对于塑造民主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政治精英忽视了这一点，那么民主化就 可能失败。这也就是诺斯(Dougless North) 所说的“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 ，其基本的思想是当我们进行制度创新时事实上我们深受所传承下来的 社会环境所制约。认真检讨历史背景，有助于加深对现实的理解与把握，即使像政治 领域的制度改革或创新，历史的份量也是相当重的。理性的领导人认真从历史中学到 不少有益的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Juan Linz 和A. Stepan 认为历史因素比如以往 政体的影响力会制约人们对新的民主制度的选择。 Goeffrey Pridham认为制度的设 计与历史有关联。他说，令人遗憾的是在民主化进程中人们往往忽视了历史的因素， 因此，他建议将历史带回到民主化进程之中。但是，Goeffrey Pridham提醒人们历史 因素不只是以往政体的经验问题，它至少包括下面这些基本的主题：历史的模式与历 史的记忆；历史的遗产；来自于历史的政治知识。 国际的因素可以改变国内政治精英们的行为和算计、预测。Goeffrey Pridham 在强 调历史的同时，也指出了国际因素对于民主化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自 由化对于1989 年东欧国家政体的变化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而这些后社会主义 国家政治精英也可以从西欧国家的民主政治中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一些实际的技术如 选举的技术、议会的程序、地方政府的管理、政治理念与政策。 Di Palma 说“ 民 主并不是发生于国际真空之中”，国际的因素对于国内政治精英们的行为有或大或小 的影响。在《To Craft Democracies》一书中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民主可以移植吗？ 这个问题引导人们对民主化的国际因素的思考与研究。 他的回答当然是可以的。在他 看来，国际因素的影响或者说“ 移植”通过两个主要方式实现的。第一种为“ 扩散 ”(diffusion)， 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s)，二是 推销(promotion)。前者开始于19 世纪西欧，民主的理念与政体然后扩展到东中欧、 南欧及拉美。Di Palma 认为到了20 世纪以后，示范效应增加了新的手段，这就是民 主强国直接输出民主。 不过，他认为推销民主并不总是好处的，因为结果会是相当复 杂的。第二种为“ 侵入”(trespassing)，这又分为两类：一是通过“ 去除否决权 走向民主”(removing vetoes to democracy)，另一个就是“ 霸权者的自我改革” (hegemonic self-reform)。前者指区域性的霸权主义者，霸权主义也是一种专制， 但是，去除霸权者对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动用否决权后，可以使国家走向民主化，比 如，前苏联放弃了对东欧国家的干预后，可以使这些国家进行自决，走上民主化的道 路。后者就是指前苏联，通过自我改革，使现在俄罗斯走向民主政治。 3、精英与民主政体的巩固 对于“ 第三波” 民主化来说，转向民主政体只是一个开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民 主的巩固问题。这个问题在1990 年代以来成为民主研究中的重要。Larry Diamond在1996 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如果要逃避历史的命运，避免第三波回潮 ，在未来的岁月的当务之急是巩固那些在第三波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 所谓民 主的巩固就是Juan Linz所说的“ 完全民主的体制”，而Nikiforos Diamandouros 认为Juan Linz的这一看法属于一种理想型，因此，Nikiforos Diamandouros给出了 民主巩固的最低标准：第一，没有出现对制度的合法性的挑战的情况，第二，重要的 政治团体行为没有出现系统地违背规则。根据这一点，他认为南欧在1980 年代 的政 权既是民主的，又是巩固的。 John Higley等学者认为，从精英主义角度来看，一个民主政体的巩固除了大众更广 泛地参与选举和其他政治活动外，需要精英的共识/一致 (consensus) 与团结 (unity) ，而这对于民主政治的稳定与否有着重大的影响。所谓精英的共识就是要求 精英就政治制度的价值与政治游戏规则有一致性的认识；精英的团结涉及到正式或非 正式的沟通网络。他们认为，从以往的历史上看，大多数国家的精英缺乏共识和团结 ，缺乏共识其结果导致政体的不稳定，即政体是一种伪民主(pseudo-democracy)或非 巩固的民主(unconsolidated democracy)，而要使不团结的精英能够取得共识与团 结，就需要在精英的取向与结构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他们认为这种转变有两种基 本的形式：(1) 突然的或有意识的妥协，从而使民主走向巩固；(2) 在一个社会经济 相对发达的情况下通过选举的竞争逐渐地趋同。在《拉美和南欧的精英与民主的巩固 》(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一书中Higley 等人画出了一个图表。 在《拉美和南欧的精英与民主的巩固》(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一书中Higley等学者具体研究了拉美与南欧 13 个国家精英转变与民主巩固的关系问题(见下表)。 第一种类型 民主的巩固与精英的妥协 西班牙和委内瑞拉是两个由于精英妥协直接导 致民主巩固的个案，而哥伦比亚民主的巩固是否直接来自于精英妥协的结果是有疑异 的，智利是否属于这种类型的第四个个案目前(Higley等人此书所研究的是发生于 1990 年代前的民主化问题)还不得而知。下面对西班牙个案略作些具体些的说明。尽 管在历史上作过一些转向民主的努力如1812年、1876 年和1931年，但是没有成功， 相当长的时间里西班牙的精英不团结而政体也相当的不稳定。1975 年西班牙的独裁 者佛朗哥(Franco) 去世，不少人以为政治不稳定又要出现了。但是，由于精英们对 以往对立所付出的代价记忆犹新，加上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自由化的成长，特别是出现 了有能力的政治家尤其是Suarez 和国王Juan Carlos，西班牙开始民主的转型。1976 年7 月，已是首相的Suarez通过与跟随佛朗哥政体的主要人物进行一系列的对话，“ 经过与反对派之间一系列小心安排和控制的磋商和” 与反对派领袖建立了合作关 系。1977 年7 月开始完全民主的议会(Cortes)选举。议会的主要工作就是起草宪法 ，除Basques地区之外的所有主要精英参与了这个宪法的起草。1978 年议会通过了宪 法，第二年以后Basque和Catalan的自治地位由于精英的妥协而开始逐步地得以解决 。Nikiforos Diamandouros也认为“西班牙精英有效地协商的能力便是西班牙民主巩 固过程中最显著的特色” 。 第二类型 民主的巩固与精英的逐渐趋同 意大利 、葡萄牙、多米尼加共和国是由于 精英的逐渐趋同而取得精英之间的共识与团结，从而走向民主的巩固。这里略对葡萄 牙的个案作些叙述。葡萄牙在1910 年曾经建立过共和政体，但是这个第一个民主政 体所存在的时间很短，1917 年政治开始进入不稳定时期，1928 年萨拉查建立了法西 斯独裁政权直到1974 年其政权被推翻。从1970 年代中期以来葡萄牙开始民主转型， 到了1980 年代在民主政体的巩固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相当明显的。随着军人政权的 结束，共产党的挑战也有了很大的下降，精英同意进行宪法改革，因此在葡萄牙的政 治历史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军人退出政治。1986 年开始第一个非军人总统的选举 ，与此同时通过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在1989 年进行的第二次宪法改革确立 了中间偏右的精英所提出的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打消了人们对宪法秩序的疑虑。不 少事实说明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已经在葡萄牙出现了。 第三类型 民主的巩固与精英的妥协和逐渐趋同 哥斯达黎加、乌拉圭是通过精英的妥 协和逐渐趋同取得民主的巩固。这里就简单地描述哥斯达黎加的情况。1948 年哥斯 达黎加内战结束，部分精英妥协并开始逐渐趋同。战后，Jose Figures (一个自由主 义的改革者，the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的领袖，内战的胜利者)与Olilio Ulate (他在一次总统选举中获胜但被在位的总统Rafael Calderon否定了，因而发动 了内战)达成一个重要的协议。这个协议允许Olilio Ulate 执政18 个月，之后由 Jose Figures执政，这样可以保证由Rafael Calderon任总统期间 (1940-4) 所进行 的有关社会保障与劳动改革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这个协议是精英之间(inter-elite) 所达成妥协的一种结果，但是Rafael Calderon和他所代表的势力被排除之外，直到 1958 年他才被允许重新进入政治。而在哥斯达黎加，共产党在1970 年前一直被禁止 参与政治，那年后非正式地允许共产党重回政治，1975 年宪法将禁止共产党从政的 法律去除。而逐步允许持不同政见的精英介入政治被认为是一种精英的逐渐趋同。 1980 年代哥斯达黎加的政治表明，精英的共识和团结已经出现了，其政体是一个巩 固的民主政体了。 另外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秘鲁尽管先后转向民主政体，但是不稳定，还没有达 到民主的巩固。这个中原因很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精英的不团结有关系。 这几个国家都有着长时期精英的对立与政体不稳定的历史。最为重要的是在民主转型 开始时，这些国家的精英是四分五裂的，其竞争是非制度化的。这些国家的精英很难 达成妥协而走向团结，但也难以通过逐渐的趋同而走向团结，因为精英的逐步趋同取 得只有在经济发展相当高的水平与能够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这几个国家在 经济上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当然，这并不说这些国家不能走向民主的巩固。 民主的巩固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政策的和 行为的变革来完成的”。 它不仅仅涉及到精英的转换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公 民社会、政党、国际环境等，只集中于研究“ 精英的结构、取向、选择和行为”是一 种“ 过分小气的做法”(parsimonious way) ，不过，精英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正如 Edgardo Boeniger所说的，“ 最近在拉丁美洲取得成就中，领导人扮演了决 定性的角色” 。通过以上类型的分析，John Higley 等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精英 的共识与团结是民主政体巩固的必要条件，精英是“ 历史的扳道工”(switchmen of history)。 四、反精英主义的声音 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也少不了受到人们的批评，其主要的代表为巴特摩尔 (Bottomore)、沃克(Jack L.Walker)和巴赫拉克(Peter Bachrach) 等学者。总体上 说，他们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对大众能力的怀疑与 不信任；二是政治上属于为现实辩护的保守主义。 沃克将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视为各种对古典民主理论进行修正的一种。 他认为，精英 主义既是一种政治规范，同时也是对经验进行指导。在沃克看来，精英主义的民主理 论有两大严重的问题。第一，修正主义。为了追求现实性，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主的 规范意义。由于要修正古典的民主理论而使之能够更符合现实的状况，精英主义已经 将原为激进的民主变为一种保守的政治了，也不再强调大众的政治参与，从而改变了 民主的价值。第二，由于受精英主义理论的指导从而导致学者忽视对发生于社会中的 其他现象的研究。因此，沃克要求学者们不应拘于精英主义所提倡的所谓的科学客观 性，而是应该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批判力，发现新问题，促进当代社会与政治的发展。 巴特摩尔说，他之所以反对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首先是基于对民主所作出的这样的 理解：民主即为“ 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其他的原因在于这种理论 本身的不一致性。第一，假如精英与非精英之间永远存在对立和冲突，那么任何一种 政府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在现代政治中有不少神话，这其中的 一个就是民主主要或只是依靠精英之间的竞争来维系的。由此导致精英民主论的第二 个方面的不一致性：使用不同概念，从精英的多元到各种志愿性的团体。事实上，志 愿团体的概念---- 民主的关键性条件 ----- 并不能有效地支持精英理论。 而巴特 摩尔本人赞同人民直接参与，而且认为人民的直接参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有必 要的。 在“ Elite Consensus and Democracy ”一文中巴赫拉克批评了David Truman、 A.A. Berle 、C.Wright Mills三人的精英理论。 他认为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建立 在两个假定之上：一是大众的无能，二是精英的治理能力与创造力使他们成为领导者 。而这两个假定在巴赫拉克看来值得怀疑的。他也反对精英主义将民主限定为一种“ 政治手段”的做法，而是提倡使“ 参与普遍化”。 在《民主新论》中萨托利对反精英主义的各种观点作了评价。 针对反精英论者的批评 ，达尔为此还与沃克有过“ 笔战”。 五、结语 精英主义理论的出现与发展一再地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问题：民主究竟是由少数人统 治还是由多数人统治？意大利的莫斯考(尤其他的晚年) 等开创了精英主义民主理论 ， 韦伯结合现代科层制对民主作出了分析，而熊比特对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作了较为 系统的阐述。这就不难理解人们对这种理论的批评首先针对熊比特。尔后达尔、杜鲁 门(David Truman) 等进一步发展了熊比特的思想。尽管达尔对精英主义也有所保留 ，有所批评，但是他发展了熊比特的精英主义民主思想，对精英民主的多元性质作了 深入的分析。根据萨托利的说法，达尔与熊比特一样恪守竞争论，但有所不同，达尔 的起点是熊比特的终点：熊比特的任务是理解民主的功能， 而达尔的任务还要加上推 进民主。而当代的民主理论家们似乎不太关注规范性问题(如民主的价值与理念，民主 与大众参与) ，更关注的是民主如何转型、民主如何巩固这样的一些问题。 如何评价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当然是件见智见仁的事。较之于传统的民主理论，精英主 义的民主理论显然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性。这自然含有保守主义的倾向。正如有些反精 英主义理论家所说的，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否认了民主政治的伟大理想，失去了古典 民主理论所具有的生命力与激进的冲力。但是，虽然熊比特等人的精英民主理论确有 为现实辨护的保守倾向，但是，这种批评并没有真正理解到熊比特等人的民主理论的 意义之所在：熊比特的精英民主论旨在 防止独裁、如何维护民主政治。 事实上不少民主理论家们知道民主政治也是由精英支配的，但是又避免承认这一点。 因此，有些就提出了民主的所谓充足条件以调和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与反/ 非精英主义 民主理论之间的矛盾或对立：(1) 选民能够在参与竞争的精英中作出选择；(2) 精英 不能阻碍非精英的社会成员进入精英圈，换而言之，从非精英进入精英的渠道是畅通 的；(3) 精英是多元的，即不存在由一个精英群体支配权力的现象；(4) 各种精英群 体如商业精英、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等各领域的精英不存在一个共同的联 盟。不管给出多少的条件或前提，都指向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寻找民主的理想 、价值与民主的实际运作、民主、自由与权威、精英的有效治理与大众的参与等之间 的平衡。 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不太容易让人接受，并且往往有反民主 之嫌疑，相反，平民主义的民主理念容易为人们所接纳与首肯，在道义上似乎也优于 精英主义的民主理念。近代以来，中国出现过不少民主思潮，如平民主义(populist democracy)、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但是，都不是很成功地将中国导引到民主政治社 会。与以上这三种民主思潮相比，精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中国似乎要显得弱小 得多，但是，这又可能提供一种较为切实可行之路。从中国乡村民主化的发展历程来 看，实际中能够起作用的是国家主导的模式。这种模式其主要特征有：授予和保证农 民的投票权利；农村民主一定要在权威与自由、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搞平衡；村 民选举搞得相对好些的地方总是与地方领导即治理精英的强有力的支持分不开的，他 们能够巧用民主程序。这就是政治精英导向的民主化之路。因此，从西方的精英主义 理论中我们可以借助到一些有用的思想资源，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002 年6 月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主要的参考资料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Classes and elites i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 edited by Eva Etzioni-Halevy. New York: Garland, c1997.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ites; an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by Harold D. Lasswell, Daniel Lerner [and] C. Easton Rothwel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 Robert D. Putna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c1976. The Conceptions and Theories of Modern Democracy/Anthony H.Birch. Routledge, 1993.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hemes and perspectives /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 [et a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To craft democracies: an essay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 Giuseppe Di Palm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90.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 Robert A. Dah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1989.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 Adam Przeworski.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Democracy's victory and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