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语文教育初探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 张 志 公 张志公（1918～1997）语言学家及语文教育家。河北省南皮县人。1937年入中央大学，后转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学习外国文学和语言学。毕业后曾历任金陵大学、海南大学副教授，开明书店编辑，《语文学习》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主任，《中国语文》编委，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编辑室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语言学会会长，北京外语学会会长，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逻辑与语言研究会顾问，北京语文教学研究会顾问，《中学语文教学》顾问，《语文教学与研究》顾问，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汉语语法和修辞及语文教育方面。在语法修辞方面，他著有《汉语语法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修订）、《修辞概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修订）、《语法学习讲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语法和语法教学》（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等。其中《汉语语法常识》一书，自成体系，对汉语词类划分进行了新的处理。该书注重实际应用，以丰富详实的实例，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汉语语法现象和规律，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语法书之一。《语法学习讲话》是一本通俗而富于新意的语法书，对语法知识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主持制定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及主编的中学《汉语》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后更名为《汉语知识》，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以及由他主编的为介绍和阐述该语法系统而出版的集《语法和语法教学》是他对现代汉语语法的最大贡献。该系统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学语法教学，不少高等院校尤其是高等师范院校的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主要依据，对现代汉语语法的教学和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他还有不少论文来阐述自己的语法论点，如《关于汉语句法研究的几点》（《语文学习》1956年第4期）、《语法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中国语文》1957年第1期）、《一般的、特殊的、个别的》（《语文学习》1954年第4期）、《可能的和必要的》（《语文学习》1954年第5期）等。《修辞概要》一书打破以往修辞学著作以讲辞格为主的局面，而将修辞与语法联系起来，并讲到了风格学。此外，他还提出了“汉语辞章学”的概念，并撰文《辞章学？修辞学？风格学？》（《中国语文》1968年第8期）和《谈辞章之学》（《新闻业务》1962年第2期）等，初步构拟出汉语辞章学的理论框架。在语文教育方面，他著有《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 、《漫谈语文教学》（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等。《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通过对蒙学和蒙书所进行的系统研究与整理，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实践和经验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另有关于外语教育的一些论著，如《怎样学习俄语》等。此外，他还主编了《现代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教材，有《语文教学论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张志公论语文教学改革》（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张志公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 序 张志公 　五六十岁以上受过封建教育的人，大都进过蒙馆，在那里念过《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背过在当时不能理解的《四书》《五经》，为对对子伤过脑筋，为写八股文吃过苦头。那种传统的学塾教育，就其内容而论，当然充满了封建主义的毒素；就其方法而论，也含有不少落后的、不科学的因素。郑振铎先生认为那种教育是“用严格的文字的和音韵的技术上的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的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思，以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之，是“注入式的教育，顺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载《文学》，1936年7月，第7卷第1号。)这种批判，无疑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的。至于方法上的缺点，就连古代某些有见解的人，都曾尖锐地批评过。明代的王守仁说：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因狱而不敢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毅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躯之子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王守仁：《训蒙大意承教读刘伯颂等》，《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这段话形象地描绘出封建教育的腐朽面貌。本来，教育从来就是为一定的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封建社会的教育不能不深深地浸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教育的方法，又为教育的内容所制约。以灌输封建思想意识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它的方法就无可避免地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当我们回顾传统蒙学教育的时候，我们所接触的必然是大堆大堆的糟粕，有些东东，简直污浊到使我们不愿意伸手去碰。 然而，不谈整理遗产则已，只要接触这项工作，就用得上“披沙拣金”这个成语，怕脏手是不行的。因为，千百年来的文化遗产，无论哪个方面，在成堆的糟粕之中，总还有某些精华--前人的智慧和经验在内。把这一部分“金”拣出来，于我们总有或大或小的用处。就拿传统的语文教育来说，蒙馆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教儿童认识相当多的宇，这个事实就值得重视。一本《千字文》从南北朝直到清未，流行了一千四五百年，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早、使用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识字裸本，这里边不能说没有值得探讨的地方。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就有了插图相当精美的儿童故事书，比西洋同类书籍的出现早了一个世纪左右；今天我们所见所知的蒙书,品种之多，某些本子编写方法的巧妙，插图刻印的精工，也都大有可观：前人的这些努力，留下来的这些遗产，不能一笔袜煞。进行语文教育，教学生识字，读书，作文，有两个重要之点:一是要符合本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一是要符合儿童和青少年学习韶本校正重印的。(虞本情况待考.) 本国语言文字的规律。在千百年长期的语文教育实践之中，前人在这两方面确实找到了一些门径，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的责任应该是作一些分析研究，看看他们所用的方法之中，哪些是行之有效的，为什么会有效，哪些是不对头的，为什么不对头，进而明确哪些是应该丢弃的糟粕，哪些是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些有益的经验又应该怎样同现代的科学成果结合起来，赋予旧的经验以新的生命，使它得到发展和发扬。这样，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语文教育工作能有些参考作用，对于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也会有些益处。 要研究传统的语文教育，不能不首先探索一下蒙学的发展情况，因为传统的语文教育是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方面，必须对蒙学的一般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才能比较确切地了解语文教育这个方面的特点和问。但是，探索蒙学的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困难，主要是可用的文献材料不多。关于蒙学，前人的记载很少；各种课本，过去的藏书者多不重视，大都散失，现在收集起来很不容易，就连从前的书目之类，对于蒙书也不多著录，现在想查考一下书名都很麻烦。至于对蒙学和蒙书进行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整理。这种工作前人作得更少。中华书局曾经收集并且展览过五六千种童蒙读物；胡怀琛曾经写过一本《蒙书考》，开列了大约一百种所见所知的蒙书，辑录了几十条有关的资料：这些，笔路兰之功不可没，不过收集考查的范围都还不大，分析研究更付缺如。前人提供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如此之少，而个人的见闻又极有限，因此，对于蒙学的这项探索工作，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还有待于更多的、见闻较的同志来共同努力。 这里姑且根据初步探索之所得，试为蒙学语文教育的情况勾面一个极粗的轮廓，作为进一步考查的线索。 古代蒙学的情况，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很少。从现存的记载和教材采看，先秦两汉时代就很重视对少年儿童送行识字教育和句读训练。《礼记•学记》里说： 古之教者，家有垫，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孛。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止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陈浩对这段的注解说：“离经，离绝经中之句读也；辨志，辨别其趁向之邪正也。”《汉书•艺文志》说：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率，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力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中，字或不正，辄举劾。 在整个"小学"”部分，著录了十家三十五篇，都是识字课本之类，例如在《史籀篇》下面就明白地说：“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 据王国维考证：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中用《含凡《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力吏，此一级也。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王国维：《汉魏博土考》，《观堂集林》卷四。)　　 这段时期的蒙书，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有两种，一是管子的《弟子职》，一是史游的《急就篇》。这两种书流传使用了根长的时间，对于后来的蒙书，有很大的影晌。经过魏普南北朝到隋唐，蒙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识字教育，适应新的需要有了新的发展，在《急就篇》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种新的识字教材，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直流传使用到清末的《千字文》，再就是编注跟它相近的《开蒙要训》，此外还出现了“杂字”和其他一些蒙学用的字令。第二是出现了新的封建思想教育的蒙书，如《太公家教》和《女论语》等。第三是运用以上两类蒙书的编法（用整齐的韵语），产生了新的一类讲掌故故事的蒙令《兔园册》和《蒙求》等。可以说，到了唐代，蒙学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套，包含互相配合的三个方面：识字教育，封建思想教育，知识教育。这三类蒙书对于后世的影晌非常大，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很大一批新的教材。 宋代继唐代的道路，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宋到元，基本上，完成了一套蒙学体系，产生了大批新的蒙书，这套体系和教材,成为此后蒙学的基础。宋元以下，可以说只有较小的发展和补充，再没有根大的变动。这套体系的大致情况是：第一，识字教育方面，继承了《千字文》，补充了《百家姓》和《三字经》，成为几乎不可分的一套识字教材“三，百，千”；另一方面，“杂字”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识字教育的另一条路线，与"三，百，千”相辅而行。第二，在卦建思想教育方面，一则用《千字文》《三字经》深入到识字教育中去；再则以程朱理学为依据，产生了新的教材《小学》和大批性质相类似的书；此外又运用《弟子职》和《蒙求》的形式，产生了大批韵语的训诫读物。第三，在《蒙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更完整的一些知识教育的教材如《史学提要》《名物蒙求》等，前者系统地介绍历史知识，后者有计划地介绍各方面的知识，包括一点自然知识。第四，产生了重要的初步阅读教材——诗歌读本《千家诗》和散文故事有《书言故事》和《日记故事》。第五，在初步识字和初步阅读的教育之上，产生了一套读写训练的方法和教材—一属对，程式化的作文训练，专作初学教材用的文章选注和评点本。 此外，朱熹和他的门人，以及从事教学工作的许多人，很重视蒙学的方法、步骤问题。他们的一些言论，对后世的影晌很大，逐渐形成了一套蒙学的体制和教学方法。 宋元以下，蒙学大致不离乎上述的规模。在某些方面也有些发展，产生出一些新的教材；在某些方面，也有过一些并不成功的新的尝试。就识字教学而论，“三，百，千”一直流传使用下来，没有多少改变，中间曾经有过不少人编了些新的千家姓、百家姓、三字经，但是大都通行不广，而“杂字”书则有较大的发展，在群众中有越来越广泛的影晌。封建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仍是沿著宋元以来的道路前迸，中间也产生了一些新课本，有的流行较广，影响很大，例如《小儿语》《》《鉴略》《幼学》《龙文鞭影》《昔时贤文》等等，到了清末还产生了一些用蒙求形式介绍新知识的蒙书，如《时务蒙求》《地球韵言》《算学歌略》等等。《千家诗》一直风行，后来并且产生了编法近似的《五言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也出了一些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的诗歌教材，如《小学千家诗》等等，训练一直沿用下来。程式化的作文训练发展成为八股文，跟科举考试完全粘合起来。文章选注评用，陆续出现了不少新的选本。讲基本的文字蒙书和蒙学用的工具书出了一些。此外还前人经验、专谈教学方法的著作，如崔学古的王筠的《教童子法》等等。 以上是从先秦到清末的蒙学语文教育发展对于这一套遗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研究。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 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就各个历史时期逐一研究，比较周祥地考察每个历史时期的蒙学情况，有哪些作法，哪些教材，哪些重要的教育学，进而分析蒙学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它的成效和缺点，它如何继承前一时期的传统，它对后一时期有怎样的影响，等等。 可以就若干种重要的蒙书逐一进行专书研究，考察它产生的背景和演变的路径，分析它包含的思想内容，反映的教育方法，进而分解出它的精华和糟粕。也可以从教学的角度，就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例如专门研究蒙学中进行知识教育的方法，或者专门研究它进行语文教育的方法，或者研究封建思想教育、知识教育、语文教育怎样互相配合，等等。 此外，还可以从别的角度、用别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把几个角度、几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无论从哪个角度、用哪种方法来研究，都是有意义的，也都需要把一些繁重的搜求探索、爬梳整理的工作，面是不是轻而易举的。 限于资料和能力，这里不企图对蒙学作全面的研究，只打算从语文教育这一个角度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就是这样，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也还不足以就这个问题研究得很深入，只能作一些比较粗浅的观察和分析。 同时，为了便于别的同志参考，节省研究者一部分翻检之劳，也把个人所见所知的蒙书开列一个草目作为附录。 总之，这本小册子是个“初探”，它所希望的不是全面深入地解决研究蒙学语文教育的问题，而是，用个俗语来说，抛砖引玉。对传统语文教育方法的概括、分析和有不恰当的地方，史实、资料有遗漏，乃至运用资料有考据上的失误，等等，都是在所不免的。这些，热诚地希望得到指正。 曾在《人民教育》1961年9月号、11月号、1962年1月号、3月号用笔名张耕发表过几段摘要，事后得到不少同志的鼓励，所以才把全稿加以修改整理，编成这本小册子。 引言 　　 　　传统的语文教育有相当完整的一套步骤和方法。大体说来，从开始识字到完成基本的读写训练，这整个的语文教育过程是由三个阶段构成的。开头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其文是进行读写的基础训练；第三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启蒙阶段，有的又分作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集中识字。第二步是把识字教育和初步的知识教育以及封建思想的教育结合起来，巩固已识的字，继续学习新字，开始熟习文言的语言特点，同时学到一些必要的常识，为第二阶段进行读写训练打下基础。这样，全部语文教育也可以说包含从集中藏字开始的四个步骤。 　　古代的教学制度不是很明确的，语文教育的每个步骤，用的时间可长可短，各个步骤也可能是互相交错，而不是逐一衔接。前边所说的，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概括出来的一般的情况。前人并没有明白地这么说过，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实际作法，也很可能跟这里所概括的有出入。不过，根据种种可用的资料看来，这样一个粗线条的描写是大体能够反映出传统语文教育的基本面貌的。 　　下边，我们就按照上述的四个步骤，逐一加以探讨。每个步骤，我们介貂一下使用的教材和采用的作法，谈一谈前人自己的一些意见，归纳一下特点，试着作一点粗略的分析，看看其中有些什么值得重视的经验，有些什么显著的问题。 一　集中识字 　　 　　识字教育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方面，前人用的工夫特别大，积累的经验额也比较多。很突出的一个作法是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干左右。清人王筠说： 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王箱：《教童子法》）王筠是文字学家，所以他提出先教纯体、再教合体这种合乎汉字构造规律的方法。这个方法，有人采用，不过并不广泛。至于他说必须首先集中教儿童认识两千字，然后读书，这倒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项经验总结。下边，我们先考察一下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然后讨论它的作法。 　　　　（－）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 　　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是所谓“三，百，千”（即三字题》《百家姓》《千字文》）。为了探讨“三，百，千”的情况，不能不追溯一下它们的前辈《急就篇》；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荐察一下在群众之中跟它们相抗衡的另一路教材——各种“杂字”。 　　1．《急就篇》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从周、秦到汉，陆续出现了很多种识字课本，如《史籀篱》《苍颉篇》《凡将篇》《训篡篇》《急就篇。等。其中流传的时间最久，并且一直保存下来的是《急就篇》。（其余各种久佚。清人孙星衍、任大椿、顾震福、马国翰、黄等分别从各种古籍的引文中辑录出一些片段，多少能知道一点情况，但无从见到原书面貌。） 　　《急就篇》，西汉史游（据《汉书•艺文志》，史游在西汉元帝（前48一前33在位）时为黄门令，余无考。）编撰，成书时间约在纪元前四十年。关于“急就”两个字的意思，宋人晁公武是这样解释的： 　　杂记姓名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急就篇》，全书共二千一百四十四字。据前人考证，最后的一百二十八字是东汉人补加的。 　　王应麟《汉志考证》曰：“《隋唐志》谓之《急就章》”。国朝太宗皇帝尝书此篇。又于颜本外多“齐国”“山阳”两章，凡为章三十有四。此两章盖超于东汉。按《急就篇》未说长安中澄渭街术，故此篇亦言洛阳人物之盛以相当。而部县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为高邑，与先汉所改真定常山并列。此为后汉人所续不疑。（姚振宗《隋书•缓籍志考证》引。） 　　就前边的二千零一十六字来看，大致是把当时常用的单字编集起来，使之成为三言、四言、七言的韵语，以便记诵，尽可能避免重复字（一般都说《急就篇》没有重复字，实际上有的，不过确实不多。清人俞正变就指出过十几个重复字，见所著《癸巳存稿》卷十二。），同时尽可能使每句都表达一定的意义，借此在识字教育的过程中多少教给儿童一些常识。这两千来字编成三部分：一是“姓氏名字”，四百多字；一是“服器百物”，一千一百多字；一是“文学法理”，四百四十多字。（据王应麟补注《急就篇》的跋语。）第一部分用三言，如： 　　　　　　　　　　　　　　宋延年　　郑子方　　卫益寿　　史步昌 　　二、三两部分用七言，如： 　　　　　　　　　　　　　　稻黍秫稷粟麻秔　　饼饵麦饭甘豆羹 　　　　　　　　　　　　　　治礼掌故砥砺身　　智能通达多见闻 　　第三部分的末尾有一小部分用四言，如： 　　　　　　　　　　　　汉地广大　　无不容盛　　边境无事　　中国安宁 　　这部识字课本流传使用了很长的时间。顾炎武说： 　　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魏书•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刘芳撰《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陆拟《急就篇》为《悟蒙章》。又书家亦多写《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学渐微。（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 　　唐代以下，《急就篇》虽然确实被新起的识字课本所代替，但是这本书还是保存流传下来，并且对后世蒙书的编法有很大的影响。下边就要谈到的“三，百，千”，以及再下边将要讨论的各种韵语读物，可以说都是继承了《急就篇》的经验而有所发展的。（宋人欧阳修、王应麟都用“急就”这个名称编过识字课本。欧阳的叫作《州名急就章》，见《居士集外集》，《欧阳文忠公文集》五十八；王的叫作《姓氏急就篇》，有单刊本。两种都没有广泛流行。） 　　2．《千字文》和《开蒙要训》 　　我们最熟悉的《千字文》是南北朝梁周兴词（周兴嗣，字思纂，南朝梁武帝时曾为散骑侍郎，给事中，以文名。）编的，就是用“天地玄黄”打头的这一种。这本识字教材编成于梁武帝大同（535一543）年间。关于编著的经过和千字的来源，较早的记载见唐姚思廉的《梁书》和唐李绰的《尚书故实》。《梁书》说： 　　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麦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见周兴嗣传，《梁书》四十九，《列传》四十三。） 　　《尚书故实》的记载是： 　　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塌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右罩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 　　宋代王应麟的《玉海》里说： 　　太祖谓近臣曰：千文盖粱得锺破碑千余字，周兴嗣次韵而成，词理无可取。（谢启昆《小学者》卷十四引。） 　　《宋史》李玉传的说法相同。据间若璩的判断，《梁书》应该更可信些。他说： 　　《千字文》本有二篇，一周兴嗣，一萧子范。子范制久失传。而所次韵之书，《梁书》以为羲之，《宋史》以为锺。要《梁书》近而得其真。 　　此外，日本存有一种李注本《千字文》。序里说，原有锺于字文》，晋末播迁，载书遇雨，几至靡烂，《千字文》亦在其中。于是命王羲之重为编缀缮写。但是文理、音韵不顺。至梁武帝，乃命周兴嗣重为灰韵。这本书没有刊刻年号，李也末知何许人。 　　明、清以来，这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始终得不到结论。（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六，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翟灏《通俗编》等。）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不去追究。 　　《千字文》编成以后，很快就成了流行各地的通俗识字课本。《唐摭言》记载： 　　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甲辰淮渐荒乱，避地至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查。未几，无疾而终。（王定保：《唐摭言》，卷十。） 　　不仅作为课本，《千字文》的语句当时在社会上也广泛流行。《太平广记》引《启颜录》（唐人侯白作）的记载，有人用《千字文》里的话戏作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间政本于农，当须务兹稼穑。若不云腾致雨，何以税熟贡新。……（《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二，1957页。） 　　此外，还有这样的记载： 　　唐阎立本善画，后拜右相，而姜恪以战功为左相。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嘲。（赵翼：《膝余丛考》，卷二十二。又，康熙复宋本《十七史蒙求》卷三，“立本画师，公绰侍书”条的注里也提到这件事，不知赵翼所记是否据此。） 　　唐宋以下，《千字文》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的识字教材，并且在社会上广泛地流行着。从前商人赈册的编号，考场试卷的编号，以至大部头书（如《知不足斋丛书》）的卷册编号，常用《千字文》里的字序作线索，编成“天字某号”“地字某号”等等。直到今天，有的城市（如天津）还用《千字文》开头一部分字给街道命名。 　　不仅在汉民族中间传播，《千字文》还有满汉对照本和蒙汉对照本，供满族、蒙族的儿童学习汉字之用；不仅在国内传播，还有日本的刻本，供日本初学者学习汉文之用。 　　一本启蒙的识字课本，流行这么长的时间，具有这么广泛的影响，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极少见的。 　　从编法上看，这本《千字文》确有它的一些特点。 　　就内容论，虽然只用了有限的字，却并不是一千个单字的堆积，而是组织成通顺的、能够表达一定意义的若干句子，这些句子的安排又大致前后连贯，相当有条理。开头一部分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说起，接着就分别说“天”的一些现象，如： 　　　　日月盈是辰宿列张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再说“地”的一些现象，如： 　　　　海咸河淡鳞潜羽翔 　　这样就介貂了一些有关自然界的名物。然后叙述上古之世，介绍一些有关历史的名物，如： 　　　　推位让国有虞陶唐 　　　　吊民伐罪周发殷汤 　　以下说到当时，说到帝都朝廷典章人物之盛，说到当时的人应该怎样修身持己，为人处世，一直说到务农、读书、饮食、居处、园林祭祀等等生活的各方面。这一部分包含了不少封建伦常的教训和慎言远祸之类的人生哲学，另外也有一些不无可取的劝识，如： 　　　　知过必改得能莫忘 　　　　信使可复器欲难量 　　　　尺璧非宝寸阴是竟 　　　　容止若思言辞安定 　　还有一些优美的景物描写，如： 　　　　渠荷的历园莽抽条 　　　　楷杷晚翠梧桐早雕 　　　　陈根委翳落叶飘鹞 　　　　游鹍独运凌摩绛霄 　　只用一千个字，基本上保持不重复（个别的重复是有的，如“女慕贞真洁”“轨扇圆洁”。），而能写出这么丰富的内容，并且大多数的句子通畅可读，没有多少牵强硬凑的痕迹，这确是很不容易的。清人褚人获说： 　　王凤洲称（千字文）为绝妙文章，政谓局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固自难展技耳。（褚人获：《坚瓠集》戊集，卷四。） 　　就语言论，除了通顺可读之外，保持了《弟子职》《急就篇》整齐押韵的传统，便于儿童朗读背育，并且押韵自然，没有勉强硬凑的地方。所选的一千个字，都是古书上常用的，没有很生僻的字；用文言的标准看，多数的句子也是普通的桔构，艰涩难懂的句子很少；引古书，用典故的地方有一些，不太多，也不算艰深。（当然，今天看来很多的字、词、语句是不在常用范围之内的。） 　　根据以上的筒单介貂来看，周兴嗣《千字文》之所以历久风行，广泛传播，决不是偶然的。 　　这里应该提到跟《千字文》编法相近的《开蒙要训》。这本古代的启蒙教材在敦煌石室保留下来完整的唐代写本，可惜原书巳被劫夺，我们所见到的是刘复从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回来，重印在《敦煌掇琐》里的本子。此外，日本也曾有过一本，不知是何时的抄本或刊本。《敦煌掇琐》本没有序跋，书末题“天成四年九十八日（按：原文如此，疑有误）敦煌郡学士郎张□□□”。天成系五代后唐明宗的年号，四年为公元929年。 　　推断这是抄者的记名。日本藤原佐世《日本见在书目录》小学类把《开蒙要训》列在王羲之《小学篇》之后，周兴嗣《千字文》之前，注云“马氏撰”，不知何据。 　　《开蒙要训》也是用的四言韵语，开头说： 　　　　乾坤复载日月光明 　　　　四时来往八节相迎 　　　　春花开艳夏叶舒荣 　　　　□□秋落松竹冬青 　　接下去介绍自然名物，社会名物，寝处衣饰，身体疾病，器物工具，行动操作，欲食烹调，耕作，树木，鸟兽，等等。最后说： 　　　　笔砚纸墨纪录文章 　　　　童□习学易解难忘 　　全书一千四百多字。跟《千字文》比较，有几点异同。第一，跟千字文》一样，以教学识字为目的，尽量避免复字，用四言韵语,以便记诵。第二，所收字数比《千字文》多，涉及的方面比较广。第三，讲封建伦常的话比《干字文》少，也比《千字文》通俗，收了一些当时日用的俗语俗字，注重实用。第四，不如《干字文》“雅驯”，编法略嫌呆板。 　　这本《开蒙要训》虽然没有象《千字文》那样风行，但是直到五代还在传抄，又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不只一本，说明它还是流行过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再从此后产生的各种杂字书来看，好些地方都能看出它的影响，比如，收入日用的俗语俗字，注重实用，分类编排等等。研究古代蒙书，《开蒙要训》是很值得重视的一种。 　　3．《千字文》的种种续编、改编本和周兴嗣《干字文》同时先后编出来的还有别的几种干字交,《隋书•经籍志》《旧　　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就有五六种。宋代以下续编和改编的千字文更多，现在能见到的和见于著录的，有好几十种。此外还有几种所谓万字丈，五千字文，三千字文等等。 　　续编和改编千字文的用意，概括说来，约有四类。（甲）认为《千字文》的字少，不够用，所以要增广补充。这一类比较多，下边择要介绍几种。 　　（1）《续千文》，宋侍其玮（侍其玮（1022一1104），侍其复姓，字良器，长州人，北宋仁宗皇祜元年（1O49）进士，官朝散大夫，知池州军事。）编，有《澜秘录初刻》本，《云自在龛丛书》本，清抄本。卷首有宋绍兴戊午（1138）葛胜仲序，未乾道乙酉（1165）跋。文句古奥。开头的几句是： 　　　　混沌初开乾坤刚柔 　　　　震兑巽坎角亢奎娄 　　（2）《重续千文》，也称《三续千文》，宋葛刚正编，自注，有《海源阁丛书》本，清影宋抄本。卷首淳祜戊申（1248）自序。也较古奥，少数句子还晓畅易读，如： 　　　　阑干偏倚爽榭堪凭 　　　　坡前樵笛矶畔渔罾 　　　　膑渭谲诈靖绩雄骁 　　　　租逖誓楫费袆赠刀 　　（3）《广易千文》，明周履靖（周履靖，明嘉兴人，工书，好金石，编有《夷门广牍》丛书。）编，有《夷门广牍》本。书分《初广千文》《二广千文》《三厂千文》《四广千文》四部分，各千字。但是所谓《二广千文》实即葛刚正的《重续干文》，《三广千文》即侍其玮的《续千文》，各改少数文句，加上周某自己的名字而已。那么《初广》《四广》是不是周某自编的呢，尚待查考。 　　《初广》的开头是： 　　　　洪荒之始杏乎邈焉 　　　　阴阳机斡实分地天 　　《四广》的开头是： 　　　　粤考曩族氓诡儇 　　　　谫劣未著纯粹由完 　　（乙）认为周兴嗣《千字文》内容庞杂，要用一千个字专讲某一方面的知识的。这一类也有几种，如： 　　（1）《叙古千文》，宋胡寅（胡寅（1098一1156），字明仲，临泾人，南宋高宗时曾为起居邵，中书舍人。主张武装抗金，反对秦枪。著有《读史管见》等书。）编，黄灏注，有《粤雅堂丛书》本。又，姚福注，有清抄本，称《致堂先生叙古千文集解》。全书用一千字讲从上古到宋代的历史，分十四节。文句大致通顺可读，如第七节讲西汉的几句： 　　　　炎汉开创规模广延勃诛禄产光拥昭宣 　　　　董相仲舒儒术穷研靖罢辟邪乃绩巍焉 　　此外，顾炎武提到过两种讲历史的千字文，书皆不传，不过从记载的话可以见到顾对于字文的考证和看法，引在下面，以备参考。 　　吕氏《千字文》者，待诏馀姚吕君裁之之所作也。盖小学之书，自古有之。李斯以下，号为《三苍》，而《急就篇》最行于世。自南北朝以前，初学之童子，无不习之。而《千字文》则起于齐梁之世。今所传“天地玄黄”者，又梁武帝命其臣周兴嗣取王羲之之遗字次韵成之。不独以文传，而又以其巧传。后之读者苦《三苍》之难，而便《千文》之易，于是至今为小学家恒用之书。而崇祯之元，有仁和卓人月者，取而更次之，以纪先帝初元之政，一时咸称其巧。吕君以为事止于一年，未备也。于是再取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乃略具。若夫错综古人之文如己出焉，不亦进而愈巧者乎！…… 　　吕君此文，其首曰：“大明洪武，受命配天。”其未曰：“臣吕章成，顿首敬书。”即犹史游之意也。……（顾炎武：《吕氏千字文序》，《亭林文集》卷二。） 　　（2）《正字千文》，明李登编，有清初奎壁斋刊本（参见图5）。正如书名所示，这部课本的主要目的在于正字，所以特别注意偏旁部首的区别，形似字、音近字的辨认。开头说： 　　　　古者六书　　幼龄早讲　　今也长年　　犹然罔罔 　　　　为作斯编　　用资蒙养　　但遵制书　　非敢求广 　　　　俗如可从　　亦在通融　　惟于谬误　　难可苟容 　　从这几句看，编著的意图和态度都还不差。以下是辨字的正文。如： 　　　　戊戍戍戌　　胄胄母毋　　柬生阑辣　　东出栋冻 　　　　已生汜祀　己生忌记　　折拆小异　　析柝微分 　　《正字千文》正文的前边有《楷书字法》，从执笔讲起，然后按“永字八法”讲基本笔画，再按偏旁部首讲基本字形，最后讲书法原则。正文的后边附《篆书字法》《草书字法》《隶书字法》。 　　所以全书又总称《四体字法》。看来本书意图是要把识宇和写字合编为一种课本。用意很好，编法也有可取，书的刻印相当精工，仿佛当时在社会上受到一定的重视，只是失之于繁琐，写字的要求偏高，正文的编排呆板枯燥，缺少解析，这也许是流行不广的原因。 　　《正字千文》的编者李登，字士龙，自号如真生，上元人，万历初贡士，作过新野县丞的小官，多年作训导、教论，从事县级以下的教学工作，很注意蒙学，编了好些种蒙书，《千顷堂书目》著录的就有《字学正》《杂字直音》《六书指南》等。《四库提要》提到《六书指南》，说： 　　是书成于万历壬辰，用《千字文》体，以四字为句，辨俗体之字，以诲童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 　　就这个说明看，有点跟《正字千文》的编法相近。《四库提要》对李登的几种书评语都不好。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热心于蒙学的人，不应该抓住他的著作中的某些缺点就一笔抹煞。 　　（丙）认为周编《千字文》进行封建思想教育的作用不够，需要加强的。如： 　　《训蒙千字文》，清何桂珍编，有道光原刊本，又有多种复判本（有的改称《何文贞公干字文》）。卷首有唐鉴的一篇序文，里边说： 　　如周氏《千字文》者，不过《凡将》《急就》之未流，一时习俗之所好而已，是亦文字之至小者矣。然而习俗好之，则将家弦户诵，所为灌溉乎重幼者，几乎天下皆然。未尝不叹当时此篇之作出于捷才，而不出于明道者也。丹溪何君念之，以于日之所得于言思拟议者，穷源竟委，探本析末……字不过千名，而先圣先贤先儒千古之学术心源皆昭然如日月，较之周氏原本，其用心固不同，而所以善人心神世教者，其益且无方矣。 　　这本书居然能用一千个字源源本本地讲一套“先圣先贤先儒千古之学术心源”，看来确是煞费苦心的，所以在清末极受道学先生们的推崇，被列为“训蒙必读书”之一。然而，文句古奥，内容艰深，决不是七八岁的儿童受得了的。讲宋代学术的部分在全书中是最容易的，文如下： 　　　　五季湮沦　　宋廷聚宿 　　　　绩茂范韩　　年尊文富 　　　　君实宝鉴　　永叔瑶编 　　　　湖州模范　　渐广陶甄 　　（丁）还有少数，大概是认为周编不够好，想别出心裁，一新面目的。如： 　　《千字文》，清李崇忠编，有清刻本。开头几句是： 　　　　天地定位　　造化生成 　　　　曦晖月朗　　闰积阶平 　　　　俯察川岳　　仰眺星辰 　　　　藏图出洛　　翔鸟跃鳞 　　最后应该提到，有一种汉字、梵文、日文对照的《梵语千字文》（又名《梵唐千字文》），题三藏法师义净撰，内容与周编不同，但也通俗易懂。开头几句是： 　　　　天地日月　　阴阳圆矩 　　　　昼夜明暗　　雷电风雨 　　从序文看，这本千字文是僧人学习翻译用的。 　　所有上述这些续编本和改编本，都曾在一时一地流行过，然而都不久不广，没有一种能够同周兴嗣《千字文》相抗衡。今天看来，周编本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习惯力量不容易打破，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些新编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内容艰深，不符合儿童的接受能力，与不符合初步识字的需要。这个事实，也许可以作我们编写教材的一个前车之。 　　4．《三字经》和种种改编本 　　我们最熟悉的《三字经》是用“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打头的一种。这部《三字经》相传是宋代学者王应麟编的。这个说法的文字记载见于清人夏之瀚给《小学绀珠》写的序言但是语焉不详，只是说小时候读《三字经》，不知是谁作的。 　　迨年十七，始知其作自先生（按：指王应麟），；因取文熟焉，而叹其要而赅也。 　　至于是怎样知道的，没有说。明末人屈大均有不同的说法。他说： 　　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 　　后来很有一些人认为《三字经》不是王应麟编的。有的是根据《三字经》里有“魏蜀吴，争汉鼎”的话，这与王应麟尊蜀抑魏的观点不符，（见胡鸣玉：《订伪类编》）也有的是根据《三字经》里叙述史实有几处错误，少数地方说话不严密，这与王应麟博学而严谨的情形不合。（见褚人获：《坚瓠集》）这个部题一直没有结论。 　　无论《三字经》是否出自王应麟，对于这本启蒙教材的优点，前人几乎是一至肯定的。章炳麟在《重订三字经》的《题辞》里说： 　　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 　　把《三字经》的内容考察一下，章炳麟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今天所见到的清初的本子是一千一百四十字，后来比较通行的本子（如所谓《徐氏三种》本），总共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大致包含五部分内容。首先说“教”和“学”的重要性，八十四字，有些观点当然不见得正确，但是也有些话说得很不错，成了多年传诵的格言，如： 　　　　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严　　师之惰 　　　　子不学　　非所宜　　幼不学　　老何为 　　　　玉不琢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 　　其次是讲封建伦常的一些话，一百十四字，今天看来当然无足取。再就是介貂数目、四时、五行、六谷、六畜这些基本名物，九十六字，如： 　　　　稻粱菽　　麦黍稷　　此六谷　　人所食 　　　　马牛羊　　鸡犬豕　　此六畜　　人所饲 　　然后介绍小学、四书、六经和五子这些当时的基本知识，二百四十六字。接着是讲述历史，四百六十八字。最后讲了一大串历史上愤发勤学的人物故事，勉励儿童努力学习，作有用的人，总共二百四十字。虽然里边有“学而优则仕”“显亲扬名”“光前裕后”那套封建统治阶级的哲学，可是所讲的故事多数是有启发性的，要求作有用的人，也不无鼓励儿童上进的作用。如： 　　　　披蒲编　　削竹简　　彼无书　　且知勉 　　　　头悬梁　　锥剌股　　彼不教　　自勤苦 　　　　如囊萤　　如映雪　　家虽贫　　学不辍 　　　　如负薪　　如挂角　　身虽劳　　犹苦卓 　　　　犬守夜　　鸡司晨　　苟不学　　曷为人 　　　　蚕吐丝　　蜂酿蜜　　人不学　　不如物 　　古代蒙书，《弟子职》是四言，《急就篇》有一部分是三言，其余是七冒和四言，汉魏以下，《千字文》《太公家教》《蒙求》等等。都是四言。《三字经》全用三言，更便于儿童朗读背诵，这可以说是《三字经》的一个特点。从那以后，发展出来一大批三言韵语的蒙书，甚至连别的通俗知识读物也采用了三言韵语的办法，如《医学三字经》等等，可以说都多少是受了《三字经》的影响。 　　用简短（三四个字）而整齐的韵语，好处在便于记诵，但是往往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写得艰深难读或者牵强硬凑，一是容易写得贫乏呆板。《三字经》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这两个缺点。 　　拿文言的标准看，《三字经》的需言是相当通俗的，无论如何，比《千字文》通俗得多；除了个别的句子外，没有勉勉强强硬凑字数，硬押韵的毛病。从句法上看，可风说得上是灵活丰富，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既有训练儿童语言能力的作用，又使全书的句子显得有变化，样式多，不枯燥。举例来说，有些是三个字成句的，如： 　　　　蚕吐丝　　蜂酿蜜（主语+动词+宾语） 　　有些是六个字成句的，这又有几种情形，如： 　　　　昔仲尼师项橐（第一字表时间，次两字主题，后三字谓语部分） 　　　　融四岁能让梨（第一字主语，次两字表时间，后三字谓语） 　　　　人不学不知义（第一字主语，以下五字有假设关系） 　　也有些是十二字成句的，这也有几种情形，如： 　　　　匏土革　　木石金　　丝亨竹　　乃八音（前九字是联合词组，主语部分，后三字是谓需部分） 　　　　苏老泉　　二十七　　始发愤　　读书籍（前三字主语，以下谓语部分） 　　　　读书易　　礼春秋　　号六经　　当讲求（前六字联合主语，后六字联合谓语） 　　从词语的组织来看，几种基本结构，如动宾、偏正、联合，都多次用到;基本的虚词，如“之”“乎”“者”“以”“而”“则”“于”“且”“虽”“既”“苟”“所”等都反复出现。 　　从上边这个粗略的分析来看，无论就内容论，或者就语言论，作为封建社会的一本启蒙教材，应该说确是编得高明的。 今天看来，除了内容上某些传播封建思想意识的东西之外，它的编写方法乃至某些具体材料，对我们仍旧是有可借鉴的，乃至可用的。 　　同《千字文》一样，这本《三字经》一编出来，很快就流行开了，并且一直广泛地流传使用到清未民初，并且也有满汉对照和蒙汉对照的本子供兄弟民族的儿童学习之用。 　　也同《干字文》一样，元明以下陆续出现了好些种增改新编的《三字经》，用意也不外乎这样几种：有的认为旧本内容还不够，需要增补，或者有不妥善的地方，需要修改；有的企图用《三字经》的方式专讲某一方面的知识；到了清末，还有人企图用这个方式传播一些当时认为新的思想。属于第一种情形的，如清初黄周星的新编《三字经》，道光间连恒的《增补注释三字经》）光绪间蕉轩氏著、王晋之张错之重订的《广三字经》，以及后来章炳麟的《重订三字经》等等。这一类不多介绍。属于后两种情形的，下边各举一个例子。 　　（1）《三字鉴》，清余懋勋著，陈超元注释，有同治庚午（1870）刊本。用二千七百多字，采用《三字题》的形式，讲上古至明代的历史。有些部分讲得还简明扼要，不难憧。如，讲战国的： 　　　　春秋后　　田代齐　　韩赵魏　　剖晋基 　　　　与赢秦　　及楚燕　　称战国　　诈力先 　　　　赫赫周　　一线延　　至赧王　　九鼎迁 　　又如，讲辽国的： 　　　　阿保机　　起唐末　　十六州　　石晋割 　　　　继称辽　　与宋角　　输岁币　　来自弱 　　（2）《时务三字经》，江翰编，有光锗二十八年（1902）刊本（参见图4）。开头说： 　　　　今天下　　五大洲　　东与西　　两半球 　　以下讲了一些中外地理知识，然后说： 　　　　泰西人　　来京师　　始传教　　继通商　　至本朝　　愈鸱张 　　接着列举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名称，特别指斥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侵略者，最后说： 　　　　宗徒逃　　教蔓延　　开兵端　　数百年 　　　　迄于今　　祸中国　　惟愚民　　受其惑 　　以下讲了一些科学知识，看来是在宣传变法维新，以及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套。 也象《千字文》的情形一样，各种改编和新编的《三字经》，都没有得到较久、被广的流传。 　　5．《百家姓》和种种改编本 　　我们所熟悉的《百家姓》是用“赵，媛，孙，李”打头的这一种（参见图）。明人朱国桢说： 　　今《百家姓》，以为出于宋，故首以“赵，钱，孙，李”，尊国姓也。（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八） 　　王明清也说： 　　市井间所印《百家姓》，明清尝群考之，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次句云： 　　“周，吴，郑，王”，皆武肃而下后妃。无可疑者。（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 　　《百家姓》是宋初人编的，这一点大致没有问题。南宋陆游有《秋日郊思》诗三首，其第三首是： 　　　　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 　　　　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 　　在这首诗下面，作者自注： 　　　　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陆游：《剑南诗钞》。） 　　可见在宋代，《百家姓》已经是广泛采用的启蒙识字课本了。从那以后就一直流传下来。 　　《百家姓》是全然没有意义的四百多个字的堆积（通行本四百七十二字）。为什么它也能这样长时间广泛流行，这是一个很有趣昧，也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留在下边一节来探讨。 　　跟《千字文》和《三字经》的情形一样，《百家姓》也有不少改编本。改编的目的有三种。一种是明、清的统治者不愿意让“赵”字打头，所以出现了下边两种改编本。 　　（1）《皇明千家姓》，明吴沉、刘仲质编，有明洪武十四年（1381）乔山刘龙田刊本。收单姓一千七百六十八，复姓二百，共一千九百六十八姓，二千一百六十八字。改用“朱”字打头，仍旧用四言韵语。由于收的字多，大部分能够成句，并且能按照意思内容归类。比如，开头几句是： 　　　　朱奉天运　富有万方 　　　　圣神文武　道合陶唐 　　　　学弘周扎　统绍禹汤 　　　　葱平胡狄　混一封疆 　　　　爱革夷习　树立典常 　　　　尊崇仁义　劝勉农桑 　　末尾又有若干句歌功颂德、喜庆吉利的话，中问则大都按照事物归类，如： 　　　　牛羊犀象　彪豹狼熊　麋骓骊骆　虬犴鸟鸿 　　　　络纬经论　丹红紫黑 　　　　黄彤赤绛　苍缘青白（这些姓，有的现在少见了，但是确实有过，《万姓统谱》《姓考》 　　　　等书有记载，一般辞书如《康熙字典》，也可查考。） 　　（2）《御制百家姓》，号称康熙编，有康熙问原刊本（参见图2），复刊本，道光十三年张瑜笺注本。改用“孔”字打头，继以“孟”字，然后是孔门弟子之姓： 　　　　孔师阙党　孟席齐梁 　　　　高山詹仰　邹鲁荣昌 　　　　冉季宗政　游夏文章 　　　　盖郗颜闵　殳却苏张 　　这两种改编本都曾用政府的力量推行，所以都流行了一阵，可是到底不能同旧本抗衡，老百姓不管用谁的姓打头，还是念“赵，钱，孙，李”。再一种是认为《百家姓》字太少，应当扩充，所以除了上述的《皇明千家姓》以外，还有《知不足斋丛书》所收的一种《千姓踞》，和清人崔冕编的一种《千家姓文》，此外有的书上还提到别的本子的千家姓。第三种是认为旧本《百家姓》没有文义，所只要重编，使每句都有点意思。（各种《千家姓》也有这个企图。）突出的例子是下边这一种。 　　《百家姓新笺》，明末黄周星编，载《夏为堂别集》，有清初刊本。又抄本，改题《重编百家姓》。有作者自序，说旧本《百家姓》阙漏殊多，单姓如商，岳，涂，来，复姓如左丘，叔孙，鲜于，胡毋之类，指不胜屈。且杂乱无文，于义奚取！ 　　于是他重新编了一本，居然仍用四百七十二字，（单姓四百零八，复姓三十，最后仍用旧本的“百家姓终”结尾）而作到成句成文。如，开头几句是： 　　　　尚慕隆古　胥仰盛王 　　　　万方弘赖　怀葛虞唐 　　　　农牧施惠　熊夔司常 　　　　胡越全暨　家国寿昌 　　也跟《千字文》和《三字经》的情形一样，各种改编本都没有能取旧本而代之。旧本《百家姓》除了在汉民族中间流行之外，也有《蒙古字母百家姓》和《女真字母百家姓》流行在兄弟多族之间。 　　6．“三，百，千” 　　宋代出现了《百家姓》和《三字经》。以后，它们并没有取《千字文》而代之，象《干字文》取《急就篇》而代之那样，《千字文》也没有以“老资格”的身份把《百家姓》和《三字经》“压制”下去，象它把各种后起的千字文“压制”下去那样，而是三本书配合起来，成了一整套启蒙的识字教材。全祖望考证明初的教育情况，说： 　　若乡里学会，则守令于其同方之先辈择一有学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称为师训，在官府称为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氏、千文为首，继及经史律算之属。（全祖望：《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鲒亭集外编》，卷二十二。） 　　明人吕坤说： 　　初人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吕坤：《社学要略》。吕坤（1534一1616），字新吾，宁陵人，幼愚钝，发奋力学，后中进士，累官巡抚。重视教育工作，特别是封建思想、进德修身的教育。著有蒙书《擅小儿语》等。） 　　这样，久而久之，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略语“三，百，干”，更可见这三本蒙书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什么道理呢？为什么这三种书这样善于合作呢？ 　　《千字文》只有一千个字，事实上确是不够用的，需要补充；同时，《千字文》基本上没有复字，儿童学的字得不到夏习巩固，这也是个不足之处。各种后起的续编本和增补扩充本，字虽然多了，可是一则大都艰深古奥，儿童无法接受，再则连续用一本书、一个方式教儿童识字，必然陷于枯燥乏味，容易挫伤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还有，别种千字文或其他类似的蒙书，不是过分强稠封建思想的教育，弄得满篇大道理，完全脱离了儿童的理解能力，就是过分不注意文理，搞成单纯的文字堆积。“三”“百”“千”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各种缺点。第一，三种合起来，总字数是二千七百二十，除去复字不算，单字恰好是两千左右，符合初步识字阶段的要求，一部分字重复出现，也有利于复习巩固。第二，三本书各有特点，每本字数最多的不过一千二百多，少的只有四百多，儿童可以很快地学完一本又换一本，有新奇可喜之趣，而无冗长枯燥之威。第三，《百家姓》和《三字经》，在同类的蒙书之中可以说是最通俗浅易，容易接近的。《百家姓》，字数少，所列的大多数是普通常见的姓，特别是开头很大一部分，没有一个象“阙”“郗”之类的难字，念起来流畅和谐，容易上口。《三字经》的特点前边谈过，不再重复。第四，《百家姓》里的字都是姓，除此以外，四个字、四个字地连起来，没有意义。姓，对儿童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儿童只要念这些字，认这些字的模样就行，无需去追究字义和句义。从实行集中识字的角度来看，有这么一部分教材是有益无害的。第五，这三种书合起来，就所收的字和所涉及的内容来看，确如吕新吾所说，既比较地会于“日用”，也多少能使儿童增长些“见闻”，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