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的太阳

不安的太阳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心理探索 作者：王裕如 王裕如老师是著名心理咨询师，现任上海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上海知音心理咨询中心主任，上海知音心理咨询师培训机构主任，上海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公安局心理顾问。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80年代末期开始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至今已有20多年的心理咨询经验。 曾为“微软”“通用电器”“中石化”等企业员工、管理人员进行包括压力管理、情绪调节等在内的心理培训和个案辅导，并为部分外企人力资源部经理做相关训练。东方广播电台792频道（FM89、9），周五下午一点《心理知音》栏目主持嘉宾，新民晚心理知音报心理周刊《裕如看相》专栏作者，新民晚报《家周刊》心理专栏作者，家庭教育时报《裕如有约》专栏作者。已出版《不安的太阳》、《错爱》、《爱错》、《情人》等32本专著，发表700多万文字，并应邀在ELLE杂志《世界时装之苑》、《美眉》、《都市丽人》等多本时尚杂志开设心理类专栏。 擅长咨询领域： 婚姻家庭、职业发展、人际关系、青少年问题、精英女性专题等。 已出版书籍列表（部分）： 《成长与烦恼》（修订版改名《怎样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金色的问号——来自青春热线的》、《破译痛苦的密码——一个心理医生讲述的故事》、《走出心灵的误区——少男少女的心理故事》、《叩问心灵——解你心中千千结》、《晃动的婚船》、《将痛苦打包》、《女人爱情对话》、《探寻孩子心灵地图》（王裕如心理咨询个案书系）、《破译两性爱情密码》（王裕如心理咨询个案书系）、《现代青年心理学》、《爱情寂寞》、《不安的太阳——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心理探索》、《错爱》（男性版）、《爱错》（女性版）、《情人》、《约会青春：实话实说成长的烦恼》、《婚姻救助 心理医生手记》、《现代人的性困惑》、《名人心灵也痛苦》、《爱情红绿灯》 来源于 王裕如的心灵咖啡博客： http://blog.psycofe.com/wangyuru/post/1.html 目 录 楔子 上篇　童年的摇篮 一、拨乱反正时期——第一代独生子女诞生的社会背景 二、被忽视的童年——渴望摇篮曲 中篇　少年的学堂 三、改革与经济腾飞——突变的社会环境 四、“残酷教育”——技能时代的悖论 五、出墙的红杏——独生子女的自我拯救 下篇　青年的天空 六、彷徨与失落——知识经济时代的迷茫者 七、进击者的天空——无限发展的舞台 从1980年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至今，18年过去了，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是面向新世纪的一代，担负着建设21世纪中国的重任。他们是怎样的一代人？他们的价值观、思想方式怎样？意志品质、性格特点又如何？本书从社会、学校、家庭三个方面生动地描述了第一代独生子女成长的环境及其心理路程，其中穿插了许多令人动心的辛酸或者美丽的故事。从中读者可以比较全面地理解今天的年青一代，促进独生子女与他们的长辈间的交流与沟通。 楔子 　　我从事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信息传递的方式日新月屏，瞬息万变。我因为有幸兼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下属青少年发展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及真青春热线（63179900）的主持而有可能与最本质的信息源——人类的灵魂直接沟通。我坐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却与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朋友们共同编织了真挚细腻的心灵网络。当我拿起话筒时，不用知道他是谁，但却可以肯定：这是一个信赖你的朋友，他有着一颗渴望成长的心。 　　通过整整十年的守候、观察与思考，我不断地提高了破译青少年心灵密码的能力与热情。在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人之际，我不揣浅陋撰写此书，是为了让青少年们的心灵有一个放飞与舒展的机会，也为了使他们父母辈们多一些了解他们的途径。 　　我有一个18岁的女儿。我把此书献给我的女儿以及像女儿一样可爱纯洁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们，作为庆贺他们第一个成人书的礼物。 　　 上篇　童年的摇篮 　　自从1978年我国把“独生子女政策”定为基本国策至今，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步入了成人的行列。他们是沐浴着20世纪末最后20年的改革风雨，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共同成长的一代青年，因而也是与中国改革开放风雨同舟的同龄人。 　　昔日他们的父母曾经是“共和国的同龄人”，30年后，他们的子女——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比起自己父母初生之时，虽然同样分享着父母庆贺解放的欣喜，却也伴随着他们的恶梦初醒，而且，这种悲喜哀乐的承受是那么迫不及待，那么尖锐激烈。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出生在我国政治上拨乱反正时期，教育上重新复兴之际。20年前的中国，正迎接着史无前例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深刻巨变，生逢盛世的他们，从问世之初开始，便注定要成为继往开来的新生一代。 　　在这个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汇，全世界经济交融发展的特殊年代，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注定要承受脱胎换骨的裂变与深刻坎坷的反省，才能真正地成立自己，获得快乐。无论成长的历程多么艰苦，然而他们无可选择，因为他们是独生子女，这是命运使然。 　　他们出生在父母第二次创业的艰苦之时，这时正是父母疗养“理想”创伤之际。 　　20年前的春季，当他们的父母疲惫不堪，蜂拥回到自己的故乡，带着灵魂和精神的极反饥渴，忙于耕耘荒芜日久的心田之际，他们陆陆续续地来到人间。在这个万象更新的春天，父母们诵读“ABC”的声音，代替了传统的童谣，成了他们幼年的摇篮曲。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本叠一本的世养名著和数理化教科书，仿佛他们注定要与书本结下不解之缘似的，寂寞的童年生涯，便只有与书为伴。 　　焦虑，焦虑，焦虑！学校的焦虑，家长的焦虑，孩子的焦虑。当焦虑几乎成为20年后中国现代社会的流行病时，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焦虑的种子，早在20年随他们父母全力以赴地弹响青春的尾曲时，已经深深地埋下…… 　　孩子的焦虑心态（选自他们给我的信）：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自己处于那种明知是错还在做的环境中，即我明明知道不该分。心去做别的事（指复习功课时间内），例如，看报纸、整理东西、剪报之类，却总会不自觉地去干，像犯了毒瘾似地总去干，有时“厉害”时，一天下来，功课碰都没碰，“废”事倒做了一大堆，家人总说我浪费时间，可我确实有些控制不住地去干那些事，我到底怎么了？就好像白天是糊涂的，晚上是清醒的（指可以反省）。我总感到有另一个我在控制我，让我完不成计划，太可怕了！浪费时间等于浪费生命。 　　我这种现象在读高三上时，特别厉害，上课老分神，有时上课就感觉我是一台抄书的机器，大脑思维一点也没有，还好它发作一段又消失了，可是现在似乎又来了，有时面对书本，不知该看些什么，复习点什么，问谁也没有用，他们也无法告诉我该复习点什么。 　　我大概是太热心了（先这样定义），别人有什么麻烦事，我总要管，即使是在做作业时，耳朵听见了，也要发表几句，家人认为我太分心，我也明白分。心对学习不好，可我是否意志太薄弱？控制不住自己？而且当我“满腔热血”地表示“某某事我来做”时，总遭到爸爸的“训斥”，让我别分心，他也是为我好，可我怎么就是改不了？ 　　我发现我总是处在矛盾中，自己怎么摆脱也没用，又不能告诉爸爸妈妈，怕他们为我操心，因为我的读书成绩并不是很好，有时很糟，我已经感到让他们为我操心，实在是太不应该，我有时甚至恨不得作个了结，也好别让他们和我都痛苦，长痛不如短痛，可胆小的我总觉得有份牵挂，于心不忍抛弃他们，这种可怕的、矛盾的念头已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脑海，若是他们对我再坏一点儿，我也肯定不会再呆下去，您不知道，我自从进入高中后，成绩不知怎么地总是在下滑，怎么改进也无济，时时还出现前文所说的现象，有时还因为自己的拖拉造成某些学科的滑坡，如果我从小就是很差的，现在我倒认命了，可我以前可是好学生呀！在家里听话懂事不用说，学校老师也表扬过我，可是到了高中，一切都变了，差生的滋味也尝遍了！ 　　是这样的，莫名其妙的，我总是每天干啥都不自在，好像有人监视或有许多双眼睛盯着自己似的，很拘束，不敢与别人正视，说话、做事都遇到很大的障碍。而且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孤立，爱胡思乱想，脑袋总是发胀，整天烦躁不安，睡睡不着，吃吃不下，而且学习、生活、交际也很失败。 　　王老师，不瞒您说，我现在还特别慌乱，糟糕的心理病，弄得我不能静下心来学习，甚至连看一本很吸引人的故事书也不能静下心看进去，我很痛苦！整天坐不住，看到啥都厌倦似的，王老师，我怎样可以摆脱这种焦虑不安的心情。 　　王老师，我真的受不了，它使我的才能不能发挥，优点表现不出来，而整天变得很平庸，还遭受着心理障碍的折磨。所以，我想请您给我指点指点，看怎样能马上克服这种不必要的心理障碍，扔掉包袱重新回到美好的现实中来？另外，请问，像我这样能在多长时间内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快快乐乐，大大方方地生活、学习、交际？需不需要进行必要的治疗？不瞒您说，我还不知道，我们山西省是否有心理咨询治疗的地方！ 王老师： 　　你好！“能者为师”，这样称呼你你不会介意吧！写这封信，我也是有烦恼事请求王老师你帮忙解决的，我太需要有解决的方法了，王老师你能帮助我吗？谢谢你了！ 　　不知道王老师还记不记得《交际与口才》第三期中“这样的过渡期是可怕的”那封信的内容，我就是发生了诸如那类型的情况，所以心情常常觉得痛苦、压抑、无助，请听我从头说起吧！ 　　记得从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看课外书、电视、录影带，什么书都看，什么带子都看，我父母没有什么文化知识，虽然疼爱我，却不懂得这方面的教育，直到上初中时，从同学处借了一盒录影带，那带子是较恐怖惊人的那一种，看过后我就开始想，想到自己慢慢地觉得很害怕，出现了前所未有过的状态，看到有些书也会很多疑，什么都疑，常常自己吓自己，那时也不敢跟别人说，心一直都是很沉重的，也不敢再去接触那类东西，后来我就到广州读书，大概是那时起，不知咋地就没有了那些感觉，像其他人一样，再没有那些多余的担心、害怕，大概过了二年，也就是接近1997年的那个寒假，回家不小心看了电视，又引起了那种惊怕的感觉，再加上添油加醋地想，故而又历史重演。直到现在已有四个多月了，我一直都过得很不顺心，虽然我表面没有表现出来，有好笑的我仍照旧笑，可我的内心却是在无奈挣扎中度过的，而我的室友们也全然不知道我的这种情况。我知道自己有时也是可以忘记的，诸如我喜欢上一个男孩子，想他的时候就可以忘记了，可是那种感觉总是潜意识地存在我身上，时时都有可能想起来一样，明明有时可以不想了，可又会突然惊怕起来，会想起一些恐怖的镜头，或者会想像自己去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或者去惊怕某一东西、人……总之什么念头都有可能会想起，想到让我自己吃不消，受不了，有时不想了又会不断担心，担心以后要是还这样乱想怎么办？结了婚怎么办？真的是大多担心了，而越担心，就越痛苦，现在基本没有了那些恐怖镜头的出现，可是那种感觉却总潜意识地存在，好似时时都会再出现那些念头一样，让我担心。现在只要消除那种感觉就行了，只要能忘了它？所以我只有请求王老师你们的帮助了，我好想恢复从前天真快乐的我，要是可以重来，我一定选择不看那些不可以看的东西。以前我也根本不懂得不可以看。 　　这件事我不敢告诉父母，怕令他们担心，只有几个好友知道，可她们有心却无法帮助我，因为她们根本不理解这种状态。我一直都在挣扎，设法忘掉这件事，可还是无法做到，它使我软弱了很多，也变得很胆小，使我的生活常常不如意，我很痛苦，很快我就要到社会上工作了，我真希望自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看到别人可以无忧无虑地看电视看书我很羡慕，因为我一听到电视声就会觉得很害怕，老是会胡思乱想起来，也会为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同有缺陷而自卑、烦恼、无奈、痛苦。王老师，我还很小很小，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折磨，我前方的路还很长很长，我该怎么办呢？我有一个幸福的家，不可以因为我的一颗心而受摧残的，王老师帮帮我……好吗？ 　　谢谢！谢谢！急盼你的回信。 王裕如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学生。看了你的心理咨询文章，我想跟你谈谈我奇怪的心理症状。 　　在同学眼里我总是那么活泼、开朗、谈笑自如，大家都喜欢跟我交朋友。可我常常被一种可怕的阴影笼罩着，内心很痛苦。我自己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总之我好害怕别人对我好，在与人交往时，我常常会冒出这样古怪的念头：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有什么值得别人对我好。说真的，我希望别人都喜欢我，对我好，然而我又好害怕别人不再宠我，都不理我。所以我宁可别人都讨厌我，和我作对，这样我反而感到舒服。现在有一个很出色的男孩正爱得我死去活来，他身边有许多漂亮女孩，可他偏偏只对我一往情深。其实我也很喜欢他，可我却不敢接受他的爱。我常常感到很自卑，我常常想：他为什么要喜欢我，我有什么值得他爱。然而我真的很害怕失去这份真情。王裕如老师，我好矛盾好矛盾。我常常晚上做恶梦，常梦到坟墓、死尸……阴森森的一片，太可怕了。当我看到和我一样的女孩都那么自信，我好羡慕她们，羡慕她们那份自信。我的内心是那么脆弱，我好苦恼！好难受！有时我真想一死了之，解脱出来。我的这种心理状况可能和我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有关，我小时候总被人欺负，而且缺少母爱。我从小就封闭了自己，直到长大了，我才敢扬起头做人，但我总是被这层阴影像恶魔一样缠着，我快要疯了！ 　　王裕如老师，我把你当成很好的朋友了。你能帮帮我吗？你能帮我分析分析是怎样一种心理状况，能帮我解脱出来吗？请回信给我好吗？谢谢了！我等候你的答复！ 　　面对着众多被焦虑侵蚀的年轻的心灵发出的呼天唤他的求助声，我的心灵也常常为之震颤。我只能久久地凝视着这些被痛苦浸润的信笺，看着上面写着的“千万千万给我回信”之类的话语，在心中牵挂着他们，却只能又把信纸塞进信封，用牛皮纸袋包扎起来：我实无可能一一回信，便只有更加努力地学习思考实践，取得治疗心病必要的知识与经验，来帮助切切盼望着的孩子们。 　　青少年的心现象决非孤立的。它是整个社会文化、人文精神、家庭氛围、教育联合塑造出来的产品。要探讨他们的心理路程，必然要结合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哲学及生物医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对其交叉作用进行考察分析。其中青少年的家庭环境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他们的父母并非是真空中人，他们也受到社会大环境的熏陶感染。所以，从真父母的行为观念，及其产生他们这种行为与思想的社会环境来追溯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心理路程与行为轨迹，便显得分外重要。 　 一、拨乱反正时期——第一代独生子女诞生的社会背景 　　1.1　大返城 　　1978年的中国将被后人注上一个特别鲜明的标记。正是经由1978年，中国开始正式步入现代化的征程。 　　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大”结束以后，国务院即组织人力物力到各地就知青问题进行调查研究，酝酿从根本上调整知识青年工作的政策，并于10月五日至12月10日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两个文件，明确提出调整政策，城乡要广开门路，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安排知青，解决存在的问题，加强对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这次会议认为，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要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多种途径的原则，并提出举办大学分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等，为更多的城镇毕业生创造学习与就业机会。由此，中国社会正式结束了知识青年大军“上山下乡”的历史，循人正常就业就学的社会轨道。 　　文化大革命中，被红旗和锣鼓及无数金光闪闪的辞句哄抬起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以自我否定的形式宣告了它的终结。 　　在这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已有一批又一批的知青通过上学、转调、招工、病运、困退以及落实政策等各种途径和方式陆陆续续离开了农村，回到了城镇。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有1600多万人，至1979年大返城前已近2000万人。 　　反映黑龙江知青大军生活的电视连续剧《今夜有暴风雪》，与展示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拓荒者风貌的《孽债》，对于返城青年的特写确实是一种小说化生活的再现与提炼。渴望回到故乡的知青，为了乡愿的实现，忍痛割舍了人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爱情、亲子之情及其他难以言说的情感。“谢谢你给我的爱，伴我度过那个年代……”流行歌曲《小芳》便是叙述了这种心情。虽然这些歌词难以道尽他们对青春往事的感慨，却也寄托了他们真实的心情。他们把所有的遗憾，所有的思念，哼成了一曲《小芳》，久久地念叨着，以追忆那份复杂的情感。 　　但是，发生过的心情故事抹不去了。前尘往事常常使这些“回归”者的婚姻生活出现问题。无法尽忘的前情，无法彻底介入的现实，及婚姻中的问题和危机，不但伤害了知识青年自身，并且损害了下一代的心灵健康。许多“问题青少年”即是成长于“功能失调”的家庭（这是后话，另有章节讨论）。 　　1979年春季是上海“大返城”高峰。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当年的游子或风尘仆仆，或蓬头垢面涌进了自己的城市，走进了自己的家门。然而，返城的路途并不平坦，返城后的心情更是一言难尽。在青春的理想破灭之后，带着心理伤痕，他们集中了自己所有的能量，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第二次创业的奋斗中。正是这种对青春失落的追怀，使他们奋不顾身地弥补。正是这种急切，使他们忽视了自身快乐生活的必备因素，及对孩子应有的爱、关注与呵护。后一代心灵倾斜的基础，在他们父母遭受心灵创伤之始已经埋下。创伤与磨难虽是人生所难免，但承受它总不免痛苦，而治疗它却更加艰难。 　　在1979年的春天，一个叫红的27岁的知青，挥泪告别了她耕作了8年的土地之后，又异常兴奋地回到了上海。家是很简陋的，但是这里有她的爱情梦。她的未婚夫已先她四年回到了上海。此番回到故乡，红便是来圆她的爱情梦。 　　捧着从劳动局迁回的户口，红是一路笑着回家。然而当她第二天黎明之前便要起身赶到菜场去卖菜时，她却禁不住惶惑地掉泪。爱情是美丽的，团圆是快乐的，然当你要为想象中的美丽付出切切实实的代价时，仍会有令你难以预料的震动。红原先在农场是连队的指导员，虽繁忙艰苦却有“价值”有“意义”。现在却要去大都市的小菜场卖菜，她一时难以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因而惶惑甚至恐惧。听着母亲与邻人打趣：“女儿相公不做做书僮”时，她的心里更是纷乱如麻。 　　1979年的大返城，很像我们目前面临的下岗、转岗。只不过一个是从农村到城市，一个是从固定职业到松散职业，却同样是一种突变时期的重新归位。变动的社会带来了个人的转机，其中有挫折也有成功，有机会也有风险。然而，却只有顺应变动才有发展。 　　如今在各行各业有相当多的骨干中坚是当年大返城中回归的知青。然而，在他们走向成功的征途中，却有可能在自己孩子的心理上投下负面影响。也许，他们的成功与辉煌，是以孩子的被忽视为代价的。令人困惑的是，这究竟是一种高尚还是一种自私，抑或是事情本该如此，而我们对很多事情缺乏正确的理解？ 　　1.2积压的婚姻 　　文革期间1600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主要涉及“老三届”与“新三届”，即66、67、68届的初高中生与69、70、72届的初中毕业生。下乡的时间是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用最新指示的形式，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后形成高潮。及至1973年6月22日一8月7日在京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通过《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以后，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才有所缓解。 　　在上海，老三届、新三届加上73届的初中毕业生，大部分离开了上海，只有一部分家庭有实际困难的学生被允许留在了市区。在整个下乡的学生群中，老三届走得最远，北至黑龙江省的呼玛、南至云南的西双版纳橡胶林。其中的68、69两届走得最彻底，当时称为“一片红”。一片红的分配使这两届毕业生倾巢而出，因而遗留下许多家庭问题。可能是“一片红”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在太大，所以到了70、72（71届毕业生因为改制所以直接称为72届）、73届的毕业生分配时，去向基本上都在江、浙、皖与市郊农场。到74、75、76届分配时，除了留在市区，一般分到市郊农场工作。这种改观，是在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并修改定稿的文件，即《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被通过施行后开始的。 　　人们为什么习惯性地把“老三届”与“新三届”划分开来，而不是连成一片地看待呢？因为这里面确实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一，老三届是文革的主力军，他们参与了大串联与其他一些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其二，他们上山下乡跑得远，阅历丰富。其三，他们文化基础比新三届好。新三届实际上都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进入初中后即逢“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学什么知识。我论及这个问题是为了父母的行为心态与子女的教育成长有密切关系。在实际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过程中，老三届与他们子女心态失衡的问题比起新三届的家庭问题，更多更广。正是这种由“趋之若鹜”到“受骗上当”后的心理创伤，使得他们在未能找到更合理的心理出路以前，形成忧虑型人格，以至影响了后代的心理健康。 　　1979年前后，大返城后回到家园的知青大军立刻面临着各种实际的个人问题：住房的拥挤、第二次创业的艰辛和个人婚姻的困惑。20年前的知青在价值观上是单一的，在生活上是俭朴的，在婚恋观念上个人意识是较淡漠的。追求事业者与道德保守者基本上在婚姻上顺其自然，不过分挑剔。有因家庭拥挤想早点出嫁的，有父母催促不忍拂逆的，有风雨同舟、共返故乡、水到渠成的。1980年的月老一定是特别的繁忙，积压了多年的婚姻，在这几年内共同缔结，因此造成了当时市场上家具的空前紧张，购家具要凭结婚证明，开了证明还要登记排队。造成这种积压婚姻的一部分原因是知青们在下乡之初忙着干革命，后期则因梦醒以后期待回城，以及物质生活的过于短缺而错过了结婚的年龄。 　　返城的知青既要成家又要立业，心情很是迫切。生活的具体困难使不少人未及细细思量便急急地人了“围城”，以致造成后患。 　　朱女士20年前从农场回到上海之际，正值家中住房最紧张之时。2个弟弟正值当婚年龄，却只能有一人住在家中，另一人需另外找房。看着弟弟们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去留问题，感伤之余，她便只有尽快地设法把自己嫁出去。有人热心地为之介绍了一个在企业工作的科员，相亲之后不过相约几次，朱女士看他模样脾气都还过得去，便急急地把自己嫁了。 　　丈夫虽说是斯斯文文的，可是邻居们却未曾看见过新媳妇的笑脸。原来新婚的丈夫是个清心寡欲之人，晚上常只顾铺一个人的被窝，独自呼然睡去。偶而履行职责，也如例行公事一般。清晨，当朱女士被晃动的木床摇醒，她才知道丈夫是个“自恋者”：他手淫已成习惯，却不愿与新娘同房。她初时又气又羞，却不知该如何处理才好。20年前的上海，绝大部分人对于“心理疾病”、“自慰”、“性变态”等均一无所知，她也只能听之任之，顺其自然。幸好，她怀上了孩子。孩子是将丈夫的精液灌入针筒，再注入她体内才怀上的。如此这般，他们夫妇的感情当然不会好。朱女士内心满是苦涩却又无处说，直至8年前她离婚后，来咨询关于孩子的心态问题时，才有机会一吐为快。离婚后他们的女儿变得特别乖，因为在她的心里，总觉得是她不够听话，父母才离异了。假如她再不很乖，父母还会怎么样呢，她因此很恐惧。 　　听着女儿天真的问话，朱女士的心碎了。“为什么离婚这么倒霉的事会轮到我们家呢？”她无言以对。假如当初她不忙着结婚，假如当初心理科学再发达一些，她的结局也就不会如此不幸了。至少她可以早些离婚，而不必生这个孩子。 　　已经是90年代的中期，周女士却仍然穿着淡黄色的80年代初人们常穿的“的确凉”连衣裙，这样的装束不是因为有意识的“复古”，也不是因为贫穷以致无力购买现代人的服装，这种装饰是她无意识之中流露出来的感伤情绪：她的心情还被20年前的经历主宰，因此无法生活在现在的时空中。她是66届的初中毕业生，从农场回沪后，在企业当财务。几年前她被转岗到边远的分厂当仓管员，却能若无其事地忍受下来。比较起她的经历，转岗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她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曾经被脾气暴烈的母亲打断了腿骨。碰巧父母都有历史问题正受审查，人们就说母亲狠揍女儿是阶级报复，因此受到惩罚。母亲以为是女儿自己去告发，因此怀恨在心。当周女士从农场返回时，耿耿于怀的母亲坚决不许她进屋。连着一个星期，周就在母亲所住的公寓走廊上用硬板纸垫着，打个地铺就寝，却终于没有撼动母亲冰冻已久的心。家门始终对她关闭，走投无路之际，好心的邻居为她作媒，她就住进了未婚夫的家。一个星期后，便草草嫁作他人妇。丈夫脾气暴躁，三句话不投缘就拳脚相加。她自叹命苦却没有退路，为了孩子忍下了这口气。直到孩子5岁了，她实在无法再忍受才离了婚。当她抱着孩子回到娘家，娘家的大门还是拒绝对她敞开。当晚她抱着孩子真想跳进黄浦江一了百了。但是看着怀中的孩子，她苟且着又活了下来。要活下去，她只得把自己再嫁一次，投入一单身者家中，过了几个月才知他是一个刑满释放者。曾经沦落者其实并不可怕，但是他却因积习难改屡屡犯案令周女士心惊胆战，她终于还是走了。她怪自己病急乱投医，可不能再让孩子“认贼作父”。 　　正是强烈的伤感，毁掉了周女士日后享受快乐的能力。她成了一个抑郁症患者。而她的无辜的儿子，却因父母严重失衡的心理所累，成了一个身心欠佳的孩子（后另有章节叙述）。 　　过于匆忙的婚姻使一些人误人了心理困境，有损日后家庭功能的正常运转，给后代成长造成了不良影响。 　　积压的婚姻还造成了8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 　　带着被狂热的理想主义与传统的英雄主义灼伤的痛楚，百感交集的一代知青便只有用加倍努力和奋斗，来抚平心中的创伤，来重建自己的理想。为了重新体现价值，为了再次证明自己，他们激流勇进，困兽犹斗，激发了自己所有的潜能，一心希望再创辉煌业绩。这一代知青中，不乏世俗的成功者，但是，其中一部分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下一代的焦虑、玩世或者厌世心理。 　　1.3生育高峰 　　自然的生态平衡被一场巨大的人为运动打破了。本该在7年或者是8年之间陆陆续续地出世的孩子，却非常集中地在1至2年内“突击出生”。十年文革带来了一个令人们意想不到的状况：在80年代初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形成了一个并不引人注目，却实实在在的“生育高峰”。这些孩子出生在父母疗养“理想”创伤之际，在幼儿期即感受到了“文化复兴”的氛围。他们的成长过程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因而在精神与思想上带着人们在探索改革、深化改革过程中所有的痕迹。他们既是改革途中每一个成功举措的分享者，也是所有挫折的实际承受者。整个社会的状态，每个父母的实际利益，无不在他们心里打上深深的烙印。 　　探究这种生育高峰的另一个原因，还必须把历史翻回到中国社会50年代初期。当时因按照前苏联的模式，提倡妇女们“生得越多越光荣”。远隔40多年之后，今天的老年妇女仍对这种口号记忆犹新。因为在当时，她们都曾有过要当“光荣妈妈”的愿望。 　　50年代饱受战争与贫困之苦的中国妇女，对新中国怀着强烈的感恩心情，对于国家的号召，当然趋之若鹜，再加当时缺乏科学的节育措施，即使你不想生也控制不住。在生活稳定，物质条件逐步上升的情况下，孩子的存活率基本保证，因此，在这种不符合国情的政策指导下，一个生育高峰人为地被形成了。1991年出版的《青年年鉴》关于《上海青年人口年龄构成状况》的调查数据显示；上海青年人口的年龄分布是不均衡的，年龄分布里倒金字塔形。青年人口主要集中在25——35岁这一年龄段。人数有3123825人之多，占青年总人数的66.89％，是青年人口的2／3。其中30—35岁年龄组的人数最多，为1931489人，占青年人口总数的41.36％，其中32—35岁的人数分布最集中，分别为37万、34万、32万和33万。 　　此资料统计截止期是1990年底，当时的32—35岁即是1998年的38—43岁，他们的出生日期在1953——1956年之间，也即是“文化大革命”中的69届、70届、72届、73届的中学毕业生。 　　“生得越多越光荣”的口号造成的生育高峰，使得这一时期的人口突然增多，造成在计划经济下，他们的分配与安置成了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政治需要以外，解决学生的毕业走向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急切的需要。1971年，在闸北区这个人口密度相对集中的产业工人区，仅上海铁路中学的70届毕业生就有16个，800人之多。可想而知，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再次在积压的婚姻之后形成的生育高峰，会造成何种景观。 　　人口过快增长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时间每过一分钟，地球人口净增160人。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为此向国际社会敲响警钟：如不立即采取坚决行动控制人口，保持消费与发展的平衡，世界人口在下世纪中叶将达到125亿，人类也将无法得到持续发展。 　　在1980年前后的生育高峰时，党和政府把实行计划生育列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还要适当强调晚婚晚育。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并不晚，但是为了学习和工作，适当的晚婚还是要提倡，适当的晚育更要强调。青年妇女如果20岁开始生育，100年内要生五代人，如果25岁左右生育，100年内只生四代人，因此，晚婚，特别是晚育，对于减少人口增长数量，减慢人口增长速度，都有重大意义。对于青年夫妇自己，适当晚育也有很多好处。”公开信还指出：“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 　　1980年《公开信》的发表，确实符合现代中国人的长远利益。然而，“独生子女”国策真正的确立与实行，却在年轻夫妇的心理上引起了难以言传，或许是并未被自己意识到的微妙的变化。这些心理变化来自生物学、哲学与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人类生命的延续是通过生儿育女来繁衍的，对于父母来说，子女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依仗着对子女的抚养权利，家长们很自然地会把自己个人的经验与好恶，志愿和理想，无意之中输入到孩子们的心中。在很多时候，孩子们一不留神就作了实现父母理想的工具而抑制了其个体意志与意识的成长。从极度的个人崇拜与狂热的理想主义中醒来的这一代人，仿佛大病初愈之人，急切地需要滋补品，而最好的精神滋补剂，莫过于他们又产生了新的希望与精神寄托，这希望来自他们的子女：这唯一的孩子，甚至在他们还未降生前，已经背负着如此沉重的期待，他们注定要成为父母手中被驾驭的牛犊，在走向成功的土地上耕耘，以释放父辈被压抑的意志与欲望。 　　在家中他们是父母的唯一，无数个唯一合起来就是社会上的一大片。经济浪潮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未来的竞争将会空前的激烈，唯一的孩子只能赢不能输。为了孩子与自己的“成功”，一部分父母甚至准备放弃自己，以换得孩子的成功。 　　1.4迟来的小生命 　　在生活中我们常可发现这样的现象；当父母已是接近“知天命”之年时，他们的孩子都还在念初中，甚至还在读小学。假如你有兴趣继续考察下去，也许还会发觉这些父母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各个领域中有所建树、有所作为的成功者。这是一群富有事业心的激进主义者。在事业与家庭生活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个人的事业发展，而把个人生活搁在一边。当年他们从五湖四海回到故乡，恰逢“科学的春天”，整个中国大地冰冻初解，他们犹如枯本逢春，万分急迫地投入到了再一次创业的热潮中。年届三十的这一代人，在高考恢复招生以后，涌入高等学府，以解灵魂的饥渴，并重新燃起奋斗的信念，要补偿逝去的青春。正是这一群人，当了“晚婚晚育”的模范。其中的一些人结婚并不太晚，但是却延迟了生孩子的时间，并因此而产生了一批“迟到的孩子”。 　　相比较今天为成全自我而选择了“独生者”、“单身贵族”、“丁克家庭”与“两人世界”的人们，20年前青年的晚婚晚育，甚至单身，其价值内涵与主导思想是有区别的。他们更多的是被“使命感”、“理想”、“目标”、“事业”等所激励，所驱动。在他们的心理上，有着那种类似“奉献”、“牺牲”的宗教美感与悲壮，这种感觉释放了他们自文革后期就产生了的被压抑的热情与政治理想，一旦生逢盛世，他们便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迟来的小生命终于睁开了眼睛，他仅仅是向父母们瞥了一眼，瞬时间人类天性中的亲情即刻全部爆发出来。感动、负疚、哀怜、抑或是疼爱？这份迟来的亲子感觉，会随着孩子的凝视与他肆无忌禅的啼哭，流进父母的心中，使他们突然醒悟：孩子才是最重要的，在潜意识中，他们所有的奋斗，不也都是为了孩子吗？ 　　有一位女工程师在过了40岁生日以后才感到她该生个孩子了。中年得子使他们夫妇欣喜若狂并百般珍爱。从孩子上托儿所、幼儿园起，父母便尽可能成双作对共同把孩子送去迎来。他们的愿望是要给晚到的孩子更充分的关爱与照顾，让他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以让他感受到双倍的快乐。 　　然而，被这样怀着负疚感的、过分浓烈的“爱”所浇灌出来的花朵，虽是艳丽无比，聪慧可人，但是他却很可能是脆弱的。有一个女学生，就因为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心态严重地失衡，在中学期间便出现了交往障碍。在升入高中后，因人际关系过分紧张而无法继续学业。她的未老先衰的母亲曾经陪着孩子前来咨询，沮丧而又忧虑重重的母亲摊开双手，感伤地说：“我们都已老了，只有一个孩子，假如孩子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活着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当我们逐渐衰老的时候，孩子对我们的意义便逐渐增大。晚到的小生命激起了父母全部的爱怜，并给予了他们无尽无止的“溺爱”。溺爱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即是如小孩子喜欢小动物那样，爱不释手地把它抓在手里，揣在怀中，捏得紧紧的，塞得饱饱的，它们不会因饥饿寒冷而死，却会因太多的爱抚而窒息。 　　父母的这种对待“宠物”般的爱，可说是一种父性或母性的本能，这种行为跟“坠入情网”很类似。它不需要努力，不是一种经过意志抉择的行为，对心灵的成长毫无帮助，所以不能算是有意识的、理智的爱。虽然经由这种感情也能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可是作为一种真正的爱护能力发展的基础，要培养心智成熟的子女，还需要更加多的其他东西。诸如买一筐的玩具或一柜子的衣服给孩子；硬塞食物给已经过胖的孩子；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孩子的任何要求，都是矫枉过正。爱不只是给予，它是合理的给和合理的不给，是合理的赞美和合理的批评；它是合理的争执、对立、鼓励、督促、安慰。不能只凭直觉，而需经过思考，有时甚至需作出痛苦的取舍决定。 　　在不合理的给予和破坏性的滋养方式背后，隐藏着的动机很多，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给予者”在爱的假面具下，只求满足自己，全然不把对方心灵真正需要当作一回事。 　　曾经有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来询问她的孩子不肯听话怎么办。怎么才算是不听话呢，她说把这孩子放到钢琴上，孩子却只会玩自己的手指头却不肯用手指去摁琴键。问及孩子的年龄，母亲回答说：“女儿已经3岁了。” 　　这不是《十日谈》中的荒诞故事，这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实。渴望弥补已经逝去的青春的迫切愿望，把他们的生活搅得一团糟。真理离谬误本只有一步之差，在认识水平上的一点点误差，却会造成许多的失误。 　　当然，我的职业使我面临着“问题的窗口”，我的探究也是从问题着手。我们只能正视问题，却不能从问题出发予以反证。无论如何，总是大部分的孩子享受着快乐的童年生活，即使是“迟来的小生命”，也都未必会因这种“晚到”的命运而受到不该有的“特殊待遇”。 　　1.5带着“伤痕”的婴儿 　　卢新华的《伤痕》带着从文革中复苏的一代人的反思、忏悔与控诉，作为“伤痕文学”的序曲，掀起了“伤痕文学”的热潮。正是在这种反思中，有一部分孩子成了父母“修理”伤痕的替代品。自他们呱呱坠地开始，便集中了家中所有的长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亲、母亲的高度注意。所有的目光都带着督促、压迫、期待与希望，像利剑似地通过幼儿们的感觉直刺到他们的心灵。 　　请看1982年《为了孩子》杂志所刊登的一份幼儿接受家庭训练的课程表： 　　呀呀学语时，讲小猫小狗的故事给他听。稍大一些，讲《狐狸和公鸡》、《龟兔赛跑》的故事。接着给他讲历史故事，科学家的故事，革命斗争史的故事。为了让他增加感性认识，利用假日带他去动物园、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还参观有关展览会等等。 　　同时，还教孩子看世界地图、中国地图、上海市区交通图。孩子要看懂地图，就必须要学会认字，教会孩子看地图的真正目的，是要先引起他的兴趣，然后“迫使”他认字。 　　教孩子下棋，是为了促使他动脑筋，培养他在困境面前不慌乱，冷静思考的习惯。如教孩子下象棋、军棋、海战棋等。 　　孩子上幼儿园以后，每天晚上利用比较完整的时间，对孩子进行基本知识的训练：写毛笔字、写方格簿、做算术习题、学英语等等。 　　这位家长非常自豪地介绍他的经验：他的孩子只是一个刚入幼儿园的孩子，却已经能够识好几百个字，会背数百个中国成语，会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知晓世界上不少国家的首都和上海市区所有公共车辆的路线。 　　这个孩子尚在幼年已快要被父母训化成“幼儿百科辞典”。我们无法追踪，因而也无法确知这位当初的孩子现在发展成了何等状态。按照常规而论，一个孩子从幼儿起便被那么多的“目的”包围、熏染，有计划，有步骤，却恰恰被剥夺了最重要的儿童（幼儿）最需要的游戏与玩乐。游戏是儿童的生命，他们在玩乐中轻松自然地认识世界。游戏使他们快乐，只有快乐的人才有可能建材自己的价值目标，并有足够的动力去实现目标。也许，正是这些从小就被剥夺了儿童“自主意识”的孩子们，就是今天比例并不算低的患各种心理疾病青少年的影子。 　　据80年代初对一个幼儿园大班情况的调查，有80％的家长对孩子进行不同程度的识字、计算、外语等教学，其中教识字的有88％，教算术的有33％，教外语的有20％。仅这一组调查统计，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家庭教育的紧迫状态。 　　从磨难中走过来的上一代人，在无意识之中，使自己未及彻底治愈的“伤痕”在儿女们的心灵上打下了烙印，并有可能为他们将来的心理发展埋下了隐患，设下了障碍。然而，即使在80年代初的“早慧早育”的风气中，却仍不乏有识之士对此现象提出批评。当时有人指出：不能片面追求识多少字或能计算多少题目，对儿童的早期教育，更要重视智力开发。只有智力发展好的学生才能学习好。单纯追求记忆力或单方面技能，到了一定的时期他的成绩往往上不去，这与智力发展不好有密切关系。死记硬背者往往缺乏灵活性，读书升级，课程一多，灵活性题目增多，就显得无所适从。而智力健全的学生却始终能应付自如。 　　另有人提出，早期教育也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幼儿识得大量字以后，入学后对老师按部就班的教学程序不但失去了兴趣，还会妨碍他人学习，影响班级纪律。 　　在当时的中国，心理卫生与心理健康的概念还未被人们接受，甚至很少论及。但是当时提出的“发展智力”之说、已明显包含了“心理发展”的意义。对于“早慧、早育”现象，80年代初的上海杂志上，有人引用丁肇中教授的话，到美国念书的中国学生都很用功。大学里考第一、二名的，大多数是中国学生。可是到研究院学习以后，有些中国学生记忆力强，但独立思考不够，因此成绩往往比不过别人。这反映了我们学习上的薄弱环节。 　　尚在80年代初期，已经有人意识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不久将要到来。有人撰稿指出：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第四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很多繁重的工作被它们代替了，因此，未来社会更要求人们集中智力进行发明创造。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知识老化过程不断加快。据国外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个人一生积累的科技知识，学校中的学习占80％，20％则是在走上工作岗位后不断补充学得的。到了80年代初，这两个百分比正好对调。因此，只有智力发展好才能自主自立，有所作为，有所创造。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人口大国，在由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然有着历史巨变时期的特定痕迹。大一统的文化心理与风俗习惯，常会导致“矫枉过正”的现象。一种思潮从新兴之初，到若干时以后，常常会改变初衷甚至面目全非，这就是所谓“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1.6科学的春天 　　1978年3月18日—3月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一次盛会。邓小平同志在3月18日的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及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等论断。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说：“今天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在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就清楚地说明“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活动。青少年中，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 　　如果说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拔乱反正，重新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为我国新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和科技体制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那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则是从人格、精神、道德和价值上把知识分子的尊严推到了高峰。随着“陈景润”的名字响彻中华大地，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不与“小资产阶级”这个词连在一起，而是作为领导阶级中的一个部分，扬眉吐气，自由平等地投身到新时期的改革与建设中去。 　　1978年5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职称恢复和提升问题的请求报告》，提出在国务院没有作出新规定前，仍执行1960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高等学校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原来确定和提升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一律有效，恢复职称。 　　此文的批发，等于在中国大地吹响了冲锋号。职称恢复以后紧接着就是恢复高校招生。高等学校在冷落了12年之后，再度敞开大门，以分数为标准，公平地接纳着潮涌而来的青年。高校重新恢复招生，使全国青年在欢呼雀跃之际，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理想、前途的信心与热望。在那些温课迎考、热火朝天的日子里，青年们夜以继日地拼搏，恨不得把十年中荒废的时间，朝朝夕夕地拣回来。 　　人们一定会对当时的迎考热浪记忆犹新，一定也不会忘了重新坐在教室中手握试笔向命运挑战的瞬间。有一个女青年因心情过于激动，以致于面对着试卷，手指颤抖了30分钟却未能写出一个字来。 　　揭榜之后，千军万马涌进了大学校园，1978年的中国高等学府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至此，我国科学的春天真正来临了。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就指出，应该适时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建议很快就在全党上下得到了响应。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论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通过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解放了思想，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真正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从而使我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期。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20年前的政治文件，是因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对全人类，政治是全体人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之一。我们具体地生活着的时空，其实时时刻刻在受到政治的强大影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人的心理状态，除却个性物质，都是和时代政治背景、社会生活环境密切相联的。心理学与心理咨询中常用的一句术语是“悦纳自我”，指的就是对既成状态的接受。在很多时候，个人的发展受到了外部条件的制约。正是基于这样的“规定性”，才有了一宿命论”的存在。然宿命之说强调了听天由命，而“悦纳自我”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之上图谋发展。也许，在我们还未降生以前，还在母亲的子宫中，我们生命中的许多客观条件已经被制约规定：你有什么样的父母与家庭环境，决定了你幼儿时代的抚养状态与受教育情况。因此研究孩子的心态形成、心理路程，就常常需要从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一代人开始探索。在后一代人的身上，常常有着上一辈人前尘往事的烙印。 　　与我其他所有的著述所不同的是，其他的小册子基本上都是从求询者的立场出发，比较集中地把注意力放到解决个人问题上去，即是“案例”式的写作法。虽然其中也涉及家庭环境、父母心态，却未能把个人的心理问题投放到社会的大环境中，寻找出它的负面因素，并分析它是如何对青少年造成心理压力的。而此书却以个体成长的社会背景、家庭环境为人口，综合性地探索一个青年群体的心理特点。 　　科学的春天与经济改革时代的到来，使一部分人把当初被压抑的“宏愿”，转移成了迫切的“功利”心。也正是社会转型期的希望与危机，容易使人迷失自我的真实本性，落入心理误区之中。而父母的心理偏差最直接的唯一的承受者，就是他们的子女。 　　1.7文凭心理 　　在下海经商的巅峰时期，复旦大学国政系的一位女硕士曾经义无反顾地说：“任你天翻地覆，我就是信奉‘唯有读书高’广她这样以为，是以亲身经历作为根据的。她出生在江苏淮阴的小县城，与兄妹们经由十几载苦读，走向全国各大城市。妹妹考进清华，后分配在大报社。弟弟考进北大，现从事计算机研究。她自己在复旦硕士毕业后，去了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在一个学期得了五个第一。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崇尚文化之风古已有之。不仅只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读书做官传统，也因为中国历来是个礼仪之邦。在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以后，人们感觉到了斯文扫地的悲哀，也认识到了摧残文化的野蛮。在迎接经济改革高潮到来之前，人们已经觉察到在未来科技与信息时代，个人技能是更稳妥的生存发展之道。而文凭则是最可靠的技能与专长的证明。 　　年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与新三届人，忽如一夜春风来，从“堂·吉河德”式的古典英雄主义梦幻中苏醒，千树万树梨花开，竞相获取文凭这块敲门砖，去攀登发展与成功的高峰。这是人们内心的要求，也是时势使然。相比较舒适与安然，中国人更崇尚成功与光荣。 　　然而，这种“千军万马战犹酣”的状况，使人们在失落之余，感到了深深的焦灼，而人格与人性，却在这种焦灼中变异。这种变异不仅影响了年轻父母们自己，并且波及到后代。难道我们还没有从现存的所谓“青少年问题”中发现一些令人深思的东西吗？ 　　人类的进步与文明该是建立在合理扬弃的基础上。每一代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克服自己的弱点，冲破时代的局限，才能得以前进。然而，从今日青少年身上，我们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即青少年一代的人格特点与其父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种强烈反差的形成，是因为孩子们在很多时候被父母作为弥补缺憾的对象在被其“克隆”，而这种补差型的教育动机则来自上辈人的心态失衡。补差教育的结果，则是由上一代人的人格偏差造成下一代人的人格倾斜。文革中的知青，擅长的是劳作，多余的是“激情”，缺的是知识。因此，他们对后代的要求便是拼命读书，给予的优惠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但是，活生生的孩子不可能只是读书机器，他们必定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己。于是，产生了心理问题，也产生了代际冲突。 　　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积劳成疾为文凭的故事。 　　那天是华师大图书情报系84级夜大最后一个学期的最后一次考试。同学们提早半小时就到了文史楼梯形教室门口，心里面像揣了头小鹿乱撞乱颠。这样的紧张不无道理：整整读了三年六学期，成败在此一举。那大红烫金的文凭像翩然起舞的彩蝶仿佛已在他们的鼻子底下纷飞，只待伸手捕捉。就为了如此令人陶醉的瞬间，在考前的几分钟里，他们捧着书本，紧张不安，口中念念有词，神情疲惫不堪…… 　　教室的门打开了，人们一窝蜂地进去了。花蕾朝外看了一眼，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张君在文史楼后面的空地上东张西望。她飞快地跑下楼，走到他面前时，他还没找到人口。望着他憔悴的脸，花蕾觉得自己对于考试的担忧早扔到了九霄云外。张君去年不幸生了鼻癌，整一个学期没来上课，没想他竟赶来考试。他是个70届的中学生，文革时代的中学生涯没能教会他26个英语字母，可图情系却特重英语，一上来就是大学英语。两年半的英语课上，他板书看不清，口语听不懂，不知流了多少急汗。为补笔记，也不知熬了多少夜晚，才终于过了60分大关。张君一定是那时积劳成疾，落下病根。 　　听说他生癌症，同学们赶去看望。在医院里，他显得很乐观，并且高谈阔论：“我若能闯过这一关，再活几年有多好，孩子还太小。过不去该我死，也不遗憾，我对得起自己……插队回沪，上了大学，当了图书馆长，奋斗过了，我也累了，只是苦了妻女……” 　　他说得很坦然，脸带微笑，同学们的眼中，却噙满了止不住的泪水。临别，他以行将作古之人的口吻说：“不必活得太认真，健康是最重要的，假如再轻松一些，恶疾是可以避免的，我已经太晚，只能奉劝你们……” 　　一别半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