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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森林事件

2011-05-16 13页 doc 121KB 4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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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森林事件卡廷森林事件 卡廷森林事件   卡廷惨案是1940年4月至5月间苏联对已经缴械的波兰战俘军官的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完全违反《日内瓦公约》与基本的人道主义。 波兰之殇--卡廷森林事件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7月,德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1943年春,德国作战工兵师为修复斯摩棱斯克及其附近遭到炸毁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工程,把强行招募来的罗、捷、匈、波、荷、法等国的劳工,驱赶到卡廷森林里干活。4月13日,几名劳工在掘地的时候,挖到一座埋着许多军官和士兵的大坟。德军发现这些官兵身上的军服既不是苏军制服,又不是德军制服,...
卡廷森林事件
卡廷森林事件 卡廷森林事件   卡廷惨案是1940年4月至5月间苏联对已经缴械的波兰战俘军官的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完全违反《日内瓦公约》与基本的人道主义。 波兰之殇--卡廷森林事件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7月,德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1943年春,德国作战工兵师为修复斯摩棱斯克及其附近遭到炸毁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工程,把强行招募来的罗、捷、匈、波、荷、法等国的劳工,驱赶到卡廷森林里干活。4月13日,几名劳工在掘地的时候,挖到一座埋着许多军官和士兵的大坟。德军发现这些官兵身上的军服既不是苏军制服,又不是德军制服,便找来一些纳粹官员着手调查,并声称:经德方组织的国际委员会验尸确定,这些穿着波兰军服的官兵死于1940年春,是被苏联人杀害的。希特勒抓住卡廷森林事件大肆宣染。柏林电台一宣布,立刻震惊了世界,在反法西斯阵营内部,苏、波、英三国的关系顿时蒙上一层阴影。    两天之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这一暴行是德国人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人。4月16日,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前去实地调查,并要求苏联提出正式报告,说明流亡苏联的波兰军官的下落。波兰政府声明指出:我们对德国宣传机器的谎言已习以为常,我们也知道它张扬此事所隐藏的目的。然而,鉴于德国人大量而详尽地报道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现数以万计的波兰军官尸体,又断言这些军官系苏联当局在1940年春杀害,我们认为有必要由权威的国际机构对这些“万人冢”进行调查,并对所传的事件进行核实。   4月21日,斯大林通知丘吉尔和罗斯福,他准备与西科尔斯基总理的波兰流亡政府绝交,因为这个政权听信法西斯的诽谤。丘吉尔和罗斯福呼吁斯大林不要这样,希望他维护盟国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丘吉尔认为,即使波兰政府愚蠢到听信德国的指控,但盟国之间没有时间争吵,我们必须打败希特勒。但是,4月25日,苏联还是宣布与波兰政府断交。   1943年10月初,苏联红军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州。苏联政府成立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事件确认和调查特别委员会”,针对德国1943年4月13日声明,组织了一个“反调查”,邀请了西方记者数十人,由向导带领对卡廷森林的大墓进行了一次参观。此举目的是要外国报刊相信,在那里挖掘出来的波兰人尸体是德国人在1941年夏末秋初枪杀后掩埋的,并不象德国人先前控告的那样,是俄国人在1940年春天干的事。记者们被指点看了7座大墓,然后又看了苏联医生正在进行的许多尸体解剖,医生把一块块脑、肝、脏等放在餐碟里展示,并大声说机体组织很新鲜,意思是说这些是两年前的德国人所为而不是三年前的俄国人所为。美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女儿、战时情报处工作人员凯思林是这个记者行列中的一员,她写道:俄国人从波兰死者的口袋里掏出来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日期是1941年夏的信件,这倒是个极好的证据,但是,也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些死者的口袋里有1940年3月和4月的报纸和信件,包括一份4月11日的《消息报》(苏联政府机关报——笔者),这点点滴滴的证据正好与苏联论点相抵触。西方记者不得对5个证人提出问题,许多证词听起来很流利,好像经过仔细排练似的。凯思林最后指出,总的来说,尽管有些漏洞,证据混乱和自相矛盾,俄国人的论点还是有说服力的。   1945-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德国战犯时,争论再起。只因双方都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此案成为二战以来悬而未决的谜。二战后,西方有关著述较普遍地认为,此事是苏联人干的,苏联则坚决否认。苏联史著对此始终讳莫如深,竭力闪避。   卡廷悬案的真相,一直是波兰人民、议会和舆论界最为敏感、激动和关心的问题。在华沙的公共墓地上专设了“卡廷公墓”。每逢节假日,前往那里凭吊的人络绎不绝,香火不断,鲜花堆积如山,其盛况超过了其它所有墓地。为了满足波兰人民的心愿,1987年4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出访苏联,和戈尔巴乔夫会谈,双方签署了《波苏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决定解决两国关系史上的“空白点”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按照这个宣言精神而成立的两国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决定对卡廷事件等进行全面的调查。7月11日-14日,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中对查清波苏历史遗留下来的“空白点”问题时强调指出“应该加快调查速度,更深入地引用可靠来源的材料,调查两国关系史的各个方面”。   波苏史学家联合委员会波方成员、波兰研究二战史的著名专家沃?科瓦尔斯基教授说,据了解,1943-1944年间,就这一暴行所进行的调查工作,一共公布过3个文件:①由12国组成的国际法庭和刑事医学专家小组的记录报告;②德国情报机构受其外交部委托于1943年春在柏林公布的关于卡廷屠杀的文献资料;③1944年1月24日,在莫斯科公布的关于波兰被俘军官被德国法西斯匪徒枪杀的专家委员会的声明。此外,1945年以后,在国外公布过一些关于这一问题的证词和回忆片断等。沃·科瓦尔斯基教授指出,所有这些都缺乏波兰方面的、全面的文件。他说,经过多次寻找,终于在伦敦的英国外交部档案馆中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文件。它就是1943年6月波兰红十字会秘书长卡?斯卡尔仁斯基在波兰红十字会总部会议上的“秘密报告”。1945年6月,这个文件仅有的一份打印件,由卡?斯卡尔仁斯基委托英国驻华沙大使馆临时代办里?汉凯伊保存。这个文件几经周折于1946年春被存放在伦敦的外交部档案馆里。1989年2月18日,波兰《复活》报以《来自卡廷的报告--波兰红十字会的秘密报告》为题,将这份文件首次公布于众。   《波兰红十字会的秘密报告》指出,1943年4月14日,波兰红十字会应德国占领当局的请求,派出一个由4名技术委员,1名总部代表.即波兰红十字会秘书长卡?斯台尔仁斯基组成的5人调查团,前往苏联的德占区斯摩棱斯克调查波兰军官坟墓。4月15日,调查团到达斯摩棱斯克。当晚,德国当局提供了一份关于屠杀情况的报告,经过技术委员同当地居民进行几周的调查,证实了这份报告中如下情节属实:“当地铁路工人、农民说,从1940年3月初到4月下旬,每天有2-3辆装满被捕的波兰军官的车厢偷偷地运到格涅日多夫站来,他们被汽车运往铁丝网围绕的区域……”。其中一位还证实说:“每天都能听到许多喊声和枪声。”4月16日上午9点钟,调查团到达卡廷,这里距离公路只有几米远。在坟墓之间林中的旷地上,放着被法医检验过的波兰军官的尸体。斯卡尔仁斯基说,他仔细查看了所有的尸体,他们的伤口无例外地是用转轮手枪子弹打的,子弹打进后脑勺从前额出来。很显然,伤口是同一性质的,射击的是同—个方向,所有的射击都是用手枪.所有的军官都是近距离站着被打死的,部分尸体被紧紧地背绑着手,这可能是他们进行过自卫和反抗。他们身着波军军服,佩戴着奖章、装饰品、校级的标志,裤子和鞋这些东西都尚完好。他还特别仔细地看了两位将军的尸体,他们被证实是斯莫拉文斯基将军和博哈罗维奇将军,这从他们的将军级镶条的标志上可以看出。从大量的死者日记中,人们发现了大屠杀的受害者之一索尔斯基少校被杀之前的一份记录,记录就在索尔斯基少校的尸体旁边,这份记录的时间是1940年6月(“6月”与前后说法有矛盾--笔者)9日,记录者说:“那天凌晨3时30分,一小分队波兰军官被苏军从被关押的白俄罗斯的一个军营科泽尔斯克带到斯摩棱斯克,早晨5时前几分钟,我们被叫醒并被押上囚车,我们到了一个小树林,看来那里是一些别墅。在那里,除了腰带和铅笔刀外,他们取走了我们的戒指和手表,那时手表的指针指向6时30分,他们会将我们怎么样?……。”大约几分钟之后,索尔斯基少校即遭枪杀。从屠杀时起,在路两旁所植的松树生长的情况可以看出,屠杀是在1940年春天,植物学家也作出同样的判断。关于尸体的数目,斯卡尔仁斯基认为应为4000多人。4月17日,他回到华沙,技术委员继续留在那里。4月18日早晨,他口头向红十字会总部报告了卡廷之行。报告要点包括: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有大批已被发掘的波兰军官坟墓;从这些尸体伤在同一部位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刑;从尸体旁找到的纸张可以断定,屠杀的时间是在1940年3—4月间,迄今为止,只能确定少部分被害者的姓名(约150人)。波兰红十字会技术委员在卡廷森林自1943年4月15日工作到6月7日,法医共检验了4243具尸体,其中23l具尸体被分别埋在6个大墓穴里,2位将军被分别单独埋着。每个墓地的面积为60×36即2160平方米。 苏联史学家也作了努力。他们在发掘档案资料过程中,只发现了一份真正提到“卡廷”二字的文件,但那已是1941年6月10日,即在德军进攻苏联前不久的事了。那份文件要求把一批苏联籍政治犯由斯摩棱斯克押送到卡廷去,而不是波兰人,据此还不能判断什么。苏联史学家根据一批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证词所提供的线索,发掘和整理出4类档案资料:1、苏方接受波军官兵的总数及变化数(包括;遣散、苏德交换、关押在其它集中营里有案可查者、失踪数);2、清理有关集中营的苏方命令及押送人数档案;3、任务完成的总结报告;4、1940年5月以后有关集中营的关押人员更新情况。有了这些档案,真相也就大白了。这些档案提供了如下事实: 1939年9月17日凌晨5时40分,苏军进攻波兰东部领土即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18日波军总司令雷兹?西米格威元帅向波军发布命令说,苏联不是交战国,不要抵抗。苏波军方经10余小时谈判,苏军答应,如波军放下武器,可保证波军官兵人身自由。当时,波兰东部总数约为30万人的波军绝大多数都执行了这一命令,有一部分自动解散回家,一部分人去了立陶宛和罗马尼亚。有130242名官兵流亡到苏联,这批人到了苏联后身份立刻变成了战俘,失去了苏波的人身自由,统一交给由贝利亚签署的第0308号命令成立的内务部战俘局。9月19日在该局统辖下成立了138个转运站和8个分配集中营,每个集中营约集中万名波兰官兵。9月21日,苏一高级将领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建议把波兰苏占区出生的普通士兵遣散国家,苏联最高领导同意这一建议。10月初,内务部长贝利亚签署命令,遣散4400名士兵。与此同时,在10月3日,贝利亚下令将波军中的宪兵、中高级军官、下级军官及士兵、波兰德占区出生人员分类分营集中管理。10月中旬,德国提出,德苏双方应按出生地交换各自手中的波军官兵,苏联政府同意。10月24日至11月23日向德方移交42492名波军官兵,德方则于1939年底以前向苏方移交13757人,德方移交的人员经甄别后,大部被遣散回家。到1939年12月1日,在科泽尔集中营(卡廷森林附近)关押波军军官4727人,斯塔罗别尔和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关押5963名和3964名波兰军官和警官,三处相加,近15000人。其中以科泽尔集中营为最重要,关押将军4名,上校24名,中校79名,少校654名,下级军官及文职人员3000多名。此时,波兰军官中较为普遍的忧虑是怕苏方将他们移交纳粹德国,其中以犹太人为最。苏联政府则一方面通报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声称苏联准备解散集中营,按波兰军官志愿遣散他们,同时向波兰军官散发志愿去向的表格;另一方面又加紧向德方移交被拘留人员。1939年11月14日成立的德苏混合委员会,经过磋商,完成了被关押人员的互换任务。 从苏联档案资料可看出,总计划中的第二步是要消灭(或叫清理)那些反对苏德瓜分波兰的“骨干”力量。批准清理名单由战俘局下达指令,将名单交乌克兰内务部最后执行。从1940年3月1日开始,关押重要人员的集中营每天都收到战俘局下发的应转交给乌克兰内务部的波兰战俘名单,每张名单包括98-100人。有时,向一个集中营下达的名单要移交300人,凡列入清理名单者均“失踪”了,仅有3例获得赦免,被赦免者现仍有人健在,他们的回忆录和找到的赦免令内容完全相符。由于这几人不属清理之列,所以关于他们的档案没有销毁。从1940年4月到5月,经内务部行刑队枪毙的波兰军官兵共为15131人。其中,科泽尔营4400多人,奥斯塔什科夫营6200余人,斯塔罗别尔营约4000人。一经处决,失踪者的登记档案及个人信件等物均需在战俘局代表的直接监督下予以销毁。到1940年6月,内务部副部长向上级报告说上述三个集中营又可以接受5000-8000名新的关押人员了。   其他波兰官兵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苏德、苏波关系发生了180度的转变。7月30日,苏联与波兰建交,参加反德同盟,曾在苏联卢比扬卡监狱呆了20多个月的波兰弗拉齐斯拉夫·安德尔将军于1941年9月释放,并被委任波兰军总司令,在苏联境内组编波兰人作战师团,有2.5万余名波兰战俘参加。这样,13万余名被俘官兵已知下落的有:交给德国4.2万余人,遣散0.4万多人,处决1.5万余人,重新参军者2.5万余人,共约9万人。尚有4万余人未作交待,估计其中一部分经劳改后生还,另一部分仍然下落不明。   1990年4月,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期间,苏方向他通报了二战初期波兰军官在苏联集中营里的死亡情况,并移交了有关的档案资料。此举了结了一桩争执长达半个世纪的国际公案。 波兰不能放下的卡廷森林事件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韩新忠):今年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0周年。9月1日,波兰首都华沙以及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十几个国家的政要,包括波兰总统卡钦斯基、总理图斯克、俄罗斯总理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参加了在格但斯克的纪念活动。正当人们纪念二战阵亡者以及反思纳粹罪行的时候,二战中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卡廷森林惨案”也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卡廷事件”凶手成为谜团 卡廷是苏联境内的一个小镇,1943年在其附近森林发现了上千具波兰军官的尸体。这个默默无名的小镇由此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通过继续挖掘,总共找到尸体上万具,其中大部分为波兰军官。对此纳粹德国宣布,在卡廷森林发现的上万具尸体是被苏联杀害的。但苏联矢口否认,并指责德国嫁祸于人。 二战结束后,苏联一直未承认卡廷事件由其造成,并拒绝解密相关文件。因此,卡廷事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难解的历史谜团,成为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历史空白”。 “卡廷事件”真相终于大白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局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也包括前苏联和波兰的关系。1987年,在前苏联的倡议下成立了苏波历史研究会,以消除两国关系史上的“空白”。但是,就卡廷事件的调查一直没有出现进展,直到90年代。 1990年4月,时任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时,戈尔巴乔夫承认卡廷事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但是苏方当时并未公布相关档案和全部真相。直到1992年10月,叶利钦才将相关档案的副本转交波方,在转交仪式上,波兰总统瓦文萨在接到密档时说,他“感到全身颤抖”。  至此,卡廷惨案的真相终于大白:在卡廷森林中枪杀成千上万名波兰军官的并非纳粹德国,而是苏联。此后,这一事件又被波兰著名导演安杰伊瓦伊达搬上银幕,拍成电影《卡廷惨案》,这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惨案的真象。 “卡廷事件”仍成波俄障碍 虽然惨案的真象已被揭露,但是它仍然成为俄罗斯与波兰关系发展中的障碍。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波兰一直要求俄罗斯解密所有有关此事的档案,而俄方却一直予以拒绝;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波兰对于历史上这个强大邻国的不断压制以及二战中苏联的做法耿耿于怀,并且一直想讨个说法。正如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在二战爆发70周年纪念活动上所说的,“卡廷事件需要我们的反思,但是在反思中需要的不只是认识事件的真相,更重要的是认识事件的原因。” 而俄罗斯则主张放下历史的负担,共同推进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俄罗斯总理普京在这次访问波兰前夕在波兰的主流媒体《选举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历史是互相讨伐的理由还是和解与伙伴关系的基础?》,直面俄波两国历史上的争议事件,力图从“二战盟友关系”出发修复双边关系。普京写道:“过去的阴影绝不能笼罩目前的俄波关系,更不能笼罩未来的双边关系。”但是,人士指出,要想让波兰方面真正放下历史的负担还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正像波兰总理图斯克在与俄罗斯总理普京会谈时所说的:“只有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完全相互理解和信任;只有明智和诚实地对待历史,才会有助于波俄两国关系的发展。” 雅鲁泽尔斯基和“卡廷之谜”的澄清 刘彦顺 (作者系原驻波兰大使,《纵横》(京)2004年02期第10~14页) 人民波兰时期的最后一代领导人、尔后当选为波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雅鲁泽尔斯基,在他离开总统岗位时曾向世人剖析自己的心迹。说他“怀着最好的愿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诚恳而不张扬地履行自己的各种职责,庄严而有效地代表国家,在国内外,在公开活动和与外国领导人会谈中,努力争取人们对波兰正在进行的变革的理解和支持。”“至于成功多少,任凭他人评说。” 自然,历史是公正和无情的,不同的人对雅鲁泽尔斯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但不能不说,至少有一件事,在雅鲁泽尔斯基以其总统名义从事的诸多活动中,他划了一个近乎圆满的句号。这件事就是确定了卡廷事件的真正祸首是苏联。 一、话要从1939年说起。 这一年,一个巨大的灾难降临在波兰人民的头上。当时在欧洲的战争的策源地业已形成,欧洲各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纳粹德国在准备战争,1939年初又提出“但泽走廊”问题,秘密制定了入侵波兰的“白色计划”,将矛头指向波兰。波兰盲目自大,轻信英法的承诺,标榜在纳粹德国和红色苏俄之间奉行等距离外交,企图在夹缝中求生存。英法两国口是心非,无意同苏联携手,企图祸水东引。苏联开始贯彻联共(布)十八大确定的新的外交方针,“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迅速地从力争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转为中立自保。 欧洲的外交舞台尔虞我诈,形势瞬息万变。在英法和苏联、英法和德国、德国和苏联之间,三场讨价还价的秘密谈判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当英法苏三国政治和军事谈判先后失败之后,苏联立即同德国于8月23日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划分苏德两国的势力范围,秘密瓜分波兰。这项称之谓“莫洛托夫——里宾特罗甫条约”的签订,排除了德国最为担心的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使德国完成了入侵波兰、发动世界大战的外交准备。9月1日,德国对波兰发动侵略战争。9月17日,苏联以波兰国家业已崩溃、苏联有权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的生命财产为由,出兵波兰。就这样,德国由西向东,苏联由东向西,迅速占领波兰全境。9月28日,原本并无共同边界的苏德两国,竟然签订了“友好和边界条约”,划定了各自利益的边界线。 也就是在9月17日苏军进入波兰之后,驻守波兰东部地区的波兰军人、警察及其他人员被苏军俘虏或逮捕,共约25万之众。据当时了解的情况,波兰被俘军人的命运极其不同,有的被编入苏军队伍,有的被释放,有的被送到劳动营强制劳动,余下的约15000名军官和军士及其他人员被关押在苏联西部三个大战俘营里(其中450多人后又转移他处)。1940年春,三大战俘营中的波兰军人同他们家属中断通讯联系,下落不明。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撕毁苏德条约,向苏联发动进攻。苏德战争的爆发使世界战局和国际政局发生根本变化。为了扩大反法西斯同盟,1941年7月30日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签订“苏波互助协定”,苏联承认1939年苏德关于变更波兰领土的条约失效,苏波恢复外交关系。苏联同意波兰流亡政府在苏组建波兰军队,同意释放所有波兰战俘和在押的波兰公民。为了组建军队,波兰流亡政府驻苏大使科特和总理西科尔斯基先后会见斯大林,向苏方索要失踪的波兰军官。斯大林环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多谈波兰军官的事,还说“有些人已逃到中国满洲去了”。波兰人不相信苏方自相矛盾的解释,缠着苏方不放,不断交涉要人,从1941年7月到1943年4月先后向苏方递交照会多达20次。 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大捷,苏德战场形势发生根本转折。苏军进入反攻,德军开始败退。恰好在这关键时刻,4月13日,德国宣布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并断定杀害波兰军官的凶手是苏联。为确定苏联的罪责,德国组织国际专家组进行了现场调查。德国精心策划的这则新闻引起苏波双方的强烈反响。苏联表现得怒不可遏,矢口否认,当即声明死者是德国法西斯手中的牺牲品,德国捏造材料,污蔑苏联,企图嫁祸他人,挑拨离间。波兰流亡政府半信半疑,要求弄清真相,请求国际红十字会派人实地调查。苏联进而迁怒波兰,斥责波兰流亡政府轻信谎言,与纳粹德国沆瀣一气,同流合污,陷害和敌视盟友,并以此为借口,愤然于4月25日同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刚刚恢复不到两年的外交关系。 究竟是苏联还是德国,究竟在卡廷森林屠杀了多少波兰军官,一时间成为难解的历史之谜。 在苏军收复斯摩棱斯克地区后,苏联为了确定屠杀系德国所为,于1944年1月特地组织一次由苏联人布尔坚科主持的委员会进行现场反调查。据该委员会说法,集体坟墓中共有尸体11000具,是1941年9月至12月被枪毙的。也就是说,是德军在发动侵苏战争并占领苏联西部地区后屠杀了这些波兰军官。1946年7月,审判德国战争罪犯的纽伦堡法庭曾提出卡廷事件问题,纳粹头目戈林和里宾特罗甫一口咬定是苏联屠杀了波军俘虏,最后,纽伦堡法庭并没有把卡廷事件列入战犯的判决书。也就是说,纽伦堡法庭并未断定究竟是谁犯下了屠杀波兰军官的罪行。 波兰人不相信苏联人的调查结果。纽伦堡法庭也没有解开卡廷之谜。此后卡廷事件被尘封起来,足足半个世纪,成为波苏关系中严禁涉猎的历史问题,成为困扰波苏关系的一个死结,被双方称为波苏关系中的“历史空白点”。 二、所谓的空白点,并非真正的空白,只是尚未澄清的存在。 苏联当权者居高临下,将一切有关卡廷事件的言论和呼声均斥之为“戈贝尔版本”的反苏宣传。自斯大林后,历届领导人都将错就错,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歪曲和隐瞒。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195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曾向赫鲁晓夫报告说:卡廷事件中被枪杀者总人数是21857人(三大战俘营14552人,其他战俘营和监狱7305人),档案馆保留这21857份人事档案,对苏联“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和历史价值”,对“波兰朋友恐怕也没什么真正的价值”,“一旦不慎而失密,必将危害国家”。因此他建议销毁卡廷事件牺牲者21857人的人事档案。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等三人,在卡廷事件35周年前夕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说:“随着德国法西斯分子制造的卡廷森林罪行35周年的临近,挑衅性的反苏宣传会进一步强化”,因此,可“积极考虑波兰朋友的愿望”,举行苏波磋商,以便“制定共同的反击措施”。苏联当权者越是遮遮掩掩,强词夺理,越像一根针刺深深地扎在波兰人民的心头。 在贝利亚上呈的关于处置波兰战俘的报告上,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的亲笔签批和加里宁、卡冈诺维奇表示同意的记载(1940年3月5日) 波兰官方不敢面对事实,在加强同苏联“友好和同盟”的政策下,慑于苏联的权威,长期沿袭苏联的说法,并把卡廷事件束之高阁,回避矛盾捂盖子,甚至自己不说也不准别人说。1975年国防部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和1987年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小百科全书》均有意识地不把卡廷事件收入辞书。 在五六十年代,卡廷问题在波兰社会意识中一般说来还不突出,到了70年代,要求澄清真相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个悲剧事件引起的反苏情绪开始不断地显现出来,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反对派开始活跃,他们抓住官方宣传的弱点,组织“飞行大学”历史讲座,发行地下出版物,借题发挥,使卡廷悲剧成为热门话题。有人口讲,有人著书,向社会灌输了一种危及波兰领导人政治和道德形象的意识:“苏联领导人说谎欺骗,波兰领导人软弱无能”。这种意识在青年学生中颇有市场,流传不已。波兰的官方宣传和社会认知之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 在反对政治反对派的斗争中,卡廷事件从历史问题变为政治问题。谁敢触动它,波兰官方就常常斥责谁不怀好心,是在利用群众的“反苏情绪”,恣意“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官方的这种立场和态度,只能增加知识界、青年学生、广大群众的反感,扩大执政集团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与鸿沟,只能加重波党在克服经济和社会危机中背负的重担。而当波兰军警手执警棍和盾牌,奉命驱散那些手举“卡廷”标语牌的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时,群情之愤慨是不言而喻的。 在80年代,有人在华沙公墓中为卡廷森林中的死难者树立了一个奇特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位于公墓的偏僻角落,是一块不加任何雕饰的光秃秃的巨石,上面写着两个醒目的大字——卡廷,没有碑文,也没有记载时日。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纪念,是一种韧性的斗争,是以纪念为名发出的无声的抗议。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一把利刃,矛头直指掩饰真相的苏联及其追随者。每年11月1日亡灵节时,公墓变成民意测验的课堂。某些风云人物的墓前冷冷清清,好像无人祭扫,但卡廷石碑周围却摆满鲜花和点燃的蜡烛,引来无数人驻足凝视,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可以说,这是人们用鲜花和烛光在公墓中表达的亲与疏,爱与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决。1985年亡灵节那天,我在阴雨绵绵中目睹这一景象,心灵为之震颤,留下的记忆,久不能忘: 这是没有石砌的“光荣之路”, 也没有大理石陵寝的闪光。 这里只有一片荒草和泥土, 还有阴雨中的阴森和苍凉。 一块沉默无语的巨石上, 是谁写上了卡廷的字样? 招来了数以万计的冤魂, 在这里哭泣呼号和游荡。 亡灵节竟变成了民意测验的课堂, 鲜花和烛光填写在“历史空白点”上。 那边的陵墓只有孤独的灯火数盏, 这边的荒芜却是花山和烛光的海洋。 人们啊,紧闭双唇来自四面八方, 踏出的小路弯弯曲曲,很远很长。 人们啊,两眼含泪回到四面八方, 内心深处翻动着万盏烛光的汪洋。 谎言腿短,在华丽的辞句后隐藏, 谎言腿短,在权威的光环下嚣张。 但,一张薄纸岂能包住熊熊烈火, 墨写的谎言岂能改变血写的史章。 本来这是一首写给自己看的小诗,记录了自己作为目击者的见闻和感想。但在当时,在苏联能而不愿和波兰愿而不能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其他人是不可以不分时间和场合公开揣测、评论和抒发自己的爱憎的。现今,真相已经大白,这往昔的墨痕,不妨作为一个在华沙工作过的外交官明辨是非和思考历史的见证。 三、如果说人民波兰领导人不愿或不想澄清真相,解开波苏关系中的死结,缓和群众情绪,改善领导和群众关系,恐怕那也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波兰领导人逐渐认识到,诸如卡廷事件这样涉及波苏关系的历史问题,如不抓紧澄清,不仅严重影响波苏关系,而且势必损害领导者的形象和威望,削弱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但他们处于被动的两难境地。他们听到了社会上的强烈呼声,也看到了苏联顽固不化的态度。他们要求澄清,又害怕触怒苏联。他们既要揭开盖子,又要维护与苏联的“同盟和友谊”。他们没有主动权。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打开苏共中央绝密档案柜的钥匙,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掌握在苏联手里,不仅如此,有时他们又必须看苏联的脸色行事。 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的尴尬遭遇就是实例。据他回忆,在70年代,他曾经三次向苏联提过卡廷事件。第一次是向勃列日涅夫提及“为了我们的友谊,苏联同志应当解释清楚”。勃列日涅夫的反应一是感到惊讶,二是允诺调查,但说完了事。第二次是向葛罗米柯说起,希望苏方“再一次深入调查”。葛罗米柯胸有成竹,声称苏联的立场是清楚的,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解释的,但允诺再重新调查,又是说完了事。第三次是向苏联新任驻波大使皮洛托维奇谈的,其结果不仅出人意料,而且令盖莱克感到“歉疚和自责”。当时这位大使倾听了盖莱克的谈话,深受触动和感到不安。他允诺将准确地亲自向葛罗米柯转达和陈述问题的微妙的一切。数日后,皮洛托维奇从莫斯科返回华沙,两手空空,神情沮丧,没带来任何答复。他告诉说,他见到了葛罗米柯,转达了波兰的立场,因而遭到上司的怪罪。此后不到两个月,他被免去大使职务,调离苏联外交部,派往白俄罗斯共和国任副总理。他失宠受贬,处境不佳,几年之后,自杀身亡。盖莱克企图澄清真相的努力不了了之。 这一重任落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身上。 同盖莱克比较,雅鲁泽尔斯基具有两个日渐成熟的前提条件。从主观方面看,雅鲁泽尔斯基有着同政治反对派、同团结工会反复较量的实践,对于卡廷事件在波苏关系问题上、在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上所起破坏性作用的认识,比盖莱克更深刻一些,要求澄清的愿望也更迫切些。从客观方面看,80年代中期,苏联结束了老人政治,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使澄清真相具备了客观可能性。在不允许政治反对派“把历史变成意识形态领域中投机的对象和煽动民族主义狂热的口实”的问题上,波苏双方看法趋于一致。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双方把澄清真相,消除“历史空白点”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双方的态度和表现迥然不同,波方要求迅速和彻底澄清,苏方处境被动,步步为营。 1985年以来,雅鲁泽尔斯基同戈尔巴乔夫几乎年年会晤。雅鲁泽尔斯基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其他领导人,曾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向苏方提出卡廷事件问题,向苏方施加影响和压力。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和酝酿,对消除波苏关系中“历史空白点”问题取得共识。1987年4月21日,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果的访问,同戈尔巴乔夫签署了《波苏在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触动了解开卡廷之谜的闸门。双方强调,在两国关系的历史中,所有的事件,包括悲剧事件在内,都应得到从马列主义立场出发的、符合目前知识状况的、客观准确的解释,而不应存在任何“空白点”,不应给子孙后代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决定成立波苏两国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共同研究卡廷事件以及1938年解散波兰共产党、1920年苏波战争、1939~1940年波兰人大迁移等问题。雅鲁泽尔斯基终于在澄清卡廷事件真相问题上争取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承诺,但这只是开端,只是迈出的一小步,因为苏共中央绝密档案柜的铁门还在紧锁着。 这一小步的意义在于卡廷问题开始走出禁区。在波兰报刊上就卡廷问题发表的文章日渐增多,文章作者既有持反对派观点的又有接近波兰领导的学者和评论家。他们都公开认为,苏联应承担卡廷悲剧的罪责。波兰教会也于1988年出版题为《卡廷》小册子,说卡廷惨案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之一”。苏方认为,有关苏联有罪的观点,在波兰政府发言人乌尔班的声明中获得合法化,“事实上成为波兰当局的正式看法”。看得出波方在努力攻坚,而苏方在疲于应付。这种情况也表现在波苏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上,两年来委员会原地踏步,毫无进展。在委员会的会议上,苏方代表既拿不出新的材料,也未获得就波方提出的重要证据进行讨论的授权。 如何应对来自波方的种种要求和压力,苏联领导层在寻找出路和办法,他们的态度在进一步发生变化。1988年3月,谢瓦尔德纳泽、法林、克留奇科夫三人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担心夜长梦多,节外生枝。他们强调,卡廷问题越拖越危险,可能引发波方要求苏联进一步澄清其他数千被捕人员的命运。迄今为止,苏联对波方的这种呼吁并未做出回答。谢瓦尔德纳泽三人的结论和建议是:“我们难于回避向人民波兰领导人和波兰社会澄清过去的悲剧事件。时间并不是我们的盟友。如能说清楚真实情况,说清楚何人对过去负有罪责,并以此了结此事,看来是可取的。从最终的结果看,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要小于目前的敷衍塞责所造成的损失。” 苏联领导层对卡廷事件态度变化的速度显然不如苏联和东欧政局变化的速度来得更快。1989年6月,波兰在东欧各国中首先发生剧变,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政权。雅鲁泽尔斯基虽然根据圆桌会议的精神仍当选为波兰总统,但地位虚弱,岌岌可危。而此时的苏联正内外交困,走向解体,戈尔巴乔夫逐渐失去驾驭形势的能力。如何解决卡廷问题,对于雅鲁泽尔斯基和戈尔巴乔夫来说,正面临着最后的时刻。 1990年4月11~14日,雅鲁泽尔斯基以波兰共和国总统身份访苏。访问时间显然是精心选择和巧妙安排的。大家知道,卡廷事件曝光的日子是1943年4月13日,卡廷事件发生的年代是1940年,1990年恰恰是卡廷事件50周年。雅鲁泽尔斯基此时访苏,其重要任务之一显然是解决卡廷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应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访问,法林于1990年2月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了有关苏联历史学家查阅档案的情况及他的看法和建议。法林认为,继续说在苏联国家档案馆中找不到有关卡廷悲剧的背景材料“将难于令人信服”。已找到的档案材料同波方借以立论的材料相对照,“不允许我们再坚持以前的说法,不允许我们不做出结论”。“考虑到卡廷50周年在即,无论如何也要明确我们的立场。”法林建议,“看来代价最小的是:告诉雅鲁泽尔斯基,我们仔细查阅有关档案,未能找到可以确定卡廷悲剧发生的准确时间和具体肇事人的直接证据。”但在内务人员委员会档案中发现,有一些上下文“可对布尔坚科报告的可靠性提出异议”。“据此可以断定,在卡廷地区波兰军官的死难系内务人民委员会所为,就人而言,系贝利亚和米尔库洛夫所为。”法林的方案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波方的要求,但其实质是只在原则上认罪,不做彻底的澄清,凡波方已掌握的事实,苏方承认确有其事,凡波方尚不了解的情况,苏方一概缄口不言。 雅鲁泽尔斯基如期访苏。双方在会谈中一致强调,查清二战期间关押在苏联集中营里的波兰军官的死亡情况具有“特殊的道德意义”。除会谈外,雅鲁泽尔斯基还专程前往卡廷,作为波兰总统第一次在卡廷向死难的波兰军官致哀。这次访问的重大的实际成果,凝结在塔斯社4月13日声明的一句话中:“卡廷悲剧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这是苏联选择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期间,在波兰面前,在全世界面前就卡廷事件第一次公开正式承认负有罪责。 历时50载,苏联始认罪,对于雅鲁泽尔斯基来说,是他在总统任内完成的一件大事,也是他自1987年以来在坚持消除波苏关系中“历史空白点”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只可惜,它来得太晚了。波兰工人党业已丧失政权,它并未能及时帮助波党解脱在维护政权斗争中压在背上的沉重的历史重负。只可惜,它来得太不彻底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还在忸忸怩怩,“犹抱琵琶半遮面”。直至19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特使在华沙向波兰总统瓦文萨转交俄国总统密档第一卷副本时,卡廷事件的真相才进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的决定,是1940年3月5日由联共(布)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的报告作出的,由斯大林签署;决定同意枪杀人数为25700人,其中关押在三大战俘营中的为14700人,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为11000人。 值得强调的是,此前人们所了解的卡廷事件基本上只限于关押在三大战俘营中的波兰军官的悲惨命运,而现在事件涉及的范围大大扩展了,死难者的人数大大增加了。 卡廷事件的历史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 对于苏联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将强权和谎言强加于人,虽能得逞于一时,却不能得益于永远,结果是既损人又害己。 对于波兰来说,她在同苏联的相互关系中处于小党小国的不利地位,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敢不敢在强权面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关系到领导威信和民心向背。 沉痛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借鉴和深思。 卡廷森林大屠殺 1992年10月14日,俄國總統葉爾欽總統的特使、俄羅斯國家檔案委員會主席皮霍瓦到達華沙,向波蘭總統華勒沙移交了有關卡廷事件的兩包“絕密檔案”(複製品),總共20個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蘇聯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關於處決14700名波蘭軍官和在獄中關押的約1萬名波蘭人的決定。波方立即將其中幾個重要文件予以公佈。 尋找戰俘 1941年6月22日,德國突然進攻蘇聯,蘇德戰爭爆發,蘇聯與波蘭流亡政府首腦西爾柯斯基將軍簽署了恢復兩國外交關係的協議,並就波蘭戰俘問題作出安排。但是戰俘中有2萬多人下落不明,波蘭方面十分關注。同年8月,奉命招募波蘭軍官的波蘭將軍恰普斯基列出一份“在蘇聯失蹤”的4000名波蘭軍官名單,交給了蘇聯當局。同年9月6日,波蘭大使科特向蘇聯當局提交了失蹤的波蘭軍官名單。12月3日,波蘭軍司令部安德爾斯將軍寫信給蘇聯內政人民委員部(NKVD)要求尋找8000名波蘭戰俘。蘇方對所有追尋這些失蹤波蘭軍官的請求均未予以回答。當12月3日西柯爾斯基和安德爾斯在克裡姆林宮受到史達林接見時,他們當面問史達林1萬多名被俘波蘭軍官的下落,史達林回答道︰“他們已經被釋放而且跑掉了,可能到了滿洲去了吧。” 1942年3月18日,安德爾斯和奧庫裡茨基再次向史達林提出波蘭戰俘問題,史達林說︰“他們可能在德國佔領區了。” 誰是兇手 1943年4月13日,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宣佈,德軍在蘇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發現一座萬人塚,裡面埋葬有4000具波蘭軍官的屍體。德國軍方提出的調查報告宣稱,這些波蘭軍官是在1940年德軍佔領斯摩棱斯克之前被蘇軍殺害之後埋在該地。報告中還說,蘇軍用繳獲的德軍武器槍殺了這些軍官,企圖以此掩蓋罪行並嫁禍給柏林。 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對納粹德國公佈的這一消息異常關注,認為埋在卡廷森林的4000名軍官即是1939?1940年在“蘇聯失蹤”的部份波蘭軍官,4月15日,即德國宣佈發現卡廷森林萬人塚消息之後兩天,莫斯科電台說,德國的消息是“骯髒的揣測,無恥的捏造”。蘇聯新聞局發表一份公報稱,波蘭戰俘曾在斯摩棱斯克以西地區服勞役,1941年夏天,蘇聯部隊撤退後,他們落入德國人之手,被“德國法西斯兇手殺害”。 也在這一天,波蘭西柯爾斯基政府請求國際紅十字會調查卡廷案。次日,波蘭紅十字會秘書長斯卡仁斯基向波蘭紅十字理事會提供的一份關於卡廷之行的報告說︰“從屍骨上找到的紙片判斷,屠殺發生在1940年3?4月。”同一天,德國邀請國際紅十字會派人前往卡廷調查。國際紅十字會考慮到蘇方的意見,拒絕了德波兩國的請求。4月20日,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又向蘇聯提出上述要求。4月21日,蘇聯政府指責波蘭與希特勒合作。4月26日,蘇聯由於波蘭與德國“一起要求紅十字會調查”卡廷事件,宣佈同波蘭流亡政府斷交。 1943年4月28日,德國糾集其盟國和被佔領國的專家組成的國際調查組到達卡廷。波蘭也派出了一個專家組到卡廷調查。兩個調查組根據挖掘的結果都認為,這場屠殺發生在1940年春天。 德軍從蘇聯境內撤走後,以布爾堅科院士為首的蘇聯調查組趕到卡廷森林調查。 1944年1月24日,蘇聯報紙發表了一份由名叫“確定與調查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槍殺波蘭被俘軍官情況的特別委員會”提出的報告。報告說,以前波蘭各次照會所提到的那批波蘭被俘軍官,早在1940年春天就由蘇聯人把他們從科澤利斯克、舊別利斯克和奧斯塔什科夫撤出,送到斯摩棱斯克地區的三個“特別營地”。1940~1941年期間,他們在那裡從事施工和築路工作。德國入侵時,這批戰俘未能及時撤退,因此,在1941年7月落入德國人手中。德國人把他們一小批一小批地送到卡廷森林。在那裡由一個號稱“第537工程營”的特種部隊處決了他們,屍體當時就都埋掉了。1942年冬天,由於戰局發生了變化,德國人威脅當時的目擊者偽造証詞,同時挖墳盜墓,取走寫有1941年春天以後日期的文件,並把一些新的材料放到屍骨上。1943年3月,德國人又從別處運來很多屍體,放入墳墓,以達到宣傳和挑撥的目的。報告還說︰據法醫檢驗,槍決戰俘用的是典型的德國模式,發生在1941年秋天,墓中有1萬1千具屍骨。 這一報告的結論成為蘇聯當局的正式解釋,並為戰後的波蘭共黨政府所接受。 1946年7月1日~3日,在審判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國際法庭上,蘇聯檢察長魯登科要求法庭認可調查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槍殺波蘭戰俘軍官情況的特別委員會的這一報告,但未得到法官們的同意。 真象大白 此後,西方就卡廷事件發表了大量材料。 1951年9月18日,美國國會為進一步調查卡廷事件而成立了特別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報告說︰“本委員會一致認為,各項證據確鑿無疑地證明,俄國斯摩棱斯克卡廷森林裡屠殺波蘭陸軍軍官一事,是由蘇聯的內政人民委員部(NKVD)執行的,屠殺日期不遲於1940年春天。” 戰後的波蘭官方宣傳中幾乎不提卡廷事件。1980年以後,《政治》周刊等報刊發表一些有關卡廷事件的文章或材料,幾乎一致認為卡廷事件罪責在蘇聯。 1987年4月21日,波蘭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訪蘇,與戈巴契夫簽署了《波蘇意識型態、科學和文化領域合作宣言》。根據這一文件精神,兩國歷史學家組成了聯合委員會,負責調查卡廷事件。次年7月,戈巴契夫訪波,戈氏答應加緊尋找有關卡廷事件的證據材料。同年,蘇首次同意波蘭人前往蘇聯,為卡廷慘案遇難者掃墓。 1989年2月,波蘭公佈關於蘇聯殺害波蘭軍官的證據。波蘭修改關於卡廷事件受害者紀念碑文。同年3月22日,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黨中央國際部長法林聯名給蘇共中央寫報告。報告稱,卡廷事件系“史大林的內務民眾委員部所為”。4月5日,波蘭一個代表團專程從卡廷取回浸透波蘭軍官鮮血的卡廷土。當月18日,在華沙無名烈士墓舉行了安葬儀式。 1989年10月,波蘭總檢察長向蘇聯總檢察長提出,要求調查卡廷事件。同年11月下旬,波蘭馬佐維耶茨基訪問莫斯科,再次要求蘇聯領導人盡快澄清卡廷事件真相。訪問結束時發表的公報強調,要“弄清歷史上的複雜問題首先是卡廷問題”。馬佐維耶茨基還前去卡廷墓地憑吊波蘭死難者。 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在雅魯澤爾斯基訪蘇之際發表聲明,正式承認將近1萬5千名名波蘭軍官被屠殺是“史達林主義的嚴重罪行之一”;蘇聯方面對卡廷悲劇“深表遺憾”;“查換有關檔案材料的工作還在繼續進行”。戈巴契夫4月13日在會見雅魯澤爾斯基時親自移交了蘇聯方面找到的關於卡廷慘案的證明材料,並且向“波蘭民眾及死難者的親友表示深切的慰問”。蘇方的這一行動,得到了波方的讚許。7月8日,在波蘭專家的參加下,對哈爾科夫和米德諾伊芳兩地的波蘭軍官墓地進行了挖掘調查,因為米德諾伊芳葬有來自舊別利斯克等集中營的波蘭軍官。這一年9月,蘇聯軍事檢察院開始偵查卡廷慘案問題。 1991年,波蘭出版了關於卡廷等地被害者的最完整的名單。同年11月,又在卡廷挖墓調查。1992年9月,俄羅斯副總統魯茨科伊芳聲明說,他將親自監督最後查明卡廷的全部情況。1992年10月14日,葉利欽總統的特使、俄羅斯國家檔案委員會主席皮霍瓦到達華沙,向波蘭總統華勒沙移交了有關卡廷事件的兩包“絕密檔案”(複製品),總共20個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蘇聯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關於槍決14700名波蘭軍官和在獄中關押的11000名波蘭公民的決定。波方立即將其中幾個重要文件予以公佈。 屠殺行動發生在3個不同的地點,人們以發生在俄羅斯西部斯摩棱斯克卡廷森林的屠殺指代這三起屠殺事件。在屠殺行動中,蘇俄祕密警察部隊殺害了大批波蘭的知識分子,被屠殺的人包括軍官、牧師、作家、教授、記者、工程師、律師、貴族和教師。至此屠殺2萬多名波蘭人的悲劇真相大白,歷時半個世紀的波俄關係史上最大懸案卡廷森林屠殺案真相終於水落石出。 卡廷事件始末(一) 来源:参考消息 作者:王京臣   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宣布,在其占领的苏联斯摩棱斯克市以西15公里处的卡廷(村庄名)森林里发现了大量被枪杀的波兰军官的尸骨,并称此系苏联所为。苏联当局立即发表声明说,这是纳粹德国干的。卡廷事件或卡廷惨案(又称卡廷森林惨案)由此而得名。   究竟谁是凶手,到底杀死了多少波兰人,却一直是个谜。   1992年10月14日,叶利钦总统的特使、俄罗斯国家档案委员会主席皮霍瓦到达华沙,向波兰总统瓦文萨移交了有关卡廷事件的两包“绝密档案”(复印件),总共20个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由斯大林签署同意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关于枪决14700名波兰军官和在狱中关押的11000名波兰公民的决定。波方立即将其中几个重要文件予以公布。至此屠杀2万多名波兰人的悲剧真相大白,历时半个世纪的波苏(波俄)关系史上最大悬案卡廷事件真相终于水落石出。贝利亚提议处决斯大林下令开枪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于1940年3月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写信,信中提议对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其他波兰人总共近2.6万人予以枪决。   在这份以信件形式出现的报告中说:“在战俘营中,总共(不包括士兵)有14736名前军官、官员、地主、警察、宪兵、狱中守卫人员、移民者、军事情报机构人员。97%是波兰族人,其中将军、上校和中校295人,少校和大尉2080人,中尉、少尉和见习尉官6049人。   “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的监狱中共有18632名被俘者其中波兰人10685人,包括前军官1207人,前警察、特工和宪兵5141人,间谍和颠覆分子347人……各类反革命分子5345人,叛徒6127人。   “鉴于所有上述人员都是苏联政权的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敌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必须对14700名战俘及被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11000名各类反革命间谍颠覆组织成员、过去的地主、工厂主等人员,以特殊方式审理,处以极刑:枪决。”   报告特别强调:“审理时,不传讯被捕者,不向其提出公诉,既不宣布结束侦讯决定,也不宣布起诉书。授权由梅尔库洛夫、卡布洛夫和巴什塔科夫同志组成的三人小组审理问题并作出决定。” 卡廷事件始末(二) 在贝利亚的这份共4页打字纸的请示报告上签名同意的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报告的边上签名同意的有加里宁、卡冈诺维奇。正是根据贝利亚的请示报告,联共(布)于1940年3月5日举行的第13次政治局会议上就卡廷问题作出了决定。由斯大林签发的这个决定的措词与贝利亚的报告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上万波兰人被集体枪杀   到底处决了多少波兰人,说法不一。1959年3月3日,克格勃主席谢列平给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列举了确切的被杀人数。报告说,“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特别小组的决定,枪决了21857人,其中在卡廷森林(斯摩棱斯克地区)4421人,在旧别利斯克集中营(在哈尔科夫附近)3820人,在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加里宁地区)6311人,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其他集中营和监狱中共处决了7305人。所有消灭上述人员的行动都是根据苏共中央1940年3月5日的决定采取的。”谢列平在这里将联共(布)误作苏共了。   集体枪杀波兰人的时间是1940年春天。这一年4月3日至5日,关押在旧别利斯克等三个集中营的近1.5万名波兰人中的第一批被运往行刑地,最后一批波兰人是当年5月中旬被处决的幸存者只有448人。据波《简言》周刊披露,米·瑟罗米亚特尼科夫是旧别利斯克集中营里屠杀波兰军官的目击者,他参与运送被俘的波兰军官和掩埋被杀者。他供认,把波兰军官运到监狱后,先抢走他们的皮箱、腰带、金钱,随后把他们带到一个大房间,验明正身后把双手捆绑起来,从脑后开枪,接着把尸体运到另一个房间,用军大衣盖起来。等到晚上,约杀死了50至60人时,再用大卡车把他们送往森林,那里预先挖好大坑,每个坑可掩埋300至500人。另据报道,把被杀的波兰人扔进葬尸坑,掩埋后,平整土地,栽上树木,不留痕迹。波《共和国报》1992年10月15日刊登了一幅被挖开的葬尸坑的大照片,照片说明,说这个葬尸坑共埋葬了2500名波兰军官,尸体摞了5层。大量波兰军官为何流落苏联?   1939年8月23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签署了秘密附加议定书,确定了两国在东欧的“利益范围”(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其中规定对波兰的领土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为界线,西部属德国的“利益范围”,东部归苏联。据波《选举报》报道,1992年10月29日,在克里姆林宫的绝密档案袋里找到了这些文件的原件和两幅由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签名的波兰地图,这两人在两幅波兰地图上亲手确定了苏德边界。 卡廷事件始末(三) 在上述条约和秘密议定书签署8天之后,即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便大举入侵波兰,波兰军队抵挡不住德军的铁蹄,撤向东部地区。而苏联军队又突然于9月17日越过边界线,迅速占领了波兰东部地区。据《莫斯科新闻》周报说,“25万波兰人成了红军的俘虏”。波《共和国报》援引苏联方面的消息说,共俘虏了18.1万波兰士兵,在苏联的波兰战俘共24.2万人。   1939年9月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又在莫斯科签订《苏德友好与边界条约》,同时签署了新的秘密补充议定书。这两个文件的原件已于1992年10月29日在克里姆林宫找到。根据这个条约和议定书,德苏确定了两国边界并修改了两国原来商定的“利益范围”。双方确认,布格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土地归德国的“利益范围”。而立陶宛则归苏联。   1939年10月31日,莫洛托夫在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作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战役总结报告时谈到:“先是德军的,后是苏军的迅速出击,足以使波兰这个凡尔赛条约的怪胎荡然无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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