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上的权术

职场上的权术——图强与示弱：“韬晦之术” 职场上的权术——图强与示弱：“韬晦之术” [明]杨慎：《韬晦术》 隐晦卷一 东坡曰：“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必陈于前。”夫藏木于林，人皆视而不见，何则？以其与众同也。藏人于群，而令其与众同，人亦将视而不见，其理一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拔乎众，祸必及之，此古今不变之理也。是故德高者愈益偃伏，才俊者尤忌表露，可以藏身远祸也。荣利之惑于人大矣，其所难居。 上焉者守之以道，虽处亢龙之势而无悔。中焉者守之以礼，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仅保无过而已。下焉者率性而行，不诛即废，鲜有能保其身者。人皆知富贵为荣，却不知富贵如霜刀；人皆知贫贱为辱，却不知贫贱乃养身之德。倘知贫贱之德，诵之不辍，始可履富贵之地矣。 处晦卷二 夫阳无阴不生，刚无柔不利，明无晦则亡，是故二者不可偏废。合则收相生相济之美，离则均为无源之水，虽盛不长。晦者如崖，易处而难守，惟以无事为美，无过为功，斯可以免祸全身矣。势在两难，则以诚心处之，坦然荡然若无事然，勿存机心，勿施巧诈。方得事势之正。物非苟得则有患得患失之心，而患得当先患失，患失之谋密，始可得而无患，得而不失。 音大者无声，谋大者无形，以无形之谋谛有形之功，举天下之重犹为轻。事之晦者或幽远难见，惟有识者鉴而明之，从容谛谋，收奇效于久远。祸福无常，惟人自招，祸由己作，当由己承，嫁祸于人，君子不为也。福无妄至，无妄之福常随有无妄之祸，得福反受祸，拒祸当辞福，福祸之得失尤宜用心焉。 养晦卷三 夫明晦有时，天道之常也，拟于人事则珠难形辩。或曰：“‘君子以自强不息’何用晦为？”此言虽佳，然失之于偏。天有阴晴，世有治乱，事有可为不可为。知其理而为之谓之明智，反之则为愚蠢。晦非恒有，须养而后成。善养者其利久远，不善养者祸在目前。晦亦非难养也，琴书小技，典故经传，善用之则俱为利器。 醇酒醉乡，山水烟霞，尤为养晦之炉鼎。人所欲者，顺其情而与之；我所欲者，匿而掩之，然后始可遂我所欲。君子养晦，用发其光；小人养晦，冀逞凶顽。晦虽为一，秉心不同。至若美人遭嫉，英雄多难，非养晦何以存身？愚者人嗤，我则悦安，心非悦愚，悦其晦也。愚如不足，则加以颠。既愚且颠，谁谓我贤？养晦之功妙到毫颠。 谋晦卷四 若夫天时突变，人事猝兴，养晦则难奏肤功，斯即谋晦之时也。晦以谋成，益见功用，随匪由正道，却不失于正，以其用心正也。谋晦当能忍，能忍人所不能忍。始成人所不能成之晦，而成人所不能成之功。夫事有不可行而又势在必行，则假借行之势以明不可行之理，是行而不行矣。破敌谋、挫敌锋，勇武猛鸷成不如晦之为用。至若万马奔腾、千军围攻，我困孤城，勇既不敌，力不相侔，惟谋惟晦，可以全功。晦者忌名也，以名近明，有亢上有悔之虞。负君子之重名，偶行小人之事，斯亦谋晦之道也。 己所不欲，拂逆则伤人之情，不若引人入晦，同晦则同欲，无逆意之患矣。人欲不厌，拒之则害生，从之则损己，姑且损己从人，继而尽攘为己有。居众所必争之地，谋晦以全身，谋晦以建功，此又谋晦之大者也。 诈晦卷五 诈虽恶名，亦属奇谋。孙子曰：“兵不厌诈。”施之于常时，人亦难防。运诈得理，可以成晦焉。 直道长而难行，歧路多而忧亡羊，妙心辩识，曲径方可通幽。诈以求生，晦以图存。非不由直道，直道难行也。操以诈而兴，莽以诈得名，诈之为术亦大矣，随贤人有所不免。厌诈而行实，固君子之本色；昧诈而堕谋，亦取讥于当世。是以君子不喜诈谋，亦不可不识诈之为谋。 人皆喜功而诿过，我则揽过而推功，此亦诈也，卒得功而无过。君臣之间，夫妇之际，尽心焉常有不欢，小诈焉愈更亲密，此理甚微，识之者鲜。诈以非易为也，术不精则败，反受其害，心不忍不成，徒成笑柄。 避晦卷六 易曰：“趋吉避凶。” 夫祸患之来，如洪水猛兽，走而避之则吉，逆而迎之则亡。是故兵法三十六，走为最上策。避非只走也，其道多焉。最善者莫过于晦也。扰敌、惑敌，使敌失觉，我无患焉。察敌之情，谋我之势，中敌所不欲，则彼无所措手矣。 居上位者常疑下位者不忠，人之情不欲居人下也，遭上疑则危，释之之道谨忠而已。如若避无可避，则束身归命，轻则伤身，不可不深究其理也。古来避害者往往避世，苟能割舍嗜欲，方外亦别有乐天也。避之道在坚，避须避全，勿因小缓而喜，勿因小利而动，当执定深、远、坚三字。 心晦卷七 心生万物，万物唯心。时世方艰，心焉如晦。 鼎革之余，天下荒残，如人患赢疾，不堪繁剧，以晦徐徐调养方可。至若天下扰攘，局促一隅，举事则力不足，自保则尚有余，以晦为心，静观时变，坐胜之道也。 夫士莫不以出处为重，详审而后决。出难处易，以处之心居出之地，可变难为易。廊庙枢机，自古为四战之地，跻身难，存身尤难。惟不以富贵为心者，得长居焉。 古人云：“我不忧富贵，而忧富贵逼我。”人非恶富贵也，惧富贵之不义也。兴利不如除弊，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无事者近乎天道矣。 用晦卷八 制器画谋，资之为用也，苟无用，虽器精谋善何益也。沉晦已久，人不我识，虽知己者莫辩其本心。用晦在时，时如驹逝，稍纵即逝之矣。欲择时当察其几先，先机而动，先发制人，始可见晦之功。惟夫几不易察，幽微常忽，待其壮大可识，机已逝于九天，杳不可寻矣。是故用晦在乎择时，择时在乎识几，识几而待，择机而动，其惟智者乎？ 《荣枯鉴》，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它使小人汗颜，君子惊悚，实乃二千年不二之异书也。” 《荣枯鉴》全文 圆通卷一 善恶有名，智者不拘也。天理有常，明者不弃也。道之靡通，易者无虞也。 惜名者伤其名，惜身者全其身。名利无咎，逐之非罪，过乃人也。 君子非贵，小人非贱，贵贱莫以名世。君子无得，小人无失，得失无由心也。名者皆虚，利者惑人，人所难拒哉。 荣或为君子，枯必为小人。君子无及，小人乃众，众不可敌矣。名可易事难易也，心可易命难易也，人不患君子，何患小人焉？ 注：小人天生一套参屈能伸、能真能假的本领。 找到利益的最短路线，打破规则，为我所作，便是小人的秘密。 弯曲的树木盘根错节、古怪离奇，却能变成天子的名贵器物。 见风使舵和富于变化的，这是小人们最拿手的本领之一，也是他们常常能出奇制胜、转危为安的处世之道。 小人的实惠和诱惑远比当君子的清贫和艰难更打动人心。 闻达卷二 仕不计善恶，迁无论奸小。悦上者荣，悦下者蹇。君子悦下，上不惑名。小人悦上，下不惩恶。下以直为美，上以媚为忠。直而无媚，上疑也；媚而无直，下弃也。上疑祸本，下弃毁誉，荣者皆有小人之谓，盖固本而舍末也。 富贵有常，其道乃实。福祸非命，其道乃察。实不为虚名所羁，察不以奸行为耻。无羁无耻，荣之义也。 求名者莫仕，位非名也。求官者莫名，德非荣也。君子言心，小人攻心，其道不同，其效自异哉。 注：在统治者的眼中，君子的名望是为我所用的，否则便是一钱不值，甚至是一种威胁。 小人总能顺应时变，改变自己，从而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小人的智慧往往令人惊讶。 任人唯亲，小人得志的现实，使官司场中人难为君子。 官司位的高低绝不是品行的标示，不善于心计和不耍手段的人，是很难爬上高位。 解厄卷三 无忧则患烈也。忧国者失身，忧己者安命。祸之人拒，然亦人纳；祸之人怨，然亦人遇。君子非恶，患事无休；小人不贤，佘庆弗绝。 上不离心，非小人难为；下不结怨，非君子勿论。祸于上，无辩自罪者全。祸于下，争而罪人者免。 君子不党，其祸无援也。小人利交，其利人助也。道义失之无惩，祸无解处必困，君子莫能改之，小人或可谅矣。 注：君子忧国忧民，不计私利，满腔忠义，当作自己的第一要务；却往往是他们致祸的原由，因为小人见不得美好。而小人总是把讨好上司当作自己的第一要务。 人生的许多错误往往是因对小人的轻视而犯下的。 任何申辩和决不认错只能被上司看成是对他们的又一次冒犯和挑战 交结卷四 智不拒贤，明不远恶，善恶咸用也。顺则为友，逆则为敌，敌友常易也。(注:多附和人家就广交朋友，说人家的不是则容易树敌；装傻守拙容易谋得利益，而显得聪明了往往要吃亏) 贵以识人者贵，贱以养奸者贱。贵不自贵，贱不自贱，贵贱易焉。贵不贱人，贱不贵人，贵贱久焉。 人冀人愚而自明，示人以愚，其谋乃大。人忌人明而自愚，智无潜藏，其害无止。明不接愚，愚者勿长其明。智不结怨，仇者无惧其智。 君子仁交，惟忧仁不尽善。小人阴结，惟患阴不制的。君子弗胜小人，殆于此也。 注：小人具有极其隐忍的天性，慢慢渗透的功夫。 小人善于做感情游戏。背叛或效忠，投靠或出卖，只是利益权衡的结果。 外露智慧、处处显能，引敌先发、身陷被动；通常是君子弱点所在。 小人是那种没一个真正的朋友，却有许多误认他是朋友的人。 人们结交小人，并非为了捞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节仪卷五 外君子而内小人者，真小人也。外小人而内君子者，真君子也。德高者不矜，义重者轻害。 人慕君子，行则小人，君子难为也。人怨小人，实则忘义，小人无羁也。难为获寡，无羁利丰，是以人皆小人也。 位高节低，人贱义薄。君子不堪辱其志，小人不堪坏其身。君子避于乱也，小人达于朝堂。 节不抵金，人困难为君子。义不抵命，势危难拒小人。不畏人言，惟计利害，此非节义之道，然生之道焉。 注：爬得高的人肯定付出了道德上的代价，地位低的人很难追求什么崇高目标；多算计利害而少一些道德顾忌，或许不合什么风范，但这是过好日子的窍门——我们将社会阶梯上下打量一下，或者看看“守法都成竞争劣势”的非规范竞争现实，还能说它是瞎话吗？ 明鉴卷六 福不察非福，祸不预必祸。福祸先知，事尽济耳。 施小信而大诈逞，窥小处而大谋定。事不可绝，言不能尽，至亲亦戒也。佯惧实忍，外恭内忌，奸人亦惑也。知戒近福，惑人远祸，俟变则存矣。 私人惟用，其利致远。天恩难测，惟财可恃。以奸治奸，奸灭自安。伏恶勿善，其患不生。 计非金者莫施，人非智者弗谋，愚者当戒哉。 谤言卷七 人微不诤，才庸不荐。攻其人忌，人难容也。陷其窘地人自污，谤之易也。善其仇者人莫识，谤之奇也。究其末事人未察，谤之实也。设其恶言人弗辩，谤之成也。 谤而不辩，其事自明，人恶稍减也。谤而强辩，其事反浊，人怨益增也。 失之上者，下必毁之；失之下者，上必疑之。假天责人掩私，假民言事见信，人者尽惑焉。 示伪卷八 无伪则无真也。真不忌伪，伪不代真，忌其莫辩。 伪不足自祸，真无忌人恶。顺其上者，伪非过焉。逆其上者，真亦罪焉。求忌直也，曲之乃得。拒忌明也，婉之无失。 忠主仁也，君子仁不弃旧。仁主行也，小人行弗怀恩。君子困不惑人，小人达则背主，伪之故，非困达也。 俗礼不拘者非伪，事恶守诺者非信，物异而情易矣。 降心卷九 以智治人，智穷人背也。伏人慑心，其志无改矣。 上宠者弗明贵，上怨者休暗结。术不显则功成，谋暗用则致胜。君子制于亲，亲为质自从也。小人畏于烈，奸恒施自败也。 理不直言，谏非善辩，无嫌乃及焉。情非彰示，事不昭显，顺变乃就焉。 仁堪诛君子，义不灭小人，仁义戒滥也。恩莫弃贤者，威亦施奸恶，恩威戒偏也。 揣知卷十 善察者知人，善思者知心。知人不惧，知心堪御。 知不示人，示人者祸也。密而测之，人忌处解矣。君子惑于微，不惑于大。小人虑于近，不虑于远。 设疑而惑，真伪可鉴焉。附贵而缘，殃祸可避焉。结左右以观情，无不知也。置险难以绝念，无不破哉。 守弱学 （西晋）杜预 世之强弱，天之常焉。 强者为尊，不敬则殃，生之大道，乃自知也。 君子不惧死，而畏无礼。小人可欺天，而避实祸。 非敬，爱己矣。智不代力，贤者不显其智。弱须待时，明者毋掩其弱。 奉强损之，以其自乱也。示弱愚之，以其自谬焉。 人不知者多矣。知之幸也，不知未咎。 智以智取，智不及则乖。愚以愚胜，愚有余则逮。 智或难为，余则克之，得无人者皆愚乎？上不忌愚，忌异志也。 下不容诈，容有诚也。上明而下愚，危亦安。下聪而上昏，运必尽。言智者莫畏，畏言愚也。 贫无所依，不争惟大，困有心贼，抑之无恙。 不恶窘者，知天也。惰以致贫，羞也。廉以不富，荣也。蹇(jiǎn)以无货，嗟也。 贵生败儿，贱出公卿。达无直友，难存管鲍。 勿失仁者终富，天酬焉。莫道苦者终盛，人敬矣。 智尊者未必强，名实弗契也。霸者存其弱，胜败无常焉。 弱不称尊，称必害。强勿逾礼，逾则寇。 不罪于下，祸寡也。目无贵贱，君子也。心系名利，小人也。君子尊而泽人，小人贵而害众。 至善无迹，然惠存也。至尊无威，然心慑耳。 智人卑莫僭(jiàn)，赢马勿驰。草木同衰，威存其荣。 君不正臣谲(jué)，君之过也。上无私下谠(dǎng)，上之功也。 功过由人，尊卑守序，卑不弄权，轻焉。 宠不树敌，绝焉。陋不论道，暴焉。堪亲者非贵，远之不辱也。毋失者乃节，恃之者必成矣。 天非尽善，人无尽美。不理之璞，其真乃存。求人休言吾能。 悦上故彰己丑。治下不夺其功。君子示其短，不示其长。小人用其智，不用其拙。 不测之人，高士也。内不避害，害止于内焉。外不就祸，祸拒于外哉。 天威贵德，非罚也。人望贵量，非显也。恕人恕己，愈蹙(cù)愈为君子可恕，其心善焉。小人可恕，其情殆焉。不恕者惟事也。富而怜贫，莫损其富。贫而助人，堪脱其贫。人不恕吾，非人过也。吾不恕人，乃吾罪矣。 大凡略具政治斗争历史常识的人们，对于“韬晦”这个名词都不会感到陌生。所谓“韬晦之术”，就是通过各种欺骗的手法，表面上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掩饰政治上的野心和志向，解除对政敌造成的威胁感，麻痹政敌的警惕，等待合适的时机，实现预谋的政治目的。中国古代历史上，韬晦之术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斗争手段。借助于韬晦之术而达到了政治目的的权术家大有人在。韬晦之术以其独特的神功奇效，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尤其是各种野心家和阴谋家，更是把韬晦之术视为自我保护和图谋进取的有效手段，研而习之，推而广之。 一、韬晦的常用手法： 韬晦的字义，是隐藏、伪装的意思。春秋时代的老子曾有一段名言：“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此即韬晦之术最早的理论化总结。 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人们的真实面貌和目的常常需要加以一定的掩饰。中国古代的权术家们很早就学会了在政治斗争实践中运用韬晦的手法，从志向、才能、名望、感情、生理等各个角度和侧面进行掩饰和伪装。 韬晦常用手法之一：在志向方面进行掩饰。 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剑拔弩张、锋芒毕露者总是容易引起政敌的猜忌和不安，使人感到畏惧和威胁，从而难免树敌招怨，壮志（或者野心）难酬。与此相反，那些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们，则可以使政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安全感，容易被轻视和忽略，反而能够出人意料地成功。于是，不示人以大志，便成为一种重要的韬晦手法。 在时机尚未成熟之际，权术家的野心和权欲常常隐藏在恬泊淡然或沉湎酒色的背后。他们暂时收敛锋芒，表面上与世无争，极力掩饰自己的政治志向和权力欲望。中国古代的许多帝王，在发迹之前都有一段韬晦的历史。唐高祖李渊在登位之前就相信自己“骨法非常，必为人主”，后因遭到隋炀帝的猜忌，只得“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 唐宣宗李忱系宪宗第十三子。宪宗死后，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历朝，李忱已成远支，本无即位的希望。他因“常梦乘龙升天”，暗生冀念，但又深知“此不宜人知者”，于是“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李渊的“纵酒沉湎”和李忱的“未尝有言”，都是一种掩饰志向和野心的手段。 野心和权欲固然需要掩饰，即使没有野心和权欲，在某些情况下亦须故作胸无大志的姿态，以避免遭到猜忌，从而保全自己。战国秦将王翦，率倾国兵力６０万伐楚，出征之前向秦王“请美田宅园池甚众”，进军之后又先后五次派遣使者返国“请善田”。老谋深算的王翦对疑惑不解的部将解释了其中的奥妙：“秦王惧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志在贪图“田宅园池”之类蝇头微利的将军，自然会比野心勃勃而又重兵在握的将军更能使猜忌的君主相对感到安心。 韬晦常用手法之二：在才能方面进行掩饰。 从事政治活动需要有一定的才能，而人们的才能由于各种因素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如何选拔政治人才方面，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人提出了“选贤举能”的主张。但是，这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标准，在政治实践中难以真正实现。权力地位并不是仅仅依靠才能获得的。恰恰相反，在更多的场合，才能不过只是权势的影子。权势越大，也就自认为才能越高。 君主永远是圣明伟大的，上司永远是正确高明的。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现实的必然逻辑。 如果臣僚和下属的才能超过了君主和上司而又不加以掩饰，其结果每每不会美妙。三国曹操对于才能高于自己的下属总是必欲除之而后快，“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主薄杨修“好学，有俊才”，常能预先洞悉曹操的权谋。曹操平汉中，攻守两难，传令“鸡肋”，众将莫晓其意。唯杨修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曹操）归计决矣。”事实果然如此。尽管杨修才华出众，可惜锋芒毕露，三番五次地使上司相形见绌，终于自己给自己掘好坟墓：曹操对其十分忌恨，“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 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个嫉才妒能的曹操，杨修之类的悲剧也就因此常演不衰。这种血淋淋的政治斗争现实，无时不刻地提醒着那些暗怀异志或者恃才自傲的政客们：切记不可表现出比上司还要高明。掩饰自己的才能，便成为政界常见的韬晦手法之一。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群雄并起。曹操在宴饮间从容对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刘备）与（曹）操。”如此评价，使刘备大惊失色，手中的食具在惊恐中不禁失落于地。是时适逢雷震，刘备便假做被雷声所惊，一方面掩饰失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自己胆怯不胜雷声、并非英雄豪杰，以免遭到曹操的猜忌谋害。 《韩非子》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商纣王做长夜之饮，昏醉不知昼夜，“问其左右，尽不知也”，又派使者问于贤人箕子。箕子深深懂得：“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于是略施韬晦小计，亦假装昏醉，“辞以醉而不知”。 韬晦常用手法之三：在名望方面进行掩饰。 政治不仅追逐权力，而且追逐名望。权力与名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权力固然可以带来一定的名望，而名望同样有助于获取和巩固权力。 欧洲的马基雅维里认为：“那些皇帝或者由于上代没有遗下伟大的声誉，或者由于自己没有本领获得伟大的声誉足以驾御军队与人民双方，他们总是被灭亡的”。中国古代的政论家们也十分强调君主必须树威立信、沽名钓誉。权力和名望都是统治者追求的目标。 如同志向、才能一样，别人的名望也会使权势者感到一种威胁。中国古代的权势者们，有谁能够容忍臣僚和下属的名望超越自己呢？民众感恩戴德和尊敬崇拜的对象，只能是权势者自己，绝不允许任何他人分享。在一些情况下，深孚众望的忠臣直士也许比多声狼藉的贪官污吏更会使君主感到疑忌不安。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声誉鹊起的臣属不得不有意识地自我破坏形象，自己给自己抹黑栽赃，通过自污以求自保。战国魏国公子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当秦国攻打赵国时，信陵君为了魏、赵两国的利益，不顾魏王的反对，毅然窃符救赵，建立了功勋，从此名望更加显赫一时。这种“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的状况，使魏王难以容忍。秦国趁机施行离间计，魏王便剥夺了信陵君的实权。信陵君尽管大权旁落，但名望犹在，仍是魏王的心腹之患。为了保护自己，信陵君“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自污韬晦。 汉初名相萧何也有一段与信陵君相似的遭遇。他忠心辅佐汉高祖刘邦，“拊循勉力百姓”，“得百姓心”。这对新王朝的巩固本是一桩好事，但对刘邦本人来说，却无疑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威胁。萧何曾建议将皇苑改为民田，刘邦认为这是丞相收买民心、为个人邀誉，大怒之下将其逮捕入狱。后在释放时，刘邦还悻悻然挖苦说：“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相反，当萧何听从门客的建议，“多买田地，贱赊贷以自污”，以致造成百姓纷纷告发相国强行贱买民田时，刘邦却由衷感到了宽慰和喜悦：“上心乃安”，“上乃大悦”萧何运用自我贬损声望的韬晦之术，果然发挥了作用。 韬晦常用手法之四：在感情方面进行掩饰。 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这也是一种常用的韬晦手法。在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或者喜怒不形于色，爱憎深藏不露；或者制.造假象，用表面上的臣服和亲近来掩饰内心的憎恶仇恨。此类手法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中是屡见不鲜的。王莽末年，南阳豪强刘绚、刘秀兄弟投身于农民起义队伍。刘绚专横跋扈，企图夺取起义军的最高领导权。在争权斗争中，刘绚被更始帝刘玄所杀。消息传来，刘秀为避免过早与刘玄发生正面冲突，极力克制自己，立即从出征的战场赶来当面向刘玄谢罪。 他不自伐战功，“深引过而已”，又不为其兄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毫无丧兄之痛的表示。这番成功的韬晦表演，终于使刘秀转危为安、逢凶化吉，不仅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加官晋爵，为其以后建立东汉王朝保存了实力。 韬晦常用手法之五：在生理方面进行掩饰。 在生理方面制.造假象，迷惑和麻痹政敌，使其放松警惕、不加提防，常常能够收到出人意料的效果。从生理方面进行掩饰，最便利的方法莫过于装疯卖傻。 精神病人总不会形成现实的政治威胁，谁会同疯子进行认真的政治较量呢？装疯卖傻挽救了不少古代政界中人的厄运。明代前期，燕王朱棣素有登临大位的野心。僧人道衍自言：“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王”戴“白”帽，是为“皇”也。朱棣遂以道衍为傅。 建文帝即位后，朱棣深怀不满，图谋取而代之。当密谋事先有所泄露时，朱棣“乃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或卧土壤，弥日不苏”，“盛夏围炉摇颤曰：‘寒甚’。”这番“佯狂”使“朝廷稍信之“，为朱棣赢得了起兵反叛的时间。《水浒传》中描写宋江因在浔阳楼吟反诗被官府捉拿时，无奈求助于装疯卖傻的诡计：“披散头发，倒在尿屎坑里滚”，“白着眼，却乱打将来”，“口里胡言乱语“。可惜此计被人识破，宋江到底未能逃脱一场囹圄之灾。这虽是一段文学描写，但也反映出装疯卖傻的手段在政治斗争中不是罕见的。 故作病重垂危的姿态，也是有效的韬晦手段。 风烛残年、久卧病榻、奄奄一息、不久人世之人，即使不能令政敌产生恻隐之心，至少也可以使他们稍觉安心。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韬晦手段最成功的表演者，大概要数老奸巨猾的司马懿了。曹魏末年，司马懿与皇族曹爽共受遗诏辅政。在两人争权夺利过程中，司马懿以退为进，“称疾困笃，示以羸形”。当曹爽派人借机伺察时，司马懿装出了一副“年老沈疾、死在旦夕”的模样：“宣王（司马懿）令两婢侍边，持衣，衣落；复上指口，言渴求饮，婢进粥，宣王持杯饮粥，粥皆流出沾胸”，言谈中又“佯为昏谬”，“错乱其辞，状如荒语”。曹爽果然上当，根本不把这位“垂死”的“糊涂老人”放在心上。时隔不久，司马懿趁曹爽奉魏帝朝陵之机发动兵变。曹爽及其同党“皆伏诛，夷三族” 二、韬晦之术的运用场合 韬晦之术在古代政治斗争中的运用相当普遍广泛，在敌国之间、君臣之间、同僚之间都可以发现它弄法作祟的踪迹。 尤其是在以下场合，韬晦之术更能找到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第一，君主大权旁落的场合。 新君即位，重臣专权。 不甘寂莫而又无奈其何的新君，不得已只好暂行韬晦之术。为了保住君位，等待收回君权的时机，暂时抑制自己的权欲，表面上对专权的重臣（或垂帘的太后、或专横的宦官、或辅政的顾命大臣、或形如“太上皇”的前朝元老等等）优礼有加、言听计从，仿佛甘心做一个傀儡。时机一旦成熟，则另当别论。 秦王嬴政亲政之前，不得不容忍权臣吕不韦以“仲父”的身分独揽大权。吕不韦的权势当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狂妄地将自己组织编写的《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市门，宣称“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时人“惮相国畏其势”，竟“无能增损者”当这场示威性质的政治剧演出之时，秦王嬴政只能做一个默然的观众。亲政后，嬴政无需继续抑制专权的欲望和掩饰自己的憎恶，公然将当年的“仲父”迁逐至蜀，迫使其饮鸠而死。 西汉中期的权臣霍光，受武帝遗诏、辅佐昭帝、先立后废昌邑王、选立宣帝，权倾朝野２０年。宣帝即位后，十分畏惧霍光。两人同乘马车时，宣帝紧张害怕得“若有芒刺在背”。霍光主动归还朝政大权，宣帝“谦让不受”，“朝政大事皆先关白（霍光），然后奏御天子“。每逢霍光朝见，宣帝总是”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然而，霍光刚刚死去，宣帝立即翻脸不认人，逐步收回了霍家子弟掌握的实权，并借故诛灭了霍氏。 清朝康熙皇帝年幼即位，鳌拜等人辅政。康熙亲政后，仍未能掌握实权，不得不处处对鳌拜妥协让步。为了夺回权力，康熙挑选了一批少年侍卫，在宫中练习摔跤游戏。鳌拜误认为“帝弱而好弄”，“心益坦然”，不加防备。最终这批少年侍卫成了康熙清除鳌拜集团的主力 第二，臣属“功高震主”的场合。 当臣属在功劳、才能、名望、实权等方面超过君主的场合，或者会诱使臣属野心膨胀、萌生异志，或者会使君主寝食不安、暗生杀机。如果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有所动作，原先的平衡无法维系，经过一番较量，一般会出现如下结局：君主直接从肉体上诛杀功臣、能臣、名臣、权臣，彻底根除对君权的潜在威胁；君主以授予虚职、明升暗降、迫其退休致仕、削其党羽等手段，剥夺政敌的实权，在权力中心削弱政敌的影响，使其无法继续“震主”；君主甘心于傀儡的地位，尽量满足臣属的种种欲望，以妥协退让换取表面上的君臣相安和皇绪延祚；臣属杀害或废黜君主，改朝换代或取而代之；臣属设法扼制或消除君主的猜忌，继续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实权地位；臣属急流勇退，主动挂冠归隐，脱离权力中心，自污名声，以图保全身家性命。 在上述各种结局中，从“功高震主”的臣属的角度出发，无论争取何种较好的可能性，都离不开韬晦之术的掩护。进则可以麻痹和欺骗君主，掩饰自己的野心，避免过早暴露锋芒，为巩固实权或夺取君权创造有利的条件和时机；退则可以消除或减轻君主的猜忌，维持既得的权势和利益，至少避免杀身之祸。 第三，君权即将正常移交的场合。 在古代专制下，在位君主对于继承人选一般具有绝对的决定权。他们在挑选继承人的时候，总是带有强烈的个人好恶倾向，而这种好恶倾向又常常是以是否“类己”做为标准的。例如汉武帝因其幼子“类我”“甚奇爱之，心欲立焉”，后来果然得立为帝，是为昭帝。 汉宣帝则因与其太子政见有别，断言“乱我家者太子也”，几欲黜废。能否符合在位君主心目中的标准，往往成为君权移交归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于君位继承权的竞争者或者既定的继承人来说，为了争夺或巩固储君的地位，需要极力讨取在位君主的欢心，其中包括采用韬晦的手段，在政见、形象、爱好乃至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尽量掩饰自己的个性色彩，力图表现为在位君主的“翻版”。 隋代开国君主杨坚知创业之艰难，“居处服玩，务存节俭”。其子杨广便投其所好，“上（杨坚）与后尝幸其第，（杨）广悉屏匿美姬于别室，唯留老丑者，衣以缦彩，给事左右；屏帐改用缣素；故绝乐器之弦，不令拂去尘埃。上见之，以为不好声色”。杨广如同演戏一般，骗取了父皇的好感以及“孝悌恭俭，有类至尊（指杨坚）”的名声，终于取代其兄杨勇立为太子。 战国秦公子异人落难赵国，后在吕不韦帮助下返回秦国。为了取得出生于楚国的秦王后华阳夫人的欢心，异人特意穿着楚国的服装。“王后悦其状”，将异人改名为子楚，并使秦王立子楚为太子。 第四，君权即将非正常移交的场合。 在权力即将非正常移交的场合，如政变爆发前夕，韬晦之术是经常被采用的一种有效的战术手段。它的作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政变的图谋准备阶段，韬晦之术为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保护色。当王莽“折节力行”、“勤劳国家”、“宗族称孝、师友归仁”的时候，谁能料到他若干年后竟然“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韬晦之术实际上就是为权力的非正常移交进行实力和舆论上的准备，它可以掩饰政变发动者的真实面貌和意图，为其涂脂抹粉，骗取信任和声誉，增加政治资本，以奠定政变的基础。 其次，在政变临发之际和实施过程中，韬晦之术又可以为权力的非正常移交创造有利的时机。它像军事战场上的烟幕弹一样，促使政敌错误地估计形势，丧失对即将爆发的危机的警惕，从而增加政变的突发性，使政变得以顺利进行。 司马懿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政变的时刻，同时却装出了一副“年老沉疾、死在旦夕”的假象。其政敌曹爽放松警惕，与同党尽出随帝朝陵。司马懿趁京城空虚的时机，立即一扫“病容”，亲自披挂上阵，调兵遣将，成功地发动了政变。 再次，在政变完成之后，韬晦之术尚能担负使政变结果合法化的使命。权力的非正常移交已经完成，但韬晦的把戏还要继续玩弄下去。政变的真实目的需要美化，改变的血腥有时也需要加以掩饰。政变的成功者，自然都成了“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的“英雄”；改变的牺牲品，个个都是“罪不容诛”，照例要受到一番“义正词严”的遣责。韬晦之术为权力的非正常移交争取了同情和支持，为政变结果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其能够迅速得到道德和舆论的认可。 第五，同僚之间猜疑嫉妒的场合。 一般来说，对方在才能、权势、财富、名誉、地位、机遇等某些方面超过自己时，才会引起嫉妒。所以，为了避免嫉妒，韬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示弱”，即在表面上有意识地做出一副“己不如人”的姿态。真正的强者装成了“弱者”，使实际上的弱者自以为是“强者”。弱者获得了虚幻的满足感，便不会加入嫉妒者的行列；强者强而不“示强”，也就大大减少了成为被嫉妒者的危险。例如上文曾提到的杨修，就是因为处处显露出才华高人一筹，为曹操所不容，终被杀害。相比之下，刘备就聪明得多。他用韬晦手法遮掩自己的才干和志向，表面上不敢与曹操并称“英雄”，结果为自己赢得了安全。 两强相争，第三者获胜。这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一种结局。当争权夺利的两方由于势均力敌而相持不下的时候，往往会有“黑马”作为折衷妥协的产物而出人意料地杀出。这种角色的担当者，有不少属于玩弄韬晦之术的行家里手。他们表面上平庸无能、与人无争，似乎不会对人形成真正有效的威胁。这样就减少了仕途竞争中的阻力，容易被对立的各方所共同接受。然而，一旦他们成功地避免了同僚的嫉妒而青云直上时，“庸人”的假象很快就会被“强人”的本色所替代。在众人的瞠目结舌和措手不及之中，韬晦之术又奏起了新的凯歌。 第六，敌国之间政治争斗的场合。 政界中的嫉妒心理，根深蒂固而祸害极烈。谗毁诬陷即多由嫉妒而发。中国古代政界同僚之间猜疑嫉妒的事例，每朝每代都有大量记载。在这种场合，韬晦之术可以有效地发挥避免招致嫉妒和实现自我保护的作用。 嫉妒多数是弱者针对强者产生的心理状态。 韬晦之术不仅运用于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在敌国之间的政治争斗中也屡见不鲜。在敌国之间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或者形势对某方严重不利的情况下，韬晦之术可以为弱国一方提供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的机会，同时它又可以为强国一方展示暂时维持均势、等待吞并时机的前景。 在敌国之间的政治争斗中，弱国一方似乎更需要依赖韬晦之术。 通过自甘示弱，表面上向强国一方表示臣服顺从，甚至不惜采取丧权辱国、赔款割地等极端的措施，来换取强国对弱国生存的容忍和许可，并且尽可能地有意夸大本国弱小的程度，使强国一方感到无足轻重而掉以轻心，从而创造出积蓄力量、改变力量对比、以弱克强、以小胜大的可能性。 战国齐将田单是弱国一方在战术上成功运用韬晦之术的典型代表。在燕国大军几乎攻占了齐国全境、齐国濒临灭国的危急时刻，田单困守孤城，一方面“使老弱女子”守城以示齐国之弱，一方面“遣使约降于燕”以懈燕军之志。随即夜用“火牛阵”大破燕军，尽收齐国失地。春秋末年的越王勾践则是弱国一方在战略上成功运用韬晦之术的典型代表。勾践在兵败被俘后，不惜卑辞尊礼，甚至亲身为吴王马前驱。后经卧薪尝胆、休养生息，终于报仇雪恨，灭了吴国。 强国一方也会根据政治争斗的需要，玩弄韬晦的诡计，假示友好来掩饰吞并弱国的真实意图。春秋时代晋国“假途灭虢”，即是此类韬晦的著名实例。晋国以良马美玉为代价，骗取虞国同意借道伐虢。晋灭虢后，归途顺便又灭了虞国。 三、韬晦之术的基本特征 关于韬晦之术的常用手法及其运用场合，上文已做了简要论述。概括起来，这种权术手段具备着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就韬晦之术的目的而言，一般表现出明确性、进取性、隐蔽性的特点。 所谓明确性，就是说韬晦绝不是无目的的行为，从韬光晦迹的表演开始策划时起，直至整个实施过程，自然至终都包含着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我们知道，任何手段都具有一定的目的，韬晦之术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当然也不会例外。从本质上说，所谓政治目的，指的是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为实现政治统治的活动意向，是对政治活动结果的预期认识，它反映的是对某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主观追求。如果不具有这种活动意向、预期认识和主观追求，韬晦的行为也就不成其为“韬晦”了，而只是一种单纯的自我道德约束的行为。 事实上，从上文所例举的中国古代韬晦实例中可以看出，所有的韬晦者之所以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掩饰野心和志向，并不是为了单纯地修身养性和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都是为了实现对某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主观追求。李渊“纵酒沉湎”，是因为相信自己“必为人主”的“骨相”。李忱“愈事韬晦”则是为了实现“乘龙升天”的美梦。萧何为使“上心乃安”而“贱赊贷以自汗”。朱棣为“王”戴“白”帽乃“佯狂称疾”。司马懿为麻痹政敌而“称疾困笃、示以羸形”。凡此种种，都反映了韬晦之术目的的明确性。 所谓进取性，就是说在政治斗争中，韬晦之术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的手段。从表面上看，韬晦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应付上司的猜忌不安和同僚的嫉妒谗毁，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自我保护手段。其实不然。韬晦并不意味着真正的退却忍让，而是一种进取的掩护。如果在政治斗争中彻底败北认输而不复他图、在宦海沉浮中自甘沉沦而万念俱灰，也就不存在韬晦的需要。只有在主观上具有强烈的功名利禄进取精神而环境和时机等各种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对韬晦之术的依赖。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韬晦行为总是同政治抱负和权欲野心形影相随。作为一种进取手段，韬晦之术常常被野心家、阴谋家所借用，成为他们实现私欲的重要凭藉。 中国古代的韬晦者，例如王莽、刘秀、司马懿、朱棣之流，哪一个不是为了实现勃勃的野心才韬光晦迹的呢？ 野心需要韬晦做为掩护，韬晦必然隐藏着进取的野心。 所谓隐藏性，就是说韬晦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不便明言的。 韬晦固然是为了达到明确的进取的政治目的，但出于政治斗争策略的需要，其目的往往被掩饰在种种韬晦行为的背后。 在政治斗争实践中，不同阶级或集团的不同的政治目的，有的可以公开宣布，有的则需要加以一定的掩饰。这种掩饰，或者是因为其目的过于卑陋，难以被当时的政治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所容忍接受，所以需要一定程度的乔装美化；或者是因为进取的条件尚不成熟，需要一个积累实力的过程，需要等待和创造有利的进取时机。因此，历史上的韬晦之术总是同欺世盗名的两面派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韬晦即意味着伪装和欺骗。在韬晦之术的掩饰下，野心家的真实目的被种种假象隐蔽起来，使其政敌和善良的人们难以识破庐山真面目。 第二，就韬晦之术的作用而言，一般具有实效性的特点。 韬晦之术本质上是一种掩饰真实政治目的的骗术。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实践中，韬晦的实际功用屡屡得到验证。 历史上的一切野心家和阴谋家无不把韬晦之术视为争权夺利的有效手段而加以广泛运用。 韬晦之术屡试不爽的神通，首先来源于它本身所具有的迷惑作用。人们在韬晦者虚假的表演面前，容易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难以辨识韬晦者的真实嘴脸，常常会上当受骗，做出错误的判断。 王莽在取代西汉王朝乏前，极尽韬晦之能事，为自己骗取了极高的声誉。当时的一位官员曾上书朝廷，一口气列举了王莽“折节行仁”、“深执谦退”等十二种“美德”。并指出：这种种美德“皆上世之所鲜，禹稷之所难，而公（指王莽）包其终始，一以贯之，可谓备矣”。在他的笔下，王莽成了前世未有的“完人”。 如果说这位官员的评价难免有谄媚恭维之嫌的话，那么当时有更多的人确实是被王莽的韬晦表演所蒙蔽迷惑。据史书记载，当王莽为沽名钓誉而假意辞让朝廷的封赏时，成千上万的吏民由衷地为王莽鸣不平，上书朝廷要求重赏王莽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韬晦的骗术之所以容易得逞，还由于韬晦总会有一个表演的过程，只是在韬晦的目的达到后，韬晦者的真实面目才会暴露，人们在既成事实面前恍然大悟而已无奈其何。隋代杨广以“孝悌恭俭”的假象，骗取了父皇杨坚的信任，得立为太子。当杨坚病重卧榻之际，杨广自知即位在望，无需再做韬晦表演，权欲和口口一并暴露。杨坚虽然此时方知“畜生何足付大事”，但已悔之莫及，无法在病榻上阻挡杨广弑父夺位的步伐了。王莽政权败亡后，愤怒的百姓极端憎恶王莽生前花言巧语的韬晦行为，切割分食了王莽尸体的舌头。东汉人班固如此评价王莽：“不仁而有佞邪之材”，“滔天虐民，穷凶极恶”，“中外愤怨，远近俱发”，“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王）莽之甚者也“切食舌头的激愤行为和班固愤怒的言辞，显然只能产生在王莽的真实面目暴露之后。当王莽在“折节行仁”、“深执谦退”的表演过程中，谁又能够预先识破他欺世惑众的伎俩呢？骗术的识破，总须积以时日。唐代诗人白居易深解其意，曾在他的诗中大发感慨：“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视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韬晦的实效性，又是同韬晦真实目的实施的突然性分不开的。 韬晦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掩饰潜伏，麻痹了政敌的警觉，一旦时机与条件成熟，他们则会突然动作起来，迅速撕去伪装，立刻改变嘴脸，毫不迟疑地向着预定的真实目标挺进。 这种“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九年不飞，一飞冲天”的情况，常常使政敌出乎意料而不及提防，因而大大增加了韬晦之术的威力。 刘秀在其兄刘绚被更始帝刘玄诛杀后，行韬晦之术，继续骗取了信任。其后不久，刘秀奉命率军至河北一带活动，力量迅速壮大。更始帝有所不安，企图加以控制，“悉令罢兵诣行在所”。然而，此时的刘秀羽翼已丰，无须再演韬晦故伎，“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自是始贰于更始”一年以后，刘秀正式称帝，建立了东汉王朝。上当受骗的刘玄事后一定会为当时没有斩草除根而深自悔恨，可惜为时已晚。 第三，就韬晦之术的影响而言，则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韬晦外术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常见和最基本的权术手段。 它的广泛性，不仅表现为手段花样之多和运用场合之广，同时也表现为延用时间之长。从古至今，韬晦之术始终未能绝迹。韬晦之术为什么会有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呢？究其原因，无非有以下几点。 首先，历代剥削阶级统治集团虚伪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得不采取欺骗的手段。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本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都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卑劣私欲。但是，为了顺利地建立和巩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政治统治，他们又总是把自己阶级的私利冒充为整个社会的利益。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对于剥削阶级的各个政治代表人物来说，他们为了顺利实现个人的私欲，同样需要掩饰真实的目的，把自己的个人私利装扮成整个社会或本阶级、本集团的整体利益。出于这种需要，就造成了韬酶之术在古代政治斗争中的不可避免性。 其次，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文化环境为韬晦之术提供了适宜的生存发展条件。 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所推崇的政治风范，例如“温良恭俭让”、“中庸”之道、“克己复礼”、清静无为、与世无争、谦谦君子、大智若愚等等，一方面本身就带有很大程度的虚伪性，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阻碍公开竞争和压抑个性发展的政治文化环境。“敢为天下先”、公然宣称自己的政治抱负、显露才华能力等等行为，则不仅在实践中容易树敌招怨而成为众矢之的，而且在社会舆论中也常常蒙受“狂妄”、“自大”之类的恶名而遭受鄙夷和谴责。在这种舆论环境和心理因素的压迫下，野心家固然需要利用韬晦做为保护色，就连正直的人们也不得不处处慎言谨行。所谓“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的韬晦行为，不但为中国古代政治道德所容忍，甚至成为统治阶级知识分子所景慕的政治风范。上述因素使得韬晦之术有着广泛的市场。 再次，韬晦之术本身的实效性，决定了它在政治斗争中历久不衰的生命力。 如果暂且摆脱韬晦之术的政治目的不谈，仅就单纯的政治技巧而言，行之有效的韬晦之术也不可能不受到政界中人的重视。手段总是为目的服务的，能够实现目的的手段，理所当然地会受到使用者的欢迎。作为一种进取手段，韬晦之术的威力就在于它出其不意的效果。它的技巧表现在：掩饰了进取者本人，使政敌事先不知进攻将来自何人；掩饰了进取者的真实目标，使政敌无法预知进攻将从何处突破；掩饰了进取的时机，使政敌将面临突然袭击。韬晦之术的技巧及其威力，无疑会得到政界中人的赏识。历史上韬晦之术成功的实例，更是增加了这种权术手段在古代政治武库中的身价和魅力。 又次，韬晦之术作为古代官僚在险恶的宦海生涯中得以自保并稳步高升的有效方法，在政治斗争实践中易于被仿效推广和继承传授。 明代首辅张居正自幼聪明，两岁识字，５岁入学读书，１０岁通六经大义，１２岁府试得中，成为名震一方的“神童”秀才。１３岁那年，张居正参加乡试，考中即为举人。尽管其本应中举，但终未能得中。当时的湖广巡抚顾从爱惜人才出发，特意嘱咐主考官不予录取，以免张居正少年得志、不知韬光敛迹、将来难当大任。张居正举业受挫，恍然醒悟，三年之后再次中举。踏入仕途后，他恪守中庸之道，进退得宜，“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 有明一代，凡君主专权有为之际，干练有为之将相多被翦除，唯张居正任首辅十数年，名、身双保，得以善终。 总结自己宦海沉浮的经验，张居正终生不忘那位当年将己金榜除名的巡抚顾璘，曾作文自言：“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对首次举业受挫所带来的毕生受用不尽的教益感激涕零。作为一种政治经验，韬晦之术在古代官僚阶层中有着广泛的市场。上文所述张居正的经历，即是其中一例。 在阶级社会的政治斗争中，韬晦之术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广泛的运用。深入具体地剖析中国古代的韬晦之术，对于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某些规律、对于增强人们识别阴谋诡计的现实能力，显然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旧唐书。高祖纪》 《旧唐书。宣宗纪》 《史记。王翦列传》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傅子》 《后汉书。杨震传附杨修传》 《华阳国志。卷六》 《韩非子。说林上》 《君主论》，潘汉典译本第９２页。 《史记。魏公子列传》《史记。萧相国世家》 《后汉书。光武帝纪》《明史纪事本末》卷１６ 《水浒传》第十九回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及注引《魏末传》 《史记。吕不韦列传》高诱：《吕氏春秋序》《汉书。霍光传》见戴逸：《简明清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５４页。 《汉书。外戚传》《汉书。元帝纪》《流治通鉴》卷１７９《战国策。秦策五》《汉书。王莽传赞》《史记。田单列传》事见《左传。僖公五年》《汉书。王莽传》《资治通鉴》卷１８０页 白居易：《放言五首》第一、三首 《后汉书。光武帝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５３页。 《论语。公冶长篇》 《明史。张居正传》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五》